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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机构:美国国家安全局揭秘》全文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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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7-28 13:54 |显示全部楼层
作者:[美]詹姆斯·班福德

第一章 回忆

    他步履匆匆地向大厅走去。其实他的步伐并不快,但却显得焦急不安,就像课间休息时刚跨出教室却又被告诫不要到处乱跑的孩子一样。快到中午了,暖和的空气变得潮湿凝重,沿着长长的大厅走廊,人们迈着八字步缓慢地往前挪动着。1930年6 月,位于华盛顿纪念碑旁边、盖得方方正正的军需大楼是一个单调乏味的研究机构。漫长的走廊连着漫长的走廊。大厅中密密麻麻地摆着一大片橡木桌子,一排高大的廊柱把大厅从中间分开,每一根柱子都标着一个数字,指明一个特别的办公区。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他突然向左拐进了一个几乎空荡荡的侧厅。侧厅两旁是一扇扇紧闭着的门,门上装着不透明的窗户,也没有标上房间使用者的姓名。他要去哪儿?他们的心里感到纳闷,但脚步一点儿也没放慢,一排排汗珠浸湿了他们的额头。38岁的威廉。弗雷德里克。弗里德曼出生于俄罗斯,他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研究、训练和解释破译密码这门奇特的艺术。一年前他被任命为陆军一个新的秘密机构的头目,同时他也是这个机构惟一的雇员。建立这个秘密机构的目的是分析和破译外国的密码。现在,由他一个人组成的电讯情报处终于有了雇员,他们中间的三个人此时就紧紧地跟在他的身后。
  走到侧厅中央,弗里德曼向右拐进了3416房间。这是一间很小的办公室,里面有一个在大银行一般都可见到的那种厚重的黑色保险库。他把手伸进外套里边的口袋里,从中间掏出一张小卡片。他先站到了又厚又圆的号码盘的正前方以挡住其他人的视线,随后才开始扭动号码盘。几秒钟后他使劲拉了一下银制的门销,缓缓地打开了沉重的大门,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另一道铁墙。这次他从裤兜里掏出一把钥匙插人锁中,打开了第二道门,里面如同月食时的子夜一样漆黑一片。
  他的身影消失在黑暗之中,过了一会儿,他找出了一盒火柴,并擦着了一根。
  淡淡的火苗似乎使他线条粗扩的面庞变得柔和了一些:消瘦的面颊,嘴唇上纤细的唇纹,窄窄的一缕小胡子像尺子一样笔直,向后梳理的头发紧贴在头皮上。站在保险库外面的是他的三名新雇员。现在是让他们知道这一秘密的时候了。弗里德曼拉了一下悬挂着的灯绳,头顶上的电灯亮了,接着他又打开了旁边的电风扇,让散发着一股霉味的热空气流动起来。“先生们,”他严肃地说,“欢迎你们来到美国黑室的秘密档案库。”
  几个星期之前,新招募来的雇员还根本不知道破译密码是怎么回事。站在文件柜旁的弗兰克。B.罗利特穿着一身漂亮的新衣服:蓝哗叽呢茄克衫,白色的细条纹裤,白色的小山羊皮鞋。罗利特身体结实,圆脸庞上戴着一副无框眼镜。他很庆幸今天穿了一身新衣服,为此他感到很自豪。他原本是弗吉尼亚南部的一个乡村中学教师,一年前刚从弗吉尼亚一所规模很小的学校——埃米利。亨利学院获得数学学位。
  站在罗利特边上的那两个人外表截然相反。亚伯拉罕。欣克夫又矮又瘦,而布鲁克。库尔伯克又高又壮。两人原来都是纽约的中学教师,都毕业于纽约城市学院,都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
  像巫师对他的门徒传授如何才能长生不老的神秘方式一样,弗里德曼一开始先讲授美国密码术的秘史。他用低哑的嗓音向他的年轻雇员讲述了黑室这个美国最早的民间破译密码组织的情况:10年来它如何在纽约穷人区以极其隐蔽的方式工作;它如何成功地破译了大约二十多个国家的一万封电报,其中包括以极难破译的日本外交密码发出的电报;它如何在破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裁军会谈代表们的往来电报时发挥了关键作用,从而使美国代表团了解了对手的底细。他讲到了黑室的领导人赫伯特。奥斯本。亚德利这位嗜酒如命、喜欢打扑克的人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如何指导了陆军的密码破译活动。
  接下来他谈了八个月前黑室被关闭的经过。新任国务卿亨利。史灯生发现美国不仅破译敌国,而且还破译盟友的密码时怒不可遏,下令立即让黑室关门歇业。弗里德曼讲了亚德利和黑室的其他成员被解雇的情况,他还谈了美国政府如何天真地放弃了破译密码这项事业。
  前景令人十分担忧。如果爆发一场新的战争,美国将不得不再次从零起步。在破译日本密码方面取得的优势将丧失殆尽。当美国迫于外交压力取消黑室时,外国将获得极大的进步。站在放置老黑室被毁坏档案的保险库中,弗里德曼对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三名新助手说,他们就是新的黑室他说陆军暗地里批准重建这个组织,并将其深深隐藏在军队机关中,它的名称也改为电讯情报处。国务院绝对不知道它的存在。
  1930年6 月底,美国全部的密码破译秘密组织——人员。设备和档案——都被妥善安置在一个面积为25平方英尺的保险库中。
  在巴尔的摩一华盛顿大道向南行驶一侧靠近马里兰州一个名叫安那波利斯。琼斯凡的小村庄附近,一道特别建造的出口斜坡很快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在密密的树林遮蔽下,这道斜坡通向一座迷宫。迷宫的周围环绕着铁丝网,巨大的石块一块接一块摆放得密不透风。到处都安放着移动探测器、高压水车和厚重的隔离墩。
  在警戒期间,突击队员身着黑色准军事制服,头戴特制头盔,手持包括P 毫米柯尔特自动步枪在内的各式武器,随时准备采取行动。他们被称为“黑衣人”。电子监视器的摄像镜头注视着下面的情况,武装警察在边界四周巡逻。根据国内安全法的处罚条例,黄色信号灯警告任何人不得拍照,不得记笔记,甚至不得画简单的素描。
  在远处坐落着的是一座同地球上任何地方都不同的奇特的城市。占据这座城市的是有史以来规模可能最为庞大的秘密机构。
  1931年,弗里德曼和他的三名新雇员首次在保险库相聚,71年过后,黑室的直系后裔需要整整一座城市才能容纳得下。在钢筋混凝土建成的那片无人区的后面是一个外人毫不知晓的神秘世界。由六十多座大楼构成的这座城市包括了办公区、仓库区、工厂区、实验室和生活区。数万人在绝密的状况下在这里工作。大多数人一辈子也不会告诉他们的配偶他们究竟在做什么。在2001年即将来临的时候,黑室已成为一个黑色帝国,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密程度最高、技术最为先进的间谍组织——国家安全局的大本营。
  在这座奇特而神秘的城市里,就连神父和牧师也要受到最高级别的安全检查,宗教活动仪式在一个保密房间里举行。“国家安全局的圣诞晚会是一个大秘密,”
  安全局的一位前任副局长回忆说,“他们明明是在科尔赫德大厅搞室内晚会,但偏要把它叫做另一个名字。”官员们的头衔是“匿名长官”,甚至连登载垒球赛和陶瓷俱乐部活动安排表的当地新闻通知也被告诫要“一经阅读立即销毁”。神秘城是世界上超大型计算机、高级数学家和语言专家最集中的地方。在围栏里面,时间是以千亿分之一秒计算的。
  附近的居民只能猜测禁止通行的斜坡那边究竟隐藏着什么。县里的官员说他们不知道有多少人在那里工作,没人能够告诉他们。据说,县计划局的交通计划人员曾经在通向这座城市的公路上铺设了一条计算交通流量的胶皮线,但武装警察立刻过来把它剪断了。“在很长时间里我们从未告诉任何人我们是谁,”一名安全局官员承认,“我们不关心社区活动,安全局以外的任何人都可能是敌人。”
  为了缓和同邻居的关系,神秘城的官员们破例邀请马里兰州运输事务秘书詹姆斯。莱特泽尔到城里观光。但这位州政府官员极为失望,“我他妈的根本没看出什么名堂,”他说。
  附近一家加油站的老板克利夫特。鲁普说所有进出这座城市的人都不与他人往来。“他们说他们是国防部的人。他们从来不谈工作。”有一次,一名新闻记者偶然走进加油站并写了几行笔记,两辆警车从神秘城飞驶而出直奔加油站,要求记者出示身份证。这种反应是很正常的。一位受雇于房地产开发商的摄影家刚爬上神秘城旁边的一个山丘,准备用快照拍下一些未来建筑工地的照片,国家安全局的保安车立刻将他围了起来。“他们把他逮起来,审问他在干些什么,”这项工程的合作开发商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高级副总裁罗伯特。R.斯特劳特埃。审问期间,这位摄影家不仅矢口否认他想拍摄神秘城的照片,而且说他根本就没听说过还有国家安全局这么个机构。由于担心这座11层办公大楼的使用者可能窥视神秘城的活动,国家安全局干脆在工程尚未结束之前就将整座大楼租了下来。
  为了打消邻居们的好奇心并同他们和睦相处,国家安全局局长、海军三星中将威廉。斯塔德曼曾经向这一地区的少数几位社区领袖简要介绍了神秘城的情况。
  “我是胆战心惊地向你们讲这番话的,”他警告说,“避免大肆张扬是美国国家安全局的规矩。”尽管如此,他还是向这几个人简要介绍了国家安全局的庞大规模。
  “在美国所有的情报机构中,我们是规模最大、技术最强的。我们的雇员最多,我们的预算也是最多……我们不仅在国家安全局总部拥有大量雇员,事实上在我们控制的各个领域——主要是军事领域,我们的雇员数大大超过了马里兰总部的人数…
  …我们的雇员数以万计,这一系统的预算每年达到数十亿美元——每年数十亿美元。“
  10年前,在位于神秘城中心地带的1 号行动大楼的第3 层,一大群人拥满了大厅。弗兰克。罗利特站在讲台上,颁发为表彰他的功绩而以他的名字设立的年度奖金。罗利特注视着以他的前上司命名的弗里德曼体育馆的听众,他的思绪无疑回到了1930年6 月那个闷热潮湿的中午一一他足蹬白色的小山羊皮鞋,穿着蓝色哗叽呢茄克衫走进黑暗的保险库,第一次了解黑室的秘密。此刻他的心里一定在感叹:黑室的规模变得多大啊!
  在20世纪后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发展这一机构的目的只有一个:破译极难对付的俄罗斯密码系统,窃听其最为机密的电讯谈话。但是,在这些密码破译专家搬进无菌的超级计算机试验室和干净明亮、没有回声的工作室之前,在新的冷战初露端倪的时候,为了解开那个复杂深奥的谜团,他们曾潜入黑暗的湖底,走进泥泞的沼泽……
  第二章 汗水下士的皮鞋陷入了泥泞而肥沃的黑土地里,泥浆像溶化了的巧克力一样从紧绷着的鞋带中间流淌出来。春天的夜晚又黑又冷。下士浑身上下沾满了泥巴,他踉踉跄跄地向后退着,竭力想把肩上扛着的那个沉重的木箱子弄平稳点。他的身后跟着好几个人,每个人肩膀上都扛着硬梆梆的木板箱,松木板条散发出一阵阵沁人心脾的芳香。除了蟋蟀的鸣叫和偶尔有人低声说话时发出的咕哝声外,四周一片寂静。
  沉重的木板箱被人从船上抛入湖中央而发出的溅水声在这寂静的黑夜里显得格外刺耳。德国人妄图把他们的秘密永久埋藏在深深的湖底。
  这是1945年4 月的最后一个夜晚。在数百英里外柏林的一个散发着霉味的地下室里,阿道夫。希特勒偕他的新婚妻子向身边的每一个人,向第三帝国,向黎明作最后的告别。纳粹的余烬即将永久熄灭,取代它的是苏联共产主义的熊熊烈焰。
  就在希特勒婚后自杀的五天之前,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威廉。多诺万将军向哈里。杜鲁门总统上呈了一份秘密报告。这份报告描述了爆发一场新的冲突的危险性。
  多诺万警告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结束,“美国将面临一种新的局势,这一局势潜在的危险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得多”。他告诫道,和任何已知的对手相比,俄国“对美国是一个更加可怕的威胁”。
  在过去近一年的时间里,华盛顿和伦敦已经在秘密策划新的冷战的第一场战斗了。同上一次战争不同,这场战斗将在隐蔽的状态下进行。战争的目的不是攻城夺寨,而是捕捉信号;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强健的体能和枪炮子弹,而是复杂的数字计算和高速计算机。人们以后将知道这项行动的代号是“信号情报”,而最初它用了一个很斯文的名称“阅读他人的邮件”。信号情报行动包括两部分:通讯情报,即窃听用普通语言进行的谈话;电子情报,即捕捉诸如雷达等设备发出的信号。
  在希特勒自杀前一个多月,这场战斗就开始了:由美英密码破译专家组成的一支小分队乘飞机越过了英吉利海峡。这支小分队是代号为“目标情报委员会”这个绝密组织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组织的使命是在战争行将结束时尽可能多地捕获德国密码破译专家和密码破译设备。如果这一目的能够如期实现,盟国的密码专家就能发现盟国中哪个国家的密码系统因被破译而容易受到攻击。与此同时,由于德国人已经研究出破译苏联密码的先进办法,西方将因此而大大缩短找到破译苏联密码系统方式的时间。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抢在俄国人之前找到这些德国人和德国设备,否则俄国人就可以利用德国人取得的成就破译美国和英国的密码。
  1944年夏天,美国电讯情报机关驻欧行动处处长乔治。A.彻上校一手创建了目标情报委员会。这个组织的情况属于绝对机密,直至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美英两国政府仍将它的行动列为超级机密。1992年,国家安全局局长将保密命令的有效时间延长到2012年,这大概使目标情报委员会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个秘密。
  大西洋两岸的高级指挥官们很快即认识到成立这样一个组织的潜在价值。1944年9 月,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将军给伦敦盟军总部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发了一封密码电报,命令他给予目标情报委员会最优先权。同一天晚些时候,马歇尔又给艾森豪威尔发去了一份清单,详细列举了他要求目标情报委员会缴获的项目内容,其中包括能搞到手的所有密码破译文件和设备。
  目标情报委员会成员位于极少数知道美英已破译德国高级密码这一绝密消息的人物之列。同时他们还知道,谁在获取希特勒的密码机密贮藏地的竞赛中获胜,谁就会在下一场战争——不管是热战还是冷战——中占据有利位置。由于目标情报委员会中的许多成员将掌管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英国战后密码破译中心,这场战争最终还是得由他们来进行。
  在四年多的时间里,德国最优秀的密码专家一直在研究美国、英国和俄国的密码系统,并且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幸运的话,在第三帝国的某个废墟里,盟国将找到破译复杂的苏联密码的钥匙,从而为完成这项目前进行得很不尽人意的工作节省数年的时间。此外,在某个锁着的地下室里很可能存放着一些被德国人截获并破译的俄国电报,这些电报将大大有助于盟国洞悉苏联在战后的政治和军事企图。与此同时,战俘审讯记录和其他文件将清清楚楚地显示美英密码系统存在的缺点和弱点,而这些缺点和弱点在未来的冲突中很可能会造成致命的损失。
  由于所有关键的密码分析中枢机构都设在柏林,这一行动就显得愈发紧迫;俄国军队很快就将占领这一地区。因此,“这项计划的目的是通过空运行动同时占领并掠走主要的信号情报中枢机构的一切物资”,目标情报委员会在报告中说。这些信号情报中枢机构的位置已被盟国用绝密破译手段确定下来——德国人用高级密码机加密的电报已被英美专家破译。
  正如目标情报委员会的报告所指出的那样,这次行动要实现下述四项主要目的:1.获悉德国破泽英美密码的努力已进展到何种程度。
  2.防止德国针对英美而进行的密码破译行动所获得的成果落人溃败的德国军队手中;3.抢在德国人采取破坏行动之前夺取德国的密码技术和发明;4.在对日作战中利用电讯情报的价值。
  “目标情报委员会的使命是极为重要的,”这份文件总结道,“美国密码分析人员当时并不知道美国的通讯联络在多大程度上是安全的或不安全的,他们也不知道敌人的密码分析能力究竟有多强,物资条件究竟有多好。”
  目标情报委员会的计划是赶在纳粹战争机器土崩瓦解之前迅速俘获敌方的密码技术专家、文件和设备。到1944年圣诞节前,这一计划已基本拟订出来。然而,短短几个月内,德国已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希特勒的密码破译机构已四散而逃,这项计划“已经难以实现”。英美伞降小分队俘获敌方密译专家和物资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
  在这种情况下,目标情报委员会决定让六支小分队处于待命状态,随着英美军队的推进而将他们空投到敌人后方。这几支小分队将“占领并利用已知的和新发现的信号情报目标,同时还要搜索其他的信号情报目标和人员”。
  布莱切利公园是一座维多利亚时代修建的庄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部分时间里,未来的目标情报委员会的成员们都在这座庄园中单调乏味的哥特式砖木结构小楼里辛勤劳作着。布莱切利公园隐藏在雾蒙蒙的英格兰白金汉郡之间,它的正式对外名称是“政府密码学校”。战后它更名为“政府电讯总部”。将这个机构建在这座庄园是因为它位于牛津和剑桥这两所大学之间,便于招募新的雇员,距离伦敦也只有47英里。
  在俭朴的办公室里,由数学家、语言学家和英语教授组成的工作小组绞尽脑汁研制对付纳粹德国的致命武器。正如目标情报委员会的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德国的高水平密码“虽然构思得非常巧妙”,英美密码破译专家的智慧却“更胜一筹”。
  盟国显然具备大规模窃听德国通讯的能力,近来,有人据此提出疑问:盟国是否很早即发现了大屠杀的迹象?“盟国电讯情报部门从战争开始就一直在利用法国密码,”国家安全局历史学家罗伯特J.汉耶克最近在安全局的弗里德曼礼堂做报告时说,“在截获的维希政权的外交电报以及法属殖民地的无线和有线通讯中,盟国很快就发现了排犹言论。”迫于德国占领当局的压力,法国从1942年开始将犹太人集中起来,然后用船将他们送往“重新安置地点”,也就是集中营。
  根据汉耶克所做的一项综合研究,盟国电讯情报部门能够从法国维希政权同外国首都之间的有线和无线通讯中分析出有关将犹太人集中起来的消息。电话中经常传出询问被拘押在法国集中营的亲人下落的焦虑不安的声音。但这类情报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关注,盟国关心的重点一直是军事战略通讯,而不是普通的外交电文。汉耶克说:“有关大屠杀的情报对盟国战略来说是不重要的。电讯情报部门知道有关大屠杀的情报吗?问题不在于有没有破获情报,而在于盟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对正在发生的事究竟持什么态度。”
  1945年3 月,当英国阴冷漫长的冬季即将结束时,目标情报委员会各行动小分队呈扇形穿越德国,四处搜寻德国密码破译人员以及他们掌握的书籍和设备。被安排到布莱切利公园工作的美国陆军少校保罗I.奈夫回忆说:“有一天,我们接到一个紧急电话,他们偶然在一个古堡里抓到了一群德国人——全是从事密码编写和电讯情报的专家。布莱切利公园很快把我派了过去。”几天之后,奈夫到了德国萨克森州的那座古堡。
  “战争仍在进行,我们前进得太远了,”奈夫说,“我们把这些人分了类,挨个审讯,尽力弄清楚他们从事什么工作,分别担任什么职务,想方设法把所有遗留下来的文件弄到手。但问题跟着就来了:如何处置这些人?他们很明显掌握着大量有用的情报。你们或许也知道,这些德国人在破译英美密码的同时也在分析俄国的密码。”奈夫发掘出的是一座金矿,他不仅捕获了一批破译俄国密码的专家,而且这座古堡还是德国外交部的一个电讯档案库。奈夫面临的窘境是这座古堡所处的地区已划分给苏联管辖,俄国军队很快就会抵达这里。他必须尽快将这些人员和密码破译材料带走。
  奈夫请示了目标情报委员会驻伦敦行动处处长彻上校,建议用船将这些文件以及德国密码破译人员运回英国。但将这些俘虏用船运过英吉利海峡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他们将此事报告伦敦后显然遇上了麻烦,因为他们拿不定主意该怎么做。
  他们必须向检察总长说明这样做是否合法。“最后,英国人同意将这批德国人秘密押送到英国。”有一天,我们得到一架飞机,“奈夫说,”我们把这群人押到机场,送上飞机,让他们飞往伦敦。英国人逮捕了他们,把他们关了起来井逐个仔细地审讯。我不知道目标委员会的审讯记录到底写了些什么。“两天之后。俄国军队占领了那个地区。
  5 月的一个清晨,保罗。A.惠特克从梦中醒来,睁眼看看表,时间是4 点45分,窗外仍然是漆黑一片。这名美军中尉军官身材短粗,长着一头浓密的棕发。两年前他被安排到布莱切利公园3 号楼工作,负责翻译和分析陆军和空军电报中已被破译的密码。
  惠特克这年38岁,和他的下级军官同事相比,他的年龄显然大多了。他于1942年加入陆军,此前十几年一直在美国、德国和奥地利学习和教授德语,并在俄亥俄州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30年,他在慕尼黑大学读研究生时,经常到巴伐利亚旅社旁边的一家大众餐馆吃饭。在这家餐馆没有油漆的餐桌旁,惠特克总能看见另一个常客。此人坐在离他不远的一张圆桌旁边,身边围着一群朋友和助手,他就是阿道夫。希特勒,当地一名默默无闻却又野心勃勃的政治家。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亮了地面上堆积的春雪,惠特克走出宿舍后顿时感到精神爽快。这场雪给这座暮气沉沉的庄园平添了几分美丽,红色砖墙的墙缝里布满了晶莹的雪花,被烟尘熏黑的墙壁也不显得那么难看了。
  惠特克没去3 号楼,而是径直向布莱切利公园的公共汽车站走去,在车站等车的还有另一名美军中尉军官西蒙七。诺兰,几年前他和惠特克一起来到英格兰。诺兰是在依阿华州北部长大的,他像一个农民一样健壮,肌肉发达,面部表情十分严肃。1942年人伍之前他在当地一所中学教了三年历史和德语,现在他和惠特克一道在3 号楼从事翻译工作。
  6 点整,一辆特殊的公共汽车开进了车站,十几名军官和士兵——其中既有美国人,也有英国人一一挤上了车。坐在惠特克身旁的是另一名美国军官阿瑟。利文森。来自纽约的利文森身材高大,衣着整洁,是一位出色的数学家,他在6 号楼从事密码分析工作。像惠特克和诺兰一样,利文森来英国之前一直在研究密码问题。
  1943年7 月,惠特克。诺兰、利文森和另外七名密码专家搭乘英国巨轮“阿奎塔民亚”号来到苏格兰。几周后他们被安排到布莱切利公园,成为美军第一批密码破译专家。
  满载乘客的公共汽车摇摇晃晃地驶出了布莱切利公园的大铁门,岗亭里的哨兵向他们行持枪礼。像头一次走出修道院的僧侣一样,目标情报委员会最新组建的这支小分队根本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自从“谜”工程开始后,英国就规定不许把任何参加这项工作的人派往作战地区。几年来“”布莱克利公园“的工作人员就像是一群与世隔绝的旁观者,他们只能通过阅读报纸和窃听电讯来了解战况。
  公共汽车高速穿过白雪覆盖的英国中部地区,径直向伦敦驶去。坐在车窗旁边的霍华德。坎佩恩心潮起伏,激动不已。他是明尼苏达大学的一名年轻讲师,数学博士,曾向海军赠送了一套他自己设计的密码破译设备。尽管海军否定了他的发明,但让他学习了密码分析课程。他顺利通过了考试。“我最终在1941年12月5 日那一天获得了任命,”坎佩恩回忆说,“两天之后防空汽球就升了起来,我们投人了战争。”
  此时,公共汽车停到了克劳登空军基地,坎佩恩将带领这队人马飞往德国搜寻绰号为“鱼”的神秘的德国密码机。
  虽然布莱切利公园已弄清楚了“谜”密码机的秘密,但德国人又设计出了一种更好的密码机,专门用于最高层的电讯往来,包括发给希特勒以及从希特勒那里发出的电讯。德国密码专家将这种设备的原型机称“剑鱼”,美国和英国的专家则于脆称之为“鱼”。和“谜”不同,“鱼”可以在发报时自动加密,在收报时解密。
  此外,“鱼”不使用26个字母的标准表,而是使用32个字符的波特码,从而使这种机器变成一种高速电动打字密码机。
  目标情报委员会的行动目的是缴获一部完整无损的工作样机,这样就可以准确地掌握德国人是如何制造这种复杂精密的密码设备的。尤为重要的是,如果俄国人将来仿制并使用这种设备,盟国必须找到战胜它的更快、更好的方式。
  皇家空军的飞机飞得非常平稳,这使得保罗。惠特尼想起乘坐小船在风平浪静的大海上航行的情景。和乘坐这架飞机的其他几位同伴一样,他也是第一次坐飞机。
  “从空中俯瞰,大地上的景色并不令人觉得有什么奇异之处,”惠特克在他的黑皮小本上写道,“或许是看过许多从飞机上拍摄的电影的缘故,从一英里高的空中往下看,小房子和田野都和从地面上看没什么两样。”
  几天之后,这支小分队乘坐一辆橄榄绿色2 吨半载重卡车和一辆敞篷吉普车闯入德国,目的地是巴伐利亚南部一个名叫考夫巴伦的小城。他们怀疑在这座城市里设有德国空军重要的电讯情报中心。目标情报委员会小分队中的许多人刚从英国乡间的秘密基地中出来,因此对战争造成的破坏毫无思想准备。“道路上布满了被炮火击中后烧毁的坦克和各式各样的运输车辆,”惠特克在旅行日记中写道,“许多村庄——甚至是很小的村庄——惨遭破坏,到处都是断壁残垣。”
  午夜左右,小分队抵达奥格斯堡,这座城市很快将成为国家安全局在欧洲最为秘密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监听站。这天夜里他们留宿在德国空军从前的一个指挥部里。
  第二天早晨,小分队在地下室发现了一个通讯中心。盟军推进的速度非常之快,在一些建筑物里显然还隐藏着一些未被清剿出的前占领军人员。这座地下室里的德国人逃跑得很匆忙,美国人到达时电动打印机仍在吐出又薄又长的电报纸。
  电报内容显示出德国人撤退时内心的恐慌。“那边的情况怎么样?”机器里正在传出的一份电报这样问道。惠特克看到这封电报是一个士兵从乌尔姆发给驻奥格斯堡的一个同伴的,“这里的报道说美国人已经到了奥格斯堡。”“没有的事,”
  同伴回答说,“这里一切正常。”但他突然又加了一句:“我的上帝,他们来了。
  再见。“
  几天之后,小分队交上了好运。他们缴获了由4 辆电讯卡车组成的一支德国运输车队,车上装载着4 部“鱼”密码机,同时,还捕获了一名电讯技术人员、数名德国司机及一名带队的德军中尉。阿瑟。莱文森和研究“鱼”密码机的英国专家拉尔夫。特斯特少校押送这批设备及捕获的德国人返回了英国。这批机器运抵布莱切利公园后立即被拆解开并进行仿制,以便彻底弄清楚它们究竟是如何制造和运行的(莱文森后来回到华盛顿并担任了国家安全局俄国密码破译部门的负责人)。
  缴获了这么多“鱼”密码机及其他设备,布莱切利公园的工程师们足够忙一阵儿了,小分队转而将工作重点放到搜寻重要的德国密码破译专家方面。1945年5 月21日,海军少校霍华德。坎佩恩和目标情报委员会的其他几名军官审问了被拘押在罗森海姆的几名德国电讯情报人员。这批人一直为德国反间谍总部中的一个电讯情报部门工作,这个部门正是目标情报委员会要搜寻的一个重要目标。这些俘虏向坎佩恩交待的供词将致使盟国取得冷战时期密码破译史上最重要、最机密的一大成就。
  这些俘虏交待,他们的指挥机关已经制造了一种能够破译最高级俄国密码系统的机器。这部机器此刻就埋在附近一座楼房前面的圆石底下,它是德国人专为破译先进的俄国电传打印密码而设计的。
  如果这一情况属实,那的确是一个惊人的发现。六年来,美英密码破译人员把注意力完全放在德国和日本方面,根本无暇顾及俄国和其他国家的情况。随着战争的结束以及俄国成为新的主要对手,这些密码破译人员不得不从头做起。如果一台能够破译俄国高级密码的机器果真埋在附近,那就可以省去若干年苦思冥想的研究时间。
  这些德国人急于被放出监狱,他们很快同意领着目标情报委员会的小分队去搜寻这台机器。坎佩恩丝毫也没有犹豫。第二天一早,身着德国军装的28名战俘就开始移动圆石,用铁锹和镐头挖开地面。沉重的大木箱渐渐露了出来。战俘们将这些木箱一个接一个地从坑里拖出来,不大的院子很快就堆得满满当当。在堆积如山的木箱中,有12个属庞然大物,每个重达600 磅。每个重100 磅的箱子有53个,每个重50磅的箱子大约也是53个。这一大堆木箱子的总重量大约是7.5 吨。
  后来几天,这台深灰色的设备被小心翼翼地从木箱子里搬了出来并安装在这座楼房的地下室里。接下来,奇迹发生了,高度保密的俄国电讯以清楚易懂的明码源源不断从这台机器中涌了出来。刚刚到达这个营地的惠特克感到十分惊奇。“我们到达前这些德国人正在卖力地工作着,”他在笔记本上潦草地写道,“他们已经安装好了一台机器,我们到达时他们正在接收电报。”
  俄国人的电讯装置可以把通讯信号分成9 个各自独立的部分,然后用9 个不同的频道发射出去。德国人研究的这种机器能够截获俄国人的讯号,并能按恰当的顺序将它们重新组合起来。对坎佩恩和目标情报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来说,这是一个一生难得的发现。回到华盛顿后,坎佩恩的职位一步步地升迁,最终成为国家安全局的研究部主任。
  展示一结束,坎佩里立即让那些德国士兵将机器重新包装起来。第二天,这部机器将被装上由4 部卡车组成的车队。两名目标情报委员会成员——其中包括以后也将在国家安全局长期服役的诺兰中尉——押送这部机器和德国战俘返回伦敦。这部机器被安装在布莱切利公园附近,随后很快便开始运作,后来它又被运回华盛顿。



  发现破译俄国密码机器是美英政府至今仍绝对禁止透露有关目标情报委员会行动的一切细节的首要原因。
  目标情报委员会小分队总计搞到重量大约有5 吨的德国电讯情报文件,此外还找到大批密码破译机器设备并将其运回了布莱切利公园。
  目标情报委员会小分队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审讯近200 名德国密码破译专家。
  有些审讯工作是在一个代号为“垃圾箱”的秘密地点进行的。除了破译代号为“鱼”
  的俄国密码机的秘密之外,使目标情报委员会披上神秘面纱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被秘密押到英国的前纳粹密码破译人员受到了何种处置。这些战争罪犯中是否有人得到了新的身份并且被英美政府雇来破译俄国密码?在被秘密送到美国的人中有一位顶级的密码破译专家,他就是埃里希。许特海恩。目标情报委员会的一份文件写道:“如果没有此人的知识,密码破译工作几乎不可能取得任何重大成就。”
  在审讯过程中获得的一个惊人发现是德国人知道“谜”并非十分安全可靠。
  “我们发现德国人非常清楚用何种方式能够破译‘谜’的密码,”霍华德。坎佩恩回忆道,“但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做这项工作所需要的设备要一整幢大楼才能装下。我们具备这种条件:一幢装满设备的大楼。他们认为这是办不到的。”
  目标情报委员会所获得的资料对华盛顿确定美国自身的密码系统哪些是安全的、哪些是不安全的提供了极大的帮助。缴获的文件和战俘的供词证明,虽然德国密码破译人员能够破译一些低水平的密码系统,但大多数重要密码是安全可靠的。一份高度保密的报告写道:“欧洲密码分析人员无法破译美国陆军或海军的任何高级密码系统。”
  德国人根本不可能接触到美国的“鱼”,即代号为“西格巴”的美国密码机。
  像“鱼”一样,“西格巴”也能用于美国陆军和海军最为机密的通讯工作。事实上,因为目标情报委员会已经证实直到战争结束敌方的密码破译人员仍未能获得破译“西格巴”的方式,因此它仍可使用一段时间。后来停止使用这种密码机器的惟一原因是它的速度不能满足现代通讯的需要。
  目标情报委员会的报告还表明其他一些密码系统并不安全。一套陆军密码系统和一套海军密码系统一度被破译了。陆军部的两套末特别加密的电报密码被德国人破译了,匈牙利得到了陆军部第2 套密码表的直接影印件(可能是从保加利亚人手中获得的)。由于间谍的原因,驻埃及使馆武官使用的第11套军事情报密码在1942年夏天也被破译了。
  最严重的事件是美国和皇家海军在大西洋联合作战时共同使用的第3 套联合海军密码系统被德国人破译了。轴心国获得的这一成就导致了盟军的重大分化。此外还有一些密码系统被破译,但和盟国破译“谜”和“鱼”密码系统相比则算不了什么了。
  然而,目标情报委员会在战后取得的成就比战时取得的重大得多。战争结束后,情报目标发生了变化,电讯情报机构的规模大大缩小了,资金也不像以前那样充裕。
  随着冷战的开始,由于目标情报委员会的存在,美国取得了明显的优势。美国密码破译人员不仅掌握了俄国“鱼”密码系统的关键性秘密,而且摸清了几十个国家的密码系统的底细。例如,由于从德国获得了材料及得到英国人的帮助,进出阿富汗的外交文电“实际上100 %都可以破译”。于是,当苏联官员和阿富汗首相讨论亚洲外交问题时,美国人可以听得一清二楚。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时,美国试图破译的只是日本、德国、意大利和墨西哥的密码系统。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根据目标情报委员会的报告,“密码破译行动的范围已涉及除英苏两大盟国外所有使用密码通讯的国家‘。此时,被美国破译密码系统的国家包括阿根廷、比利时。巴西、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共和国、埃及、厄瓜多尔、埃塞俄比亚、芬兰、法国、希腊、匈牙利、伊朗、伊拉克。意大利、日本、黎巴嫩、墨西哥、荷兰、秘鲁、葡萄牙、沙特阿拉伯、西班牙、瑞士、叙利亚、泰国、约旦、土耳其、乌拉圭。委内瑞拉和南斯拉夫。
  从偷袭珍珠港到1945年8 月,陆军电讯安全部所属的语言处测览了100 多万份被截获的电报,其中大约41.5万封被译了出来。但这项工作随后便结束了。陆军密码破译处处长W.普雷斯顿。科德曼准将认为将来再也无需为密码破译费更大的劲了。
  他把工作人员集合到夏日里用浓密的树叶遮蔽着他的司令部的那棵高大的枫树下,对他们说战争已经结束了,国家需要他们做别的工作。
  “一夜之间,占据战时密码资源的主要国家——德国和日本——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一份报告这样写道,“一直在接收敌方信号的无线电接收机一个接一个地关机了。天线拆除了,设备封存起来。遍布世界各地的监听站一个接一个地关灯锁门。陆军设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和印度新德里的监听站撤消了;战略情报局设在纽约州贝尔莫尔、加利福尼亚州塔尔扎纳、非洲黄色海岸安卡拉的监听站也撤消了。在西南太平洋战场为麦克阿瑟将军效力的无线电情报处和为欧洲战区服务的电讯情报处也偃旗息鼓了。”
  为数不多的一批美国密码破译人员留了下来,但也改变了工作方向。苏联此时成为他们的第一号目标。
  坐落在弗吉尼亚州沃特顿城郊区的文特山农场监听站是未被美国关闭的一个最重要的监听站。战争期间,文特山农场监听站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它能够对方圆数千英里的敌方通讯进行全方位的监听。战争结束后,有2600人留了下来,其中许多是监听人员,他们能够窃听俄国人用“鱼”密码机发出的外交和军事电报。战争一结束便接手领导文特山农场监听站的拉塞尔。H.霍顿上校说:“他们在文特山截获电传打印机上的文字,俄国人的电传打印机。如果我没说错,这种密码机有9 个频道组成的线路。监听人员把许多机器连起来,这样就可以将9 个频道分开,然后可以截获同西里尔字母发出的所有电报。”霍顿还补充说:“就我所知,战争结束前没有对俄国人采取这样的行动。”
  事实上,在战争期间就有一小批人在研究俄国的密码,当然只有为数极少的几个人知道内情。1943年,美国情报机构担心纳粹德国和俄国达成一揽子和平协议,进而结为同盟。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对同盟国来说不啻是一场噩梦。于是,几名研究德国密码系统的密码专家被抽出来安排到高度保密的新单位,他们的任务就是设法破译极为复杂的俄国密码。
  从1939年起,成千上万封来往于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加密苏联电报被从西部联合电报公司和其他一些商业电报公司的档案柜里调了出来。奇迹发生了:在7 对电报中发现了相同的密码字组。要知道即使发现一对具有相同密码字组电报的机会也只有10亿分之一啊!陆军密码破译人员找到了一处“破绽”,即一处错误或异常,从而打开了窥视俄国密码系统的缝隙。这一类破绽有可能是由于随机数生成器出现故障而造成的。然而,这个破绽却是因为苏联人重复使用一次性拍纸簿的纸张而产生的——这种做法违反了密码术的基本规则。一次性拍纸簿变成两次性使用了。国家安全局前高级官员塞西尔。菲利浦斯在破译苏联密码的早期工作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他说:“在1942年初的几个月中,苏联政府承受着巨大压力,苏联克格勃密码中心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将‘关键部分’的副本印在3.5 万张纸上,然后装订成一次性拍纸簿……于是,两套明显与众不同的一次性拍纸簿纸就这样生产出来了。”
  苏联密码编制人员决定复制这些纸张的原因很可能是一次性拍纸簿的突然短缺,这是希特勒1941年6 月入侵苏联造成。为了尽快满足对拍纸簿的巨大需求,苏联密码人员可能采取了最简便的办法——复写。
  据菲利浦斯估计,从1942年到1948年,也就是使用这种一次性拍纸簿期间,发往世界各地苏联贸易和外交邮政信箱的电报超过了150 万封。美国密码破译人员得到了100 万封,其中3 万封的密码是用复写纸印制的。尽管如此,密码破译人员仍要没日没夜地进行艰苦的工作才能把一封密码文本译成可读的电报。即便在当时,他们能破译的大多也是诸如苏联采购委员会船期安排等篇幅又长、内容又过时的电报。
  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密码破译人员一直在研究这些电报。到1980年档案柜最后关闭时,他们读出了1940年到1948年期间发出的2900余封苏联外交电报。这项代号为“维诺那”的密码破译计划是国家安全局历史上最为成功的行动之一。战后这项计划为破获苏联派驻美国的间谍网——其中包括搜集原子弹机密的间谍网——立下了汗马功劳。
  1945年4 月25日,当目标情报委员会的军官在欧洲冰冷的泥泞中艰难跋涉,试图发掘过去的秘密时,另外一组密码破译人员则注意着正在地球另一端举行的一场五彩缤纷的聚会,他们考虑的是如何改变未来。
  黑色的加长豪华卧车像一队队海狸一样在旧金山陡峭的山丘道路上疾驶而过。
  运载鲜花的卡车卸下一桶桶盛开的玫瑰。闪光灯频频闪烁,香棋酒像金门大桥下面的海水一样汹涌地流淌。这场盛大的聚会像一出百老汇戏剧一样光彩华丽,令人兴奋不已。操办这场聚会的是纽约著名的设计师乔。米尔策内尔,他曾制作过几出场面宏大的舞台音乐剧。电影院巨大的霓虹灯广告牌上显示出“欢迎联合国”几个光彩夺目的大字。这个场面不像是要举办一次严肃的外交活动,它更像是一场好莱坞电影的首映式。来自五十多个国家的代表涌进旧金山歌剧大厅,为新世界谋划一个框架,周围成群的观光客则试图奋力冲破警戒线,希望能亲眼看看某个著名人物。
  然而,美国代表们却掌握着一件秘密武器。像打扑克作弊一样,他们正在偷看对手的牌。罗斯福为美国能够主办联合国的开幕式拼尽了力气,在大多数代表看来这是美国的宽宏大量之举。但真正的原因却在于美国可以方便地窃听客人的谈话。
  外国代表团和它们相距遥远的首都之间要通过旧金山的美国电报线路进行电讯联系。由于战时审查法仍未废除,西部联合电报公司和其他商业电报公司必须将加密的和普通的电报统统给美国陆军的密码破译人员。
  一旦捕捉到信号,一架专门设计的延时装置会自动开机,以便让录音设备对准目标。他们同时还设计出几种装置,可以把一个单一的信号分送给几个不同的接收机。接下来被截获的电报将通过46条特别加密的电报线发往陆军密码破译总部阿灵顿大厦。到1945年夏天,每日截获电报的平均数已从1943年2 月的46865 件上升到289802件。仅仅几个星期前还在破译德军作战计划的密码破译人员此时却在为解开阿根廷谈判计划的要点而煞费脑筋。
  例如,在旧金山会议期间,美国密码破译人员一直在阅读法国代表团和巴黎之间的来往电报。法国代表团使用的是汉格林M —29式电报机。早在战争时期,美国陆军安全局就已经破译了这种复杂的6 轮发报机的密码。截获的电报显示出法国为了在战后维持它的大国地位而做出了何等不同寻常的努力。例如,4 月29日,法国代表团团长富克。迪帕克在发给戴高乐的一封密码电报中抱怨说,法国没有被选为出席会议的“邀请国”。“如果我们能够脐身发起国之列,”他写道,“所有的国家都会意识到我们将在世界上重新拥有我们的传统地位。”
  负责旧金山会议窃听和密码破译行动的是威廉。弗里德曼的门徒弗兰克呼。罗利特中校。会议结束后,他的工作也告一段落。“旧金山会议造成的工作压力解除了,”他写道,“每天24小时的工作时间也缩短了。工作小组的成员都认为他们为这次会议的成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旧金山会议突出地表明和平年代电讯情报的作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是截获电报的数量,更重要的是众多国家的秘密都可以被破译。哥伦比亚的电报提供了俄国和它的卫星国因“俄国对拉美国家态度傲慢”而产生分歧的细节。西班牙密电显示,西班牙派往旧金山的代表被告知要反对某些俄国动议。其中一封电报写道:“必须立即阻止红色阴谋。”捷克斯洛伐克的一封电报表示该国反对接纳阿根廷进入联合国。
  联合国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成为东西方间谍较量的场所。既然成立大会在旧金山举行,美国理所当然地要求把这个组织的总部设在美国的土地上,其目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方便国家安全局和它的前辈进行窃听和破译活动,而俄国人也乐于将联合国总部设在美国——他们正为没理由往美国多派一些间谍而发愁呢。
  自从目标情报委员会在战争结束时通过苏联一次性拍纸薄的破绽而发现俄国“鱼”密码机秘密,从而能够破译俄国人的外交、安全及贸易电报之后,美国密码破译人员运气好得惊人。他们确实在一夜之间就占据了一种极为有利的位置。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美国密码破译人员能够随意阅读苏联军队、警察和企业的往来电报,美国的安全机构可以相当完整地勾勒出“苏联的国家安全态势”。然而好景不长,到了1948年,几乎在一夜之间一切都销声匿迹。“这些密码系统一个接一个地很快沉默了,”国家安全局最近的一份报告写道。这份报告还认为这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情报损失。它成为国家安全局永久的‘黑色星期五”’。
  就像美国成功地侵入苏联秘密通讯网络一样,苏联人也秘密侵入了陆军安全局以及后来的军事安全局(陆军安全局被并入这一机构)之中。一位交际广泛的俄语专家成为首要嫌疑人,尽管他从未以间谍的罪名受到指控。此人名叫威廉。韦斯邦德。1908年,韦斯邦德出生于埃及,他的父母都是俄罗斯人。20年代他移居美国,1938年成为美国公民。四年后,韦斯邦德加入电讯安全部门,后来被委派参加了在北非和意大利展开的信号情报行动。战后他回到阿灵顿大厦,成为俄国处的成员。
  虽然韦斯邦德不是密码分析专家,但他凭借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而得以大致了解俄国处密码破译人员进行的工作。1950年,他的忠诚受到怀疑并被停职。此后,因故意不出席联邦大陪审团关于共产党活动的听证而犯下藐视法庭罪,被判入狱一年。
  1967年,他因疾病原因突然死亡。至死他都不承认参加过任何间谍活动。
  对美国密码破译人员来说,希望之光总要在一个坏时候降临。1950年6 月底,北朝鲜军队跨过三八线进入南朝鲜,朝鲜战争爆发了。像珍珠港事件爆发时一样,美国再次惊呆了。
  在北朝鲜发动战争的前一年,美国陆军、海军和空军的密码破译组织已被合并成一个统一的机构,即军事安全局。然而,军事安全局非但没有成为一个强有力的集权组织,集中管理在世界范围内日益扩大的电讯情报活动,反而允许原有的3 家机构仍然各自指挥窃听和密码破译行动。此举使军事安全局局长根本无从发挥领导作用。他甚至无法向第一线单位下达任务。如果他要下达任务,首先必须通过三军的安全机构,而这几个安全机构既可以接受任务,也可以改变任务,甚至可以置之不理。40年代末在军事安全局负责俄罗斯密码通信量分析,后来领导国家安全局俄罗斯密码破译工作的赫伯特L.康利把军事安全局比做一个“三头怪兽”。“出了军事安全局使用的几座楼房,他说的话根本就没人听。”这就是他对局长的评价。
  在北朝鲜发动进攻一周之前,军事安全局几乎还没把朝鲜视为信号情报工作的目标。在两列优先关注国家的目录中,北朝鲜位于第2 列中的第15位。设在日本岛上及其他几个地方的监听站将大部分窃听活动的目标都指向俄国。共产党中国也是重要目标,窃听和分析中国密码的监听站点共有87个。但由于军事安全局未能破译任何重要的中国密码系统,因此大多数只能将注意力集中在分析密码通信量,检查诸如发电日期、来往线路等“外部显示”方面。另一方面,战争开始时,负责监听北朝鲜通讯的站点只有2 个。它们总共只搜集了200 份电报,其中没有一封经过分析处理。“军事安全局没有朝语专家,没有朝语词典,没有通讯量分析辅助设备,”
  国家安全局后来的一份分析报告这样写道。
  尽管资源有限,线索却是存在的。一捆捆装在麻袋里的苏联电报(早在2 月份就截获的)显示出俄国把大批医疗器械及药品用船运到了朝鲜。与此同时,另外一些电报还表明苏联的无线电定向装置突然把目标对准了南朝鲜。
  1950年6 月25日凌晨3 时30分,三八线上惟—一位美国人、陆军上尉约瑟夫。
  达里格猛然间被一阵震耳欲聋的炮声惊醒。以150 辆苏制T34 坦克为先导的北朝鲜地面部队向南朝鲜发动了大规模进攻。达里格在进攻部队到来之前匆忙逃脱并发出了警报。国家安全局在最近一份高度保密的报告中写道:“战争爆发时,军事安全局(包括其他所有的人)的注意力在其他方面。”华盛顿最先是从驻汉城的一名记者发回的新闻中得知这一消息的。
  北朝鲜军队几天之内便拿下了汉城,随后继续向南方挺进,试图把朝鲜半岛统一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之下。与此相对应,美国军队作为联合军的组成部队迅速出动,向南朝鲜提供支援。到第一周的战斗结束时,南朝鲜被击毙、俘虏或宣布失踪的士兵已达4 万之众。
  战争开始后,军事安全局迅速开始调兵遣将。监听北朝鲜通讯的站点由2 个增至12个。从北朝鲜发出的任何信号都要在截获后10至12小时内发回军事安全局华盛顿总部。很快,每时每刻都有新电报发来,接收机的信号灯永远都是亮的。
  然而,密码分析工作确实没有进行。事实上,最先破译北朝鲜通讯密码的不是专业密码破译人员,而是一位陆军随军牧师,他使用的工具是缴获的密码本。哈罗德。亨利神父曾在朝鲜生活过一段时间,在那儿学会了朝鲜语。此后,大多数分析人员都把注意力集中在通信量分析及截获的明码电报上——这一招非常管用,因为战争初期北朝鲜人的通讯保密工作做的非常糟,他们用明码电报发出的是极端保密的作战计划!
  开战三个月后,一支规模很小的信号情报部队才进驻朝鲜半岛。然而,这支部队很快便遇到了重重困难:无线电定向装置受到了多山地形的极大妨碍,物资供应不足,装备过时,监听地点难以确定,各类设备不适于在崎岖地形上频繁转移,翻译人员奇缺,等等。
  从一开始地面战就打得很糟糕。到7 月底,由沃尔特。沃克将军指挥的第8 军被赶进了一个盒形地带,即釜山环形地带(这一地带是围绕南部港口城市釜山而形成的)。“我们进入……这一环形地带时,别提那些士兵有多狼狈了,”前海军陆战队一等兵莱昂纳德。科吉回忆说,“北朝鲜人装备精良,兵员众多,而我们这两方面都很差。”
  沃克的优势是他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得电讯情报,这些情报使他可以掌握诸如北朝鲜阵地的确切位置这类至关重要的信息。凭借这些情报,他可以不断地将部队调往敌军打算发动新的攻击的地区,从而最大限度发挥有限的人力和物力资源的效用。
  随着麦克阿瑟对位于敌军后方的仁川港发动大胆而又野心勃勃的登陆作战,沃克的部队终于冲出环形地带,加入进攻行动,使北朝鲜被迫处于守势。
  从某种程度上说,在朝鲜进行的信号情报工作和电影《回到未来》中的某个场面极为相似。前沿部队将一些测听装置安装在地堡中,原来是想让其在敌军靠近时发出警告,但陆军安全局的人员发现这些装置还可以收听电话交谈。于是他们便利用这些装置进行窃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是一种惯用的手段,此时人们早把它忘了。这种利用感应原理进行的电回路窃听使陆军安全局搜集到了一些中国和朝鲜的电话通讯情况。然而,为了获得信号,窃听人员必须尽可能接近敌人的电话线路,有时甚至要近到35码,这是很危险的。
  “在朝鲜遇到的一个难题是非常缺少语言专家,”国家安全局官员保罗。奥德诺维奇说。朝鲜战争期间,奥德诺维奇作为陆军安全局人员曾指挥一队窃听人员在前线工作。他们坐在一辆安有伪装天线的篷车里窃听北朝鲜人用“嗓声发出的摩尔斯电码”。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做法,北朝鲜人不是通过键盘,而是通过电话线阅读摩尔斯电码。
  另外一些窃听单位则乘吉普车或在靠近前线的地堡里活动。截获的情报随即被直接发往作战部队。到战争结束时,共有22支窃听分队从事这项任务。空军窃听人员也小有成就。空军窃听部队分布在北朝鲜海岸的几个小岛上,它们可以窃听到北朝鲜人、中国人以及苏联人给他们的飞行员下达的命令。随后窃听人员把情报伪装成“雷达标绘图”,以最快的速度将其传送给在北朝鲜上空执行任务的美军飞行员。
  一旦收到这类情报,美军飞行员的“截杀比率”就会明显上升。
  朝鲜战争开始后,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是否会介人。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陆军电讯情报专家对监听中国通讯采取了有一搭无一搭的态度。1945年,乔治。马歇尔将军试图将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和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拉到谈判桌前,应马歇尔的请求,一小批窃听人员在国共谈判期间对双方进行了监听。
  但这次行动收获甚微。设在南京负责窃听国民党通讯的小组受到了电力供应不稳定的阻碍。另一个监听站设在汉城,负责监听共产党的联络,但这个小组也因“可怜的听力”而苦恼。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美国人苦苦摸索时,英国人已秘密监听中共电讯达数年之久。从1943年到1947年,“政府密码学校”成功地监听了莫斯科和毛的延安总部之间的联络。但由于莫斯科和延安之间的联络是苏联一个秘密通讯网络中的一部分,因此英国决定不向美国透露任何消息。
  然而,美国截获的那些电报已清楚地表明国共两党宁愿在战场上分出高低也不愿坐在谈判桌前。无奈之下,陆军安全局把注意力几乎全部转向了俄国。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失误。三年之后,即1949年,毛获得了胜利,蒋逃到了台湾岛。
  与此同时,由米尔顿。扎斯洛率领的一批汉语学家开始窃听并分析中国民用通讯——私人电话和电报。未加密的政府通讯也通过这些线路传递。早在1950年夏初,军事安全局搜集到“确凿的”证据——中国军队正在鸭绿江北集结。
  早在五六月份,信号情报委员会的报告就指出,大约7 万名中国军人正乘船沿长江而下,开往武汉。7 月,一封发自上海的电报透露中国军队司令官林彪将军可能率兵介入朝鲜战争。稍后的报告表明,华中地区的铁路棚车满载士兵,正开往满洲里。到了9 月,军事安全局已经证实中共6 个军已集结在朝鲜边境附近的满洲里,鸭绿江各个渡口已被留做军用。
  上述情报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白宫以及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都是非常有用的。然而,当杜鲁门总统在10月15日问及中国是否会干预时,麦克阿瑟将军却回答说:“可能性非常小。
  中国干预的迹象越来越多。10月21日,军事安全局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20列军车正从上海开往满洲里。接着,11月7 日,军事安全局截获了一个东欧人在北京打的无线电话。他在电话中说,中共已经发布命令,允许所有的士兵以志愿军的名义赴朝作战。他还说:“我们这儿已进入战时状态。”同一个月,监听人员截获了一封明码电报,命令将3 万份朝鲜地图从上海送往驻满洲里的军队。
  在11月份的前3 个星期截获的电报确切无误地证明北京已处于紧急状态,当局组织了大规模示威游行,要求出兵,实行更为严格的检查制度,加强空军力量,命令所有的士兵和军官志愿去朝鲜服役。卫生部紧急命令驻满洲里的军队接种疫苗,预防在北朝鲜流行的天花、伤寒、霍乱等传染病。军事安全局的报告明确指出中国人正在做大规模的战争准备。
  然而,尽管电讯情报提供了很多线索,但美国和南朝鲜军队再一次被弄得惊慌失措。在11月26日那个寒冷的早晨,伴随着嘹亮的军号声,30个中国师越过北朝鲜边界向美国和南朝鲜军队发起进攻,迫使它们向南撤退。许多美国士兵在战斗中阵亡。
  国家安全局最近在一份高度保密的报告中指出:“能够看到电讯情报的人(包括麦克阿瑟在东京的情报官)不应为中国干预朝鲜战争而感到惊讶。”接下来,这篇报告责备麦克阿瑟应为这场灾难负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麦克阿瑟就不重视与他的计划相矛盾的电讯情报。麦克阿瑟不顾一切狂热地向鸭绿江推进使他无视电讯情报显示的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大规模介人朝鲜战争的种种迹象,就像他当初对待那些‘烦人的’有关日本人的情报一样。于是,他指挥的军队在朝鲜吃了大败仗。”
  到1951年中,三八线大致划定了双方的交战界线后,陆军安全局机关设在了汉城西郊亚洲最大的女子大学——梨花女大的校园里。在那里,电讯分析专家将中国军队的作战序列近乎完整地拼集出来。1951年7 月停战谈判开始后,陆军安全局还窃听了朝鲜谈判小组成员在会谈期间的通话。但就在这个月,部分监听人员的耳机突然沉寂下来,——北朝鲜人将无线电通讯改为安全的地下电缆通讯。国家安全局后来发现是军事安全局前雇员威廉。威斯邦德将秘密非法泄露给俄国人,北朝鲜人因此才警觉起来。
  朝鲜战争临近结束时,军事安全局取得了某些成就,破译了一些中国密码系统。
  “中国军队对我们发动最后三次大规模进攻时,我们事先已经知道了一切,”奥德诺维奇回忆说,“所以,当中国人向我们的阵地前进时,他们注定要失败……我们破译了密码,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但是,军事安全局的密码破译人员对至关重要的中国人和北朝鲜人之间以及他们内部的高级别通讯系统仍无可奈何。为打赢第二次世界大战立下功劳的高效率的情报机构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种类庞杂的特殊利益集团,它们彼此间视若仇敌,没有一个机构能将它们组织起来。1952年6 月,美军第8 军司令官詹姆斯。范佛里特将军抱怨说:“显而易见,在作战间歇期间,由于粗枝大叶、不感兴趣或者妒忌,我们的情报工作几乎一无所获,而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已痛切地感到情报工作的重要性。我们现在的情报工作远未达到上次战争中最后一年的水平。”一年之后,国家安全局局长、陆军中将拉尔夫。卡奈因也表达了和范弗里特同样的意见。
  由于情报工作非常糟糕,1951年12月,中央情报局局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提请国家安全委员会注意这个问题。在备忘录中,史密斯警告说,他非常关注“政府领导的电讯情报工作的安全和效率”。他抱怨说,美国的电讯情报工作已变得“没有效率”,其原因是“没有统一的管理机构和多头负责制”。
  接下来,史密斯提到了致使苏联人更换密码系统的那次泄密事件,直截了当地对威斯邦德提出批评。“最近几年出现的一些失误很难说是偶然的,”他写道。为了精心维护他所称的“无价之宝”——电讯情报,史密斯呼吁杜鲁门要求国防部长罗伯特。A.洛维特和国务卿迪安心。艾奇逊对军事安全局展开一场“彻底调查”。


  三天之后,即1951年12月1 日,杜鲁门下令展开调查。
  受命领导这项调查工作的是53岁的纽约检查官、前空军部长特别助理阿博特。
  布劳内尔。在六个多月的时间里,布劳内尔和他手下的一帮能干的文职人员将军事安全局查了个底朝天。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军事安全局是一个“倒退的产物”。
  1952年6 月13日,布劳内尔将调查报告上交给洛维特和艾奇逊,同时还建议成立一个强大的、集中管理的新机构,这个机构的首脑应具有极大的权威。两位部长均认可了这份独立调查报告,并立即着手研究这一建议的可行性。
  四个月之后,即10月24日,洛维特、国务院的戴维。K.布鲁斯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埃弗里特。格利森走进椭圆形办公室,同总统进行了长达三个半小时的会谈。
  杜鲁门在办公室发布了一道极端保密的命令:撤销军事安全局,建立一个新机构取而代之,同时尽可能不让国会、公众和全世界知道内情。11月4 日早晨,当杜鲁门总统离开密苏里州独立城的投票箱时,国家安全局诞生了。但几乎没有人对这个新机构抱以希望。“我敢打赌,这个新组织的寿命比军事安全局长不了多少,”一位官员不屑一顾地说。
  就在那天晚上,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当选美国第34届总统。
  第三章 勇气格陵兰岛北星湾,冰天雪地。RB—47侦察机缓缓地滑上了1 万英尺长的跑道。
  机长系着安全带坐在左边的椅子上向上方探望,分遣队指挥官让绿色信号灯闪烁了3 秒钟,机长知道他可以发动引擎了。
  绰号为“高空间谍”的RB—47侦察机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称得上是电子侦察机中的校饺者,它的飞行速度为每小时500 多公里,飞行高度大约为4.1 万英尺。
  这种飞机使用的是B —47轰炸机的基本构架,从一开始它就被设计为彻头彻尾的监听飞机。造型优美的银色机翼呈35度角向后掠,由于它又长又沉,因此几乎快垂着地面了。使机翼不堪重负的是6 台马力强劲的涡轮喷气发动机,每台发动机可以产生6000磅的推力。起落架从最靠近子弹头状机身的两台发动机间伸展出来。为了能在短跑道上迅速起飞,机身还被设计得能容纳33台强有力的火箭发动机,每台发动机可在瞬间产生1000磅的推助力。
  为了便于监听,这架飞机瘦长的铝制机舱外边密密麻麻地布满了补钉、肿块、吊舱和其他一些附属物,每一个都藏有一根与众不同的特制天线,整架飞机上加起来总共有400 根。有时在飞机的右边还悬挂着一个12英尺长的吊舱,里面藏着更多的天线和接收机。
  机载电子侦听行动——即所谓的侦察行动——非常保密,因此严禁机组人员提及他们的飞机、单位或基地,更不讲透露他们的行动。一位曾在RB—47侦察机上服役的老兵说:“我们通常在夜幕的掩护下偷偷溜进我们驻扎的机场,飞机藏在机场的远端,或者藏在一座孤零零的机库里。”有些分遣队指挥官甚至不许机组人员集体出入公共场所。为了避免让人猜想到他们正要执行间谍任务,机组人员有时在进入飞机保养区时还要在飞行服外套上民用工作服。
  在北星湾起飞前10分钟,机长看到绿色信号灯又闪烁了3 秒钟,提示他可以滑入起飞跑道。他将飞机缓缓地转向起飞位置,发动机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一旦进入飞机,机组就必须让无线电处于绝对静默状态,以免让苏联电子侦听设备得到任何信息。即使起飞前同地面控制中心联络也只能用短暂的灯火信号进行。
  飞机中部被狭小的线路间同飞行舱分隔开,三名“渡鸦”就在这里工作。这三个人都是精通电子情报工作的空军军官。他们挤在一个在通常情况下应当做炸弹仓使用的一个狭小空间里,四周则是体积庞大的电子设备。参加过上百次对苏侦察行动的退役老兵、前“渡鸦”布鲁斯。贝利说,那种环境是让人“绝对不舒服的”。
  每次飞行都要把这几名渡鸦“塞进拥挤不堪、嘈杂而又充满危险的地狱般的机舱,还保证说空气良好,其实空调系统根本不起作用,机器漏油,无法躲避,在飞行中根本就无法活动”。
  这几名渡鸦要在只有4 英尺高的机舱里工作上12个小时。“不仅站不起来,”
  贝利说,“甚至连舒舒服服地蹲着的地方也没有。多数工作只能在膝盖上做或爬着做。”噪音也是个大问题。“机舱没有隔音装置,薄薄的铝墙正在6 台发动机的后方。此外,附在机身上的天线和吊舱经常引起机舱强烈震动,从而使噪音更强烈了。”
  最后还有一点,那就是飞机起飞后,油料时不时会漏进机舱,狭小的空间顿时弥漫着浓烈难闻的气味。“机舱里满是电子设备,温度又高,原油使它成为一颗定时炸弹,”贝利指出,“一旦发现漏油,你就得立即切断电源,降低机舱压力。然后你就盼着飞机在没爆炸之前降落到地面上。”贝利这位退役的空军中校回忆这种RB—47侦察机是一种“丑陋、笨重、动力不足、不舒服、危险、充满噪音的飞机”。
  但他又补充说:“我们这些飞过RB—47侦察机的人最后都喜欢它了。”
  位于机身底部的“渡鸦”机舱的入口是一个2 平方英尺的小门。“渡鸦”进入机舱后这座小门立即被从外面用48根巨大的螺丝封住。这些电子间谍挤在狭小的空间里,全部面向后舱坐着,身边满是观察仪器、接收机、分析仪器、录音机和控制板。
  “渡鸦”之一,三人小组的指挥官坐在机舱的右前方角落里。他的面前和左面布满了仪器,此外他右边和身后的墙上还安装着一排模拟计算机和数字录音机。在飞行期间,他要一直聚精会神地监听苏联的电子信号。第一名“渡鸦”负责监听苏联地面控制系统和雷达监听系统,如果高空侦察机被跟踪,他将是第一个知道的人。
  第二名“渡鸦”负责分析预警信号和导弹制导信号,这也是这次行动的最主要的任务。
  出发前两分钟,驾驶员完成起飞前仪表检查后开始起飞倒计时。飞机的黑鼻子在飞行员座舱的前下方。机舱里漆黑一片,飞行员正好能把仪表盘看得清清楚楚,能透进自然光的只有飞行员头上的两扇小窗户。
  起飞前1 分钟,绿色信号灯持续闪亮,机长知道他现在可以起飞执行任务了。
  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声,飞行员松开风门,将发动机的转速提高到100 %。在3.6万磅推力的重压下,制动器发出阵阵颤动。飞行员小心翼翼地稳定住发动机。
  起飞前4 秒钟,飞行员打开了水—酒精注入器开关,飞机在得到强大的助力后突然向前蹦跃,就像一头向前猛扑的雄狮一样。6 个发动机喷出的浓浓的黑烟笼罩住了整个天空。
  10点整,飞行员松开制动闸,这架间谍飞机震颤着发出巨大的轰鸣声,25万磅重的庞然大物先是缓慢地移动,很快便以每小时近200 英里的速度在长长的结了冰的跑道上疾驶,身后留下一串灰色的烟雾。这只大鸟需要每小时200 英里以上的速度才能离开地面。当水泥跑道快到尽头时,飞行员将操纵杆稳稳地拉向怀中,飞机以优雅的姿态飞上了蓝天。
  1956年春天,美国采取了或许是有史以来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危险的间谍行动。
  艾森豪威尔总统授权全副武装的美军轰炸机入侵俄国,只不过这些轰炸机装载的是监听设备和照相机而不是核武器。这次行动的细节至今仍被列为高度机密。
  这次代号为“本垒打工程”的行动是从格陵兰岛的一个空军基地发动的。这个基地设在离北极圈690 英里的一个名叫图勒的爱斯基摩村庄旁。在昏暗寒冷的极地,空勤机械师冒着—35℃的严寒检修近50架轰炸机和加油机。这些飞机将执行冷战史上最为秘密的大规模入侵任务。为这些飞机和机组人员搭建的临时建筑外表看上去和铁路的冷藏车一样。
  这次任务要深入俄罗斯的整个北部陆地,也就是说要穿越从阿拉斯加附近的白令海峡直到摩尔曼斯克和俄国东部卡拉半岛间长达3500英里的白雪皑皑的永久冻土地带。当时人们对苏联的北极地区几乎一无所知,然而,由于飞越北极是苏联轰炸机和导弹到达美国大陆的最短路线,因此它很可能成为下一次战争的战场。反过来说,它也最有可能成为美国入侵俄罗斯的捷径。因此,任何一名观察到美军轰炸机的苏联雷达操作员都不可能认为美国飞机的任务是侦察而不是打仗。尽管此举有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巨大风险,艾森豪威尔总统仍批准了这一计划。
  1956年3 月21日,一批RB—47侦察机起飞前往预定的俄罗斯地区。在此后的7周内,每天大约都有8 —10架侦察机起飞,在北极上空加油后继续向南飞越俄边界,然而继续飞往预定地域。
  它们以两架编队飞行。一架侦察机负责确定雷达站、空军基地和导弹发射井的位置并进行监听。在它附近的另一架RB—47E 摄像侦察机负责搜集图像资料。它们的任务包括飞越俄罗斯进行最秘密核试验的新地岛。从起飞到降落,这些飞机必须严格实行无线电缄默,即使受到米格战斗机追踪也是如此。“即使在无线电上说一句话,这一天的飞行就会夭折,”负责指挥这次行动的指挥官之一威廉。门准将说,“但这种事从未发生,没有一次行动被中止过。”
  就像7 月4 日的焰火表演一样,最壮观的场面总要保留到最后。5 月6 日,他们进行了冷战史上惟一的一次最为大胆的入侵行动——大规模飞越俄国领空。6 架武装RB—47E 侦察机在光天化日之下并列穿过北极深入俄国空军基地,就像进行一次核轰炸飞行一样。它们先是进入西西伯利亚的阿姆巴契克,然后调头向东往白令海峡的阿纳德尔湾飞去,一路上不断搜集俄国空军基地和导弹发射基地的最有价值的情报。大约12小时后,这些间谍飞机降落在阿拉斯加的埃尔森空军基地,大规模入侵行动就此结束。
  降落后几分钟,录音带就被特别班机送往国家安全局进行分析。录音带显示,没有发现俄国的雷达信号,这说明至少在当时俄国对美国轰炸机飞越北极的行动茫然无知。俄罗斯北部边疆一望无际的冻土带确实不易受到雷达监视。“然而,没人敢想象如果隐蔽的苏联雷达发现了入侵的轰炸机并且认为美国要发动突然袭击,这次行动该怎样收场。只要几秒钟的时间俄国人就可以发起反击,结果将是灾难性的。
  在实施“本垒打工程”近两个月的时间里,美军侦察机总共飞越俄国领空执行侦听和照相任务达156 次,没有损失一架飞机,也没有引发核战争。然而,莫斯科完全党察到了美军飞机的空中入侵行动。在这次大规模入侵后的第8 天,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收到了一份抗议照会。然而莫斯科在公开场合却缄默不语。它蒙受的耻辱实在太大了。
  在整个50年代,漫长的苏联边境上空一直回响着美军侦察机的嗡嗡声,就像蚊子追寻人皮肤上的斑点一样,它们一直在寻找苏联防空雷达站的漏洞。当时苏联军队尚未建成全国范围的防空体系,内部保护措施也极不完善。
  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报告指示,间谍人员实际上被排除在行动之外。“共产党集团严格的安全措施确实使传统的搜集情报的方式失去了作用:秘密特工用隐蔽手段传递情报,要求进出目标区域的旅游者睁大眼睛观察并报告他们的收获,用电话线路或其他的方式进行监听,偷取邮件等方式现在都失效了。的确,情报工作的所有手段在对付苏联似乎都没用了,而且还找不出其他的替代方式。”
  但是,尽管东欧和亚洲的共产党政权能够在它们的国家四周建立起不可穿越的铁幕,从而掩盖其发展核武器和导弹技术的活动,但它们无法遮蔽天空。它们的武装卫兵也无法阻止无形信号的涓涓细流淌过它们的边界。
  就在侦察轰炸机时不时飞人苏联领空的同时,另外一些电磁侦察机也在进行危险的猎狐行动。为了探明敌方的空防系统,它们冒着遭受苏联人反击的危险匆匆穿越敏感的边界地区。只有用这种方式才能迫使苏军的导弹连和边防部队开动秘密跟踪设备,从而使美国信号人员捕获宝贵的电子信号。经过分析处理之后的这些信息可以帮助作战计划人员确定哪里是敌方的薄弱环节,以及用何种方式才能最有效地反击敌方的雷达和火力控制系统。
  间谍战的时间和地点都不一样了——现在用的是穿甲弹和热寻的导弹而不是鸡尾酒会上的低声细语或者把密信藏在枯死的树干里。和U2间谍飞机不同,武装轰炸机飞得很低,完全在俄国导弹和侦察机的射程之内。
  1954年,也就是“本垒打工程”结束2 年之后,3 架RB—47侦察机从英格兰起飞,朝俄罗斯北部科拉半岛飞去。这是一个极端保密的地区,一般认为苏联最有可能从这里发动一次核打击。美国当时迫切希望获得代号为“野牛”的苏联新型喷气式远程轰炸机的数量和驻扎地点的情报。
  在离戒备森严的港口城市摩尔曼斯克大约100 英里的地方,2 架侦察机按计划调头返航。第3 架却径直继续飞向海岸线。在没有僚机保护和保持无线电缄默的情况下,来自得克萨斯州、又瘦又高的哈罗德。奥斯汀上尉将改装的轰炸机的机头对准摩尔曼斯克,用力推下风门杆。“天气好极了,”他回忆说,“碧蓝的天空一望无际。”他以每小时500 英里的速度高速穿过俄罗斯海岸线。但他打开照相机和侦听设备几分钟之后,米格战斗机就呼啸着冲上蓝天。
  奥斯汀眼看着曳光弹在飞机上下纷飞,他吼叫着让他的同伴反击。空军上尉卡尔。霍尔特把窄窄的坐椅调转了180 度,扣下了双管加农炮的扳机。在没有一丝云彩的空中他数了数共有10架米格飞机。“火炮出故障了,”他在6 台喷气发动机的轰鸣声中高声喊道。“你赶快把那个破玩艺修好,要不我们就会成活靶子了。”奥斯汀一边吼叫着,一边加大油门向芬兰飞去。但一架米格飞机在他的飞机上方开了一炮,炮弹从机翼上穿过,打坏了飞机内部通讯系统,在油箱上穿了个洞。当他们飞人友邦领空时,飞机的油料已少得可怜,但剩下的一个油箱救了奥斯汀和机组人员的命,这次任务总算完成了。
  这些轰炸机在冷战的黑幕中穿越苏联领空执行侦察任务的情形至今仍属于保密范围,但在此期间也发生过热战,200 多名战士默默无闻地失去了生命,被击落的美军飞机超过了40架。
  正当美国间谍飞机招来俄国抗议时,在欧洲和中东出现了一场重大的危机。在总统每天早晨举行的情况通报会上,助手们开始用大头针在地图上标出热点地区。
  1956年7 月26日,埃及总统贾马尔。阿卜杜勒。纳赛尔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讲话,他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这一行动将导致埃及同英国、法国和以色列进行一场小规模战争,并冷却它同美国的欧洲盟友的关系。国家安全局的一份高度机密的报告称,此举还使国家安全局在一场短暂的小规模战争期间第一次经受严峻的考验。
  坐在局长办公室的是陆军中将拉尔夫。朱利思。卡奈因,他是国家安全局第一任局长,许多人认为他是国家安全局之父。这位55岁的将军满头白发,身板笔直。
  他此前一直在陆军服役,基本上没有情报工作经验。他经常提醒周围的人注意,、他能胜任国家安全局局长这一职务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有驾驭驮骡的长期经验。
  “人们很怕他,”体格健壮的空军上校弗兰克。I.赫尔洛克说,“接触多了你就会知道他有一颗金子般的心。”赫尔洛克曾做过煤矿工人,后来在卡奈因手下当负责密码编制的通讯安全主任。刚就任时,赫尔洛克犯过一个严重错误,他把卡亲因的名字念成“狗”。“此后八个月我付出了代价,再往后他就称我小伙子,其他人在场时他才称我上校。他一直称我小伙子。”
  夺取苏伊士运河是一场残酷的冷战游戏中的最后一幕。几个月来,美国和俄国一直在明争暗斗,不惜付出高昂代价也要获得帮助埃及建造横跨尼罗河的重要水坝的权力。纳赛尔是阿拉伯世界一位举足轻重的领导人,他掌握着重要的战略资本。
  他能否持友好态度是至关重要的。纳赛尔知道自己的价值,希望抬高标价,因此他很不明智地玩起了挑拨离间的手段。然而,美国退出了这场游戏,失去竞争对手的俄国人也开始推三阻四。受挫之后,纳赛尔宣布对运河沿岸实行军管,并且要求轮船公司向埃及而不是向苏伊士运河公司付费。
  尽管纳赛尔从未有过关闭运河或限制船运的表示,但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合伙人英国和法国政府都害怕这条通道被封锁。运河就像人体的“血管一样将沙特阿拉伯和其他地区的炼油厂炼出的石油用船运往英国和法国的储油罐”。
  就在纳赛尔将运河收归国有后不久,英国联合法国制定了一个野心勃勃的阴谋,企图用武力收复运河。然而,法国没有赤裸裸地以入侵者的面貌出现,它想私下求得以色列的帮助,让以色列发动对埃及的战争。这样,一旦埃及进行防卫,英国和法国就会以“维和者”的身份介人。作为“和平”的一部分,运河将从埃及手中收回并交到英法手中。以色列将从埃及手中夺取西奈半岛。这项阴谋计划将使埃及倒退到最糟糕的殖民时代。然而,这一阴谋却得到了以色列总理大卫。本一古里安、国防部长西蒙。佩雷斯和陆军参谋长达扬的完全赞同。已知以色列将在这一计划中扮演关键角色的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代表英国表示同意。对卷入运河事件的各方而言,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不让华盛顿彻底知道这一精心策划的阴谋的细节。然而,一旦冲突展开,赢得华盛顿的支持也是至关重要的。
  随着危机悄悄地加深,美国情报界也开始把耳目转向中东。8 月26日,星期天,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坐在了总统的办公桌旁。他让总统注意国家安全局最新截获的西班牙和叙利亚的电报。电报显示出这两个国家对运河事件的关注。然而从以色列那里没得到任何消息。
  国家安全局昂贵的机器却没发挥作用。它只有两个目标:共产党欧洲和共产党亚洲。根据战后英美电讯情报协议,世界被分成不同的势力范围。英国电讯情报机构通过设在英格兰和塞浦路斯的监听站监控着西欧和中东的大部分地区。然而,为了不让美国得知入侵计划,英国人把截获的电报精心挑选后才送给美国人看。
  由于受到合作伙伴的蒙蔽,国家安全局自身几乎没采取任何措施。国家安全局缺乏阿拉伯文和希伯莱文专家,它也没有安排设备窃听英国、法国和以色列的军事通讯。国家安全局所知道的只是通信量分析显示“巴黎和特拉维夫之间的来往电讯急剧增加”,英国和法国之间的来往电讯也是如此。
  更为糟糕的是,国家安全局此时正忙着从华盛顿迁往向北25英里之外,位于马里兰州米德堡的新总部。档案、文件和设备分散在几个不同的地方:破译和分析密码的工作主要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大厦进行;华盛顿的海军安全站是国家安全局总部所在地,同时还负责编制密码;米德堡的新总部则要把国家安全局所有的行动都整合在一起。负责传送被截获电报的信使每天要在不同的地点间来回跑四次。乱上加乱的是,卡奈因将军正在收拾文件准备退休。正如一位国家安全局的分析专家事后所承认的:“国家安全局在1956年卷入一场危机可真不是时候。”
  英法以三国精心策划的阴谋逐渐暴露后,艾森豪威尔异常恼怒。他告诉英法别指望得到美国的帮助。约翰。杜勒斯在电话中告诉艾森豪威尔,英法的这次冒险是他见过的“最粗暴、最野蛮的行动”,并且认为英法的最后通碟是“难以接受的”。
  艾森豪威尔则认为“预计俄国人也会参加进去”。中央情报局的艾伦。杜勒斯给他哥哥打了电话。他说:“这是美英两国关系多年来最严峻的时刻。”
  究竟对以色列采取何种行动?这个问题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我们这个国家继续向以色列提供任何援助都是完全错误的,”艾森豪威尔说,“它是一个侵略者。”
  哈罗德。斯塔森不同意这一看法,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则说:“至少有一种情况是明确无误的——我们反对暗杀。我们完全不同意用武力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如果我们在这场危机中袖手旁观,联合国将完全失去作用。”艾森豪威尔赞同杜勒斯的看法。
  伦敦受到了美国、俄国和国际社会施加的巨大压力,它不得不同意停火,从而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同美国发生的最严重的一次对抗。
  苏伊士运河危机对国家安全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这个机构的功能进行内部分析已是极为紧迫的工作:“就对危机做出反应而言,一切都是杂乱无章。密码分析部门没有能够以灵活敏捷的方式处理突发事件。这一年发生的事证明它们做得很不成功,我们必须从中汲取教训。”
  卡奈因采取了极不寻常的举动——向外界寻求帮助,检查国家安全局存在的问题。来自麦金西公司的顾问们立即进入国家安全局大楼,查阅高度机密的国家安全局组织机构表,研究从遍布世界各地的国家安全局监听站送来的截获电报。卡奈因最为关心的是国家安全局以何种组织形式才能最有效地履行它的职责:它的组织机构是以功能——电讯量分析、密码分析,等等——为基础设立还是以地域为基础设立?国家安全局的集中管理究竟应到何种程度?
  这批顾问建议进行彻底的变革。国家安全局后来的一份报告指出,这场变革引起的反应持续了三十多年。卡奈因上任不久就以功能划线组建了这个新机构。现在麦金西公司提出了“修改后的地理概念”。电讯情报机构将按照目标来组建:苏联和它的卫星国;中国和共产党亚洲国家;等等。这些部门,例如通讯量分析处、密码分析处等,都要有特定的纪律。
  根据上述方案,负责所有高级密码分析的NSA —70处将被苏联高级密码处取代,后者将集中全国找出破译苏联高级密码的新办法。苏联一般密码处将主要负责监听中低级俄国密码系统并分析其内容。亚洲共产党国家处将负责中国、北朝鲜和其他亚洲共产党国家的电讯系统。其他国家处将负责分析其他所有国家一一包括美国的盟国——的电讯系统。例如,其他国家处的34组负责中东地区通讯量分析。另外还有3 个处负责技术支持:机器设备处负责计算机数字统计;电讯处负责管理世界各地的电讯信号流量;情报收集处负责遍布世界各地的国家安全局监听网站。
  1956年11月23日,拉尔夫。卡奈因最后一次以局长的身份走出国家安全局大楼。
  “卡奈因……是国家安全局人人尊敬的家伙,”哈曼德。坡佩恩回忆道,“后来我吃惊地听说上边的人的看法和我们根本不同。他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
  在遥远的巴基斯坦白沙瓦空军基地一个戒备森严的角落里,弗朗西斯。加里。
  鲍尔斯蜷缩着身子挤进编号为360 的U2飞机狭窄的驾驶椅中。1960年5 月1 日早晨6 点20分,火炬般的太阳已经爬上喜玛拉雅山的最高峰。热浪在白沙瓦谷这片肥沃的平原上升腾着。鲍尔斯头戴航空头盔、身穿特制增压服坐在已关上机舱盖的飞机上。密麻麻的汗珠从他那棕色短发上冒出来,汇成涓涓细流,沿着他宽阔的额头和瘦削的脸颊流淌下来。他的长袖衬衫很快就被汗水浸透了。
  早在四年前,即1956年7 月4 日,第一架U2飞机就从西德起飞执行间谍任务了。
  国家安全局不久前发现苏联可能在调动部队去对付东德发生的一连串的骚乱,因此派鲍尔斯执行这次紧急任务。原本希望这架U2飞机能够偷偷飞过苏联领空而不被发现,但米德堡的监听人员已彻底粉碎了这一梦想。负责实施这项任务的国家安全局官员理查德M.比斯尔说:“国家安全局测出苏联电讯已传送过U2飞机的航迹,因此我们知道这些飞机已被跟踪了很长时间了。”然而,弄清楚苏联人在哪里能测出这种飞机,在哪里测不出来会使国家安全局确切地知道苏联雷达的盲区在什么地方。
  像当年派遣轰炸机飞人苏联领空进行侦察一样,艾森豪威尔在每次派遣U2飞机执行侦察任务的决策过程中也起了关键作用。比斯尔回忆说:“他有时会直截了当地说:”好了,不要从A 到B 再到C ,直接从A 到C 吧。“‘白沙瓦机场。鲍尔斯看了看手表,起飞的时间差不多已过了半个小时。从前执行任务时,他从未因等待华盛顿的起飞命令而干坐这么长时间。事实上艾森豪威尔早已批准起飞,只是由于无线电故障才使这道命令迟迟没有送到在白沙瓦指挥这次行动的国家安全局官员手中。
  尽管人们后来把注意力集中在U2飞机的拍照任务上,但这种飞机的窍听使命也同样重要。被称为U 系统的窃听设备安装在U2飞机的机舱,主摄像机通常也装在那里。窃听设备由精密的电子接收机和大容量录音机组成。二十多根天线就像一叶叶小刀片一样附着在机身上,每一根都对准一个特定频道。鲍尔斯第一次执行监听任务时曾驾机沿黑海和里海的苏联边境线一直飞往阿富汗。中央情报局的报告认为“U 系统运转的非常棒”。
  自从被派到土耳其的阿达那空军基地后,鲍尔斯就开始执行窃听飞行任务。
  “我们通常从土耳其起飞,向东沿苏联南部边境飞行,飞过伊朗、阿富汗,到达巴基斯坦后原路返航,”鲍尔斯回忆道,“我们有时也沿黑海飞,向西最远飞到过阿尔巴尼亚,但从未深人其领空,总是留在海岸线外国际水域上空……”由于这种“窃听”任务后来变得越来越频繁,有人便渐渐忽视了它的重要性,实际上它在许多方面是和越境侦察是同样有价值的,通过这种飞行获得的数据能使美国准确地查明俄国防空设备并确定它们的效能。
  根据鲍尔斯所言,U2飞机最重要的任务是观察苏联空间运载火箭的发射情况。
  这种发射一般是在午夜进行,从U2飞机的飞行高度看,它是“非常壮观的”。鲍尔斯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携带的设备是非常精密的,在发射频率被使用时我们的设备会自动将其记录下来并搜集俄国人为控制火箭而发出的所有数据。这些信息对我们的科学家来说显然是极有价值的。”事实的确如此。U2飞机能够在苏联边境上空13英里高的地方翱翔,这使它有独特的能力在飞行一开始即窃取火箭遥测数据。
  中央情报局当时的一份报告指出,U2飞机“能够飞行的高度使它成为独一无二的平台,它可以在第一级火箭的燃料在丘拉坦火箭发射中心燃尽之前即获得高质量的遥控数据。这些数据对确定洲际弹道导弹的性能是极其重要的”。
  白沙瓦和华盛顿之间的线路终于接通了。分遣队指挥官威廉。谢尔顿上校从无线电篷车里一跃而出,冲过机场道向鲍尔斯打出起飞信号手势。这是U2飞机第24次,也是最后一次飞越苏联领空。
  鲍尔斯从飞机里面锁上座舱罩,发动压力系统,用力推下风门,让飞机开始大角度爬升。越过干旱贫瘠的阿富汗田野和兴都库什山脉,飞机像一柄短剑一样插人薄薄的云层之中。一小时之后,飞机已达到6.6 万英尺的高度。鲍尔斯在遥远的塔吉克共和国基洛瓦巴德村上空进入苏联边界。说来奇怪,他此时感到俄国人已知道他要来了。
  他的感觉是对的。在他飞抵边界之前,苏联雷达已开始跟踪他的飞机。委时间报警电话打到了苏军指挥部,防空部队军官已各就各位。
  此时此刻,为盛大的五一庆典而精心装扮的莫斯科城仍处于夜色之中。突然,党的总书记赫鲁晓夫床头的电话响了。“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报告,”这是电话另一端传来的声音。马林诺夫斯基告诉他的上司,一架U2飞机已从阿富汗越过边界,正朝俄罗斯中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方向飞来。“不管用什么办法也要把它打下来,”这位苏联领导人咆哮着,“只要我们的防空部队能够紧紧盯住它,我相信我们能把它打下来。”提抗议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讨厌这些不速之客,讨厌总是屈从于这种明目张胆的挑衅行为,”赫鲁晓夫后来写道,“他们一直在进行这类飞行,以此欺负我们的软弱无能。好了,我们再不会软弱无能了。”
  但鲍尔斯很走运。飞机下方12英里的一个导弹连这天没进入戒备状态。他们本想发射一枚导弹,但因难于实施而放弃了。相反,战斗机倒想升空击落这架U2飞机。



  “情况变得越来越糟,”当时执行防空任务的前苏联空军上校亚历山大。奥洛夫回忆道,“五一游行将在上午按计划举行,党、国家和军队领导人将按惯例出席。当检阅苏联武装力量的阅兵式将要开始的时候,一架尚未辨明身份的外国飞机正在飞越这个国家的中心地区,而苏联防空部队却无法将其击落。”
  “耻辱,”赫鲁晓夫愤怒地斥责着防空部队首脑S.S.比留佐夫元帅。“国家向防空部队提供了它所需要的一切,而你却连一架亚音速飞机也打不下来。”比留佐夫无言以对。“如果我能变成一枚导弹,”他怒不可遏地说道,“我就让自己飞上天去把这架该死的入侵飞机打下来。”显而易见当时的气氛有多么紧张。奥洛夫说:“机场、导弹发射基地、指挥控制中心、空军和防空部队的军人都紧张到了极点。
  赫鲁晓夫命令不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把入侵飞机打下来。这位苏联领导人和他的助手们显然认为外国侦察机选择苏联全国的节日以及离巴黎最高级会谈仅两周的时间入侵他们国家的领空显然是一种政治挑衅。“
  俄国雷达一直跟踪U2间谍飞机飞入中亚各共和国。鲍尔斯抵达塔什干地区时,13架米格战斗机呼啸着飞上蓝天,试图将U2飞机击落,但均未成功。鲍尔斯看见机头下方很远处有一架单引擎喷气式飞机正拖着一股白烟快速地向相反方向移动。5至10分钟过后,他看到又一股白烟,这架飞机是沿着和他相同的方向飞行。“我敢肯定他们在用雷达追踪我,”他后来回忆说,“他们用雷达分程追踪我并向米格飞机指示我的航向。”
  但鲍尔斯知道以他的飞行高度,敌方飞行员是看不到他的,更不用说向他发起攻击了。“如果他们只能做到这一步,”他想,“那我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接下来他又想那些俄国人明明知道他在他们的头顶上却又无可奈何,他们的心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如果他知道去年夏天中央情报局一份绝密研究报告的内容,他可能就不会如此自呜得意了,但飞行员是无从获悉这些绝密报告的。这份报告认为U2飞机的存在时间非常有限,因为苏联地空导弹的性能已有了极大的改进。这份报告建议中止越境飞行,用边境侦察飞行取而代之:“鉴于苏联空防系统大为改进,我们认为应尽快将飞行侦察限制在边缘地区。”
  此时,鲍尔斯执行任务已达四个半小时,他已接近他的第一个重要目标——丘拉坦导弹试验场。这是苏联最重要的空间火箭发射场。三天前,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向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说,俄国近期准备发射两枚运载火箭,目的很可能是进行月球探测。“有证据表明这两次发射都失败了,”他说,“4 月15日发射的运载火箭没有达到将其送上月球轨道的足够速度……第二枚空间运载火箭刚从火箭发射台升起即坠毁了。”他的结论是这两次发射间隔时间之短“或许表明苏联在丘拉坦还有一个发射台”。当时美国只知道一个发射台。
  国家安全局监听站和越境侦察飞行获得的这一信息是极为秘密的,因此杜勒斯以非同寻常的谨慎态度叮嘱国家安全委员会乃至总统本人要极端保密。“有关苏联发射导弹或空间运载火箭失败的情报,”他警告说,“是非常敏感的信息。”
  除了给导弹发射场拍照外,鲍尔斯还负有另外一项重要使命——这是为国家安全局担负的使命:侦听发射基地周围的雷达系统。飞机上装备有能够捕获信号的特殊录音装置。飞机降落后,这些录音磁带将被送回米德堡进行分析。
  大面积的雷云阻挡了观察发射试验场的视线,但他没有调整捕捉第二个发射台信息的照相机镜头。就在这时,他飞进了地空导弹连的有效射击空域。“摧毁目标,”
  导弹连指挥员大声喊道。一枚萨姆—2 导弹随即发射升空。这回导弹兵的眼睛睁得够大的——苏联人走运了。一颗火球在鲍尔斯的下方爆炸,摧毁了U2飞机的机尾和机翼,但座舱未受损害。地面空防雷达显示一个小点开始扩散。飞机正在四分五裂。
  “天啊,我被击中了!”鲍尔斯发出一声长叹。他感觉到飞机受到沉闷的一击,座舱被巨大的橘黄色闪光所包围。飞机从7.05万英尺的高空——恰好在太空的边缘——笔直地掉向地面。鲍尔斯竭尽全力试图控制住飞机。他觉得橘黄色的闪光似乎持续了好几分钟。他回忆说:“我本能地用左手掌握着风门,右手放在驾驶盘上并检查了仪表。”
  突然间,一股力量猛地把鲍尔斯推向座舱前部,他知道两边的机翼都脱落了。
  他现在正驾驶着一枚没有机尾,没有机翼的导弹飞快地撞向地球。“飞机开始旋转……我能看到的只有蓝天,旋转,不停地旋转。”
  飞机失去密封,鲍尔斯的太空服已充满了气,他的身体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
  与此同时,G 力把他推向机头。“我把手伸向摧毁开关(以引爆这架飞机),”他说道,“打开安全盖,将我的手伸了过去,但随后我又改变了主意,我觉得还是先试试我是否能进入使用弹射座椅的位置。”由于他被气压紧紧压在座椅上,因此他担心座椅弹出时他的双腿会被割成碎片。“我不想弄断双腿,但如果没别的办法,那也只好这样了……”
  鲍尔斯没有使用弹射装置而是向座舱外爬去。他打开座舱扣锁,舱盖飞到空中。
  “飞机仍在打转,”鲍尔斯说,“我瞥了一眼高度表,飞机已降到3.4 万英尺,仍在笔直地往下掉。”离心力把他的一半身子甩出了飞机,他的头重重地撞在后视镜上。“我眼看着后视镜飞了出去,”鲍尔斯回忆说,“这是我看见的最后一样东西,此后不久我的防护面具就结上了霜了。”
  鲍尔斯的身体一半在这架残缺不全的飞机的外边,一半在里面,他仍然陷在座舱里脱不了身。突然他意识到他忘了松开氧气管,此时这些氧气管成了束缚他的套索了。经过几分钟——他感觉是几个小时——的挣扎,氧气管断了,突然间他不可思议地自由了。“那种感觉真是妙不可言,真比浮在游泳池的水面上还好。”
  在国家安全局驻土耳其监听站,监听人员捕捉到一些令人不安的信号。在四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他们一直在监听苏联的雷达信号,而俄国人则在紧紧地跟踪鲍尔斯的U2飞机。
  长期以来,国家安全局一直保守着一个超级机密。由于雷达信号是直线传播的,而地球表面呈弧形,因此美国设在俄国境外的雷达站不可能发现俄罗斯内地的空中行动。然而,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苏联雷达站彼此间要通过高频线路进行联系。由于高频信号要在地球和电离层之间来回跳动,只要在几千英里之外有适当的设备就可以截获这些信号。因此,当苏联雷达站通过高频线路相互联络时,国家安全局使用监听手段可以“看到”设在苏联境内纵深处的雷达屏幕。
  几年来,每当苏联雷达站跟踪入侵的U2飞机时,美国派驻土耳其的监听人员一直在监听它们发出的信号。由于间谍飞机飞得非常高,俄国人的米格战斗机和萨姆—2 地对空导弹都无可奈何,因此它从未遇到过麻烦。然而,这次情况不同了,美国人真的遇上麻烦了。“他在向左转!”美国人听见一名苏联飞行员大声喊叫着。
  不久,监听人员就注意到这架U2飞机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附近从俄国人的雷达屏幕上消失了。
  一份紧急电报被送往国家安全委员会、白宫和华盛顿其他一些地方。凌晨3 点30分,中央情报局行动中心收到了这一消息。
  直升机飞得又低又快。长长的螺旋桨叶片有节奏地发出的“刷、刷”声和华盛顿西北市区的房屋里以及附近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郊区的错层建筑里传出的电动剃刀声和咖啡壶沸腾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数架直升机几乎同一时间落在垃圾场、公园空地等预定的降落地点,从郊区赶往市区的上班人群吃惊地发现身躯庞大的黑色直升机降落在他们的停车位置。
  清晨的阳光照进了白宫,华盛顿纪念碑在开阔整洁的草坪上留下了硕长的阴影。
  几分钟前,艾森豪威尔总统刚被电话叫醒,此时他从弯弯曲曲的外交人员通道急匆匆地奔向等待着他的直升机。快到飞机旁边时他把头低了下来,以免被仍在旋转的螺旋桨叶片碰伤。
  在白宫东边几英里处,仍然穿着睡衣的国防部长托马斯。盖茨的妻子正用无线电话为她的丈夫指点行车路线,而部长本人则在电话中大声读着一个秘密降落地点的名称。这个降落地点设在内布拉斯加大道国家安全局海军总部院内,周围有重兵把守。然而,这位部长遇到麻烦了:他的通行证忘在家里了。
  白宫总机的电话打到总统科学顾问家里时,这位顾问正站在热水喷头下冲澡。
  他草草地记下了白宫的指示,同时他还被告知没时间晾干头发了。
  在乔治敦,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正设法从中央情报局另一位高级官员那里借一辆汽车,他自己的车碰巧放到停车场去了。
  这一天是5 月5 日,星期二。作为代号为“世界末日”演习的一部分,经过半个小时的紧急电话呼叫,直升机载着近二十名高级国家安全官员从弗吉尼亚绿草如茵的田野上空向南飞去。他们的目的地是深藏在蓝岭山脉韦泽尔山下的秘密指挥中心,它的上面覆盖着能够吸收核冲击波的巨大钢板。这个指挥中心的代号为“高点”,但总统核心圈子的成员们直截了当地把它称为“掩体”。
  在莫斯科,此时此刻一位头发光光、身材矮胖的前煤矿工人正站在最高苏维埃会议的主席台上向空中挥舞着拳头。“恬不知耻的入侵者,”他咆哮着,“恬不知耻的入侵者。”尼基塔。赫鲁晓夫站在克林姆林宫大礼堂的讲台上正在向1300名苏联议会的议员们宣布某个消息。“我必须向你们报告美国在过去几周内针对苏联采取的某些侵略行动。”他的声音不断升高,最后变成了喊叫。“美国派遣飞机越过边界,侵入了苏联领空。就此前发生的数次入侵行动,我们向美国提出了抗议,并提请联合国安理会注意。但是,美国总是以各种冠冕堂皇的借口否认侵略事实——即使在铁证如山的情况下它仍在抵赖。”
  接着,赫鲁晓夫公布了那个惊人的消息。五天以前,即5 月1 日,“莫斯科时间凌晨时分,一架美国飞机越过俄国边境并深入我国腹地……这架飞机被击落了。”
  挤得满满当当的大礼堂顿时一片混乱,人们一边鼓掌,一边粗野地跺脚吹呼。“想象一下,如果一架苏联飞机出现在纽约、芝加哥或者底特律上空,那会发生什么事,”
  他补充道,“美国将做出何种反应?那将意味着战争爆发!”
  赫鲁晓夫指着西方,再次向空中挥舞着拳头:“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是谁派遣这架飞机越过了苏联边界?是美国的总司令?众所周知,美国的总司令就是美国总统。或者是五角大楼的好战分子在总统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实施了这次入侵行动?
  如果美国军人可以擅自采取这种行动,“他总结说,”这个世界就危险了。“礼堂里再次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
  对衣冠不整、藏在韦泽尔山底下水泥掩蔽室里的美国官员而言,选择这个时候进行早已策划好的“世界末日”演习似乎令人不可思议。五天前,弗朗西斯。鲍尔斯驾驶的UM飞机在俄国中部坠毁。大家都认为飞机已四分五裂,飞行员也随之丧生。
  第二天,一份经过编造后合乎要求的消息已经公布。早在越境飞行计划开始时的1956年,经艾森豪威尔批准就已经编好了这个故事:一架属于美国航空航天局的飞机迷失了航向,它一直在土耳其从事一项常规的空气采样任务。“后续计划将立即实施,”
  中央情报局在发往各情报站的一份绝密电报中指出,“U2飞机是从土耳其阿达纳起飞执行气象任务的。它的目的是研究大气湍流。在土耳其东南部飞行期间,飞行员报告氧气出了问题……”
  藏在山底深处掩蔽部里的艾森豪威尔每看一页赫鲁晓夫的讲话,他的惊讶就增加一分。这批美国官员登上飞机不久,赫鲁晓夫的讲话就用电报传给了他们。苏联人不仅为他们的导弹在外层空间击落间谍飞机大声叫好,而且直接指明总统是罪魁祸首。美国舆论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艾森豪威尔清楚地看到,在大选年间一桩巨大的丑闻很快就会像乌云一样笼罩在华盛顿上空。
  上午10点32分,想象中的苏联核袭击结束了。艾森豪威尔留下来准备回击赫鲁晓夫的语言炸弹,但这座掩蔽部却提供不了任何保护。国家安全小组的大部分官员返回了华盛顿,总统只和少数几名最亲密的助手研究着对策。掩蔽部的休息室十分狭小,几个人挤在沙发和扶手椅里讨论着办法。多数人同意道格拉斯。狄龙的意见,即发表一项新的声明以取代国家航空航天局编造的故事,对赫鲁晓夫充满火药味的指责进行反击。道格拉斯。狄龙早年是一位华尔街银行家和法国酿酒厂的老板,由于国务卿克里斯蒂安。赫脱正在国外访问,狄龙临时主持国务院的工作。
  但艾森豪威尔不同意狄龙的意见。赫鲁晓夫所掌握的不过是一名已丧生的飞行员和一堆破铜烂铁。尽管国家安全局编造的故事漏洞百出,不堪一击,但现在绝不能改口。艾伦。杜勒斯同意艾森豪威尔的看法。他是U2飞机越境侦察行动的始作前者,正是他逼迫原本不太情愿这样做的总统下令让这种飞机一而再地深人苏联领空飞行。现在不是示弱的时候。除此之外,很久以前他就向白宫“绝对”保证U2飞机的飞行员在飞机坠毁后无法生还。
  杜勒斯做出这么肯定的保证令人感到奇怪,因为飞机中已配备了一些安全装置,其中包括特制的弹射座椅。杜勒斯的“绝对”保证只是让人们产生了更大的疑虑:是不是事先就对U2飞机做了手脚以消除飞行员死里逃生的任何可能性?更加令人生疑的是艾森豪威尔的主要助手安德鲁。古德帕斯特尔后来说的一番话:“我们已经得知……飞机将被击毁,飞行员不可能逃生。”
  谎言一经说出就得坚持下去,没有人能够控制住。长期以来一直因以公开和诚实的方式开展美国航天计划而备受全世界尊敬的航空航天局此时陷人尴尬的境地,在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发言人沃尔特。鲍尼被迫站在摄像机前一次又一次地说谎。
  两天之后,即5 月7 日,星期六,赫鲁晓夫又抖了一个包袱。“同志们,”他俯瞰着出席最高苏维埃会议的代表们,满面笑容地说道,“我必须让你们知道一个秘密。
  两天前我做报告时,我故意没有说出我们已找到了飞机的残骸,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抓住了飞行员一一他不仅活着,而且还在提抗议!“礼堂中发出哄堂大笑,欢呼声震耳欲聋。接下来,赫鲁晓夫又说了一段令国家安全局高级官员头皮发麻的话,他对参加会议的代表们说苏联还找到了”记录我国地面雷达站所发出的信号的录音带——这是无可辨驳的间谍证据“。
  正在葛底斯堡视察的艾森豪威尔注意到了这条消息,他的反应只有四个字:“不可思议。”华盛顿此时是一片哗然。梅森等总统的高级助手立即着手用谎言为总统打造防护墙,原先编造的谎言顷刻之间就得重新捏造。国务院新闻发言人林肯。
  怀特就像《艾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的某个角色一样急匆匆地从一个兔子洞钻到另一个兔子洞。他告诉惊呆了的新闻界此前说的一切都是不真实的。一名记者后来写道:“你马上就会觉得一股怒气从心中升起。记者们惊讶地发现他们已参与制造了一个谎言。”
  就在此时,国防部长盖茨给国务卿赫脱打电话,他指出必须有人站出来说明事实真相。“必须有人为此项政策承担责任,”盖茨坚持说,“尽管总统可以说他不知道这次飞行的情况,但他确实批准实行这项计划。”赫脱紧握着黑色的电话听筒对盖茨的话进行了反驳:“总统并不否认这一点,但在这个时候他什么也不想说。
  我们一直尽力使总统在这件事上保持清白。“
  5 月9 日早晨,当总统走进椭圆形办公室时,他通常挂在脸上的那种开朗幽默的表情变成了一副沮丧的样子。“我打算辞职,”他对他的秘书安。惠特曼说。有传言说国会将对UZ飞机事件展开彻底调查,这是艾森豪威尔不惜任何代价也要避免的事。这天下午,赫脱和杜勒斯按计划将参加国会的秘密听证会,向少数高级参议员和众议员简要介绍这一丑闻的来龙去脉。艾森豪威尔说,杜勒斯能对国会山的议员们讲的仅限于“根据一般性授权,这一行动已持续了四年”,仅此而已。随后,为了彻底打消国会议员们进行调查的念头,这位间谍首脑应该“指出任何非正式调查都将产生非常糟糕的后果”。
  对艾森豪威尔来说,处理这一丑闻的过程很快变成了难以忍受的酷刑。每天每日他都得被迫一点点地讲出事情的真相。但他已下定决心,有一个秘密绝对不能公布,即便他的内阁成员为此不得不向国会撒谎也罢——这就是有关他本人卷入UM飞机事件和轰炸机越境侦察的情况。在国会召开听证会之前,古德帕斯特尔打电话向赫脱强调了这一点。他警告说:“总统不想让自己和这一特殊事件有任何干系。”
  当杜勒斯和赫脱在国会山开会时,艾森豪威尔也在召集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开会,他告诫他们要避开新闻界。“我们的侦察行动被发觉了,”他苦丧着脸说道,“我们不得不经受一场风暴的考验,大家要尽可能少说话。”不久,林肯。怀特又发表了一份例行公事式的声明,它的内容和以前发表的三项声明是相矛盾的。这回政府承认“非武装民用飞机进行了扩展范围的大气探测飞行……这些飞行通常是在边缘地区进行的,偶尔也超过了边界。这些特殊任务……并没有获得授权”。这份声明把艾森豪威尔摘了个干干净净。无论付出任何代价也必须把艾森豪威尔卷入这一倒霉行动的事实掩盖起来。
  艾森豪威尔从一开始便本能地感觉到越境飞行计划注定要以灾难性的失败告终。
  但他的顾问们,特别是艾伦。杜勒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内森。特文宁却一次又一次地不厌其烦地催促他。再不能这样做了。“取消所有的挑衅行动,”1960年6月的一次内阁会议结束后总统向盖茨下达了命令,他丝毫没有掩饰他的怒气。然而,国家安全局的边缘侦察飞行仍可继续进行,但只限于国际空域。随后艾森豪威尔示意赫脱和古德帕斯特尔跟他走进他的办公室,他以斩钉截铁的口吻告诉他俩UZ飞机飞越苏联领空的飞行必须中止。“通知艾伦。杜勒斯,”他烦躁地命令道。艾森豪威尔转天就要启程前往巴黎和赫鲁晓夫举行期待已久的首脑会晤。他不想让任何意外事件再度发生。
  4 引擎的伊尔—18客机越过白俄罗斯的黑森林,往巴黎方向飞去。端坐在机舱里的赫鲁晓夫想到美国人竟选择这样一个时机让U2飞机飞越苏联领空搞间谍活动,心中的怒火又一次升腾起来。“美国人好像故意要为这一次首脑会谈设置一颗定时炸弹,”他心中默默地念叨着,“正当我们打算和他们坐在谈判桌前时,这颗炸弹爆炸了。”他特别担心他的国家在苏联集团内部失去威望。“如果我们自甘受辱,不敢提出强烈抗议,它们怎么可能指望我们伸出援助之手?”惟一的解决办法是要求艾森豪威尔公开做出正式的赔礼道歉,并且保证不再进行越境侦察活动。这一要求令美国总统再次感到意外。
  但是,赫鲁晓夫并没有得到他一直在期待的道歉。尽管在过去的四年中美国的U2飞机和重型轰炸机曾经数十次穿越苏联领空,但这位老将军不可能说出道歉的话来,他压根就没想过道歉的事。然而,他确实已经公开宣布直到他的任期届满都不会允许再度进行越境飞行。但这样做是远远不够的。定时炸弹已经爆炸,这次最高级会谈因此早早结束了。两国元首返回奥利机场,各自打道回府。赫鲁晓夫邀请艾森豪威尔在离任前访问莫斯科的计划也同时取消。“我们不可能向某些早已经——姑且这样说吧——把东道主的餐桌搞得乱七八糟的人表现出我们的热情好客,”赫鲁晓夫后来说道。
  返回华盛顿后,艾森豪威尔心里一直闷闷不乐。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正打算就U2飞机事件和巴黎首脑会谈流产进行一次秘密调查。在公开场合,艾森豪威尔摆出一副英勇无畏的样子。他“诚心诚意地”同意国会进行调查,“当然也会全力配合”。但私下里他却非常烦躁不安。数周来他一直想阻止这次调查。他最担心的是他本人批准越境飞行,特别是批准进行“五一”那天的灾难性飞行的真相被公之于众。使他同样担忧的是可怕的轰炸机越境侦察飞行的细节会被泄露出去。事实上,大规模越境飞行可能是任何一位总统都难以批准的最危险的行动之一。
  5 月24日上午8 时40分,就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即将开始之前,戈登。戈雷拉开椭圆形办公室5 英寸厚的木门,急匆匆地从印着总统徽章的草绿色地毯上走过。
  这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知道艾森豪威尔不喜欢来访者等被人召唤进去。戈雷带来了坏消息。“显然,”他告诉他的上司,“已经不能指望国会停止对UZ飞机事件和最高级会谈流产进行调查了。”由于距国会举行听证会的时间只剩下了三天,戈雷建议艾森豪威尔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明确表示他希望他的主要顾问们在证词中该说些什么”。
  过了一会儿,二十多位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鱼贯进入椭圆形办公室旁边的内阁室门口。“总统到,”戈登的嗓音低沉而有力,好像在发布一道命令似的。
  当艾森豪威尔走进会议室时,与会者纷纷站了起来,嘴里咕咕哝哝地说着“早上好”。艾森豪威尔随后在会议桌中间他的专座上坐了下来。由三个金属环串起来的巨大的活页本——他的“黑皮书”——放在四周镶有皮革的吸墨台上,翻开的那一页上写着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旁边的盒子里装有白宫的便笺纸。一部有七个按键的黑色拨号电话放在他的左手边上。坐在他对面的是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副总统身后有一个书柜,里面摆放着一座象征着共和党的金黄色的大象,还有一座立正敬礼的殖民地时期民兵的塑像。此外还摆着一排雕刻着图案的皮面精装书,这些书显然从未被打开过。
  “总统先生,”戈登首先说,“第一项议程是艾伦。杜勒斯先生通报情况。”
  中央情报局局长坐在艾森豪威尔右手会议桌尽头的位置上,这个座位通常是留给他坐的。这位教授手握烟斗侃侃而谈。艾伦。杜勒斯对这些神情沮丧的官员们说,莫斯科在首脑会谈即将举行之时“做出大肆渲染U2飞机事件和取消总统访问苏联的决定”。但“取消首脑会谈”的这项决定,杜勒斯说道,恰恰是在美国承认总统曾经认可了越境侦察飞行计划后做出的。
  这正是艾森豪威尔最不想听的话。谴责这场灾难的声音已经传到了椭圆形办公室的门口。他不会允许参议院再往前走半步。他不能让他们发现他本人批准并且一直关注着“五一”飞行以及其他所有的侦察活动,他已经向美国公众和国会高级领导人否认了这一切。他更不能让他们发现充满危险的轰炸机飞行侦察活动,谢天谢地,这件事还没有被曝光。
  艾森豪威尔背靠着蓝色沙发椅,透过宽大的窗户,凝视着白宫草坪,他对国会对外关系委员会的调查显然十分不满。“显而易见,”他后来愤愤不平地写道,“国会坚持要对UM飞机事件和首脑会谈破裂进行某种调查。”“政府官员应该头脑清醒,沉着镇静,但调查不应扩大化,不能允许调查人员钻进我们的情报系统……”
  他警告说,“某些人是诱骗证人的大师,他们试图掌握我们的情报系统的所有秘密。”
  他斩钉截铁地说,有关这些行动信息“丝毫也不能披露”。
  艾森豪威尔在内心深处极端讨厌国会的调查。开会前,国防部长汤姆。盖茨端着一杯酒站在白宫生活区里,想到他将出席林登。约翰逊领导的战备委员会的听证会,心里不禁感到一阵阵的忧虑。听证会的重点问题将是指责政府为了减少五角大楼开支和平衡预算而故意低估苏联导弹的威力。“更要命的是,”盖茨说道,“那是发誓,那是回答国会的调查。”但艾森豪威尔很快打消了国防部长的忧虑。“你就站在那儿,告诉他们你不愿向他们发誓。”
  另一位害怕并且试图逃避国会调查的官员是内森。特文宁将军。应该为轰炸机侦察飞行负主要责任的正是这位将军,此时,在5 月24日的会议期间,他担心调查人员很快会将注意力从中央情报局转移到他领导的机构。“调查一旦开始,他们就会试图掌握我们全部的情报行动,”他抗议道,“如果调查人员追查中央情报局,接下来他们就会追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行动。”接着他又问道:“是否我们可以采取某种行动以阻止这场调查?”
  过了一会儿,艾森豪威尔提出行使行政特权的想法,但随即又放弃了,因为这根本行不通。调查人员可以不追究总统私人顾问提出的建议,他说,但他们不可能不追究其他政府官员的行为。“既然如此,”他抱怨说,“还是无法被中止调查。”
  但他又说为了限制泄密的程度,“政府官员应亲自出席作证,不能让他们的下属去讲话”。
  艾森豪威尔提出能不能让艾伦。杜勒斯出面直截了当地把所有的问题都堵回去。
  “杜勒斯先生或许不得不说明中央情报局是美国政府的一个秘密机构。”
  另一种可用的办法是动员公众反对国会的调查。财政部长罗伯特。安德森建议艾森豪威尔在电视上呼吁美国公众反对这次调查。“这一讲话,”他说,“应该表达这样一种愿望,即这个国家的任何人都不能从事可能损害未来国防力量的行动。
  这一讲话应包含这样一层意思,即这场调查不能没有限制,不能危害国家的安全。“
  为了强调这场调查可能对安全造成损害,安德森告诉艾森豪威尔,他应该提及珍珠港的惨状。
  但艾森豪威尔已意识到调查是不可避免了。他转而提出了最困难的议题:如何掩盖他本人卷入这一丑闻的事实。“应该告诉国会,越境飞行是经过国务卿和我们的科学顾问同意的,他们认为这是搜集情报的必要方式。应该说明有关在别国境外进行侦察飞行的基本决定是总统做的。”
  艾森豪威尔断言调查人员能获得的就是这些。一切到此为止。绝不能承认他一直在椭圆形办公室密切关注这一计划的实施过程。根据国家安全局保存的绝密文件所示,艾森豪威尔非常害怕这次调查,为此他竟然命令内阁成员掩盖他卷入这一丑闻的事实,即使他们必须在国会宣誓也罢。至少有一名内阁成员直接向调查委员会撒了谎,艾森豪威尔知道这一情况。作伪证是一种严重的罪行,一旦被发现,艾森豪威尔就面临被弹劾的危险,而其他的内阁高级成员则会被判刑。
  艾森豪威尔向他的内阁高级成员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下达了命令:“应该给人这样一种印象:总统批准进行特定飞行,执行明确的任务,或者选择了特定飞行的时机。”然而,总统批准的只是特定的飞行,执行的只是明确的任务,选择的只是特定的时机。
  问题绝不是如何保护“我们的情报系统”,就像艾森豪威尔对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说的那样,而是如何掩盖他在这项笨拙的计划中所扮演的角色。总而言之,U2飞行计划实际上已无任何秘密可言。四年来俄国人对越过他们的领空或沿着他们的国境线飞行的每一次侦察行动都在进行追踪。现在他们逮住了一名飞行员。这名飞行员向他们提供了一份签了字的供词,而且还在继续招供。那架被击落的飞机的主要部件——大部分完好无损——正在莫斯科高尔基公园里展出,其中包括损坏的照像机和国家安全局的监听设备以及将被曝光的高质量胶片冲洗后得到的照片。参观者甚至能够听到被间谍飞机截获的苏联雷达发出的电讯信号声。
  如何才能不让公众得知秘密信息依然是个问题。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完全是在秘密状态下举行听证会的,当然,该委员会听到了有关情报行动和核武器等极端秘密的证词。此外,为了确保安全,中央情报局负责审查最终可能不得不公之于众的消息,速记本都被扔到碎纸机中。
  艾森豪威尔最为担心的是在关键的大选年中向美国公众泄露政治上具有灾难性的信息。鲍尔斯被俘虏是十余年来最为严重的国家安全上的失误,这件事导致一次重要的首脑会谈流产,并且使美俄关系产生了严重危机。艾森豪威尔处于这场政治灾难的中心,他从一开始便在幕后操纵着一切。最为重要的是,他的副总统是人主白宫的最有力的竞争者,而他的政府几个星期以来一直在向公众和国会的高级成员们撒谎。
  U2飞机事件现在已成为政治风景画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在艾森豪威尔还未从欧洲返回之前,两度参加总统竞选的民主党人安德拉五。史蒂文森就已经开始进行抨击了。“我们把撬棍和大锤递给了赫鲁晓夫,让他破坏首脑会谈,”他恼怒地说,“如果不是我们一连串的失误,赫鲁晓夫先生不可能找到借口提出无法实现的要求,并对我们进行粗暴的指责。”民主党参议员马克。曼斯菲尔德说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应追踪谁在控制着“五一”飞行,并且深人探究官方声明背后掩藏的秘密。但共和党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却认为参议院应置身于这一事件之外。“中央情报局只不过做了它应该做的事,”他争辩说。然而,戈德华特在参议院属于少数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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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26日早晨,就在调查开始之前,艾森豪威尔在心中默默祈求国会高级领导人在调查中不要涉及敏感领域。在国宴厅里,艾森豪威尔一边和两党领袖碰杯祝酒,一边大声笑着说他如何“赞成这次调查”。但随后他又说他如何“担心领导这次调查的国会议员会竭力挖掘中央情报局的内部情况以及它的秘密行动”。他又补充说他敢断定国会领袖们已经认识到“这些尝试将危害美国的利益”。大约12年之后,理查德。尼克松也将试图以“国家安全和中央情报局情报行动”为借口掩盖其个人卷入一场灾难性的政治丑闻的行为。
  国会议员们提了一些比较温和的问题,但绝没有让艾森豪威尔脱身的意思。参议员马克。曼斯菲尔德问道:“如果在国会建立一个联合委员会,而这个委员会又不去调查中央情报局的活动,总统会作何感想?”这个向题无疑让艾森豪威尔感到惊恐。‘中央情报局的行动是精心策划的,在许多方面是高度机密的,“艾森豪威尔说,”因此必须保密。“第二天上午,对外关系委员会大门紧闭,门口有卫兵把守。委员会主席威廉。
  富布赖特威严地宣布听证会开始。政府官员沿着宽大的证人桌依次而坐,他们依从总统的指示,或者闪烁其辞,顾左右而言他,或者直截了当地否认总统和U2飞机事件有牵连。艾伦。杜勒斯态度蛮横。“我拒绝讨论总统对我说了些什么或我对总统说了些什么。”若干年后,副国务卿道格拉斯。狄龙将政府官员向对外关系委员会提供的证词描述为“官样文章”,他承认“我们的证词完全是虚假的,因为我们在防卫,我们在掩盖白宫在这一事件中所应负的责任”。
  但是狄龙的上司所做的不只是“官样文章”。当富布赖特参议员提出关键问题,即总统是否批准过哪怕是“一次”UZ侦察飞行时,国务卿赫脱先是吃了一惊,随后便赤裸裸地撒了个谎:“不知情。”
  在听证室里负责监督有关中央情报局的证词,确保不向公众泄露任何秘密的是理查德。赫尔姆斯,此人后来当上了中央情报局的局长。数年后,赫尔姆斯在回忆这次听证会时说道:“他们都曾宣过誓。他们都了解内情,知道所发生的一切,如果这不是作伪证,那我就不懂得什么叫作伪证了。”
  赫尔姆斯当然有理由对UZ飞机伪证事件感兴趣。1977年,他受到联邦法院指控,因相同罪行被判人狱两年。当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质问中央情报局是否参与策划了智利军事政变时,他对富布赖特撒了谎,声称绝无此事。虽然赫尔姆斯后来断言因为他曾对中央情报局发誓保守机密,因此他可以对国会撒谎,但联邦法官巴林顿。D.帕克根本不同意他的这种托辞。他直截了当地告诉赫尔姆斯:“你现在不光彩地站在法庭前。”这位法官还对赫尔姆斯以保密为借口欺骗法庭的言行进行了驳斥:如果政府官员凭借某些错误的观念,故意违背或无视国家法律,认为他们必须遵守早先的承诺,我们这个国家的前途就十分令人忧虑了。
  我国情报界有这样一些雇员……他们认为自己享有不受法律约束自行其是的特权。各级政府官员,无论他们处于何种岗位,都必须和其他人一样遵守美国的宪法和法律并且保证诚实。
  尽管帕克的言辞非常激烈,但他还是对赫尔姆斯宣判缓刑,此外还追加了2000美元罚金。
  富布赖特对总统身边的人的态度是温和的,总统本人在U2飞机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也未被公之于众,尽管如此,政府对听证会的感觉已变得极为恶劣。杜勒斯告诉赫脱,他被这次听证会搞得“烦躁不安”,随后他又像黑手党电影中的一名匪徒那样说道:“我们应该永远闭上嘴。”
  在国家安全局,最新截获的电报清楚地表明,古巴轰炸机飞行员现在正在接受苏联集团的训练。
  1961年11月19日,华盛顿历史上最寒冷的一天。木匠们正在搭建将于20日举行的总统就职大典用的观礼台。在观礼台对面的白宫,有两个人在内阁室的抛光办公桌两边相对而坐。神情疲惫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最后一次坐在高背皮椅上。在过去的八年里,他无数次坐在这把椅子上主持讨论过许多重大的问题。冷战的阴风仍旧同白宫窗外的冰天雪地一样寒冷刺骨,艾森豪威尔早先所抱有的改善美俄关系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坐在总统对面的是年轻英俊的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就像一名家族生意被银行控制的百货店老板一样,艾森豪威尔向他的继任者简要介绍了一大批急着要做的买卖。奇怪的是,虽然他的办公桌上摆着一份高度机密的大规模入侵古巴的计划,而且由美国策划组织的这一行动在几周之内就要开始,艾森豪威尔在长时间介绍外交政策时却几乎没有提及古巴问题。只是在谈论老挝问题时他才以一种漫不经心的方式顺便提到入侵古巴的打算:“目前我们正在危地马拉帮助训练反卡斯特罗军队,尽力帮助这些反卡斯特罗军队是本届政府的政策。”
  在担任总统的最后几个小时里,艾森豪威尔发表的看法在他的继任者看来简直就像一道命令一样。“从长远看,”他坚持认为,“美国不能允许卡斯特罗政权在古巴存在下去。”几乎就在同一时刻,在波托马克河对面的五角大楼里,三军参谋长已做出了他们的决定。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莱曼。I.莱姆尼策总结说,惟一的办法是美国发动一场全面入侵。
  第四章 拳头1961年1 月20日凌晨,厚达半英尺的一场大雪覆盖着华盛顿,这座城市宛如酣睡在一层厚厚的棉被下一般。美国首都以及东北和大西洋中部沿岸各州正经受着极地般寒冷的天气。在这些地区,学校、商店和工厂全都关了门,飞往这些地区的飞机都调头按原路返回。这是25年来最寒冷的冬天。
  破晓时分,军队开始行动。由100 余辆铲雪车、重型卡车、平土车组成的庞大车队从贝尔沃堡开出,隆隆地开进华盛顿市去铲除冰块和厚厚的积雪。100 余名佩戴红色臂章的军人在国会大厦四周各就各位,1000余名军人沿宾夕法尼亚大道散开,布成警戒线,16辆救护车被部署到关键地点,随时准备医治伤病人员。
  临时军事指挥部设在东行政楼和宾夕法尼亚大街拐角处,陆军少将Cl. 盖利负责指挥这次行动。载重车辆压着松软的白雪,越过波托马克河大桥向国会山开来。
  长车身的卡车上装载着的是弹头像铅笔一样尖的潘兴式导弹,坦克、榴弹炮、装甲运兵车组成的队列紧随其后。成千上万名陆军士兵、飞行人员、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检查完武器后在白宫附近的指定位置整装列队。代号已安排好:红地毯代表无线电系统,雪莉代表闭路电视系统,电池代表士兵集合地区,格陵兰代表疏散地区。
  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官邸宽大的前窗往外望去,莱曼。I.莱姆尼策将军看到他的军队静悄悄地占领了这个国家的首都。或许莱姆尼策所站的这个位置是最容易看到华盛顿全貌的地方了。这座房子矗立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市迈尔堡陡峭的山丘上。他站在起居室的抛光镶花木地板上,身着蓝色正规军装,披着一件灰褐色大衣,一条白色绶带挡住了脖子上的活扣领带。在他身边悬挂着一幅将军本人的巨大的油画,看上去神情严肃,大权在握。从窗户往下看,华盛顿就像小孩子们堆的一个大雪球,柔软的雪花覆盖在巨大的纪念碑上。在他眼前,结了冰的波托马克河水像一条银丝带一样环绕着这座城市。向远方望去,他能看到国会山巨型的白色圆顶,公家分配给他使用的豪华轿车正准备将他送往那个地方。
  再过几个小时,约翰。菲茨杰拉德啃尼迪就要宣誓就任美国第35任总统,这场就职典礼在很大程度上将是一次军事行动,公众对此却一无所知。除了特工人员外,新总统还将受到由24名军人组成的警戒线的保护,当他前往白宫时,一支由军车组成的护卫车队将为其开道。
  当坦克和导弹车为参加总统就职典礼而隆隆驶过市区时,看到这一场面的一些人确实产生了华盛顿已被军事占领的念头。透过这一表面现象,人们看出美国正处于一个危险的时刻。许多美国军人对文职领导人的不信任已根深蒂固,有些高级军官甚至认为他们的文职领导人已被国际共产主义收买了。肯尼迪作为一名社会民主党人当选总统更加深了军人的这种印象。“一位深孚众望的五星上将坐镇白宫使人民心里感到踏实,也使极右分子难以兴风作浪。约翰。杰拉菲尔德。肯尼迪当选总统则加深了人们的恐惧心理,”有一位军官当时曾说过这样的话。
  在遍布世界各地的美军基地里,高级军官在散布共产主义者已把持了联邦政府高级职位的骇人言论。在这些高官中,最关键的人物是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厄尔。
  华伦。在极右反共团体“警报工程”举办的一次电视论坛上,海军陆战队荣誉勋章获得者。退役上校米切尔。佩奇对电视观众说,华伦大法官应该被绞死。
  在大选之前,某些高级军官即教育他们的部队要以“正确的方式”投票,其中之一是埃德温A.沃克尔少将,他驻扎在西德奥格斯堡美国陆军基地,这里还驻有国家安全局最重要的监听站。1960年10月,当士兵们正准备把选票寄回国时,沃克尔要求他们和保守的“宪法行动”组织商议投票方向。自认为是“超级爱国者”的沃克尔甚至设立了一条特殊电话热线,让军人们打电话咨询正确的投票“方向”。此外,沃克尔还频频对士兵及其家属发表演说,抨击共产党的颠覆活动。在驻德美军部队中发行的《海外周刊》指控沃克尔将埃莉诺。罗斯福和哈里。杜鲁门称为“确定无疑的左派”,将新闻记者埃德华。R.莫罗、沃尔特。克劳凯特、埃里克。萨瓦里克称为亲共分子。
  在阿肯色州费耶特维尔市的史密斯堡举行了一系列的“生存战略”会议。与会者被告知“这一地区的代表这次将89%的选票投给了共产党”。当地驻军指挥官威廉。布洛克少将劝说小石城商会在该州首府举行类似的会议。在佛罗里达州海军航空站,“警报工程”放映了电影《废除行动》,这部电影将抗议顽固反共的众院非美行动委员会的学生运动描绘成完全受共产党煽动和指使的活动。
  距新总统就职不到几周时,退役海军少将、美国海事委员会主席拉尔夫。威尔逊发现自己因打算向赞成入侵古巴的美国军团发表演说而遇到了麻烦。他抱怨说:“显而易见,在政府中你不能谈论有限战争、冷战或面临俄国威胁等问题。”
  这种气氛致使某些人想到可能会发生军事政变。极右翼将军和新政府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在这种环境下,作家弗兰彻。内布尔和查尔斯。贝利二世开始撰写一部新小说的提纲。这部小说最后定名为《五月中的七天》,它集中描写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在同名电影中此人由伯特。兰开斯特扮演)领导的一场军事占领行动,他认为民主党总统对美国的敌人是软弱无力的。
  10点25分,莱姆尼策钻进他的黑色加长卡迪拉克豪华轿车,车子径直驶向国会大厦。这位四星上将常常被描绘成熊的模样——这不是因为他的4 英尺11英寸的身高,而是因为他的肩膀强壮有力,嗓音洪亮。他的外表十分深沉,具有学者风度。
  然而,他在西点军校只上了两年学,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急需大批军官。但他从学校急匆匆赶赴战场时,战争已经结束了。在后来的岁月中,莱姆尼策获得了策划者的声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伦敦给艾森豪威尔当助手,后来在西西里战役时他又在巴顿将军麾下作战。艾森豪威尔将莱姆尼策看做是自己的门徒,任命他担任陆军第一副参谋长,1957年又任命他担任陆军参谋长,这是陆军的最高职务。
  最后,艾森豪威尔在离任前几个月提名莱姆尼策担任美国军队的最高军职。《洛杉矾时报》的一篇社论说:“莱曼。莱姆尼策将军在前几周获得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军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在新总统就职典礼前两天,这位主席在自己的官邸为艾森豪威尔举办了一次午餐会。“他的自我感觉好极了,”莱姆尼策在给女儿的信中这样写道。一位旁观者注意到莱姆尼策对艾森豪威尔仍旧“极为尊敬”。
  莱姆尼策认为艾森豪威尔对下届政府仍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在与肯尼迪最近提名担任下一任国防部长的罗伯特会。麦克纳马拉会晤后,莱姆尼策向艾森豪威尔透露了一条内部消息。他说肯尼迪可能已经决定提名退役将军詹姆斯。M.加文担任陆军部长。听到这一消息后,艾森豪威尔怒火万丈。加文因不满艾森豪威尔的空间政策而怒气冲冲地退出了现役,随后他又写了一部抨击现政府的书。另外三名将军也离开了军队并且写了一系列抨击时政的文章。艾森豪威尔对这些批评非常恼火,他曾命令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调查一下,看看能不能将这四个人重新招回现役并对他们进行军法审批。这一举动即使不违法,也是前所未闻的。
  现在,一个他认为不忠诚的人却被提名担任陆军——艾森豪威尔的陆军——的最高职务。他要求莱姆尼策想办法秘密阻止对加文的任命。这可是个大难题:一位即将离任的总统指示他手下的最高军事长官阻止新当选总统对一位文职官员的任命。
  然而,莱姆尼策还没来得及采取行动,肯尼迪已改变了想法:他任命加文出任驻法国大使,提名小埃利维斯、斯塔尔担任陆军部长。然而,莱姆尼策终归会成为肯尼迪政府中的一颗地雷。
  25分钟后,莱姆尼策的豪华轿车把他送到了参议院侧楼的E 门。以前将军在出席参众两院有关军事政策的听证会时多次走过这条通道。这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从未完全信任过国会,他在写给他弟弟的信中曾经说道:“我不得不参加七个国会小组委员会举行的极为粗鲁的听证会……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将一小部分事实告诉各委员会,同时又要避免让政府遇上麻烦。”
  莱姆尼策穿过通向参议院的拱廊,乘电梯到了参议院接待大厅。政府其他部门的首脑人物、外交官和外国驻美大使都在那里等候。一会儿将有人负责将他们领到检阅台上的指定位置。海军负责人是阿莱。伯克海军上将,他是一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兵,过去五年中一直担任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海军作战部长。莱姆尼策升任陆军参谋长时,伯克赠给他一把4 英尺长的礼号。系在这把号上的金丝带上有一块标牌,上面写着“稳定的号角”。这是一个圈内人才知道的笑话。莱姆尼策的前任马克斯韦尔。泰勒是那几位退出现役并写书尖锐抨击艾森豪威尔的军事政策的将军之一,其书名就叫《不稳定的号角》。
  莱姆尼策被引到观礼台第2 区G 排1 号座。他的手上戴着军用黑色皮手套,宽阔的下颚冻得通红。观礼台下面堆满积雪的广场上站着数万名观看总统就职典礼的人。
  当他站起来观看大法官华伦为身穿黑色外套和条纹裤的约翰。肯尼迪主持宣誓就职仪式时,这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脑海中的参照系发生了变化。他就像一名迷失方向的水手,他手里的罗盘指针不再指向北方。八年来,这个国家的权力一直掌握在一位五星上将手中。像他本人一样,这位总统也是出身于西点军校,他懂得纪律、秩序和传统。他懂得要向国旗敬礼,皮鞋要擦得锃亮,不守纪律要受到惩罚。
  此时,这位在莱姆尼策漫漫军旅生涯中一直是他的良师益友和上司的总统已经隐退葛底斯堡的一座农场。取代艾森豪威尔的是一位生活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一位莱姆尼策根本不太了解的人。他后来不无嘲讽地说:“这位新总统没有任何军事经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只是个巡逻艇的艇长。”
  莱姆尼策的观点很具有代表性。被莱姆尼策提拔起来接替他担任陆军参谋长的乔治。德克尔将军也持相同的意见。德克尔后来回忆说:“我想高级军事领导人更愿意受艾森豪威尔指挥,因为他本人也是一名军人。”海军作战部长伯克对白宫新的领导班子也持不信任态度:“几乎所有的人都很有激情,但他们——包括总统本人——都没有任何管理经验。总统一直在国会任职。他从未做过任何管理工作……
  他们不懂得什么是正常的管理程序,他们不知道通讯线路和指挥渠道的重要性。“
  宣誓仪式结束后,莱姆尼策在国会大厦用完午餐,下午2 点15分左右驱车前往白宫对面的总统检阅台。肯尼迪本人亲自邀请他到总统检阅台,检阅由面带微笑的中学生组成的铜管乐队及一眼望不到头的武装士兵,以每分钟120 步,每步30英寸的精确步伐通过广场。
  莱姆尼策突发其想——他希望这支军队中的一部分人将行进在棕榈树的浓荫遮蔽下的哈瓦那大街上,卡斯特罗或者被击毙,或者被关押起来。像许多右翼军人一样,他认为共产主义会颠覆美国社会的基础,是一种侵蚀美国核心价值观念的邪恶势力,因此必须对它加以遏制。一名中学教师曾就古巴问题给莱姆尼策写了一封信,他在回信中说:“我建议你认真阅读一下最近发表的《共产党纲领草案》。如果你研究了这份文件,我想你最终会同意作者的观点,即共产党世界决心毁灭我们的文明和我们珍视的一切。我们继承的遗产——自由,我们内心深处的向往,人类几千年形成的价值观念都面临着威胁。不仅是政府,我们每个公民都要用行动对这种致命的威胁做出回答。”
  莱姆尼策认为只有大规模使用武力才能击败古巴的共产主义。因此,他根本不相信中央情报局拟订的派遣近千名反卡斯特罗分子渗透到这个岛国的秘密计划。这项计划是在艾森豪威尔执政的最后一年中逐步形成的,它的核心是煽动起一场可能会将卡斯特罗赶下台的内部革命。
  早在新总统就职典礼前两天,莱姆尼策派驻古巴特遣部队的代表戴维。格林准将就直截了当地告诉中央情报局:“20万古巴民兵,每人手持一枝自动步枪,只要他们站在那里扣扣扳机,哪怕别的事情都不做,那也是一支强大的力量。”与中央情报局的计划相反,莱姆尼策和三军参谋长一直在强烈要求发动一场全面战争——在五角大楼指挥下,从海上、空中和陆地对古巴发动一场全面的军事入侵。
  但莱姆尼策和三军参谋长们都知道,武装入侵一个邻国会遭到国内和国际社会的谴责,就像美国谴责苏联入侵匈牙利一样。于是,参谋长联席会议拟订了一项极为秘密的计划——诱使美国公众和世界人民相信古巴对美国发动了一场进攻。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根据国家安全局的文件记载,莱姆尼策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秘密地设计一场对古巴关塔那摩美国海军基地的进攻,然后把罪名加在卡斯特罗头上。如果蒙在鼓里的美国民众确信古巴对美国发动了挑衅性的进攻,他们就会支持参谋长联席会议策划的血腥的加勒比战争。归根结底,没有人会相信卡斯特罗对五角大楼最高军事指挥官声明的驳斥。美国最高军事当局仅仅凭借捏造的谎言而发动一场战争,许多美国军人无疑会在这场战争中送命。1 月19日,就在艾森豪威尔离任前几小时,莱姆尼策批准了这项建议。随着事态的发展,这一计划成了一项庞大的秘密行动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
  当来自莱姆尼策老家宾夕法尼亚州的赫格曼弦乐队和州骑警队通过总统检阅台时,这位将军笑逐颜开,频频向人群挥手致意。
  下午5 点43分,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和妻子乘坐一辆五年前生产的克莱斯勒豪华轿车穿过秘密通道前往宾夕法尼亚州葛底斯堡的农场。八年来,这条通道头一次黑乎乎的空无一人。
  45分钟后,一等兵鲍默护送莱姆尼策上了他的高级轿车,随后驱车返回参谋长会议主席官邸。与此同时,将军的入侵部队也撤回了波托马克河对岸。
  1 月25日,肯尼迪总统首次接见莱姆尼策和三军参谋长。肯尼迪表示他非常渴望同参谋长们保持紧密的联系,并且希望莱姆尼策经常出席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会议。随后总统又问应该针对古巴采取什么行动。
  莱姆尼策轻率地指出中央情报局策划的行动过于软弱,根本不可能打败卡斯特罗的军队,因此不应予以实施。随后,他向肯尼迪汇报了最近国家安全局发现的令人感到不安的一些情况。八天前,在西德的一座没有窗户的地堡里,一名负责监听捷克斯洛伐克军用航空通讯的国家安全局人员将他的黑色调频指针调到114.25兆赫,随即听到一个不寻常的声音。通常他在这个频率捕捉到的都是特伦钦机场的飞行员用捷克或斯洛伐克语胡聊的声音,这次他听到的却是一名正在进行飞行训练的飞行员用西班牙语说话的声音。他在监听报告中写道:“这是甚高频监听活动中第一次发现特伦钦机场有讲西班牙语的飞行员。”这份报告很快就被转到国家安全局总部。
  这名监听人员还写道:“这名飞行员很可能驾驶着一架轰炸机或教练轰炸机。”其他一些报告则表明古巴最近从捷克斯洛伐克那里得到了至少3 万吨新的军事装备。
  莱姆尼策随后向新总统亮出了他自己的计划:“现在需要做的是大大扩展原来的计划,目标是建立一个流亡政府,然后派一些部队登上海滩,组织游击队开展活动。到这个时候我们就能介人,向他们提供援助。采取这类行动的计划已准备就绪。”
  莱姆尼策敦促总统:“时间对我们不太有利。”
  三天之后,在白宫的内阁室,肯尼迪召集包括莱姆尼策和艾伦。杜勒斯在内的主要国家安全官员开会。会议期间,五角大楼官员强调已列人议事日程的各种行动方针都不能动摇卡斯特罗的统治。于是肯尼迪要求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重新审查派遣反卡斯特罗军队进入古巴的各种建议。他还要求整个行动要实施得干净利落,不能留下任何美国痕迹。“我可不想冒险弄出一个美国的匈牙利事件,”肯尼迪警告说。
  艾森豪威尔在执政的八年中一直同中央情报局保持着密切关系。他知道艾伦。
  杜勒斯和中央情报局策划了近一年的古巴行动计划有哪些长处和短处。现在,刚刚人主白宫一个星期,正忙着将管理人员捏和在一起的肯尼迪却承受着尽快批准一项危险计划的压力,而且他不了解制定这一计划的那个人,也不了解那个人领导的那个机构。杜勒斯告诉他,入侵部队只要一登陆,立即会引发一场规模巨大的起义,卡斯特罗很快就会完蛋。
  然而,艾伦。杜勒斯肯定知道这纯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在大多数古巴人看来,卡斯特罗是一个英雄,是他在两年前使古巴人民摆脱了巴蒂斯塔的血腥统治。
  正如中央情报局的一份高度机密的报告所指出的:“我们可以确定中央情报局没有找到根据,证明有足够多的古巴人能够或者愿意参加入侵者的队伍,也没有根据证明古巴存在着由某个人领导的有凝聚力的抵抗运动。”这份报告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就在白宫开会讨论这一问题时,“中央情报局正在盲目地前进”。
  莱姆尼策是一个注重细节的人。就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后,他向三军参谋长发布了详尽的指示,要求他们注重集体形象——他们的名字要签在他的签名的下方,他们必须赞同他的观点、未经他的允许,任何人都不得动用他的轿车和飞机。莱姆尼策还极为看重自己的名声,认为自己是一个非常称职的计划者。在作证前递交给国会的一份长达八页的个人简历中,他频频提到自己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计划人员”以及他“作为一个计划人员具有的才能”。在五角大楼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水晶球,抽屉里放着一首赞美诗:计划人员真有趣不带枪来不佩剑走路弯腰又曲背眼球都是水晶做作为一名计划人员,莱姆尼策和其他几位参谋长一样肯定看出了由外行人拟订的中央情报局行动计划的漏洞。数年后,莱姆尼策亲笔写下了一份长达52页的关于参谋长联席会议参与猪湾行动的工作总结。这份总结的题目是“古巴灾难”,他把它锁在自己的私宅里,至死也没向外公布它的内容。据国家安全局透露,这份报告明确表示莱姆尼策领导的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中央情报局的计划是一场即将发生的灾难。莱姆尼策引用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这一行动所作的分析中的一段话:“鉴于卡斯特罗政府有迅速集结军队和民兵的能力以及在可能预计的未来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群众抗议活动,准军事行动计划能否成功是非常可疑的。”
  令人费解的是,仅仅过了几天,莱姆尼策又向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积极推荐中央情报局的计划。“对现有计划进行评估后得出的结论是乐观的……这一计划在军事上可能取得初步成功,”他写道,“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适时实施这一计划会获得成功的机会,即使不能立即完全实现我们渴望的效果,起码也有助于最终推翻卡斯特罗政权。”这一天晚些时候,麦克纳马拉一字未改地批准了莱姆尼策的建议。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可能是参谋长联席会议讨厌傲慢自大的中央情报局人员侵入了他们的领地,因此希望这些间谍遭到失败。一旦中央情报局被淘汰出局,五角大楼穿军装的职业军人就将扮演救世主的角色:他们将接管并指挥真正的入侵行动,直至把卡斯特罗赶下台。从那时起,军事入侵行动将再次被将军们所牢牢控制。
  但肯尼迪很快就向将军们阐明他所说的保密行动意味着什么。
  按照最初的计划,流亡军队将在沿海城市特立尼达登陆。但白宫表示反对。根据莱姆尼策的私人笔记记载,肯尼迪希望静悄悄地在夜间登陆,这样全世界都会认为登陆是古巴人策划的。莱姆尼策写道,最重要的是美国军队没有介人。
  按照肯尼迪的命令,中央情报局计划人员呈交参谋长联席会议工作小组5 个登陆地点以供选择。后来登陆地点减为3 个。工作小组选定了第3 个地点,即萨帕塔半岛上一个被称为猪湾的地方。经过20分钟短暂的讨论——这点儿时间只够喝杯咖啡——莱姆尼策和参谋长们就同意了工作小组的选择。“在几套可供选择的方案中,”
  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推荐意见写道,“第3 套方案最为可行,最有可能实现既定目标。
  最初的特立尼达计划所列出的方案既不可行,也无法实现既定的目标。“
  莱姆尼策从一开始就对中央情报局的整个行动计划持怀疑态度,但他不仅没有大声疾呼地表示反对,反而迅速批准了这一计划。和特立尼达相比,猪湾离哈瓦那更近一些,这意味着古巴军队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做出反应,而且进出登陆地点只有一条通道,因此这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屠宰场。古巴军队轻而易举地就可以将入侵者包围。入侵者或者战死在海滩上,或者被赶进海里淹死。
  莱姆尼策原本还有一次机会帮助中央情报局悬崖勒马。1961年4 月4 日,肯尼迪召集他的主要顾问在国务院开会,就入侵古巴一事最后一次征求他们的意见。莱姆尼策已经看到灾难即将临头,因此在会议开始前硬要同助理国务卿托马斯。C.曼进行谈话。他强调选择猪湾作为登陆地点是一个糟糕的决定,参谋长联席会议不希望入侵地点过于靠近哈瓦那。托马斯。C.曼对莱姆尼策突然改变立场感到惊讶,但他没有采纳莱姆尼策的意见,而是强调肯尼迪已经做出了决定。
  在肯尼迪主持会议期间,莱姆尼策始终沉默不语。这个人手中掌握着地球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和足以摧毁整个人类文明的核武器,但他却不敢直言不讳地同他的上司谈话。这是他说出事实真相的时候,然而他却宁可合上眼睛,闭住嘴巴。他知道——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一行动将演变成一场灾难,许多人将痛苦而无望地死去,但他仍然选择沉默。他想必已经意识到总统并未授权五角大楼负责这一行动。
  会议结束时,肯尼迪问谁仍旧赞成实施入侵行动,莱姆尼策的手缓缓伸向天花板。
  很久之后,他在总结中承认,他没有直言不讳地提出意见,但他并没有为此表示歉意。
  在肯尼迪宣誓就职时,国家安全局在提供古巴内部情报方面的作用显著加强了。
  在此之前,中央情报局驻哈瓦那情报站及其设在圣地亚哥的基地是间谍的老窝。但艾森豪威尔在离任之前准备入侵古巴时突然断绝了同古巴的外交关系。随着美国驻哈瓦那使馆及驻圣地亚哥领馆的关闭,中央情报局人员变得无家可归,不得不回到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古巴的特工人员早就料到了这种情况,因此他们发展了一些“潜伏人员”,这些人隐姓埋名留在了古巴。这个间谍网由27人组成,其中15人是谍报人员,其余的是无线电报务员和信使。但重要的谍报人员和一名报务员是美国公民,因此他们难以接触关键性的信息,特别是无法搞到最为需要的军事情报。如果搞情报的中央情报局驻古巴情报站不复存在,白宫、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情报单位必将更多地依赖国家安全局的窃听行动。
  迈阿密基地收到了国家安全局有关古巴电讯情报报告的复本,但没有国家安全局联络官在那里帮助他们分析电文。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如果没有国家安全局对这些情报进行客观冷静和独立的分析,中央情报局官员就得独自做出判断,而这些判断往往会因他们渴望实施行动计划而蒙上主观的色彩。这是他们过高估计古巴国内反卡斯特罗力量的主要原因之一。正如中央情报局事后所写的一份报告所言:“这一推论反过来成为决定实施行动的基本原因。”
  另一个问题是,如果没有国家安全局的参与,一旦入侵遇到麻烦,迈阿密基地既收不到也发不出紧急电报。当时在米德堡负责古巴问题的一位国家安全局官员说:“国家安全局的作用非常小。”国家安全局获得电讯情报的主要来源是一艘被秘密改装为海上监听平台的军舰。从2 月份起,配备了特殊天线和无线电接受装置的美国海军“佩里”号驱逐舰一直在古巴海岸附近游上,监听它能截收到的所有信号。



  国家安全局一边全力为入侵工作做准备,一边继续将注意力集中在苏联船运上。
  3 月份,国家安全局驻土耳其监听站的一名监听人员发现一艘苏联货船回到了尼古拉耶夫港,并装载了满满一船新式武器。这艘5840吨重的货船于3 月21日离开了尼古拉耶夫。监听人员通过监听这艘货船每日的来往电报密切注视着这艘货船的动向。
  国家安全局的一份监听报告显示这艘苏联货船“很可能于4 月7 日深夜或8 日凌晨抵达一个古巴港口,船上装载着数量不明的一批武器……这是目前已察出的第四起苏联船只向古巴运送武器的事件”。白宫内部要求采取行动的压力骤然增大。
  当这艘吃水很深的苏联货船驶人哈瓦那港时,U2侦察机在14英里的高空正成十字状来回在古巴岛上侦察飞行。从4 月6 日开始,从得克萨斯起飞的UM飞机共在古巴上空执行了15次任务,为中央情报局入侵古巴做最后的准备。
  1961年4 月17日清晨,入侵行动正式开始,但很快就陷入困境。当古巴空军和其他部队向入侵地区集结时,国家安全局监听人员收听到流亡者们近乎绝望的求救声。“如果数小时内还得不到空中援助,我们就会被米格飞机和重型坦克消灭。”
  入侵部队指挥官佩佩。圣罗曼恳求道。海军主动提出将这位指挥官和他的部队接出来,但遭到拒绝。他们愿意战斗到底。
  由于没有规定国家安全局必须将电讯情报提供给入侵部队,因此该局监听到的情报大多没派上用场。分析人员能够做的就是坐在椅子上收听在滩头上作战的反叛士兵及他们在古巴各地的支持者发出的绝望的信息。有人在无线电报话机中喊道:“弹药紧张。我们做出了承诺。我们履行了诺言。你们没有。如果你们决定抛弃我们,请直言相告。”另外一架报话机说道:“我们正在让成百上千家农户冒生命的危险。如果你们不能提供补给,我们将不得不……解散。这一责任应该由你们承担。
  我们以为你们是认真的。“还有一部报话机则传出凄凉的辩解声:”所有的部队都解散了……没有按照承诺运来武器和资金,他们以为自己被人骗了。“监听人员收到的最后一则通话是:”不可能再打下去了……或者是增加空投物资,或者是我们死去……我们已经弹尽粮绝。上帝帮助我们。“
  国家安全局一位官员说:“就我了解,除了复制你能监听到的一切:通话、他们请求援助的呼叫之外,这里对一切都无能为力。”
  “我不愿撤退,”圣罗曼轻蔑地说,“如果必要我们将血战到底。”在海滩上,几乎弹尽粮绝的入侵部队对从西边猛冲过来的古巴军队发动了一场毫无意义的反击。
  入侵部队指挥官向特遣部队指挥舰发出一份无线电报:“我们已没有弹药。正在海滩上作战。请提供帮助,我们坚持不住了。”
  “在水中,弹药用尽。敌人正在缩小包围圈。必须在几小时内提供援助。”圣罗曼的嗓音沙哑而绝望。已经无处可去。在入侵部队和渐渐逼近的古巴军队士兵之间是几十具入侵者同伴的尸体,他们身上流出的鲜血随着海浪的冲刷和海水融为一体。“你们的援助什么时候到?能送来些什么?”指挥官的声音已经变得很弱,他已经丧失信心,但仍然抱着幻想,“为什么你们的援助还没有到来?”
  海滩上出现了绿色头盔,无数条腿在奔跑。他们手拿着步枪,从四面八方跑来,子弹溅落在海面上,沙子,人……国家安全局监听人员收听着最后的信息:“我们在毁坏所有的设备和通讯器材。我们已经没有打仗的武器了。我们不能,重复一遍,不能等你们了。”
  下午3 点20分,在海平面的远端,驶向海滩的撤退船队收到了最后一条消息:“所有船只按顺序全速撤退。”
  这次拙劣的入侵行动给中央情报局罩上了一层难以抹去的阴影,但肯尼迪政府并未因此而放弃推翻卡斯特罗政权的念头。1961年11月初,一个天气灰蒙蒙的周六的下午,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在白宫内阁室召开会议。一天之前,总统已经下达了命令。他要求解决古巴问题,他的弟弟打算检查一下总统命令的执行情况。罗伯特。肯尼迪向与会人员介绍了腰板直挺挺地坐在黑色皮扶手椅上的空军准将、防暴专家埃德华心。兰斯代尔。
  身材高大、相貌英俊的兰斯代尔是五角大楼特别行动办公室副主任。位于五角大楼3E114 号房间的特别行动办公室负责国家安全局的行动。肯尼迪说,处理古巴问题的职责将由中央情报局转交给五角大楼,这项计划的代号为“孟古斯行动”。
  肯尼迪问在座的人对这一变动有何疑问,理查德。比斯尔眼睁睁地看着中央情报局王冠上的一颗明珠就这样从他的手中滑落却连一句反驳的话也说不出来。没有问题,他说,只要“从事这一工作的人能胜任就行”。
  兰斯代尔和莱姆尼策都认为“孟古斯”行动是一个宝贵的机会,军方可以借机大干一场,在中央情报局败得很惨的地方显示军人的才能。鉴于古巴内部发生动乱的可能性几乎已不存在,兰斯代尔和莱姆尼策私下早已研究能否按他们的一贯思路发动一场全面入侵。
  自从肯尼迪执政以来,军队内部的极右势力不仅在人数L ,而且在能量上都已急剧膨胀。1961年4 月,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终于对陆军少将埃德温h.沃克采取了严厉的惩戒措施。沃克因向他指挥的部队灌输约翰。伯奇会的煽动性宣传而受到指责并被解除了兵权。这一事件使得许多保守分子谴责肯尼迪政府试图压制反共人士的声音。
  沃克辞去军职以示抗议,但作为一名平民他依然不断警告共产主义渗透的危险性。他一直强调的一个问题就是文职人员控制军队是不可靠的。“文职人员控制军队的传统已被曲解了,它已扩展成为对军队各级指挥系统进行全面控制的类似政委制一样的东西。”1961年9 月,沃克去密西西比牛津城抗议招收黑人学生詹姆斯。
  梅雷迪思进入州立大学。罗伯特。肯尼迪随即签发了逮捕令,指控沃克犯有密谋煽动叛乱罪。沃克被判监禁五天。在被囚禁期间,沃克一直声称自己是一名政治犯。
  即使在华盛顿国防大学的研讨会上也时不时会出现“极右势力、政治迫害、造谣污蔑”以及“固执地认为‘我国社会所面临的危险主要来自内部”’等议题,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手下一名工作人员写的一份报告就是这样说的。
  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就军方极右势力的问题警告说,根据已掌握的情况,“军人的教育和宣传活动相当危险”。报告指出:“所有的宣传活动都在强调的一个主题是我国面临的主要的——如果不是惟一的——危险是共产主义的内部渗透。”
  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认为,在右翼极端分子的攻击目标中,最关键的是肯尼迪政府的国内社会政策,许多极右分子谴责这项政策有共产主义倾向。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报告指出:“追求公平、有社会主义继而也有共产主义色彩的社会立法往往被夸大为共产主义威胁的本质……政府的许多国内立法项目,包括继续实行累进所得税制,扩大社会保险(特别是社会保险项目下的医疗保险),联邦教育资助等都被描绘成向共产主义迈进的措施。”因此,按照共产主义威胁论的观点,“对外援助、文化交流、裁军谈判和其他国际项目即使不是颠覆活动也是一种极端的浪费”。
  参议院的这份报告在结尾中警告说要警惕高级军官煽动的叛乱。为了证明这一看法并非捕风捉影,报告列举了掌管阿尔及利亚警察部队的法国将军近期发动叛乱这一“极端危险的例子”。“不管是法国的还是美国的军官,由于职业的缘故都有某些共同点,”这份报告中写道,“世界各地都有一些好斗的军人。”
  委员会在报告的最后,特别点了莱姆尼策将军的名,要求他审查他本人、三军参谋长和极端右翼组织之间的关系。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中强烈要求对莱姆尼策和三军参谋长展开调查的是来自田纳西州的参议员艾伯特。戈尔(前副总统阿尔。戈尔的父亲)。
  这种担忧并非没有根据。《纽约时报》的唐纳德。詹森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伯纳德。艾斯曼在1963年出版的《极右势力》一书中写道:“人们的忧虑在不断增长:好斗的军方对美国的稳定构成了威胁,许多国家的政治生活屈从于军政府统治和法西斯主义。反叛军人强迫政府改变对阿尔及利亚的政策而使法国蒙受的灾难从另一个侧面有力地证明,如果允许军人攫取政治权力将会造成多大的危险。”
  从表面上看,莱姆尼策仍保持着公正不阿的形象,但内心深处他却对年轻的肯尼迪掌管的新的白宫班子十分不满。他觉得一切都背离了军事传统。从临床诊断的角度讲,他几乎在顷刻之间即变成了一个偏执狂:他开始在私下里向其他高级军官倾诉他的忧虑。在肯尼迪就职前一个多月,他给美国驻欧洲部队总司令劳里斯。诺恩塔德将军以及其他几位高级将领写了一封信。由于害怕政府获悉信的内容,他特别注明:“我原本考虑用电子手段将这一信息告诉你们,但由于它的性质特殊,我还是改用由你,吉米。莫尔斯和(副总司令)查理。帕尔默亲启的一般信件发出。”
  随后,这封信“密封后直接寄送给诺思塔德将军”。
  莱姆尼策在信中写道:“你和查理可能还不知道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在处理和你们管辖的地区有关的一些麻烦事。”让这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如此恼怒的不是对欧洲的核政策出现了重大改变,也不是冷战战略发生了变化,而是白宫官员取消了原定用于装修一所军官俱乐部的一笔拨款。“我相信你们会和我们一样认为这种做法令人不可思议,”他写道,“但他们就是这样做了。”在信的最后莱姆尼策抱怨说他认为白宫这样做就是故意让高级军官难堪。“我坚持认为许多非常年轻的新手急于表现自己以讨好上司的态度是造成这一问题的基本原因。这些人为了给政府留下好印象便迫不及待地做一些他们自认为正确的事。我不知道这种状况会持续多久,但我们每天都会遇到一些出乎意料的事。”
  莱姆尼策对他的文官上司毫无尊重之意。他认为他们没有使军方发挥应有的作用。他后来说道:“文官集团是不成熟的,这不仅因为它缺乏经验,而且因为它狂妄自大,不愿承认它自身的局限性……问题的实质在于文官不愿接收军人的判断。”
  在莱姆尼策看来,如果将军们掌权,这个国家会好得多。
  对持骑墙态度的那些军官而言,肯尼迪政府发动的拙劣的猪湾入侵行动给了他们沉重的一击。当时的一份报告指出:“猪湾惨败使各种批评如潮水般涌来。肯尼迪总统被那些超级爱国者描述成一位‘打不赢仗的总司令’……极右势力打着反共的幌子提出各种责难的意见……高级将领在军事基地主持反共讨论会,出席各地的极右势力集会并发表演说。”
  莱姆尼策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所作所为已经出了格,尽管当时没有一名国会议员了解这一情况。
  根据笔者为写作本书而收集的秘密文件所示,参谋长联席会议起草并批准了可能是美国政府所曾制定的最为丑恶的计划。这项计划以反共的名义建议在美国国内发动一场秘密然而是流血的恐怖主义战争,目的是诱骗美国公众支持他们阴谋策划的侵略古巴战争。
  经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每位成员书面批准的这项计划代号为“北方树林行动”,它要求将无辜者击毙在美国的大街上;要求将载有古巴难民的船只击沉在公海里;要求在华盛顿特区、迈阿密和其他地区发动一系列暴力恐怖行动。人们将受到炸弹袭击,飞机将被劫持。利用电话录音作证,这一切的责任都将推到卡斯特罗身上,这样莱姆尼策和他的同事就会找到借口,公众和国际社会也会给予支持,这些都是发动战争的必要条件。
  这个主意实际上很可能是艾森豪威尔在他任内的最后一些日子中想出来的。由于冷战气氛越来越浓以及公众对最近发生的UZ飞机丑闻印象颇深,这位老将军希望打一场胜仗后再离任。他想在肯尼迪宣誓就职前几个星期对古巴发动一次孤注一掷的入侵。事实确实如此。1 月3 日,艾森豪威尔在白宫内阁室告诉莱姆尼策和他的助手们,如果古巴人能提供一个好的借口,他打算在新总统就职典礼前把卡斯特罗赶下台。随着就职典礼日期的临近,艾森豪威尔的脑子里又冒出一个主意。他说,如果卡斯特罗没有提供这种借口,美国“可能设法炮制出某些能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借口”。他所建议的借口是由美国实施针对美国的爆炸、袭击、阴谋破坏行动,其目的是证明发动一场战争的公正性。这是一位总统不惜铤而走险提出的一个危险建议。
  尽管这场战争并没有发生,但这个主意并未从莱姆尼策的脑海中消失。由于肯尼迪没有授权执行这一计划,莱姆尼策和他的同事们遭到挫折,同时他们也对卡斯特罗没有提供入侵的借口而恼怒不已。
  在1962年2 月26日举行的一次白宫会议上,莱姆尼策的计划遭到了致命的打击。
  罗伯特。肯尼迪担心兰斯代尔将军按照“孟古斯行动”方案拟订的秘密行动计划会冒很大的风险,因此命令兰斯代尔停止一切反卡斯特罗行动。不仅如此,他还命令兰斯代尔在此后三个月中只能集中精力搜集古巴情报。对于兰斯代尔这样一个习惯于受表扬的人来说,这简直就是一次屈辱性的失败。
  由于肯尼迪兄弟突然对卡斯特罗表现出“柔和”的态度,莱姆尼策意识到入侵古巴的机会正在迅速消失。煽动古巴民众叛乱的尝试已经失败。更为不幸的是,卡斯特罗显然不打算对美国人或他们的财产发动任何攻击。莱姆尼策和其他几位参谋长知道只有一种能够使他们发动战争的选择了,这就是必须诱骗美国公众和世界舆论仇视卡斯特罗,这样美国人和世界舆论不仅会支持,甚至会强烈要求他和他的将军们发动对卡斯特罗的战争。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份文件指出:“如果能将古巴政府塑造成粗暴、不负责任并对西半球和平构成难以预料的威胁的国际形象,世界舆论和联合国讲坛就会有利于我们。”
  “北方树林行动”要求打一场战争,许多爱国的美国人和无辜的古巴人会在这场战争中毫无意义地死去——这一切只是为了满足住在纳税人付钱的豪宅,乘坐纳税人付钱的名车的那些将军们扭曲了的虚荣心。
  莱姆尼策曾经认真考虑过一个主意,这和第一个绕地球轨道飞行的美国人约翰。
  格伦有关。1962年2 月20日,约翰。格伦将乘坐宇宙飞船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升空进行有历史意义的飞行。这次飞行将把追求真理、自由和民主的美国旗帜送人太空。但莱姆尼策和他的参谋长们却有不同的想法。他们向兰斯代尔建议,如果火箭爆炸,格伦身亡,“将提供无可辩驳的证据……古巴共产党人将承担罪责”。
  莱姆尼策继续说道:“可以制造各种证据,证明火箭受到来自古巴的电子干扰,从而达到我们的预期结果。”由此可见,正当国家航空航天局准备将第一位美国人送人太空时,参谋长联席会议却准备利用约翰。格伦可能出现的死亡作为发动战争的借口。
  格伦平平安安地被载人史册!而莱姆尼策和他的参谋长们又开始策划新的阴谋。
  他们建议“在今后几个月中”实施这项计划。
  他们策划的行动是在美国驻古巴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内部及其周围制造一系列配合得天衣无缝的事件,其中包括让一些“友好的”古巴人身穿古巴军队制服,“在基地的大门口附近制造骚乱,其他一些人则装扮成基地的工作人员。弹药库将发生爆炸,大火熊熊燃烧,飞机被毁坏,基地的炮弹爆炸,设施被摧毁”。
  莱姆尼策的提议越来越不着边际。他建议制造一个类似于1898年2 月“缅因”
  号战舰爆炸那样的事件。当时,停泊在哈瓦那港的“缅因”号战舰发生爆炸,266名美国水兵丧生。尽管爆炸的准确原因至今仍不为世人所知,但这一事件却成了美西战争的导火索。在这一骇人听闻的爆炸事件的刺激下,100 多万人志愿参军。莱姆尼策和他的将军们设计出一个与此类似的计划。他什l 建议说:“我们可以在关塔那摩基地炸毁一条美国船只,然后把责任推给古巴。报纸上公布的伤亡人员名单将在国际上掀起愤怒浪潮,这对我们是有利的。”
  他们的狂热似乎已到了走火人魔的程度:“我们可以在迈阿密地区,在佛罗里达的城市,甚至在华盛顿制造古巴共产党恐怖活动,其矛头可以指向把美国当成天堂的古巴难民……我们可以击沉一艘驶向佛罗里达的古巴船(不管是真的古巴船还是伪装的)……”
  他们建议制造爆炸、假逮捕、劫持事件:在精心选择的场所引爆几枚塑料炸弹,逮捕古巴间谍,公布一些预先准备好的能证明古巴涉入爆炸活动的文件,同样能让人们相信古巴政府是不负责任的。
  可以充分利用多米尼加共和国空军对入侵该国领空行为的敏感性。“古巴”的BM6 或Ct6 型飞机可在夜间发动空袭。现场可以找到苏联集团制造的燃烧弹。与此同时,“古巴”将给多米尼加共和国地下共产党组织发去电报,“古巴”船只将运去武器装备,这些装备将在海滩上发现或被截获。利用由美国飞行员驾驶的米格飞机可能收到更佳效果。
  “古巴”政府试图劫持民用飞机的行为会使其处于更为窘迫的境地。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精心策划的各种方案中,最为重要的是“制造一个能够确切证明一架古巴飞机攻击并击落一架由美国飞往牙买加、危地马拉、巴拿马或委内瑞拉的民航客机的事件。选择目的地的条件只有一个,这就是这架飞机计划中的飞行路线必须经过古巴上空。乘客可以是一群外出度假的大学生,也可以是一群有共同利益的人”。
  莱姆尼策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炮制出了一个复杂的骗局:埃尔金空军基地的一架飞机将被油漆编号,伪装成已登记注册、属于中央情报局迈阿密基地资产的一架民用飞机。按照规定时间这架代用机将搭载旅客,这些旅客都经过精心选择,登机时用的都是化名。登机注册的这架民用飞机将被秘密换成一架无人驾驶飞机。这架无人驾驶飞机和原先那架民用飞机将在佛罗里达南部的一个指定地点会合。
  到达会合地点后,载人的那架飞机将下降到最低飞行高度并直飞埃尔金空军基地,旅客将被撤走,飞机回到原来的机库。与此同时,无人驾驶飞机将按原定计划飞行。飞越古巴领空时,无人驾驶飞机将通过国际救援频道发出“五一”电报,声明它受到古巴米格飞机的攻击。电报发送因飞机坠毁而中断。这样国际民航组织设在西半球的无线电台就会通知美国这架飞机遇到了什么情况,而美国就用不着费力“兜售”这一事件了。
  最后的一项计划是“让共产党古巴的米格飞机在国际水域无缘无故地击落一架美国空军飞机”。如果这种攻击事件连续发生10次,那就很容易让人们信以为真。
  在写给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信中,莱姆尼策不仅建议采取上述行动,而且还想获取更大的权力。他要求让参谋长联席会议负责实施北方树林行动以及入侵古巴行动。他写道:“建议责成参谋长联席会议实施公开的和秘密的军事行动。”
  1962年3 月13日,星期二。下午2 点30分,莱姆尼策和他手下的秘密行动部门主任威廉0.克雷格准将对北方树林行动的细节做了最后的研究,随后他签署了这份文件。接着,他又去麦克纳马拉办公室进行“特殊会谈”。一个小时之后,他又会见了肯尼迪总统的军事代表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这两次会谈的内容从未向外透露。但三天以后肯尼迪总统告诉莱姆尼策,美国根本无法利用古巴内部的秘密军事力量。
  莱姆尼策和三军参谋长们并没有因肯尼迪的态度而失去信心,他们坚持要求得到入侵并占领古巴的授权。递交北方树林行动报告一个月后,他们在“坦克”(这是他们对参谋长联席会议会议室的称呼)里开会。在会上他们一致同意向麦克纳马拉递交一份措辞强硬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写道:“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古巴问题必须在不远的将来解决。此外,我们认为无论是在内部制造动乱或是外部施加政治、经济和心理压力都不可能在近期成功地推翻古巴的共产党政权。因此我们认为只有美国进行军事干涉才能推翻古巴的共产党政权。”
  莱姆尼策内心里非常仇视共产主义,对卡斯特罗更是特别憎恨。他写道:“参谋长联席会议相信能够在不引发全面战争的条件下对古巴实施军事入侵。我们还相信这次入侵行动可以很快完成,从而大大减少共产党国家呼吁联合国采取行动的机会。”然而,莱姆尼策的信不是为了使古巴人民一一他们中的大多数支持卡斯特罗——获得自由,而是让他们接受美国军事控制的警察国家的奴役。“军方将确保迅速彻底地控制古巴,”他写道,“持续不断的警察行动是必不可少的。”
  在备忘录的末尾,莱姆尼策直言不讳地写道:“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美国应将尽早对古巴进行军事干预定为国策。我们认为这种军事干预应尽可能快地进行。”
  麦克纳马拉当时根本不信任莱姆尼策,他几乎拒绝了这位将军提交给他的所有建议。曾在莱姆尼策手下工作的一位参谋人员说,这种拒绝已成了家常便饭,以致他对将军说这种情况已将军方置于“非常尴尬的境地”。但莱姆尼策回答说:“我是高级军官,我的工作就是提出我认为对的建议,而他(麦克纳马拉)的工作就是批准或不批准这些建议。”对北方树林行动一无所知的莱姆尼策的副官说道:“麦克纳马拉极为傲慢无礼,他根本听不进莱姆尼策将军的建议,对待将军就像对待一个中学生似的。麦克纳马拉进屋时,将军总是立正敬礼。他能说的只是‘是,先生’或‘不,先生’这几个字。”
  几个月后,莱姆尼策没能连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而是被调到北约任总司令。
  多年之后,杰拉尔德。福特总统将莱姆尼策这位共和党右翼势力的宠儿安插进总统外交情报顾问委员会。莱姆尼策手下负责古巴行动的头目克雷格准将也被调任国家安全局驻陆军机关——陆军安全局的局长并晋升为少将。
  由于北方树林行动的保密性及非法性,有关这一计划的所有细节一直被隐瞒了40年。莱姆尼策可能以为有关文件的所有副本都已被销毁,他不是一个能容忍有损其声誉的材料四处散落的人。例如,入侵猪湾受挫后,他命令戴维。W.格雷准将——克雷格的前任,在参谋长联席会议负责古巴计划——销毁他记下的三军参谋长们在此期间的活动和讨论的所有笔记。格雷的笔记只是谨小慎微地记录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在此期间的正式活动。据他所言,莱姆尼策担心国会进行调查,因此想销毁一切罪证。
  销毁证据后,莱姆尼策可以放心大胆地对国会撒谎了。在参议院举行的一个秘密听证会上,当议员们问他是否知道五角大楼准备入侵古巴的计划时他竟然回答说不知道。然而,早在肯尼迪尚未就职之前,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已经草拟了详细的计划,后来又拟订了补充计划。莱姆尼策这位策划高手现在也变得含糊其辞,他的记忆力突然下降,根本想不起有关这次行动计划的主要内容,好像这一时期他不在国内似的。这真是出洋相。戈尔参议员要求解除莱姆尼策的职务。“我们要改组参谋长联席会议。我们迫切需要任命一位新主席,三军参谋长也要重新任命。”没有人知道北方树林行动的内情。
  由于许多文件被毁,到底有多少高级官员知道北方树林行动是难以确定的。前面已经叙述过,这份文件已经莱姆尼策和其他几位参谋长签字批准并提交给国防部长签批。麦克纳马拉是否将此文件上报总统和司法部长则不得而知。
  即使在莱姆尼策离职后,至少到1963年,参谋长联席会议仍在策划入侵行动。
  在他们策划的各种方案中包括蓄意在古巴和它的任意一个拉丁美洲邻国间挑起一场战争,这将为美国军方提供一个干预的借口,使其可以站在古巴的敌人一方、最终除掉卡斯特罗。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人为策划的’古巴攻击美洲国家组织某个成员国的行动将按计划展开,受攻击国家将被敦促采取自卫措施并向美国和美洲国家组织请求援助。美国几乎可以肯定能得到美洲国家组织ZG成员国的支持,从而得以对古巴采取行动。”
  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由美国进行秘密进攻的国家包括牙买加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这两个国家都是英联邦成员国,因为秘密攻击它们并将罪名推给古巴,就可以诱使英国卷入反对卡斯特罗的战争。这份报告指出:“上述计划在我们的民主制度中是极端危险的。如果决定采取这种蓄意策划的攻击行动,那么参与此事的美国人必须是最为可靠的秘密人士。不能让美国军人参与这次行动。”
  这份报告甚至建议暗中收买卡斯特罗政府中的某个人,让其攻击美国:“惟一可供考虑的是贿赂卡斯特罗手下的军官向美国驻关塔那摩基地发动攻击。”报告建议采取的行动——贿赂他国向美国军事设施发动攻击——属于叛国罪。
  1963年5 月,国防部长助理保罗。H.尼采向白宫递交了一份计划,建议采取一个可行的方案,即利用美国一架侦察机受到“攻击”一事推翻卡斯特罗政权。在这一事件中,古巴攻击了一架UZ飞机。该计划建议派一些美国飞行员冒险进行低空飞行,预计他们将会被打下来,这样就会挑起战端。“美国可以采取各种措施,挑动古巴人制造事端。”然而,尼采却没有自告奋勇担任执行任务的飞行员。
  莱姆尼策是一个在非常时期担任非常敏感职务的右翼极端分子,但北方树林行动却得到了参谋长联席会议所有成员的支持,甚至五角大楼的高级官员保罗。尼采也赞成挑起战端。大多数高级军官和五角大楼人士并不了解事实真相——它将被隐瞒长达40年之久。
  回过头来看,这些文件可以使人们洞悉军方领导层究竟在想些什么。尽管他们没能使美国发动一场对古巴的战争,但他们在越南却这样做了。在这场战争中有5万美国人和200 多万越南人丧生。
  人们一直怀疑1964年的东京湾事件——致使美国长期卷入越南战争的导火索——很可能是美国军人故意挑起的,其目的是赢得国会和公众对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支持。多年来,人们一直不相信北越的巡逻艇敢对美国的驱逐舰发动攻击。但国防部的辩护士却矢口否认这种指责,他们认为高级军官绝不会搞这种阴谋诡计。
  然而,今天记载北方树林行动的文件已公之于众。五角大楼的高层欺骗公众,诱使美国人去作战乃至牺牲的真相已大白于天下。事实上,东京湾事件正是北方树林行动的翻版:“我们可以击沉美国在关塔那摩湾的一艘军舰并把责任推到古巴身上……美国报纸上公布的伤亡名单将掀起对我们有利的愤怒浪潮。”只要把“关塔那摩湾”换成“东京湾”,“古巴”换成“北越”就可以了。东京湾事件可能是故意策划的,也可能不是,但五角大楼的高官当时的确能搞这样的阴谋诡计。
  第五章 眼睛在距华盛顿以北200 英里的布鲁克林海军造船厂,船体装配工正将钢板缝铆接在一起,再把接合点对齐焊接上。蓝色的火花四处飞溅,空气中充满着工场的重击声。头戴安全帽的工人们将铁板切割,整平,制成各种形状,电工们把几英里长的电线拉直,就像无数股黑纱线。在一排长方的船坞里,焊接工人的吹管正在使这艘锈迹斑斑、外壳灰暗、早已被遗弃的船获得重生。
  和早期的小型船只一样,蒸汽轮船“塞缨尔。艾特肯”号于1945年7 月31日在缅因州的波特兰市下水。它是由一个20世纪初来到美国的爱尔兰人命名的,这个人后来成为了摩尔麦考马克公司的董事。“艾特肯”号是人们熟悉的大批量生产的自由型货船之一。但是它的出现对这场战争来说已经太晚了,于是便挂着摩尔麦考马克的旗子经营了几年港口间的货运,然而仅过了三年,“塞缨尔。艾特肯”号就被宣布退役,并被运至特拉华州的威尔明顿的一个海军废料场。
  如今,在一派神秘气氛的笼罩下,“塞穆尔哎特肯”号又被重新启用,但这一次,是作为一艘间谍船服役。
  几乎是在约翰。肯尼迪被选为美国总统的同时,国家安全局局长约翰。桑福德的任期也结束了,而且他任期的结束比开始更令人瞩目。恰恰在他计划于1960年11月退休之前,安全局发生了历史上最大的丑闻,两名分析专家威廉。马丁和贝尔农。
  米切尔背叛了组织,投靠了莫斯科。此次变节事件使得国家安全局的组织机构很快发生了改变。A 组重点负责对苏联及其卫星国做各种分析工作。B 组负责中国、朝鲜、越南,以及其他类似于古巴的亚洲共产主义国家。G 组处理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交流。安全局剩余的机构也以类似的方法进行了改组。尽管还出现了其他间谍丑闻,但这个系统将保持不变,直到进入20世纪90年代。
  海军中将劳伦斯。弗罗斯特是1926年安那波利斯大学毕业生,他曾经在国家安全局任参谋长。这一回他取代了桑福德。他到任的时候,国家安全局米德堡总部的人数已增至8000人,在贪婪地享用情报拨款这块越来越大的肥肉。那时整个美国的情报费用预算达到了20亿美元;国防部得到的是14亿美元,而这其中的大多数则进了国家安全局。这位身形清瘦、满头银发的海军中将上任后不久便宣称,国家安全局是一艘船,并订购了一枝75英尺长、3100磅重的旗杆,在上面挂上他个人的旗子,以使人们都知道是他在主持这艘船的工作。
  这是一个很合适的姿态,国家安全局正在秘密地建立自己的海军窃听部队,用以补充其空军秘密情报收集部队的不足。由于20世纪50年代空战中阵亡的人数越来越多,搜寻船开始加入了搜寻飞机的行列中。轮船的航行范围可以遍及整个南半球——南美洲及非洲撒哈拉周围,而在这些地区,国家安全局几乎没有设立情报收集部门。由于美国和俄罗斯都试图扩大其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这两个地区因此变得越来越受世人的瞩目。
  然而,这个想法并不新鲜。俄国人多年来一直在利用40艘装有天线的拖网船队,沿着美国的东、西海岸线,在紧贴着3 英里领海边缘的地区游弋,窃听其防御装置。
  “苏联人有一个庞大的情报规划,其中包括了利用拖网渔船进行侦察,”前苏联克格勃少将奥列格。卡卢金说,“还有所谓在苏联科学院的赞助下,装有特别设备的科技船只,会航行到任何区域,大西洋、太平洋以及任何它们可以到达的地方。并且它们还可以利用情报系统……来截取电子通讯,然后……切断它们。”



  艾森豪威尔总统于1959年11月12日批准建成了国家安全局的第一艘信号情报船。
  “塞穆尔。艾特肯”号将变成美国军舰“牛津”号。尽管以前只有巡洋舰才以城市的名字命名,但是这次人们决定给窃听船破一次例。之所以选“牛津”这个名字,是因为它是美国最为公众所熟知的名字。这艘船还有一个复杂的名字:“综合技术调查辅助舰”。
  改装工作开始于1960年,正好在总统大选前不久。441 英尺长的船身,57英尺宽的船舷,11498 吨的排水量,“牛津”号足以容纳一个相当大的情报收集中心。
  1961年9 月11日,海军少校霍华德。伦德报告说他的船已经一切准备就绪,可以待命出发。于是伪装成海军的大西洋后勤部队,从纽约出发驶向弗吉尼亚的诺福克港。
  “牛津”号和以往任何海上船只都不一样。为了更快地将截取的信息从船上发往国家安全局,它的尾部装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直径16英尺的碟形抛物面天线。12月15日,“牛津”号成为第一艘在海上收到从月球上发来信息的船只。“它标志着海军通讯方面的另一个创举,”海军作战部长发来的消息这样写道:“这条消息是从美国马里兰州斯坦普内克的海军研究实验室战地站发出通过月球传送给你们的。”
  几个星期后,“牛津”号开始了它的首次航行。离开了诺福克后,它在整个南美东部展开了窃听工作。结束了对巴拿马的科隆市的短暂访问之后,“牛津”号穿越赤道先后驶到了巴西的累西用卜乌拉圭的蒙得维的亚、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及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在其航程中,“牛津”号成功地利用了月球反射天线将信息发射到华盛顿,这是“牛津”号的另一个首创。
  除了速度方面的优势之外,月球反射天线还为轮船提供了秘密行动的可能。这种发射天线与标准高频通讯方式是不一样的,后者容易受到外国测向天线的拦截,而月球反射信号使用的是不易被拦截的微波信号,实际上是无法被察觉的。这种月球反射系统还能免受人为干扰。其系统的各陆地工作站分别坐落在马里兰州的德切尔胜纳姆,距国家安全局不远;夏威夷的波利尼西亚;冲绳的索比;还有联合王国的奥克汉格尔。
  1962年6 月20日,海军中校托马斯。艾弗里。科斯格鲁夫接任“牛津”号船长。
  科斯格鲁夫是一位海军行伍出身的军官,当过士兵,“他的性格像砂布一样坚韧,”
  奥布里。布朗,一位船上负责情报截取工作的人员曾这样说道,“他从胳膊到手腕刺满了文身。他的脖子周围也有文身。他的言谈就像一个普通的水手。”
  大约一个月后,7 月16日,“牛津”号接到另一项为期四个月的监视任务,出发前往南美海岸。然而,三天后,它又收到紧急命令,立即驶往古巴,去完成一项最重要的任务。
  到1962年的夏天,俄罗斯和古巴之间的航线在高峰时段开始和高速公路一样繁忙。7 月24日,国家安全局报告说,“至少有4 艘,甚至可能5 艘……苏联驶向古巴的过路船从这条航线通过,船上可能载有3335名乘客。”这些乘客很可能是操作苏联雷达和武器系统的军事人员。在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里,有57艘苏联商船抵达哈瓦那。“除了海运的增长之外,”当时负责大西洋舰队的海军上将罗伯特。丹尼逊回忆说,“8 月份以前就有一大批苏联集团的军事人员来到这里,而后8 、9 月间又有9 艘船总共2 万名乘客到达古巴。但那时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来确认到底有多少人在船上,因为他们都在夜里上岸。”
  同时,国家安全局开始注意到苏联人使用了越来越多的欺骗手段。从俄罗斯港口离开的船只将远东和非洲列人它们的目的地。但是国家安全局通过大范围的网络系统拦截船只的日常播放对它们的位置做三角测量,从而可以在它们从大西洋驶往古巴的途中跟踪它们。国家安全局还可以探测出船只装载的货物大大少于货单上所开的数量,这样它们就可以给武器与军事补给的运输留出更多的空间。例如,当苏联的一艘新货船“贝勒雷特斯科”号于5 月下旬到达阿尔汉格尔时,本来它应该装载大约7800吨木材,而实际上只装了5240吨。那批货的数量只占这艘挪威制造的具有14150 吨装载量的三分之一。“由此可以断定,”国家安全局的一份报告做出这样的结论,“‘贝勒雷特斯科’号可能装载了部分军事物资。”
  随着夏天的结束,这种消息越来越令人不安。在古巴最西边大约40英里处,一架装有天线的侦察机发现了苏联的第一台无线电拦截雷达。这意味着古巴空防基地现在可以准确地瞄准并击落飞过或飞近的美国飞机,从而大大增加了对其进行窃听的风险。同一天,情报监听人员开始通过古巴国内的通讯联络收听到俄国人的谈话。
  “电讯情报表明,俄国人而不是古巴人的说话声在古巴革命空军作战的频率里出现。”
  一份报告中这样写道。这又是一个令人担忧的征兆。
  1962年5 月,当苏联在古巴的军队越来越多,越来越使人感到恐怖的时候,海军中将弗罗斯特开始了他去远东各情报站视察的行程,其行程包括建在日本上世室的海军监听站。一个月后,他突然被局里解雇,被调到波托马克河海军司令部,这是一个给即将退休的海军将领提供休养的地方。担任了不到两年的指挥官,弗罗斯特忍受了来自各方面讯问的打击,内容是有关马丁和米歇尔两人双双叛变的过程。
  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他与五角大楼的争辩,所以他的秘密工作生涯被过早地中止了。很多人都觉得弗罗斯特在处理国家安全局的人事问题上遇到了麻烦。“我认为弗罗斯特是国家安全局中最没有用的人之一,”前国家安全局研究部主任霍华德。
  坎佩恩如是说。另一位前国家安全局官员说弗罗斯特不能控制自己的脾气。“我曾见过他在简单汇报工作时训斥弗兰克。雷文、比尔。雷(安全局资深官员),还有一些空军准将,”前国家安全局史学家罗伯特。法利说,“而这一类的事不胜枚举。”
  取代弗罗斯特位置的是51岁的空军中将戈登。艾尔斯沃思。布莱克。布莱克清楚自己的处境;他早年曾在国家安全局空军安全服务部任职。16岁时,未到服役年龄便匆匆穿上了西点军校的军服。“我从没有去过北部的明尼阿波利斯、东部的芝加哥。南部的代斯莫尼斯,或西部的苏族城,”他回忆道,“我那时很幼稚,缺乏经验。”
  后来布莱克被授予飞行员证书,又进了通讯学校进修,之后,于1939年被派往夏威夷的珍珠港。1941年12月7 日早晨,他作为机场军事指挥官正在执勤,等待返程的B17 轰炸机正确着陆。轰炸机从加利福尼亚返回应于早晨8 点到达机场。“突然我们听到一声巨响,”布莱克说,“我冲到门外看到一架轰炸机俯冲过来并炸毁了一座飞机棚南端的横梁。它拉升向上,我们可以看到其机翼底下的那个红色圆标。
  哎呀!毫无疑问,可怕的事发生了。“布莱克奔向操纵塔警告B —17处于险境,最终他设法使飞机安全着陆。由于在日本偷袭珍珠港期间的英勇表现,他被授予银星奖章。
  布莱克清楚弗罗斯特的艰难处境,而且对于其前任的退位和自己的就任还有些于心不忍,他这样说道:“由于马。米切尔事件的缘故,弗罗斯特处于一种很难说清楚的位置。我对他的沮丧心境感到非常难过,他对此也表示理解。”
  布莱克让路易斯。托德拉博士留任,还当副局长,并把大多数机构中最机密的工作交给他负责。“我把那些权力都授予了托德拉,这样做对国家安全局和工作都有益。”布莱克说,“我们的工作关系就是这样。以此我就可以对各部门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但我绝不想对任何一个部门太过深人,这样做既保险又明智。或许,这是一个古怪的想法,指挥官们来来往往,对每一个小秘密都很留意,但这从未打动过我,在我看来,这算不上什么。”托德拉作为国家安全局的主要秘密保管者正一步步地朝着他的非凡统治迈进。
  1941年夏天,战争的恐怖已经能感觉到,30岁的托德拉当时还是芝加哥洛约拉大学的一名数学助教。一天,他走进了附近的美国第五军总部,毛遂自荐。然而当他解释说他拥有博士头衔,爱好密码分析学,持有无线电执照,愿意服役之后,负责的少校竟然对此无动于衷。或许他觉得这位新兵更适合于和粉笔,而不是和子弹打交道。他冷笑着拒绝了他:“我们需要你的时候,会去征召你的。”
  虽然受到了陆军的冷遇,托德拉却很快为海军所青睐。在一份美国科学院的有关他的背景的问卷调查中,托德拉这样写道:劳伦斯。桑福德,海军军官,海军电码编译之父,开创了这一领域的先河,非常热情地欢迎我。到1942年4 月,托德拉作为海军上尉被派往华盛顿的一个海军密码组织工作。在宪法大道上一幢临时的大楼外面,这个瘦瘦的大个子,在受过一次八小时的训导之后,站了他的第一班岗——监督方向定位操作。
  不久,托德拉像夜行贼撬锁一样运用数学知识,分析一串串数字以解破像谜一般难解的德国密码体系。1942年7 月,托德拉上尉被派往华盛顿州的本布里奇岛,那是一个窃听日本电讯往来的重要拦截站。但是,几年后,在这个西北部边远的情报收集中心,由于战争的气氛已开始淡化,托德拉渴望能够离前线近一点,以检验他的技能。1944年当他接到去中国的命令时,机会终于来了。
  然而,在去集合的途中,他在华盛顿特区做短暂停留的时候,得知自己被排挤下来,不能去完成这项任务。这样,他没能投身战争,而是登上了去纽约城的火车,在贝尔实验室学习了12周有关专为译解日本声音密码而设计的新设备的课程。最初,托德拉本想去南太平洋一显身手,测试各种设备和技术。然而,在整个系统部署之前,太平洋的军事形势发生了改变。托德拉又一次被重新委派。这一次他是被任命为新建的海军拦截试验基地的负责长官,这个基地建在旧金山附近斯卡格斯孤岛的一片潮湿、蚊蝇肆虐的地方。那里,青蛙跳跃,虫蛇爬窜,一派战争后颓废的景象,托德拉就工作在这样一块土地上。
  1946年10月,托德拉被调离,但他并没有对破译密码失去兴趣。他没有回到芝加哥的课堂,而是以一个民间数学家的身份和海军破译密码组织签订了工作合同,那个时候,该机构被称为通讯附加活动组织,后来名为海军安全组。1952年国家安全局成立后,托德拉被调任,并成为了国家安全局一70部的首脑,负责高级密码的破译工作。他就像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新星,1958年8 月被任命为国家安全局副局长。
  由于托德拉和中央情报局行动部门首脑理查德。赫尔姆斯保持着亲密的工作关系(理查德。赫尔姆斯后来得到了升迁,成为局长),布莱克还让这位数学家处理一些在中央情报局里偶然发生的问题。这样,当中央情报局通过发布信号情报报告强行挤人国家安全局的工作范围时,就会形成一个困难的局面。“由于某种原因我会把这个问题交给卢(路易斯。托德拉的呢称)来解决。”布莱克说道:“他和迪克。赫尔姆斯关系铁着呢。”
  由于在古巴方面投人了很大精力,布莱克几乎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处理公务,直到有一天警钟被敲响。7 月19日,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把国家安全局这台机器推向高速运转。“国家安全局在国防部的指挥下要在古巴的哈瓦那附近建立一个信号情报收集站,”布莱克立即向海军作战部长官报告,‘作为最优先的情报去做。“他于是调回在南美巡逻的”牛津“号信息搜寻船,命令它直航哈瓦那。
  “牛津”号是完成这一使命的最佳选择,当一箱箱利马豌豆。卡车轮轴、铅皮管和其他货物被存入仓库的时候,戴着耳机的信号监听员们便坐在放满听筒和一卷卷磁带的架子前开始工作。靠近船头的上方,声音和莫尔斯电码收集专家拨动着刻度盘,搜寻信号。古巴人从未想到过干扰声讯频谱,这对国家安全局而言是再幸运不过的了。上一层甲板上是一系列密林般的天线。在船尾,有另一片细长的金属林般的长柱和坚硬的电线支线。电子情报专家们正努力地辨听着俄罗斯雷达在古巴空军基地发出的快速而柔和的颤音。
  “我们从船上可以上下观察岛的长度。”苏联分析专家哈罗德。帕里什说。
  “牛津”号仿佛是一叶漫无目的的扁舟,它似乎是在绕着圈航行,几周内在哈瓦那的摩络城堡外六英里以每次好几个星期转圆圈和绕八字地徘徊游七。轮船慢吞吞地移动,很适于在微波导射束附近游逛。这种无线电射束是一种不易被空中飞行的搜寻飞机捕捉到的精确信号。“拦截的质量非常好,”帕里什说,“即使是驾驶C130,以其飞行速度穿过微波,也不会捕捉、译解这样多的信号。”
  几周以后,拦截工作变得愈来愈不妙。8 月17日,“牛津”号上的一名电子情报操作员听到了一种不同一般的声音,像一只罕见的鸟离巢时的鸣叫。那是一种代号为比目鱼的雷达的电子呼叫,这种令人不安的声音意味着俄罗斯防空武器系统已经建立起来。
  在国家安全局,A 组的几名苏联电讯情报专家突然接到命令向指挥官约翰。戴维斯少将报告。“我们受到了申斥,并且得知已经证实发现了攻击性型导弹,”哈尔。帕里什说。之后,他们被派出去B 组的古巴事务处帮助西班牙信号情报专家摆脱困境。“我们全体到了那里,然后分配了针对古巴导弹危机的值班时间。所有从事古巴问题的人要么不见了,要么被放到了一边。我们做出决定实行24小时行动并多少离开了一点。帕里什说国家安全局的平民和军队士兵们发生了一点摩擦。”多少有点,“他说,”其实一直都有。“在华盛顿,在收到含有关键情报电文信息的几个小时内,高级官员开始小跑着去开会。中央情报局的约翰。麦科恩告诉上级组织,他认为证据表明古巴正建立进攻性弹道导弹的系统,这种导弹可以打到美国南部。他问道,那样防空武器还能保护什么呢?但是国务卿迪恩。腊斯克和麦克纳马拉都不同意这种看法,仍然认为这种集结完全是防御。
  为了更好地协调数据的收集工作,布莱克建立了国家安全局第一个24小时信号情报指挥中心,后来它成为今天的国家安全指挥中心。“这是我们大多数人头一回和电话另一端的用户接触,”一个被派到指挥中心工作的人说,“这是我第一次同国防情报局的上校交谈。还有中央情报局……我们以大量的报道为主要议题,有现场的还有当时每日的简报总结和每天两次的简报……我们每天工作8 ————0 个小时。”
  布莱克花了很多时间会见美国情报委员会成员。“我们休会几个小时,以便工作人员可以打出东西,”他说,“然后我们可以再回来,我们关心的最基本问题是:如果我们和俄国人摊牌,他们会怎么办?对啦,我肯定你会意识到问题有多么严重,因为你谈到你的意向,可是你不看任何可以给你意向的信息。我回忆起交给总统的最后文件,其基本的看法就是:”我们认为俄罗斯人会犹豫不决。“‘国家安全局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是缺少西班牙语专家,至少是在危机的初期,缺少监听的信息。”一种收集装置……收集几百台工作着的发射器从古巴地区发出的信号,“国家安全局密码破译专家哈尔。帕里什说,”我们正是缺少这个。所以这是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是缺少国家安全局与情报收集中心之间的安全通讯。”通讯的确是个问题,“帕里什说,”需要安全的通讯。我可以说我们是在公开的电话线上提出相互间的意见。“牛津”号独有的月球反射抛物面天线把信息和截听到的信号从哈瓦那转到指挥中心的分析家手中,在这方面是很重要的,但是据帕里什说,“很不幸,它仅仅是个每天12小时的系统,因为我们有时是看不见月亮的。”
  至于目前处于合适位置的“牛津”号,有关古巴的通信情报数量骤增,如涓涓细流汇成江河涌出。截获的信息明白地显示出俄国人正在越来越多地控制古巴军事活动。“来自苏联集团的飞行员和控制者们已经集中力量来改变完全用西班牙语的局面,”有一篇报告说,“但是,偶尔他们也恢复使用他们的本国语言来向其他苏联集团飞行员和控制员传达难以用西班牙语传达的命令或要求。其他的截听信息揭示了在夜间进行火箭炮演习、轰炸练习和广泛巡逻的情况。国家安全局公布了一个令人瞩目的报告,指出这次集结的规模是如何地庞大。1961年的最后三个月中,驶往古巴的轮船总吨位为183 吨、923 吨。但是仅仅在过去的两个月内——1962年7 、8 两个月,其总吨位猛增至518 吨。196 吨。
  肯尼迪总统担心信息泄漏,他命令严格禁止将针对古巴的情报活动外泄。当时的中央情报局副局长马歇尔。卡特说:“总统命令把情报放回盒子里,把盖子拧紧。”
  在国家安全局,布莱克下令重新编制一组新的密码,进一步限制知道这套密码的人数,另外还限制对揭示进攻型武器信息的监听。
  对于空中的窃听者,古巴上空领域突然变得非常危险,一架RB47高空侦察机在坦帕外的麦克迪尔空军基地每天起飞出动三次。装上窃听装置,沿古巴海岸飞行,从空中搜寻信号。录好的磁带很快送到国家安全局;在那里分析家们从建设中的地对空导弹基地附近搜寻新的信号。其他C130“空中监听站”也沿海岸飞行,但仅仅在古巴以外的附近地区。所有的搜寻工具都装备有特殊的自动扫描装置,能很快地搜集到有关萨姆一2 导弹的信号。
  在白宫,肯尼迪总统正在讨论将搜寻设备移到离古巴海岸稍远地方的可能性,但国家安全局反对这一观点,即使每天的飞行路线是在古巴导弹的射程范围之内,因为飞机离古巴海岸越远,所能搜索到的信号就越少。“这种设备是在导弹能力的边缘运转,国家安全局表明,如果它再离得远一些,它的电子情报的使命将不得不被放弃。”布莱克在为保持飞机在不安全的地方飞行的争论中,也把保护这架飞机的安全定为空中监听站最为重要的责任。“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要求,是报告与高空和低空侦察飞行有关的反应。”他这样对安全局这个空中小分队的指挥官说。
  在海军建立安全局分支机构的设想已经取得了成功。“牛津”号正位于哈瓦那以南六英里,能够窃听到大量的通讯。为此,布莱克申请了另一台船装备了情报搜集装置以针对古巴专用。这是一艘由军事海运局所属由平民驾驶的大船。他在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封信上说:“国家安全局为了取得美国海军船只‘马勒’号开始了谈判。这艘船上生活条件与设施和‘牛津’号差不多。”但是布莱克首先需要钱。
  如果说布莱克相信托德拉,可以把安全局的所有秘密都告诉他,但对国会和他们在监督和不拨款方面的责任心则是一点也不相信。有人问布莱克在国会为国家安全局的全部活动作证有多大的困难,他的回答很简单:“很难,因此,我们没有那样做。”在调查安全局的问题时,布莱克说:“我对此的办法是和两位很合作的议员打交道,”于是也就没有提出什么问题。他还说,“做到更率直地同他们交谈,显然对局长及其预算活动大有稗益。”布莱克所指的两个人是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密歇根州的杰拉尔德。福特和参议员理查德。拉塞尔。“我只和他们两人进行私人会晤,”布莱克说,“这就是我的办法,而且它异常奏效……就财力而言,我记得那是很不错的三年。”
  为了补充辅助人员的缺额,布莱克极力从世界各地的情报搜集中心调回情报监听员,并把他们派往佛罗里达州南部。在北卡罗莱纳州的布拉格堡,陆军安全局第326 连队的陆军信号情报人员奉命扔掉所有东西,登机前往迈阿密附近的霍姆斯特德空军基地。在危机期间,那是一个主要情报监听站。窃听机从西班牙的罗塔转移至杰克逊维尔和彭萨科拉的空军基地。从那里它们可以飞至基韦斯特,载上情报监听员,在古巴海岸一带工作8 至10个小时。
  在几天之内,海军把基韦斯特从一个寂静的密码设备供应仓库变成了一座喧闹的城镇。“基韦斯特操作场所懒洋洋的气氛一下子炽热起来,就像是到了夏天。”
  负责基韦斯特海军安全分队的欧文。思兰德回忆道:“‘几乎是一夜之间,国家最高当局和海。空军的作战部门发现了基韦斯特海军安全分遣队,做出了加强我们的决定,于是人们开始从四面八方到来。”
  情报监听人员工作在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埋在15英尺地下的钢筋混凝土地堡里。这种泥灰里包括沙子、猪土和碎珊瑚。它的设计可以承受一枚直径16英寸的炮弹的直接袭击。水兵们马上开始建立一个巨大的抛物面天线和各类电线杆。窃听古巴和苏联通讯的设施,除了飞机、基地和轮船,还派来了潜水艇。一艘潜水艇可以偷偷潜至非常近的地方窃听派恩斯岛上的微波联系。对国家安全局的窃听者来说,潜水艇的隐蔽性是其他平台无法比拟的。
  然而,尽管古巴是国家安全局在1962年夏、秋期间最重要的目标,但却远不是惟一的一个。
  在阴暗寒冷的白令海海面以下60英尺的潜望镜深度,美国军舰‘鹏鹉螺“号(核动力潜艇)正缓慢地前行。作为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潜水艇,它四年前在北极冰层下潜行的时候便成为各大媒体的头条新闻。现在它在离北极圈内的一个漆黑的苏联孤岛不远处执行极为机密的间谍任务。不容置疑,新地岛是地球上最难靠近的地方。一年以前,俄罗斯人在这个岛上引爆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枚核弹。如今”
  鹦鹉螺“号的工作人员们正忙着为进行窃听做准备,拍摄新一轮的试验。信号情报专家约翰。阿诺德正在地平面13英里以下安装最后一项重要的设备——一个硬纸板做的卫生纸卷管。
  海军军士长阿诺德是在这个极难进去的组织——国家保安局水下监听小组里迅速成长的成员。在有着特殊设备的潜水艇上的一个厕所那么大的监听室里一关就是几个月。这艘潜人深水的潜艇巡回在苏联海岸附近,记录下岸上的无线电发射台和俄罗斯舰队的重要信号。“在距离13英里的地方收集信号,效果是非常好的,”阿诺德说,“有时候你甚至能用水下天线收集到信号,不过并没有很多,有些雷达的强度足以穿透水面。”找出雷达装置的位置是小组的主要任务。“你可以从频率和脉冲的重复率以及扫描速度来辨别是何种雷达,并通过测向辨别其方位。”
  阿诺德是从一艘柴油发动机的旧艇开始他的事业的,这艘艇每24小时就要浮出水面以便使新鲜空气进入通气管道。“如果你升起天线或天线杆,潜望镜也必须升起——即使是在白天——而如果有架直升机或飞机到附近巡逻,他们就会看到你的天线杆,”阿诺德说,“如果不升起你的潜望镜睛望,他们会结束对你们的侦察。”
  有一次,一个指挥官由于太专注观察一架直升机竟完全忘记了提出警告。“他只是集中精神看着那架直升机从我们头顶飞过,”阿诺德说,“因此我们成了一场反潜战练习的靶子。这次事件使我们不得不躲在水下两天多,才摆脱了它,重新呼吸到新鲜空气。每个没有重要任务的人都要待在自己的床上以使氧气消耗量减少到最小。”
  1962年夏天,阿诺德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白令海的浪花下面度过的。几个月之前,由于预料到又重新开始的试验的发生,他组装了一台特殊设备并乘“蝎子”号潜艇回到新地岛。但是当核试验被推迟的时候,船员们在俄罗斯的敏感地带科拉半岛附近利用电子监视设备完成了任务。“我们在水下几乎与苏联的一艘十一月级潜水艇相撞,”阿诺德说,“他们的潜水艇在水面的时候,我们跟在他们的船底旁边,收集数据……在他们潜艇的底部和‘蝎子’号顶部之间,有时候,我们的潜望镜距他们潜艇的底部只有6 到12英寸,潜望镜近距离检查水下附属物、探出物及其他不明物体,并将它们录到电视屏幕上。突然,苏联艇上的深度测试器发出一个脉冲信号——‘砰’,用以查明距底部的距离。那是他们潜水前一贯的做法,”阿诺德说。
  “蝎子”号及时地逃开了。
  回家后没几天,有消息说苏联原子弹试验很快要开始,阿诺德又被派往新地岛。
  这一次他和他的队员被送到核驱动的“鹦鹉螺”号。其他信号情报专家已将窃听苏联技术的设备安置就绪,阿诺德则为潜水艇的潜望镜安装特殊的摄影装置。摄像头与潜望镜的镜头是用一些卫生纸的卷管连接的,外面用黑色的绝缘胶布层缠裹。
  “在一个潜望镜上我们装有一个视觉探测器用以测量光强度对时间的比例。”阿诺德说,“在另一个上我们装有高速彩色摄像机。”
  突然,海底深处本来模糊的潜水艇发出耀眼的亮光,“爆炸的时候就好像有人突然用手电筒照你的脸,”阿诺德说。强光穿透了包得严严实实的卫生纸管,就好像它们是透明塑料做成的。船员们不仅看到了闪光,还听到并感觉到了爆炸。“当你在潜水艇里的时候,那确实是一种奇怪的声音,”阿诺德回忆道,“听起来就像一架喷气式飞机冲破音障,而后你也会感觉到它。你会觉得你仿佛就站在金属甲板上,甲板下方有人在用大锤猛击你正好站的地方——真是猛烈的一击。它震碎了几个荧光灯泡,并把一些绝缘体炸飞。”
  在6 个多星期里,阿诺德目睹了12到13次测试。“它们由2 万至50万吨级不等,”
  阿诺德说。最初的爆炸气浪后,可以通过潜望镜看到爆炸的情景。“它们看起来很壮观美丽,”他说,“你们可以通过潜望镜看到蘑菇云形成的色彩的扩散。”核试验过后,和其他情报监听员一样,阿诺德被调到古巴附近工作,这次是在一艘海面上的轮船上设法搜集破坏性极大的苏联萨姆—2 地对空导弹发射信号。
  1962年9 月15日凌晨2 点,危机再次升级。两三次检查后,美国的监听员发现了一台“斯普恩。瑞斯特”雷达正处于完全运行状态。萨姆一2 型导弹能够在瞬间击落任何飞机,它曾击落了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驾驶的UM飞机。在佛罗里达、波多黎各及其他地方的监听站都帮助“牛津”号船准确确定信号是从马列尔港以西大约三英里的地方发出的。从现在起,所有美国飞行员,无论他们驾驶的是什么型号的飞机,都会有一挺机关枪瞄准它。
  萨姆一2 导弹的发射给国家安全局和中央情报局一个迷惑俄国人暴露其武器系统的关键细节的机会。中央情报局的一位年轻科学家吉恩。波蒂特提出了一个方案——为苏联雷达增添假的目标。代号为帕拉迪昂的行动给各国雷达操作员发出欺骗性的假信号,让他们觉得是在跟踪一架飞机。为防御系统添加密码后,系统会给俄罗斯雷达操作员发出欺骗性的信号,使他们错误认为他们在跟踪一个飞行物。波蒂特后来写道:“通过适当地改变延迟时间的长度,我们可以伪装假目标的航程和速度。”当俄罗斯人跟踪这架幽灵飞机的时候,国家安全局的情报监听员就可以窃听到。而后的分析工作就可以查明一些重要细节,比如他们的雷达系统有多么灵敏,以及得知他们的操作人员的熟练精通程度。
  帕拉迪昂系统被安装在巡航于基韦斯特外面的一艘驱逐舰上,当它沿古巴海岸巡逻的时候,帕拉迪昂发送出假的信号表示一艘来自美国佛罗里达的战斗机将要穿过古巴领空。几乎是同时,潜人哈瓦那海湾的一艘美国潜水艇释放到空中许多大小不一的金属球。
  在驱逐舰上一个绑在甲板上的国家安全局的大棚车里,情报监听员正在严密监控俄国人的雷达,希望g 腿过研究它跟踪幽灵飞机和那些金属物来确定系统的准确程度。他们很快见到了成效。一架古巴战斗机突然起飞跟在幽灵飞机后面,其他几架米格战斗机开始在潜水艇浮出水面的地方盘旋。在国家安全局的大棚车里,情报监听员很快开始窃听海岸基地雷达系统和追逐幽灵飞行器的飞行员。“我们完全可以操纵帕拉迪昂系统,”波蒂特写道,“使我们的幽灵飞机总是保持在古巴驱逐机的前面。”通过耳机,一个情报监听员听到古巴飞行员向他的基地报告说一架入侵的飞机在其视野内,并且将要将其击落。一名技术人员把手放在按钮上。“我点头示意批准,”波蒂特说,“然后他关掉了防御系统。幽灵飞机便消失了。”
  事实证明,帕拉迪昂是非常成功的,它证明苏联雷达系统目前发展的水平已经很高,而且其操作人员技术熟练。“我们还知道了他们的哪个雷达动力比较低,了解到他们维护中的问题,或在其他方面没有达到最高水平,”波蒂特说,“而且我们了解到在战争时期美国空军可以从哪里安全地深入敌方。”
  发现萨姆一e 导弹的军事行动的前五天,国务卿腊斯克就非常担心会不会有飞机在古巴上空或其周边地区被击落。因此,他召开了一次“檬行动”主要成员的会议。腊斯克对最近发生的几件事惴惴不安。8 月30日,一架UZ飞机意外地飞人了俄罗斯萨哈林岛的上空,引起了苏联的强烈抗议。几天后,另一架基地在台湾,由台湾飞行员驾驶的中央情报局的UM飞机迷失在中国大陆。
  在会上,腊斯克提到了以上几件事,然后看着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帕特。卡特。
  “帕特,你不想让我轻松一点儿吗?”他开玩笑地问,“你想让我怎样就这些事情与柏林谈判?”但是罗伯特。肯尼迪则没有表现出任何幽默。“怎么了?迪安,没有勇气?”他打了个响指。结果,腊斯克和卡特就减少飞行的日程达成妥协。但是卡特表明了他的意图。“我要提醒大家注意,”他说,“我们的目的仍然要在那些萨姆地空导弹上面飞过,看看那里有什么。”在座的人没有任何反应,无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会议结束的时候,官员们开始向门外走,卡特嘟嚷地抱怨说:“大家又都走了,什么决定都没达成。”
  第二天,也就是10月10日,国家安全局报告说,古巴空军防御系统似乎已经建成。古巴人刚刚开始用雷达在雷达基地与上级司令部和使用苏联程序的防御性战斗机基地之间跟踪,他们的系统在每一点上都有俄国人做顾问,现在已经准备投入使用。
  从最初,国家安全局就一条货船一条货船地,一个货架一个货架地认真执行了跟踪古巴武力集结的任务。但是如果不能突破高水平的苏联古巴的密码系统,密码破译人员就解决不了最重要的问题:所有运送的武器都是防御性的吗?有没有弹道导弹等攻击性武器?即使不加密的古巴电报都不时地使国家安全局难以破译。一份国家安全局的报告说:“电讯安全可以通过一种隐蔽字和呼号系统得到很好的维护。”
  而国家安全局主要依靠商业轮船发送的未加密的古巴电话和方向的测定来搜集情报。
  所以,国家安全局和中央情报局都没有掌握关于古巴中程弹道导弹的最初有利证据。
  有关证据是空军UM飞机的高分辨率“眼睛”发现的。然而,后来成为海军指挥中心总指挥的海军上将托马斯。穆勒告诉国会:“电子情报带来了图片情报,使我们得到了在古巴的苏联导弹的无可争论的证据。”


  10月18日,星期四,一架UM高空侦察摄像机发现苏联和古巴的建筑队工作进度神速。8 月份只观察到了一个导弹基地的初步建设,但是新的摄影发现了两座确定无疑的中程弹道导弹基地,另外可能还有一处。另两处可能是为威力更为强大的中程导弹建设的基地也得到了证实。
  “牛津”号此时正是束手无策的时候。国家安全局的监听收集到古巴频繁地提到间谍船“牛津”号。据帕里什说:“他们将派出船只,还会来几架低空飞机。他们会前来,排成队地用他们的枪包围它。”
  “我们一直都在监听古巴和俄罗斯的通讯,”“牛津”号的情报监听员奥布里。
  布朗说,“古巴人可并不喜欢我们这样做,所以他们玩了一个骚扰的小游戏。他们派出这些炮舰,你可以看到船员们都集中到船尾的上部,你可以看到枪炮都排列在船上。他们处于进攻位置,然后在船上假装进攻。船上的人站在枪的后面。”
  “上帝啊!”一个高级情报监听员叫道,“打起来了!”哈瓦那港刚刚建立密码。在那以前,对进入哈瓦那港轮船的管波一直都是很清楚的。突然广播变成了让人听来莫名其妙的语言。然而过了一会儿,经过更进一步分析,可以肯定那位紧张的情报监听员是将监听的录音磁带放到了他机器的后面了。随着紧张程度的加剧,麦科恩向肯尼迪总统提出了“牛津”号安全的问题。中央情报局局长最后允许将这艘船移到约二十英里的远处。
  回到船上的电子情报部,技术人员听到古巴的火控雷达锁住他们时发出的尖锐刺耳声音。米格式战斗机即将升空,与此同时,美国窃听人员正在窃听那些船和米格战斗机在说什么。
  国家安全局文职人员的到来使“牛津”号笼罩着神秘的气氛。“你们知道,事情发生了很大变化,因为在基韦斯特,你们要从国家安全局弄来几个人,干三个星期的特殊工作,”布朗说,“他们将去完成某项别人都不会说的任务。他们带进来特殊的录音机,他们把它放在架子上,他们干他们的活,然后他们走了。”
  由于国家安全局无法破译苏联的密码系统,因此派人带着特殊设备前往“牛津”
  号试图获取由苏联密码机发射的信号。这些在国家安全局中被称为暴风雨射出物的信号,由于包含有破译的信息,所以非常有价值。但是为了搜集这些信号,船必须非常靠近俄国人的电台。“我们将船驶得很近,通常我们停在相距8 英里的地方,但这一次我们进到4 英里左右,”布朗说。这是一座俄罗斯通信站,它负责与莫斯科联系。他们正在努力试图从这个密码装置上获取暴风雨发射信号。如果能得到暴风雨式发射信号,那么国家安全局就得到了通往全世界的钥匙。
  情报监听员也正在寻找强烈的噪音尖端,它可以为老式密码机安装变码旋转件提供线索。马克斯。布舍尔是危机时期“牛津”号上的一位密码破译专家,他说:“密码破译员对这个密码的破译绞尽了脑汁,他们认为如果我们靠得很近,如果密码装置是电子机械的,我们就可能截获一些噪音尖端;它将为如何使用变码旋转件旋翼提供线索。我们一天24小时都在监听。”
  在国家安全局总部,监测小组正试图将古巴的军事命令编辑到一起。“我们已建成了一个古巴防空系统,”帕里什说,“我们实在无法找到萨姆防空导弹的通信或其他信息。”沿着大西洋海岸,国家安全局监听站和巨大的笼形天线都进入特殊警备。由于海军舰只开始离开港口驶往强行封锁的位置,因此了解穿越大西洋前往古巴的苏联轮船的位置、速度及装载货物是很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要得到所有有关苏联潜水艇迹象的情报。在庞大天线网中央的几个掩体里,情报监听员在扫描频率光谱,希望有一个好运气。一旦某个信号被截获,大西洋两端的情报中心会立刻将信息传送到马里兰的切尔膝纳姆的网络控制中心。
  在那里,技术人员会对轮船和潜水艇的确切位置做三角测量,随后将信息传递给国家安全局的分析专家。他们担心,一旦封锁的消息被宣布,俄国人可能会试图通过美国舰只巡逻的这个禁区,走私核弹头或其他武器到古巴。在商船科的一块巨大的图标板上,磁力的小船会随着切尔股纳姆报告的位置而变化,然后把图标拍成照片附在第二天送往白宫的情报报告上。
  9 月底,四艘苏联潜水艇从巴伦支海悄悄溜进大西洋,备有发射核弹头鱼雷的装置F 级攻击潜水艇驶在船队的最前头。国家安全局一直在跟踪一艘加油船“特雷克”号。“特雷克”号一直被怀疑是支持那些潜水艇的,估计苏联潜水艇就在它的附近。到10月,“特雷克”和潜水艇在大西洋上已经走了一半。美国情报部门担心,那四艘潜艇是前往古巴的苏联潜水艇舰队的先头部队。另一艘国家安全局极为关注的船是航行在“特雷克”附近的电子窃听船“什克瓦尔”号,它也被怀疑是支持那些潜水艇的,同时搜集在那个水域中的美国船只的情报。
  10月21日,星期日,“牛津”号得到一个糟糕的消息。“我正在工作,可突然有很多人在四处奔跑,”情报监听员奥布里。布朗说,“他们有的心烦意乱,有的全神贯注,他们试图向外发送简短电讯。有些行为都是疯狂的举动(很少被使用的火急文件,这时候成了优先使用的方式,这个名称一直是为关于战争的最紧急情况保留着的)。许多人从密码门后面出来,去到船尾的电子情报室。在漆黑的房间里,摆满了听筒、5 英尺高的录音机和各式各样神秘的绿色屏幕,技术人员在WLRI—X级接收机闪烁着的显示器周围徘徊。”
  他们刚刚从古巴一个混乱的新雷达系统截获了一些尖锐的声音,他们想确定这正是他们怀疑的那个台。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测试脉冲的宽度——在显示器上显示的尖峰的大小。他们将挂在脖子上的跑表一再地开开停停,测量信号声音的间隔时间,测出雷达扫描的频率。他们一旦弄清了信号的组成,就可以对照国家安全局的高级信号分析技术情况摘录,确定其性质。
  “我们的一名电子情报监听员首次截获了其中一台运行着的雷达的信号,”马克斯。布舍尔说,“他们根据参数可以知道那是一台与进攻性导弹系统相连的雷达。
  这个情况被火急传送至国家安全局。6 个小时后,一架喷气式直升机下来,放下来一条绳子。他们想要那盘带子,他们不光是要我们的话,国家安全局还要那盘带子。“
  第二天,10月22日一早,国家安全局得到了更多的坏消息:至少有5 个苏联导弹团将很快能在古巴作战。每个团都拥有8 台导弹发射装置和16枚导弹。因此,古巴将有第一批发射40枚导弹,并再次发射另外40枚的能力。
  那天早晨晚些时候,在一次国防部的会议上,麦科恩介绍了有关苏联船队的情报。他说,“波尔塔瓦”号五天之后到达古巴。它上面的货物安排的很好,可以明显看出船上装有长气缸。
  下午1 时,战略空军指挥部开始逐步发出警报并将轰炸机疏散至全国各空军基地。同时,海军开始从古巴关塔那摩美军基地以空运和海运撤退辅助人员。9 小时之内,所有2810人被安全运走。
  那天晚上7 点,肯尼迪总统向全国发表演说,宣称已经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在古巴境内有苏联中程弹道导弹、洲际导弹基地和能发射核导弹的轰炸机存在。接着,他又声称将对古巴的攻击性武器装备进行严格的限制,最后,他警告苏联政府说美国将会把“古巴向任何西半球国家发射导弹的行为看做是苏联对美国的攻击。
  而美国会对苏联进行强烈的报复行动“。
  在肯尼迪总统进行演讲的时候,世界范围内的大部分美国军队都已经进入了戒备状态。极地的核潜艇驶向指定的海上基地。22架截击机从古巴起飞以防万一发生军事行动。“我聆听了肯尼迪总统的演讲,”哈尔。帕里什说,‘那天晚上,我受命在古巴进行一次高水平的空中行动去观察一切。我看到了很多飞机。那天晚上什么都没逃脱我们的监视。但我们却什么也没有发射,“他》说说,”这是一次令人害怕和恐惧的经历。这是我为政府工作30年以来第一次为世界形势感到担忧,我是真的感到害怕了。“在”牛津“号上,许多工作人员都被这个消息所震惊。”上帝啊,我正在想,我们正在这里毁掉世界,“来到情报信号室的代理指挥官基思泰勒说,”到底会发生什么倒霉事呢?他们下一次出现就会朝我们的屁股发射一个鱼雷。“
  约翰。麦科恩同样为“牛津”号感到担忧,他下命令让船撤退。“在总统演讲之后不久,他们就把我们移动了12英里,”布朗说道,“于是我们移到离岸25英里。”
  由于依然非常担心,于是官员们便指示“牛津”号到劳德代尔堡附近安全地窃听。
  然而在那种距离下,很多任务都不能够圆满完成。“你可以得到一些劳德代尔堡的信息,但不是所有的,”布朗说,“你能够处理所有莫尔斯码的材料,但是那些电子情报码的却不行……第二天他们决定把我们送回古巴。”布朗还说:“你可以根据微波信号从哪里发出和发向何处来确定一些雷达站在哈瓦那附近的位置。”
  在肯尼迪总统演讲后的几个小时内,情报监听员不断地被派往国家安全局。晚上10点12分,国家安全局的一个情报接收站拦截到一条消息,这是在巡逻潜艇附近的一艘用来监听的苏联拖网渔船“什克瓦尔”号发给“阿兰迪克”货船的急件。
  “什克瓦尔”号还发送了另一条消息给“阿兰迪克”号,。并转达给了摩尔曼斯克的潜水艇基地。尽管读不懂这条秘密信息,但美国的情报监听员在他们很快发给米德堡的报告中特别注明这个急件的重要性。“这种类型的急件很少发现,”监听材料的报告上写道,“重要性不明。”舰艇站网能够确定“什克瓦尔”目前正在百慕大南部100 多英里外,“阿兰迪克”在离美国东海岸150 英里的位置。
  10月23日早晨,其他的苏联船只开始接受指示。刚刚驶出哈瓦那港湾的苏联货船“库拉”号,通过正接近美国维尔京岛的另一艘苏联船只“尼古拉布尔坚科”号向莫斯科转达了一条紧急消息。正接近古巴最东部的苏联客船“尼古拉耶斯克”号向莫斯科发送了一条令人担忧的消息:美国海军后备舰队889 号战舰正在一条平行航线上跟着它,已经穿越了加勒比海和北大西洋,无论什么时候这艘苏联船只询问天气或是报告方位,国家安全局的接收装置都能抓住它,标出它的方位。“由于整个世界都在注视莫斯科对美国所下达的最后通碟的反应,国家安全局有一篇报告说苏联已经对古巴的领空进行了更大控制。63名米格战斗机飞行员在同一天全部被派上了天,而这其中有超过一半的人说俄语或带有浓厚斯拉夫口音的西班牙语。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安全局的信号接收站的设备附近都奉命派出武装巡逻队。甚至在阿拉斯加科迪亚克岛上的奇尼亚克,所受到的威胁也是非常严重的。当通讯专家皮特。阿佐勒看到陆续传到通讯中心的信息时,他眼睛瞪大了:”一个十万火急的文件一行一行地显示出来了,“他回忆道,”我一直盯着这张浅黄色的纸,看着出现的每一个字。“信息展示的越多,阿索尔就越紧张。上面写道:1.已经发动了对美国东海岸的核打击……
  经过了令人痛苦的几秒钟,阿索尔意识到这个消息是个演习。
  在白宫,肯尼迪总统正在为要打击古巴而会遭到核报复的可能性深深地苦恼着。
  一名五角大楼的官员告诉他在苏联导弹1100英里射程的范围内有9200万人。防核辐射的掩蔽所可以找到,不过没有设备,大约可容纳4000万人。当肯尼迪问他最需要准备的是什么,那个官员很泄气。掩蔽所的标记要标出,食物要储藏。但是麦科恩认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将会引起公众的关注和惊慌。
  在这一天内,大西洋两岸的国家安全局情报站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了驶向古巴,被怀疑运送导弹及其相关设备的12艘苏联船只的身上。在位于弗吉尼亚州东北镇一片遍布毒蛇的沼泽里的监听站,在缅因州温特港的寒冷的洞穴里,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附近的一个飞机场附近,在苏格兰埃兹尔的一个轧钢厂,还有其他一些地点,情报监听员们用三角测量法利用那些船上发送出的每个信号来测定它们的位置。其中一条船是“乌金科”号,它向西驶往古巴,在下午3 点10分位于离直布罗陀约500英里。
  但在午夜,当再次测定其位置时,“乌金科”已经调转船头向直布罗陀海峡回驶。国家安全局指挥中心立即将可能撤退的十万火急信息发送给中央情报局的值班室。值班军官亨利。艾森比斯和同样收到安全局报告的海军情报局进行核实,但是海军情报局并不能确定事态的变化而认为这也许是苏联的一个花招。
  同时,监听站网已测定其他船只也都做了180 度的大转弯。“布尔什维克苏哈诺夫”号的甲板上载有被怀疑是装着飞机的7 个大木箱,“已经改变了航向,也许是驶回了港口。”一位监听员报告说。另一位接着说,“对准驶向古巴的苏联货船‘基斯洛沃德斯号的高频测向仪表明这艘船已经改变航向驶向了北方。”
  在10月24日星期三上午10点38分,随着“乌金科”号的继续撤退,另一条信息被火急送往国家安全局总部。一份副本则很快送到中央情报局,并随后转到白宫。
  一名助手走进会议室,把这张纸条递给麦科思,麦科恩开怀地笑了,他说:“总统先生,我们有一份初步的报告似乎指出一些俄国船只已经在海上停下来不动了。”
  肯尼迪很惊讶:“停在海上不动?哪艘船?他们核实了这份报告的准确性了吗?可信吗?”麦科恩相信这份报告:“这份报告是千真万确的,总统先生。在隔离线边上的原先驶向古巴的6 艘船已经停下来了或者是掉转船头驶向苏联。”
  肯尼迪总统下令,在得到新的消息之前,再给一个小时的时间,“不对那些船只进行阻止或拦截。如果这些船奉命令撤回,我们希望给他们机会这么做……给这些船只机会撤回。我们必须快速行动,因为(美国必须采取行动之前)时间已经不多了。”
  尽管还有一些船只依然驶向美军设置的拦截线,但来自国家安全局的好消息很快就传播开了。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给副国务卿乔治。鲍尔打了个电话。
  “你知道海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吗?”邦迪问道。鲍尔还没有收到消息。“最受瞩目的6 艘船已经返航,而另外两艘正在改向。我们将会在这里就下午要发生的事情召开一个会议。如果你想来的话,它能帮助你了解一切……你要通知你想通知的人吗?”
  “我就来。”鲍尔说。
  第二天,10月25日,星期四,肯尼迪总统的助手亚瑟。施莱辛格会见了副国务卿埃夫里尔。哈里曼,就最近的发展趋势进行了讨论。“赫鲁晓夫,”哈里曼说,“向我们发出重要信号请求我们帮助他脱离困境。他发送了确切的信息,就像他在UZ时间之后发给艾森豪威尔的一样。艾森豪威尔忽视了这条消息的价值。我们不应该犯和他一样的错误。”哈里曼告诉施莱辛格,最关键的信号是“让苏联船只改变航向的指示”。
  哈里曼继续说道:“鉴于赫鲁晓夫的这些信号,我们可能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更加强硬和使问题扩大。赫鲁晓夫正在请求我们帮他脱离困境……我们不能再浪费时间。拦阻船只会导致局势恶化,使苏联失去威信,并减少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如果我们能够迅速而敏锐地采取行动,我们就能够使赫鲁晓夫脱离困境,使他身边的那些顽固分子信用扫地——那些人怂恿他们在古巴冒险,认为美国人过于自由,不会打仗。”
  当那些进攻性的武器被发现的时候,UZ飞机正式证实任务就结束了。战略空军司令部已经同意在古巴全境执行所有的飞行任务。尽管很费时间,但是这项正式通知有利于由国家安全局的监听站支持飞行。在执行这种任务之前或当时,情报监听人员可以审视频谱,搜寻敌方的行动。如果得到了应警惕的迹象,他们就可以将信息发到国家安全局总部,并通知战略空军司令部。
  但是到星期五,10月26日,低空摄影表明俄国和古巴正在力图迅速建成四个中程导弹基地,“尽管没有看到其他导弹或建筑物,”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份报告说,“也没有证据证明有将基地移动或拆除的意向。伪装和用帆布覆盖重要设备的工作仍在进行。”
  然而,在同一时候,国家安全局报告说,被怀疑运送导弹的三艘苏联船只现在正向东驶去,驶向俄国,除了一艘运输干货的船以外,所有的船只也都如此。只有这艘船仍然向警戒线驶去,预期将在三天内到达。
  10月27日,星期六午夜过后,国家安全局的一个监听站从三个雷达设施处监听到了信号,经过核实再核实,截取信息的工作人员确定雷达是“斯普恩。瑞斯特”,因此说明另外三个萨姆导弹基地也已经开始运转了。“一些测向天线的支架证明发射装置位于马列尔,”在传送给总部的报告上说,“哈瓦那东部和可能位于马坦萨斯的基地,发射架仍然在工作。”卡斯特罗再一次提高了抓获美国侦察飞行员的奖金。
  “27日,”帕里什说,“出现了紧张情况。这是个引起恐慌的时刻,尤其对我们这些有机会获得平时不可得到的消息的人来说……我们工作了一个星期,精神高度集中,谁也没有偷懒。”
  那天上午晚些时候,鲁道夫。安德森少校驾驶UM飞机由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麦科伊空军基地起飞。这次例行飞行大概需要三个半小时。在古巴上空,安德森向北飞向巴内斯镇。
  在一个下午的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就白天的侦察做了一份例行报告,他说:“根据原来的报告,这次任务由于技术上的问题而失败。有一架飞机误时了,有几架遇到了地面的火炮。”他又提出了几项夜间任务。但肯尼迪总统一直没有做出决定。他命令UZ飞机第二天继续起飞,没有战斗机护航。“如果我们的飞机受到攻击,”他说,“我们要有一个一般性的回应,或者向对我们飞机开火的萨姆导弹基地还击。我们明天将决定,在知道他们继续攻击我们的飞机后怎样进行反击。”
  一名助手急急忙忙走进来,递给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斯韦尔。泰勒一张纸条。梅杰。安德森驾驶的U2飞机在巴内斯附近被击落。U2飞机的残骸遗留在地上,泰勒得知“飞行员死了”。泰勒提出对发动攻击的萨姆导弹基地进行空中打击。麦克纳马拉说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在一天内对古巴进行500 架次的攻击。“入侵,”他说,“几乎变得不可避免了。”
  国家安全局立即要求空中、海上、地面的监听台处送来资料,以求发现这次事件的细节。局长布莱克制定了新的规定:每个监听站都要以全部时间监听所有对美国飞行侦察的反应。哈尔。帕里什说:“只要古巴的飞机紧急起飞,我们都要弄清他们为什么紧急起飞,他们追踪的是谁——通常他们跟踪在沿海飞行的美国飞机…
  …在我们仍然使用U2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米格战斗机似乎是古巴对U2的威胁,我们就要做出安排……首先得到国家安全局莫里森将军的同意,然后是战略空军司令部……他们会与这架飞机取得联系。“
  一旦接到警报,侦察机会立刻结束其使命飞至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
  在那里,安全局分析专家们就会迎接这架飞机,并嘱咐机组成员。“你们要汇报从起飞到结束全部执行任务的情况。”帕里什说,“收拾所有的磁带,将它们拿到大楼里,让语言学家们通宵达旦地研究这些带子,以便在6 点之前弄清楚那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进一步保护飞行员,电子对抗需要改进,从而能够干扰或欺骗苏联萨姆一2导弹。但是为了发展这些对策,安全局首先要截获导弹引爆弹头时泄漏出的点火信号,而这需要让古巴发射不止一枚导弹。为了完成这项任务,DC130 飞机开始向这个岛上空发射瑞安147 靶机。这些瑞安靶机上装有电子器件,这种器件使它们显得比原型大,差不多有UZ那么大。
  每架无人驾驶飞机上都装有收集关键的导弹点火信号的装备,并可在导弹在空中爆炸之前几秒钟,将信号转发给一架有特殊装备的、代号为“共同目标”的同温层RB47型间谍飞机。在古巴沿海经常有一架RB47飞机在岸外的上空。“这项计划是引诱古巴的导弹基地向这种无人驾驶飞机开火,”空军信号情报官布鲁斯。贝利说,“这样就可以给RB47提供所需要的电子情报。”但是古巴不再发射任何导弹。“古巴人确信这样的地点或基地将会立即受到攻击,”贝利说,“显然他们相信这一点,并且不肯开火。这次任务很快就成为众所周知的目标消失。”
  在危机进一步严重的时候,10月31日晚7 点15分,罗伯特。肯尼迪约苏联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在半小时之内到他在司法部的办公室会见。肯尼迪在写给迪安。
  腊斯克的一件绝密备忘录中说,他告诉苏联大使,“在过去的两个小时内,我们在古巴上空飞过的飞机遭到了攻击。我们的一架UZ飞机被击落,飞行员也已丧生……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我们也许不得不在以后的12或是24小时之内做出决定。
  时间所剩不多了,如果古巴向我们的飞机开火,我们将予以回击。“多勃雷宁争辩说美国正在侵犯古巴的领空,但肯尼迪反驳说,如果我们没有侵犯古巴领空,我们就还会相信他和赫鲁晓夫所说的话——在古巴没有远程导弹。肯尼迪还说:”这个问题远比古巴的领空问题严重,因为这关系到全世界的人民。“
  “我说他最好理解现在的局势并把这种理解告诉赫鲁晓夫先生,”肯尼迪后来在一份秘密备忘录中写道,“赫鲁晓夫先生和他欺骗了我们。苏联已经在古巴秘密地建造了导弹基地,但同时却在私下或公开声称没有这种事。我说那些导弹基地应该拆掉,他们必须立即拆掉。最迟到明天(10月31日)我们要得到保证,这些基地要被拆掉。我说这不是最后通碟,不过是关于这个问题的声明。他们应该明白,如果他们不拆除这些基地,我们将会把它们拆掉。他们国家也许会采取报复行动,但他们应该明白在这件事结束之前,美国人会流血,俄国人也会的。”
  多勃雷宁问肯尼迪他是否是在提出一项一揽子交易。“我说有一封关于导弹基地必须拆除的信已经送交苏联大使馆,”肯尼迪写道,“并且所有的进攻型武器都要从古巴移走。如果古巴和卡斯特罗中止他们在中美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颠覆行动,作为回报,我们将同意在加勒比海保持和平,并且不允许从美国的领土上向古巴发动进攻。”但赫鲁晓夫先前曾提出了一个交换条件:如果美国把土耳其境内的导弹撤走,他就会把古巴境内的苏联导弹撤走。多勃雷宁再次提出这个建议,“如果过些时候,”肯尼迪说,“我肯定这些问题将会得到圆满解决。”
  但是肯尼迪强调说不可能有任何形式的交易。“在世界其他地方缓和紧张局势的步骤都取决于苏联和赫鲁晓夫先生在古巴采取行动,而且是立即采取行动。”他在备忘录中写道:“我一再告诉他,这件事再也不能等了,而且他最好和赫鲁晓夫取得联系,在第二天得到他的保证,在联合国的监督下拆除这些导弹基地。否则,我说,必将有极其严重的后果。”
  在肯尼迪离开之后不久,多勃雷宁给赫鲁晓夫发了一封密电,他写道,“由于飞机被击落之事,总统现在受到强大压力,要他下命令,如果遭到攻击就开火。一场真正的战争就要开始,成百万的美国人和俄国人将会死去。”肯尼迪提到,在过去,将军中,而且不只是在将军中,似乎有些人是很不理智的,他们“跃跃欲战…
  …局势可能会失去控制,导致无可挽回的后果“。
  大使于是转达了肯尼迪的建议。“肯尼迪所强调的对于我们最为重要的事是尽快获得苏联政府的同意,停止建立古巴境内的导弹基地,并且采取措施在国际控制下使他们不能使用这些武器。作为交换,美国政府已经决定撤销各种隔离措施,并保证不会对古巴进行侵犯。‘关于土耳其的问题怎么办?’我问肯尼迪。‘如果那是惟一障碍的话……总统认为在解决这件事上没有看到任何不能克服的困难……但是关于土耳其,总统不能公开地说什么。’肯尼迪接着警告说,他关于土耳其的意见是绝对保密的;除了他和他的哥哥,在华盛顿只有两三个人知道……肯尼迪给了我一个白宫直线电话的号码。”多勃雷宁再次引用罗伯特。肯尼迪的话:“时间很紧迫,我们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罗伯特。肯尼迪回到了白宫,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开会直到深夜。麦克纳马拉提出了召集24个后备空军中队,包括1320名人员和300 架运输机的提议,总统同意了。
  肯尼迪总统说如果侦察飞机明天遭到攻击,“我们将采取空中打击,来摧毁古巴境内的萨姆导弹基地”。
  在五角大楼举行的一次深夜会议上,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除非得到确凿的证据证明古巴境内的进攻性武器正被拆除,10月20日前就应对古巴进行空中打击。
  10月28日,星期日早晨,莫斯科电台播出了新消息。“苏联政府,”通告说,“已经下达了新的命令,拆除那些被称为‘进攻性’的武器,装箱并运回苏联。”
  危机已经结束了。
  俄国人撤退的时候,国家安全局一直紧张地监视着。哈尔。帕里什回忆说:“我记得从10月份来到这里的这段时间内,我没有一天不在工作,直到圣诞节。圣诞节我只休息了一部分时间。”对于这些窃听者来说,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一时间,隐蔽它们在古巴之存在的需要消失了,在西班牙语以外,俄语的通讯也监听到了。“我们所截获的所有信号都是有关古巴利用苏联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在古巴境内的俄国军队,”帕里什说,“突然间,这些说西班牙语的飞行员都失踪了,取而代之的是些俄国飞行员。这种(苏联的)……高频范围的通讯当时在一夜之间又突然出现了。”
  情报监听人员听到,弹道导弹基地已被拆除,萨姆地空导弹基地已移交给古巴。
  帕里什说:“在进攻性武器被移走后,一些辅助性武器也被移走了。”每当一个萨姆地空导弹基地交到古巴人手中时,信号就改变了。“这样,每当苏联人从一个地空导弹基地撤离,我们就可以从电子情报信息知道。我们得到了在哈瓦那的一个完整的训练方案,在那里他们正在讨论如何训练古巴人。”
  在苏联人撤离时,国家安全局侦察到了他们与古巴军队之间的紧张关系。据帕里什说,在一次电话谈话中谈到苏联人运给古巴的一大船腐烂的肉。帕里什说监听到了卡斯特罗本人的谈话,说“这是俄国人做的一件非常非常不好的事”。“上边要求我们在电话上把这话再念一遍,——我不能肯定谁提出的要求,国务院、中央情报局,还是国防情报局一一但是我们必须有一个译员在电话上一字不错地来念他们,而他(卡斯特罗)说了一些关于俄国人的非常非常强硬的坏话。我记得那位先生在读它时脸都红了,因为他们要的是一字不错的翻译。”事实上,送到白宫的原稿把卡斯特罗的那些骂人的脏话删去了。肯尼迪总统马上给国家安全局打电话,要他们把未经删节的,包括下流话的全文送去。
  “在危机期间,”帕里什说,“我毫不怀疑它们(导弹基地)是在苏联的控制下。事实上,我们清楚地知道配备的完全是苏联人。”据另一位国家安全局官员说:“有好几次古巴人和苏联人——我的意思不是说他们真的打起来了,而是相互争论谁是导弹基地的主管,你还可以听到西班牙语的咒骂和苏联人的不愉快。”
  在危机期间,国家安全局和中央情报局都不知道苏联是否在古巴配备有核弹头。
  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说:“我们有发射导弹的照片,但是我们认为弹头还没有来到。”
  真相到了20世纪90年代才揭露出来。麦克纳马拉说:“一直过了30年我们才知道当时有161 颗导弹,包括90枚战术导弹用于进攻。我们是如此接近一场入侵,是如此地接近。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都感到事情已经失控。整个世界正面临着一场一触即发的战争。”
  苏联的军舰通过加勒比海返回的时候,甲板上堆满了仓促包装的导弹和发射架,赫鲁晓夫正在暗笑。美国人紧紧盯住带到古巴的进攻性弹道导弹,然而这些导弹一颗也没用。赫鲁晓夫正在监控着岛上那个万分机密、万分有用的建设方案。在哈瓦那东南名叫洛尔德斯的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苏联技术人员继续建立一个从未有过的最大的窃听基地。
  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早期,国家安全局用情报监听站和侦察飞机包围着苏联。每当一个新的监听站建成,赫鲁晓夫都感到这个电子套索拉得更紧密了。在德国、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日本、朝鲜和其他一些地方,情报监听人员记下每一次飞机起飞或者轮船出港的时间,遥测苏联的导弹,从空中截听电话谈话。
  赫鲁晓夫知道他不能如法炮制,在美国周边没有苏联的盟国给他提供方便。因此,苏联不得不派出装有天线的拖网渔船在美国沿海游大。这是一个笨重缓慢而且耗资巨大的计划。对于每艘在波涛中起伏的渔船来说,距离基地5000英里,需要一支补给船队,因为渔船不能人港。燃料需要补充,设备需要修理,食品需要输送,而那些没完没了的磁带需要带回莫斯科进行分析翻译。卡斯特罗解决了赫鲁晓夫的全部问题,为莫斯科提供了一个直到21世纪都可以观察美国的电子窗口。
  在一片28平方英里的地区,苏联的工程师和信号情报专家立起了巨大的天线来监听美国的通讯。菱形天线像匕首一样指向距离只有90英里的美国海岸,监听以高频信号传送的远在华盛顿的电话。建立大型抛物面天线大盘收集美国卫星发射的信号,高架天线则用于截获潜水艇发出的超长波信号。犹如汽车影院银幕的巨大矩形天线则树立起来截取微波信号。无窗的混凝土建筑用于安置情报监听员、密码破译员和一排排的打印机,这些打印机能够快速地发出极长的截获资料。赫鲁晓夫也许失去了一个拳头,但是却得到了一只耳朵。
  随着危机的结束和核战争威胁的减小,注意力再一次被集中在隐藏在古巴的那些设备上。在10月15日知道有攻击型导弹之后不久,罗伯特。肯尼迪非常生气地召集参加“檬行动”的一小批人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会议开始时他表示了对“檬行动”
  进度的“强烈不满”。他指出工作进行了一年了,而结果却是使人泄气的,破坏行动从未成功完成,而试图进行的一个行动却失败了两次。
  中央情报局负责计划的副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稍后提出:“我们一直在准备着使我们的新行动计划取得进展,我们将积极进行。”然而国家安全局发现在“檬行动”的破坏目标中有几个是古巴的主要通讯设施,而这些设施国家安全局正在监听,从而获得大量信号情报。官员们迅即提出郑重抗议。“我们认为这并不是最明智的做法。”哈尔。帕里什说。
  实际上,在危机后的几天里,国家安全局做了很多事情来秘密地让古巴的通讯系统全部运转。古巴的通讯设备被破坏或者被烧毁的越多,他们所能截获的情报越少,从而美国的情报组织对古巴的了解也就越少。另外一个问题是对古巴的经济禁运,这使他们得不到像真空管等对军用无线电极其重要的电器供应,把电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军队的电台。国家安全局策划了一个秘密渠道向古巴政府供应那些元件。
  “真空管会烧掉,这就会产生需求,于是需要走后门让他们所需要的真空管运进去,以保证美国无线电公司设计的系统能够向空中发出信息,这样我们就能持续收集情报。”帕里什说,“我想许多这类东西那时可以经由加拿大的渠道运进去,因为加拿大人和古巴人之间有联系。当这些管子用坏时——这些不是小管子,而是些大管子和零部件——他们将与某个人取得联系,这个信息就可以传给我们,于是他们就可以来会见代理商,我们就可以继续供应给它们必要的部件。”
  随着和俄国的核战争危险像红潮般退去,古巴再次受到全面重视,肯尼迪政府又恢复了战斗姿态。国家安全局继续一个耳朵监听俄国,一个耳朵朝向古巴。就在1962年圣诞节前夕,麦科恩写信给麦克乔治。邦迪:“国家安全局将继续在信号情报方面执行一个广泛的计划,这项计划在最近的几个星期内已经给其他情报部门增加了资料。”


  在哈瓦那门口,平民驾驶的美国海军舰艇“穆勒”号帮助“牛津”号脱出困境,电子侦察机一直在离古巴海岸十几英里处巡逻。由于“穆勒”号是民用船,它的工作人员的闲暇时间比武装人员的要少,因而有较多的时间在海上——大约一个月有25天——比“牛津”号等海军舰只长。它的基地是佛罗里达大沼泽港,是劳德代尔堡的商业港口。
  “‘穆勒’号的工作地点在哈瓦那之外7 英里,”船上的操作官员比尔。贝尔说道,“我们和卡斯特罗都认可6 英里的界线,所以7 英里那个地方是个小小的安全阀。我们在平行于海岸的6 英里内来回航行,进行跟踪。选定这个特殊地点的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这里是美国无线电公司建立的一个多频道超高频国家通讯系统必经之地。信号从哈瓦那发出,沿着岛的脊柱,向东向西传播,并把哈瓦那同这个国家的其他城市连接起来。”慢慢地来回移动,“穆勒”号可以直接窃听古巴的大部分通讯。
  但是这艘间谍船对卡斯特罗并不是秘密。“我们有一些小型武器,包括MI步枪、卡宾枪、机关枪等,”贝尔回忆道,“我们对这项工作非常认真。因为我们明白古巴人知道我们是谁,而且他们经常做些事情来骚扰我们。”
  在一次特殊行动中贝尔被任命为船上的指挥官,尽管他曾是军官。他从听到成立和招集志愿者的时候起,一直在国家安全局。船上的另一个情报监听员是麦克。
  桑内斯。“自从他们运用微波技术以来,我们不得不一直高度集中精神,”桑内斯解释道,“卡斯特罗一直把我们叫做‘大耳朵’。有一次,我们知道他将派一架飞机向我们冲来,然后用所谓的‘仁慈的行为’来向我们提供膳食。我们在桅杆的地方有一个对空测量员——要知道这是一艘民船,没有(大)炮——他看到那架飞机正在逼近,而我们是用手提无线电进行监测。突然间一切都安静下来了。几分钟过后,他边跑边喊:”我不再待在这里了,他要袭击我们了。“‘桑内斯说古巴的骚扰很一般。”通常他们派炮舰来骚扰我们,有时几个小时一次,搅得我们睡不了觉。
  有时他们朝我们的船头的上方射击。我们有一个真正有雄心壮志的船长。在船头和船尾都有舷窗,如果敌人有可能上这条船的话,我们就把船弄沉……有一次发动机停了,我们开始漂向岸边。那是一个雾天的早晨。我们已经离哈瓦那港不远,我们看到了岸上有个旅馆,我们把机器开动起来,调回头来驶向大海。他们根本没注意到我们。“为了帮助中央情报局隐蔽它们在古巴的工作,安全局的信号监听人员被派监听反卡斯特罗武装的通讯。1 月16日,这些技术人员中的一个收听到哈瓦那市区一个人的谈话,他说:”在艾尔科库约路暗杀卡斯特罗是个好主意。“这个信号监听员在他0 报告上注道:”这些人一定已经渗透进去了。“
  有趣的是,最重要的一条消息不是来自国家安全局拦截的发到莫斯科的外交电报,而是来自利萨。霍华德发给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台的对卡斯特罗的一次长达10小时的采访。在采访中,卡斯特罗第一次清楚地表示他希望与美国恢复友好关系。在广播前中央情报局通过国家安全局情报监听人员得到了一份关于这采访的文件副本。
  收到这些消息,中央情报局的约翰。麦科恩变得非常担心怕一些话会泄漏出去,暴露他们有一份副本。1963年5 月2 日中央情报局副局长马歇尔。卡特写信给邦迪说:麦科恩先生今天早晨给我发电报说,他不能过分强调这件事情的保密性,并要求我采用适当的步骤来反映他个人在这个敏感的问题上的观点。麦科恩先生感到流言和不可避免的泄漏及随之引起公众对此事的关注是最具伤害性的。他建议此时在恢复友好关系这件事情上不能采取任何积极的行动,并限制华盛顿的会谈。在当前的情况下恢复友好迹象只是一种遥远的可能性,而且几种选择都涉及不同层级的精悍而积极的行动。鉴于以上所述,要求对利萨。霍华德的报道应以一种极有限制的机敏的方式来处理。
  在1963年的整个夏天,有数不尽的关于破坏的争论——要打击的目标是什么,使用哪种炸药,打击是从古巴境内发动还是从古巴境外发动,是否应使用当地的志愿者或雇用的人员。但是甚至当中央情报局的“鹰派人物”正在密谋阴谋破坏计划的时候,一群肯尼迪政府的“鸽派人物”,包括驻联合国大使阿德莱。史蒂文森正在致力于另一种方式。联合国代表团的威廉姆。阿特伍德曾是美国驻西非几内亚的大使。阿特伍德在早先当新闻记者的时候,曾在很多场合见到过卡斯特罗,和他在一起待过很长一段时间。一位几内亚的外交官告诉他,在最近与卡斯特罗的一次会见时,这位古巴领导人曾对古巴作为苏联卫星国的地位表示不满,正在寻找一种方式摆脱。这名外交官告诉阿特伍德,卡斯特罗愿意改变方向转到不结盟路线上来。
  阿特伍德还从他的另一个朋友利萨。霍华德处得到同样的信息。
  在中央情报局继续其破坏计划的同时,肯尼迪总统开始仔细研究卡斯特罗抛出的未必是真心实意的橄榄枝。他同意阿特伍德暗中和古巴驻联合国大使卡洛斯。莱丘加博士会见。9 月23日,霍华德在他纽约市的公寓里,邀请莱丘加和阿特伍德举行一次小的聚会。这次外交上的搭桥安排得非常成功。“莱丘加暗示卡斯特罗很有意进行会谈,”阿特伍德在他后来写的一个秘密备忘录中说,“尤其是他曾经见过的人。他认为那是个好机会,如果我想继续我们1959年的谈话,可以邀请我去古巴。”
  罗伯特。肯尼迪认为这个主意不错,但是反对阿特伍德前往古巴;他认为这次旅行“有被指责为我们在试图和卡斯特罗作交易的危险”。肯尼迪主张这个会见在卡斯特罗访问联合国期间举行,或者在像墨西哥这样的中立国家里举行。
  霍华德继续其以非官方调解人的身份进行搭桥的任务,她向勒内。巴列霍少校——一名古巴外科医生,卡斯特罗的助手和知己——提到了阿特伍德。10月30日,巴列霍拜访了霍华德,告诉她卡斯特罗很乐意在任何时间同阿特伍德谈话,而且很重视所有有关人员都必须谨慎的重要性。他说,卡斯特罗将秘密地派一架飞机到墨西哥去接阿特伍德,把他带到维拉代罗附近的一个私人飞机场,在那里卡斯特罗将与他进行一次单独会谈。会谈之后飞机马上把他再送回去。这样将免去在哈瓦那机场暴露身份的危险。
  11月11日,巴列霍通过霍华德又给阿特伍德送去一封信。“卡斯特罗将按我们的任何安排行事,”阿特伍德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他特别建议派一架古巴飞机去基韦斯特接这位使者;另一种办法是,他们也同意让他坐一架美国飞机,在哈瓦那附近的一个秘密飞机场着陆。他强调说只有卡斯特罗和他进行会谈,此外别无他人——他特别提到格瓦拉——参加。巴列霍还重申了卡斯特罗对进行会谈的渴望,并希望尽快得到我们的答复。”
  但是肯尼迪总统坚持在任何美国官员访问古巴之前,巴列霍或其他卡斯特罗的代表要先到美国来制定一个概括的方案。他还要求这次会谈要绝对保密。麦乔治。
  邦迪告诉阿特伍德,“对总统的指示,我是用口头传达的,而不是通过电报”。他极其担心泄漏,或者留下书面的纪录。关于这种纪录,他在备忘录中还说:“总统希望(阿特伍德)能够与巴列霍取得联系,告诉他在现阶段派一名美国官员去古巴似乎是不切实际的。我们主张由巴列霍访问美国来启动此事。在这里,阿特伍德会很高兴看到他,并聆听他可能从卡斯特罗带来的任何信息。”
  阿特伍德通过霍华德把消息传给巴列霍,几天过后,他们第一次在电话中进行了通话。一个星期五,他在送到白宫的一份备忘录中详细记述了这次谈话的内容:“巴列霍的态度非常诚恳,”阿特伍德写道,“他说‘我们’最好指示莱丘加,就以后与卡斯特罗进行会晤提出‘一个日程’同我们商议。我说我会等莱丘加的电话。”
  但是肯尼迪总统并没有看到这份阿特伍德的备忘录,备忘录送到的时候他正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的汽车长队中旅行。
  1963年11月22日,星期六,国家安全局内一切和往常的其他日子一样正常。凌晨,从美国海军电子侦察船“穆勒”号监听到的古巴信号从月球上反射回来,到达了国家安全局。积压了很多工作的B 组古巴分析家和密码专家们还在翻译这几个星期截获的所有信号。其中的一件是一名古巴官员就其国内叛乱问题的报道。“我认为随着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大选,反动的力量会从国内和国外得到加强,”这名忧心忡忡的军官说,“因此古巴周围需要有一个威力无比的强大包围圈。”
  在主楼前的庭院中,一辆黄色的大功率的气动挖掘机正在挖掘成吨的泥土,这里正在建造一座新的9 层高、511000平方英尺总部大楼的地下室,因为这个机构还在继续扩大。其他的重型设备正在清理茂密的林地,来建造一个超过1200个车位的停车场。
  在lw()4 号房间内,下一期国家安全局杂志的封面正在设计中。那是圣诞老人从火炉中跳出来的画面,标题是“第六届每年一度的家庭圣诞节节目。12月8 日下午2 :00”,准备过周末的员工们在国家安全局联邦信用工会排成了行。这个组织已经发展了5674名成员。上午11点30分,国家安全局的IW128 号房间,太阳、雪和冲浪俱乐部正在进行着第二届滑雪时装表演。作为表演的一部分,在管理大楼的大厅有最新的滑雪板、靴子和其他设备的大型展览。那天晚上之后,国家安全局戏剧俱乐部计划在米德堡服务俱乐部上演喜剧“有他陪伴的欢乐”。
  那个星期五在国家安全局信号情报指挥中心似乎过得很慢。值班官员记录了一些信息,赫茨上士10点钟来取一些磁带,下午1 点30分,战略空军司令部代号为“铜钮”的监视空中飞机送来一条飞行前的信息。5 分钟后,向指派去西部联合公司和其他一些公司秘密地收集周末情报的情报员布置简要任务。
  接着在1 点36分,无线电上传出来一条最新消息。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的唐。
  加德纳在本地节目中插入了一条报道,说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被枪击,国家安全局局长戈登。布莱克在听到这个消息时坐在他的办公桌前。在白宫,围在西楼地下室职员餐厅的一张大圆桌前面,总统的外国情报顾问委员会在午餐后正激烈地争论。
  在波托马克河对面五角大楼里,马克斯维尔。泰勒将军正在和西德的高级军官开会。
  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办公楼的大厅里正与6 名助手讨论500 亿美元的预算。
  在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麦科恩刚与一群间谍人员在他的私人餐厅吃完午饭。
  副局长马歇尔。卡特对在弗吉尼亚州的威廉斯堡附近的约克河上的中央情报局训练设施的射击感到害怕。“当这件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时,”卡特几天后写道,“我们立刻返回……他是个伟大的、公正的、有献身精神的、无私的人——托国家的福,约翰逊总统也是这样一个人。”
  2 点14分,布莱克将军发出了一条信息,让所有的国家安全局工作站和信号接收站提高警惕。22分钟后,他又在国家安全局的秘密线路上发出了另一条信息。
  “肯尼迪总统死了,”甚至在日本上獭J !!的窃听基地,监听中心内也突然安静下来了。乔治。莫顿停下了手中的工作。“在很远的地方,”他过后说,“有人杀害了我们的总司令,我不能相信,谁也不会的。”在南非,国家安全局的间谍船“巴尔德斯”号进入了开普敦港口。戴维。鲍尔,一名曾经为肯尼迪当过厨师的工作人员开始悲伤地回忆起他为总统服务的那些日子来。
  全世界都在哀悼,而国家安全局则继续窃听。在暗杀之后不久,国家安全局举办了大型的签名活动,并在计算所有的情报信息,包括所有的在美国和古巴之间的通讯。而在此时,国家安全局在世界范围内一天就能截获大约1000条信息。刺杀嫌疑人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名字输人了计算机的搜寻目标。不久,从奥斯瓦尔德的地址本中搜集到的其他姓名也被加了进去。同时,25到50名分析专家复查了所有古巴与新西兰、古巴和达拉斯之间的全部通讯,以及古巴和俄国的部分通讯。
  南部500 英里处,海军信号监听人员监听着古巴和“古巴内苏联军队”的所有通讯,把古巴武装部队放在监听的高度警戒地位。“所有的人都奉命提高警惕,”
  所截获的信息说,“准备反击侵略。”从波兰驻哈瓦那大使馆截获的消息表明“武装部队正在调动”,而且又下达了新的征兵今。从其他接收站截获的消息潮水般涌来。墨西哥、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也都突然进入警备状态。一名在哈瓦那的外国大使给国内发了封关于军队大范围调动的报告,并且在其中注上了关于卡斯特罗的话:“我得到的最直接印象是,在这个时刻,对最近这件事的想法,他如果不是吓坏了,也是害怕了。”
  从早先截获到的古巴外交电讯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卡斯特罗和古巴人同暗杀并没有直接关系,他们和其他国家的人一样对暗杀一事感到迷惑不解。据哈瓦那发给驻墨西哥城大使馆的信息:“刺杀肯尼迪总统是对世界和平的挑衅,是由美国反动组织周密计划好了的。”巴西驻古巴大使发给巴西外交部的一条信息指出古巴的官员们“一致认为其他任何总统都会‘不如’肯尼迪”。
  安全局利用和美国主要电信公司,如西部联合公司等,达成的秘密协议,截获了许多华盛顿外国大使馆发出和收到的信息。根据国家安全局代号为“三叶草”的计划,这些公司同意按日将发出、收到和经过美国的所有电报的副本秘密交给国家安全局的情报员。这种通讯方式是驻华盛顿和纽约大多数各国外交机构所青睐的。
  高度机密的信息也都如此传递,但是是用密码写的。国家安全局的文特山农场监听站就监听这些外交机构使用各自的高频设备收发的通讯。
  就在暗杀发生后的几个小时、几天内,各种各样被截获的信息被发送至国家安全局。对美国的未来和准备葬礼细节的猜测使外交电报非常之多。暗杀发生后不久,国家安全局就拦截了智利驻华盛顿大使和在圣地亚哥的外交部长之间的谈话。大使提到:“在外交圈里一般都认为,如果在1964年11月的选举中没有哪个高层民主党人愿意成为总统的话,那么,在肯尼迪总统死后,司法部长就成为从1965年1 月开始的下届总统的首选。”
  埃及的民主人士猜想肯尼迪之所以被杀是由于他的种族平等观点。从荷兰方面截到的消息说外国大使是否会被邀请参加葬礼尚未决定。阿根廷大使对布宜诺斯艾利斯说这次暗杀“在接下的几个月中将使西方的外交政策受到削弱,尤其是对于苏联。然后他还说了许多国家安全局的坏话。”我将继续通过航空邮件来报告。“一个监听站在窃听土耳其外交电讯时得到一条美国驻土耳其大使抨击暗杀事件的话。”
  参加(安卡拉)美国大使馆因总统遇刺事件举行的签名后,我见到了(美国)大使。
  他认为苏联和古巴曾参与此事。“联合国也是国家安全局的一个目标。在传回到中东的一条消息中,一名巴勒斯坦代表把这次刺杀归咎于犹太人的阴谋:”在这个神秘罪案背后是一桩经过周密计划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阴谋。这位已故的总统不需祈求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同情和寻求犹太人的选票,就可能在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中获胜。犹太复国主义者意识到他们在美国的影响和力量在于犹太人的选票,因此杀害了这位英勇无畏的总统,因为他即将打破他们的传奇故事。他的遇刺也是对其他重要领导人的一个警告。要小心,你是巴勒斯坦人的希望。“同样地,意大利驻叙利亚大使发电报给罗马说大马士革的政府认为这次暗杀的背后是犹太复国主义。
  在刚果利奥波德维尔的一名外交官报告说:“一些居心叵测的人正在为美国总统肯尼迪的死亡欣喜若狂,他们认为这一严重的事件是他们的一个胜利。”驻布达佩斯的阿根廷大使报告说匈牙利人民“深深地触动了”,政府把这次谋杀归罪于“有着种族仇恨的法西斯分子”。驻联合国的波兰大使向华沙表达了他对此事的关切,“令人担心……反共产主义的歇斯底里已经出现”。
  暗杀行动第二天,信号监听人员得到了一份卡斯特罗的声明:“尽管在美国政府和古巴革命之间存在着对抗,我们听到肯尼迪总统的死亡仍感到悲伤。所有的人都会为这种事情而感到悲痛。我们派往联合国的代表团希望能够说明这是所有古巴人民也是古巴政府的感觉。”就肯尼迪总统在过去的两年内与他进行的秘密战争和中央情报局密谋对他进行暗杀而言,这是个慷慨的声明。
  在暗杀发生之后,国家安全局破译苏联密码的高级官员之一梅雷迪恩。加德纳被指派去检查从暗杀者李。哈维。奥斯瓦尔德那里得到的一些材料,并怀疑其中有密码本。受命调查此次谋杀的沃伦委员会对俄国小说《质问的眼睛》产生了特别的兴趣。奥斯瓦尔德似乎从第152 页中取下了八个字母。但是这不足以继续。“只在几个字母上打孔,”加德纳说,“并不符合任何已知的系统……不过,我们认为在这些字上打孔似乎与奥斯瓦尔德的摄影试验有关。”
  奥斯瓦尔德拥有的苏联制造的手提无线电接收机也被检查了,“结果也是否定的”。加德纳在国家安全局的内部报告中还写道:“在奥斯瓦尔德和他妻子玛丽娜的通讯录上出现的那些名字也都和国家安全局的档案进行了核对,但没有发现与电讯情报系统有关的东西……除在名人档案核查中发现的地址资料以外,还对国家安全局地址档案进行了研究。这项研究还没有完成,但结果迄今都是否定的,也没有理由去期待能在已经开始的名人档案核查中发现什么。”
  最后,加德纳写道,在李。奥斯瓦尔德家的地址本第44页上出现了“微点”一词,这引起了怀疑,特别是它和奥斯瓦尔德曾工作过的一家摄影公司的地址有联系。
  国家安全局通信情报文件的提及和“微点”的可能性变成了国家安全局的敏感问题。布莱克的特别助手富兰克。罗列特在发给沃伦委员会的最后报告中隐藏了一些注释。罗列特在给副局长托德拉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我已经删掉了关于记录的原备忘录中的两项……这两点是‘微点’的参考材料……和通信情报的参考材料。”
  他补充道:“我建议你非正式地(也许通过电话)提醒委员会注意奥斯瓦尔德的通讯录第44页‘微点’这个词的出现。你可以暗示他这引起了我们的怀疑,但我们感觉没有能力对出现的‘微点’做全面彻底的检查——这种检查应该由美国联邦调查局或中央情报局来做。如果微点真被发现,我们将高兴地以所需要的全部力量来合作分析这些点。”
  罗列特也为让委员会知道国家安全局的高度机密的信息交流数据库而感到担忧。
  “我不认为应该就我们已经将这些名字和国家安全局的档案进行过核对之事做出说明,因为……这证明了通讯情报纪录的存在。”托德拉同意了,于是经过处理的报告被送到了委员会。
  在暗杀行动发生之后不久,利萨。霍华德告诉阿特伍德说他已经与莱丘加博士取得了联系。莱丘加说他已经收到了卡斯特罗的指示,授权他进行早先肯尼迪总统要求的他和阿特伍德的会谈。霍华德把这封信交给了阿特伍德。那天晚些时候,阿特伍德与莱丘加第一次会面。在表达了他的哀悼之后,莱丘加证实他已经授权开始和他进行初步会谈;不过,他没有提到卡斯特罗给他的信。鉴于这次暗杀,莱丘加询问了现在的情况。阿特伍德说他会告诉他。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戈登。蔡斯稍后与班迪在一份给邦迪的备忘录中叙述了这件事。“球现在踢到我们一边了,”他写道,“比尔给莱丘加打过一个电话。比尔认为我们应该聆听卡斯特罗说些什么,我们不会丢失什么;我们没有做过什么承诺。
  我现在极想知道信中到底写些什么,而两周前我也从未犹豫过。但是现在事情已经改变了,特别是奥斯瓦尔德这件事。至少,这次谈话实际上会成为一件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事。我,作为其中一员,要把此事再仔细想想……他们也同意,就这一点而言再也没有必要让利萨。霍华德当中间人了。“
  “我想你需要向总统做一次简要的汇报。”蔡斯在给班迪的另一份备忘录中写道。自从肯尼迪同意进行这次和平试探以来似乎已经过去了100 万年。蔡斯确信后来的总统已经不希望实现美国与古巴关系的正常化。“11月22日发生的事情好像使与卡斯特罗和解的事比以前更让人不相信了,”他说,“我认为肯尼迪总统能够和卡斯特罗和好的,可是就约翰逊总统而言,我就不能肯定了。首先,一个新总统,没有任何背景使卡斯特罗厌恶,而共产党(例如,肯尼迪总统在1962年10月)可能会冒更大的风险,他就会因为‘变得软弱’而受到美国人民的指责。”
  古巴人也知道肯尼迪总统死了。与美国重新建立起友好关系的希望也破灭了。
  阿特伍德写信给蔡斯说:“莱丘加和一般古巴人普遍感到自从肯尼迪遇刺后形势已经改变了。更进一步说,他们也就不要希望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如果继续保持联系的话,阿特伍德说,他希望在两周内给莱丘加打电话,否则,这件事“将失去动力而夭折”。
  但是林登。约翰逊没有兴趣和解。相反,他使整个古巴问题又退回到起点。在与新总统第一次谈话之后,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麦科恩在一个备忘录中写道:“他问道……我们计划怎样除掉卡斯特罗。”约翰逊后来又批准回到那已经破产而又毫无效果的阴谋破坏和颠覆的政策。
  两星期后,在1964年元旦,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台播出了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独家专访。观看的人中有法国驻华盛顿大使。1 月3 日,他向巴黎发送了这次访问的摘要。“直到肯尼迪总统的令人悲痛的死亡之前,他(卡斯特罗)一直认为古巴和美国政府的关系有可能正常化……他对以后与约翰逊总统的关系‘充满了希望’。”
  这条消息被国家安全局截获并转发到白宫。
  第六章 神耳当内特。格尔森乘坐的飞机接近“丘吉尔”号——一艘像冰箱一样在加拿大哈得逊湾西海岸上凄惨地随风摇曳的军舰——的时候,他当时或许会从飞机上向外望去,产生出任何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会有的看法:“一片白茫茫,绵延无尽头。”
  1957年,美国国家安全局请这位物理学家找到一种截获苏联的那些漂过北极并进入加拿大的有价值但又飘忽不定的秘密情报的办法。几年来,加拿大一直在“丘吉尔”
  号这艘用桩柱固定在海上的船附近建有一个奇特的监听哨位。它就像一把钢叉,耸立于许许多多固定在北极冻土带上指向四面八方的巨大的菱形窃听天线之上。
  然而,两天以来,格尔森和他的一个在国家安全局的同事却没有监听苏联轰炸机驾驶员可能会发出的情报,而是一直与负责监听的人员待在这艘停泊的军舰上的军官室里,玩着一种扑克掷骰子的游戏。由于这里独特的大气环境,任何一种信号都无法接收到,这些信号都被北极的天空像海绵一样吸收去了。格尔森意识到,克服这一问题的惟一办法就是再向北走,一直向北,离俄国越近越好。于是按照他的想法,在无人居住的地球的最北端距北极点不到500 英里的一块土地上,建立了一个名为“警戒”的监听哨。它像灯塔一样,被建在地球最北端一个荒凉的名为埃尔斯米尔的岛上。这个北极岛的面积几乎是英格兰和苏格兰之和,而永久居民却不足100 人。这里是一个十足的地狱,长达6 个月的极夜能冻透骨髓。离这里最近的树木也要向南500 多英里以外方能看到。
  直到今天尚鲜为人知的则是在地球的尽头正如火如茶地展开着一场谍报大战——一场真正的冷战。在这里,两个超级大国在做着最近距离的接触——在寒冷的冬季,当美国人所在的名为小迪奥米得的岛与俄国人所在的大迪奥米得岛被冰雪形成的通道连在一起时,这两个超级大国甚至会走到了一起。这里也是这两个大国的“阿基里斯脚通”;对双方来说,这里太过遥远,生活条件过于残酷,使它们都无法保持有效的人力防御。美国前空军司令亨利。阿诺德将军曾警告说:“你如果研究一下地球仪就会发现,最直接的路线(美国与俄国之间)并不是跨越大西洋或太平洋,而是穿过北极。如果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的战略中心将在北极点。”
  对双方来说,北极也是进行一场魔幻般的电子窃听战最理想的地方。
  在50年代末以及60年代,两个超级大国都在秘密地利用浮冰岛从事间谍活动。
  这些贫瘠的荒岛诞生于古老的冰J ;!,由淡水形成,冰层可厚达150 英尺甚至更多。它们在靠近北极点的地方沿巨大的环形缓慢漂移。经常有一队队的科学家们和情报官员被派到这些危险的大浮冰块上工作,每次长达一年之久。当这些像鬼船一样时隐时现的浮冰顺北冰洋的海水迁移时,身处北极的间谍们就利用先进的音响设备来探测敌方的潜水艇,与此同时,他们还利用特种天线及收报机窃听对方的情报信号。
  这种间谍活动是极其危险的。1958年9 月23日,情报官员、俄语语言专家、北极生存专家、海军上尉詹姆斯。史密斯乘一架小型飞机来到一个名为“阿尔发”的漂移监听站。这是一块荒凉的椭圆形漂移浮冰,长不到一英里,距离北极点100 英里左右。除史密斯外,这里聚集着19位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史密斯被派来担任这个前哨基地的指挥官,时间为一年。可是,在他到来几周后,天气突然变得恶劣起来。
  狂风和巨浪掀起的北极风暴来势迅猛,似乎要将这块小小的冰岛击碎。大部分的房屋建筑和设备都在这个岛上,因此,只好将木结构的房屋向安全地点转移。在转移过程中,有些房屋因倒塌而损失掉了。
  一周以后,第二次风暴袭来。这块大浮冰近1/3 被毁。接着,又一次风暴袭来,这一次,用史密斯的话说,“异常猛烈”。暴风雪封住了临时搭建的飞机跑道,将它推向远离营地的地方,并使其被齐腰深的像岩石般坚硬的漂移冰雪所覆盖。尽管这里长夜漫漫,但由于北冰洋神秘怪异的巨大声响,有时睡觉都很困难。史密斯曾写道:“你如果站在营地浮冰的边上,就会听到大块大块的冰在被拱起、断裂和倒塌时发出的沉闷的隆隆声,感觉到它们引起的震动以及时而夹杂着的巨大爆裂声、摩擦声和撞击声。”
  经过艰辛的努力,飞机跑道终于被重新开辟出来。史密斯下令在天气稳定下来之前将一半的人员转移。先后派出了两支营救队,但由于天气恶劣都无功而返。接下来,又一次暴风雨袭来了;这已是不到6 周内的第4 次了。冰块的裂缝边缘像花样剪刀上的锯齿一样,曲曲弯弯地穿过冰层,一直延伸到营地。这个微型小岛有40%塌裂了,机场跑道也被切断了。在这北极的沉沉黑夜里,有人用手电筒照了照冰河的巨大裂缝,惊叹道:“有10英尺宽,1 万英尺深。”
  不过,队员们还是设法使一部分飞机跑道恢复了正常。虽然史密斯得到警告说24小时内还将有一次大的风暴,但后来还是交了好运。他得到通知,一架来自格陵兰土勒地区的C123型飞机将很快赶到。队员们立即抛下所有无法带走的东西,朝飞机跑道奔去。几分钟后,飞机降落下来,在蓝蓝的天空上留下一道白烟。随后,它载着岛上这20个人和为数不多的物品很快又升人空中。“阿尔发”漂移监听站以及那里的设备则被永远地丢弃在了那异常严酷、毁灭一切的北极海域。
  然而,在北极展开间谍活动的有利之处又是无法否认的。内特。格尔森认为,‘警戒“永久监听哨位可以使美国和加拿大窃听到只有在北极点附近才能获得的苏联信号。他说:”’警戒‘在北极接收信号会避免在’丘吉尔‘号上大量信号被极光吸收的情况发生。它还使西方能够获得苏联通过北冰洋冰群上的定期实验基地观察站所获得的信号。“负责此次行动的是加拿大的国家调查委员会通讯部,相当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局。格尔森说:”国家调查委员会通讯部的唐。麦克利士后来对我说:“我们不认可国家调查委员会通讯部的存在。’美国国家安全局也坚持同样的立场。”
  格尔森说,这个监听哨一建好,“我们就考虑在30至50兆赫兹的频率上通过极光电离监听苏联信号的可能性。我们还制定系统的试验计划,类似于苏联以前在浮冰站上进行的试验。这些试验可以记录以这个频率波段在‘警戒’站接收到的信号”。
  根据一份发放给“警戒”监听站人员的小册子透露,无论当时还是现在,该监听站是“世界上最北端的永久性人类定居点”。60年代初,有约100 人在此受雇。
  10年后,这一数字翻了一番;而到了90年代初,其人口已达到约180 人。有厚达半英里多的冰层覆盖着,埃尔斯米尔岛上的居住者在成群的麝香牛(冰河时代的产物)
  和皮毛雪白的狼群面前显得是那样无能。1909年,罗伯特。皮尔利曾经以该岛为基地进行北极探险。
  “警戒”监听站自50年代末建立以来一直是加拿大最重要的针对俄国的监听站。
  中国也是一个目标。然而,这个哨位太靠北,无法借助赤道上方的固定轨道卫星与提太华保持联系。这时,就需要在该岛上更靠南的一个叫做尤里卡的地方建立一个中继站。而在最近一次对通讯设备加以改进之前,一直需要用大力神飞机每周一次把所有被截听到的信号磁带送往握太华。
  格尔森是国家安全局空间信号情报领域的先驱之一。他说,俄国和加拿大的窃听人员在某一个地点上差一点就发生了面对面的接触。当时,苏联的一个冰上窃听站几乎漂移到了“警戒”站附近加拿大的领水范围。从这些窃听站进出的通讯信号是该接收哨位的靶子。实际上,俄国漂移谍报平台的情报利益如此巨大,以至于俄国曾举行过一次非常秘密同时也异常危险的行动,其目的是检验这些冰雪地带的谍报基地的精确程度。
  1959年4 月27日,苏联人在其靠近西阿拉斯加的伦吉尔岛与北极点之间的一块长4.5 英里的浮冰上建立了一个基地,代号为“北极8 号”。在以后的3 年里,这个北极站以每天约2 英里的速度随着洋流缓慢地向北极方向漂移。在这个偏远的浮岛上,到处可见俄国人留下的痕迹,比如餐室,它的墙壁上张贴着号召俄国工人忠于列宁的标语;还有寝室,里面挂满了漂亮女郎的照片。空闲时,那里的技术人员时常只身穿游泳短裤,站立在冰的边缘拍照,然后把照片带回家。
  像美国的“阿尔发”漂移站一样,“北极8 号”建在不断有麻烦的大冰块上。
  由于呈锯齿状的冰层裂缝切断了飞机跑道,先后有两次整个营地都需要迁移。1962年冬,强烈的风暴迫使该站指挥官下令紧急转移。当强大的高压脊有可能会将这个小岛夷为大大小小的冰块时,基地人员匆忙奔向前来救援的飞机。他们的食物还没来得及吃完,而且留下了大量的各种装备。由于机场跑道遭到了破坏,所以一直使用轻型飞机。1962年3 月19日,在使用了1055天之后,这个北极基地终于被放弃了。
  从1961年以后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海军调查部的莱昂纳得。勒萨克中尉就一直在参与一项高度机密的计划,其目的就是要弄清楚俄国人在他们的冰上基地使用了哪种谍报设备。现在,随着“北极8 号”的遗弃,他终于发现了这个绝妙的小岛。
  勒萨克的父母是俄国移民;他本人在不到两周前刚满27岁。他在大学读的是地质学,刚一毕业就被挑选参加了一次赴南极的考察队;这次活动是国际地球物理年系列活动的一部分。为了寻找更多的冒险机会,勒萨克报名参加了海军预备军官学校。在获得了金质奖章后,他争取来到一个冰上岛屿执行任务。后来,在被派到华盛顿的海军调查部工作期间,他得知了有关俄国人遗弃“北极8 号”的消息。
  勒萨克意识到,进入这个跑道遭破坏的被遗弃的岛屿并不是多么困难。一个两人侦察组可以很容易地跳伞进入。困难的是如何把人从那里带出来。这个冰上监听站没有跑道,用直升机则救援距离过于遥远,而厚厚的冰雪也不适合船只进入。但这位下级军官有了主意:让飞机低飞把人从空中救走。勒萨克了解到曾经有过一种方法被用来把中央情报局的秘密特工从像中国那样的他们无法立足的领土上空救出去。这种方法源于一种从空中把邮袋抓起的技术:将邮袋与一条系在两个杆子之间的传送绳相连。飞机缓慢低飞到这条长长的绳子上方,然后用一个钩子把邮袋提起,最后再由机组人员将吊有邮袋的绳子拉进飞机。
  这个方法的研制者是职业发明家小罗波特。艾迪逊。福尔顿。勒萨克请他对这一方法进行修改以用于自己的计划。这个装置很简单,但非常适用。被搜救者可穿一件销甲,上面连着一条长长的尼龙吊绳。测风气球可将吊绳的长度增加到500 英尺;搜救飞机可以飞近吊绳,通过与机头相连的一个V 形轭将吊绳抓起。测风气球会升起,而飞机则可以一点一点地把人拉上来。而被搜救者的身体则会与地面保持平行。最后用一个绞盘将其拉人飞机上的一个小格子门。先后用沙袋、羊、猪,最后用真人进行了试验,结果证明这个装置是成功的。



  有了福尔顿发明的空中神钩,勒萨克的代号为“科菲”的行动计划获得了批准。
  为了能把人员秘密地带进或带出这个俄国人的浮冰岛,勒萨克找到中央情报局求助。
  中情局批准他们使用总部设在亚利桑那州图森市以北玛拉那空中花园的中情局秘密的专门航空公司——山间航空公司的航线。
  1962年5 月末,当冬季的温度上升到零度以上时,他们的小组在阿拉斯加的最北端集结起来了。经过了几天的搜索后,他们找到了被苏联人遗弃的那个崎岖不平的基地。勒萨克和他的伙伴,曾在“阿尔发”漂移站度过数月艰苦日子的空军上尉、情报官和俄语语言专家詹姆斯。史密斯两个人登上了中情局B17 型飞机,开始了他们飞往“北极8 号”的漫长之旅。6 个多小时之后,在24小时的极昼中,他们的飞机抵达该岛附近。飞机驾驶员,参加过猪湾战斗的退伍老兵科尼。斯格里特当时万分惊讶。他回忆说:“这是我所见到过的最凄凉、最冷酷、最乏味的地方。”
  过了一会儿,斯格里特看见了那些地处白垩层的白茫茫的椭圆形小岛以及点缀其间的小小的建筑物。坐在飞机后部的史密斯和勒萨克突然感到一阵恶心。再次检查了主降落伞和备用伞之后,史密斯第一个跳了下去。在下降过程中,他的身体遇到了冰墙般的寒冷空气,使他险些扎在一个俄国人使用过的高高的天线上面。接着,勒萨克突然降落下来;他感到自己的降落伞的带子被猛地一拽,然后缓缓地降落在一片柔软的白雪上面。
  躺在俄国人的双层床上休息了一个晚上之后,他们两人开始对这片幽灵之地进行搜索。就像人类学家发现了已消失很久的文明一样,他们对眼前的一切吃惊不已。
  勒萨克走进厨房时惊呼道:“太可怕了!炉子上还留有食物,只是早已被冻在油腻腻的煎锅里了。到处是已变干的血迹,旁边的一间储藏室里有动物的尸体,包括死狗。”他们还发现了供娱乐的影片;墙上贴满了号召极地谍报人员为共产党努力工作的标语。在随后的两天里,这两个美国人对这块浮冰的各个角落进行了细致的搜索。他们发现了“北极8 号”情报人员的录像,其中有一个镜头是一个粗壮的俄国人穿着短裤躺在冰上做日光浴。他们留下的个人物品则说明了这些俄国人匆忙逃走时的混乱情景。在一封信中,一位母亲叮嘱儿子多穿衣服。他们对那些被怀疑用于音响侦察的设备及那些很有可能被用于窃听的天线场地和电离技术实验室进行了拍照。
  5 月31日,中情局的一架机头上带有一个奇特的叉状装置的飞机来到这里接史密斯和勒萨克。然而,那个巨大的浮冰块已经消失了。几天过去了,也派去了多个营救队,可“北极8 号”已消失在了茫茫大海之中。从飞机上看去,北冰洋就像是一个因煮过了火而出现裂纹的鸡蛋蛋壳;巨大的冰面已分裂成许许多多碎片。“在其中一个冰块上,那两个美国人正一边对所发现的东西做记录,一边等待着被飞机接走。他们的食品充足,而且天气状况也不错。
  终于,在6 月2 日,勒萨克听到了飞机的声音。他当时正在把装备用力拖上一个平底雪橇。他立刻跳起来,扬起胳膊发出信号。当中情局的飞机飞到指定位置时,史密斯和勒萨克已做好从岛上被飞机拉起的准备。3 只气球已充好了气,其中一只是为了装有俄国文件、胶片、装备以及其他找到的物品的行李袋准备的。山间航空公司的B17 型飞机兜了一个大圈子慢慢飞过,毫不费力地抓起了那包战利品。现在轮到勒萨克了。
  飞机上,驾驶员斯格里特正在努力克服水天相连而引起的眩晕。他回忆说:“当建筑物从视野里消失,地平线的确立刻淹没在灰蒙蒙的冰晶笼罩的大气之中。
  我当时一下子陷入了一种好像在真空里飞行的困境。“
  在他的下方300 公尺处,勒萨克也遇到了麻烦。他就像一个节日里的孩子,举着气球,走到一个空地等候飞机将自己拉上去。但当他把那个充满氦气的气球放出去时,气球突然遇到了一股上升气流。他身上那根尼龙绳本应被垂直拉起500 公尺,但强风却使绳子角度偏斜了。勒萨克此时已经被轻飘飘地置于空中,而气球却开始把他拉向一个危险的冰脊。勒萨克的身体弹到了坚硬的雪地上,但却无法使自己停下来。他疯狂地试图抓住某个东西好使自己不再被拖来拖去。他的头盔歪斜了,挡住了视线。好半天,他才终于用戴着手套的双手钩住了冰雪的坑洼处。这样,他才勉强地靠那一点点摩擦力控制着身体并慢慢停下来。
  但这时,他还无法使自己保持正常的坐姿;他只能一动不动地躺在冰上。过了片刻,他感到自己被猛地拉起到了空中,不过,这一次不是被风而是被B17 型飞机提了起来。他在被拉起时所处的位置给他造成了很大麻烦;他被飞机拖着,就好像被超速行驶的快艇拉着肚子朝下做划水运动。不过,6 分多钟后,“空中神钩”终于将他从“北极8 号”拉起,并被安全地拉进了这架飞机的尾部。
  史密斯意识到了勒萨克遇到的困难,所以就打算靠在一台牵引车旁边,然后再把气球放开。但他没能抓住牵引车,使自己也变成了一台“雪橇”。他的身体不断地弹到或撞到凸出的锋利冰块上。在被这样朝着北冰洋方向拖动了200 多公尺以后,他才得以用脚后跟抓住了一个冰脊。几秒钟后,他感觉自己好像变成了彼得。潘(苏格兰剧作家巴里斯所著剧本中的主角)。他事后回忆说:“我当时飞了起来。”
  “空中神钩”将他拉起,开始就像是在电梯里,而后则慢慢地使他的身体成水平状。
  几分钟后,飞机尾部的机组人员收紧绳索,就像是捕到了一条大马林鱼,这已是一天中捕获的第三条了。
  在华盛顿,分析专家们研究了勒萨克和史密斯带来的300 多幅照片、83份文件和ZI件设备。他们的结论是:大部分装备的“质量之高可与美国的设备媲美”。他们还发现一些空盒子;这些盒子是装用于信号情报录音的1000英尺磁盘的。尽管他们找到了几件与无线电有关的东西和操作说明书,但结果证明并不是用于水下的音响设备。原本存在的东西很有可能已被从岛上扔到了海里。至于那些已用过的磁带,十有八九已被俄国人带走了。
  在艾森豪威尔执政的最后几年里,国家安全局在财力和人力上都得到了巨大的支持。到了1961年,该机构已慢慢开始壮大起来。它的预算已达到了惊人的1.162亿美元,其中3490万美元将用于新型计算机和监听设备的研究与开发。白宫、五角大楼、中情局以及国务院都越来越多地依靠国家安全局来获取信号情报。尽管还不能破译苏联高级密码,但这个组织已经成功地掌握了40多个国家的密码系统,包括意大利、法国、阿联酋、印度尼西亚、乌拉圭,甚至苏联的某些卫星国,如南斯拉夫。这方面的成功有时需要更多地依靠诡计,而不是密码分析技术或血腥的暴力,比如土耳其的代码和密码就是买通了在华盛顿的一名密码员获得的。
  在全世界,在陆地、海上、空中,甚至太空,国家安全局都在不断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在北半球的大部分地区,美国人的监听哨位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捕捉着来自共产主义的东方和西方的每一个信号。在遍布全球的2000多个截听哨上工作着6000余名监听人员。
  北极地区依然是监听基地的首选地点。在阿拉斯加荒芜并被冰雪封锁的小岛上,冻得浑身颤抖的监听人员日日夜夜每时每刻都在竖起电子耳朵监控着白令海和西伯利亚冰冷的边界地区。当监听员麦克。斯多克梅耶接到命令让他到地处阿拉斯加一个偏远且凶险的名为科迪阿克的小岛端角执行任务时,他心里在想:“我可不能去!
  那儿太危险了!“这是一个没有人迹的地方,有的只是凶猛的棕熊,有的棕熊支起后腿发起攻击时身高可达10英尺。当斯多克梅耶乘飞机降落到该岛一个小小的跑道上时,他受到了一个留着大胡子的密码员的热情欢迎。斯多克梅耶回忆说:”他似乎是沿着雪橇狗的路线来的,他一路上帮我们收拾并扛着水手袋,整整3 个小时。“
  翻过一条境蜒狭窄的小路,就是他们的目的地一一一位于小岛最东端的叫做切尼克角的地方。
  到了60年代中期,位于切尼克角的这个由于受到冰雕般的冰雪的掩映而变得温暖舒适的监听站已经有了大约60个人。斯多克梅耶说:“有一只身穿海军士兵毛衣的名叫山姆的狗时刻保护着我们,使我们不会受到任何在这里出没的野兽的袭击。”
  从海上生成的低压团相互撞击着,常常掀起时速达60海里的狂风,滚滚的黑尘使能见度非常低。
  斯多克梅耶在谈到他们的工作时说:“在这个洞一样的地方工作简直无法忍受。
  操作盘需要经常性的保护,要随时铲掉上面的冰雪,否则上面的数字就无法看清;要对付寒流和冰雪,保证使屋子通向外面各处的道路畅通。这里的人们在他们的岗位上经受了各种逆境的考验。“
  在洞的中央是高高的监听和侧向天线的沉重底座。这个装置像一棵钢铁大树穿过屋顶,捕捉着来自苏联北方舰队的信号。它慢慢地旋转着,反射着北极低低的太阳光,能够在军舰和潜水艇向它们的海岸基地发送信号时确定它们的方位;然后,这些军舰和潜水艇的坐标被发送到位于夏威夷的瓦西阿瓦网络控制中心。
  这些被截获的绝密情报事后要被撕成碎片并烧成灰后装人罐中。把这些不断增加的灰罐销毁是基地上最令人高兴的杂事。斯多克梅耶说:“销毁过程中最令人兴奋的就是把它们处理掉,也就是说把它们抛进海洋——这其实并不容易——或者开车扔到切克阿克河里,很有可能得在冰上凿一个洞,然后将那些灰倒进去,让大海把它们冲走。”
  这里最艰难的地方要数阿达克了。这是一块陡峭的岩石,消失在阿琉申群岛尽头的白令海峡之中。监听站的老兵埃得伍德。布莱恩特。贝兹编的一首歌谣表达了他对此地的回忆:严寒刺骨的碧海远远地浮现冻土带的绿草从雪里和坚硬的沙土中绽放在寒湿的礁湖上那点点绿营皑皑白雪将它们深藏在小小的活动房屋外面,秘密的橘色电波就要隐入太空我们的神耳将它们尽收囊中卡尔。比曼在他的旅途当中写道:“一个生活在这片凄凉的土地上的当地人对我说,这个小岛由于受到异常强劲的风暴的影响正在逐渐地朝北极圈移动。”比曼先是在哈佛大学攻读艺术专业,后加入海军,在阿达克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一个休息日,他漫步到了距离其所在的监听站几英里远的一座高耸人云的山峰。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阳光明媚。但在走到冰冷的大海附近的某个地方时,他迷失了方向,发现自己已处于孤立无援的处境。
  几天以后,救援人员找到了他的尸体。他被自己在书中所描述过的无情的风暴所困而无法摆脱。在这种情况下,他宁愿选择死去,于是用随身携带的枪自尽身亡。
  某些监听站被建在冰冷的北极荒岛,而有些则建在山顶或摇摇欲坠地挂在悬崖峭壁上。其中最秘密的是位于伊朗北部里海上的一个与外界隔绝的监测站。它背后的山体崎岖不平,巨石遍地;那些白雪覆盖的密密麻麻的球状雷达天线罩使这个监测站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先进的月球基地。这个观测站属中情局,肩负着特殊使命。
  尽管在确定苏联边界地区的预警雷达方位方面做出的努力越来越成功,但找到苏联内部的雷达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这时有人想起在卡那维拉尔角发生过的一件事:在“雷神”中程弹道导弹的一次发射实验过程中,有一个从1000英里以外的地面雷达发出的信号从导弹上弹了回来并反射到了卡那维拉尔角。中情局曾利用这一经验研制出了一个代号为梅洛迪的系统并将其置于里海海岸。梅洛迪系统的目的是将电子情报天线集中对准试飞时的苏联弹道导弹并跟踪它们的飞行轨道。这一实验的效果比预料的还好。截听天线能够在来自苏联的信号从导弹上反弹回来时捕捉到来自该国的任何地面高倍雷达的信号。多年以来,地处加勒比海的监测站终于具备了绘制出几乎所有苏联陆基导弹跟踪雷达电子地图的能力,包括1000英里之外的发射场使用的反弹道导弹的导弹雷达系统。
  然而,梅洛迪监听站在确定预警雷达方位方面并不是很成功,特别是对于一种新的代号为“高个子国王”的地对空导弹系统。当时,能绘制出所有的“高个子国王”雷达地图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在发生战事时它可以预防美国轰炸机被敌方击落。同时,在和平时期,中情局特别希望能掌握所有地对空导弹基地的方位,而此时中情局进行的用超速超高空飞行器取代代号为“牛车”的UZ型飞机的计划已接近完成。(SR71型飞机是后来才研制出来的。)由于苏联导弹的飞行速度在不断增加,并且由于U2型飞机是为能飞越俄国领空而设计的,所以掌握这些极其危险的雷达系统的确切方位就显得尤为重要。
  解决办法必须到月球上去寻找。科学家们认为,沿直线传播的“高个子国王”
  雷达信号在一天中或早或晚会与月球相遇。他们的计划就是在这些信号从月球上反弹到地球上时将其捕获。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们建立了一个复杂的名为“捕捉者之手”的设施。于是,在新泽西的一个叫摩尔城的地方,一个半径60英尺的巨大卫星抛物面天线瞄准了月球表面。与该卫星抛物面天线相接的是高敏感度的被调至“高个子国王”频率的电子情报接收器。这样,当地球与月球公转和自转时,就会逐渐观测到所有“高个子国王”雷达并标到图上。
  还有一些监听哨位就像花朵一样绽放于非洲的沙漠地区。在利比亚有一个名为“惠勒斯”的空中基地。在这里,长达500 英里的沙漠在三个方向包围着在这里的美国特工人员,而500 英里以北即是地中海。一名在50年代被派往6934空军基地雷达机动中队的监听人员说:“当沙暴(他们将其称之为‘朝向凤’)袭来时,这里的气温可高达110 —120 ℃。空气好像完全停止了流动,你会感到全身发烫。”不过,这个地处沙漠的监听站却是窃听苏联高频电讯信号的理想位置。他说:“在利比亚期间,我们可以洞察俄国人的一切,从海参成的潜水艇船坞一直到日本海。”
  在盟军曾轰炸过的地区也竖起了许多天线。在德国和日本,几十个监听哨在敌方以前的海军和陆军基地的废墟上建了起来。在柏林市郊的托非尔斯堡,推土机把战争的废墟推成了一个人造大山;在山顶上的制高点,美国陆军安全局修建了一个监听哨位,成为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局窃听苏联和东德电讯信号的最重要的电子耳目之一。这个被称为“地面站”的哨位曾两次获得国家安全局颁发的全球最佳监听站称号的殊荣。
  在80年代中期的几年里,令监听人员感到困惑的是,每年都有同样两个星期他们会收到在别的时间无法得到的来自东欧集团国家的关键信号。最后,他们才弄明白,这两个星期正好是美国文化节。有人突然注意到那个巨大的费里斯转轮。身为陆军上尉的监听人员比尔。麦克高文说:“它就如同一个大天线。我们接到的信号非常清晰。有一年我们甚至找到他们,请他们(把它)再在那儿放一个月。”
  不来梅曾经是强大的德国海军舰队在北海的港口,此时,它已成为以苏联阵营的战舰和潜水艇为目标的又一个主要窃听基地。曾在此工作过的监听员奥布雷。布朗至今仍记得当时的情景。他说:“我们努力捕捉每一个信号。有时信号非常非常弱,所以就得竖起耳朵,把音量调到最大。”
  在监听室里,监听人员在获悉有关较大的苏联船只——如巡航舰和战舰——的信号时,就会对它们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一旦截获了俄国的信号,监听人员就会用西里尔字母打字机将其打成五个字母的密码组。布朗说:“在那儿工作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任务,有各自的收听频率。在不来梅,截获的都是苏联、东德和波兰等国在与其国内港口联系时发出的信号,大部分是俄国的信号。”
  不仅每个人有自己的任务,而且还有三至四名监听人员负责搜索方位。布朗说:“他们的任务就是坐在那儿不停地一个频率一个频率地搜索,对整个无线电频谱进行扫描、复制并查找资料,以弄清它们的含义。因为有时频率是变化的,所以如果不间断地进行扫描,就可以发现它们。所以担任频率搜索工作的通常都是最优秀的监听员。”
  为了监视东德海军在波罗的海的活动,在一个名为“托登多夫”的小村子里架设了一个监听站。“托登多夫”意思是“死亡之村”。这个被浓雾笼罩的基地位于一个名为基尔的港口城市北端,共有150 名海军监听员。在这里,这些自称为“托登多夫快乐青年”的小伙子们住在靠煤炉取暖的营帐里,吃的是牛肉三明治和鸡蛋菜汤。
  为了更好地监视共产党国家,技术人员经常驾驶着流动监听车或卡车去一个名为费马恩的小岛。在那儿,他们要克服各种不利条件搭建临时监听站。其中一个“快乐青年”说:“我们得在刺骨的雨水中用力把庞大的天线系统搬到两吨半重的卡车顶部;我们得把肉、汤或罐装意大利面条放到炉子上加热,用咖啡壶煮鸡蛋,在冰冷的驾驶室里钻到睡袋里打个吨儿;或者得跟着重达五吨的设备,忍受从轻便发动机发出的永不停止的轰鸣声……那些日子真是难熬啊!水罐里的淡水是有限的;最近的浴室也有10英里远,而只有当任务结束后返回托登多夫时才能洗上个淋浴。”
  后来,他们还利用几辆双轮拖车大小的卡车在德国里维埃拉的一个叫达默的地方建起了一个监听站。一名负责测距的监听人员在描述达默时说它是“信号很多的地区”。
  西德的其他一些监听站都紧靠苏维埃阵营的边境或建在悬崖峭壁上。
  在对北约认为是主要入侵通道的捷克斯洛伐克地区所发生的华沙条约国家的军事部署进行跟踪时,美国陆军安全局迅速地在西德附近的一座山上建起了一个监视基地。满载高灵敏度窃听。录音和密码破译设备的卡车被送上飞机运到地处巴伐利亚森林上博根山的一个3500英尺高、名为埃克斯泰因的山峰。在这里,他们竖起了电子情报塔,用水泥固定住形状怪异的天线,支起了警告牌和像大号乒乓球似的雷达天线罩。曾被派往上述地区一位名叫哈里森。华莱士的信号专家回忆说:“之所以把基地建在埃克斯泰因是因为这里从悬崖顶端往东视野开阔,能一直看到1200英尺远。”到后来,这里几乎成了窃听车辆的停车场;这里已拥有人员约100 名,包括俄语和捷克语专家以及十几个信号分析专家。
  对于被派往这里的人们来说,生活是异常艰苦的。时速达70英里的暴风雪撕扯着这里的小小的拖车和匡西特式房屋,并将它们埋在8 英尺厚的大雪中。华莱士说:“山上没有自来水,用来冲咖啡、热巧克力和洗浴的水都得用5 加仑的水罐运到山上。至于卫生条件,只有一两个茅坑的木搭厕所;到了冬天就会结满巨大的冰柱,而粪便则顺着悬崖边儿滚落下去。”
  埃克斯泰因是荒凉的,但也有令人兴奋的时候。华莱士说:“在埃克斯泰因度过的最美好的时光就是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当时,苏联军队野蛮地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去镇压那里刚刚开始的暴乱。埃克斯泰因向国家安全局提供了这次入侵的每个细节。在对1973年爆发的有苏联插手的埃以战争的窃听方面,这个边远基地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在这里截获的电讯信号表明俄国人当时正在计划加强其在布拉格的华约国的武器装备,然后将它们空投到埃及。”
  飞越西德上空的飞机也是获取苏联阵营电讯信号的重要渠道。为了便于将人员和装备运到就像孤岛一样处于苏联占领区的西柏林,两国谈判代表同意开辟三条狭长的空中走廊从而把西柏林与西德连接起来。对国家安全局来说,这三条空中走廊就如同“金脉”。它们总共20英里宽,覆盖了西德大约1 /6 的领土。美国空军的C130E 型和CM7G型飞机经常出没于上述领空。它们伪装成定期货运航班,而实际上载有窃听装备,秘密地监听着共产主义阵营的电讯信号。
  驻扎在西德威斯巴登空军基地的7405秘密增援中队承担着这些飞行使命,行动代号为“玫瑰溪”、“石溪”、“跳蚤溪”等。这个飞行中队仅在1967年上半年就飞行了213 次,飞行时间为915 小时,共截获5131个信号。在这些往返于西柏林的飞行中,机组人员操作着各种收报机、录音机、信号分析器和定向仪。作为“火枪手狐步计划”一部分的国家安全局的专门设备也被安装在了飞机上。这些飞行使命的目的是确定敌方的雷达系统并对它们的电脉冲信号进行认真分析,以便一旦发生战争,美国的战斗机和轰炸机就可以躲避敌方的对空武器,避免与它们相撞或骗过这些武器。
  由于具备了对东德领空进行深度侦察的能力,基地人员截获了有关俄国雷达系统的大量情报。一份情报报告指出:“国家安全局的‘火枪手狐步计划’提供了有关‘高个子国王’雷达的准确测量数据。在这一计划实施过程中截获的大量有关这种雷达的‘不同寻常’的运行模式表明苏联的军事行动的复杂性超出了先前的估计。”
  还有一些截获的信号暴露了苏联用于制导地对空导弹的“奋桑”雷达的技术参数以及用于制导俄国57毫米和85毫米口径对空火炮的新型“火罐”雷达的确切方位。1967年6 月,当以色列发动“六日战争”时,“渡鸦”监听站侦察到东德的导弹装备正被运往接近西德边境的地区。
  土耳其也成为国家安全局的一个主要基地,主要原因是土耳其与苏联导弹实验场距离很近。1957年,在伊斯坦布尔东南约37公里濒临马拉马拉海的一个名为“卡拉米塞尔”的村子附近建起了一个监听站。后来,还竖起了一个巨大的笼形天线。
  而在外面附近的咖啡馆里,土耳其农民喝着自酿的酒,叼着呛人的水烟袋或抽着当地的“叶尼哈门牌”香烟。
  1961年4 月12日上午9 点07分,监听站里的气氛突然紧张起来。就在这一刻,在更靠北的地方,巨大的“东方1 号”火箭从发射架上腾空而起。乘坐这艘巨型宇宙飞船的是尤里。亚利克塞耶维奇。加加林,27岁,来自斯摩棱斯克附近一个名为克鲁什诺的村庄。他父母是农民,而他则被其他宇航员称为“发现宇宙的哥伦布”。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将人送上太空。由于担心发生失误或不幸,苏联政府将这次升空作为高度机密始终未予透露,只是在加加林安全返回后才做了宣布。尽管此事高度保密,但卡拉米塞尔的监听员们却对这次升空和飞行的每个瞬间都做了成功的监视,包括加加林与苏联宇航控制中心的对话。
  一位曾在卡拉米塞尔基地搞监听的专家说:“我们无法直接从航天飞机上得到信号,因为它与空间站之间的信号都加了密码。不过,借助卫星,我们就可以窃听俄国宇航中心内部未加密码的线路,而且可以窃听到宇航中心与宇航员通过这些线路的对话,因为他们的宇宙飞船后部肯定装有话筒。他们使用的是一种特别频率,而我们能将它锁定。”
  监听员杰克。伍德是监听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载人太空飞行实况的有限几位西方人之一。他说:“对俄国载人太空计划的监视是当时我们的第一号使命。虽然差不多40年过去了,我仍然记得当通过耳机听到尤里。加加林的声音时自己的兴奋之情……我们都收听着这一历史瞬间。加加林说的话大意为:”我看到了你们并听到了你们的声音,很好!“‘不过,这次太空飞行险些以悲剧告终。当宇宙飞船即将重新进入地球大气层时,其推进装置的两个部件未能按计划分离,所以太空舱开始失去控制而旋转起来。在宇航中心,加加林的指挥官叶夫盖尼。卡尔波夫上校气坏了,他在笔记本上飞快地写道:”机械故障!!!“卡尔波夫好像看到了灾难。”别慌!
  紧急情况!“不过,10分钟后,那两个部件脱离了,宇宙飞船稳定下来并安全着陆。
  在日本,二战期间盟军轰炸的硝烟还未散尽,美国的窃听专家们就开始在这里建立他们的基地了。负责寻找一个理想之地对俄国、中国和北朝鲜进行监听的是驻东京的国家安全局太平洋分局局长、密码破译领域的先驱、海军上尉韦斯利。莱特。
  他想起了位于菲律宾科雷希多岛上的山洞,也听说过在富士山附近的一片稻田里有类似的山洞。这些山洞曾被日本用来存放对美军船只进行空中打击的鱼雷。莱特认为现在这些山洞可以用做针对共产党的秘密监听基地。这些山洞地处农村,电噪低,是收听信号的理想位置。
  而在当时,富士山附近山洞的情况却是一团糟:地面上的积水有三英寸深,用来移动鱼雷的已经锈迹斑斑的高架栏杆还没有清理走。不过,这里逐渐地有了生气:安装了照明设备;SP600 型高频收报机搬了进来;布置了警卫;又建起或修复了几处房屋。几十个菱形天线被摆成玫瑰花形状,将共产党的信号一网打尽;不断旋转的转换器使监听人员能够选择适合接收目标信号的天线;沿着山洞的围墙是一排排的金属架,上面摆放着粗大的黑色电缆,曲曲弯弯与收报机相连。很快,长长的7 层复写纸带就在打字机上每天24小时地敲打着一行行的俄文和密码组。在毗邻的一幢房子里有更多的监听位置。这里以前是餐具室,没有窗子,地上铺着弹性砖,每个监听位置上方都装有球状灯。
  到了1965年,这里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海军监听站,这里的1000多名监听员密切注视着苏联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上空的通讯信号。如有临时任务,监听员们还要登上舰艇深人到目标国家的水城附近;或者乘坐EPMB型电磁探测飞机到苏联的大港海参威附近或其他地方进行窃听。在这些海上和空中行动完成后,监听员们把含有被截获信号的7.5 英寸磁带带回基地;然后,语言专家们戴上耳机花几个小时的时间对信号数据进行筛选,将有价值的情报送往国家安全局。该基地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里面摆满了外文词典、各种书籍和杂志。同时,基地对整个太平洋地区实行网络控制,可以收到从加利福尼亚到冲绳岛的所有监听站发出的定向报告。这样,这个基地就可以通过三角测量法测定太平洋几百万平方英里范围内苏联船只以及潜水艇的确切方位。
  建在日本的众多监听站中有一个位于东京以北400 英里的三泽空军基地。这里是日本人以前为向阿拉斯加派遣远程轰炸机建立的北方基地;后来,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被用来训练破坏盟军飞机的敢死队员;但随着美军的逼近,舰载“恶妇”
  战机对三泽基地的建筑物和飞机跑道进行了数天的轰炸,接着BMg 型飞机又进行了空袭,这样,整个基地事实上已完全被毁。不过,日本人一投降,工兵团迅速进入这里,把这个先前针对盟军的基地变成了窃听中国和俄国东部的重要监听站。
  同时,为了窃听中国的信号,美国在中国大陆以东300 英里的冲绳岛上建立了一个监听站。在这个名为托里的基地驻扎着隶属第51特别行动指挥部的窃听人员,而电讯和密码破译专家就在附近的联合信息处理中心K 碌着。他们的目标之一是中国军方和外交电讯信号。曾于60年代中期来此工作的陆军监听员戴维。obe 说:“这个监听站的保密是一流的。当你离开这个大楼时,你和你的同事绝不会透露所做过的任何事情。这儿的工作分工极细………加果你需要进入不该进入的地方,必须得安排一名陪同。”
  离这里不远是一个巨大的天线场,矗立着的菱形天线覆盖了整整3 平方英里;在一座山上矗立着一个巨大的笼形天线。窃听在无窗的操作大楼里进行。帕克说这里“一周7 天,一天24/J ‘时都播放着音乐,目的是为了掩盖有可能走失的无线电信号”。在大楼的人口处和长长的走廊里是一间间的莫尔斯电码监听室,里面的人员各司其职,每间屋子即是一个部门,中国的相应部门即是它们各自的窃听目标。
  每个监听人员面前都有两台R ——390 型收报机,其中一台接收一个目标,称为“控制机”。当“控制机”收不到信号时,监听员就用另一台收报机搜索另一个站,称为“分站”。同样,每副耳机都与不同的收报机相连。不容易处理的是,有时这样的“分站”多达10个。
  有些目标是确定的,而有时监听员们得转动旋钮寻找新的目标。大的目标包括来自中国的密码——长长的四个一组的数字。一旦收到这类密码,监听员就将其打在6 层复写纸上。每个房间里都有一名主管对窃听人员进行监听,以确保他们不仅是在复制那些被称为“鸭子”的容易捕捉但无任何价值的信号。帕克说:“如果主管觉得你只是在浪费时间复制‘鸭子’,他就会通过对讲机告诉你:”别理那只鸭子,帕克!继续用旋钮搜索!“‘当时,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正在猛烈地撕扯着中国社会,监听人员的耳机里也响彻着这场革命发出的声音。一个监听员说:”
  我们每天都会收录到同样的声音。比如,那里的人们反复引用毛主席语录,好像是在搞某种个人崇拜。他们都着了魔,每个人都得有一本‘红宝书’;他们可以随便翻开一页或其中的一段向别人引用,然后说‘我比你的共产主义觉悟高’。“就像红卫兵一样,监听员们每人手头都有一本”红宝书“。
  这个监听员接着说:“他们也是人,也有人性。你每天从早到晚都听到同样的声音,所以你就会逐渐了解他们,了解他们的怪异、禀性以及所有的一切;你会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以及他们的那些声音的含义;你会逐渐了解这些声音是否有了什么变化。”
  帕克说:“他们完全知道我们在收录他们的信号并试图摆脱我们的跟踪。他们有他们的锦囊妙计,而我们有我们的一定之规。通常,我们会不停地转动旋钮进行搜索,绝不放掉任何摩尔斯电台的信号。无线电波里的信号太多了,像语音信号、摩尔斯电码、电传打字信号、灯塔信号、传真信号(向报纸和广播电台传送图片画面),等等。可以说,无线电接收的声音范围几乎是立体的。我们使用‘上’、‘下’和‘底下’等词描述目标与信号的关系。有些声音来自背景的固定点。某个监听员会经常对另一个伙伴说:”你的分站(目标)在电传打字机下方,频率为3.5兆赫兹。‘对方马上就会明白是什么意思。“最难录制的通讯信号当属外交通讯密码了。帕克说:”外交通讯信号最为重要。
  分析专家要求这些信号越清晰越好;如果做不到,就不让你干。“有一次,帕克截获了某个使馆人员在用英语传送信号,极为详细地描述说使馆正遭受袭击,并且一群骚乱分子正在砸开他的密码室的门。”这个小子真是疯了,或许小命都丢了。我总是在想他到底怎么样了。我也在琢磨那些骚乱分子是不是除了进行某种阻挠之外还有其他企图。而在这头儿,我也一直在玩儿命;有两个长官就站在我跟前命我不要漏掉半个信号。我在6 层打字纸上每打出一页就立刻扯下来被他们传看。这次使馆行动最后终于结束了。“
  在冲绳岛也有空军的监听人员在窃听中国的空中信号。他们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当美国的信号情报飞机飞到中国大陆沿海附近或偶尔深入其领空时进行窃听。
  这样的飞行一天两次,或从台湾岛北部的台北起飞或从南端的台南起飞。监听员罗伯特。维利曾参加了从“托利”基地起飞针对中国的窃听行动。他说:“在整个飞行过程中,我们的地面站对试图爬升高度以阻挡美军侦察机的共产党的战斗机中队进行窃听。对于飞行员们来说,这就像猫捉老鼠的游戏。当我们的飞机超出对方某架战斗机的射程范围时,他们的‘米格’战斗机就会奋力追过来并在我们下方尾随,直到另一个飞行中队赶来接替它追赶。不过俄国产的‘米格’飞机在飞行高度上与我们的侦察机简直无法相比,所以一般来讲,无法对我们构成真正的威胁。”
  不过,有的“米格”飞机有时或许会有好运。维利回忆说有一次他们收到从台湾的一个监听站传来的一份电文。他说:“电文详细地描述说在中国大陆上空我们的一座空中侦察平台被中国的一架米格一21型飞机击落。米格飞机驾驶员猛地陡直上升到最高飞行高度而出现在了我们的飞机上空,并在这一瞬间射出了空对空火箭。
  当时一直在监听敌机驾驶员的语言专家报告说听到那个驾驶员说:“已飞到2 万米的高度……火箭已发射!我打中了它的屁股!我打中了它的屁股!‘意思已经很清楚了,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消息。这场游戏的结果是严重的。所发生的情况被立刻通过密码电传发报机传到了冲绳。上级命我们监听任何来自中国地面站的有关这次飞机被击落的信号。”维利说,当飞机被击落的消息传开后,“无线电监听室里的气氛立刻变得像葬礼一样。这一刻就如同美国人听到’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悲惨结局时一个样。那架飞机上的一些人曾与我们一起在语言学校里学习过;他们都是像我们一样的飞行员,是我们的兄弟,不管我们认识他们与否。要不是命运的安排,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在那架飞机上。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惊呆了。人们沉默着,脸色阴沉。
  我们没能弄清是否有生还者。我想没有。但我们再也没有得到有关这件事的任何消息,因为我们没有‘知道的必要“’。
  挑选秘密基地的位置得靠科学,但同样要依靠直觉。前国家安全局研究部门的负责人霍华德。坎佩思说:“在确定监听站的方位时要知道哪些地方最理想。最理想的位置往往是意想不到的。监听站是否可用井不像你所想象的那样,反过来也一样。”有时,监听一个目标的最佳位置是在与该目标完全相反的地方,也就是对点。
  坎佩恩说:“当无线电台发出电波时,电离层就如同一个谈话室一样将其包围并集中到对点。我们则可以在此处进行接收。不幸的是,地球上的陆地过于集中,至少有一半的地方其直径的一端都是水。因此说,合适的位置并不是很多。”
  有一个地方接收效果近乎完美,那就是非洲东部崎岖不平。强风劲吹的厄立特里亚沙漠。这里是地球上最炎热的地区,地形呈极端化——灰蒙蒙的山脉像堡垒墙般地从宽阔、岩石林立的草地上陡直升起;一望无际且植被稀少的低地与辽阔的沙海融为一体。1943年4 月30日,当时正处二战中期,美国陆军少尉克雷。利托顿在非洲北部寻找合适的无线电台的位置时来到了这里。试验表明地处赤道以北、海拔7600英尺的厄立特里亚几乎是一个音频漏斗。于是,这里很快建起了一个监听站以及一个大型中继站。在埃塞俄比亚的阿斯马拉附近地下用10英寸厚的防弹混凝土墙做保护建起了监听室。

  60年代初,一列卡车顶着热浪和滚滚黄沙拉载着6000吨重的钢材来到了这个秘密基地。当时,厄立特里亚已与埃塞俄比亚结成联邦。这次行动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名为“卡纽”的基地。“卡纽”为埃塞俄比亚语,意为“从混乱中建立秩序”。
  在这里有两个巨大的卫星抛物面天线,用来捕捉从月球上反射回来的苏联信号以及从地球轨道卫星上传来的其他信号。其中一个卫星抛物面天线直径为85英尺,另一个或许将成为同类中最大的可移动物体——直径150 英尺,矗立于一个不断旋转的基座顶部,可以跟踪月球上的弧线。在建好之后,它将像一个巨大的圣餐杯从沙漠上拔地而起。这是献给上帝的礼物。
  此前,“卡纽”基地发生了或许是美国国家安全局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罢工。1957年1 月,亚瑟。阿道夫松穿着一件暖和的夹克衫从大雪围困的德国直接赶到了基地。
  又过了一年,他和其他监听员搬进了一幢新的监听大楼。但这次转移却引发了对整个基地针对个人行动的许多条例和限制措施的制定。阿道夫松说:“这个监听中心在我们搬进新的基地后不久举行了罢工(1957年12月)。罢工大约持续了4 天,没有人收听任何信号。”
  “由于连续三四天未将任何通讯信号传到华盛顿,一架满载国家安全局人员的飞机来到了基地,要弄清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在健身房开了全体会。他们问我们有什么要求,我们有些人大着胆子说了,他们不满的事包括哨位指挥部对非常轻微的违纪行为予以取消军衔和特权的处罚;不允许我们拥有汽车和摩托车;限制任何人员离开基地,等等。据我所知,在这次事件中没有人受处罚,但整个哨位指挥部,从长官到牧师,都被撤换了。”
  到了1967年,埃塞俄比亚正企图将厄立特里亚从一个基本上有很大独立性的联邦成员变为它的一个省,因而在厄立特里亚引发了反埃塞俄比亚政府的抵抗运动。
  国家安全局深切感受到了这一紧张态势,担心厄立特里亚的政变有可能威胁到基地的安全。于是,国家安全局既想对埃塞俄比亚政府进行窃听,又想对反政府的一方进行窃听。然而,国家安全局早就有规定,即不对所在国进行窃听。由于有一些埃塞俄比亚人的工作地点离“卡纽”基地很近,所以他们感到对该国进行窃听会很快泄露出去。而如果发生上述情况,整个基地就有可能被驱逐出去。于是,国家安全局找到了英国的政府电讯指挥部,请他们进行窃听。
  当时,英国政府电讯指挥部最近的一个监听站地处红海对岸的英属殖民地——“亚丁”(现为也门的一部分)。而英国人也遇到了难题。在他们撤出该殖民地前几个月,这里发生了内战,各派政治力量都在试图控制这个新兴的国家。通常,国家安全局应当在美国驻亚丁使馆进行窃听,但又担心美国使馆因此遭到驱逐,特别是如果新政府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府,而事实果真如此。不过,英国人被允许滞留,或许只是为了帮助澄清行政问题。故此,最后决定通过在亚丁的英国高级公署办公室对埃塞俄比亚政府进行窃听;而一旦亚丁独立,该机构则会成为英国使馆。
  在经历了艰苦的行程后,三名政府通讯指挥部的监听员抵达亚丁基地。这个监听哨建在一幢大楼里的一个密室。监听人员伪装成通讯专家,天线被伪装成旗杆。
  其中一个名叫乔。凯恩的监听员说:“国家安全局给这个基地下达的首要任务自然是窃听埃塞俄比亚军方的信号,因为他们有可能会策划一场政变。”因为埃塞俄比亚的紧张气氛不断加剧,所以最后决定将监听站整个撤出。终于,在10年之后的1977年,巨大的天线被拆掉了,监听人员被接回了国家安全局。
  浩瀚的大海也需要监控,以窃听俄国船只和潜水艇,因为它们时常在这里出没并突然发出信号。在大西洋与非洲和巴西的中间有一个名为阿森松的岩石岛。这个荒凉小岛由火山喷发堆积而成,从深蓝色的海浪中拔地而起,就像是停泊在海床上的一艘巨型航空母舰。这里,茂密的植物与火山石堆积的蛮荒之地交织在一起,被当地人称为“着过火的地狱”。然而,这个英属小岛却是窃听数百万平方英里大海的最理想之地。故此,英国政府通讯指挥部设在海外的“中央信号组织”认定这里是建立重要的高频卫星监听站的最佳位置。
  要在北太平洋找到一个比中途岛更隔绝的地方建立监听站应当说是很困难的。
  中途岛是一片环状珊瑚礁,位于加利福尼亚与日本的中间。这个隐没在大海中的岛屿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桑德岛,方圆3 英里,建有飞机跑道;另一个是东岛,为一片沙地,方圆不到1 英里。监听哨位就建在东岛。海军监听员菲利普。扬森在谈到第一次乘飞机抵达这里的情景时说:“我向外望去,在我们的下方只有太平洋的白色浪涛。当飞机不断降低高度时,我好像感到飞机在水上着陆,因为惟一可见的就是水。”被派到这个基地的人员驻扎在一个曾在二战期间遭受过轰炸的老电影院里。扬森说:“你站在岛中间旋转360 度,能见到的都是大海,除了有建筑物阻挡视线以外。”
  在监听室里,监听人员窃听着苏联船只和潜水艇的信号并试图用高频测向仪确定它们的方位。中途岛太小,无法安装巨大的笼形天线,于是,他们就使用垂直导线。然而,收听效果出奇的好。扬森说:“这里被海水包围,信号很多,是一个好的选择。”到了夜班,监听员们的时间分为两部分:窃听俄国人的信号和为大家洗衣服。岛上的18名成员有个最大的嗜好,就是收集一种彩色的玻璃球;这些球是老式的日本鱼网上的浮子,它们时常被海水冲到岸边。游泳是很危险的,因为水里有鲨鱼。与监听员们为伴的是一种大海鸟,数量众多;一项调查表明,它们的数量超过20万只。这种大鸟就是信天翁,黑白相间的躯体,黑足,翼展可达7 英尺。它们以优美的姿态飞向地面,但着陆时总是遇到麻烦,往往来个倒栽葱。
  广阔无垠的印度洋从非洲东部海岸一直绵延至亚洲东部岛屿和澳大利亚海岸。
  对这片水域的窃听尤为困难。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将岛上的所有居民赶走,把这个殖民地从英国人手中接管过来并开辟成为一个最严格的禁岛。
  早在60年代初,英国政府就对地处印度洋中部的一片贫瘠偏远的群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片群岛名为查戈斯群岛,是毛里求斯人生活的地方——一个几乎被人遗忘的角落;这里也是英国一片较大的岛屿殖民地,南北相距1200英里。随着毛里求斯岛民要求独立的呼声日益高涨,英国以一种无法解释的理由同意给他们以自由,外加300 万英镑,条件是他们放弃对这片毫无价值且距离遥远的沙洲和环形珊瑚礁的拥有权。毛里求斯政府接受了这一条件。事后,伦敦对此只悄悄地做了一个简短的宣布,未对外界大肆渲染。英国在努力使它的偏远领土摆脱殖民主义束缚的同时,却出人意料地建立着一个新的殖民地。这片一串圆点一样隐没在数百万平方英里大海之中的小小的查戈斯群岛,将成为英国的印度洋领地。
  协议上的墨迹未干,英国政府又返回头来,同样悄悄地将这一殖民地拱手让给了美国人,而且是无偿的,期限为50年。英国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暗中的“防御设施”。它的这一做法在议会没有引起任何争议,对外界也未做任何披露。因为美国需要保守秘密,所以在1965年至1973年之间,当地的约2000居民必须得从岛上赶走,而在这里,他们以及他们的亲人已平静地生活了几百年了。50年代末,一位游客来到这个当时尚未成为美国殖民地的群岛,据他说:“这里有城堡、刷成白色的商店、工厂和作坊,绿草周围有木瓦屋顶的和茅草屋顶的农舍,还停放有摩托艇。”一位岛民说:“因为美国人要在此永久待下去,于是我们被集合在岛的前面。我们不想离开这里。我们在这里出生,我们的父辈和祖先也都在这里出生并埋葬在这片土地上。”
  尽管这些岛民都是英国臣民,但当美国国家安全局准备进入的时候,他们被全部赶了出去,过起流离失所的日子。英国作家西蒙。温切斯特愤怒地写道:“无论是伯爵、国王,还是任何人,都没有给他们任何保护或帮助。”
  相反,英国政府对已成为群岛承租人的美国五角大楼的旨意卑躬屈膝、奴性十足,他们把岛上的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都赶了出去,将这些迷。民恐惧的人们迁到了毛里求斯群岛和塞舌尔群岛。英国官员没有征得岛民们的同意,他们没有告诉岛民们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也没有告诉任何人他们想干什么。他们只是我行我素,把整个生活区毁掉,命令他们离开他们的工作和家园,然后把他们塞进船舱,将他们带向遥远陌生的地方。他们践踏了两个世纪的生活和两个世纪的历史;他们将“不法刁民”送进监狱,送到维多利亚(塞舌尔群岛)和路易斯港(毛里求斯)的码头区,然后,以帝国余孽所特有的傲慢,很快地将他们彻底遗忘。
  1973. 年春天,国家安全局的一些官员和14名来自三个秘密军事组织的监听人员及分析专家来到了这个群岛中最大的岛屿一一迪戈加西亚岛,开始进行收听试验。
  这个岛由一片薄薄的马蹄状的环形珊瑚礁组成,两段的最长距离有37英里,时常被汹涌的海浪吞没。
  国家安全局的这个小组代号为“帆索”;队员们支起了天线,包括被称为“推动者”的一个小型笼形天线。另外,国家安全局还用船将一辆可移动窃听车运到岛上。很快,苏联人就开始来此打探消息,要弄清楚美国人意欲何为。“帆索”队的队员蒙迪。瑞兹说:“一艘苏联拖网渔船一直在监听基地附近逗留,这艘船是由苏联海军的斯维尔德洛夫级巡洋舰派出作短暂侦察的。”
  格里格。麦克亚当是最初来到迪戈加西亚岛的海军修建大队成员之一,参与了最早的一些建筑物的修建。他说:“我们住的是海边的茅屋,有很多驴肉和鸡肉罐头,还有双钻啤酒和蓝带啤酒。每隔几周就有一船啤酒运来,但如果你不赶紧到俱乐部来(一间活动房屋)抢走几箱,你就没有好运了。”他接着说,即使在最初,俄国人就对这些建筑物表现出了关注。“我们的一个无线电台经常为一直在此出没的俄国拖网渔船播放‘返回苏联’的曲子”。
  在迪戈加西亚岛,被戏称为“巫师”的秘密技术人员在位于C 区的一幢没有窗子的“海洋监控大楼”里忙碌着。这个大楼是全球“先进海洋监控战术系统”的一部分,代号为“超级巫师”。在这里,他们提供着印度洋与高度机密的“白云”卫星计划之间的通讯联系。这里拥有信号情报卫星云图,能够窃听在浩瀚的海洋里航行的船只和潜水艇并确定它们的方位。此外还设有“高频测向部”,负责监视大海的四面八方,可覆盖数千英里的范围,捕捉着显示苏联海上活动的任何电波。
  海军秘密技术人员斯蒂文。福斯伯格是这些“巫师”之一,曾两次来过迪戈加西亚岛。他说,尽管这个基地与世隔绝且地处偏远,但有一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特遣舰队时刻保卫着这个海洋侦察基地。他说:“由于他们的保护,这个基地从未遭受过袭击,以后也不会。偶而晚上无事可做时,他们时常用子弹上膛的0.45寸口径手枪玩儿‘拔枪’的游戏。有一天晚上,有个家伙拔枪时无意中抠动了扳机。为了掩盖自己的行为,这位海军陆战队队员报告说是狙击手的枪声。结果,海军陆战队队员们一下子警觉起来。巡逻兵乘着卡车拿着扩音器到处巡视着,叫人们回到屋内,其他人则全副武装,子弹上膛,在屋顶上一字排开。如果你走近军营,就会有人大喊:”快进去,子弹上膛了!‘接着就是M16 式步枪拉动枪栓的声音。再后他们就高喊:“向后转,离开这儿!不服从者格杀勿论!’”
  迪戈加西亚岛戒备非常森严。有一次,当一条私人小帆船在穿越印度洋时停靠在基地附近沿岸要求补水并对船进行紧急维修时,该船被要求远离该岛。虽然最后这条船被允许停留至天亮,但一直被一只探照灯照射着。天刚亮,巡逻艇就迫使这条帆船回到了大海深处。根据英国与美国1966年达成的协议,任何人没有命令都不允许进入该群岛的任何一岛。
  到了1989年,“海军安全小组”已经在全世界建起了48个监听哨位,其中15%的人员在海上,拥有船只90艘。
  为了防止对英国监听站的依赖(正是这种依赖部分地导致了苏伊士运河袭击事件),国家安全局扩大了它的覆盖面,直到地处地中海东部理想的地点塞浦路斯。
  与此同时,它开始将天线对准中东,而不是完全对准苏联阵营。它在塞浦路斯首府尼科西亚的北、东、西三面都建起了监听站。在卡拉瓦斯,大约50名斯拉夫语专家在对苏联和东欧进行窃听。在米亚米莱阿、耶罗拉科斯以及特罗多斯山附近也都建起了监听站。在南海岸的阿克罗蒂里,监听人员捕捉着中东战争的信号,同时也窃听着和平谈判的进展。在尼科西亚,信号情报人员以使馆为基地,将截获的外交电文传回国家安全局。在1990年的海湾战争中,监听站也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并且在寻找身陷黎巴嫩的人质行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最难监控的水域——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水域——当属巴伦支海。这片漆黑、冰冷、凶恶的北极水域面积达50万平方英里;它就像俄国头顶上的一个冰群,聚集着俄国最隐蔽的秘密。在这片只有白、灰、黑三种颜色的寒冷世界里,粗大的、玛振色的潜水艇巡视着这片宽广的水面,搜寻着大西洋底美国潜艇的踪影。这里也是新型导弹和核武器的试验场。这里冬季冰层很薄,使俄国北方舰队得以一年到头地进行海上军事演习,而这里的天空就像是苏联空军的鸟舍一样。这里的空中充满了信号。摆在国家安全局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把一架天线及录音机带进这个地球上最秘密、保卫最为森严的地区。
  午夜已过。这里黑沉沉的,没有月光,伸手不见五指。借着从一个低低的信号灯发出的昏暗红光,乔治。卡西迪正开始把铁灰色的油漆厚厚地涂在潜水艇高高的潜望塔上。这时已经是1965年9 月中旬。北极海冰冷的浪花落到他的身上,在他的黑色粗呢上装上结了一层露水般的薄膜。一小时后,这艘巨大的SSM52 美国潜艇的塔楼两侧都被漆好了。名为“鲢鱼”号的美国潜艇的秘密行动正式拉开了序幕。
  早在一个月前的8 月17日深夜,卡西迪向国家安全局行动部大楼的一间地下办公室报到,并询问他的绝密行动的代号。这位前情报信号监听员回忆说:“我们的使命之一就是将得到的所有对火箭的遥测数据带回来。”当时,白宫对苏联弹道导弹技术的进展极为关注。在靠近巴伦支海的中程弹道导弹基地作飞越极点的发射极有可能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惯常情况。美国的侦察机也时常进入这一地区捕捉信号,但这些飞机太显眼,所以敏感的行动都会停止,直到飞机离开。捕捉遥测数据一一将有关导弹发射情况的关键数据传回控制中心——的惟一方法就是潜人。必须出动潜水艇深人到这片或许是地球上最危险的苏联领海。
  为了掩盖这次使命的真实性质,甚至瞒过机组人员,卡西迪和其他三名监听员戴上了无线电人员的臂章。给他们的命令中甚至从来没有提到他们将被派去的船的名字;命令上只写着“美国注册船只”。而实际上,该船是有着20年船龄的柴油潜水艇,名为“峨鱼”号,停泊在康涅狄格州新伦敦的海军基地。尽管在外表上与其他潜艇毫无二致,“够鱼”号潜水艇的电子干扰天线杆上却连接着窃听天线,并在驾驶指挥塔底下的潜望镜中装有一台特别发报机。
  这些监听员不算是正规船员中的一员,而是哪里有空就挤在哪里。“我待在前鱼雷舱里,和18枚鱼雷、6 条鱼雷发射管在一起,”卡西迪说,“我的床是一块胶合板,夹在两枚马克24型有线制导鱼雷中间,每枚鱼雷的弹头都装有500 磅炸药。
  旁边还有两枚核弹头鱼雷,上面各有一个标签:“国防部发射‘。”9 月末,“鲢鱼”号终于抵达俄国科拉半岛的活动区域。在拥挤的铁桶般的潜艇里一切都是冰凉、肮脏和寂静的。为了确保无线电不发出声音,通讯设备上的电子管被拆卸下来锁进了保险箱。更为不便的是两个海水淡化蒸馏器中有一个出了故障。于是,每个人都给了一个盛番茄汤的大桶每天打一次水用来洗浴。接着,又有一半的加热器出了毛病。卡西迪回忆说:“我至今还记得当时躺在我的床上不停地用手抹去从头顶上的鱼雷淌下的冰水的情景。”
  虽然问题很多,但行动在继续着。在漆黑的、徐徐移动的海浪下面,“绍鱼”
  号一点一点地朝着目标——邻近俄国海岸的一座戒备森严的岛屿一靠近;在那里,俄国人在进行大量的导弹试验。白天,潜水艇以蓄电池为动力,在水面以下62英尺的潜望镜深度悄悄地航行。一旦无源声纳指示水面上没有船只,带有侦察设备的天线杆就升到水面以上6 英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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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7-28 13:57 |显示全部楼层

  卡西迪说:“如果是白天,我们就缓慢行驶以不留下航迹,因为要是潜艇在水下的时速超过4 海里,就会在水面上激起漩流。”到了晚上,他们就把柴油发动机发动起来,升高通气管为船员们提供新鲜空气并为电池充电。潜水艇离目标越来越近,早已过了12英里的领水限制范围,离海滩只有几英里远了。透过潜望镜,船员们可以看到粗壮的俄国妇女在晾衣服。
  在潜艇控制室一个紧闭的门后面临时的侦察地点,监听人员就像野鸟观察者一样监听着信号的信息。他们努力识别重要信号——震颤的、来自主要雷达和遥测系统的嘎吱嘎吱声音——和由于无线电受到干扰而发出的刺耳的声音。卡西迪说:“我们过去一直经常性地练习接听苏联不同的雷达录音带,所以,当我们听到信号时就可以识别它们。我们在每一次行动之前都要训练收听技术人员在巡逻时制作的磁带。”同时,他们还对从情报信号收报机的橘红色屏幕上闪烁的波状电波进行测量和拍摄。
  卡西迪回忆说:“我们有一种特别的设备,它由8 至12台小型发报机组成,可以收听苏联遥测信号的频率。在这次行动中,我们的主要目标就是遥测数据信号。
  不过,任何能录到的信号都有用,因为它们都被输进数据库中。这些收报机与录音机连接,这样,每当听到来自岛上的遥测信号时,我们就可以马上把它录下来。我们听到了很多火力控制雷达信号。我们有能力监听12至14个频道的信号。“为了对付苏联的语音通讯信号,还派去了一名俄语专家。
  最大的担心是被俄国人发现。因此,船员们格外认真地进行观察和收听有无苏联飞机、船只或潜艇靠近。因此尽管“绍鱼”号潜水艇所处的位置很危险,但几个星期过去了,一切都很正常。然而,10月末的一个漆黑的凌晨,卡西边听到辐射式雷达发出的声音,表明他们头顶上方有一艘苏联图一95“熊式”战略轰炸机。这种大型轰炸机带有后掠翼和四台大型涡轮螺旋桨引擎发动机,具有很大的破坏力。几乎与此同时,他又收到信号,表明俄国的一艘驱逐舰正朝“绍鱼”号的位置靠近。
  卡西迪向舰长大声喊道:“我收到了雷达信号,虽然很弱,但说明我们上空有一架图一95型飞机,海面上有一艘苏联潜艇。”
  情况越来越严重。卡西迪回忆说:“接着我又听到‘刷刷’的声音。我意识到这种声音是从苏联‘狐步’或‘威士忌’级潜水艇的水平螺旋雷达上发出的。在把这一情况报告了艇长后,我们降下了所有的天线和桅杆。此时是凌晨时分,我们在使用通气管,也就是说在使用柴油发动机。于是我们改用电池发动并准备了战斗岗位上的鱼雷,之后开始下潜。我们知道,至少有一架苏联飞机、一艘驱逐舰并很有可能还有一艘常规潜艇。”
  舰长下令下潜到300 英尺,并隐藏在一层稠密的盐水下面以使敌方的声纳信号偏斜。这时潜艇以4 海里的时速向南航行以脱离危险区。到了下午,由于危险已经过去,潜艇便回过头来向自己的活动区域一一俄导弹试验区域附近——行进,并于转天清晨抵达目标位置。然而,此时又遇到了一个新问题:当潜艇朝水面上升时,舰长透过潜望镜看到了奇怪的一幕——海面上到处漂浮着粗大的原木。此时,进行信号侦察已不可能。卡西迪回忆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升起电子干扰桅杆,因为桅杆上有这些微型天线伸出来;如果天线碰到木头,它们的密封性能就会遭受破坏。”他怀疑这些木头是俄国人有意地抛到海里以阻碍美国潜艇的间谍活动。
  艇长将“给鱼”号下潜更深,沉到300 英尺以下,藏到更浓的海水层之下,那里可以使声纳信号偏斜。潜艇以Z 节的速度向南以避开危害。大约到中午,危险显然已经过去,“姹鱼”号又掉头驶向导弹试验岛屿附近,第二天凌晨到达。但是又发生了新的问题,当潜望镜升到水面的时候,艇长看到了奇怪的现象。他向四方隙望,上面到处都漂浮着原木。问题已不在监听信息。“我们实在不能把电子干扰杆升到那些东西当中……那就会破坏那个天线的密封性,”卡西迪回忆说。他怀疑俄国人是故意把那些原木放下去,借以阻止潜水艇的间谍活动。
  艇长决定继续他们的行动。他指挥“鳝鱼”号驶向该岛海岸的另一区域并升起了含有窃听天线但经过伪装的电子干扰桅杆。然而到了这时,俄国人已在积极搜索入侵者。近黄昏时,卡西迪又一次听到了不祥之音。这一次的信号表明此时有两艘苏联驱逐舰,其信号强度达到最高的5 级;这说明这两艘驱逐舰几乎就在他们的头顶之上。卡西迪朝舰长喊道:“收到信号!两艘战舰。”接着,声纳系统显示附近还有一艘潜水艇。艇长立刻命令下潜并启动鱼雷发射器。几枚白色的4 英寸炮弹从侧发射管发射出去。这种球弹发射到水中能产生大团气泡以掩护潜艇逃离。卡西迪回忆说:“我们当时发射了有20枚这种球弹,剩下的只有祷告了。”
  在控制室里,卡西迪清楚地看到约4 英尺外的深度仪上是红色的350 英尺的标记,表明潜艇处于考验深度,即潜水艇的安全极限深度。令他惊恐的是,仪表的指针正在超过这个标记。这时,潜艇在继续下潜并开始发出刺耳的“吱嘎”声。他朝操舵手吼道:“我们不能下潜到35O 英尺以下!”
  操舵手也吼道:“这是艇长的吩咐!”
  卡西迪突然大声喊道:“哦,上帝!我们的船在下沉!船进水了!”他听到头顶上方发出“砰”的一声,接着,冰冷的海水就打到了他的头上。所幸的是,仅仅是通气管在漏水,使聚集在管道里的大约5 加仑水流了出来。
  潜艇在继续下潜,深度已达400 英尺,离泥泞的海底已经不远了。这时,声纳人员听到正在他们上方搜索的苏联船只发出“砰砰”的巨响。这时,舰长命令大家保持绝对安静。卡西迪说:“在这个深度,除了回转仪和驱动塔尖运转的电机以外,一般要关闭其他所有的系统。所以当时灯光被减少了,加热器停止了工作,厨房的炉灶关了,液压制动器也关闭了。”由于液压系统停止了运转,这时就需要两名水手靠舵柄上的小扳手控制潜艇的航向。
  一个小时过去了。又一个小时过去了。“雄鱼”号在巴伦支海的深处悄悄地移动着,而声纳系统仍然显示水面上有大型船只的存在。突然,一名声纳员说听到了深水炸弹的爆炸声。舰长命令船员们把鞋脱掉以减少噪音。卡西迪说:“舰长命令我们不要撞击任何物体,如喝咖啡的杯子等。潜艇里没有了一点声音,就像是坟墓一样。”
  逐渐地,潜艇里的浑浊的空气开始变得稀薄并发出恶臭。舰长命令我们打碎二氧化碳吸收剂装置——一种盛有粉末的罐子,可以喷洒在双层床上以吸收空气中的有害气体。然而,随艇医生警告说潜艇内的氧气含量正越来越低,情况很危险。包括卡西迪在内的一些船员昏迷了过去,必须立刻抢救。这时,两个大滤毒罐被搬到潜艇中间;按医生的要求,感到头晕的船员应在与滤毒罐连接的防毒面具上做几次深呼吸。
  因为没有电,厨房里只有花生酱、饼干和饮料,但大家几乎连走到厨房的力气都没有了。卡西迪回忆说:“当时我们呼吸极为困难,甚至懒得从前鱼雷舱走到相距100 英尺的厨房,因为呼吸太困难了。那100 英尺得费多大气力啊!况且潜艇里又冷又湿。所有这一切使我们动弹不得。我们更不能将潜艇浮出水面,因为俄国人就在我们上面;声纳听到了他们的声音,上面有4 艘舰艇,或许还有一只潜水艇。”
  过了大约十二三个小时,那种“砰砰”的声音终于消失了。但为了确实肯定苏联船只已经离去,我们又熬了一个小时。之后,“银鱼”号慢慢地向上升起。卡西迪说:“艇长当时说我们可以浮出水面,但他要我们再花一个小时搜索和监听。他命监听员们15至20分钟换一班岗,在确实肯定水面上没有船只后再将潜艇上潜。我们从不同的波段搜寻着飞机的信号。当艇长和副艇长像大家一样确信没有任何信号后,我们上升到了潜望镜深度。这时已是黎明时分了。透过攻击镜和常规镜,我们未见到任何异常。大家立刻高兴起来。他们升起了带通气管的桅杆……这是在水下这么长时间后大家第一次呼吸到新鲜空气;新鲜的空气太洁净太纯了,这时吸进去可能对你的肺还有损害呢。”
  由于大部分的任务已经完成,而且苏联人又紧追不舍,舰长决定返回新伦敦。
  抵达那里后,几十卷被监听的信号磁带被双层包装后由信使送到国家安全局进行分析。就像大多数的行动一样,监听人员从来也不会知道国家安全局从他们的危险使命中得到了什么样的结果——他们没有“知道的必要”。在美国“鲸鱼”号潜水艇的历史上,1965年这一页被删掉了。
  在整个冷战时期,类似的行动一直在进行着。甚至到了2000年末,巴伦支海仍然是美国潜水艇的首要窃听地区。那年夏天,美国“孟菲斯”号潜水艇——6000吨级攻击型潜艇,船首呈子弹头形一一悄悄地驶离它在康涅狄格州格劳顿的大本营,消失在大西洋冰冷的白帽浪下。该艇的目标是俄国北方舰队在近10年里最大的一次军事演习。在参加本次模拟战的50艘战舰和潜水艇中,有一艘名为“‘库尔斯克”
  的核潜艇;这个钢铁打造的庞然大物有双层外壳,长度相当于波音747 飞机的长度,载有二十几枚“花岗石”型掠海式巡航导弹和鱼雷。“库尔斯克”号是俄国人的骄傲,是俄国海军史上最先进的潜水艇。
  8 月12日星期六早上,载有118 名船员的“库尔斯克”号驶离科拉半岛,在大海的波涛下以大约60英尺的潜望镜深度航行。此时,美国人的“孟菲斯”号潜水艇处在离它不远的位置。它关闭了雷达,窃听着俄国潜艇的一举一动;它的装有天线的桅杆露出水面,就像巨大的灰色长颈鹿的脖子。而在潜艇里面,监听员们搜索着静电信号以及舵手们的谈话,声纳人员则在将对方船只发动机发出的声音标绘下来。
  11点28分,潜艇的声纳天体仪——一个与舰首相连的巨大的像高尔夫球一样的东西,内含1000多个水听器——记录到短促而猛烈的重击声。2 分15秒后,巨大的爆炸声使在水下的“孟菲斯”号上的麦克风猛烈地晃动起来。这次爆炸异常猛烈,相当于两吨TNT 当量的炸药,甚至连远在2000英里外的地震台都测到了这次震动。
  大爆炸使“库尔斯克”号的前鱼雷舱被炸出了像一间屋子大小的洞,有着光滑弧度的船首变成了锯齿状的罐头盒,并使整个船体迅速下沉。当时未被炸死的水手也只能多活几个小时。这次灾难的起因很有可能是导弹或鱼雷的爆炸。但考虑到美国潜艇在巴伦支海进行窃听时惯用猫捉老鼠的手段,俄国高级官员认为是美国潜艇先撞后逃的结果。
  6 天以后,“孟菲斯”号浮出水面,悄悄地驶人挪威的一个港口。他们带回来的匆忙做成的信号磁带被送往了华盛顿。经分析认为,基本上可以肯定,这一悲剧的起因是潜艇内部发生了大爆炸。同时,这些磁带也证明了在危险异常的巴伦支海深海海域继续进行窃听活动的巨大价值。
  在这些名字很绕嘴的监听站在一些遥远的地方纷纷建立起来的同时,在更靠近本国的地方也建立了监听站。在一个古老的英属领地,一个大型笼形天线拔地而起,就如同现代的“石林”。现在的贝德福德郡那时叫做“奇克桑茨普里奥里”,可以追溯到“征服者威廉一世”时期。
  奇克桑茨普里奥里曾经是吉尔伯丁的道士和修女们的修道院。到M 战时,它已成为皇家空军的秘密监听站。1948年,美国空军进入这里并开始对苏联的通讯系统进行窃听。到同年12月中旬,奇克桑茨每天截获的信号为30000 个5 位数密码组;然而,3 年后,这一数字一下子上升到每天200000组。
  奇克桑茨的通讯安全人员也开始对美国的通讯信号进行窃听。这一行动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对空军的声音信号、摩尔斯电码及电传无线电信号进行分析以查找违纪行为。他们认为,如果他们能够监听到这些信号或捕捉到即将采取的行动的线索,那么,苏联的监听人员也同样会得到这些信号和线索。
  里查森伯爵于1953年从位于密西西比州基斯勒空军基地的电讯技术学校毕业后就加入了安全部队。在他面前是安装在一个架子上面的超级SPd00 型高频发报机。
  他的工作就是慢慢地转动收报机上的那五六个黑色刻度盘,搜索美国空军误发出去的敏感信号,或查找出通过伪造语音密码企图掩盖分类信息的电讯人员。这些监听到的信号将被列人“信号传输安全报告”并递交到军法处,而违纪人员将受到严厉的训斥和警告。据一位前奇克桑茨监听员介绍,“大多数惩戒都有违常情,通常是‘下不为例’一类的话,而安全部队后来被认为是比华约国还危险的敌人”。
  还有一个笼式天线建在苏格兰的一个名叫埃兹尔的村庄。这个村子位于格兰扁山山麓,在阿伯丁以南35英里。这个监听站取代了位于德国不来梅和摩洛哥的监听站并很快成为陆军和空军的窃听基地。它的主要目标是行踪诡秘的苏联商船队。
  在集中力量在共产主义世界周围建立强大的电子屏障的同时,国家安全局对南半球的大部分地区——南美洲和非洲——的监控尚不够严密,这便是在这里建立一个海军信号情报基地的主要原因之一。当监听船从干船坞滑出时,他们就会张开天线,打开窃听设备,对这些地区进行监控。而对于这些地区,建立陆地监听站或进行定期的空中行动都困难太大或距离过于遥远。
  因为对不来梅监听站每天千篇一律的工作已感厌倦,奥布里。布朗主动提出去国家安全局正在布鲁克林的海军船厂进行改造的船只上工作。在一个冬天的午夜,他赶到了船厂。登上灰船壳的“牛津”号,他看到甲板上散落着乙炔罐、焊接吹管和一桶桶的铁铆钉。在弗吉尼亚的诺福克海域进行了试航后,这艘船于1962年1 月4 日出航,驶向信号密集的南美洲进行首次窃听行动。
  当时,美国官员担心的是在古巴掀起的共产主义的“狂潮”会蔓延到整个南美大陆。1 月末,在乌拉圭的埃斯特海滨胜地,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的外长们正在这里制定计划,提出召开会议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美国国务院认为可以以此为契机推动反古巴的集体行动,比如通过决议,使所有仍与该国保持外交和商业关系的国家中断它们之间的关系。因此这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牛津”号的首次使命。
  当“牛津”号向南行驶的时候,监听员们就对某个指定目标及英属圭亚那的政府通讯线路进行窃听。这一地区是很敏感的区域,因为它是我们的亲密伙伴——英国的地盘。
  “牛津”号夹杂在其他满载羊毛、皮革和纺织品的货船中航行。它到达拉普拉塔河口北岸的蒙得维利亚时,几乎未引起任何注意。在船上的甲板下面,监听员们利用无线电和收报机时刻监听着在距他们以东几英里外的海滨胜地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们的电话和电文。
  随后,他们将船向西,朝拉普拉塔河上游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行驶了一段距离。
  情报信号专家乔治。卡西迪说:“我们将进入港湾去窃听微波线路,而要想窃听成功,就必须将接收天线置于他们的发射天线和接收天线之间。所以我们要进入港湾。”
  卡西迪还参加了“牛津”号以后在南美洲的行动。对于含有大量电话和其他声音的微波通讯,情报信号监听员们使用一种被称之为“里卡姆”的设备;这种设备在接到某个信号后可将这个信号分解到数百个频道中。卡西迪回忆说:“当时接听的是南美洲的军事通讯信号,所以我们把它们录进磁带录音机。”
  除了收报机以外,还有十几台打印机一字排开,将被截获的电传信号打印出来。
  卡西迪说:“如果打印出来的是5 位数字密码,我们就知道有了收获;如果是西里尔字母,那可就是一个巨大的收获;我们会请船上的语言学家去搞懂它们;如果收到的信号频率以前从未出现过而且是5 位数字密码,那我们就把它们记录下来,然后送到国家安全局。”
  电子情报场地还有一种甚至连船长都不知道的“秘密设备”,尽管并非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虽然禁止在船上安装电视机,但监听员们却自己组装了一台小电视机并将它与一架旋转截听天线相连。电视机被涂成了灰色,上面写有“特别进入”
  的字样。卡西迪说:“连船长进来检查时都没发现船上有一台电视机。”
  在首次南美之行中,“牛津”号在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后就驶向了它的下一个目标——阿根廷巴塔哥尼亚南部的一个大型核研究站。然而,在奥布雷。布朗看来,“天气条件太糟糕了,我们无法进入指定位置。我们试了好几天,但最终还是无功而返”。
  不过,在沿岸地区,监听员们还是截获了这样一条消息:阿根廷总统已被推翻。
  他们迅速发了一个快件给国家安全局,但由于大气条件的原因,理应在3 至5 分钟发出去的信号却花了好几个小时。布朗说:“我敢肯定,当这个消息传到那里时早就成旧闻了。”尽管这艘船配有月球反射抛物面天线,但据布朗介绍,这个天线很少能奏效。他说:“月球反射行动只不过是个封面故事而已。我们只有一两个人干那个活。我们以前可能用过一两回,但那不过是个样子货。”
  在向北航行的时候,在离海岸50多英里的地方,他们遇到了麻烦。布朗说:“当我们驶离阿根廷海岸然后航行到某个地方时受到一条阿根廷军舰的追赶,因为我们的船上没有挂国旗。他们无法识别我们的船,不知道我们的国籍。这是阿根廷海军的一艘比较老的船只,但也是军舰。它追赶我们是想弄清楚我们是什么船。船上不挂国旗是很少见的,而我们这艘船的桅杆上什么都没挂。所以我们要立即逃脱。
  这样,他们的船在后面追赶着我们,而我们也一直在监控着这条船收到和发出的任何通讯信号;他们的信号都是摩尔斯密码。最终我们摆脱了对方的追赶。“
  “牛津”号的另一个使命就是设法确定南美洲间谍的方位;他们似乎是在用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的蹩脚无线电传送信号。布朗说:“于是我们又开始踏上这一愚蠢的征程,去监控那些可能是用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的蹩脚发报机相互传送信号的南美间谍。结果自然是一无所获。”


  最后,“牛津”号抵达里约热内卢。巴西因在拉丁美洲影响很大所以也成为国家安全局的一个重要目标。巴西大选定于5 月举行,为此,中央情报局已经花了几卡车的钱试图秘密地影响大选的结果。通过它的几个伪装机构,中央情报局已经把大约1200万美元,或许多达2000万的钱用来支持反共产主义的候选人。
  窃听人员的运气不错。巴西海军欢迎国家安全局船只的到来,并允许其停靠在巴西的海军基地。更令人高兴的是,这只船被要求停泊的地方正好位于巴西两条敏感的海军通讯信号的微波线路之间。据布朗介绍,这一停泊地点“使‘牛津’号上的情报信号人员能直接收听到所有巴西海军的微波通讯信号。我们把停泊在港口时收到的所有信号都录了下来”。
  在经由加勒比海返回美国的途中,“牛津”号的监听人员们经常收到国家安全局的指令,要他们密切注意法属西印度群岛马提尼克岛首府法兰西堡与非洲西部国家塞内加尔的达喀尔之间的通讯线路。多年来,马提尼克岛的作家、前共产主义者艾梅。塞泽尔一直在领导着该岛的独立运动。他与塞内加尔总统利奥波德。塞达。
  桑戈尔都是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黑人运动发起人。乔治。卡西迪说:“我们每次监听到信号,他们也都要求录制。他们的组织与苏联人有某种关系。我们截获的信号都是密码组。”
  卡西迪还说:“我们有很多次得到国家安全局或海军安全局的指示。他们总是说:”这是一些收听频率,要密切注意。‘这就像是打猎;这就是我们的思维模式。
  我们就是在船上打猎,当打到猎物时我们就会高兴。“像南美洲一样,非洲也成为了国家安全局海军窃听活动所覆盖的范围。
  在最初的时候,国家安全局计划的间谍船只为体积小,速度慢,平民驾驶的拖网渔船,而不是像“牛津”号那样的大型漂浮监听船;这种船的样板应该像经常游七在卡纳维拉尔角宇航发射中心和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大型潜水艇基地的苏联拖网渔船。当时曾参与“海军特别作战计划”、现已退休的海军上尉菲尔。巴克鲁回忆说:“我在五十多岁时被召到华盛顿,他们问我是否可能对苏联海军的调动进行监控。他们想让我造一条渔船,要带有电子设备,当苏联海军在加勒比海活动时用它进行监控。他们问我是否可行。我回答说:”我想这是可行的,不过一切得从零做起。我并不因此而高兴,但如果你们决定这样干,我相信我们最具有这个能力。
  ‘不过,这件事从此就没了下文。“国家安全局并没有建造小型拖船,而是决定以小型的旧货船组成窃听船队。特别行动组前负责人弗兰克。雷文说:”可以说我是国家安全局在这一领域的先驱。
  这是在我参加到特别行动组后搞的最早的项目之一。我们当时想要建造的是一种可以在海岸线上不慌不忙、从容行驶的速度缓慢的民用船。“特别行动组专门负责对非共产主义国家的窃听活动。
  第一艘海军侦察监听船是“巴尔德斯”号;这艘船长350 英尺,比起“牛津”
  号无论是体积还是速度都要差很多。事实上,这艘船的呼叫信号就是“赶骆驼的人”。
  该船由民间的军事海运局管理,而不是美国海军。它靠一台直排式1750马力的柴油机为动力,配有一个螺距6 英尺的6 英尺螺旋桨。
  1961年12月,“巴尔德斯”号抵达南非的开普敦;在那儿,它成为国家安全局的“非洲皇后”。到此时为止,这艘甲板上和桅杆上天线密布的船只已经是久经沙场了。这艘船1944年建于明尼苏达州德卢斯的里弗赛德造船厂;它的大部分航行都像是一辆海上货运卡车,围绕海岸线往返运输成桶的钉子和大包的棉花。该船的名字取自一位二战时期的勋章获得者,此人在战争快结束时在法国罗森克兰茨的一次战斗中牺牲。
  雷文说:“该船在处女航中首次截获了中国的遥测数据。”在开普敦,它对苏联的导弹试验进行了窃听。当位于土耳其和伊朗的监听站搜集到在卡普斯京亚尔进行的有关中程弹道导弹发射的遥测数据时,“巴尔德斯”号肯定正游七在南大西洋;在那里,当导弹飞向西南方向的目标地区——也就是现在的纳米比亚时,它可以轻而易举地捕捉到有关这些导弹的信号。
  “巴尔德斯”号抵达开普敦后不久,名为“鲁滨逊中尉”的第二艘船也投人了使用。名为“约瑟夫穆勒中士”的第三艘船正在改造中。原计划要改建更多的船,但遭到了海军官员们的反对;他们主张国家安全局未来的间谍船只必须为海军船只。
  弗兰克。雷文说:“他们对‘巴尔德斯’的速度意见很大。但如果风向适宜,这艘船的时速可以达到6 海里。可他们认为,如果太平洋出了事而你的船却在大西洋,那就无法及时赶到那里。这就是争论的焦点。”
  结果,国家安全局将使用类似干“巴尔德斯”号那样的民用船只的计划改为建造类似于“牛津”号那样的海军船只。对这样的决定,雷文强烈反对。他的理由是,民用船只远不那么引人注目。他说:“‘巴尔德斯’是我理想中的船,这种船就应该行驶缓慢。它是一个十足的大澡盆。我们常常开玩笑说,我们应该在船头的两侧画上浪花,好让人感觉到这只船在走。”
  在“牛津”号即将成为国家安全局在南美洲的电子耳目的同时,“巴尔德斯”
  号也将成为它在非洲海岸的一座移动监听站;它的优势在于不会引起任何怀疑。这种海岸运输船时速只有8 至10海里,正好是“牛津”号的一半,但它每年所需费用要比后者少大约50万美元。同时,由于不为海军所有而且是由民间船长指挥,所以类似“巴尔德斯”号的船只在行动中少了许多官僚主义和低效率。它们在海上运行的时间更长,而且船的大修可以在国外港口而不必在美国海军的修船厂进行。
  从另一方面看,“牛津”号速度更快,这使它在必要时能更加迅速地做出反应,也使它可以在尾随可疑的外国船只时起到声东击西的作用。“巴尔德斯”号有4 名军官、91名士兵,而“牛津”号有军官6 名、士兵110 名;更强的信号情报人员配备使它得以对付并监听更多的目标通讯信号。
  对于国家安全局的“非洲皇后”来说,将大量的被截获的情报信号送到指挥部是一个大难题。在沿东非海岸进行窃听的过程中,“巴尔德斯”号往往要驶人港口,然后由船员穿便装拿着装有信号情报的文件袋赶到最近的美国使馆。之后,这些文件将由外交信使乘飞机送往国家安全局。但有些港口附近没有美国外交机构,如肯尼亚的蒙巴萨。这时,就得由船员乘飞机把材料送到内罗毕,因为内罗毕是距离最近的美国使馆。令国家安全局深感忧虑的是,这些船员没有外交豁免权,所以那些文件袋有可能会被海关官员打开或没收,而这样一来,海关官员就会了解到他们的国家政府的秘密情报。国家安全局的一份报告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指出:“某些敏感材料的泄露有可能使美国处于非常尴尬的处境。”
  在“巴尔德斯”号沿非洲海岸缓缓航行的过程中,法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以及俄语的语言专家们就对这片处于混乱中的大陆进行窃听。在坦桑尼亚波涛汹涌的印度洋海岸,监听员们小心地转动着旋钮,希望能捕捉到达累斯萨拉姆与哈瓦那之间的通讯信号。1965年4 月,古巴革命领导人格瓦拉头戴橄榄绿贝雷帽,嘴里叼着雪茄,在一队游击队战士的护卫下悄悄抵达刚果。当时,被暗杀的帕特里斯。卢蒙巴的支持者们正在展开一场斗争,反对约瑟夫一德兹利。蒙博托以及支持他的美国人和比利时人。格瓦拉认为这场斗争是全世界反帝革命的继续。他们来刚果的目的是对这一斗争提供支持井指导这里的游击战。
  监听员们知道,达累斯萨拉姆是这些游击队的通讯中心;他们从这里收到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的指令,然后将其发送到密林深处的游击队基地。格瓦拉也通过这条线路报告他的进展情况并提出提供给养的请求。每天7 点、8 点和23点,格瓦拉的一名无线电报务员就要与位于基戈马密林的游击队进行联系。
  不过,格瓦拉也意识到了无线电台的粗心或过于频繁的使用所带来的危险。他曾对一名报务员提出警告说:“在我看来,一天三次与古巴进行通讯联系,一天两次与达累斯萨拉姆联系显得太多了。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我们就无法保持通讯畅通了,因为我们的汽油会用光,密码随时有可能被破译;况且飞机可能也会确定我们基地的方位。除了技术条件外,我建议你研究一下,对于重要情报是否可能每天一次在固定时间与基戈马进行联系,每两三天与达累斯萨拉姆联系一次。如果可以,那我们就可以节省汽油。报务员要在夜间发报,而且无线电台要有预防空袭的措施。
  我觉得你提出的使用短波的建议很好,这样一来,使用的密码既简单又可以经常变化。“
  尽管有格瓦拉的警告,但他收到和发出的信号还是轻而易举地落入了“巴尔德斯”号编织的罗网之中。
  就这样,小小的“巴尔德斯”号监控着一片辽阔的大陆。随后,一艘类似于“牛津”号的大型移动监听站也加入了进来。这艘名为“自由”号的船只与“巴尔德斯”号一样,在二战期间身经百战;此外,在随后的朝鲜战争中它也功勋卓著,曾18次单枪匹马往返于太平洋海域,向正在那里作战的美国军队运送物资。这艘船的船身已是锈迹斑斑破旧不堪了。这样,在1958年终于被弃置于海军的废料场里。
  然而5 年之后的冷战时期,这艘船又被重新征召服役,并装配了4 挺0 石英寸口径的机关枪,船头2 挺,船尾2 挺。事实表明,它所投人的下一次战争最为惨烈。
  当“巴尔德斯”号在非洲东海岸缓慢航行的时候,“自由”号也正在非洲的西海岸活动;它的45根天线时刻接收着任何一点风吹草动。在刚果河河口附近的平静海面上缓缓航行时,监听员们看到有大量的碎片和瓦砾被冲到海里。一名船员说:“‘自由’号上的船员们觉得他们会看到有尸体漂上来,因为这里死人的事是每天都在发生的。”由于有几十英里的海洋把他们与危险的河岸隔开,所以船员们感到他们的位置还算安全。但突然间,一切都变了。
  像每天早上一样,博比。林格到了餐厅,迅速地吃了早饭,然后到甲板上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晒晒太阳,再过几分钟就要集合了。但是几个小时后,一阵巨痛使他无法站立起来。随船医生认定林格得的是阑尾炎,需要立刻动手术。但在手术之前先得使用麻醉剂。当麻药一点点地从注射器里进入他的体内时,林格却开始猛烈的扭动着身体。如果麻醉剂不起作用,那么手术就没法做。
  在“自由”号与大西洋舰队指挥部取得了紧急联系后,最后认为只有一种办法能救林格的命:必须把他送到刚果共和国的首都布拉柴维尔(不要与蒙博托的“刚果”混淆),将有美国海军的飞机等候在那里将他送到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的医院。
  但这就意味着“自由”号得朝着危险的刚果河的上游航行,深人到他们一直在窃听的疯狂地带。对于这艘满载间谍的船来说,这将是一段凶险的航程。
  “自由”号的船长丹尼尔。维兰德命船驶向宽阔的刚果河河口。约瑟夫。康拉德这样写道:“它就像是一条伸展开蟋曲身体的蛇,头在水里,尾巴消失在土地的深处。”尽管维兰德掌握的这条河的图标已经陈旧过时,但他敢肯定,如果他们的船靠近这条河道的中心,船就不会搁浅或触礁。当浩瀚的大西洋被甩在了身后,苍翠的海岸合上了,就像一把绿色的铁钳越来越近。当这艘死气沉沉的灰色船只如同一个笨拙的游客消失在非洲大地时,生命的痕迹便从四面八方一下子涌来。在这里,几十条用巨大的硬木树干凿成的独木舟在水面上跳跃着随波而动。在那些大一点的平底船上,商人们兜售着乌龟、编幅以及成筐的各种虫子。在远处有一条双层“顶推船”,推着五六只驳船。这些驳船上挤满了人,总共差不多有5000人,就像是一座漂浮着的城市。这条“顶推船”的目的地是斯坦利维尔,要抗蜒1200英里进入密林深处。
  当“自由”号到达布拉柴维尔时已经是深夜了。维兰德船长关闭了发动机。抛了错以后,船员们迅速地放好了紧急扶梯,然后轻轻地把林格抬下来送上了一条小船;小船把他接到岸上后又送上了正在那里等候的飞机。
  当紧张的气氛过去后,船员们立刻意识到在此停泊并非易事。在他们的船头四周正聚集起来越来越多的小船和驳船。很快,这些船只就成了一种障碍。河的对岸,与布拉柴维尔相对,就是利奥波德维尔,它是另一个刚果,也就是蒙博托的刚果的首都。多年来,布拉柴维尔一直是若干支反抗利奥波德维尔政府的派别的大本营。
  眼前这只船队就是从布拉柴维尔派来的,目的是要在早上对这里的船只进行检查。
  利奥波德维尔的官员们唯恐“自由”号在秘密地为布拉柴维尔的游击队输送武器。
  允许这些他们一直在窃听的目标船只上的人上到他们的船上进行检查是不可想象的,但又没有别的办法。他们的船上到处都是秘密监听的情报和磁带,那上面甚至可能含有这些检查人员的说话的声音。于是,那些最重要的情报在编成密码后被立即发送给了国家安全局和位于弗吉尼亚州诺福克的大西洋舰队司令部。海军的电文答复说他们不反对检查,而国家安全局却像得了中风病。当时在船上的一名密码专家罗伯特。卡萨里说:“国家安全局局长答复说万万不能让检查人员登上‘自由’号!”
  他们立刻制定了摆脱检查的计策。船员们拉上了窗帘,关闭了所有不必要的电灯,最大限度地减少声音并停止了所有甲板上的活动。卡萨里说:“这艘船实际上已经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夜里11点,船上的绞车开始起锚。他们的计策是让刚果河的水流将船从陆地拉向河里,然后让船顺流而下。当铁锚被拉起,船开始转动起来时,它的陈旧的船身发出嘎吱嘎吱的呻吟。当船头对准河心后,他们启动了发动机,速度被调到了一档;这时,从船头至船尾都开始震动起来。“自由”号晃晃悠悠地向前驶去并开始加速,朝那些不堪一击的小船猛地撞去,船上的那些刚果男人和女人一下子栽到了漆黑凶险的河水之中。卡萨里回忆说:“我们听到了以前从未听到过的木头发出的巨大的爆裂声以及别的声音。对此,我们只能认为‘自由’号将这些小船和驳船撞毁是因为它在寻求大西洋的庇护时遭到了这些船的阻挡。”
  当终于被告知“自由”号已经驶出了刚果水域并已进入公海时,船上一片欢腾。
  卡萨里说:“我们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并终于化险为夷。”
  第七章 鲜血“非洲皇后”号是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一艘间谍船,四年来就像一只行动缓慢的老海龟,一直在战火纷飞的非洲东部悄无声息地游大。到了1967年的春天,“非洲皇后”号底部挂满了海里的各种浮游生物,航速不过每小时三五海里。由于古巴革命领导人格瓦拉早已返回古巴,国家安全局G 组——负责非共产主义国家情报搜集工作的部门决定让“瓦尔迪兹”号驶回诺福克港停靠整修。
  G 组决定充分利用“瓦尔迪兹”号沿途进行间谍活动:“瓦尔迪兹”号要经苏伊士运河返航,途经中东和东地中海地区时可以放慢速度,搜集沿途经过地区的电磁波谱情报。后来G 组前负责人富兰克。拉文曾谈到这件事:“坦率地讲,当时我们并不认为在中东有我们的船只出现是件好事。那里的形势十分危急,一触即发。
  巧的是‘瓦尔迪兹’号正要返航,谁都知道它的底部破损严重,又是一艘民用船只,所以不会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瓦尔迪兹“号用了六周才缓缓经过北非沿岸以色列、埃及、利比亚,驶过苏伊士运河等地。
  这会)L ,与“瓦尔迪兹”号同在非洲服役的另一艘美国船“自由”号已横渡多风暴的大西洋,到达非洲西海岸,开始了它的第五次秘密航行。“自由”号轮船缓缓向南驶去,于5 月22日到达象牙海岸的首都阿比让,停靠四天。
  地球的另一端,在戒备森严的国家安全局里,人们关注的焦点并不是非洲会不会发生政变,而是中东可能会爆发战争。在叙以边界地区,开始还只有零星的枪声,很快就升级为使用坦克大炮。5 月17日,埃及(当时称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驱逐了所有联合国维和部队,并在边界西奈半岛部署军队,与以色列对峙。据报道,几天后,以色列的坦克开到了西奈边界,埃及也调遣了10万武装预备役士兵。5 月23日,纳赛尔命令封锁蒂朗海峡,不允许以色列船只通过亚喀巴湾,禁止任何油船前往以色列的埃拉特港。以色列政府宣布这种行为是“针对以色列的侵略行为”,随即展开全国总动员。
  正当国家安全局忙于搜集有关情报时,以色列的官员已纷纷来到华盛顿。他们认定纳赛尔要针对以色列发动战争,以方完全处于被动状态,所以他们需要美国政府的帮助。其实这是一派胡言。多年以后,麦纳臣。贝甘承认:当年,是以色列首先挑起埃以争端的。贝甘1982年任以色列总理时说:“当时我们……做了选择。现在看来,埃及军队集结在西奈半岛边界并不表明纳赛尔真的要对我们发动进攻。我们应该诚实。其实,是我们挑起战争的。”
  现在看来,当时如果美国参与了针对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的战争,后果会是灾难性的。苏联不会袖手旁观,一定会出兵保护它的阿拉伯盟友,这样美国和苏联之间将爆发直接武装冲突。核战争将不可避免。
  由于当时美国卷入中东战争的可能性日益增加,参谋长联席会议急需了解埃及地面部队的情报,特别是苏联部队驻扎埃及的人数和他们的武器状况。如果美国飞机参战,必须要确定埃及地对空导弹群的准确位置。如果地面部队参战,必须准确确定敌方地面部队的位置和实力。
  形势危急,必须立刻做出决定。国家安全局的官员们却举棋不定,难下决心。
  因为监听基地驻扎在类似塞浦路斯那样远的地方,无法搜集到空中防御雷达、火控雷达、微波通讯以及其他目标发出的窄幅瞄准线信号。
  虽然空军C130和海军EC121 这样的空中信号情报作业平台还可以搜集到一些这样的情报,但是,扣除往返于“热点”地区的时间,情报人员只能在作业平台停留五个小时左右,无法持续、不间断地搜集情报。虽然可以通过增加飞机的数量来增多飞行次数,但是这种信号情报飞机数量少,不易找到。对这类飞机的维修保养也较其他作业平台困难。
  最后,他们想到了轮船,这是最佳选择。轮船在搜集情报时可以靠目标更近些,这样就有机会获得最重要的情报。与飞机比较,轮船的优势在于:可以在同一地点停留数周,窃听、安装发报机、分析情报,且不易被察觉。当时,美国船“牛津”
  号和“詹姆斯敦”号正在东南亚执行任务:“乔治敦‘号和”贝尔蒙特“号在南美海岸窃听;海军的”马勒“号正在监听古巴的动向。所以只剩下”瓦尔迪兹“号和”
  自由“号。”瓦尔迪兹“号刚刚完成一项远航任务,就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正在返回美国途中。”自由“号比”瓦尔迪兹“号船体更大,航速也快些。它刚刚接受了一项新的任务,距离相当近,正停靠在阿比让港。
  早在几个月以前,国家安全局G 组就预感到中东地区情势危急,并已经制定了应变计划:将“自由”号停靠在非洲几内亚湾“LOLO”(零纬度、零经度)的水域内,表面上看似乎是专注于该地区的一些目标,其实是尽可能向北停靠,如果中东地区出现紧急情况,可以火速赶到。尽管有这些有利条件,但是这一计划并未得到所有人的支持。富兰克。拉文一一G 组负责人就认为这样做太冒险,他说:“这样,‘自由’号将无法自卫,如果战争爆发,它将孤军作战,腹背受敌。我认为‘自由’号应待在原地不动。”不过,他最终还是没能说服大家。“自由”号即将前往中东地区。
  在决定派遣“自由”号开往中东以后,5 月23日,G 组的负责人与美国国家安全局驻联合侦察中心的工作人员约翰。康内尔取得了联系。联合侦察中心隶属参谋长联席会议,主要负责协调海陆空和海底的侦察行动。当天晚上,在一片嘈杂的电报声中,一位情报专家给“自由”号发去一份简短的电文:立刻做好出发准备。离开阿比让港以最快的速度前往西班牙罗塔装备技术和物资。准备就绪后,前往赛伊达港。具体地点稍后告之。
  此时的象牙海岸漆黑一片,岛上的灯光照亮了“自由”号停靠的长长的木制桥墩的尽头。再往远看,海港里,庞大的货船悠然地随着温柔的浪潮摇动,星星点点的灯光,红红绿绿,犹如圣诞树的点点光芒。
  大约凌晨3 点45分,哈哈地敲门声惊醒了吉姆。奥康纳中尉,有急报传来。当晚,是他值班。借着红色紧急信号灯他眯缝着眼读这份电文。这会儿,他还没有完全醒过来,他一边咕呼着,一边迅速穿上裤子。奥康纳后来是这样对同舱的人说的:“这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发来的电文。谁听说过参谋长联席会议会直接指挥一艘船呢?”几分钟后,军号响彻了整个船舱,“自由”号立刻恢复了生机。在不到三个小时的时间里,充满现代气息的阿比让就消逝在地平线上了。这是“自由”号最后一次驶离非洲海岸。在朝阳的映衬下,船尾返射天线直直地矗立着,仿佛在祈祷。
  八天过去了,“自由”号在波涛汹涌的大西洋上全速航行了3000英里。现在船上最缺的是翻译。此前“自由”号主要在非洲西部活动,船上只配有法语和葡萄牙语翻译。为此,五位阿拉伯语言家、两位海军和三位安全局普通工作人员火速赶到罗塔,登上了“自由”号。船上虽然有数位俄语专家,但又配了一位俄语高级分析专家。
  本来安全局还想配备多位希伯来语专家,但是人手不足。富兰克。拉文说:“这真令人头痛。从哪能找来些专家呀?总不能出去向附近的犹太教堂求援吧。能找来的我们都找来了。但是,他们不仅得帮助罗塔,还得支援中东其他的军事基地。
  还要派他们去雅典、去土耳其等地。上帝呀,只要你会讲阿拉伯语,又在安全局工作,你就跑不了了!“
  在“自由”号向北全速行驶的时候,海军中士布赖斯。洛克伍德正驾驶一架信号情报飞机在冰岛附近波涛汹涌的挪威海上空海拔30000 英尺的空中执行任务。他擅长俄语,是信号情报监听员。此时,他和他的同事们正在侦察苏联北方舰队的夏季军事演习。他们的侦察行动很不顺利。由于飞机发生故障,数个任务被迫终止,洛克伍德的飞机只截获约3 分钟敌方的对话,而且十分混乱,根本听不清楚。
  在洛克伍德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会偶尔返回美国在冰岛克里维克的空军基地。
  苏联夏季军事演习结束后,他将返回位于不来梅港的美国情报基地。洛克伍德主要负责分析截获的苏联情报。他的飞机首先飞往罗塔,然后他再搭另一架军用飞机返回德国。由于那天是阵亡将士纪念日,美国飞机很少,他不得不转天再走。于是,那天下午,洛克伍德去郊外玩了一会儿,喝了点啤酒,很早就上床睡觉了。
  大约凌晨2 点左右,一阵急促地敲门声惊醒了他。他以为是一些海军的朋友拉他去喝酒,便不予理睬,蒙上头又睡了。但是,敲门声越来越大。洛克伍德十分恼火,“嘈”地起来把门打开。借着昏暗的灯光,他看到面前站着的是一位当班长官派来的水兵。“这有一封你的信,从参谋长联席会议寄来的,”他的口气有些怪,“你必须在凌晨6 点登上美国船‘自由’号。最好立刻起床,准备出发。”这个命令非同寻常——凌晨2 点从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出的命令!洛克伍德已无暇思考了。
  6 月1 日早晨,“自由”号悄悄驶人罗塔港的一个码头。洛克伍德和5 位阿拉伯语专家早已等候在那里。片刻之后,又粗又黑的大管子,就像巨大的蟒蛇为“自由”号注人380000加仑的燃料,水手们穿着工作服正马不停蹄地往船上装一箱又一箱的食品和蔬菜,人人都汗流泱背。几位专家把一些包得严严实实的包裹装到了船上。里面装的是一些超感信号情报资料;是“瓦尔迪兹”号返回诺福克途中在罗塔停留时留下的。据拉文透露,这里面有一些关于中东情报传递方式的重要资料:是谁在用什么方式传递情报,包括电传、电话、微波,等等。
  “瓦尔迪兹”号在向西航行穿过地中海返回罗塔途中,还为安全局进行了“监听测试”实验,为的是找到进行窃听的最佳位置。离克里特岛东端不远的地方,它找到了一条可用来监听的管线,类似于某种空中管道,直接通往中东。拉文说:“在克里特岛我们能看到开罗的电视节目。如果水面平静,水流不是十分湍急,通讯效果还不错。”于是,他决定“自由”号就停到那里去。
  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有不同意见。在罗塔,麦戈纳格尔船长接到命令,让他把“自由”号停靠在以色列和埃及附近地区,但离埃及沿岸至少12石海里,离以色列至少6 石海里。接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命令后,“自由”号简单地修了修天线,在6 月2 日中午刚过就离开了罗塔。
  “自由”号一路全速航行,航速达每小时17海里,在驶过直布罗陀海峡时超过了3 艘苏联舰艇。过了直布罗陀海峡后,它一直沿着北非的海岸线航行,离岸边的距离保持在13海里。6 月5 日,也就是“自由”号出发后的第3 天,正行驶在西西里岛南面的时候,以色列对其邻国进行了早已做好准备的攻击,阿以战争爆发了。
  1967年6 月5 日,西奈时间早上7 点45分(华盛顿时间凌晨1 点45分),以色列飞机几乎倾巢而出,80分钟内彻底摧毁了埃及的空中力量。与此同时,以色列的坦克部队全线出击,越过西奈半岛,向苏伊士运河挺进。约旦和叙利亚边境也是战火纷飞。此时,以方向新闻界发出假信息,谎称埃及对以色列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以方正在自卫。
  6 月4 日,星期日,华盛顿天气晴朗。约翰逊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沃尔特。罗斯托连办公室都没有去,他早早地上床睡觉去了。但是,凌晨2 点50分,也就是以色列发动袭击后一个多小时,电话铃吵醒了他。电话是从白宫作战室打来的。电话另一端传来沙哑的男性声音:“外国广播情报中心报告说埃及对以色列发动了袭击。”
  听到这个消息后,罗斯托大声说:“立刻找到情报来源,然后向我报告。”10分钟后,电话打了过来,经与国家安全局和其他一些情报机构核实,确认了这一消息。
  “好,我马上来,”罗斯托说道。他要了一辆白宫的专用车来接他。
  黑暗笼罩着华盛顿空旷的街道。罗斯托坐在车里,理了理思绪。最重要的是要搞清战争爆发的原因。然后,就是什么时候叫醒总统。
  3 点25分,罗斯托的车子停在宾西法尼亚大街街口。他很快与国务卿迪恩。腊斯克通了电话。迪恩。腊斯克当时还待在家里。罗斯托说:“我想你也得到了消息。”
  他俩都认为,如果消息确凿,一个小时内必须叫醒约翰逊总统。战事情报如雪片般大量涌入。这些情报显示:相当数量的埃及机场已经瘫痪,而以色列部队正快速猛烈地打击埃及空军。
  罗斯托坐在作战室的红木会议桌前,拿起了电话。作战室里悬挂着越南的地图。
  “我想同总统通话请你叫醒他。”约翰逊总统睡在三楼,电话就在他的木制雕刻床架旁。他拿起电话:“是我”。
  “总统先生,我有事向你报告,”他直截了当地说,“有情报显示以色列和埃及正在开战。”在接下来的7 分钟,他给总统看了速记文本。
  此时,以色列外交部长阿巴。埃本在特拉维夫他的办公室里召见了美国大使沃特沃斯。巴伯。为了进一步掩盖以色列的真实目的和行动,阿巴。埃本指责埃及首先挑起了战争。巴伯立即给华盛顿发了一份密报。他援引阿巴。埃本的话说:“今天一大早,以色列军方注意到大量埃及军队向以色列进发,事实上,大量的埃及部队闯人以境内并与以地面部队发生冲突。因此,以政府下令还击。”阿巴。埃本告诉巴伯以政府将把埃及的行为告上联合国安理会。他说:“以色列是纳赛尔发动侵略的牺牲品。”
  接着阿巴。埃本又欲盖弥彰地大谈以色列的B 际,无非是尽可能多地攫取土地。
  “以色列政府并不想趁机扩大领土范围,我们希望在现有的领土划分下保持和平。”
  半小时的夸夸其谈后,阿巴。埃本冒失地请求美国站在以色列一方共同打击苏联。
  巴伯给华盛顿发了电报:“以色列要求我们帮助遏止苏联的任何企图。”5 点58分,白宫收到了他的电报。
  大约两小时后,五角大楼作战室旁边的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内,电话铃声响了五六次,立刻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一部灰色笨重的俄式电报机突然动了起来,在一长条白纸上打出了一排排西里尔字母,每分钟约66个字左右。这是第一次在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开通的在线加密情报传递热线。在打印时,一位俄语专家一总统的专职翻译站在电报机前,向电报员同步口述电报内容。然后,这位电报员把电报发给国务院。那里有另外一位翻译再核实一遍。
  克里姆林宫里也有一台类似的仪器,离部长委员会主席的办公室不远。这条热线的正式名称是华盛顿一莫斯科紧急通讯联系热线,是在1963年8 月30日开通的。
  1967年6 月这个早晨的电文是苏联总理亚历克塞。柯西金发的。经过五角大楼和国务院核实的电文如下:亲爱的总统先生:惊悉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爆发武装冲突,苏联政府确信所有的超级大国都有责任做出努力,使得这一武装冲突立刻停止。
  这是苏联政府的一贯立场。我国希望美国政府也采取相同的立场,凭借你方与以色列政府的特殊关系,劝说其立刻停止冲突。这样做是为了和平这一最高利益。
  A.柯西金敬上总统的专职翻译翻完这段话后,立刻跑到作战室,负责作战室工作的一位将军立即给楼上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打电话。麦克纳马拉早在一个小时前就已经在办公室里等着了。这位将军大声对他说:“柯西金总理要通过热线电话与总统谈一谈。我该怎么回答他?”麦克纳马拉说:“你为什么问我?”
  “因为热线直通五角大楼,”将军生气地说(麦克纳马拉后来回忆,他当时根本不知道热线电话就在他旁边)。于是,麦克纳马拉下命令:“把电话接到白宫作战室,我去叫总统。”
  麦克纳马拉从来没这么早给白宫打过电话,他还以为约翰逊总统正睡着呢。情急之下,他还是打了过去。是总统的侍卫接的电话。侍卫说:“总统正在睡觉,不想被打扰。”其实,他不知道总统为了这件事情,4 点30分就起来了。麦克纳马拉说:“我知道,但是一定得叫醒总统。”
  “总统先生,苏联总理打来热线电话,想同您谈谈。我们该怎么办!”
  约翰逊总统一时也拿不定主意:“天哪,我该对他说什么?”麦克纳马拉说:“要不,我告诉他您15分钟后到作战室。现在我给迪恩打电话,我俩去您那儿商量。”
  过了不到半个小时,克里姆林宫就收到了约翰逊总统的电文:美国不愿意卷入这场冲突。在接下来的几周内,美苏双方又通过热线交换了十几封电文。
  埃以双方交战不久,美国国家安全局便找到了有利的侦察方位。一架超大型空军C130无线电监听飞机正在东地中海上空按8 字形航线飞越以色列和埃及。后来,飞机飞回雅典国际机场希腊空军专用基地,带回来双方交战头几个小时的所有战况。
  截获的战况立刻送往名为美国空军处理中心。美国空军处理中心是去年由美国空军安全局,即国家安全局空军机构建立的,主要负责分析空军在地中海地区、北非和中东地区截获的情报,包括分析数据和破译初级密码。但是,这次他们无法立即破译战报磁带,因为没有人懂希伯莱语。好在国家安全局的一批希伯莱语专家此时正赶往雅典(为了保密,也为了避免有人怀疑安全局监听以色列方面的活动,这些希伯莱语专家通常被称做“特殊阿拉伯语”专家,安全局内部也这么叫)。
  这些战报送往安全局后,立刻通知了美国海军在罗塔的监听站。这个监听站是美国在地中海地区执行无线电窃听任务的基地。在这里驻有海军的空中信号情报小组。他们拥有大型四引擎飞机,类似一种名为群星的民用客机,外形美观、流畅,尾部是三叉朝式。另外一种被人们戏称为“威力胜利”的EC121 型飞机外形笨重,是执行监听任务的最佳选择:它可以飞行12至18小时,根据监听时的天气情况、燃料、飞行高度、截获情报的可能性和机组人员的身体状况而执行长距离飞行任务。
  接到战报几个小时以后,EC121 就动身飞往雅典了,任务主要在雅典开始。几天前,一个临时海军信号情报处理中心刚刚秘密成立,就建在雅典机场附近,离美国空军信号情报站不远。截获的情报和密码破译工作将在这里进行。
  EC121 着陆后,情报人员悄悄住进机场附近位于伊拉克利翁的塞维利亚饭店。
  这家饭店是一位友善的澳大利亚人和一位名叫亚那的希腊人合开的。里面的酒吧和餐厅通宵开着,所以这些情报人员都喜欢这里。但是,这次他们刚到饭店大厅,就接到命令即刻起飞。一个情报人员抱怨说:“真是不可思议。上级不会让我们大黑夜里飞往冲突地区吧!”而这正是他们必须做的。
  几小时后,EC121 在黑夜中向东飞去。一般情况下,需要飞行2 至3 个小时。
  到了地中海东部上空,飞机作曲线盘旋飞行,飞行高度12000 至18000 英尺。飞行路线为:先从埃及亚历山大港的东北部地区向东飞往赛得港、西奈、阿里什地区,然后再折回来朝东北沿以色列海岸线飞往黎巴嫩贝鲁特的西面。要这样循环往复数次飞行。另外一架信号情报飞机EA3B飞行高度可达30000 至35000 英尺。
  在飞机上的人员中有海军士官长马文。诺维奇。他精通希伯来语和俄语。他说:“我清楚地记得那天夜里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到,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指挥官主要考虑飞行的安全问题。这种飞行路线能够尽可能地避免受到袭击。如果我们从埃及沿海朝东飞往以色列,以方雷达会把我们误认为是埃及的攻击机。即使以方不会攻击我们,当我们返回时,埃及的雷达也会把我们误认为是以色列的攻击机。
  如果那样,我们将十分危险。“
  因此,指挥官决定从克里特岛飞往塞浦路斯,然后再沿对角线走民用客机的航线飞往西奈半岛的阿里什。到达阿里什东北大约25英里远的地方,飞机再返航。
  诺维奇回忆说:“午夜后,我们到达了指定位置,气氛十分紧张。所有机组人员都高度警惕,谁也没有一丝睡意。外面黑乎乎的。我不只一次地问自己到底为什么要在战区中心飞行?一想这些,就浑身毛骨悚然。”
  破晓时分,电讯活动比较少。诺维奇说:“因为以色列军队要为转天的战事重新装备,埃及人也要进行整顿,看看转天采取什么方式还击。因此,我们截获的电子情报和通信情报比较少。”转天,天刚蒙蒙亮,情况就不一样了。截获的信号主要来自以方。他们已经开始了第二天的进攻。在诺维奇旁边,希伯莱语的专家们正紧张地整理、总结以色列飞行员之间的谈话,其他的情报人员正忙着把这些情报和通过电子情报获得的空中雷达信号进行整合。
  这些情报人员在高高的夜空中不知疲倦地窃听,就像电子探隐者。他们窃听到埃及空军试图在西奈半岛北部向以色列的武装部队发动猛攻,结果却被以色列的三角形幻影战斗机击溃。诺维奇亲耳听到埃及苏霍伊一7 战斗机跌落时划过空中的轰鸣声。“当时,我们尽了最大努力监听。但是,不久由于燃料快耗尽了,我们必须返回雅典。真高兴离开了那个鬼地方。”
  在他们返回的时候,空军的C130也返航了。
  此时,“自由”号正在地中海游大,慢慢朝出事地点驶去。船上的官兵正在进行常规训练,密切注意可能发生的危险。海军已经给该地区的所有美国船只和飞机发出警报,要它们离黎巴嫩、叙利亚、以色列和埃及沿岸至少100 海里。但是“自由”号正在进行侦察,除非有特殊命令要求改变航向,否则表戈纳格尔船长不会停下来。这会儿,苏联海军也动了起来。大约20艘苏联战舰及补给船只还有大约8 或9 艘潜水艇正开往这个出事地点。


  吉恩。谢克是安全局K 组的负责人,他负责协调机动部队的补给作业。听到战况后,他越来越担忧“自由”号的安危。其实,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经把“自由”号的安全工作交给了联合侦察中心。但是谢克认为他有责任提醒安全局在联合侦察中心的代表约翰。康内尔:五年前发生古巴导弹危机时,“牛津”号曾在哈瓦那处境危险。谢克询问“自由”号是否会出现同样的危险。康内尔把谢克的担忧告诉联合侦察中心负责轮船运作的官员,但是他们拒绝采取任何防范措施。
  K 组人员清楚“自由”号的处境,但是G 组的人并不知道。到了6 月7 日的早晨,G 组的一位情报人员急匆匆地闯入富兰克。拉文的办公室,满脸疑惑地问道:“上帝呀,你知道‘自由’号的方位吗?”拉文一直以为“自由”号按预定方案正驶离克里特岛,他还没来得及说话,这位情报人员又急切地说道:“他径直朝该以海岸线开去!”此时,“自由”号离开预定航线只有10小时的时间,离埃及的西奈沙漠几十英里。
  拉文后来回忆说:“当时,我要求‘自由’号立刻离开那里。对我们来说,他在那里没有任何意义,起不到任何作用。在克里特岛沿岸它就能出色地完成使命。
  就是因为有些人想听一听作战计划的细节,听听通话过程和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包括当地的军事基地、低级军官谈话等,就要派‘自由’号前往那么危险的地方。
  我们的任务是监听更高层次的情报。不是想听一听他们拖船的声音,而是那些将军们在说些什么!“
  战况越来越紧迫,联合侦察中心也开始重新考虑“自由”号的安全问题了。埃及方面开始中伤美国秘密与以色列联系,而且有可能向以方提供了军事援助。埃及还指责美国参与了以色列对埃及的空袭。美国政府对这些指控非常担忧,惟恐会引起苏联的介人。海军作战部首脑甚至怀疑“自由”号的行动是否明智。
  于是,联合侦察中心发出了命令:“自由”号在西奈地区的活动只是个建议,不是命令。而且,要求该船从原来离岸12.5海里后退到20海里。这时是华盛顿时间6 点30分,埃及8 号午夜12点30分。“自由”号已经离开预定活动范围,由于五角大楼美国军队通讯中心的错误,该船没有接到这一指示。
  大约一个小时以后,战事越来越紧,联合侦察中心再次改变指示:要求“自由”
  号离埃及和以色列海岸至少100 英里。考虑到“自由”号处境越来越危险,布雷德洛少校没有使用通常的那种慢速情报传递系统,而是通过防窃听电话通知了在欧洲的美国海军官员。他说:书面指示随即就到。不到10分钟的时间里,美国派往欧洲的海军上尉就接到了指示。
  但是,一位驻欧洲的海军官员错失了良机:他一定要等到确切的命令,否则不向“自由”号发出指示。接下来,由于一连串海军与陆军之间莫名其妙的错误,甚至把电报发到了夏威夷,导致这一紧急情报难以置信地拖延了16个半小时。这时太晚了。20多年前珍珠港的惨痛事件就是由于错误的指示造成的,但是时至今日似乎也没有吸取任何教训。
  6 月8 日星期四凌晨5 点14分,第一束阳光柔和地照在西奈半岛金黄色的沙滩上。北面十几英里远的海面上,东地中海波涛汹涌,“自由”号正继续孤立地朝东行驶,离自己的救援队伍600 英里远,根本就没有收到发给它的至少5 个指示。那天早上的日程安排也看不出危险在即。那天军官穿的军服是热带迷彩服,士兵穿的是于干净净的劳动布。苏打水洗浴从晚6 点到7 点开放。
  太阳刚刚升起,值勤的约翰。斯科特就注意到一架飞机在“自由”号上空盘旋了几周后飞往特拉维夫。安全局在船上办公的梅尔文。史密斯也注意到有飞机的信号出现,后来得知是以色列的。飞机刚飞走后,他朝上面的斯科特喊,问他刚才是否有一架飞机靠近过。斯科特告诉他有。于是史密斯又问飞机朝哪个方向飞去了。
  “特拉维夫,”斯科特说,“好,这是我想知道的。”斯科特抬头望了望美国国旗,它随风抖动,被风吹得直打稻,然后,他又看了看远处广袤的沙漠。“这个早晨可真美呀!”他说道,手里还不肯放下那副又短又笨的望远镜。
  但是,这种安宁就像流沙一样——看上去很美妙,很友善,但危险正在临近。
  当“自由”号驶过荒漠小城阿里什时,就已经被跟踪上了。大约半英里开外,4000英尺上空有一架以色列的侦察机在跟踪。6 点03分,机上人员报告以色列的海军总部:“我们只能看到船上的字母。我们已经向地面控制中心做了报告。”这些字母是“GTRS”,“自由”号的代码。“GTR ”是“广泛技术研究”的缩写,是美国国家安全局间谍船的掩饰身份。
  “自由”号驶过阿里什后,开往加沙地带。8 点30分的时候,它突然180 度转弯又往阿里什驶来,航速降到每小时5 海里。出现这种突然的举动是因为该船到达了阿尔法点,地图上标着这是它在西奈沿海曲线往返的终端。
  麦戈纳格尔船长有些担心离岸太近,会有危险出现。他问安全局在“自由”号上的头目大卫。刘易斯中尉:“如果我们开得太远,会有什么后果?”“上校,我们会受到攻击。我们要在超高频区域工作。那都是些敏感的东西。如果我们开过地平线,可能又回到了阿比让。这样我们有80%可能完不成任务。”听到这儿,麦戈纳格尔想了一会儿,然后下了决心。“那,我们就一直往前。”
  整个早上,侦察活动每30分钟进行一次。有一次,一架以色列飞机在船的右舷盘旋,然后又飞到了船的前部,最后朝西奈飞去。船上的拉里。韦弗说:“飞机上有一个大大的六角星,就擦着我们的桅杆飞。我们以为机翼会把桅杆弄折,我都能向右边的副驾驶员招手,他向我招手和微笑。我没有多想,因为它是我们的同盟,这毫无疑问。他们看到了船的标记和美国国旗。他们都能看到我的军衔。特别是离战区这么近的地方,国旗一定很醒目。”
  到了9 点30分的时候,阿里什的尖塔肉眼就能看到,像一望无际的沙漠上孤独耸立的一个桅杆。能见度为25英里,甚至更远。用一副望远镜,13英里外的每个建筑物都清晰可见。麦戈纳格尔认为那个尖塔十分醒目,可以用做标杆,以确定上午和下午航行的位置。雷达也监测到了这个尖塔。
  当时船上的人没有意识到,“自由”号一瞬间进入一个见不得阳光的地狱。就在这会儿,在尖塔附近,以色列军队正进行着罪恶的屠杀。
  以色列发动突然袭击后几分钟内就控制了中东的空中优势。开战后几小时内,以色列战斗机就猛烈轰炸了25个阿拉伯世界的空军基地,从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到埃及尼罗河上游的卢克索无一漏网。除了空中打击以外,以色列的地面部队使用机关枪、迫击炮、坦克等占领了耶路撒冷约旦控制区和约旦河西岸,它的鱼雷船控制了红海沙姆沙伊赫角。
  在西奈半岛,以色列坦克部队向苏伊士运河挺进,沿途把灼热的沙漠变成了杀戮的战场。一位以色列指挥官估计埃及在这次袭击中死伤人数达到7000—10000 人,“而以方只有275 人死亡。以军走过的地方尸横遍野。
  一队印度籍的联合国维和部队正朝加沙驶去,吉普车和卡车上悬挂着蓝色的联合国旗。路上,他们碰上迎面驶来的以色列坦克部队,这些维和士兵停下来,让到了一边。但是一辆以军的坦克却在几英尺远的地方转动坦克炮塔向他们开火。然后用枪猛击维和车辆的防风玻璃,并杀了两名维和士兵。其他的维和士兵想要增援时,也被机关枪打倒。另一辆以军坦克把炮筒伸进一辆联合国的卡车里,将它挑起以后,狠狠地摔到地上,车里的士兵不是死就是伤。在加沙地区,以军6 次袭击了悬挂联合国旗帜的办公地,共有14名联合国工作人员丧生。一位印度籍的联合国官员称之为蓄意地、惨无人道地屠杀联合国士兵。这只是揭开了屠杀序幕。
  到了6 月8 日,也就是以色列发动袭击后三天,关押在西奈的埃及战俘成了靶子。没地方关押他们,也没有足够的人手看管,更没有车把他们运往监狱。但是,有另外的方法处置他们。
  就在“自由”号进入阿里什后窃听沿途的情报时,以色列士兵把这座小城变成了杀戮的战场:他们正在有组织地屠杀这些战俘。在阿里什清真寺的后面,60个战俘一队,手被反绑着,一声令下,机关枪突突地扫射,把苍凉的沙土染成了红色。
  然后,他们再命令其他的战俘把这些被杀的犯人埋进大坑里。阿卜杜拉撒拉姆。穆撒曾挖过这样的坑,他回忆说:“我看到一排战俘、平民还有士兵站在那儿,然后,以色列人突然向他们扫射。后来,他们都死了,以军士兵就让我们把他们埋了。”
  就在旁边,另一队以军士兵刚刚杀死了30个战俘,然后命令一些贝都因人用沙子把他们埋了。
  以色列记者加比。布朗讲述了发生在阿里什的情景:150 名埃及战俘蹲在一起,双手放在脑后。然后,以军士兵命令他们挖坑,随后杀了他们。“我亲眼看到这些。
  那是6 月8 日早上,在阿里什机场附近。“
  以色列军事历史学家阿依。耶查克战后在军史部门工作。他说,他和他的同事们收集到了证据:数十个士兵承认曾屠杀过埃及战俘。据他讲,以色列军队残忍地杀死了1000名埃及战俘,其中400 名在阿里什被屠杀。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正占领阿里什以南地区的沙龙在多次战斗中曾亲眼目睹这种大屠杀。他的一位部下阿依。贝伦现在是一位退休的准将,他谈到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时承认1956年,他在西奈下令杀死49名战俘,“我手里拿着从埃及人那抢来的武器。我的上司拿的是一把乌茨机枪。那些埃及战俘就蹲在那儿,面朝向我们。然后,我们装上子弹不停地向他们扫射,他们根本没有机会还击。”还有一次,他发现一些战俘渴得要死就把水撒到沙子里,戏弄他们一番后,杀了他们。他说:“如果我受审判的话,那么至少一半的以色列官兵应该受到审判,因为他们和我一样。”沙龙辩解说,他是后来才知道1956年战俘被杀事件的,但是他拒绝透露是否曾采取措施处罚参与此事件的人,连他是否反对这种屠杀行径都没有讲。
  后来,在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以后,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指控沙龙应对屠杀行径间接负责。尽管沙龙有吓人的历史,或许正因为如此,1998年10月,他在由本杰明。内塔尼亚胡任总理的右翼内阁中任外交部长。后来,他成了保守的利库德集团的领袖。2000年9 月28日,他发动了以色列军与巴勒斯坦间最血腥的冲突,使得7 年巴以和平的努力付诸东流。沙龙曾挑衅性地访问过在犹太人中称做“圣殿”
  的穆斯林圣地哈马拉沙耶夫,接着导致了最严酷的流血冲突:200 多名巴勒斯坦人和数名以色列士兵丧生。1995年,沙龙在谈到以色列的战争罪行时说:“以色列不需要对这些负责,没有人能指责我们,没有。”
  谈到1967年西奈半岛的杀戮行径,阿依。耶查克说:“所有的军官,包括当时的国防部长穆撒。达扬和参谋长一一后来的以色列总理拉宾还有那些将军们都知道发生了什么。只不过没人愿意讲。”耶查克还说,不仅如此,那些上层指挥官还竭力掩盖事实,不允许透露关于1968年杀戮的报告。
  从流血冲突一开始,以色列人就竭力掩盖他们的战争行径。他们精心策划的谎言欲盖弥彰。所谓的埃及威胁、埃及首先挑起战争等,都是在对美国总统说谎,对联合国安理会说谎,对新闻界说谎,对人民说谎。一位研究美国海军史的历史学家理查得。史密斯在一篇文章中说道:“任何致力于透过重重烟雾还事实本来面目的努力碰到这些谎言都会感到遗憾的。”
  此刻,价值1020万美元并配备最先进的窃听装置的“自由”号就在这个充满谎言、欺骗和杀戮的地方。10点39分,阿里什的尖塔离“自由”号17英里以外,目标方位189 度。“自由”号以每小时5 海里的慢速航行着。
  10点55分,以色列的高级指挥官确信一艘美国电子侦察船就在附近。不仅阿里什的部队能够清晰地看到“自由”号,以色列海军总部也确定了这艘船的身份。
  早些时候侦察过“自由”号的以方空军把得到的情报交给了以色列空军总部的海军联络官帕奇。帕奇斯。他说:“我向海军总部报告了这一情况,我想他们已经从其他渠道获得了这一消息,或许是空军地面控制中心已经预先发了通报。”然后,他拿出一本《简氏年鉴战舰一览》,找“GRTS”的代码。随后,他给位于海法的以色列海军总部的副参谋长发了一份电报:在阿里什附近游大的轮船是美国海军的一艘电磁自动侦察船,名为“自由”号,代码GTRS. 马文。诺维奇回忆说:“凌晨我们从雅典起飞,一切就绪。”他乘坐的EC121 正调头飞回战区。安全局的其他机组人员都做好了出发的准备。这是他们的例行工作。VopZ中队每个月一般要经以色列和中东的阿拉伯国家飞行6 至12次。但是有苏联超级目标出现时,比如苏联舰队在地中海或挪威海演习的时候,他们就会增加飞行次数。诺维奇自己坐这种侦察机飞行的时间就已经超过了2000小时。
  在雅典机场,512 )情报处理中心正加紧分析处理截获的情报。3 位安全局希伯莱语专家已经到位,正着手处理录音磁带。这堆东西特别多,因为空军C130信号情报机组没有希伯莱语专家。所以,他们什么都录,凡是听上去像希伯莱语的都录。
  就像真空吸尘器,什么都往上吸,弄得情报人员不知道从何人手。
  EC121 机上的情报鉴定员负责搜集雷达信号,处理这些带密码的声音,把它们变成有意义的数据,他还负责领导机上的六位电子情报专家。另外几个监听人员被指派在别处监听甚高频和超高频录音电话信号。机上除了诺维奇能够翻译希伯莱语和俄语外,还有另外两位希伯莱语和两位阿拉伯语专家。
  飞机起飞后不久,谍报区便用安全幕罩了起来,以免这些活动让其他机组人员知道。监听声音情报的是一对甚高频和超高频接收器,以色列人惯用超高频发报而阿拉伯人习惯用俄制甚高频发报。另外,为了记录所有的无线电通讯,还有一台回间轨的录音机,上边装有时间控制和频率指示。诺维奇有另外一套设备:一个波长分析仪,用于监测雷达上100 至150 兆赫、200 至500 兆赫之间的信号。它特别适用于寻找新的信号。
  到了中午,当飞机越来越接近出事地点时,信号开始频繁起来。指针时而快速划出又黑又大的线条时而又停止不动。诺维奇回忆说:“我们进入战区时,战斗已经开始了。很显然,以军在攻击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很快,我们所有的记录器都全速运转。每一位置都有两台接收器截收情报。”
  除了记录以色列和埃及军队和飞行员的声音外,这些专家还记录下大量别的声音。他们向情报鉴定员大声喊出他们记录的东西,然后情报鉴定员指示那些电子情报人员据此去搜索相应的雷达活动。有时,电子情报人员截获了一个雷达信号,然后交给这些语言处理专家搜寻相应的声音活动。有一种重要的仪器叫超速追踪仪,电子情报人员主要用它来截获、模仿、辨认雷达信号,它还可以反向追踪,找到这些信号的来源。
  特拉维夫以北60英里的卡尔梅勒山顶有一座建于20世纪20年代的黄褐色建筑,它曾是英国皇家空军的基地,后来被以色列占领了。这座名为斯特拉玛萌斯的建筑的顶层是一个作战指挥部,建在一个突起的平台上,里面悬挂着一张大大的以色列及周围地区地图。站在屋顶上,海军官员能看到该地区船只位置的变化,就像现在的空军侦察机随时会报告船只位置的变化一样。p 天早上开始,“自由”号一直受到监视。一位“自由”号军官说:“从凌晨5 点到下午1 点,飞机在我们上空共盘旋了13次。”
  到了中午,“自由”号再次出现在阿里什附近水域,岸上以军士兵正在进行惨无人道的杀戮。斯特拉玛萌斯的海军人员接到一位陆军指挥官的报告:有一艘船正从海上向以色列进行轰炸。当时在阿里什附近的只有“自由”号,它只是在进行谍报活动,并没有武力挑衅。任何人一眼就能看出,船上4 挺小口径机关枪射程无法到达岸上,更不用说阿里什城了。事实上,这种枪的最远有效射程是2200码,也就是一英里多一点。这么一条老掉牙的二战货船,插着天线,慢慢“蠕动”,根本形不成任何威胁。它的惟一威胁是截获的情报。
  从“自由”号离开西奈开始到现在,以色列海军和空军已经密切注意它的行踪超过6 个小时了,他们甚至对它进行了拍照,肯定已经确认这是一条美国电子侦察船。他们明知这一地区只有这一条军用船,还是下命令要干掉它。到了12点05分,3 艘鱼雷摩托艇驶向50英里外的“自由”号。以色列空军战斗机装载着30毫米口径的机关炮、火箭,还有凝固汽油弹紧随其后。
  下午1 点41分,鱼雷艇盯准了“自由”号的位置,要求空军战斗机予以打击。
  在“自由”号的舰桥上,麦戈纳格尔船长看了看绿色雷达屏幕,此时船的位置离阿里什的尖塔25.5海里,位置是东南方向。舱面指挥官劳埃得。佩因特中尉也看了看雷达,现在他们离岸17.5英里。这会儿还不到下午2 点。
  麦戈纳格尔热爱航海,他喜欢每时每刻都感受到船底海水的运动,恨不得到了一个地方赶紧又去另一个地方。他的一位上司说过:“他热爱大海,在港里总是闲不住。他最不能容忍的是机器出了小毛病耽误航行。”他于1925年11月19日生于堪萨斯的威奇托,说话带着重重的鼻音。他是二战后第一批加入海军的士兵,在扫雷艇上亲身经历了朝鲜战争,赢得六星后勤勋章。曾指挥过几艘小型补给船,在1966年4 月接手“自由”号,成为船长。
  一位海军机动部队指挥官曾认为“自由”号是军中最难看的一条船。可能他觉得本来应该放置枪炮的地方却到处都是奇怪的天线,哪个方向都有:有细细的甚低频天线、圆锥形电子干扰天线、气门天线、船舷上的微波天线,还有长达35英尺的鞭状天线。最常见的是放置在船尾的16英尺长抛物面天线。
  尽管处境危险,船上的官兵还是尽量保持一种平常心态。拉里。韦弗正站在军医的门外等着看耳朵。他体重184 磅,身体健壮,每天都到船上的健身房里运动。
  因为马上要退役了,所以已经找好了一份工作,在弗罗里达的柏树公园做划水员。
  他能赤脚划水9 英里,所以对这份工作特别有信心。
  海军俄语高级翻译布赖斯。洛克伍德是在西班牙罗塔中途停留时接到任务的,当时他真是硬着头皮来的,他妻子和女儿现在都不知道他到底在哪里。由于上船的时候没来得及,他不得不去船上的小店买些T 恤衫和内衣。这会儿,趁任务还没开始,他正坐在床上在新买的内衣上缝上名字。
  在船尾,斯坦。怀特正忙着修理这些烦人的抛物面天线。他是海军高级技师官,主要负责修理船上截获情报和破译密码的仪器。这个巨大的抛物面形接受器以前能够与米德堡的安全局有关部门进行快速、直接、安全的通讯,先决条件是通讯时这两个地点必须同时接收月亮的照射。但是,目前的问题是这艘船一直在泄漏液体。
  还有速调管是关键部位,现在也烧坏了,怀特正准备把它换掉。
  在甲板下面的监听操作室里,电子情报人员正眼睛盯着绿色的雷达屏幕,耳朵仔细听着异常的信号。一级士官查尔斯。罗雷负责电子监听。他说:“上级命令我特别注意异常信号。我向他们报告我听到潜水艇发的信号……我就信号的全长进行分析,它的符号、间隔,但无法破译,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我百思不得其解……便传给了国家安全局。”但国家安全局做出了不一般的反应:“他们说我应当受到责骂。他们说那是英国双电流电X 密码。我十分清楚不是那么回事。”
  在舱面以下低于水线的位置放置的是摩尔斯电码,还有俄语、阿拉伯语声音截获装置。在舱壁上,相连的打字机和录音机在不停地接收着战况。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搜集情报确定埃及空军苏制轰炸机,包括像停靠在亚历山大的图一95型战斗机是不是正由苏联飞行员驾驶并由苏联地面控制中心控制。“自由”号深人战区的重要使命就是获得苏联是否参战的第一手资料。
  船上另外一个房间里,电讯人员正在一种特制的、经过加密的通讯设备旁忙碌着。
  旁边的协调室里,一些技术人员把那些用过的文件都销毁,防止被敌人窃取。
  另外一些人员正破译、传送刚收到的信号情报。布赖斯。洛克伍德主要负责这项工作,“破译、传送情报的过程包括:辨别出谁在讲话,信号从哪来,网络上的其他站点,把这些信号整理成有意义的材料,交给服务对象,主要是安全局。中央情报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
  岸上战事正酣的时候,协调室里也打了起来。一位阿拉伯语情报处理专家支持埃及一方,还在他的桌子上摆了一面埃及国旗。洛克伍德回忆说:“同屋的其他人走过来,拿起打火机,对他开玩笑说:”埃及那边怎么了?‘然后,他们就把那面埃及国旗烧了。他火了,走过去,对他们说’住手‘,然后把火扑灭。后来,双方都急了。“一些支持以色列的家伙开始报复。他们用电报纸叠成一个长16英尺宽12英尺的大东西,用蓝色的钢笔在上面画出一面巨大的六角旗,然后把它钉在舱壁上。
  麦戈纳格尔船长对帕特中尉大声说:“你最好叫机枪手做好准备,他们可能要向我们开火。”此刻,他正站在甲板的右舷上,注意到一队不明身份的战斗机摆出攻击的架势迅速朝他们飞来。
  拉里。韦弗听到轰鸣声时还在军医的门外站着呢。就在几分钟以前,广播还说救生艇的引擎需要检修。他回忆道:“突然之间,我听到砰砰砰的巨响,我想,该死,飞机真的来了,就在我们头上。事实确实如此。接下来,我们听到轰的一声,然后,我们跑到了指挥室。”
  斯坦。怀特当时觉得仿佛有人往船上扔石头似的。他说:“过了一会儿,又开始了。然后,指挥室里传出嘈杂声,船长大叫着,于是我们意识到这可不是平时的训练。不久,波导天线被炸成碎片,碎片和火星落了我一身。”
  布赖斯。洛克伍德说:“当时,我马上意识到发生的事情。于是,我放下手里的活儿,跑到协调室下面的指挥室。”
  以色列的幻影战斗机事先没有发出任何警报就突然实施空中打击。帕特中尉看到这架飞机根本没有任何标志,所以无法辨别其身份。他试图与机上的两名飞行员取得联系,但是一切都太迟了。帕特中尉说:“我想和他们取得联系,我看到了他们,虽然看得不是很清楚。接下来,他们开始空袭我们,周围浓烟滚滚,炸得碎片到处都是。飞机还轰炸了驾驶台。当时,海军下士克拉斯。波拉德就站在我旁边,他受伤了。”
  到了太阳落山的时候,整艘船已经是残破不堪,到处是烧焦的焦油味儿。一枚炸弹在驾驶台的救生艇旁爆炸,操舵室和驾驶台里的人都炸上了天。麦戈纳格尔船长抓住引擎操纵信号器,大声喊话。
  以军幻影战斗机的飞行员报告基地:“船上的油已经泄到水面上了。”
  查尔斯。罗雷是船上的电子情报专家兼摄影师。此时,他拿起尼康相机跑到驾驶台上想把飞机照下来。但是,他也受伤了。他回忆道:“飞机把我的相机炸飞了。
  我是受伤比较早的。“
  通讯室里,通讯员詹姆斯。赫尔曼和约瑟夫。沃德刚刚把残破的天线和设备攒好,正在给第六舰队发报,告之这一惨剧,虽然头顶上以军正猛烈轰炸。赫尔曼拿起“自由”号的声音呼叫信号大声说:“听到了吗?这里是石星,我们正遭受不明身份的飞机轰炸,需要立刻增援。”
  一个以色列的飞行员说:“太棒了,太棒了!它着火了。”
  布赖斯。洛克伍德冲进调度室时,绝大多数的情报人员还正忙着寻找信号的位置。突然,一位俄语专家跑到他面前,兴奋地说他们终于找到苏联在埃及进行军事活动的证据:“嘿,中士,我找到他们了,找到了。”洛克伍德问:“找到谁了?”
  “我找到俄国人了。”
  此时,操作人员开始搜寻电波,试图找到袭击他们的对象。洛克伍德和其他人员开始做好反击的应急准备。一位善于海战的语言学家准备好白色的帆布潜水袋,每个大约5 英尺高。这些袋子下面有一个又大又平的铅垂和铜制的装置,灌进永后可以迅速沉人海底。顶部是一个绳扣。洛克伍德对大家说:“这里是存放那些声音录音带资料的地方。由于这里这样的磁带太多了。所以我们用这样的袋子存放。这些录音主要是埃及那面的。除了磁带外,还有许多的笔记和整理的资料都放在这里。”
  2 点09分,在克里特岛附近的美军“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收到了“自由”号的求救信号。但是,“萨拉托加”号发出信号:我等待下一步命令。
  以色列战斗机在进行猛烈的空袭后,把目标对准了船上的天线,以切断“自由”
  号与外界的联系,这样它就无法求援或继续搜集那些骇人听闻的情报了。船上的高级指挥官斯坦。怀特回忆说:“他们好像知道天线的准确位置。船上的中尉军官大卫。刘易斯主要负责向安全局报告工作,他也这样认为。他曾说:”每个高频天线的接口都被打了一个洞。能够在攻击一开始就毁掉我们所有的通讯设备,这样的热导导弹安装需要精密的计划。如果有人认为这是误炸,这将是人类历史上计划最精密的误炸。“‘几分钟后,”自由“号上的报务员没有听到答复,于是他又重复呼救:”图解,图解,这是石星。我们还在遭受不明身份飞机的轰炸,请求立即支援。
  “”萨拉托加“号要求提供密语暗号,否则不予援助。但是,密语暗号在刚才的空袭中已经被毁了。”自由“号也是无可奈何。于是,船上的报务员气急败坏地对着话筒喊:”狗娘养的,听听该死的枪炮声,你就知道了!“岸上的阿里什杀戮还没有停止。以色列的指挥官向总部报告说:”该船受到重击。黑烟滚滚。船体还在漏油。“
  以军飞机接下来打击的是船的驾驶台,大副牺牲了。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自由”号变成瞎子。现在“自由”号已经又聋又瞎,不能动弹,孤立无援。于是以军战斗机下一步就是要毁掉它。以军的这些炮火可以摧毁最坚硬的坦克,现在轰炸“自由”号的钢板就像热钉子穿黄油,炸弹在船上开了花,睡舱里的人全死了。
  以色列军队在岸上继续杀戮的时候,他们自己还有“自由”号都没有察觉头顶上有人在监视。直到现在,大约35年以后,根据国家安全局记录的情报、秘访和文件,人们才发现国家安全局隐瞒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自由”号出事那会儿,它的一架飞机正在上空执行侦察任务。那架飞机截获的情报可以解释关于袭击的一些关键性问题,这也是安全局的绝密。
  在袭击发生前2 小时,海军EC121 电磁探测飞机已经从雅典起飞返回东地中海执行例行的巡查任务。飞行路线是:先从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飞往阿里什,然后再返回。“我们进入情报区时,战斗已经打响,”马文。诺维奇说,“很明显,当时以军正在戈兰高地重击叙利亚的军队。进入情报区后,我们所有的录音设备很快就收到各种信号,希伯莱语和阿拉伯语的都有。情报鉴定员传过来从阿拉伯世界和以方截获的空中信号。我们忙得焦头烂额。”
  几个小时以后,大约是以色列从空中打击“自由”号的时候,一位希伯莱语专家兴奋地告诉诺维奇,他从安全的内部通讯系统中监听到一些东西:“头儿,听听,超高频上传来些怪东西。他们提到美国国旗。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诺维奇问他频率是多少,然后调到那儿。“确实如此,以军正对某个目标实施空中打击。我刚刚告诉情报鉴定员了,只是一些只言片语,因为我们不能确定发生了什么。”过了一会儿,这种信号逐渐平缓了。
  在船上的安全局工作间里,特里。麦克法伦头上带着耳机,正在监听。他隐隐约的感到有刺眼的光穿透“自由”号的舱壁。但他没有意识到那是具有极强穿透力的曳光弹正在撕裂“自由”号的船体。曳光弹在穿透舱底时还发出一种铁条般的声音,然后,麦克法伦抬起头看到一个绰号为“红脸”的水手阿丁顿从舷梯上跑下来,右腿鲜血淋漓。他说:“有人正在空袭我们。”
  袭击刚刚开始的时侯,拉里。韦弗跑到了指挥室。指挥室就建在旧的直升机停机坪下,因此他一下子就暴露在敌人的目标下。他抱起一个已经晕了过去的船员,把他推到一个安全的角落,并对他说:“弗雷德,你就待在这儿,不许动,因为他们马上要炸船的中部。”他大声对他说,也许是对他大喊大叫,最后,他说那位船员就待在那儿不动了。韦弗自己只能躲到一个小的导缆钩下面:“那个地方小得不能再小了,我在闭上眼以前,抬头看到美国国旗。这是我受伤前看到的最后一样东西。然后,我闭上眼睛,等着灾难的来临。火箭和炮火击中了我,我身上有100 多处伤痕。我一下子就飞了起来,得有四五英尺那么高。到处都是血。我觉得仿佛有热乎乎的电流传遍全身。”
  斯坦。怀特当时正往船上安全局的工作间跑,周围一切惨不忍睹。他说:“太可怕了!甲板上乱七八糟,我碰到一位我的同事,他是电子情报专家。他的肩膀上被打了一个洞,胳膊上都穿透了。头上炮弹、火箭呼啸而过,我从未见过一个人受了这么重的伤居然还在动。”
  劳埃得。帕特当时也正往指挥室跑,“我使劲地跑。跑到指挥官的休息室门口时(过了休息室就是甲板),我看到船上负责收发信件的约翰。斯宾塞下士躺在那儿,身子炸成了两半。”
  幻影战斗机走后,超级幻影战斗机又来了。它先从船头炸到船尾,然后再炸船舷两侧。事后,根据分析,船体和上层建筑共遭到821 处打击。除了火箭、大炮和机关枪外,幻影式战斗机还携带1000磅的炸弹和凝固汽油弹。爆炸声震耳欲聋,驾驶台顷刻之间就消失在一团黄黑色的火球之中。麦戈纳格尔船长躺在血泊之中,鲜血顺着腿流进了他的鞋子里面。过了片刻,以军战斗机又回来了。扫射之后,又是火箭和汽油弹的狂轰滥炸,船上血肉横飞。
  “汽油弹随时会把它炸沉,”有人对正在阿里什的以军南方部队指挥官大声说。
  当时阿里什的以军正忙着掩埋战俘的尸体。
  每隔45秒钟,幻影式战斗机就会释放新一轮的汽油弹。这是一种银制金属胶状汽油委弹,能够顷刻之间将“自由”号焚毁。以军的飞行员似乎这样做还不满足,他们向总部报告说:“要是能有钢弹就好了!要不然,还得等海军过来把它击沉。”
  二战时,在中途岛战役中,美军俯冲式轰炸机就是用这种炸弹10分钟之内击沉了3艘日本航空母舰。
  一个操舵员跑到了一片狼藉的甲板上。他对帕特中尉大声说:“船长受伤了,主舵手死了,副手也快不行了。”中尉赶忙跑到驾驶台上。
  以军的飞行员向总部报告:“请注意,该船的标记是查里探戈罗米欧5 ,”代表CTRS. 其实“自由”号的标记是GTgrs.由于美国国旗早就被打了下来,他接着说:“该船没有国旗标志。”
  总部指示他:“离开那儿,不用管了。”
  最后一架战斗机投完所有的炸弹后离去,整艘“自由”号变成了一片火海。船员们把受伤的同伴抬到临时用管子和电线搭成的担架上。负责抢修的人员清除了走廊里的滚滚浓烟和炙热的气体。休息室成了一个鲜血淋漓、满是碎尸的地方。事后调查表明:至少需要15架飞机才会造成这么大的损害。
  空袭后几分钟,大约是2 点24分的时候,新一轮的恐惧又向船员袭来。当时,船上的摄影师查理。罗雷正躺在病床上接受治疗。那种穿透力极强的炸弹正炸着舱壁。他透过窥视镜看到3 艘62吨级的摩托鱼雷艇摆开进攻的架势迅速靠近“自由”
  号,航速为每小时40海里。这些法国制的鱼雷艇装有一个40毫米口径的大炮,两个20毫米口径的大炮和两枚鱼雷。它们一字排开,机枪和鱼雷对准了“自由”号的右舷船体。麦戈纳格尔船长看到以军战斗机毁了美国国旗,就命令通讯员迅速升起另一面国旗,这是船上最大的一面国旗——“假日国旗”。
  鱼雷艇迅速开火。一颗穿甲弹炸穿绘图室后,落入操舵室,炸死一名舵手。在这轮轰炸中又有三位船员丧生。
  EC121 电磁侦察机上,那位希伯莱语专家又叫诺维奇过来。诺维奇说:“他又听到了一些新的东西:他们又提到美国国旗。我调到了那个频率,可以从波谱分析仪上看到信号,但是听不到任何声音,于是我和那位希伯莱语专家一起听。从信号分析,那肯定是在发动进攻,还多次提到美国国旗。而且进攻一方不是飞机,一定是地面部队(后来我们通过美国512 )号得知是以色列的摩托艇)。但是,我们都没有监听过这种进攻,所以不知道下面发生了什么。我告诉了情报鉴定员,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麦戈纳格尔船长用扬声器大声喊:“注意鱼雷进攻,右舷。”以军已经做了充分准备。2 点37分,203 号鱼雷艇上的19英寸德国制鱼雷的安全阀打开,直接对准“自由”号上安全局的工作间。共发射了5 枚鱼雷,其攻击力足以击沉任何一艘航空母舰。要是全部或绝大部分鱼雷击中“自由”号,它将马上沉没。奇迹出现了,只有一枚击中船体。但是,“自由”号还是撑不住了。
  船上安全局的工作间里可以听到外面爆炸的声音越来越大,海军军士罗尼。坎贝尔把一张纸塞进打字机里,他在给他妻子写信:“亲爱的爱琳,你根本无法想象我们这儿发生了什么事……”
  布赖斯。洛克伍德就在附近。他一直忙着把装着绝密磁带录音文件的应急袋拖到主甲板上来,然后抛到海里。这会儿,他正从安全局的房间出来往走廊里跑。他后来回忆说:“几秒钟以后,我感觉到一个庞大的物体落在附近,紧跟着是剧烈的爆炸声,是鱼雷。我离它不到10英尺。当时,我脑子里闪过的头一个念头就是:”
  这下完了,我也该回老家去了。好歹露娃和孩子们有人照顾。‘我旁边共有25个人被炸死了。“鱼雷正好击中安全局的工作间,里面的人几乎无一幸免,有些被当场炸死,有些是后来被淹死的。罗尼。坎贝尔是被淹死的,当时他还没有写完给妻子的信。洛克伍德说:”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以军鱼雷就在刚刚悬挂在右舷上的六角星旗旁边几英尺内炸的。“G 组的富兰克。拉文后来对一些幸存者谈起这件事:”他们告诉我,他们亲眼看到鱼雷就在附近。鱼雷是从船的侧面进来的。当时还没有爆炸。鱼雷当时就在房间里,正好从船体的侧面射入。他们手足无措地钻到桌子一类的东西底下,就在这会儿,鱼雷爆炸了。“
  在甲板上,人们正在紧急治疗无数的伤员。唐纳德。佩奇勒刚刚给伤员输完血。
  听到鱼雷攻击警告后,有人告诉他先离开甲板,躲到别处去。他说:“我照吩咐去做了。”
  斯坦。怀特听到警报的时候正要往舱口跑。“我们蹲了下来,打起精神,靠着舱壁等着。你可以听到鱼雷艇上炮弹的轰鸣声,仿佛过了很长时间,其实不长,我敢肯定。然后,鱼雷来了。船体有些向上摇摆,浓烟滚滚,灯全灭了。之前我曾祈祷过,之后,我又在祈祷,保佑我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我们结婚后很长时间才要的孩子,我想我与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
  听到警报时,拉里。韦弗的肠子已经炸飞了,当时他正躺在一个桌子上。他说:“我感到热血直流。我听他们说:”做好鱼雷攻击准备。右舷。‘于是我说:“弗雷德,给我一件救生衣,给我一件。’鱼雷爆炸了,它像一个巨人,抓起这艘船把它抛了出去……后来我听到有人说准备弃船。”
  尽管韦弗伤势很重,但还是向一条救生筏爬去,“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住。
  我记得双脚都是血,走过甲板时,血流如注。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一幕“。但是,当他走到救生筏前时,救生筏已经被炸坏了。”所有的希望都成了泡影。一切都荡然无存……然后我看见旁边是一个人的一双脚,枪炮声震耳欲聋。刚刚他还在那儿,眨眼间,他就不在了。我拖着腿使劲往前走,尽力抓住栏杆。到处是血,朝下一看,我正站在他的被炸飞的大腿上。我记得他血肉模糊的腿就在我的脚下。“
  敌人的鱼雷艇还没有停止攻击。韦弗和其他一些伤员都被安置在简易的担架上。
  他回忆道:“我们躺在那里,听起来仿佛我们都在祈祷。听起来就是这样。因为所有躺在那儿的都是伤员,所以我们都在祈祷,以同样的音调祈祷。我还记得祈祷的音调。我们能听到炮弹打中舱壁的爆炸声,真是不可思议。我害怕地闭上眼睛,我想可能永远也不会再睁开了。”
  这会儿,布赖斯。洛克伍德就在安全局的房间附近,他被炸得晕了过去。醒来时,他发现到处都是冰冷的海水。他身边死了二十多位监听员、分析员和通讯人员。
  海水是从水线以下一个巨大的鱼雷洞中涌人的。浓烟、汽油和黑暗笼罩着周围。洛克伍德听到了呻吟声,他身后有人还活着,是约瑟夫。伦第尼。他的腿被穿甲弹炸碎了,然后又被鱼雷击中的舱壁拍了一下。尽管困难重重,洛克伍德还是帮助伦第尼把腿挪了出来,背上他,爬到上一层。然后,洛克伍德又晕了过去。
  当他再次醒来时,水越来越高,都把他淹没了。逃生的意志支持着他,他又一次把伦第尼背上肩膀,接着往上爬。现在舱口已经堵上了,船也不会再往下沉了。


  两次、三次、四次……他每次都是一只手拿着手电筒,另一只手使劲敲打舱口,边敲边使劲喊。水不断往上涨。他每次都要把伦第尼先放下,然后再回来背他,再爬台阶,再继续敲。最后,一个负责核查船体损坏程度的水手打开舱口时发现了洛克伍德和伦第尼,虽然伦第尼的腿已经不行了,但他还活着。后来洛克伍德因为这种英勇行为而获得银星勋章。伦第尼活了下来。他是洛克伍德救过的两个船员之一。
  空袭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一艘船用英语发出信号:“你们需要帮助吗?”麦戈纳格尔没有办法答复,只好扯动旗子示意该船行动困难,请他们不要靠近。但是,鱼雷艇继续进攻,不仅朝船上开火,朝救火人员开火,朝救援人员开火,甚至朝救生筏开火。拉里。韦弗的救生筏就被炸毁了。他说:“他们一定知道救生筏在哪儿。
  他们恨不得把救生筏都炸了。“
  “自由”号船员弃船以后,以军为了不留活口,甚至把水中仅有的几条救生筏也炸毁了。劳埃得。帕特中尉负责拯救工作。他说:“水中的救生筏上全都是弹洞。
  我当时胆战心惊。“斯坦。佩固特现在是船上军衔最高的指挥官了。他也目睹了这一切。”谁也没料到会有这么一天,“他说,”弃船命令下达以后,我们只剩水里几条逃生船了。但是这些也被敌人鱼雷艇上的机关枪打坏了。很明显,敌人不想留活口。“
  跳上救生筏也不是办法。水手唐。佩奇勒说:“你要是不想跟船一起沉下去,就得上救生筏。上去之后,这些敌人也会朝我们射击。我们坚信他们根本不想留活口。”
  那天早上,以军在岸上大肆杀戮平民和战俘,现在又要将“自由”号和船上的全体官兵埋葬海底。目睹这一惨剧的还有船上的钳工菲利普。托尼,“救生筏一放到水里,就沉了下去。他们好像拿我们当靶子。他们想要杀了所有的人”。曾任士官的拉里。索恩也目睹了这一幕。他说:“他们绕着我们的船转了几圈,仿佛又要发动新一轮攻击。”菲利普。托尼说:“我们最害怕的就是以军的突击队会再回来,把我们都杀了完事。”
  以方并不知道美国国家安全局到底得到了什么情报,但是他们做好了最坏的准备:也许美国国家安全局已经掌握了那天早晨几英里以外以军杀戮平民的证据。这些将是毁灭性的证据,它足以证实以色列高级军官认同这些严重的战争罪行。
  事实上,安全局确实截获了许多以军情报。情报部主任查尔斯。罗利说:“我们监听到以军的通讯情况。”这些截获的情报将在雅典的秘密情报中心或安全局总部进行分析处理。
  “自由”号还在继续燃烧,水从右舷一个44英尺大的洞不断涌入,负责抢救工作的船员冒着以军的炮弹正在进行抢修工作,而船长麦戈纳格尔心里盘算着想把船沉了。他看到一艘鱼雷艇上悬挂的是以色列国旗,他怕以军士兵登上“自由”号,杀掉尚活着的船员,拿走绝密的安全局文件(由于以军士兵和鱼雷不断的攻击,船员根本无法把那些应急防水带子扔进海里)。为了避免这一切的发生,船长告诉主舵手乔治。格尔登中尉他看到了以军的国旗。格尔登说:“他告诉我,希望马上沉船。我告诉他我们搁浅了,水深只有35至40英尺,所以这行不通。要是想沉船的话,必须把伤员和所有的船员都抬下船,把船驶到深水区才行。然后,他问我沉船需要多长时间。我告诉他按下按钮后大约需要多长时间船可以沉没。
  在高空,EC121 电子侦察机正在继续监听下面发生的战斗,但是他们再没听到有人提到美国国旗。飞机上的指挥官诺维奇说:“不久,我们就要返回雅典了。返回途中,我们还监听到了一些对话,后来什么都听不到了。我和情报监听员想尽办法想要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反复听磁带,还是无法弄明白到底怎么了。只是我们隐约觉察到一艘悬挂美国国旗的轮船可能遭到了以色列空军和地面部队的袭击。”
  飞机刚刚降落在雅典机场的希腊空军专用地以后,诺维奇和情报人员直接来到了情报中心。诺维奇说:“我们回到美国空军一512 )时,它已经收到关于美国船‘自由’号遭到袭击的相关情报。我们被问及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获得这方面的情报?我们大胆地说是的。然后安全局的文职官员拿过我们的磁带开始破译。
  很明显,以军空军和摩托艇攻击的是一艘在东地中海航行的船只。虽然他们并没有提及船名或船号,但是这艘船肯定悬挂的是美国国旗。因此,我们认定这是‘自由’号。虽然,当时我们不敢肯定它就在出事海域,会成为被攻击的目标。“当时,诺维奇从截获的只言片语中认定这只是误炸。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是否向安全局紧急情报部报告此事。诺维奇说:“经过反复斟酌,我们决定不向紧急情报部通报此事,因为我们的情报时间太长了。按照要求,情报必须在出事的15分钟之内送到才有效,而我们的情报都超过一天了。于是我们决定回塞维利亚宾馆,放松放松。但是我们始终搞不明白为什么‘自由’号试图离开出事地点时船上混乱不堪,仿佛灾难临头。”
  位于克里特岛南面的第六舰队当时距离出事地点450 英里,舰队接收到了“自由”号刚刚遭到袭击时发出的求援信号。高频通讯系统立刻运作起来。在下午2 点50分(“自由”号时间),也就是空袭发生后50分钟,第一轮攻击尚未停止的时候,美军开始了救援行动。在克里特岛附近巡航的“美国”号航空母舰上,4 架天鹰式A4战斗机起飞开始行动。同时,“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也接到命令派遣4 架AI攻击机去往出事地点保卫“自由”号。下午3 点05(华盛顿时间早上9 点05)第六舰队通知“自由”号:“飞机已派出援助你们。水面舰艇正在途中。”
  早上9 点(“自由”号时间下午3 点),紧急情报部收到“美国”号航空母舰(或许是“萨拉托加”号)发来的第一份情报,安全局信号情报中心雪白的电文纸上啪啪地打出了情报内容。这份情报迅速交给了指挥中心的卡特将军。卡特的办公室在第9 层,当时在办公室里的还有副主任托德拉。9 点28分(“自由”号时间下午3 点28分),卡特发出紧急警报命令:“美国船‘自由’号在地中海北纬32度东经33度附近受到袭击。要求所有通讯各就各位,随时报告。”
  国家安全局收到紧急情报后11分钟,五角大楼的电话响起,欧洲总部通报“自由”号受到战斗机的袭击。
  此刻,约翰逊总统正在与国会领导人通话,对他们软硬兼施,以就几个悬而未决的法案达成共识。几分钟后,罗斯托的电话打了进来。他急切地对总统说:“‘自由’号在地中海遭到鱼雷袭击。该船位于埃及以北60至100 英里远。第六舰队的侦察机已经起飞。没有潜水艇或水上部队参与此事的资料。有新情况随时向您报告。”
  五角大楼内,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要求安全局的卡特将军提供该船的准确情况和人员伤亡等。卡特告诉了自己手头掌握的情况,并说海军安全部门负责指挥这条船,他们有第一手的情报。卡特还告诉国防部长他将立刻让海军安全部门负责人拉尔夫。库克给国防部长回电。卡特马上给库克的办公室打电话,却发现原来库克在看牙医。库克的副官托马斯上尉接了电话。卡特告诉他立即与国防部长通电话。
  国家安全局最担心的事现在成了事实。托德拉说:“考虑过人员安危之后,我和卡特将军都认为由于船体所在水域的深度和船与岸的距离,必须采取措施处理船上的文件。”托德拉随后给联合侦察中心打电话,告诉值班的海军上尉万亚德:“尽最大可能烧掉船上的文件,抢出船上的电子设备。”
  但是,根据国家安全局绝密文件显示,托德拉没有想到的是华盛顿的一些高级官员希望首先考虑的是避免让以色列政府尴尬。托德拉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万亚德在谈话中提到某些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华盛顿高级官员考虑让‘自由’号沉没,这样新闻记者就无法拍到照片来煽动公众对以色列的反感情绪。我对此不敢苟同。”
  后来,托德拉就这次谈话做了备忘录,封存起来。
  船上的绝密情报越来越让人担心,卡特说他曾经想命令“自由”号立即逃离出事地点以避免重大损失。后来有情报说船体所处水域太浅,船上情报和设备容易落人敌人手中。如果船沉在那里,船上的绝密情报处境危险。卡特告诉万亚德:“如果轮船要沉没的话,沉没地点必须保密。而且要把船上的敏感资料事先拿走。”
  他们还研究了派“贝尔蒙特”号来取代“自由”号。很快关于“自由”号事件的一套谎言就编好了:“这是一艘通讯研究船,在目前形势紧张的情况下,偏离原航向以测试整个地中海地区几个美国使馆之间的通讯连接能力。”
  “美国”号和“萨拉托加”号上的飞行员接到指示击退一切企图对“自由”号发动进攻的行为。他们于下午3 点45分(华盛顿时间早上9 点45)被弹射到空中飞往“自由”号的出事地点。
  下午4 点(华盛顿时间早上10点),船员们还在大声呼救。报务员沃德用话筒大声叫道:“闪电、闪电、闪电,我迷失了方向(他当时不知道哪一方在控制通讯)。
  我们正在受到飞机和高速水上舰艇的袭击。我再重复一遍,闪电、闪电、闪电。“
  到这会儿,这种没有加密的声音通讯已经持续了两个小时。以色列在战争期间一直试图控制通讯线路。如果当时是以方控制通讯,他们早就担心美国的战斗机什么时候会来了。
  罗斯托在早上10点14分(“自由”号时间下午4 点14分)从白宫作战室给约翰逊总统打电话,告之“自由”号右舷受到重创。“萨拉托加”号航母上已经有4 架战斗机起飞。总统担心的是苏联飞机和潜水艇发动了袭击,这样美国就将与苏联开战了。后来,他召集所有的幕僚在作战室紧急开会。
  沃德再次发出求救信号的时候,美国海军驻特拉维夫的司令官欧内斯特。卡斯尔被以色列国防部紧急召见。他被告之以军空军和海军误袭了“自由”号。卡斯尔迅速赶回住地,并于下午4 点14分(华盛顿时间早上10点14分)给华盛顿就事态的发展发了一份急电。国家安全局的答复是在卡斯尔被召见前15分钟,发电报前30分钟就已经知道了以军的行动。国家安全局从未解释他们是如何得到情报的。
  约翰逊在白宫得知袭击不是来自苏联和埃及一方时,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了:总算不会有战争了。但是他十分担心苏联通过信号情报、雷达或侦察会觉察到一个美军飞行中队正急速飞往战区,如果他们怀疑美国突然卷入战争,他们也不会袖手旁观。所以,上午11点17分,他通过热线给克里姆林宫发去信息。
  作战室旁边的小房间最近异常忙碌。哈里。雷克夫德是俄语海军密码破译专家。
  自从出现战事危机以来,他已经给莫斯科发了好几份热线电文。这时,他刚刚打好一份电文,白宫的电话就响了。总统翻译、陆军上校保罗斯基拿起电话,听完指示,告诉雷克夫德务必通报莫斯科等待紧急通知。雷克夫德立刻停手,删掉已经打了的几行字,把“务必等待紧急通知”发了出去。然后,根据保罗斯基上校的口述,雷克夫德打出以下紧急通报:我们得知一艘美国补给船“自由”号刚刚在塞得港附近被以军用鱼雷误伤。我方已经指示我驻地中海的“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派遣飞机前往出事地点进行调查。我方希望你方了解“调查”是这次飞行的惟一任务。希望你方采取适当措施。我们已经向切尔亚科夫通报了这一情况,但是我方认为你方有必要及时了解事态的进展。
  电文于上午11点24分(华盛顿时间)到达克里姆林宫,柯西金总理大约45分钟后回电,说美方电文已经传给华约组织。
  “自由”号上800 多个弹洞还在冒黑烟的时候,掩盖事实真相的活动已经开始了。袭击事件发生后几小时,以方就要求约翰逊总统不要公开此事。一位高级官员透露,只有极少数人知道“驻特拉维夫使馆来电,要求不要公开此事,因为美国船只出现在冲突区域只会引起阿拉伯国家的怀疑,疑心美国暗中帮助以色列”。这之后,五角大楼实行消息封锁。任何人都不准提及此事,只有少数华盛顿的高级官员知情。
  上午11点29分(“自由”号时间下午5 点29分),约翰逊采取非常措施,命令参谋长联席会议召回已经前往出事地点的战斗机。当时,“自由”号还是浓烟滚滚,继续下沉,孤立无援,甲板上人员死的死、伤的伤,又害怕再次遭到袭击,处境十分危险。当时,支援舰队司令劳伦斯。盖斯就在第六舰队的旗舰上,他是美军驻地中海地区航空母舰的司令官。他对召回飞行员的指示非常恼火,于是向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进行通报。
  盖斯司令接下来听到的话让他十分震惊。根据国家安全局档案记载:“总统约翰逊对于‘自由’号是否沉没并不关心,他只是不想让他的盟友感到尴尬。”盖斯司令把这番话告诉了安全局在“自由”号上的负责人刘易斯,但是要他保守秘密。
  刘易斯答应了。
  “自由”号已经有23年的历史,船上的洞大得都能让汽车通过了。右舷损坏严重,大部分设备都毁掉了,32位船员死亡,剩下的三分之二也受伤了,水手长牺牲了,指挥官负了重伤。但是,“自由”号却奇迹般地恢复了生机,慢慢航行到更安全的水域。为了避免沉没,通往被海水淹没的安全局工作间的舱门堵上了,25位信号情报专家的尸体就关在里面。
  漫漫长夜中,麦戈纳格尔船长坐在驾驶台一把椅子上,继续指挥着“自由”号前进,靠前面的北极星和船后长长的尾流指引航向。16个小时后,援兵终于到了。
  在克里特岛东南420 英里远的水域,两艘美国驱逐舰“大卫”号和“马塞”号与“自由”号会面了。
  直升机很快也到了,帮助把船上的伤员送到138 英里以外的“美国”号上。他们从那里由飞机运往雅典,然后再转到那不勒斯的美军海军医院治疗。麦戈纳格尔船长在驾驶台上坚持了18个小时后,终于回到了他自己的房间。这会儿,船上所有的安置工作都已经完成。虽然这位船长身负重伤,但是在“自由”号停靠在马耳他之前,他一直没有离开过该船。
  伤员陆续抵达雅典机场的时候,国家安全局有关人员破译前一天EC121 侦察机获取的情报工作已经完成大半。然后,他们通过特定情报通讯线路把原始情报传给安全局。后来,文职人员把原始磁带打包由秘密情报交通员尽快送到安全局。
  国家安全局现在最担心的已经不是救援伤员的问题,而是船上敏感情报是否会丢失。驱逐舰在“自由”号周围搜索了两个小时寻找可能泄露的文件。“自由”号驶往马耳他的时候,国家安全局担心苏联的船只会回到出事水域搜索“自由”号的残骸。第六舰队司令接到命令尽一切可能避免苏联船只与“自由”号有任何接触。
  如果有可能,设法找到丢失的文件,并采取一切适当可行的措施把损失减少到最小。
  任何的疏漏都可能产生非比寻常的政治和技术上的影响。
  的确有一艘苏联导弹驱逐舰像一条闻腥而至的鲨鱼尾随“自由”号,但是两艘美国驱逐舰和一队海洋拖船队紧随“自由”号的后面,搜索可能遗漏的文件,没有给苏联人任何机会。一路上,拖船队使用钩子和拖网搜罗落水的绝密文件。如果文件无法收回,就用船桨把文件绞成碎片。虽然如此,5 位专家的尸体落人海中,再也没有找到。
  另一个让国家安全局担忧的问题是有3 位阿拉伯语的专家当时在船上。他们是在罗塔登上“自由”号的。阿伦。布卢已经死了,唐纳德。布洛克受了伤;罗伯特。
  威尔逊没有受伤。卡特将军命令安全局的官员在马耳他接船,尽最大可能安排布洛克和威尔逊尽快悄悄地返回美国。
  6 月14日,“自由”号抵达马耳他时,美方还在全力掩盖事实。如果船上人员泄露一个字,他本人包括家人甚至是同事都将受到讯问甚至坐牢。拉里。韦弗说:“有人警告他们如果有人走漏风声,就将蹲监狱,永远抬不起头来。”
  现在“自由”号已经脱离险境,六天前停止的安全局工作间的搜救工作又开始了。斯坦。怀特说:“我和一个船员到了底层的安全局工作间清理设备和文件。那里的味道腥臭难闻。我们把尸体放到袋子里抬出去以后,开始清理现场。当时的场面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水手佩奇勒也在船上待了两天半帮助清理残破的安全局工作间。有一次,他向我描述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他撩起一件设备却无意中看到了恐怖的一幕:”下面是一个人的胳膊……我看着胳膊上的肌肉,于是我知道那是谁的胳膊了。我虽然和他不熟,但是我认识他。“‘1967年7 月,”自由“号从马耳他回到了诺福克港。最终国防部还是没有批准安全局的请求:安全局希望得到1020万美元的拨款用以恢复该船的本来面目。于是”自由“号就在1968年6 月28日退役了。
  “自由”号遭到袭击后大约两年,也就是1969年4 月28日,以色列政府才最终向每位受伤的船员支付2 万美元作为补偿。得到赔偿是船员们通过私人律师团与以方律师在华盛顿谈判的结果。因此,相当数量的钱用于支付律师费。大约10个月以前,以色列政府向每个在这次袭击中阵亡的船员家属赔偿大约10万美元。
  后来美国政府只是象征性地向以色列政府索要了7644164 美元赔偿“自由”号的损失。实际上,几年前美军花了2000万把它改造成一艘信号情报船,并花费1020万配备了精密的硬件设备,所以该船造价相当高。但是,就连这么一笔微不足道的赔偿金,以色列政府还是赖了13年才支付这笔钱。到了1980年冬天的时候,光这笔钱的利息就达到了1000万。于是,以色列驻美大使艾哈米。艾亨提出建议:如果美方只索要600 万美元,而且把以前的利息全抹掉,以政府愿意支付这笔钱。当时执政的吉米。卡特总统马上就要卸任了。他同意了以方的建议,于1980年12月接受了这笔赔偿。
  袭击事件发生后,以政府向美国政府递交了一份秘密报告,试图为“误袭”进行辩解。基于同样的理由,以色列法庭没有对以政府和所有涉及此案的人员进行起诉。没有人为此上军事法庭或降级,甚至没人受到谴责。相反,以方却嘉奖了203号摩托艇,因为这艘船给了“自由”号致命的打击。这艘船的船轮和船钟陈设在海军博物馆显赫的位置上,与以色列海军最为骄傲的海上飞机摆在一起。
  事实充分说明是以军精心策划袭击了“自由”号,并造成人员重大伤亡,约翰逊政府和国会却极力掩盖真相。因为约翰逊总统要谋求连任,需要亲以色列的人支持。这是国家的耻辱。虽然,麦戈纳格尔船长因为在战斗中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精神而且指挥“自由”号脱离险境而获得国会荣誉勋章,但白宫高级官员决定将此事低调处理。国会荣誉勋章代表了国家的最高荣誉,很少有人获此殊荣,所以通常都是由总统在白宫举行盛大的仪式。而这次却有所不同:为麦戈纳格尔船长授勋的是海军参谋长,仪式仓促简单,规格也不高,地点是华盛顿海军大厦。
  托马斯。摩尔将军在袭击发生后几周出任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他后来说道:“我至少15次在白宫亲眼目睹总统亲自把国会荣誉勋章授予勇士们。所以当麦戈纳格尔船长的授勋仪式在华盛顿海军大厦举行而且是由海军参谋长授勋时,大家都十分纳闷。这是自己在打自己的耳光。别人都是在白宫受勋的,只有麦戈纳格尔船长不是。约翰逊总统当时一定只考虑以色列朝野的反应而不顾别的。”
  后来,一位知情的海军军官告诉了“自由”号上的中尉吉姆。恩尼斯这样做的原因:“政府对以色列方面有些怵。国务院甚至询问以色列驻美大使对于向麦戈纳格尔授勋是否有意见。以方的答复是:”当然不!‘但是,为了避免冒犯以方,在麦戈纳格尔的授勋演讲中根本没有提及以色列,而且授勋仪式尽可能采用低规格。
  “该事件发生后不久,海军和中央情报局还有其他一些官方机构迅速做出反应。
  他们谈到的主要是诸如海军通讯系统失灵和船员在事件中的英勇行为等。没有人去追查为什么会出现这一事件,也没有任何人把矛头指向以色列。他们只是轻描淡写地接受以方荒谬的“误袭”说法。一份文件中有这样的记录:根据鱼雷艇的船员讲述,当时,“自由”号居然企图以每小时30海里的航速逃跑。这就是实施空袭的原因。事实上这样一艘老掉牙的二战货船,最高航速不过每小时17海里,出事时航速只有每小时5 海里。
  然后,以方编造说以军人员查找《简氏年鉴》时误把“自由”号当成埃及运送部队和战马的轮船“埃尔。吉塞”号。《简氏年鉴》中记载“埃尔。吉塞”号的最高航速只有每小时14海里。怎么可能把一艘航速达每小时30海里的轮船当做“埃尔。
  吉塞“号呢《简氏年鉴》中也有关于”自由“号的详细记载,这一点以军空军总部的帕奇。帕奇斯司令在事发前已经十分确定(并且他向以色列海军总部报告了”自由“号的身份)。
  以方报道还说袭击的目的是为了阻止“自由”号继续前行,而且只使用了短程机关枪从十几英里远的岸上向阿里什城进行扫射。这是一派胡言。
  尽管如此,美方绝大多数的调查人员由于受白宫的左右对此听之任之。更加不可思议的是:这一事件导致34名人员死亡,171 人受伤,一艘美国军舰几乎沉没,而国会却没有举行公开的听证会。由于大选在即,白宫和参议院都不想得罪势力庞大的亲以色列派,失去他们的支持。
  后来,根据文件显示,那些有权接触到机密磁带和机密文件的安全局上层官员都认定对“自由”号的袭击是有预谋的。一定是以军认为“自由”号侦察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秘密,才对该船下毒手的。
  以军一口咬定无论是在空袭中还是在鱼雷攻击中,从未看到“自由”号上有国旗飘荡。事实上,船上的所有生还者都认定当时船上确实悬挂着美国国旗。所谓的“误袭”报道说:“整个交火过程中,以色列的战斗机和鱼雷艇都不曾看到船上有美国国旗或是其他旗帜。”
  前情报部门负责人马文。诺维奇,当时就在出事现场上空的EC121 飞机上,他精通希伯莱语,因此他清楚他听到了什么,“我记得我们录下来袭击的大半过程。
  我听到他们好几次提到旗子“。诺维奇后来获得政治学的博士学位,在大学教授公共管理学。他一直是以色列政策的坚定支持者。因此,以色列政府原以为他的证词会对以政府有利。但是,他的这番话使以政府处境十分尴尬。如果以军看到了美国国旗,那么这次袭击就是残酷的阴谋——跟那天在阿里什的大屠杀一样。
  袭击事件发生后不久,卡特将军命令一个由国家安全局高级官员沃尔特。迪利领导的小型工作组负责追踪有关“自由”号的所有情报,然后向上级汇报。这个工作组负责搜集所有的细节,包括EC121 上的磁带和与“自由”号上的信号情报幸存人员的会面。由于安全局情报工作属于绝对机密,特别是这次的任务涉及到最高机密——对最亲密的盟友进行间谍活动,所以外人永远都不可能接触到这些细节。最后,沃尔特。迪利根据对以色列情报部门的了解得出的结论是:以军绝不可能不知道“自由”号是一艘美国船只。也就是说,这是有预谋的屠杀。
  安全局的局长卡特也同意这种说法。他在1980年接受本书作者采访时说:“这件事完全是有预谋的,不可能有别的解释。”但他要求这一点不要公开。此后,卡特就死了。
  安全局副局长路易斯。托德拉持相同的观点,认为以色列政府企图掩盖事实。
  根据国家安全局长期封存的绝密文件显示,托德拉不仅把他的观点写人内参备忘录,而且向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国会议员、拨款委员会的乔治。马洪谈起这一点。1967年6 月20日,也就是袭击事件发生大约两周后,托德勒在备忘录中写到:“马洪先生好几次试图找出袭击事件的原因。我告诉他无论从情报部门还是从公开的渠道都无从知晓事件的原因。但是我们料到以方一直在否认和掩盖事实可能是为了维护他们国家的利益。然后,他问我对这件事怎么看。我说,这次袭击可能是西奈半岛上某个高级指挥官下的命令,他们一定认为当时‘自由’号正在侦察他们的活动。”
  托德拉接着写道:“他问我所谓的‘误袭’会时常发生吗?能预料到吗?我告诉他,这件事不可能发生在‘自由’号上,因为它比埃及船只大得多,而且这样一艘标记明显的货船不应该被训练有素的以海军和空军误认为是埃及的战船。最起码这次事件也是因为他们玩忽职守造成的。”托德拉对于以方的态度非常气愤,他在所谓“误炸”的报告上潦草地写道:“冠冕堂皇。”
  当时还是安全局副局长后来升任局长的空军少将约翰。莫里森对以色列的“误炸”说法也不买账。他在最近一次接受本书作者采访中说:“没有人相信以方的这种解释。惟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以军当时不愿意让我们侦察他们的活动。”特别是得到发生在阿里什的杀戮情报后,莫里森更加看明白了其中的联系。他说:“这就够了。12英里可不远……他们不想让我们了解内幕。”接着,他又说:“这就有动机了…真该让他们下地狱!”
  即便在还没有获得关于阿里什的情报时,国家安全局的G 组人员通过“自由”
  号和EC121 发回的情报也确信袭击事件不是“误炸”。“自由”号上的幸存人员完全赞同这一点。2000年7 月,“自由”号老兵协会主席菲利普。托尼说:“1967年6 月8 日,以色列人残酷地、有预谋地杀害了美国人。人们普遍怀疑我们的政府出于胆怯不会将矛头指向势力强大的以色列议会……现在,这件事必须进行调查。”
  三十多年来,威廉姆。麦戈纳格尔船长拒绝就袭击事件是预谋还是误伤发表任何看法。1998年,他在经历了癌症的折磨弥留之时,终于打破了沉默:“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始终相信袭击是有预谋的。这件事没有进行彻底调查……袭击开始之前,船上就悬挂着国旗。”不到4 个月后,1999年3 月3 日,麦戈纳格尔去世了,享年73岁。
  就算没有安全局的这些证据,政府里的许多人也不相信以色列所谓的“误炸”
  报道。乔治。克里斯琴当时任约翰逊总统的新闻秘书。他说:“说实话,白宫里很多人都怀疑袭击事件不是偶然事件。我相信这么大的一件事不可能轻易抹杀掉。如果这件事是蓄意袭击,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是以军军方精心策划的还是以方高级官员的决定。”
  另外一份安全局15年以后做出的绝密报告写道:以色列法庭接受所谓“误炸”
  的结论并宣布所有涉及此事件的以方官员无罪,这是滑天下之大稽。报告中还说:“赦免这些以色列人并不是法庭的最终目的。”接下来,报告中又揭露了以军战斗机飞行员作伪证这一事实。
  虽然以军飞行员的说法正好相反,但是所有“自由”号上幸存人员的证词都清楚地表明当时“自由”号上确实悬挂着美国国旗,而且当时天气状况很好,能见度很高,绝对可以辨认出来。基于这些证据,美国国务院通告以色列政府:后来以军飞机对美国船“自由”号的空袭无法理解。至少,这次空袭算是一次鲁莽的军事错误,是对人性的野蛮践踏。
  报告还指出不光以军飞行员作了伪证:那些鱼雷艇上船员的证词也是不可信的。
  他们的头4 枚鱼雷并没有打中“自由”号,第5 枚才击中船体的。但他们却说:他们把“自由”号当成了埃及的部队运输船“埃尔。吉塞”号。袭击发生时,埃及的这条船还停留在距离出事地点250 英里外的亚历山大港里。在整个中东战争期间,这条船就没有离开过那里。而确切掌握埃及每一条船的位置是以色列发动战争前必不可少的重要情报。根据安全局1981年的一份绝密文件显示:两艘鱼雷艇上的指挥官同时做出错误判断的惟一合理解释是他们都没有讲实话。“埃尔。吉塞”号的吨位只有“自由”号的1 /4 ,长度为其1 /2 ,而且船体轮廓完全不同。认为“自由”号与“埃尔。吉塞”号相似的说法完全不符合逻辑。美国国务院是这样描述他们对袭击事件的看法的:以军在辨认出或者说是应该辨认出“自由”号的身份后,仍然向其发射鱼雷,这是对人性的残酷践踏。“自由”号的轮廓及其使命使任何人都能将它区别于那些不友善的船只……鱼雷发射以前,以军近距离能够也应该清楚地辨别出这一点。事情发生后15年,安全局的报告中又增加了以下的内容:“自由”
  号事件的一个根本问题是袭击该船的以军是否知道那是一条美国船……不仅相当数量的“自由”号船员还有其他一些人都确信以军知道这一点。他们的确信来自于以下证据:袭击之前,以军曾长时问对该船进行侦察、船上悬挂的国旗以及袭击的强度。
  关于以军这样做的目的众说纷案。一些人认为以军想把船完全毁掉,杀死所有人员,然后归咎于埃及一方,促使美国参战,支持以色列……还有些人认为以军这样做是为了让该船和船上人员别碍手碍脚。
  托德拉说:“我认为袭击命令可能是西奈半岛上的某位高级指挥官下的,他惟恐‘自由’号侦察到他在岸上的行为。”他的这番猜测相当精准,虽然他可能并不知道当时“自由”号的天线已经截获了西奈半岛岸上的杀戮行径。
  6 月8 日早晨,以色列军方得知一艘美国大型侦察船就在离阿里什几英里外进行秘密谍报活动。此时,以军士兵正在阿里什屠杀埃及的平民和战俘。根据以方的军事史料记载,当时整个以色列军方都知道这件事而且听之任之。一位以色列军事历史学家尤。米尔斯坦证实了这一点。在阿以之间的六天战争中,有许多埃及士兵投降以后还是被以军杀死了。他说:“虽然这样做不是公开的,但是似乎官方默许这种做法。有些军官这样做,有些不这样做,但是他们都知情。”
  以军当时不知道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希伯莱语专家没有在“自由”号上,而是在“自由”号上空的飞机上。但是,船上无人操纵的录音机可能还是录下了以军杀戮的证据。要不是鱼雷正巧击中安全局在船上的工作室,可能这些磁带早就传给安全局总部了,或者“自由”号返航后,证据也早就到手了。当时以色列方面向美国、向联合国、向全世界大声叫喊,说他们是埃及侵略的牺牲品,他们才是正义的一方。
  因此,以方的指挥官们肯定不希望这些屠杀的证据摆到白宫的桌上,联合国的桌上,或是上了华盛顿邮报。于是以军出此下策:要是以方战斗机一上来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毁掉船上所有的通讯设施,发射鱼雷打沉轮船,机关枪毁掉所有的救生筏,杀了所有的幸存者,就不会有活口了。
  对“自由”号进行调查后,海军律师沃尔特。雅各尔森少校在一篇为美国海军海事法回顾写的文章中得出以下结论:“使用无标记战斗机进行空中打击,毁掉所有的救生筏这种做法令人十分不安。有一种可能性是:当时要不是第六舰队碰巧截获情报并追逐以军鱼雷艇,可能‘自由’号上的人员根本无法生还。”
  托马斯。穆尔将军在袭击事件发生后不久升任海军作战部部长。从一开始,他就确信这次袭击事件是有预谋的。1997年在这一事件的30周年纪念日上,他说:“我认为是以军有意炸沉‘自由’号,尽量不留活口。以军很清楚那是条美国船。”
  根据1967年7 月27日美国中央情报局收到的一份报告,一位中情局的官员援引一位似乎是以色列政府官员的话说:“关于以军战斗机和鱼雷艇攻击美国船‘自由’号……他说:你们应该知道在这样一场战役中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考虑所谓错误,这就暗示着当时以军知道‘自由’号的旗帜,而且完全了解它当时的使命。这表明在攻击前六个小时,以军已经确认该船的身份,只是以军总部不能确定有多少人能接收到”自由“号监听到的情报。他还暗示说:以方无法掌握被截获的情报的去向,并重申以军没有犯任何错误。他特别向我强调指出以方确知美国船‘自由’号的类型和他当时的使命。
  事实上,1979年的一份中央情报局的文件显示:以方在1967年的阿以战争中不仅掌握了大量处理信号情报方面的技术,而且信号情报成了他们的重要情报来源。
  报告中指出:“以军在对阿拉伯世界的常规情报和电子情报侦察方面非常成功。在1967年的六天战争中,以军准确而迅速地截获、破译、传送了大量阿拉伯世界的情报,其中包括已故的埃及总统纳赛尔和约旦国王侯赛因之间的谈话。多年以来,以军多次越过边境监听阿拉伯世界的陆路通讯。他们有时还故意借陆路通讯发送假消息,干扰阿拉伯世界。”
  这份报告中还清楚地写到搜集到阿拉伯世界的情报以后,对美国从事间谍活动成了以色列的首要目标:以色列情报安全部门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所有涉及到以色列安全的美国秘密政策和决定。
  因此,袭击事件是“误炸”还是“屠杀”?当时,美国国会从未就此举行过公开的听证会。托马斯。穆尔将军一直希望国会就这一事件进行更深人地调查,他后来当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他说:“迄今为止,国会从未就‘自由’号事件举行过正式的听证会。这是前所未有的国家的耻辱。”
  长期以来,以色列人打着虔诚的宗教信仰的幌子掩盖卑劣的践踏人权的历史。
  现在面对人们愤怒地反犹太主义,评论家们也无话可说了。许多“自由”号的幸存者要求进行彻底调查。以军屠杀平民的最新的证据出现在2000年5 月。英国广播公司指出他们的一位司机事发时死亡,这是以军坦克部队有预谋的挑衅行为造成的。
  这位司机名叫阿朴。塔库,是英国广播公司驻黎巴嫩的新闻助手,为该公司工作了25年。5 月23日,以军的坦克从以境内发射的一枚炮弹穿过黎巴嫩的南部边境就落在他的轿车上。当时阿朴正开车带着英国广播公司驻黎巴嫩的记者吉米。布朗到处去采访。布朗说:“我看到阿朴从车里弹了出来,然后摔到了地上。”当他跑过去扶阿朴时,以军用机关枪向他扫射。他们还朝一辆前来援助的黎巴嫩红十字的卡车开枪。
  根据英国广播公司和其他四家新闻组织提供的大量录像带,人们可以看到以军的这一暴行没有任何理由。布朗说:“当时一切都很平静。正赶上以军从占领了二十多年的黎巴嫩南部撤军,听不到枪声,也没有火箭、炮弹声。”布朗离边界线很近,他都能跟基布兹当地的居民挥手致意。事发后,以色列政府再次宣称“枪杀”
  事件是“误杀”,与“自由”号事件如出一辙。但是,英国广播公司可不买账。他们不断进行调查并希望是否能根据日内瓦公约起诉以政府犯有战争罪。
  根据英国广播公司的描述,以军的行为简直令人发指:5 月22日和23日,在黎巴嫩一方没有任何报复性行为的情况下,以军时不时地在沿途向黎巴嫩平民的汽车开枪。
  自从“自由”号事件以来,美国的纳税人大约向政府交纳了1000亿美元以上的税,以此帮助安全局未来25年的运作。安全部门的人员有必要将事件追查到底,不分疆界、不分阶层。与此同时,安全局有权获得在1967年6 月8 日从EC121 飞机上和在东地中海执行侦察任务的船只上截获的所有资料。这些资料多年以来一直存放在安全局G643组办公室一个抽屉的底层无人问津,这里是安全局G 组负责存放以色列军事情报档案的地方。
  “自由”号事件过去太久了,对于美国和以色列来说已经不再需要保密了。但是以上提到的证据表明:严肃认真地调查事实真相和真正的起因是完全必要的。
  第八章 冒险损失了一条船及许多船员之后,尽管精神上受到了创伤,但国家安全局和海军部门对此都未能吸取足够的教训,所以不到一年时间竟发生了更大的人员伤亡,又一艘船失事。
  在“自由”号被袭击之前,海军对整个国家安全局的远洋规划已失去信心。海军人员几乎成了安全局远洋轮上的驾驶员和雇工,而且只有在不影响安全局中心任务时,他们才被允许窃听对海军有利的有关消息。为了听到外国海军发出的各种信号,海军人员不得不在令人难受的顶棚装有天线的车里艰难地辨别信号。这些车被放在驱逐舰和护航驱逐舰上,然而,这样做就意味着这些舰艇不能参加军事演习等任务,也无法完成正常的沿海巡逻任务。把一个里面十分拥挤的铁盒子式的最不能发挥收集信号能力的汽车放在造价昂贵的驱逐舰上来完成海上任务,其效率是太低了。
  “海军更愿意建立自己的海上作业计划。”中央情报局信息收集部K 组的前组长吉恩。谢克曾说。吉恩负责调动信号情报行动计划的飞机、舰艇和潜水艇的位置。
  “海军的主张是很清楚的,那就是他们要拥有海军自己控制的海上平台,以便海军可以对某些事件做出反应。”海军表示他们需要自己的舰队,不仅是因为能收集到情报,而且还可以更好地从事各种情报活动。他们还说,拥有舰队肯定有好处,因为这样可以分析不同海域的含盐量以便更好地追踪苏联的潜水艇。
  但是中央情报局并不买他们的账。谢克说:“这完全是信号情报行动计划,当他们试图告诉我们所有其他的搜集过程时,包括一条绳、一个桶、从海中提水……
  我说:“你们不是到此来清除垃圾的,关于在信号情报平台计划中你们要干什么,国家安全局局长有很多话要跟你们讲。”‘然而,尽管国家安全局十分担心对海军失去控制,海军还是展示了自己的电讯情报舰队的宏伟计划,“我们曾谈到……关于小型情报船只……要造200 艘”,一位有关的海军上将说。美国船“旗帜”号被选为海军间谍艇队的第一艘间谍船,这是一条一直在马里亚纳群岛周围环状珊瑚岛中奔波的不起眼的小艇,后来回到美国退役。该船重906 吨,长176 英尺,已使用21年,它要与1.06万吨455 英尺长的“自由”号相比就成了小矮人。
  “旗帜”号就像一个小个子橄榄球队员要想弥补个头小的欠缺一样,立即被派往远东。它的第一次巡逻是1965年在波沃罗特内海湾西伯利亚角4 英里之内的海域里侦察苏联对它闯人12英里界限的反应。当时美国对苏联声称的海域提出质疑。当“旗帜”号嘎嘎地向北部的西伯利亚行进时,一场寒冷的风暴使艇的上部积满了冰块,再向前行驶时,苏联的驱逐舰和巡逻艇开始了骚扰性的演练。它们不断向浮动的拖船进攻,有时攻击距离到25码才转向离开。但是又一场风暴即将来临,由于艇上积冰过重而有可能产生倾覆的危险,“旗帜”号船长罗伯特。比绍普用无线电与设在横须贺的总部联系,然后调头180 度向日本基地行驶。几个小时之后收到了总部给的答复,命令它立即返回并警告它不要惊慌。比绍普执行了命令在风暴中返航。


  但在接下来的24小时里,“旗帜”号只走了2 英里就无能为力了。
  在接下来的两年多的16次使命中,为了参加战争“旗帜”号成了一个被拍卖的“姑娘”。到俄国海域周围巡逻时常会发生战争。它曾被苏联的米格飞机攻击,几乎整个船体受损,苏联的直升机从它上方低空掠过,还遭受炮火的威胁,每一次,它都能从爆炸的危险中摇摇晃晃地逃脱。
  山姆。托马是这艘船上的一位普通的海洋学者,他受到美国海军海洋学办公室的雇佣,在执行这些任务期间,他做了各种各样的记载。他回忆:“在2 月份时,我们行驶在距离苏联港口海参截至少12英里的海域,大风以凶猛的速度将我们吹离了大陆。天下着雨,夹着雪,上帝知道还有什么……我带着眼镜,眼镜上挂满了冰,脸上的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很久才到达一站。不知道有多少次我曾想过如果地狱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地方,那么我此时就是在地狱里。我的一生中再也没有比待在‘旗帜’号甲板上收集海洋学资料更痛苦的了。”
  “我们不断地受到苏联的袭击,”托马说。他需要频繁地同船长讨论如果船只遭到袭击或被拖曳到海参成港,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如果它们做出像那样的愚蠢的绝技,备用船上的飞机已经做好了起飞准备。”他被告之。“我们的飞机将毁掉那个海军基地,也将毁掉这艘船。”3 月的一天,托马站在船桥上,这时一艘苏联船直奔“旗帜”号。一些站在船上观看的人情绪激动开始高声叫喊,“疯狂的俄罗斯人,”他说,“船长命令舵手保持航向。根据国际航行规则,我们有权在这儿行驶。此时,他们与我们之间的距离迅速缩短。直到我想我们注定要完蛋了,我们继续保持航向。就在这最后的一秒钟,船长命令舵手向右转舵。我很高兴他没有再等下去,因为我们的船仅受到一点擦伤,船头舱门的前部留下了一个细微的凹痕。”
  后来,托马接到命令,决不允许再谈论此次事件。
  “旗帜”号的使命在间谍领域中几乎成了传奇之事。大量被截获的发往华盛顿的情报超出了人们的预料。美国国家安全局要求这条好战的间谍船到中国和北朝鲜碰碰运气。这种任务调整被批准,“旗帜”号又投入战斗,最严重的事件于1966年发生在中国上海附近的东海海域,当时有11条金属外壳的中国拖船包围了“旗帜”
  号。然而经过2 个半小时战斗,比绍普上尉巧妙地摆脱了危险,没有遭到意外。
  “有时也会遇到一触即发的形势,”退役的舰队副司令埃得温。胡用说,“有时该艇被中国人击退,偶尔美国第七舰队派驱逐舰在远处的地平线等候。”“旗帜”号是相当成功的,以至于当时的华盛顿总部想增建两三艘。第一艘就是“普韦布洛”
  号。第二艘可能是美国船“棕桐滩”号。“普韦布洛”号是在1944年作为一艘美国军队的供给船而建造的。最初她在菲律宾服役,后来1954年在朝鲜退役,停留在朝鲜直到1966年4 月12日被召回执行任务。在后来的一年半时间里,她经历了由一个被遗忘的生了锈的铁桶到一个秘密的电子间谍船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在华盛顿布雷默顿的皮吉特海峡海军造船厂内完成的。1967年5 月它又被使用。
  “‘自由’号的船队被国家安全局占有了很久,它们被设计。改装以便适应它们的作用,严格地为国家安全局收集情报。”斯蒂芬。哈里斯上尉说,他是哈佛毕业生,被选来管理船上的信号情报的运转。“普韦布洛”和全体船员应该是对舰队的战术上的支持,虽然我认为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为支持海军正在这样运作。然而,所有我们收集到的资料都送到了国家安全局,由他们进行更详细的分析。“在他被派到”普韦布洛“之前,哈里斯曾被派到国家安全局总部的一个海军部门去工作,也曾执行过危险的信号情报使命——乘潜水艇到接近于敌对国家的海岸线巡航。
  被选做“普韦布洛”号船长的是劳埃德。马克。布克,一个海军指挥员,他的青年时代就像“旗帜”号的挑衅性的巡逻一样粗鲁,他被亲属们推来推去,7 岁就在街头流浪,后来被一家孤儿院收养,最终去了弗拉纳根少年镇。然后他在高中时辍学,加入了海军,在他获得了高中毕业文凭和内布拉斯加大学的学位之后,才得到任命。作为一名潜水艇成员,他一直梦想指挥自己的潜水艇。而事与愿违,他被派出负责一艘大部分时间要进行环球航行的间谍船。更使他感到受侮辱的是他发现船上只有一部分人受他指挥。他不得不同国家安全局和它的海军安全小组分享谍报信号空间,他在了解某些情况之前不得不首先告知哈里斯——一个下级军官——他需要知道一些他自己船上的秘密。
  在1967年10月,哈里斯飞往华盛顿为这条由国家安全局和海军安全局所管辖的船去接受所布置的战斗任务,他说:“当时还没有决定到何处执行第一次使命,但是我当时确信我们一定能大胜而归。我到国家安全局很多部门与有关人员谈论我所选择的一些值得去的国家。北朝鲜在考虑之内。我现在还记得当时的感觉,‘对,我们可以去那’。”
  海军和国家安全局协商最后决定由“旗帜”号和“普韦布洛”号去完成一项海军的巡逻任务和一项国家安全局的巡逻任务。K 组的吉恩。谢克说:“决定是这样,‘旗帜’号已完成了在苏联海域附近的巡逻任务,为什么你们海军不来执行‘普韦布洛’的首次任务,指示它到你要去的地方去呢?海军决定在1967年到北朝鲜附近的海域执行任务,而我们国家安全局在非常时期对此不会有问题。”“普韦布洛”
  此次使命用电码符号命名为“飞鱼行动”。“飞鱼行动”的含义是具有鱼特征的海上行动。
  几个星期之后,“普韦布洛”号驶离美国西海岸向日本开始了首航,准备参与“旗帜”号在远东地区信号信息的搜集任务。
  当哈里斯在国家安全局长长的走廊奔走、领取战前命令、阅读秘密文件时,一位眼睛外凸的男子飞快地走在华盛顿西北部16号大街的边道上,在他身后12个街区远的地方便是白宫的北门,快到“大学俱乐部”时,他很快转了个弯穿过黑色的铁护栏。这些护栏是用来预防野蛮人的石头的。门口的一侧有一块金制的写有CCCP的牌子。CCCP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的英文缩写。
  几分钟之后,雅科夫。卢卡谢维奇,一个又瘦又高,头发又硬又乱的使馆安全人员向此人打招呼。“我想卖给你一些绝密消息,”此人不耐烦地告诉这个俄国人,“很有价值的军事情报,我有现成的材料。”他边说边将手伸向夹克的前兜,交给卢卡谢维奇一份绝密材料,该材料是国家安全局为美国军用KL——47型环球密码机提供的一份重要表格。有了它,再配备其他装备,俄国人就能够破译美国最绝密的密码系统之一。“我叫詹姆斯,”这个男人说,“詹姆斯。哈拍。”这是一个长期的有利可图的关系的开始。几周之内,哈拍还向苏维埃出售了有关比KW47型。KMM型更重要的材料,KW7 密码体系可以传递国家最有价值的信息。
  那是一个灰蒙蒙的下午。身着深蓝色海军短呢大衣,头戴白色纸杯形状帽子的水手们穿梭在12月的冷风中,安置着粗粗的棕色绳索。此时,这艘船正驶向东京南部的横须贺海军基地的南八码头。在做了近一年的准备之后,“普韦布洛”号现在为完成它的第一次使命,已到达了它的位置。
  在日本海的对面就是它的目标:北朝鲜——一座安静了10年,现在不断发生狂暴震颤的火山。从5 月起,大量北朝鲜的全副武装特种兵开始在南朝鲜后方地区登陆,他们得到的命令是考验一下游击队的情况。从9 月以来,火车成倍地遭到破坏。
  10月和11月有7 次试图谋杀和捉捕在非军事区和其附近的美国及南朝鲜人。最终,几次伏击导致了6 个美国人和7 个南朝鲜士兵的死亡。同前一年中的42次事故相比,在1967年1 月1 日至9 月1 日间,有大约360 次各种事故出现。
  尽管暴风雨前的云层越积越厚。“普韦布洛”号第一次使命的审批过程却像连锁书信那样进行着。行动计划大概要放在一个厚厚的活页纸夹里,这是1968年的每月侦察计划,里面装满了保密分区的记录和电报省略密码,它是由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联合保密中心放在那里的。在这个黑本子的里面是下个月的技术间谍活动计划表,包括UM型无人驾驶飞机去中国的任务,美国海军舰艇“马勒”号去古巴沿岸执行巡逻任务及美国舰队的攻击型潜水艇“天蝎”号到苏联的白海深层的渗透行动。海军已经估计到了“普韦布洛”号去距北朝鲜海岸十几英里处执行任务的这一使命是一次小小的冒险。
  12月27日上午11点,某些电码机构的中层官员集合在五角大楼的ZE924 房间,目的是商讨如何解决有关海上平台和攻击目标的困难。来自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国家内政部、参谋长联席会议及其他机构的负责行动的官员按照惯例都提交了批文。当时的一位官员说“批文加盖了钢印”后就被送到有关部门。两天后,一位邮差拿着批文到很多机构去进行最后的审批,国防部副部长保罗。尼兹在上面签了字,在白宫第303 次国家安全会议再次审阅了这一军事行动并一致通过了“普韦布洛”号的使命。
  但是国家安全局确实对此表示担心,一位退休的B 组小头目仅组是专门分析亚洲共产党国家情报的组织)很清楚北朝鲜对电子窃听行为是不能容忍的。早在3 年前,北朝鲜就试图击落一架美国的RBt7型高空侦察机,当时这架飞机在距离北朝鲜港口城市元山港东侧大约80英里的公海上空飞行。这一地区正是“普韦布洛”号准备再次领教的位置,而且这次距离更近,大约只离元山港30英里之遥。
  代号为盒顶的RBt7飞机的飞行是一次常规的和平时期空降侦察项目的使命。它于1965年4 月28日从日本的横田空军基地起飞,飞越日本海,朝着它的目的地飞行。
  “我们大约飞行了6 个小时后开始了一项令人厌烦的任务。这是在距离韩国的元山港大约80海里飞行的途中,”一位“渡鸦飞行队”的成员乔治。贝克中尉回忆道,“这令人厌烦的几小时突然转变成了恐怖的几秒钟。”渡鸦一号的空军上尉罗伯特。
  温特斯截获了一个非常弱的无法辨认的空中信号,他认为这是来自于后面的飞机,“大约与此同时,”贝克说,“我们就收到了在本地区有来历不明的飞机的信息。
  无论是驾驶员还是副驾驶员都没有观察到任何飞机,我们继续飞行。“
  过了一会儿,贝克在狭小的没有窗户的信号情报舱内偷听到了一个由地面控制的雷达发射出的信号,并开始记录,那时飞机距离元山港大约35至40英里。“突然,飞机开始向下坠落,开始失去高度。”他说,“高度表表示出2.7 万英尺的高度,而且继续下降。”“他们正朝我们射击。”副驾驶员亨利。杜比对着内部通信联络系统高声喊着,“我们被击中,正在坠落。”贝克启动了射击程序并降低了分隔空间的压力,接着副驾驶员请求允许开火。“打下这些坏蛋,”驾驶员霍巴特。马蒂森上尉嚷道,这时他正在反复地呼叫无线电呼救信号。接着他请求一个航向“摆脱险境”。
  “此时,”贝克回忆道,“所有的能量都释放出来了,驾驶员的双手忙着应付状态迅速恶化的飞机,副驾驶员在试图向能看得到的可恶的目标射击,领航员企图给驾驶员导航。‘渡鸦一号’飞机往下投碎弹片。第M 架米格17飞机也飞过来并开了火。”这两架北朝鲜的米格17飞机都向他们射击。没有预兆警告、没有明显的掠过和恐吓,贝克说“只有炮火”。当时飞机间的距离太近,以至于美方RB——47的火力无法追踪目标。
  此时高空侦察机已严重受损,水系统失灵,机尾主油箱起火。两部发动机均被击中,第三个发动机的弹片也炸入机身。然而贝克说:“二部发动机继续转动,但第三部发动机就像一台破旧的汽车在颤动,并且失去了与飞机任何部分的连接。”
  副驾驶员杜比向这两架米格飞机射击,但由于没有了瞄准仪,很难说他在向何处开火。这两架米格飞机俯冲,然后迅速拉起,企图向美机的腹部开炮。当米格飞机不断地从其附近掠过时,在渡鸦分离舱的下方罗伯特。温特斯连续投了5 秒钟的金箔片,这样做希望能摆脱米格飞机的雷达。杜比在突然改变航向之前观察到米格飞机在弹片之中几乎消失了。最后,这两架米格飞机开始起火,其中一架突然完全竖立,机头朝下掉入大海。另一架米格飞机向北朝鲜的元山市逃去。
  当马尔蒂森上校在1.4 万英尺高度使飞机平稳时,飞机仍然冒着烟,后降落轮附近的舱壁已变黑,而且由于火的高温而变形,由于失去了后主油箱所以飞机头朝下飞行。马尔蒂森宣告,他已控制住飞机,但让其他人准备跳伞。尽管飞机遭到严重损失,这架高空侦察机还是飞回到日本的横田基地重重地落在跑道上。“我们的飞机又跃起大约八十英尺,几乎撞上在我们上空飞行的消防直升飞机。”贝克说。
  海军B 组负责人对此次和其他一些事件印象深刻,他来到K 组的行动指挥者当中。K12 组的吉恩。谢克说:“这个年轻人提供了详细的信息。信息说:”孩子们,你们这些人把那艘船放到北朝鲜附近海域已经成了彻底的头号大傻瓜,因为各种糟糕的事情都将发生,所以撤消它。‘它的语言非常强烈,不是你们从这个建筑物拿到的政治性文件的那种措辞。“因此,一位K 组的官员重写了这一信息,这就是谢克发出的第一份警告信息:提供下列信息是为了帮助太平洋总部对此行动的危险性进行分析:1.自从1965年以来北朝鲜空军对该地区周围的敌机侦察就十分敏感(在1965年4 n 28 B当美国空军的一架IM7 飞机在离海岸35至40海里被击中并严重受损时,这种敏感性更强了)。
  2.自从1966年以来北朝鲜的空军采用了海军护航的作战方式。
  3.北朝鲜对其沿海附近韩国的海军舰艇和渔船都有所反应。
  4.国际公认的飞行边界在北朝鲜的东海岸已不被北朝鲜所尊重。但是在离开海岸线12海里的区域信号情报没有得到北朝鲜进行军事挑衅活动的证据。
  以上几点有助于决定是否对舰艇实行保护措施,并不打算用这个方式责备太平洋舰队总部的部署。
  卡特赞同这个看法,在那个周五晚上的10点28分,该信息在美国五角大楼反谍报局的报务室通过一架密码机被传发,那里的一位工作人员按规定的路线将其送到作战室,作战室的一名值班官员将复印件送给参谋长联席会议联合侦察中心的负责人拉尔夫。斯蒂克利准将。
  “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航行,航行中我们在北朝鲜海域逗留了很长时间,”卡特回忆道,“因而这是一项我们所认为的特殊任务。我们当时就知道这条船将在公海海域停留。我们没有证据证明在海上航行的北朝鲜人在他们所承认的海域之外曾经干涉或打算干涉美国的舰艇。然而,我们的人却觉得既然在安全局的报告里已获得所有这些信息,如果我们将其总结一下并交给参谋长联席会议,(无论参谋长联席会议用这些信息干什么,或许用它来帮助评估这次使命)这些信息还是有用的。”
  1968年1 月2 日,新年刚刚结束,当斯蒂克利将军回到办公室时,发现了这份警示信息,此事发生在该使命得到批准的几天前,但他没有立即把它送到参谋长联席会议和303 委员会去引起人们的重视,而是把它压了下来。他先是改变了文件中国家安全局的指示:把“行动”改成“信息”。“行动”指的是需要有人实际去操作,而“信息”基本指的是“你可能会发现这很有趣”一然后他不但没有把它退还给刚刚在文件上签字的官员,反而按常规把它转交给在夏威夷的太平洋总司令的办公室。在太平洋总部,这个资料最初与“普韦布洛”审批文件搞混了,这两个文件几乎是同时到达的,后来这一材料就没人问津,因为标签上写的是“信息”。
  最初的“行动”附件也被送到海军上将托马斯。莫勒处。但是由于内政部发报室错标了文件,便将其卷起扔到废品堆里,过了一个月就消失了。
  国家安全局的警告信息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对人们产生影响,一个副本通过秘密渠道被送到华盛顿的海军安全局的负责人手中。当上尉拉尔夫。库克看到“行动”
  的优先标签时,他确信在夏威夷的高级官员中对此事一定有争议。在这些官员中有他的联系人——海军上尉埃弗雷特。格拉丁。然而,他还是给格拉丁传递了一份副本,为的是向他透露点消息。
  格拉丁的面颊微红,看上去像一位圣诞老人而不像一个电子间谍。作为太平洋海军安全局的局长,他负责大量的信号间谍工作,包括与“旗帜‘号和”普韦布洛“号有关的间谍工作。在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总部顶层就是他的办公室,门上装有密码锁,离第二次世界大战密码破译中心很近。就如同导致珍珠港毁灭性袭击的一系列空难一样,这份警告信又一次被忽视,士兵们将被送到灾难中去。虽然格拉丁后来否认曾收到过这份信息,但是其他官员们说他确实收到过。无论如何,尽管有国家安全局的警告,这份批文连同上面的”危险性极小“的建议一起被从夏威夷送到日本,”普韦布洛“号做好了执行任务的准备。
  这份机密行动的命令指示“普韦布洛”号:。测定北朝鲜的清津和元山等港。
  口附近的海军行动范围和实况……调查北朝鲜东海岸的电子状况,重点是窃听沿海雷达和侦察雷达的位置……窃听并监视苏联海军部队……分别测定朝鲜共产党和苏维埃对于在朝鲜共产党周围进行公开的情报收集行动的反应,并积极对苏联的海军部队进行监视……测试美国船“普韦布洛”号作为海军情况收集和战术监视船的能力……报告朝鲜共产党部队和苏联军队即将从事的有可能对美国军事力量造成侵犯的部署。
  最后,命令补充:“对危险的估计:最小。”
  当负责船上谍报工作的斯蒂芬。哈里斯上尉出发前几周读了有关命令时,感到很失望。“当我发现我们要去北朝鲜时,我很不安。”他说,“因为当时我们在苏维埃的堪察加半岛……附近执行巡逻,主要是海参威,其次是对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那是我们应该去的地方,我们士兵的所有训练都在那里进行。后来发现要去北朝鲜,我在想真是一种浪费……这是我们的第一次使命。一些人认为:好吧,这将给这些家伙们一个学会如何做这事的机会。从前我们都已经领教过了。”
  “铃响了,行动。”甲板上的指挥官喊道。二等兵罗纳德。贝伦斯双手握着船的舵轮,缓缓地离开了港口。这是1968年1 月5 日的上午,当“普韦布洛”号悄悄地驶离停泊地时,天空中乌云密布,似乎同灰蒙蒙的大海连成了一片。扬声器中传出了吉它声——赫伯。阿尔伯特钢管乐队在演奏“孤独的公牛”,这是由舰长布克改编的这艘军舰的舰歌。在这次航行中这是一次很有某种预感的行为。当“普韦布洛”号消失在地平线时,北朝鲜的火山开始爆发。
  信号情报的一位技师厄尔。基斯勒后来写了一首长诗:1 月5 日离开日本,“普韦布洛”号起航行驶;绕过九州顶部,驶过左世保,你能听见舰长的高叫;“XO,”他说,“全速前进!我们有谍报任务要完成。”
  “蒂米,注意!”然后带着查理。劳的海图,就像我们放走的海龟一样缓缓离去。
  在当时的几个月时间内,平壤的朝鲜国际广播电台一直在频繁地用英语广播,提醒人们警惕美国的“间谍活动船”进入北朝鲜水域。中央情报局的对外广播信息中心已经收到了这些消息。“美国的一批武装船只侵入了我们东海岸的清津港东部的水域,从事罪恶的侦察活动,”11月27日的一次广播说。清津是这次“普韦布洛”
  号行动的重要目标之一。另一次是11月10日的广播,他们引用了一个从这些船上被捕获的一个“间谍”“悔过”‘的话。“被拉人了中央情报局的谍报人员的圈子里后,”他说,“我受到了长期的培训,主要是伪装成渔民混人北方。”
  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这种警告变得更加有火药味,他们经常引用一名北朝鲜将军的指控。“由于我方已反复做了声明,”他在立月1 日的一个报告中说,“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只有扣押这些从事敌对活动的船只,以此作为我们自卫的一种手段。”1 月,一个直接针对“普韦布洛”号的警告甚至在日本的报纸《产业经济新闻》上转载:如果“普韦布洛”号继续在附近的领海上徘徊,北朝鲜的部队将采取行动。所有这些“公开的情报”都可以到达国家安全局和在夏威夷和日本的海军安全局的官员们手里。
  一天“普韦布洛”号在北朝鲜的12英里限制范围外停泊,稍事休息,又收听到了另一个警告,“今天清晨,美帝国主义的入侵部队又一次到来……间谍船伪装成渔船进入了我国东海岸附近的领海,从事犯罪活动。只要美帝国主义的入侵部队派间谍船来从事侦察活动,我们的海军将继续进行果断还击。”此时,“普韦布洛”
  已经驶人了蜘蛛网。
  1 月19日傍晚,31名北朝鲜军官疾驶在布满了水雷、灌木。带钩的铁丝网、栅栏等各种障碍的海域,他们穿越了一片像刀疤一样形状的广阔的非军事区,这就是分隔南北朝鲜的领海。几个星期以来,他们背着60磅重的背包接受训练,练习绘制路线图,清除路障。现在他们带着手提式轻机枪,9 寸长的匕首,军服上挂着手榴弹,正以每小时约6 英里的速度,驶向汉城。
  此刻,“普韦布洛”号并没有意识到西部12 NI 处发生的震颤,它正慢慢地朝着元山向南航行。离开日本后,这艘船遭受了冬季刺骨的暴风雪的袭击,并在进行之字形航行时经历了数次极危险的颠簸,当它到达最北部的地点(这是北朝鲜和苏联接壤的地区)时,天气冷极了,甲板和甲板上方的船体全是冰,船员拉塞尔穿上了他能找到的最暖和的衣服,冒险来到甲板上向四周降望,“虽然海面很平静,湿气在上升,但是船的外壳到处都结了冰,”他回忆道,“假如真的有人看见了船的这种状况,一定会以为看到了漂浮在灰色大海上的魔鬼。”
  然后,拉塞尔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到了荒凉的海岸线。“这世界看上去只有黑色和白色以及灰色的阴影,”他说,“天空阴云密布,大海映衬着的天空是一个铅色的亮点,远处黑蒙蒙的,群山覆盖着白雪……我们这些人当中没有谁经历过这样的寒冷,我们对此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这些重重的冰使得布克很担忧。他命令全体船员用大锤、尖镐及他们能找到的任何东西铲冰。
  从清晨到夜晚,一艘灰色的诺亚方舟颠簸起伏着前进我们83个强壮的人带着力量水星落到了我们所到达的北方如此之寒冷,霜遮盖了我的眼睛如此之寒冷,冰遮盖了船舷与甲板如此之寒冷,我们冻掉了下巴‘普韦布洛“号并不比一艘豪华游艇大,船上的信号情报区域的价值是最大的。那里有美国政府的最先进的解码机器KW7,还有一台”WLRI窃听接收机,各种类别的打字机和接近,500 磅的绝密文件。还有100 磅是在航行中获取的。大约22个加重并打孔的速沉袋子也在船上——紧急情况下用来装所有的文件是不够的。为进行常规的航行中的文件销毁,一个小的焚化炉靠着烟囱安装在船上。由于它一次只能处理3 ————H 磅的纸张,所以在紧急情况下销毁文件时它也没有什么用处。船上还有两台粉碎机,能在15分钟左右切割8英寸的一堆纸张。为毁掉设备,在信号情报和解密码的地方都备有大锤和斧子。
  因为28名招募来的专家们在一间锁着门的房间里秘密工作,很少同其他的船员接触,偶尔就会出现摩擦。“我们召开了一次全体船员会议,会上我们被告知,船的使命同我们没有关系。”一位船员说,“我们不应该议论任何有关的事情,或者看有关的东西。如果我们从他们工作的地方走过,此时门是开着的,我们必须向另一个方向看。这些家伙都是一些自命不凡的人,他们向国家安全局报告,那些必须干活的人和信号情报的成员们之间总是有摩擦。”
  1 月20日,北朝鲜再一次通过无线电发出警告:“新年期间,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继续进行武装船只的犯罪活动和间谍活动,他们和南朝鲜的渔船混在一起,进入了我方的沿海水域,我方强烈要求敌方立即采取措施,阻止武装的船只和间谍船进入我国领海的行径。”这些消息是用英语广播的,并用朝鲜语重报了10遍,引起了北朝鲜公众对来历不明船只的担忧,但是布克却从没收到过这些警告。
  在北朝鲜海岸附近的海域,当布克仍然保持无线电报的关闭状态时,身着南朝鲜士兵服装的北朝鲜尉官们抵达了汉城附近。三小时后,他们到达了距离蓝房子人口处一英里的一个边防关卡,这就是南朝鲜总统朴正熙居住的地方,当一个哨兵盘问时,领头的尉官说他们是反情报部门的,刚刚从山区执行任务回来,因此他们被允许通过,然而为了核实此事,这位哨兵给他的上司打了电话。几分钟之后,探照灯照亮了夜空而且空中有机关炮的。爆炸声,直到次日凌晨,战斗还在继续。这些游击队员在人数上处于极大的劣势,所以大部分被击毙,其中有几个投降。如果这些游击队员成功,暗杀就会导致大规模的北方入侵。南朝鲜要求立即进行报复的呼声很强。
  到了第二天中午(1 月22日)“普韦布洛”号仍然待在平静的水面上,在它西南方位不足20英里的地方就是元山。
  在驶向元山的途中,为了搜集三个工作区的信号,该船开始工作。这三个工作区在地图上分别用“冥王星”、“金星”和“火星”标出,在信号情报工作室中,由斯蒂芬。哈里斯指挥的技术军士每天三班24小时工作着,但他们的重要目标长津和城金两地的电码信号十分微弱。两名会讲朝鲜语的专家并不完全称职,有些装备还出现了故障,这就加大了监听的难度。布克考虑整个任务有可能失败。
  接下来,当他们接近第三个目标元山港时,信号突然活跃起来,无线电信号被抄收、录制下来,并将可以识别的部分翻译出来。
  不久,“普韦布洛”号就有了同伴,两只北朝鲜的渔船驶了过来,其中一艘围绕着“普韦布洛”号转了一圈。毫无疑问,它们是有意的。“我们距离很近,可以看到那边的船员们回过头来看我们,”拉塞尔回忆道,“他们看上去很不安,在船舷上我们可以辨别出有几个人像是军人。他们转过身用望远镜看我们。或许他们就是政治指导员,负责监督船员,确保他们不叛变。”
  布克命令拍照这两艘船,然后打开无线电。他草拟了一份形势报告,把它交给了无线电人员要求立即发出。但是由于“普韦布洛”号的发射功能弱,天线又低,加之日本海上传播条件很差,这份报告没能够发送出去。
  那天晚上,一些船员在观看吉米斯图尔特主演的《长生之旅》。这部电影描叙了飞机失事后,一群人困在撒哈拉大沙漠的故事。一些人在玩没完没了的纸牌,还有一些人在自己的小房间里读书。
  在南朝鲜,电视观众们在国家电视台收看了在偷袭蓝房子失败后被俘的一个士兵的画面,这是北朝鲜的一个奇耻大辱。虽然大部分北朝鲜人没有电视,但是北朝鲜在板门店(南北朝鲜及美国谈判人员的会面地)的官员们在电视上亲眼目睹了这一画面,留给他们的或许是这样的感觉:这一耻辱是否会重现?
  1 月23日清晨,一场薄雾笼罩着北朝鲜翁度岛。布克认为这是能停泊并偷听元山消息的好地方。从那里,信号情报敏感的设备可以接收到远达内地15英里难以接收的信号。大约上午10点30分,一位在信号情报工作间里的专家站起身,调整了他的耳机,一边看着他前面的这片绿色的水域,一边仔细地听。他已经收听到了来自猎潜舰艇的两个雷达信号,虽然他不能确定其范围和意义。
  半小时后,布克号设法同设在上獭J !;基地的海军安全小组监听岗取得了联系,当他找到了正确的电路时,信号很清楚,也很强,那份形势报告终于发送出去了,然后船上的无线电系统又关闭了。
  大约中午时分,当“普韦布洛”号正在向上城川基地发送信号时,那里的一位监听人员开始接收到来自北朝鲜的SCMS猎潜舰艇的信号,这正是“普韦布洛”号上的那位电子情报舰监听人员追踪的信号。这艘舰艇的船长向他们的基地报告了他的位置——大约离海岸线18英里,离元山港25英里,那儿距离“普韦布洛”号停留的水域很近。
  此刻,布克正站在浮桥上,通过他的“大眼睛”——一架22英寸的望远镜——窥视着周围。他能够看到迅速驶过来的这艘船是SO-1 型号的猎潜艇,船身的号码是35. 他还看到了那艘船是在备战之中,并看到了它的甲板上的武器——一门3 英寸的加农炮和两挺57毫米机枪的船。布克命令升旗,表示“普韦布洛”是在从事水道测量。但是这艘猎潜舰艇却向他们靠近,并在500 码左右的位置围绕他们的船行驶。“普韦布洛”号上所有的人手都被命令待在甲板下方,以便掩饰船上的人数。
  在北朝鲜,一个岸上情报站向上级报告了这次接触:“35号猎潜艇接近了一艘300 吨的船,用雷达操作,确信船上没有武器,是一艘美国船。”
  12点12分,SC——35猎潜艇发出信号,询问:“国籍?”
  布克命令升起国旗,然后发出水道测量的信号,接着,他把摄影师叫到船舷,把这一事件拍下来,并命令发动机打着火以备必要时离开此地。尽管那些令人厌烦的枪支封锁了他们的路,布克还是认为这是件麻烦事并决定向水獭};D 基地报告。
  毕竟,“旗帜”号舰长曾经告诉过他一些有关的类似事件。
  “一个家伙经历这样的事后怒气冲冲地回来,”国家安全局的吉恩。谢克说,“他对‘普韦布洛’的船长说,‘劳埃德,你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他们每天都这样做。他们要出海,要烦你,你挥挥手,有些事别理睬他们,他们就会离开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一点,我们知道,他们对我们的侦察,对我们的空降侦察任务都是如此,没有人对那样的事感兴趣。”
  但是,谢克补充道,“现在来了一些人——他们可不是仅仅开玩笑。”
  12点20分,准尉吉恩。莱西注意到在地平线上出现了一群小黑点,它们是从元山向他们驶来,通过望远镜布克确认是3 艘北朝鲜的P4型鱼雷快艇队正向他们开来。
  7 分钟之后,SC35第三次围绕着“普韦布洛”号行驶,并扬起了信号旗:“停船!否则我们要开火了。”埃德。默非上尉再次核对一下雷达,确信“普韦布洛”
  号当时离最近的陆地——北朝鲜的翁度岛——有15.8英里。布克指示信号员升起“我们是在公海”的信号,在下面的信号情报的工作舱里,唐。贝利不断同水獭川基地联系。他们“出来一群人”,他把这句话发到在日本的监听站,然后让他们准备接受新信号。
  对于北朝鲜人来说,这次游戏已经结束,但布克却一点也不知道这一点。到了12点35分,海岸工作站报告“猎潜艇已经捕获了美国的船”。几乎与此同时,3 艘鱼雷快艇也抵达并占据了船周围的位置,两架米格21型飞机也在上空进行威胁。
  通过内部的联络系统布克发出了准备紧急沉船的命令,然后他转向负责机械的军官吉恩。莱西问他沉船需要多长时间,莱西解释“普韦布洛”有四个防水舱壁,其中两个通海,可以用消防水龙软管将舱壁注满水,但这样需要大约三个多小时。
  莱西告诉布克,一个较快的方法就是打开主发动机室里的冷却水出人口,然后在主发动机室和副发动机室之间打个洞,只要这样做,在47分钟之内船就可以沉没。但是在对方进攻时大部分救生筏可能被击中,没有足够的救生筏,人在海水中几分钟就会死亡。由于1 月份的海水温度太低,布克放弃了这个计划。
  一艘鱼雷快艇上发出了旗语:“跟在我后面航行,我的船上有领航员。”随后一群人从SC35型船上登上了一艘鱼雷快艇,而PT604 号朝着“普韦布洛”号右舷船首驶去。头戴头盔手持带有刺刀的步枪的一些人站在甲板上,接下来的旗语就是:“按我们指定的航向航行,否则我们要开火。”
  不知为什么,布克仍然希望解救这条船,他命令发出旗语信号:“感谢你们的关心,我立即离开这地区。”布克清楚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比每小时行驶40海里的鱼雷快艇跑得快。他想给50毫米机枪配备人员,但又决定放弃,因为他相信给人们带来死亡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他仍然莫名其妙地希望能有一个“体面”的撤离。然而,当北朝鲜人要登上他的船时,他仍然没有给船下的信号情报工作室下紧急销毁的命令,而是给掌舵的士官下命令以18的速度行进。
  当“普韦布洛”号开动时,这些鱼雷快艇开始在它的船头来回行驶,SC35又发出信号:“听命令,否则我就开火。”布克命令以ZQ的速度行驶,接着又命令全速行驶。SC35开始追击,很快就赶上了“普韦布洛”号的船尾。在靠近“普韦布洛”
  号的这一侧,PTd01 号的水手们揭去了一个鱼雷管上的遮盖物,瞄准了这艘船。在船下方的信号情报工作室,贝利的手指在飞快地敲击着键盘,“他们现在正准备向我们开火。”他把消息发往水獭川基地。
  此时,SC35指示所有的北朝鲜船只都离开这一地区,并说它将向一艘美国船开火,因为它不服从北朝鲜海军的命令。
  几秒钟之后,船上的57毫米机枪开始连续发射。几乎是同时,几艘鱼雷快艇上的30毫米的机枪也开始射击。在信号情报工作室的人们都做好了准备。舰桥上的人们都进入了驾驶舱躲避。大约四分钟之后,总指挥部终于来了命令。但是布克马上修改了命令,禁止人员到船的上部去,他希望任何人都不要试图去动用那些50毫米的机枪。
  SCMS又一次用机枪向他们扫射。大部分子弹都从船的上方划过,但有一些击中了信号桅杆。由于一小片榴弹片击中了布克的脚踝,他跌倒了,并撤了回来。每一个人都做好了准备。“开始紧急沉船!”布克命令。贝利通知水规;;基地:“我们正在遭受攻击。船的位置是北纬39————5 度,东经12754.3 度,紧急呼救!”
  这一信息他重复了多次。在布克的工作室里,水手们在销毁文件。贝利又一次发出请求:“我们正在进行紧急销毁,我们需要帮助。我们需要支援。SOS ,请派增援。”
  这时是下午1 点31分。
  紧急销毁工作既缓慢又混乱。在安全室外面的过道里,废纸篮里的火正在烧着,大约十几个下垂的打孔纸袋装满了文件,然后堆积到过道里,密码设备被斧子和大锤砸毁。
  在水獭川基地,监听人员收到了猎潜舰艇向海岸指挥部报告它要向美国船只开火警告,以便使它停止前进。后来,一艘鱼雷快艇通知它的基地,从元山开出的两艘海军船只正在把美国的这艘船带往一个秘密的地方。
  此刻,太平洋美军部队才意识到局势的绝望。电波信号像闪电一样在空中穿梭。
  尽管美国在南朝鲜驻扎着大约5 万军队,但大部分都在非军事区。在越南进行的战争削弱了美国在南朝鲜的空军力量,当时美国空军在南朝鲜只有6 架F105型轰炸机,这种单发动机、单座位的重型机可以携带18500 磅的炸弹,但当时这些飞机上仅装有核武器,为的是一旦有情况便去消灭在中国的目标。卸掉这些紧急情况下使用的核武器,然后再装上攻击地面的武器也得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
  210 名处于战备状态的南朝鲜士兵和一些拦截机已出现在南朝鲜的飞机跑道上,他们可以在天黑之前到达“普韦布洛”号出事地点。“南朝鲜方面得到美国许可奉命去营救‘普韦布洛’号,”一位美军飞行员说。但是在南朝鲜指挥美国和联合国部队的官员查尔斯。博尼斯蒂尔坚决不允许他们出击,他担心南朝鲜空军会对此举做出超出必要的反应,这完全可能导致一场战争,这是不能容忍的。
  下一个离得最近的基地是在日本,有美国的76架飞机在那里的跑道上,但是由于美国政府有协议:在日本基地上不允许行使攻击性的任务。再说临时通知日方也来不及。
  在南部的470 英里处,美国的“企业号”正以每小时27海里的速度向菲律宾苏比克海湾行驶,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航空母舰。在核动力驱动的航空母舰的隆隆作响的甲板上停放着60架战斗机,其中24架是F ——4B鬼怪式战斗机,其速度是音速的两倍。但是,当有关“普韦布洛”号混乱的信息到达这里时,由于距离太远,飞机要在“普韦布洛”号驶入元山之前到达那里也是不可能的了。
  冲绳是日本的一部分,但是当时它是美国的保护地,可用来发动对敌进攻。这个岛是第18战术战斗机联队的基地,它是由战斗经验丰富的战斗机驾驶员组成的,他们曾数次执行过袭击北越河内和海防港目标的任务。一些人在他们的飞行服上带有“100 次使命跳越”的标志,而另一些曾飞过红海到北越的心脏去执行任务,他们的服装上标着“海鼠”的标记。
  一束桔红色的光从一架巨大的J —75型涡轮喷射引擎发出,深沉的轰鸣声震动着冲绳的嘉手纳空军基地。飞机准备直接飞向“普韦布洛”,袭击北朝鲜的鱼雷快艇,然后再飞回到南朝鲜的乌山空军基地加油。但是它却接到了先去乌山加油的命令。
  此时,布克意识到他们不可能逃走了。他认为任何进一步的反抗都会导致船员们不必要的牺牲。根据信号情报工作室的销毁情况,他将做出不抵抗、弃船的决定。
  下午1 点34分,他命令“一切都停止”,然后指示报务员发出国际信号,表示“抗议”。这时57毫米机枪射击已停止,但是30毫米机枪不时有零星射击。布克估计他们此时距离北朝鲜海岸大约25英里。“我们在目前的位置,努力坚持,”贝利发出信息,“请派增援,我们正遭受攻击。”
  布克离开船舷,回到了他自己的舱房,核对各类文件。他把几份文件和他个人的随身武器交给了一个在通道的人,命令他把它们扔到船外。这时,他发现没有什么能暴露“普韦布洛”真实使命的了。在返回船上的路上,他顺便看了看在信号情报工作室里进行的销毁情况,然后他来到船头。SC——35号船发出了信号“跟着我的航线航行,我的船上有领航员”。布克同意并命令他的舵手进行缓慢的5 度转航。
  贝利通知水獭川“我们可能正被引航去元山”。几分钟后,他又开始请求援助,“你们派援兵了吗?”水獭川基地回答:“消息已发往所有的指挥部门。美国驻日本的海军总指挥正在请求援助。”
  在华盛顿附近的国家安全局,当加急电文开始断断续续地传到解码机上时已是午夜。负责秘密调查此事的国家安全局的亨利。米林顿说:“他们失去音信已有10天了。”
  “事情发生在朝鲜当地时间下午两点左右,”国家安全局K 组的吉思。谢克回忆说,“相当于我们这里的凌晨两点。我接到了马上去行动部门首脑办公室的电话后,便走进去,莫里森已在工作。无论出现什么事,莫里森决定都由他自己负责‘普韦布洛’号工作。他召集来了各类人员,在这非常时刻莫里森显得有点炫耀自己。”
  一会儿卡特将军到了,但他没停留很长时间。“你知道,”他告诉莫里森,“事情还在发展,我们俩站在这是毫无意义的,你先待在这里,收集所有的信息,早晨6点半到7 点时我再回来。”
  除了关心全体船员的安全以外,整个凌晨在国家安全局最关心的事之一就是北朝鲜人是否能缴获“普韦布洛”号上的密码材料,尤其是有关国家安全局的重大机密,因为这些机密很容易将已经窃听到的有关材料进行解密。这些重大机密解释了对解码机每天工作的布置,在每页7X8 的纸上首行印有红色醒目的“绝密”:“特种文类”。这些重大机密还包括其他技术细节的清单。有了这些清单和设备,北朝鲜就有可能运用同一台机器破译美海军各部门的密码。


  讨论的问题又从水獭川转到“普韦布洛”号上:“你们还剩下哪方面的重大机密?……请告知你们还剩下多少机密文件,看上去你们的通讯系统是否能被对方利用?”
  大约两点钟,布克突然第二次发出“停止前进”的命令,为的是核查一下销毁工作进展如何,以便有更多时间完成这项任务。但是船刚刚停下,SC35号就驶到距离“普韦布洛”号2000码的范围并开了火。2000发子弹猛击在船外壳的薄薄的1 /4 英寸钢片上。速射的子弹进入了洗衣间、轻兵器贮藏舱、军官的起居室和几处过道。在船长室的附近,消防员杜安。霍奇斯正拿着一些文件准备去销毁时被击倒在甲板上,一条腿被炸断,肠子从下腹流了出来。当他躺在那里就要咽气的时候,血从破裂的动脉流出,随着船在波浪中的摇摆,从过道的一侧流向另一侧。不远处,消防员史蒂文。沃尔克由于被弹片击中,突然感到胸部与臀部火辣辣地疼痛,海军中士、语言学家罗伯特。西卡大腿处也在大量地流血。无线电报员查理斯。克兰多尔从一个过道爬向另一个过道,尖尖的金属弹片扎在他的腿上。
  为了使对方停止射击,布克发出命令,前进3 、速度18,他把驾船的任务交给了莱西后,急忙跑下去检查销毁情况,在血腥的过道上他看到流着血的身体扭曲的杜安。霍奇斯。他推开门到了信号情报工作室,看到一些人卧在地上,“起来!快干活!”他对他们大叫。“外边有个人的腿被炸掉了。”接着他看到了三个装满机密文件的大袋子,便转向斯蒂芬。哈里斯大叫:“快把这些东西拿走。”
  冲人了密码室,在下午2 点零5 分,布克口述了如下内容:我们只剩下0 号重要文件。我们被迫跟着他们驶向元山,三人负伤,一人的一条腿被炸掉,没有使用任何武器,也没使用50毫米机关枪,正在破坏所有的文件,对电子设备正在进行最大程度的毁坏。怎么救援还没到?我们不是在开玩笑,我们蒙受了精神上的痛苦,不打算进行任何抵抗。不知道何时才能接通电路,不知道是否还能进入通讯室。
  两分钟之后,水獭川基地发了回电:来电收到,我们在尽全力指挥,已热线与日本联系,得到的最新消息是飞机马上去援助,南朝鲜可能派F105战斗机,但不能保证日方是否与南朝鲜合作,这均不是官方消息。但我想这一切会发生的,支持你们。
  回到了操舵室布克又一次询问是否有立即逃脱的可能性,得到的答复还是不能很快逃脱。在下面的信号情报工作室,贝利终于听到了一些鼓励的话,水做川正在报告:大家都很关注此事,都在尽全力,“估计现在空军飞机已在飞往你处的途中”。
  “可算有了盼头,”贝利回答,“我们正忙于销毁工作,难到看不见正冒着烟吗…
  …真希望有人来营救。我们自己是无能为力了。“
  在岸上,对国家安全局机密材料的担忧加剧了。2 点18分贝利再次被询问了有关材料和解码机的状况。在使人窒息的黑暗中,贝利说KW7 型机及KWM7、Ke14型的一些印刷电路板依然保留。时间有限,来不及将一切都毁掉,主要问题是哈利森上尉决定要将文件烧掉而不是将文件从甲板上投人大海。因为按惯例不允许在水深低于600 英尺的海域抛弃材料,而当时“普韦布洛”号所在海域深度还不足200 英尺深。布克授权发出一则信息:销毁工作不能彻底完成。
  技术人员在通道点起了火堆焚烧文件。船舱下面堆满还没来得及破译的上面都是一排排五位密码数字的原始窃听材料。超级机密材料填满了一个个的抽屉。但是,火堆的面积太小,火势弱而烟又大,所以90%的材料都不能全部烧毁。
  北朝鲜人也很关注销毁工作,大约在2 点30分,一艘巡逻艇通知另一艘巡逻艇去监视美国人,不让他们把材料扔到水里。SC35报告,美国人还是一边扔材料一边焚烧。这时朝鲜人命令停船。布克没有同其他的官员商议就同意投降,允许对方登船。两个螺旋桨慢慢地停了下来,水面上留下了许多泡沫。几分钟之后,贝利打开了密码机,通知水獭川基地,“材料的销毁工作效果不佳,”他写道,“有可能部分材料会落到对方手中。”水獭川基地要求布克将没有毁掉的文件列出来。
  布克发出调转船尾的命令,以便对方登船。通常放在船舷上的卡宾枪也被扔到大海里。在某人的建议下,布克通知大家向北朝鲜人提供的情况只能是他们的名字、官衔和番号。
  布克意识到他没有戴船长帽,于是就离开了船舷回到了他的舱室,用一只袜子包扎了一下受伤的脚部,戴上了帽子回到了船舷。这是一次有尊严的投降,身上不携带任何武器,机枪上没有配备人手,也没有毁掉船或发动机。盖在50毫米口径火炮上的帆布从来都没有动过。撤掉炮上的帆布实际上只需要二三分钟的时间。
  大约在2 点32分的时候,北朝鲜人民军攻击舰上的官兵登上了“普韦布洛”号。
  “我们接到指示,要求我们停船,”贝利通知水獭川基地,“现在他们的人正在登船。”一分钟之后他发出了最后的消息,“四人受伤,一人伤势严重,现在停止联系,毁掉这一装置,完毕。”水獭川基地回答,“可以毁掉,”然后要求“普韦布洛”号用明码联系。可是此后再也没有听到“普韦布洛”
  号的消息。
  北朝鲜人员来到了甲板,布克迎上前去。登船人员中有两名军官和8 至10名士兵,这些人都配有武器,但都不讲英语。在布克的陪同下,他们来到了操舵室和舰桥,船员们也奉命来到了船尾。布克命令甲板下的所有人员都立即停止操作并到护泵围栏集合。舵手奉命到操舵室取头盔,“每次接通麦克风时都可以听到卡卡的声响,这种声响就意味着要有人讲话。”拉塞尔回忆说,“每次听到卡卡声响时,我都确信他们要发令向我们开火。当时我们可能处在危险中。美国军事部门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已被俘虏,朝鲜人也可能随时随地将我们杀掉,然后他们会掩盖所有的事实。”
  在水獭);;基地,情报人员通过窃听SC35号船和其他北朝鲜护航舰上发出的信号,继续搜索“普韦布洛”号的行踪。每隔5 分钟他们就用无线电测向仪向北朝鲜海岸附近的指挥部报告朝鲜船只的方位。
  大约到了下午4 点,第M 批登船人员到达了,他们是一位北朝鲜的高级校官和一位民间领航员,当“普韦布洛”号舵手被带到船上的一个住舱时,这位领航员告诉他不要害怕。在布克的陪同下这位北朝鲜上校检查了这条船。一个被丢弃的白色帆布大袋的裂缝处露出了一些机密文件和某些器材,这些大袋子除了有一个被扔到大海,其他的还堆在通道上。
  当布克和北朝鲜上校进入信号情报工作室时,地板中间有一个鼓鼓囊囊装满文件的白色洗衣袋。仅仅是表面上受点损失的WLRI型密码接收机还在架子上放着。船上可能还有其他一些没有来得及销毁的信号情报文件:国家安全局对远东战争的电子命令和一份详细的透明地图,这份地图标出了苏联、中国和朝鲜雷达站分布和发射频率等重大详细情况。在战争中,这些信息十分重要,掌握了雷达系统的位置和频率可以使美国的轰炸机和战斗机通过使用电子干扰逃避、干扰、欺骗对方。一旦知道美国掌握了这些信息,很多国家就可能改变频率和其他参数,这样就使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信息过时。数年之后,“普韦布洛”号的一位叫做拉尔夫。麦克林托克的密码破译人员说:“那些文件就是船员们的生命,就是领导者的生命。”
  大约到了下午4 点半,这位朝鲜检查官命令布克坐在舱外的甲板上,此时,美国空军官员们从水獭川基地获悉“普韦布洛”号已在北朝鲜水域。于是一切救援行动被取消。在南朝鲜的F4型飞机还没有完成更换常规武器的工作,从冲绳来的F105战斗机还在离南朝鲜加油某地的途中飞行,他们仍奉命按计划加油放弃了对“普韦布洛”号和它的船员的营救计划。
  “他们是孤军作战。”国家安分局南思。激克说,“”他们是百分之百地孤军作战。“大约在下午8 点30分,”普韦布洛“号抵达了朝鲜人民共和国,停泊在元山西北约10革里的一个码头。有几个朝鲜人民军的高级官员登上了船,其他船员被蒙上眼睛,捆绑双手,带到船下。聚在码斗的一群士兵向”布洛“号船员吐唾沫并抓他们,这些人被朝鲜士兵的枪托拦住。然后”普韦布洛‘号船员们被带上一辆汽车,开始了向平壤的旅行。“我们被领到一群人中,”当时我很奇怪为什么几分钟之前我还十分害怕,我的腿和脚不再是我身体的一部分,它们成了我不能控制的机械系统的一部分。“
  我们自由自在地在海上静静航行,直到1 月23日,不知来自何方的6 艘战舰出现在我们的西侧,原来是人民军的精英,6 名猎手来捕获“普韦布洛”号。
  在我们被捉住的那天,不知在这个国家引起多大的轰动,在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的领土上,几分恼怒,更多的是义愤。
  当北朝鲜人把这艘间谍船停泊在元山港时,马歇尔。卡特中将正向他的办公室走去,他的办公室设在国家安全局总部大楼第9 层的拐角处。北朝鲜的时间是1 月23日8 点30分,而在华盛顿却是同一天的6 点30分,时差为14个小时。在那里,迎接卡特的是这一行动的总指挥——海军少将莫里森。他们已经工作了4 个小时,试图弄清这一事件。其他人很快地也到达了这里,为的是做一个简要的报告。在棕色办公桌前巨大的地球仪旁站着的人中有K 组的吉纳。谢克、B 组的负责人米尔特。
  扎斯洛和路易斯。托德拉。
  由于“普韦布洛”号参与的是一项国家安全局和海军的联合行动,卡特知道他要做出大量的解释,特别是关于为什么第一步就执行这么危险的任务。这时,米尔特。扎斯洛(负责分析从亚洲共产党国家窃听到的情报工作)交给了卡特一份国家安全局为这一行动发出警告的情报。此时,大部分人,包括卡特在内,已经忘记了这份情报。‘十特看了一遍这份情报,然后站起身来,采取了我认为任何人都要采取的最严肃的政治态度,“谢克回忆道,”他说,我希望这个房间里的任何人都不要再提及有关这份情报的事情。如果有什么人这样做了,我想他们自己会知道的,他们也会发现自己将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我不希望有这样的麻烦,你们也不希望。但是我认为这份情报或多或少会拯救我们这些笨蛋。“在接下来的汇报中,国家安全局的官员们开始计划下一步该做什么。扎斯洛的意见是:他们应该马上把”旗帜“号从日本调出来代替”普韦布洛“号,只需要一两艘驱逐舰护航,这项任务能在57小时之内完成,他说。信号情报飞行队也应该向南部的非军事区延伸,无人驾驶飞机可以到北朝鲜侦察。此外,约翰逊总统本人赞同使用SR71型高空超音速侦察机到北朝鲜上空侦察,以便更准确地查明船和船员的位置。另一项重要任务是找到”普韦布洛“号所抛弃的绝密文件。
  在位于国家安全局以南25英里处的白宫,约翰逊总统在秘密部署战斗计划。在事件发生几小时之后,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和他的一些将军在画有曲线的地图上进行研究修订美国对北朝鲜的作战计划,到了上午10点钟,也就是攻击的第二天,麦克纳马拉召开会议来讨论有关对北朝鲜作战的准备情况。这可算是最重要的秘密审议,“决不能把有关会议讨论的任何消息向外透露,”他警告大家。
  “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普韦布洛’号上的船员解救回来,”麦克纳马拉说,“船的归回是我们的第二个目的。”
  能够召集到的后备部队是有限的,1.5 万吨炸弹要从越南战场运到这一地区。
  “在南朝鲜现有大约4100吨军用飞机器材,”参谋长联席主席厄尔。惠勒上将说,“大约有1 万多吨是在路上。我们的攻击行动应该有计划,需要‘鱼马眼’、‘猎鹰’、‘麻雀’和‘响尾蛇’等空对地导弹。”
  海军上将穆勒表示在不影响越南战局的前提下,他可以从朝鲜调遣两艘航空母舰支援这次行动。他还表示要制定计划去侦察元山港的情况,要向这一地区派遣9艘攻击型潜水艇。“这些工作在一周内可以完成。”穆勒说。这一地区要有更多的海军火力援助,要封锁某些港口,在公海对北朝鲜采取“以牙还牙”的报复行动。
  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调动15架B52 重型轰炸机去冲绳,再派遣11架去关岛,“我们有很多FM轰炸机,一排排地等候在那里,”负责指挥美国和联合国在南朝鲜部队的博尼斯蒂尔上将说,“如果北朝鲜打算冒险进行短期战争,他们定会给时代生活杂志社提供一些恐怖的景象。”
  此次行动被命名为“飞狐行动”。接下来发生的事成了美国空军史上最大的战略空运。8000名航空兵,数百架全副武装的战斗机,数百万磅的炸弹、火箭、炸药以及供给被空运到此,其中包括对付北朝鲜用的攻击机。“我们的首要行动,”美国空军参谋长说,“就是摧毁北朝鲜的空军力量。”
  与此同时,根据国家安全局文件所示,五角大楼开始策划一次有“借口”的战争,这就是用“旗帜”号去挑起一次同北朝鲜的冲突。“他们要去激怒北朝鲜,使北朝鲜采取行动。这样他们就可以报仇了,”国家安全局的谢克说。船上只需两名船员——一名是船长,另一名是机械师——“旗帜”号将被派到“普韦布洛”号遭受袭击的那个海域,然后就在那里等候鱼雷潜艇的攻击。“与此同时航空母舰就停留在地平线外,那是雷达无法发现的地方,”谢克说,“当然,还要有空军力量…
  …也是在雷达探测不到的地方。‘旗帜’号一旦发现北朝鲜人在追击它,就立即发出警报,这也是让所有的战斗机起飞的信号。“
  但是,谢克说,后勤方面的问题以及担心美国被俘人员安全问题使得这一计划不现实。“航空母舰到达那里需要一段时间,而且‘旗帜’号起航前的准备也需要时间,考虑到这一点,美国人的反应是:让我们冷静下来,因为我们不希望失去那80个人的生命和所有有关的东西。所以我们没有那样做。”
  谢克说:“另一个建议来自负责美国太平洋军事力量的四星级上将——太平洋地区美军总司令一一他打算进入北朝鲜,在船上安置一个套索,以便将‘普韦布洛’号拖出元山港,这样做颇有些书生气!他说他将写一份计划,上面说:”我将派出一支驱逐舰队,并有适当的空军力量配合。我用一条绳索系在这条倒霉的船上,然后把它拖出来。‘然而,五角大楼一些头脑冷静的人都说:“不可能,还是把它忘掉吧。”’1 月26日,“普韦布洛”号被捕获的第三天,一架像无月夜空一样黑的飞机从冲绳的嘉手纳空军基地的钢造机库里慢慢滑出。它具有像短剑一样锋利的边缘,风挡玻璃就像令人恐吓的双眼,飞机外壳镀有稀有金属钛,尖尖的发动机就像长长的枪管。这就是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武器:A12 型飞机。在机舱盖的下方坐着的是脚穿登月靴头戴太空帽的飞行员弗兰克。默里,他把节流问推向加力燃烧室的中部,燃料以每小时8 万磅的比率射人发动机火球从排气管后发出。一群鸟为了逃生拍打着翅膀飞向远处。默里盯着操纵盘,看到飞机的滑行速度达到了起飞的要求,一切就绪,10秒钟之后他轻轻将操纵杆向后一推,机头向上扬起了10度,默里飞向了寻找“普韦布洛”号的征途。
  到了1968年1 月,美国中央情报局飞行员弗兰克。默里成了一位曾多次在北越上空飞行的老兵。“普韦布洛”号被捕获之后,他奉命驾驶A12 型飞机首次到北朝鲜上空执行任务。该计划在一天之前已经做出,但在起飞不久由于飞机上某一功能失灵,所以成了无效飞行。第二次起飞是在1 月25日,在日本海上空再次加油后,钛制的机头便指向北朝鲜海岸。
  “我的第一个飞行任务就是要迅速飞过海参威港,”他回忆说,“然后驾驶装有照相机的飞机沿北朝鲜东海岸飞行,因为我们认为‘普韦布洛’号就在那里。当我接近元山时,我可以用肉眼看到‘普韦布洛’号,除了一个人口处以外整个港口全已封冻。‘普韦布洛’号当时就在这一人口处,它停泊在主人口处的右侧。我继续沿南朝鲜飞行,做了一个180 度转弯又向北朝鲜上空飞去。就这样,我重复飞行了4 次,并拍摄到从非军事区到鸭绿江边境线的全部北朝鲜情况。就我所知,我的整个飞行没有被跟踪。”(事实上,信号情报的报告表明中国的雷达确实探测到A12型飞机,并将这一信息转告给北朝鲜,但北朝鲜当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毫无疑问是因为A12 型飞机的速度太快——音速的3 倍多,并且飞行高度太高——8 万英尺)。
  默里的镜头又迅速地转到日本的横田空军基地。通过那里的分析可以测定北朝鲜没有准备进一步的空中袭击。
  刚刚过了1 月26日,另一个代号为A12 的间谍小组准备前往北朝鲜水域。这次,他们将通过相反的途径:水下航行。海军职业谍报员哈里。雷克菲尔德和另外三个在水獭川基地的信号情报技术人员奉命到美国“佛拉多”号潜水艇报到。这是一条以柴油为动力的攻击型潜水艇,当时,它停在日本的横须贺港。“我们此次任务就是为潜艇提供从水獭J !;基地收集来的特别情报,”雷克菲尔德说,“这些情报要全凭我们自己去获得。为了侦察苏联的潜水艇方位,我方的潜艇应该驶人适当的位置,这样做一旦导致和北朝鲜的战争,在接下来的进攻的日子里,这条潜艇便是整个海军力量的一部分。”
  1 月31日,“佛拉多”号潜艇上刺耳的警报响了两次,舱口“砰”地一声关闭,潜水艇沉人波涛中,到达了潜望深度,向北航行,从日本北方的北海道悄悄地潜人拥挤的津轻海峡。然后在白天又进入日本海。“我们悄悄地进入日本海,”雷克菲尔德说,“这对我们是首次挑战。这里有一股从日本流向太平洋方向的水流,在这一海峡的水面上船只很多。”
  “佛拉多”号潜艇活动范围是日本海中部方圆1.08万平方英里的水域。从表面上看它暂时执行的是常规任务。它的第一个使命是在它被发现之前查明苏联潜水艇的位置。每天夜晚“佛拉多”号潜艇不得不上升到潜望镜的深度,升起它的以水为动力的吸气管,就像烟囱的顶部一样,露出水面。那天晚上,“佛拉多”号潜艇发现在它附近有其他潜水艇。
  就像飞机的飞行员观测天空一样,声纳操作员坐在一个圆形的绿色屏幕前观看深海处。渐渐地他开始注意到耳机里的乒乓声,这种声音来自“佛拉多”号潜艇的被动声纳。原来是一艘苏联潜艇浮上水面。尽管四处黑暗,“佛拉多”号潜艇艇长还是决定靠近苏联潜艇以便认出船体上的号码,弄清它的身份。他驾驶着“佛拉多”
  号潜艇悄悄地驶向苏联潜艇,直到靠近了它的舷侧。当苏联潜艇突然驶来时,“佛拉多”号潜艇艇长大声喊道:“他妈的,它朝我们来了,潜水厂指挥室的舱口迅速关闭,这就使雷克菲尔德(包括与他在一起的军官)同船上的其他人隔离开。他们潜到了苏联潜艇的下方,避免了一次碰撞。”这是很近的一次接触,“雷克菲尔德说,”我们潜入水下时没有被追踪。“后来,当”佛拉多“号潜艇用通气管潜航时,很多仪表盘都在转动。”我们被苏联的一条潜水艇发现,“雷克菲尔德说。声纳兵又一次听到从一条苏联船上发出的金属声。艇长开始采用一些措施测定”佛拉多“号潜艇是否被发现。”可以确定那条潜水艇正在搜寻我们,“雷克菲尔德说,”我们当时玩的是捉迷藏的游戏。“
  为了保持安静不被发现,所有的运转系统都处于最小的工作状态。潜水艇的通气管装置被停止使用。“我们用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最后发现了苏联潜艇的通气管装置,”雷克菲尔德回忆道,“后来,有一段时间我们就成了猎手,仅用眼睛对苏联潜艇进行秘密观察,直到后来它驶出了我们的行动范围。”
  但是,这时却出现了另一个问题。由于长时间处于最小工作状态,油温过低,有一个柴油发动机无法起动。最后,经过了几个小时的努力,机房负责人临时安装了一个导管把两台发动机的油连在一起。雷克菲尔德说:“这个临时导管悬挂在头顶上方不太好。”把不运转发动机里的低温油输送到正在工作的发动机中,这可以使油温上升,然后启动了那台发动机,就这样船员们回到了日本的横滨,没有遇到其他麻烦。
  布克和他的船员们先是乘汽车,后来又乘火车到达了平壤,并被关进一个像破旧谷仓的砖房子里。房子里面很暗而且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它的走廊有近百米长,没有配备灯罩的电灯泡挂在天棚上。从他们到达的那一刻起,就不断地遭到毒打和折磨,并且受到威胁:如果不承认他们的间谍活动,就将他们处死。
  我们被带到了平壤,所有的安逸与舒适均被扫光,我们被带到“粮仓”里时,你要把面包切开分享,一只大老鼠吃了我的萝卜,现在它已死亡。
  “你的身份是什么?
  到我们领土上有什么任务?
  是否从事间谍活动?“
  船长回答:“该死的!我是爱好和平的人,就像你们那些无耻的上司一样。”
  此刻,北朝鲜人民军已把文件与设备从“普韦布洛”号搬了出来,并把绝密情报给了苏联。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站副站长奥列加卡路金少将说:“直到北朝鲜通知苏联时,我们才知道‘普韦布洛’号被捕获。所以,苏联是不知情的。但是他们对此很感兴趣,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一条间谍船。事实上,北朝鲜人从船上获得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情报。他们还截获了密码机,发现了密码文件,对苏联来说这些当然有十分重要的军事意义。”
  卡路金说,北朝鲜允许苏联方面去仔细检查他们所发现的一切。“苏联被允许去检查这些截获的材料,因为只有他们才知道如何分析和利用这些信息。我知道‘普韦布洛’号的船员认为那些KW7 型密码机已被毁坏,但是,”卡路金笑着说,“我认为,情况或许不是那样。”
  卡路金认为,那些密码文件是最有价值的。“解码机解码是情报中最重要的,因为这些情报可以给你提供你所感兴趣的有关问题和事件的真实资料……当你收到一份海底电报时就能破译密码,得到真实信息。这可不是谣言。”
  但是,当苏联从“普韦布洛”号得到了KW7 型密码机时,它已经没有用了。因为美国国家安全局获悉他们的船被截获时就立即改变了整个海军的重要密码系统,并对KW7 型密码机做了微小的调整。然而,美国国家安全局没有预料到的是,在从事编制新密码和密码机新技术的人员中竟有克里姆林宫的人。
  自从1967年10月詹姆斯。哈来走进驻华盛顿的苏联大使馆那一天起,俄国人一直有一个很大的困惑:“詹姆斯。哈琅”是否就是美国海军的通讯专家约翰。澳克,如果是,从他那里他们会定期收到有关美国国家安全局对密码设备进行技术调整的机密。
  负责领导澳克的苏联间谍是少将鲍利斯。索罗麦廷。此人既是个酒鬼又是个烟鬼,在1965年至1968年间他是克格勃华盛顿站的负责人。作为奥列加。卡路金的老板,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位高级官员评价,他或许被人们认为是最能干的克格勃。“澳克每月向我们提供有关你方军用解码机之一的操作程序,”已经退休的索罗麦廷说,“这可非同一般……澳克不断向我们提供一些情报破译方式是十分重要的,澳克能够使你的敌人看到你最敏感的军事秘密有17年的时间了,我们深知,在间谍历史上,对机密的泄露从来没有长达17年这么严重的情况。我们在这17年中一直能收到你们的电报。”
  自1967年10月以来,克格勃就获得了密码机操作程序,所以他们所需要的就是一台实际的样机。“普韦布洛”号的被捕获就可以使他们实现这一愿望。“有了约翰。澳克的信息,再加上‘普韦布洛’号这条船,”卡路金说,“在当时,对于美国有可能遇到的任何问题,苏联肯定会获得最终的答案。而且我认为由于这两个条件的结合,一定会给苏联带来巨大收获……你知道,我们当然会利用‘普韦布洛’号的这些设备。”
  除了KW7 之外,北朝鲜还得到了另外两台有价值的密码机KW-37和We14,并把它们移交给了苏联。约翰。澳克谍报组的一个成员杰里。惠特沃斯,后来被派到遥远的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亚岛上的美国基地驻扎。在那里,他可以接近HtTp://wWw.eBook6.Cn -14和其他的密码机,并把重要情报卖给苏联。
  对苏联破译美国海军密码的价值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使用约翰。澳克提供的密码机操作系统的卡路金说:“我们破译了美国海军指挥部和世界各地海军之间的密码文件……通过控制美国核潜艇的行动,在公海上可以控制海军与其他船只的密码往来,我们确实能够保护我们国家的安全……我认为这就是苏联情报部门在冷战期间的最大成就。”
  3 月份,“普韦布洛”号被转送到平壤以外的一个滞留处,在那里船员受到的虐待不那么经常,也不那么严重。三个月之后,就译码机问题,一些信号情报的技术人员被审讯。审讯他们的是具有这方面知识的北朝鲜官员。在审讯中北朝鲜得到了一些重要情报、海区分布图和有关KW37、K 卜14译碎机的说明。
  尽管华盛顿渴望进行报复,但是为了解救“普韦布洛”号全体船员,外交途径还是战胜了战争方式。这种麻烦的谈判几乎拖了一年。“对于林登。约翰逊在‘释放我们的船员’方面表现出的无能,美国人颇感惊讶,”国际政策研究中心的一位年轻工作人员威廉。泰勒说,“由于在越南战场上接连失败,国会对约翰逊的反对呼声加剧了。这是他最终失去自己职务的开始。”1968年3 月30日,也就是“普韦布洛”号被捕获的两个月之后,当约翰逊声称他不再连任时,全国上下都感到吃惊。
  到了1968年秋天,“普韦布洛”号成了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与体伯特。汉弗莱竞选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在一次演讲中呼吁要进行报复。“像北朝鲜这样的国家用四流军事装备在公海捕获了美国的船只时,”他说,“我们就需要新的领导了。”
  1968年12月23日,板门店军事停战谈判委员会美方代表吉尔伯特。伍德沃德少将签署了一份向北朝鲜道歉的文件,承认从事了间谍活动,入侵了北朝鲜领土。然而,在签署之前,伍德沃德宣布这份文件的内容是虚假的。“我将签署这份文件,”
  他说,“就是为了解救这些船员,仅仅是为了船员的自由。”而北朝鲜接受了美方的道歉。当天晚些时候,“普韦布洛”号的全体船员,还有杜安。霍奇斯的尸体,跨过了南北朝鲜分界线。从他们被北朝鲜捕获的苦难日子起到那时已经整整有11个月的时间了。
  国在狱中11个月整,自从我们被拘禁的那个黎明,身上积聚了大量的伤痕,你是否认为我们非常愤恨?
  不!我们非常沮丧!
  不要提及有多么懊悔,这样我们会更加安康。
  船员被释放后,一个海军申诉法庭严厉地指责布克在关键时刻的表现,他被指控犯有没有及时看到船只所受到的威胁的罪行。“在‘普韦布洛’号被捕获之前或在被捕获期间他根本没有抵抗的想法,”法院表示,“指挥官布克有责任动用船上的一切武器和人员形成最佳的防御能力。但他当时没有这么做。”


  他放弃船和船上的机密的做法受到了强烈的批评。他本可以坚持不投降,做“之”字形航行并做一些激进的演习行为。如果船进行军事演习,对方根本不能登上船。船上既没有起火也没有进水,只是因为几个人受了点轻伤,指挥官就做出了致命的停船决定并跟SO一1 来到了元山港,他的船也太合作了。他本应该认识到对于他的国家来说,最有利的事情是不承认船上有任何人员、任何资料同那些敏感的内容有关系。法庭最后指出:“他在船只完好无损的情况下没有做出任何抵抗就决定向对方投降,甚至试都没试一下,这是他最大的错误……他没有做出任何明显的努力同敌人抗衡,在他还有能力反击的情况下,就允许对方登上他的船进行检查。”
  另一方面,在他被监禁期间,他能够以“很高的姿态”使全体船员紧密团结,保持士气,法庭对此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法庭对船上信号情报行动计划的负责人斯蒂芬。哈里斯也提出指责,因为他没能够有效地销毁船上的各类秘密文件。估计在信号情报工作间仅仅有10%的文件被毁掉。根据这种情况,法庭做出裁决,哈里斯“没有在紧急情况下完成各类文件的销毁工作”。
  最后,法庭认为大部分船员的行为,特别是与信号情报有关人员的行为是很不负责的。“除极少的几个特例外,这些人的做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很明显,在执行紧急销毁任务时,信号情报的有关人员相互不配合,灰心丧气,工作效率低。船上的士官们并没有像紧急情况下所需要的那样各负其责,‘普韦布洛’号船员们的行为大都如此。”
  法庭建议将布克和哈里斯移交军事法庭。
  但是在法庭上,海军将领们却认为船员们是无能为力的。没有人,特别是在和平时代,被要求去自杀或去杀人。可提起公诉的罪行。当一支鱼雷快艇舰队发射3英寸炮弹时水手们必须来到甲板上。一个水手需要5 到10分钟才能撤掉炮上的遮盖物,打开军火弹药柜,装好弹药。他甚至会在到达炮位之前就中弹身亡。作为一艘间谍船,只要可能,“普韦布洛”号应该尽量隐瞒它的身份,不能一看到外国船只驶过来就做战斗准备。
  “你被包围了,”国家安全局的谢克说,“你确实是被包围了。你必须做出判断。难道我拿81个人的生命冒险吗?就我所知,约翰。保罗。琼斯的那个年代早已过去。当海军一想到某个人要放弃一条船就感到震撼时,我认为他没有其他选择…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情况,他们被海面上的武装船只包围,巡逻艇和艇上的人员就停在他们船的前方,并登上了他们的船。他们没有武器去还击。一门口径为50毫米的炮、几枝短枪、可能还有一两校步枪,是否有步枪我不清楚。但是这些武器不能起多大作用。“
  相反,应该被送上军事法庭的是整天坐在办公室里的夏威夷太平洋舰队指挥部的海军安全组成员。他们对这次行动的部署非常粗心大意。首先,他们不论是对国家安全局的警告信息,还是对北朝鲜用英语提出的威胁——“美国间谍船驶人了北朝鲜东海岸水域”——都置之不理。其次,他们派遣了一条洗澡盆大小的船去执行任务,船舱里堆满了不必要的文件和一套由火柴、废纸篓和大锤组成的销毁设备。
  最后,他们没有制定任何船只受到攻击时应付紧急情况的计划。谢克说:“船上的人说,‘没有人告诉我们不该做什么,除此之外,谁能够捕获我们海军的战舰呢?”
  ‘事件发生时,负责美国和联合国驻朝部队的查尔斯。博尼斯蒂尔将军说布克别无选择只能放弃船。“除了像英雄那样死去,当时他们根本无力去做任何事情,北朝鲜人已经打算攻下这条船,”他说,“我认为,在那种情况下,’普韦布洛‘号上的人员已经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
  博尼斯蒂尔说,问题出在那些华盛顿和夏威夷的海军安全小组策划人员身上。
  “根本没有必要冒这么大的危险,”他说,“当时,我想得到一些信息,可我得不到任何信息,任何真正的信息。为了不遭受北朝鲜的突然袭击,这些信息可以为我们提供警告;但是,我们不需要过多的通讯情报,这是些哄人的情报……对于美国来说,北朝鲜并不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北朝鲜明确表示,他们不喜欢别人干扰他们的领海。根据国际领海法的规定,连续几天停泊在那一带就是侵入他国领海。我认为,对北朝鲜来说这不是个早有准备的行动。我想是我们的行动太过分了,太明显了。北朝鲜无法忍受这种挑衅……那些负责此事的人根本不了解北朝鲜的情况。”
  最后,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约翰。海蓝德海军上将同意对布克和哈里斯给予批评,而不把他们移交给军事法庭。然后,海军上将约翰。查菲宣布:“他们已经遭受了很大的痛苦。”就这样所有对布克和哈里斯的指控都被取消了。
  “我认为‘普韦布洛’号事件是冷战期间一段不寻常的插曲。”克格勃的卡路金说,“说它不寻常不仅仅是因为它使北朝鲜和苏联获得了高级设备和密码文件,而且还因为它给苏联、北朝鲜和中国提供了宣传资料……它有很大的宣传价值。”
  “‘普韦布洛’号目前仍在北朝鲜人手中。他们把‘普韦布洛’号作为美国傲慢入侵他国的标志,同时也作为美国人被击败的标志。对他们来说,这象征着北朝鲜人有能力对付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后来,北朝鲜主席金日成本人的地位提高到一个无法想象的水平,他向美国挑战,他把美国人关进监狱,他把‘普韦布洛’号捕获在手,并永远不让它离开。”
  2001年,“普韦布洛”号已经被转移到大同江的一个码头,这条河流经平壤,并对游人开放,参观者可以听到两位参加这一行动的水手的讲解,并观看此次事件的录影带。
  然而,对那些从前的国家安全局高级将领们来说,“普韦布洛”号的最后一战仍然没有结束。这些高级官员们愤怒地表示美国政府没有像最初把“普韦布洛”号派出时那样,把“普韦布洛”号夺回来。当初,它穿过南朝鲜到了那个国家的另一边。这些官员也悄悄地给克林顿政府施加了压力。已经退役的海军军官布克随声附和:“越快越好。”。
  第九章 冲动北朝鲜还没有袭击“普韦布洛”号信号情报船之前,美国国家安全局所关注的是动荡不安的越南。当时,越南的国土沿一条纬度线被分成了南北两部分。1968年1 月22日早晨,在面积只有20平方英里却拥有高达200 万人口的西贡地区发生了暴力恐怖事件,引起了阵阵骚乱。救护车躲闪着穿梭于满载着水果的手推车之间,疾驶向三个不同的出事地点。与此同时,如蝗虫般密集的武装直升机盘旋在一片开阔旷野的上空,搜寻着共产党游击队。在一条闹市的人行道上,狂奔着一辆美国造坦克,其尾部喷吐着股股雾精般的青烟。坦克驾驶员正在抄近路追赶驶向北方的车队。
  战争期间,生活一如平昔。中央市场附近的一家餐馆的橱窗挂着油光闪亮的烤鸡,吸引着过往行人驻足观看。美国空军突击队员们头戴大沿帽,腰挎左轮手枪,站在柜台前不紧不慢地喝着苦味浓咖啡,宛如美国西部大开发时西部地区酒馆里的持枪牛仔。在臭气熏天的本吃运河上,灰色的木舢板缓缓行进于水面上架在细长支棍上的茅草窝棚之间。在宽阔的环状十字路口,身着白色警服的警察指挥着流星般飞驶的车辆。
  就在1968年1 月的那个星期一,远在越南北部的河山附近的861 重火力军事基地遭到了敌军迫击炮弹和枪榴弹的攻击。美军躲在厚厚的水泥护墙后面,从墙上邮箱式的枪炮眼中进行还击。在双方交火的间歇期间,为了加强防御,美军调遣了一个海军营前去增援。附近的集装架上还放有9.6 万吨的武器弹药。此前一天,北越军队开始围攻一个驻扎在山顶的前哨阵地。美国则要全力以赴进行救援。
  当时,担任美军总指挥的是陆军上将威廉。威斯特摩兰。1 月22日下午,西贡指挥部里,令威斯特摩兰极为担心的是北方敌军对河山重火力基地的强大进攻。他认为,美国人正面临着12年前法国人在奠边府遭遇的同样的残酷袭击。不过,威斯特摩兰决心要证明美国人借助大规模的火力攻击肯定能避免重蹈法国人的覆辙。他相信,游击队会在越南春节前的某个时候在北方河山及其附近的一些基地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进攻。因此,他开始向那个高地省份调人了大量的兵力及武器弹药。他在给华盛顿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电报中说:“我相信春节前敌人肯定会以河山行动为核心,在全国范围内展示一下自己的实力。”白宫里,约翰逊总统让人在他的情报室里用沙土建了一个河山地形模型,以便能像前排就坐观看拳王比赛的拳迷一样密切注视河山的局势。
  但是,在国家安全局驻越南总部的密室里,情报人员通过分析截获的敌方情报却发现情况并非所料。
  23年前,在距法占区一片精致、典雅住宅区不远的绿草茵茵、喜气洋洋的河内巴了广场上,聚集着一大群拖着一双长满生牛皮般厚硬老茧的脚一路走来的激动的人们。他们来自太平三角洲水灾泛滥的稻田、红河泥泞的堤岸、海防的码头,还有下龙湾的舢板。他们到这里的目的是要亲耳聆听胡伯伯的演说。站在人群前的胡伯伯稍显局促,脊背微驼。瘦骨嶙峋的躯体裹着一件磨破了边角的卡其布紧身上衣,脚上穿着一双破旧的橡胶凉鞋。他的下巴上还垂着一缕儿蒲公英飞絮般的黑髯。
  当人群的嘈杂声渐渐平息后,胡伯伯登上了一个木制的台子。他的眼镜在阳光的映射下闪闪发光。“我们坚信人人生而平等,”他借用了美国《独立宣言》的话庄重地开始了他的演讲,“造物主赋予了众生包括生命、自由、追求幸福在内的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当胡伯伯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时,身着土黄长袍、头戴尖顶圆帽的人群立时欢呼沸腾起来。胡伯伯曾旅居美国的布鲁克林。此前,大多数人只知道他是胡公。美国人后来知道他正式的学名是胡志明,意为光明的使者。
  1945年9 月的那天下午,太阳以其前所未有的耀眼光芒照射着那片饱经磨难的土地。越南像一匹饱受主人蹂躏、终于挣脱缰绳的疲惫之马,最终摆脱了法国和日本的统治。身材细长、严肃认真的胡志明看起来不太像游击队首领,倒更像是一位腼腆的化学教授。胡志明于1890年出生在越南的中部。他当过商船船员,周游过四海,曾旅居美国,掌握七种语言。他认为共产主义思想是赶走殖民者、统一国家的最有效的武器。离开越南30年后,他于1941年以中国记者的身份悄悄返回故土。之后,他建立了越南独立同盟,誓死驱走奴役越南长达几十年的法国殖民者,击退企图称霸亚洲的日本军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与轴心国在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上交战,胡志明则率领他的游击队出没在当时被称为法属印度支那的越南丛林里进行战斗。他们没有榴弹炮,就打伏击战;没有轰炸机,就进行人为破坏。四年来,胡志明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与教训,足以使他开设一门游击战略的博士课程。终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当侵占越南的日本投降之际,胡志明看到了越南独立的曙光。1945年9 月2 日,他正式宣告越南独立。胡志明没有想到,当他宣布越南独立之时,美国已经在暗中窃听这个新生国家的机密了。
  虽然1945年8 月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宣告失败,但此后日军仍然在越南驻留了六个月。在此期间,美国的监听人员与译码员监听破译了从日本驻河内与西贡的军事基地发往东京的情报信息。一份国家安全局的报告称:“日本投降期间发往东京的情报表明越南人强烈希望摆脱殖民统治的枷锁,坚决抵制法国殖民者卷土重来。”截获的情报中还包括有关胡志明军队秘密劫持法国要人以及“夜间要交火”
  的信息。另一份报告称:“考虑到日军撤离越南后的局势,难免会让人感到恐慌。”
  1946年春季,当日军撤离越南之时,不甘心放弃利润丰厚的橡胶种植园同时又想在世人面前保全面子的法国殖民者又回到了越南。法国人公然违背战后各宗主国纷纷退出殖民地的大趋势,重新开始了对其远在越南的殖民地的残酷掠夺。刚刚重见阳光的越南人民又被推向了暗无天日的苦难深渊。胡志明将继续率领他的游击队进行反抗法国殖民者的斗争。11月,海防战火突起,法军轰炸了整个城市,约有6000名越南人丧生。12月9 日,越军向法军发起进攻。正如一份国家安全局的报告所称:“印度支那战争就此拉开了序幕。”
  美国国务院研究亚洲问题的专家们提醒杜鲁门总统越南是个火药桶,并建议对法国施加压力,使其承认越南为“真正的自治政府”。他们尖锐地指出,不然的话,越南将会“长期血流遍地。动荡不安。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活和平及局势稳定都将受到严重的威胁”。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家们认为,向法国提供军事援助以粉碎越南人的反抗“无疑会激起全亚洲反殖民主义国家极其强烈的反抗,而且会使美国在共产主义的宣传活动中完全陷人遭受抨击、斥责的被动境地”。
  然而,杜鲁门一边言不由衷地唱着全世界需要自由与和平的老调,一边又同意帮助法国重新占领其昔日的殖民地。他给法国人送去了数以百万计的美元,提供武器装备并派出军队协助他们进攻胡志明领导的游击队。1952年的一天,美国驻河内大使馆一名愚蠢的中央情报局官员雇佣了一个由中国人组成的破坏小分队,发给他们塑料炸弹,吩咐他们去炸毁一座桥梁。这次行动以失败告终。然而,这次失败并没有对美国人起到警示作用;美国人并没有因祸得福。相反,在后来的20年中,美国所酿成的大错越来越严重。
  艾森豪威尔也以亲法的姿态介人了这场战争。他派遣中央情报局官员协助法军作战。1953年11月,法国伞兵部队占领了距老挝边界10英里的越南西北要地奠边府,想借此吸引越军进入圈套,再以强大的火力攻势一举歼灭敌军。可是,法国人打错了如意算盘。由于无法得到后续空援,他们自己反遭围困。结果,艾森豪威尔同意给予援助:派遣了中央情报局的人员和飞机往返于河内凯特比机场和奠边府对法军进行空运补给。
  救援行动开始于1954年3 月13日。到5 月7 日奠边府陷落,被围困的法军一直没有机会采取任何行动。在援助法军的两个来月中,中央情报局执行了682 次空投任务。一架飞机被击落,两名飞行员丧生,许多C —119 飞机被高射炮击中,一名飞行员严重受伤。
  与此同时,国家安全局在秘密地监听着这场冲突。国家安全局官员戴维。盖迪说:“我对当时人们听说奠边府陷落时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有人热泪盈眶……本来只是袖手旁观的我们如今已经与法军休戚与共了。我们本来完全可以就此罢手:封好文件,收起一切,锁上文件柜,去做其他的事。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结果,我们的所作所为对后来发生的一切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中央情报局在奠边府失陷后继续在印度支那进行活动,重操起了法国人未竟的旧业。从5 月中旬到8 月中旬,美国的C119飞机一直给被围困的法国前哨阵地空投救援物资,并且在全国范围内空运物资。对越南垂涎欲滴的法国人将被热衷于反共的美国人取而代之,尽管当时一份国务院秘密情报承认“找不到任何可靠的证据表明胡志明确实受命于莫斯科”。
  1961年1 月,肯尼迪人主白宫之时,越南的局势已经波澜不惊,犹如遥远海域中缓缓拱起的细小浪花,令人难以察觉。经过8 年苦战,上万人死亡,法国人从奠边府被赶出了越南,留下了一片地形复杂的非武装地带(非军事区)。这片无人的恐怖地带将越南的细腰切断,把亲共的北越与投靠西方国家的南越一分为二。当时,派驻到越南的美国顾问有685 人。自1954年开始,美国对越南的经济投人已累计高达2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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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7-28 13:57 |显示全部楼层

  越来越多的关于越共向南越不断渗透的报告令五角大楼惊恐不安。迫于国防部的压力,肯尼迪派遣了几支直升机小分队和特种部队进驻越南。此后南越陆军也开始游说美国政府,请求给予他们情报信息方面的援助。几年来,南越官员一直在请求国家安全局帮忙搞清来自北越的越共渗透分子的活动地点并对他们一举歼灭。但是,考虑到要帮助他们就要提供极其机密的信息与技术,艾森豪威尔一直都没有答应这个请求。
  迫不得已,肯尼迪对陆军做出了让步。在1961年4 月29日召开的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上,他授权国家安全局向南越陆军提供信号情报援助。授权向南越转发情报的代号为《通讯情报规则》的密令表明美国与外国政府同享绝密情报的事情非比寻常。密令称:由于“南越的局势万分危急,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切身利益”,因此授权向南越军方发送所需的信号情报“以期对越共的共产主义信息传播给予迅猛的打击”。
  国家安全局局长、海军中将劳伦斯。弗洛斯特下令其所属部门陆军安全局立即着手准备。几周内,国家安全局登记代号为“USM626”、对外宣称为“第三无线电研究分队”的第400 陆军安全局特种行动分队空降到了越南。1961年5 月13日,93名脚登闪亮皮靴的陆军密码破译专家走出了一架银色的C130运输机,踏上了西贡的坛森哈空军基地。当时正逢牛年,牛年象征着隐忍耐心、辛苦劳作与和平满足。然而在这个面临全面战争的国度里,找不到任何牛年的迹象。而这些不请战事的信号情报专家们要完成窃听任务也不会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在胡志明宣布越南独立后不久,他的官员们就开始了对情报密码问题的关注。
  被国家安全局截获并翻译过来的一份北越文件里提到:“在革命政权成立之初,必须尽快研究出使用密码的方法,以确保情报通讯安全。”胡志明曾亲自告诫那些日趋成熟的编码人员:“密码编制必须安全、迅速、精确。编码人员要团结一心,高度警惕。”
  在和美国交战之时,胡志明称他的编码人员为“密码勇士”,并命令他们不惜一切代价防止密码材料的丢失。胡志明在他的演讲中还树立了几个英雄形象,号召向他们学习。1962年,海军下士、密码员布当卓乘小船执行任务时遇上了恶劣的天气。当小船沉没时,他“毁掉了所有的密码材料……巨浪翻滚,狂风怒吼,他用尽了最后一点力气,最终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另一件英雄事迹中,两名密码员在战斗中负了伤:一个踩上了地雷,“腿被炸飞”,另一个“耳朵被炸聋,血流如老‘,然而他们依然”沉着冷静地保护着密码系统“,直到有人把他们替换下来,才去医院就医。胡志明的演讲极大地鼓舞了年轻的编码员们。他们随后踏上了”’胡志明小道‘,被派往南方打击美军“。
  越共的密码员们学有所成。他们在无线电波分布区布下电子鱼网,收网时常常能收到大量的美国通讯情报。然而,他们自己很少使用无线电,而是用廉价的半导体收音机收听河内的电台广播。除非情况万分紧急,他们一般是通过信使把情报递送到指挥部。在近距离通讯联系中,他们使用的是功率很低的无线电设备,使美军的窃听人员屡屡不能如愿。
  从黄昏到黎明,大半个南越或多或少成了越共的天下。他们像工蚁一样,不辞艰辛地往返、穿梭于军事无人区。越共在南越的支持者不断增加,而反抗者则常常被击毙。
  美国无线电定位专家负责搞准游击队员的位置,以便剿灭或逮捕他们。代号为“白烨”的行动任务负责窃听越共渗透分子的联络网点。另一项代号为“剑齿”的行动负责培训南越士兵截获、定位和处理明码通讯情报的技术。美国人认为解码技术过于机密,不宜传授给南越学员。
  第三无线电研究分队的大本营设在坛森哈空军基地内南越陆军联合参谋部的一个弃置不用的飞机库里。没有安装空调的室内温度常常超过华氏100 度。每当季风雨来临,雨水会从门缝冲进室内,地上的积水常常深及数英寸。
  用装军粮的箱子垒起的隔墙把飞机库分成了不同的工作室。供情报分析员使用的长工作台是由胶合板和废木料搭建成的。由于缺少椅子,为了便于工作人员站着工作,这些工作台都高达4 英尺左右。被委派到这里的一位国家安全局官员的办公条件也好不了多少。他说:“作为国家安全局的文职官员,我还算幸运。他们摞了两摞军粮箱,上面搭上一块胶合板,为我做了一张桌子,还给了我把折叠椅。”但这位官员的生活条件就要舒服多了。最初,他住在西贡闹市区的梅杰斯蒂克酒店,后来又搬进了一套有两间卧室的别墅,与一位陆军安全局的官员同住。
  在不到七个月的时间里,美军的信号情报人员增加了一倍多。到1961年12月,这一秘密组织已经拥有236 个成员,18个监听站。他们的情报通讯站向北延伸到军事无人区的芙拜。在这个地方能够收集到极有价值的情报。在南越陆军信号基地还建了一座培训南越士兵的学校。
  在野外搞情报工作既紧张又危险,正如肯尼迪总统所说,这是一场“伏击战,而不是阵地战”,是一场和“游击队、破坏分子、叛乱分子以及刺客杀手”的较量。
  首批到达越南的美国陆军密码专家中有一位名叫詹姆斯。戴维斯的能说会道的小伙子。他当时25岁,田纳西州人,父亲是位药剂师。这位驻扎在坛森哈基地的专家奉命到西贡附近蕨草丛生、道路泥泞的丛林地带搜寻越共游击队,一路上有全副武装的南越士兵为他掩护。为了能使他的PRC10 便携式无线电定向装置捕捉到敌人所发的近距离信号,他必须尽量靠近敌军。然而如果他靠得太近,则会成为敌人的猎物。
  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捉迷藏游戏:输家挨打以至丧命,赢家暂时保住性命。
  1961年圣诞节的前三天,戴维斯坐着他的吉普车,由南越士兵护送,前往西贡西部的一个地区执行一项新的任务。就在离空军基地大约八英里的地方,他们遭到了埋伏,自动步枪喷出的火舌封锁了他们的道路。他开着吉普车左躲有闪,躲避着枪弹。突然,一声巨响,他被摔出了车外,一枚地雷把他的吉普车炸得四分五裂。
  戴维斯抓起了他的MI卡宾枪,跟他的同伴一起进行还击,但此时他们已经被敌人包围。不到几分钟,就有九名南越士兵被机枪击毙。一颗子弹从后面击中了戴维斯的头部,他倒在了血泊中。在越战中牺牲的第一个美国人是一位信号情报专家。
  两周后,驻扎在坛森哈空军基地的第三无线电研究分队的秘密指挥部被命名为戴维斯站。后来,国家安全局总部的一座营房也以他的名字命名。
  在华盛顿的美国政府看来,越战掀起的波澜日渐壮阔。肯尼迪下令中央情报局加强在无人区以北地区的秘密活动,从而使美国进一步卷入了越南内战。夜深人静之时,在漆黑夜空的掩护下,伞兵们拖着膨胀的降落伞悄悄滑向地面。然而,这项派南越武装突击队到北越进行渗透的使命,由于保密措施不力,还没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结局。在北越的北部地区,大多数突击队员刚一着陆,遇到的不是友好的笑脸,而是枪林弹雨的袭击。
  1963年11月,肯尼迪遇刺身亡,约翰逊总统人主白宫。此时,对美国政府来说,越南问题已经从远海巨浪发展成了拍岸惊涛。到1964年中期,进驻越南的美国军队已经达到了1 石万人。越战每天要耗费美国纳税人约150 万美元的税金。约翰逊放弃了中央情报局制定的已经造成了惨重损失的向北越渗透的计划,而授命参谋长联席会议拟订更具攻击性的方案,以使胡志明打消收复南越的念头。结果出台了34A行动计划。由中央情报局与五角大楼联合制定的这一拙劣之计主张在北越的内陆及沿海地区进行破坏,采取打了就跑的突袭战术。
  胡志明为了越南的独立、统一进行了长达25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赶走了荷枪实弹的法国殖民者。甚至连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都认为34A 计划毫无意义。数年后,他回忆说:“当时了解34 A计划的许多人都认为这个方案基本上没有价值,被派往北越的南越特工人员不是被抓就是被杀,而海上攻击也不过是隔靴搔痒。”
  美军与南越军队打击来自北越游击队的同时,北越军队也在海上和陆上还击南越的突击队。
  美国国家安全局越来越深地卷入了越南战争。国家安全局的一份报告称:“到1964年仲夏,这个重大事件(美国对越南宣战)拉开了帷幕。无论是在事件发展的过程之中还是在事后,美国政府中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像国家安全局那样,在决定重大的国家事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几年来,国家安全局的海上窃听组织海军安全组一直在想方设法收集敌方分布在沿海地区的主要情报站发出的信号情报。长距离、高频率的海上通讯信息可以由诸如日本的奎美站、菲律宾的圣米甘站等远离目标的大型情报通讯站接受。其他中距离信号可以由国家安全局下属的坐落在西贡戴维斯站及军事无人区附近芙拜地区的大型情报通讯站捕获。但是要截获近距离信号,诸如步话机及沿海范围内的联络,则必须使天线及接收器靠近发报地点。专属国家安全局所有的大型窃听船,如“牛津”号,在这里派不上用场。而像“普韦布洛”号那种海军拥有的小型信号情报船也是后来才出现的。
  于是一种内装信号情报收发室、外接天线的大型钢箱装置应运而生。这些像货运集装箱似的小钢屋被焊接在驱逐舰的甲板上。然后,驱逐舰驶近海岸,完成窃听任务,仿佛宴会上的一个间谍,手中的鸡尾酒杯里还暗装着一个橄榄形的窃听器。
  这种装置还远不够理想。专用的信号情报船不设武器装备,外表也不吓人。而全副武装的驱逐舰则极具震慑威力、极富挑衅之意。而且,与专用的情报船相比,甲板上的钢箱所收集的信号情报简直是微不足道。
  1962年4 月,海军安全组开始在中国和北朝鲜近海海域执行信号情报侦察任务。
  1964年1 月,参谋长联席会议授命在北越沿海北部湾一带增设巡逻任务。当时,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在筹划34A 行动计划。他们认为对北越沿岸进行突然袭击可以使信号情报收集人员获得大量的海军情报。不仅能截获语音通讯情报,还能搞清设在北越沿岸雷达系统装置的位置及技术方面的详细情况。
  1964年2 月,“克雷格”号执行了第一次任务。尽管“克雷格”号的甲板上既有专门收集通讯情报的通讯情报室,也有专门负责收集雷达信号的电子情报室,可是收集的情报却少得可怜,因为具有高度防范意识的北越海军一发现这艘在距海岸六英里的海面上徘徊游七的可疑的美国船只,便马上关掉了几乎所有的非必要的雷达及通讯系统。
  在驻西贡的美军官员的要求下,海军安全组又安排在1964年7 月底进行一次信号情报收集行动,以便能和对北越的袭击赶在同一时间。美军觉得,如果信号收集行动和海岸突击队的袭击同时进行,这次行动就不会像“克雷格”号那样泡汤。这次被选中载运电子情报装置的是“麦当克斯”号。这是一艘人们称之为“锡罐”的标准海军驱逐舰。其他的美军舰艇受令只能在距诸如中国、北朝鲜、苏联等国家的海岸线至少13英里的海域巡游,而“麦当克斯”号则被授权可以驶达距北越海岸8英里、距近海岛屿4 英里的海域。
  驱逐舰上所载的信号情报室可以被搬到任何一艘舰船上,驶离中国海岸时它在这艘舰上,而驶离北朝鲜海岸时又会到了另一艘舰上。工作人员也有变动,这个月情报室里挤满了俄语专家,下个月又换成了汉语专家。这些情报室的“大本营”是台湾的基隆港。当时在那片辽阔的海域仅有为数不多的几间情报室,因而供不应求。
  装在“麦当克斯”号上的情报室是从“麦克肯兹”号卸下来的。前不久,载满俄语专家的“麦克肯兹”号刚刚执行了在苏联沿岸附近海域进行的窃听行动。
  “麦当克斯”号即将驶人太平湾之时,越南的局势已经剑拔弩张。在门河基地的那片粗沙遍布的开阔地带,美国海军官员们正在培训南越海军陆战队员练就在最短时间内实施最大杀伤破坏的本领。门河是向北越发动袭击的主要基地。基地按照不同民族沿着长长的木船坞被分成了不同的(隔间)营区,受美军的秘密操纵。白光闪亮的火箭弹和黑色的橡皮艇随处可见。


  1964年7 月30日深夜,在月光摇曳、波涛翻滚的北部湾上,由南越突击队员组成的一支奇袭小分队登上了四艘大型巡逻快艇。这种快艇中有些由柴油发动机驱动——是名副其实的“劣级艇”,其他的则是标准的由汽油驱动的美国造鱼雷快艇。
  艇上装有57毫米口径的轻型步兵加农炮。为了减少后坐力,使炮身在不用炮座时射击更稳当,伴随子弹射出产生的蓝灰色的烟气由尾部而不是由炮口喷出。
  7 月31日凌晨,在驶向北越海岸的半途中,这支鱼雷艇队突然向昏约、昏果两个近海半岛发起了猛烈的轰击。这是当时南越和美军所发动的最猛烈的袭击。
  当天早晨的晚些时候,当鱼雷艇队返回门河基地时,“麦当克斯”号还在距舰队四英里以内、军事无人区以北的海面上巡游。北越的沿海防御雷达站以为“麦当克斯”号会与发动进攻的南越舰队会合,或者负责为舰队站岗放哨,随时准备着向任何越过无人区追逐南越鱼雷舰队的舰艇开火。众所周知,实际上每次南越对北越的袭击都有美国为其撑腰助阵。
  从早到晚,“麦当克斯”号一直闲散地在军事无人区附近距北越海岸八英里的海面上飘荡。这是一个收集情报的理想区域。舰上的情报室几天前又涂了一层灰漆,使其看上去像驱逐舰的正常构件。狭窄的情报室里,监听员坐在接受器前每天要连续工作12个小时。专门窃听近距离、甚高频通讯信息的监听装置可以捕捉到便携式无线电通讯信息及海岸附近海域舰艇之间的对话。即使语言专家的水平再高,也不可能当时完全弄清信息的内容。不过,他们可以通过装在监听器上的录音机把对话录下来,以便日后进行分析。
  另外两部操作装置专门截获高频莫尔斯电码信号。因为无线电波变幻无常,一些北越发出的高频信号在菲律宾反倒比在越南近海区域听得更清楚。不过由于驱逐舰的位置不固定,因而能接收到没有被固定的地面情报通讯站捕获的高频信息。
  “麦当克斯”号没有独立的电子情报室,两名电子情报员和其他的工作人员共同使用舰上的标准雷达信号接收器。情报室还装有一台在线密码电子打印机,可以打出国家安全局专门发给信息情报密码组的机密电文。这种联络方式不使用舰上正常的通讯频道。
  与“牛津”号和其他受国家安全局操纵的海上窃听船的任务不同,信号情报收集行动的使命是“直接援助”。其信号情报特遣队不仅要为日后撰写有关越南局势的报告收集沿岸地区北越海军行动的情报信息,还要为驻越南的指挥官提供包括警戒情报在内的及时的、迅捷的情报信息。在“麦当克斯”号上,获准接收此类情报的有舰长、海军中校赫伯特。奥吉尔和第7 舰队192 驱逐舰分队司令官、海军上校约翰。赫里克。
  “麦当克斯”号的双重使命在某种意义上是密不可分的。它的首要目的是扮做海上挑衅者——这艘在灰色舰首上插着美国国旗的舰船在北越沿岸附近的海面上招摇过市,事实上,它已经把5 英寸口径加农炮伸到了越共海军的眼皮底下。这种公然挑衅往往会诱使北越的沿海军事基地启动岸边的防御雷达、火力控制系统,并且开通无线电通讯频道。这样,钢箱式的情报室里以及雷达屏幕前的情报人员就能截获有关这些系统的情报信息。挑衅的次数越多,得到的信号情报就越多。“麦当克斯”号有时甚至会关掉舰上所有的电子设备,以迫使北越为了发现它而开启更多的雷达系统,进行更多的交流。
  “麦当克斯”号的挑衅行为与突击队的袭击同时进行,使北越人认为这艘舰艇在指挥袭击行动,甚或还有可能提供火力援助。这种行为搞好了仅仅是危险而已,搞不好简直是愚蠢至极。美国海军原以为北越没有外国船只不得进入距其沿岸12英里以内海域的规定。因此尽管美国正和北越交战,美国舰船授命靠近北越海岸的距离仍然比靠近其他亚洲共产党国家海岸的距离近得多。其实,美国有所不知,北越同样声明过12英里海岸线的规定,并且把“麦当克斯”号的行为视为对其领海的侵犯行径。
  8 月1 日,在“麦当克斯”号驶往北越海岸的途中,情报室的工作人员忙着窃听跟踪他们行迹的北越海岸电台。当监听到有关“麦当克斯”号的距离及方位的报告时,他们便能“反测”出发出信号的情报站的方位。
  晚上8 点半(当地时间)左右,“麦当克斯”号驶近了昏约岛,距离近得足以使舰上威力强大的加农炮有效地击中这座小岛。舰上的人或许不知北越军队的幸存者还在清理两天前美军策划的南越突击队夜间袭击留下的伤亡惨重的战场。大概昏约岛上的人发现了灰幕笼罩的海平线上的这艘美军战船越驶越近,于是警报大作,警告人们又一轮更猛烈的枪炮轰击即将开始。
  几个小时以后,信号情报室所截获的信息内容发生了突变。截获的一份绝密情报表明北越已经做出决定要在深夜发起进攻。尽管情报中并没有指明攻击的目标,但是工作人员还是立即叫醒了赫里克上校,向他禀报了电文的内容。紧接着截获的一份电报提到了一艘“敌舰”,且提到了“麦当克斯”号的方位。不言而喻,北越军队已经发出命令攻击“麦当克斯”号。当时已是凌晨2 点45分,赫里克上校立即召集舰上所有人员各就各位,投人紧急备战状态,并命令“麦当克斯”号加速驶离昏约岛。
  次日,8 月2 日上午11点半左右,“麦当克斯”号的船员们看到在昏约岛以北10英里处有5 艘北越海军的攻击舰。这些舰船奉命从距昏约岛以北145 英里处的万火港口赶来,帮助抵御对昏约岛的攻击,并搜寻敌方的偷袭者。然而,“麦当克斯”
  号不顾危险继续执行着巡航任务,在午夜12点15分驶达预定的最北目的地,然后掉头向南,保持在离海岸15英里附近的海面上巡游。信号情报室里截获的情报又恢复了常规内容——下发指令码头变更及人员调遣。
  突然,情报室里气氛骤变。情报人员截获了一份异常情报。当这份下令用鱼雷攻击“麦当克斯”号的情报被翻译过来时,对舰上每个人来说,事态的严重性已经不言自明。
  当时,3 艘北越鱼雷艇已经驶出昏约岛。它们的时速高达30节,船头泛起了泡沫翻腾的白色浪花。它们的目的是夹击“麦当克斯”号:先超过“麦当克斯”号,再掉头把它围住,堵住其逃向公海安全海域的通路。得知这一情报后,赫里克上校立即将舰船掉头向东南,驶向公海。截获的情报扭转了战局。等北越鱼雷艇赶到时,“麦当克斯”号已经飞速驶向公海。北越的鱼雷艇穷追不舍,不断朝“麦当克斯”
  号船尾放着冷枪。
  经过了这次虎口脱险,赫里克上校提议停止进行尚未完成的信号情报收集工作。
  然而,五角大楼认为这种行为会成为糟糕的先例,因为,事实上美国真有可能被从越南轰走。所以赫里克受命继续他的巡航任务。另一艘名为“迎喜”号的驱逐舰受命前往以提供保护。
  “麦当克斯”号遭袭后不久,华盛顿的官员们便搞清了事件的主要原因:北越认定“麦当克斯”号在直接指挥南越突击队的偷袭行动。8 月3 日,美国国务院的越南问题专家麦克尔。福莱特尔告诉国务卿迪安。拉斯克说:“北越可能还有中共(中国共产党)很可能以为‘麦当克斯’号参与了这次行动。另一种解释是河内为报复对其诸岛的袭扰而故意采取了这次攻击。”
  “麦当克斯”号继续执行着它的信号情报收集任务。美军决定在8 月3 日,即“麦当克斯”遭袭的次日,再次发动突袭行动,尽管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坚信这些行动不会有任何效果。由4 支鱼雷巡逻艇组成的突袭小分队从门河基地出发,疾驶75英里,到达北越沿岸的文孙角和夸荣,炮击了北越的一个雷达站和一个安全哨所。
  这是南越军队和美军向北越陆上目标发起的首次进攻。北越巡逻艇迅即出击,穷追了40分钟后才打道回府。北越政府再次把正在执行任务的“麦当克斯”号与这次偷袭联系在了一起。
  赫里克上校极为担心北越将对这次偷袭做出的反应。8 月4 日一大早,他就给他的上级发了一份电报:来自不同渠道的信息表明,北越认为“麦当克斯”号直接参与了34A 袭击行动,并已经示意准备对我们采取相应的行动。北越对昏的岛非常敏感。我认为,这一鱼雷巡逻艇基地及那里的海湾目前有大量从北方基地调遣过来的巡逻舰和鱼雷快艇。
  后来,国家安全局的情报分析员收到的一些情报表明北越将很快在北部湾向美军驱逐舰再次发动攻击。驻扎在海防的北越海军总部发往一艘巡逻艇的一封电报明确指出了美军驱逐舰的方位。另一封电报下令做好进攻准备:备好巡逻艇;如果时间允许,备好鱼雷艇。国家安全局立即通知了五角大楼。几分钟后,即傍晚7 点15分(越南时间),又通知了“麦当克斯”号的赫里克上校。
  国家安全局的警报发出一小时后,“麦当克斯”号发出告急情报,称它已经收到了三艘快速靠近而又不明身份的船只的雷达信号。随即,几架战斗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进行海面搜索。但是,由于当晚浓云低垂、夜色昏暗,飞行员报告没有发现任何敌舰。
  尽管如此,在随后的几个小时内,两艘驱逐舰先后发出了20多份遭受自动武器火力袭击、鱼雷攻击及其他敌对行为的报告。但是,舰艇并没有遭到任何破坏。于是有人质问是否真的发生过任何袭击。有人告诉麦克纳马拉,“反常的雷达回声”
  被操作声波导航系统的“年轻小伙子”所误解了,这些年轻人“很容易把噪音听成鱼雷声”。
  然而,在一片谈论“雷达鬼影”和“神经过敏”的怀疑声中,麦可纳马拉在国会面前严正地陈述了这次美军遭袭的“明确证据”,其中包括8 月4 日国家安全局作为警告发给“麦当克斯”号的绝密报告。基于麦克纳马拉正直无私的声明,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北部湾决议”。就此美国以官方的名义陷进了越南战争这片无边无际的沼泽之地。
  但是,后来证实“明确证据”实际源于国家安全局所犯的一个严重错误,而许多人投票赞成加入越战所依赖的依据——所谓“铁的证据”——实际上是无中生有。
  几年后,路易斯。托戴洛私下承认,国家安全局8 月4 日发给“麦当克斯”号的警告实际上是以截获的有关8 月2 日北越第一次攻击的情报为依据的。从来就没有截获过任何表明北越要在8 月4 日对美军进行攻击的情报。国家安全局虚假的警报成了麦克纳马拉说服众人的证词,他的证词则导致国会投票通过了正式加入越南战争的决议。
  当时负责情报工作的国家安全局副局长雷。克莱恩说:“事实是五角大楼有人——我想是麦克纳马拉——拿走了原始的信号情报,然后把他们认为是北越要向美军舰艇发动第二次攻击的证据给总统看。这正中总统约翰逊的下怀。”克莱恩又补充道:“大家都要信号情报,而且要得很急。他们认为没有必要花时间对情报进行分析。”最后,他说:“我敢肯定所谓的8 月4 日那次袭击是无中生有。”
  25年前,由于华盛顿政府对信号情报警报的错误理解,本该积极备战的珍珠港却无所作为。25年后的今天,由于华府所犯的同样的错误,本该平安无事的北部湾却大动干戈。两次事件都是由于华盛顿决策者的指挥失误而导致先前的情报工作前功尽弃,好比在足球场上,中场队员把费尽千辛万苦截获的足球传给前锋队员,却由于前锋队员的失误,足球偏出球门,而痛失得分的机会。
  近40年来,对五角大楼是否故意挑起北部湾事件以赢得民众和国会对发动血腥的越南战争的支持这个问题,人们一直争论不休。1968年,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上发誓五角大楼绝没有如此祸心:我必须对这种猜疑进行表态。人们认为美国政府为了找借口采取报复行动,以某种方式促成了8 月4 日的事件……
  令本人不可思议的是,甚至那些对我们的社会、政体有所了解的人也怀疑我们居心叵测。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国防部长及其助手、国务卿、总统在内的几乎整个负责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指挥层都被牵连进去了。
  麦克纳马拉完全清楚他的这番话是诡辩之辞。参谋长联席会议是阴谋的始作涌者。北部湾事件发生的两年以前,这些参谋长们就曾向他递交过一份计划,策划发动一场远比“诱使”北越人攻击驱逐舰更为严重的阴谋活动。“北方林”行动无非是要在美国境内进行秘密的恐怖活动,再嫁祸于卡斯特罗,进而挑起对古巴的战争。
  北部湾事件过去了三年多,就在麦克纳马拉在参议院委员会上佯装义愤、故作姿态之时,参谋长联席会议还在思忖着如何“找茬”发动战争。于是,一艘名为“旗帜”的无人驾驶的信号情报船被派往危险的北朝鲜沿岸,不为收集情报,只是作为靶子,诱使北朝鲜对其发动攻击。一旦北朝鲜开火,美国便有了发动战争的借口。
  有关这几次密谋筹划的战争的资料假借国家安全的名义被封存在绝密档案中,致使几十年来,国会与民众对这些战争的真正原委一直无从知晓。
  北部湾事件发生时任助理国务卿乔治。鲍尔后来承认:“毫无疑问,当时和越战有关的许多人都在寻找能正当回击北越的借口……派遣驱逐舰前往北部湾执行情报搜集任务的主要目的是挑衅……我想当时大家普遍感觉是:只要驱逐舰遇到任何麻烦,我们就可以正当还击了。”鲍尔对“北方林”行动一无所知。
  10年的和平生活使得参谋长联席会议因无所事事而烦躁不安。他们异想天开地幻想着战争的出现,任何战争都能满足他们的愿望。感谢上帝,信号情报收集船的挑衅以及搞混的国家安全局截获的情报,终于给了他们打仗的机会。
  随着《北部湾决议》的通过,由大洋深处微波细浪发展而成的潮汐波涛汹涌着席卷而来,最终使成千上万的美国人葬身其中。
  越南丛林里战火飞扬之时,空中也同时进行着另一场战争。这是一场捕捉隐秘电子,破解复杂密码的信号情报战,是一条看不见的战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情报工作时常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如今破译德军“谜”码与日军“紫”码的辉煌已经不复存在。国家安全局发现,对付北越军队与共产党,老一套办法已然无法适用。窃听人员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在鲜为人知的情况下,国家安全局迅速扩大着自己在越南的队伍。到1964年,驻守在越南的密码情报人员已经增加到1747人,仅在西贡的戴维斯基地就有300 名工作人员。海军派遣了一支水上情报特遣舰队到泊雷库,监听收集老挝与北越的通讯情报。空军谍报人员也在大南建起了工作站。为了协调日益增多的情报机构,还建立了一个连接那川、坎上、边化、泊雷库、大南和极米托的通讯网。接着,为了确保与国家安全局总部进行快捷、安全的联系,又埋设了一条由越南至菲律宾的海底线缆。这条代号为“湿洗”的线缆在菲律宾与通往米德堡的国家安全局的另一条海底线缆相接,负责传输包括高速“克里迪克”电路信息以及所截获的、无法在越南境内破译的北越情报在内的各种信息情报。
  在越南北部、军事无人区附近的芙拜驻扎着1000名信号情报人员。芙拜业已成为国家安全局向北越扩张的基地。在一座没有窗户的办公楼内,监听人员像边境警察一样,密切探听着任何有关北越向南越渗透及越共游击队活动的蛛丝马迹。另有一些情报人员负责监听北越军队及老挝共军的作战电报。除了谍报人员,基地还有500 名负责其他工作的服务人员。基地的四周装有高高的栅栏、带刺的铁丝网及蛇腹形铁丝网。基地的11个岗哨,24小时日夜有人站岗放哨。
  但是随着人员的逐渐增加,出现的问题也随之增多。尽管培训南越士兵的军校早已建成,而且设备齐全,但是由于当地士兵无法达到国家安全局在信守机密方面所制定的严格要求,几年来,几乎没有招收什么学员。投人的设备与人力越多,截获的情报也就越多,然而由于缺乏训练有素的语言专家,大多数情报都无法进行分析处理。一份国家安全局的文件提道:“能读懂越语的人才极为短缺,而能听懂越语的人更是凤毛麟角:”这份文件还指出,尽管国家安全局安排了一些应急培训项目,“但是语言专家短缺的问题仍然未见好转,反而越来越糟”。通讯方面也是问题频出。
  最令人不解的是国家安全局对付北越密码体系,故意没有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付“谜”码和“紫”码那样投注全部的精力。一位曾驻守越南负责情报破译工作的国家安全局主要官员说:“没有太费劲,我们就已经弄清了足够的信息。也就是说,我们只运用了通讯量分析、初级密码分析以及搞懂明码电文/ 清晰的对话的手段。对付北越无须我们太劳神费力。”另一位前国家安全局官员认为,在北越情报工作上兴师动众势必会牵扯人们对“苏联问题”及其他地区的精力,而且没有人愿意这样做。他还说:“当然总有人质疑针对一次性密码本的工作是否有用,可是我的观点是:不去碰它怎么知道它是一次性密码本?”他这句话是影射通过对苏联一次性密码本的研究而取得的在破译“薇诺娜”密码工作上的惊人突破。
  对那些习惯了在和平环境中从事一成不变的情报工作的监听人员们来说,在越南工作有如生活在一种虚幻的场景中。在破旧的、错落不平的屋顶上面不断地回荡着直升机巨大的轰鸣声;搜寻目标的武装直升机成群结队地擦地而飞;一箱箱开封的装有绿色火箭榴弹和碟状克来莫杀伤地雷的大箱子随意摆放在娇巧的情人树和荷花篮旁边。
  交战的双方都在进行情报战。但是当时美军并不知道负责信号情报工作的北越中央研究理事会成功地收集了南越和美国许多关键通信系统上的情报。北越无须破译复杂的美军密码,因为提倡方便先于安全的美国人往往不愿耗时费力使用密码系统、通过安全的密码线路发送情报,而只使用普通的联络方式。据国家安全局称,这个问题成了越战期间美军的致命弱点。一份国家安全局报告说:“美军在越南泄露了太多的绝密的、极有价值的明语通讯情报,再采取什么措施都已经于事无补。”
  几年来,美军偶尔会抓到北越的情报人员,这些人的口供使美军逐渐地了解了这一事态的严重性。国家安全局的一份秘密分析资料指出:“通过审问这些人及对所缴获的北越文件和信号情报材料的研究发现越共对盟军情报的掌握已达到了令人恐惧的程度。”后来在1969年甚至还发现了北越的主要情报通讯站,如在宾多省的一个通讯站。“敌军情报站的设备能监听到美军和盟军作战机构的几乎所有的语音及莫尔斯密码通讯情报。发现的2000借手抄的英文语音通讯电文及具有极高专业水平的信号情报指导手册表明敌军的信号情报工作已经卓有成效。”
  据美国情报资料分析,北越约有多达5000名情报人员负责监听美军的情报通讯。
  国家安全局的报告说:“美军手中掌握的截获材料无可争辩地表明敌人正针对在南越的美军及盟军进行相当复杂的信号情报活动。敌人的截报技术相当高超,竟然能搞到专门发给美军及盟军特别情报机构的培训资料。缴获的培训材料列出了一些美军情报机构及其通讯使用的频率、程序、格式及大量的情报样本,还有其他可供越共情报人员参考的资料。”
  美军通讯安全的隐患以及北越先进的信号情报技术给美军的作战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后果。国家安全局称这种粗心大意的情报程序为“致命的传输”。曾两度在越南服役的职业情报官查尔斯。迈尔中将概括性地论述了这一问题:“就在美军按计划发起进攻之前,敌人可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使B52 轰炸机的狂轰滥炸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因为敌人显然事先已经得到了相关的情报。”
  海上的袭击也同样大打折扣。1965年2 月11日,美军“汉考克”号航空母舰准备对北越某沿海目标进行轰炸袭击。然而行动前几天,由于使用没有加密的频道进行有关这次行动的讨论,结果使北越了解到这次袭击。在2 月11日之前,北越海军部队就已经通过伪装,分期分批的完成了疏散任务。另有几次空袭,当美军飞机飞抵目标地上空时,早已有地对空武器静候多时,其结果不言而喻。
  为了省时省力,美国人常常不愿使用国家安全局认可的标准系统进行情报编码,而是自己另搞一套所谓“家创”的密码。一份国家安全局机密文件称:“这些东西的不断出现已经构成了通讯安全方面让人大伤脑筋的一个主要问题。甚至都到了1969年春季,驻老挝的一位负责协调半隐蔽的美国空军和其他军种行动的美国空军官员仍在使用他自编的一套密码传输他所发送的大部分情报。”国家安全局负责空军通讯安全的专家秘密窃听了该官员的通讯联络。随后所发的一份报告称:“敌人完全可以在每次密码变更后的8 至10小时内破译他的密码。此外,由于他每5 周才变更一次密码,所以他的大多数情报极易被敌人信号情报人员立即破译。类似情况的一再出现应该引起情报安全人员的时刻警惕。”
  即使美军确实使用了安全的编码体系传递一些诸如袭击时间、日期的机密情报,问题还会照样出现,因为得到情报的南越军方往往会通过不很安全的通讯渠道讨论这些机密信息。南越的通讯情报更容易被越共截获。比如,通过缴获的美国通讯设备,北越游击队就可以收听到美军特种部队通过南越空军通讯网所发送的通讯信息。
  一份国家安全局的调查报告称:“他们很有可能通过南越空军的通讯联络了解到他们极想知道的有关不断增援南越的美军的情况。”一名原北越士兵后来告诉美军官员,由于信息灵通,他所在的部队10年来从未遭遇过美军的突然袭击,而且他们从来不需要太多的英语专家去分析处理所截获的情报。
  另一个主要问题是缺少保密电话。越战时期用的KYS 型保密电话无法和今天的手机相比,那些电话大得像个小保险柜。在1965年,虽然美国的一个仓库里储有800部密码电话,可是却既没有底座,又没有连线。在经过所谓的“一番周折”后,第一批KYS 型话机终于在1965年末抵达越南,并在随后的三年中被全部分发下去。同时飞机上使用的KY28机型和移动机型KY38也投人了使用,然而,保密电话还是不够用。这些电话性能极不稳定,还常常会出毛病。由于这些电话在阳光足、气温高的条件下一用就坏,所以在掩蔽壕之类的地方毫无用处。因而使用非保密电话进行机密谈话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迈尔中将说:“信号安全,尤其是语音通讯中的信号安全,是越战期间美军整个军事行动过程中的主要隐患。”
  为了避免情报工作中出现程序不严、情报泄露的现象,国家安全局与它在陆海空三军的分支机构采取了情报安全监控措施。一项国家安全局的越战研究报告说:“在常规的情报安全行动中,监控者扮演敌人的角色,有选择地截获自己军队的通讯情报,然后把自己收集到的(敌人可能也收到的)情报向有关机构汇报。”情报安全监控人员常常在闷热的、布满天线的0.75吨卡车的车厢内工作。他们的周围是包括能同时窃听30条电话线路的TPHZM 窃听仪在内的各种监听设备。在1967年一年中,情报安全监听员们总共监听了6606539 次无线电话谈话和50多万次普通电话谈话。
  有一次,很可能是由于这种监控行动使驻越美军副总司令克赖顿。亚伯拉姆斯捡了一条命。正当亚伯拉姆斯即将登上一架直升飞机从西贡飞往富汪附近的芙拜时,有关这次行程的时间、高度、路线及机组人员的姓名等情况却以明码电文的形式进行传输。情报安全人员监听到这一情报后马上向上级做了汇报,结果临时改变了飞行计划。北越的情报人员同样截获了这一情报。亚伯拉姆斯乘坐的飞机改变了航线,可是却没有通知参与此次飞行的另一架飞机。一份国家安全局对此事件的调查报告说:“这架飞机从西贡到芙拜的一路上屡遭袭击——这次越共的反应非同寻常,因为他们通常不会对执行类似任务的直升机进行射击。我们确信这是敌人截获了我们的信号情报的结果。”
  北越的信号情报专家也设法在美军的通讯网上传输一些欺骗性的假情报,并且有时还能诱使美军人员通过电话传给他们一些机密的情报。国家安全局称这种“模仿性情报通讯欺诈”为“敌军信号情报活动的最高成就”。在某一时期内,曾经有至少八架飞机因此被击落。
  在大南的空军基地,一名越共游击队员杀死了一名美国基地卫兵,然后拿起他的电话,用英语通知基地的其他卫兵说基地的另一端正在遭袭。当卫兵们都冲向基地的另一端时,这个游击队员不费吹灰之力就对基地进行了大肆破坏,造成基地设备及飞机的损失估计有1500万美元。如果当时基地卫兵使用正规的加密通讯系统就完全可以避免这一事件的发生。
  另有一次,北越游击队通过切人美军的通讯频率、运用准确的呼叫信号,诱使美军直升机降落到他们早已埋伏好的圈套中。美军空军和地面火力被多次诱导轰炸了一些友军基地。有时,北越游击队还能假传停火命令,让美军停止攻击。
  就是当时国家安全局最好的密码系统也存在着潜在的隐患,其中包括KYS 型保密通话系统及KW7 型机密书面情报系统。一位驻越南的美军指挥官曾告诉国家安全局:“我们所有的主要作战情报都是通过KW7 型安全线路传输的。所以对比较重要的情报,我们都采取了安全防范措施。”
  然而,KW7 和KY—8 型情报设备均被北朝鲜截获并于1968年转交给俄国。而且直到越战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苏联人还能通过沃克间谍网得到传给KW7 和KYS系统的最新机要文件清单。这就使人猜疑,苏联可能曾向北越提供过一些这类情报。
  1965—1968年间驻华盛顿苏联大使馆的前克格勃办事处负责人、少将鲍利斯。
  所罗曼丁否认沃克间谍同促成了美军在越战中的失利。现今仍居住在莫斯科的所罗曼丁补充道:“如果你们断定沃克网的情报没有转交给北越或我们的其他盟国,你们的判断就是正确的。”
  但当时所罗曼丁的副手、后来投靠了美国、现住在华盛顿的前克格勃少将奥列格。卡路金不同意这种观点。尽管俄国人不会把机密的情报设备与文件清单转交给北越,但是他们确实向北越提供过机密情报。卡路金说:“我们确实向越南提供过通过约翰。沃克搞到的部分情报,而且最后还提供了从北朝鲜搞到的有关‘普韦布洛’号的材料。苏联军方也插手了越战,不仅为越南提供了军用设备、机件和武器,帮助越南实施军事行动,还向他们提供有利于作战的信息情报。”卡路金还说:“通过我们提供的情报……我确信我们帮助了越南人。这一点,我敢肯定。”
  苏联还以其他的方式对北越提供了援助。1965年6 月18日,在太平洋关岛的美军机场跑道上,27架B52 轰炸机排成长队,仿佛是为了迎接世界末日而进行的预演。
  这是一派阴森恐怖的景象:长长的飞机队列足有16层楼高;装满燃料、呈后摆形的机翼足有大半个足球场的跨度;由于沉重的机翼离地面太近,它的下面安装着外形酷似自行车的机翼外架;机身下方的8 台蒲拉特。惠特尼J —57涡轮喷气机能产生10万磅的地面冲力;多孔弹舱内足以装载加长轿车大小的核炸弹。
  在领航机的座舱内,飞行员戴着手套的右手紧握着8 个引擎开启阀,当他的手缓缓向前推动开启阀时,硕大的飞机便在跑道上疾驶起来。数秒钟后,携带着总重量达16吨的51枚常规炸弹的飞机从安德森空军基地升上了天空o ‘其他20多架飞机紧随其后,飞向浩瀚的太平洋和一列KC135 空中加油机飞行队会合。它们一边通过吸油管以每分钟6000磅的速度加着油,一边在海平面以上5 公里的低空以每小时300英里的速度表演着轻盈的空中芭蕾动作。
  这次代号为“弧光”的行动目的是要将美国极力拯救的南越炸成石器时代的荒芜之地。轰炸的直接目标是越共游击队基地。这些B 52轰炸机起飞后要不间断地往返飞行500O英里,12/J ‘时后再返回关岛。飞机过后的越南乡村被炸得满目疮瘦,仿佛崎岖不平的月球表面。一连数月,8000吨铁雨直落南越大地,平均每秒钟就有400 磅TNT 炸药倾泻到这个国家的某个地方,所及之处无人不伤,无物不毁。
  在每次行动前几天的准备过程中,关岛上空总是电波云集。来往的通讯情报包括索要新的炸弹导索及缓冲器、确定轰炸目标及下达出发命令。总之,信号总量在日益增加。
  “北部湾决议”通过后不久,一艘苏联拖网渔船在距关岛主要港湾阿普拉3 英里以外的海域上停泊逗留。如一只盘旋在鱼肉加工厂周围的海鸥,这艘布满了天线的情报船收集了大量的情报。随着“弧光”行动的开始,情报信息量大增。关岛是美国海军在东南亚许多作战行动的通信枢纽,而且在越战初期是B -52轰炸机对越轰炸行动的惟一基地。“弧光”行动开始后不久,作战策划人员便开始发现有很多次轰炸没有达到“突袭”的效果。直到一年多后,这个谜底才被揭开。

  飘荡在阿普拉湾以外海域上的苏联拖网渔船表面看似无所事事,实际上对B -52轰炸机的起落时间掌握得非常清楚。通过分析攻击前美军的密码通讯,他们能够从标有“速报”的暗语中辨明紧急待命命令。大约在发动进攻前的一小时,近距离的甚高频无线电网会传播大量的飞行人员与弹药补给人员之间的对话。这些对话就像信号员手中的小旗,向苏联人透露了即将发动进攻的信息。而且,类似“652 号在9 点前准备就绪”的无线电谈话还能使苏联人搞清参战飞机的号码,甚至还能知道机组人员的姓名。战略空军司令部所发的未加密的关于太平洋上空某些区域的天气预报也泄露了空中加油站的方位。
  越共在南越的信号情报行动会弄清美军的打击目标。除了供下令使用核武器的“特赖登”密码外,B —52轰炸机没有任何编码设备。他们所有的信息通讯都是原声传递。在缴获的敌军文件中有一份美方就一次B52 轰炸机偷袭行动进行的长达两个半小时的详细讨论的文字记录,其中包括袭击的确切时间和攻击目标的确切方位。
  经过国家安全局、空军、海军联合对关岛及其他一些地区的秘密调查,才找到“弧光”行动未能对北越人及越共产生突袭效果的原因。这次调查查出了“许多由于安全防范措施不利而使敌人获得机密情报的情报通讯操作行为”。
  国家安全局也极为关注苏联拖网渔船通过发现“突破点”而破译美方密码的能力。据国家安全局的一份文件称,“突破点”在技术上被称做“密码信号异常”,表现为编码过程中的电波紊乱,“警觉的敌人可以利用这种‘突破点’发现明码电文或者其他数据”。这在当时——现在也是——破译其他方法难以破译的密码的主要途径。
  即使没有“突破点”,苏联情报船仍然有可能通过截获发自美军密码机的辐射来破译美军的编码体系。连续数年,国家安全局一直对高灵敏度的通信及编码设备,甚至电源线的辐射,会泄露出多少情报这个问题困惑担忧。经过仔细的分析发现,这些辐射信号确实能泄露正在进行编码处理的秘密情报的内容,就是说在情报还没有进行编码处理以前就已经泄露了。同样,在打印一份刚收到的情报之时,即在情报刚被解除密码之时,其内容也会被敌人探知。为了消除或减少这种辐射,国家安全局进行了长期的“暴风雨实验”行动。
  国家安全局派出一支行动小组飞往关岛,到当时停泊在苏联拖网渔船附近的“查尔斯。白丽”号驱逐舰上工作。在狭窄的信号情报室里,监听人员开始测试周围的电子环境,以确定苏联那只拖网渔船究竟能窃听到多少情报。随后,驱逐舰又开往距关岛3 英里的其他海域进行测试。在围关岛绕行一圈的测试过程中,行动小组录下了7.7 万英尺长的磁带。庆幸的是在苏联信号情报船附近,没有发现任何“危及情报安全的密码信号异常”现象。然而,在关岛周围的任何一点都能清楚地听到空军基地地勤人员的谈话。据国家安全局的报告称:“通讯交谈都使用普通语言,因此,至少在飞机起飞前两个小时,国家安全局的情报分析员就可预测到B52轰炸机开始行动的时间。”
  完成了海上调查,国家安全局行动小组又着手对陆地上的通讯线路进行测试。
  结果发现,电传打字机在打出未加密的绝密文件时会把信号泄露到未加密的语音通讯频道中。这样,通过截获并仔细分析语音信息,苏联人就能破译出机密情报。
  此次调查的结果使国家安全局就通讯情报泄露的问题又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分析。其中代号为“紫龙”的分析认定北越可以通过好几种方式了解到美军袭击的预定目标,其中一种方式是监听KC135 空中加油机队传发的未经加密的无线电通讯情报。
  分析结果令国家安全局的许多人感到极度震惊。前国家安全局负责通讯安全的副局长沃尔特。迪雷说:“因为敌人总会在预定的打击目标区神秘地消失,所以美军空袭行动的成功很值得人怀疑。地面扫荡遇见的也都是非老即幼的百姓;海军陆战队强击猛攻的往往是空寂无人的海滩。显然,敌人之所以能够成功地避开我们的部队,极有可能是提前知道了我们的行动计划。”
  迪雷还说,更为令人震惊的是,在被国家安全局告之情报安全方面存在严重失误后,军方竟然拒绝采取任何补救措施。驻越南的美国军事指挥官常常忽视通讯安全并且对给他们发出的安全警告不屑一顾。通讯情报人员还把这些警告称为“混帐东西”,因为监察小组竟然监听美军自己的情报信息。对此,国家安全局无可奈何。
  一份国家安全局的报告称:“情报安全监督与分析人员只可做顾问,而无权下令改变现状。出于种种原因,指挥官们常常对情报安全机构的调查结果不是置之不理,便是一读了事,而不采取任何改进措施。”如此一来,所引发的严重后果常常是不堪设想。
  一次,一个美国陆军指挥官正在第一步兵师总部里打电话,有人进到他的办公室里提到了将于“明天在距此35公里以北的地点”发动一次特别行动。通讯安全监督人员窃听到了这个电话,且听到了即将进行的行动的方位,于是马上通知了这个指挥官,但这位官员根本不愿改变行动计划。国家安全局的报告说:“刚一到达目的地,袭击部队就遇到了异常猛烈的抵抗。美军损失惨重,约有58人死亡,82人受伤。”当时在场的军队安全处的指挥官“认为这种结果正是敌人利用我们在情报方面的疏忽大意造成的”。这次由于美军情报安全措施不利及北越成功获知这一情报造成的重大伤亡后果引起了人们极度的担忧。国家安全局曾指出:“敌人信号情报机构确实截获了大量的美军情报,并用之于作战行动。美军的许多战斗行动因此而失败或损失惨重。”
  美军重蹈了德军和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覆辙,在对北越的情报战中意外地败北失利。有了俄国人的帮助,北越可能一直能够窃听到国家安全局使用最安全的密码系统传输的情报。北越在情报战中的突破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破译德军“谜”码和日军“紫”码的情形如出一辙。即使没有这种突破,北越人也获取了大量的美军信号情报,足以使他们多次避开美军的袭击,进而还击美军。
  从一开始,美军官员就妄自尊大,目空一切。他们以为北越军队和在丛林里安营扎寨的越共都是“土包子”,认为他们头脑简单,不可能搞懂美军复杂的情报通讯网络。他们怎么可能把这支穿废轮胎做成的凉鞋,进行行军打仗的部队放在眼里呢?一项国家安全局的研究表明:“绝大多数美军指挥官怀疑敌人是否有能力开展有效的信号情报活动。这些官员认为,美军在训练、火力及灵活性方面的绝对优势使情报安全工作变得几乎没有任何意义。”然而,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惨遭重创的德军和日军指挥官一样,他们大错特错了。
  1965年3 月8 日,美军两个海军营对大南进行了猛烈攻击,这是第一支参战的美军正规战斗部队。到同年年底,加入越战的美军数量猛增到20万人左右。经过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后,越共于5 月11日在全国范围内突然大举进攻。1000多名游击队员冲到美军力量薄弱的柬埔寨边境,攻下了西贡以北50英里外的省会城市嵩边。
  为了堵上柬越边境的缺口,美国决定派国家安全局的“牛津”号情报船投入战斗。“牛津”号是美国派往越南的第一个水上信号情报工厂。5 月26日,“牛津”
  号接到命令后,即刻起航驶往东南亚。当时,“牛津”号正在完成一项为时将近四个月的西非巡航任务。当得知此次航行不是回家,而是去参战,而且从此以后他们的大本营不是诺福克,而是圣地亚哥,这些家在东海岸的船员仿佛迎头挨了一棒。
  当时在船上工作的一位电子情报员乔治。加西迪回忆说:“在西非,我们负责监视当地某些区域之间的通讯联络,搜集任何与共产主义相关的信息。搞到任何与共产党或苏俄有关的情报都是无上光荣的成就。我们的主要目标就是搞到与苏俄有关的情报。”
  接到国家安全局的调令后,加西迪说:“我们离开德班,出于某种原因,我们绕到了南非的另一边。大约下午3 点钟,船长宣布命令。大家听后都焦虑万分。我的意思是说,船上有些弟兄的婚姻正濒于破裂,这下可好,夫妻更是天各一方了。
  在东海岸我们有房子、家、汽车、孩子、老婆、情人,我们的一切都在东海岸,可是却对我们说‘现在去越南’。我可以告诉你,这种军心涣散的程度不亚于肯尼迪遇刺时引起的民心涣散。“
  在驶往东南亚的长途旅行中,加西迪发现了一种鼓舞士气的办法,他把船员们在执行任务期间,逛各种妓院时所拍的照片搞成集成照片。他说:“船员们在妓院里拍了照片,带到船上让其他船员冲洗出来。我让他们发誓保证绝不给船上任何人看,尤其是不给长官看。同时我会把精彩的照片多加印一份,锁起来保存好,放到一个没人能找得到的地方,就是洗相室通气孔处的一个大金属罐子里。
  “这件事(奉命前往越南)发生以后,我跟几个弟兄说了照片的事,他们建议说你怎么不用这些照片做一个大的招贴画,鼓舞一下大家的士气。我说:”我可不能这么做,他们会杀了我。‘后来,我找到舰长,跟他说了我的想法。他说:“如果照片上的内容不是不堪入目的话,看看照片未必是个坏主意。’所以我就到每个船员那里问他们是否在乎展出他们的照片,他们的确没人介意。这样,一天下午,我们就在寝居甲板上展出了照片。说实话,这还的确鼓舞了士气。这些照片有的是弟兄们在金丝雀群岛的德班和女人们在一起,甚至也有我在加勒比海拍的几张,还有几张是在智利瓦尔帕莱索的苏黎士大酒店拍的。”
  与在其他地方一样,在亚洲,任何有关“牛津”号的消息都是秘密。糟糕的是这给从美国本土派来加入“牛津”号行动的人员带来了麻烦。其中一位来自加利福尼亚的约翰。德车尼回忆说:“他们对‘牛津’号的行踪高度保密。开始我们先到了菲律宾的苏比克湾,因为‘牛津’曾在那里登记过。我们到达克拉克空军基地,再乘巴士走小道用了四个小时进入苏比克市区。到了那里却被告知‘牛津’号实际在日本的横须贺。所以我们乘车返回克拉克空军基地,随后飞往横须贺。到了那里却听人说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这只船。后来,又有人说这只船在西贡附近。所以我们就飞往西贡,但那里的人却说船不在那儿,而就在苏比克。我们又返回苏比克,但还是见不到船的踪影。最后,他们发了舰队搜寻令,才知道‘牛津’号已经在日本的佐世保干船坞待了两个月。所以我们就飞往日本的某个空军基地,然后乘坐日本火车一路直奔那里,次日一早到达了佐世保。我们辛苦奔波了一个星期,最后总算找到了它。”
  “牛津”号从干船坞出发驶向泰国湾地区的指定目标,那是富国岛南端安堂附近的一个偏僻海域。德车尼说:“我们在柬越边境的这个地区待了两个月,抄写、记录所有来自敌方和友方的通讯情报。大多数时间我们离海岸只有约两英里远,这是能窃听和确定该地区上百个通讯机构方位的理想位置。”
  在“牛津”号舰首国家安全局的工作区内,监听人员使用高灵敏度的KG14多频道接收器进行监听。为了翻译情报,“牛津”号信号情报组里配有高水平的泰语、几种汉语方言、俄语及越语专家。舰上的情报人员中至少有一人熟悉菲律宾土著语——他加禄语。德车尼回忆道:“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做着情报工作。米德堡既要情报录音,又要文字记录,还要破译的信息。我们能做的情报工作,我们都做遍了…
  …一名国家安全局的人在舰上待了大约两个星期,他独来独往,没有人知道他待在船上干什么。“在船尾区,电子情报人员把从数百个雷达系统中收集的信号用32声道的爱派克斯录音机录在磁带上。
  “牛津”号在东南亚期间执行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监听马尼拉七国首脑会议。
  会议于1966年10月23日至27日在菲律宾举行。停泊在马尼拉湾的“牛津”号恰好在斯坦利角海军机场的对面,正好能听到谈判的内容。这样,美国的谈判者可以通过了解其他谈判者的战略计划和谈判要点而先发制人。德车尼说:“会议期间,船上的监听员发现了一个企图行刺(美国总统)约翰逊、(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我想还有顾仁草库的阴谋。”策划者是受共产主义鼓动的新人民军运动成员。由于情报人员报告有功,船上的每个成员都受到了嘉奖。
  在这条船上,情报人员和一般的工作人员事实上互不往来。德车尼说:“一般工作人员并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怎么做。他们就知道每天早晨,我们会鱼贯进入船头或船尾的安全门里,到中午的时候再出来吃饭。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跟我们保持着距离,而我们也或多或少地与他们保持着距离,好像有两艘‘牛津’号似的,我想,情况也确实如此。”雷。勃克朗赞同道:“他们(信号情报人员)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
  1966年7 月,国家安全局决定让“詹姆斯”号临时接替“牛津”号,并把“牛津”号派往中国大陆沿海地区进行信号情报活动。当时中国正在秘密而激烈地进行着文化大革命运动。德车尼说:“在中国大陆沿岸巡航了两周左右的时间,我们的收获却寥寥无几。一切迹象表明,中国人知道我们的行踪。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通讯传输都被控制在最低限度,甚至根本就没有通讯传输。”
  尽管中国沿岸的窃听任务相当乏味,但在中国南海上的惊险遭遇却是他们始料未及的。“奥拉”号台风迅速向“牛津”号推移。德车尼回忆说:“船在剧烈摇晃,风暴越来越大。到了第二天,一切都变得混乱不堪。我们失去了一枚导弹,被困在海里,几乎就在台风中心。船在风中飘荡,大风把我们推向了红色中国的内海水域。”
  紧急求救信号发出后,一天多过去了,却不见任何救援的迹象。德车尼说:“船上所有的人都基本上了解所处的困境,并被告诉随时可能下达弃船的命令。通讯情报技术人员登上了备用急救船,准备毁掉所有的情报设备和文件。船长也在考虑让多功能游艇和轻便快艇下水,以便拖动舰船,或者至少可以遏止它的随波飘移。
  此时,我们离海岸约20海里,或者说离中国近海水域只有8 海里。又向大陆漂移了2 海里之后,拖船总算露了面,缆绳抛给了我们。我们被拖回台湾,既侥幸没有被抓住,也避开了风暴的袭击。“
  越南战争像婚礼蛋糕一样,不断向上升级加层,战争从地面打到空间。詹姆斯。
  戴维斯在西贡附近的丛林潜伏搜索,欲捕获敌人的信号,但是遭伏击身亡。此后国家安全局开始试验从空中辨认信号方向。“由于在东南亚无线电波的传播要求测向设备非常靠近发射器,”国家安全局的一份报告说,“答案显然是上天去找。”
  某些空中信号情报和测向任务要求有周密的计划,而其他一些则仅凭经验而已,比如用直升机执行任务。在非军事区以南,靠近树顶飞行的是载有信号监听员的“休伊”直升机。在机内有缴获的北越军用背包式无线电,一名越南语言学家通过连在无线电上的耳机收听信号。“他们过去常用装0 石0 英寸子弹的绿色破旧弹药箱来制作这种无线电,”信号监听员说,“在它上面有一些刻度盘,还有中国汉字。”
  机上装有KY38安全语音系统,能迅速、秘密地把时间性强的情报送回基地。
  “在我们飞行的大部分时间,我们能截获他们的通讯,”这名信号监听员说,“所以你会得到许多情报,但是时间性很强。越南的军事单位经常在运动之中,所以如果不能把情报及时送回,就没多大用处。战术情报有很强的瞬时性,与长期的全面战略计划不一样。”一旦发现越南军队,就会派空降部队或地面部队进行追踪。
  与其他部队不一样,陆军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很少注意空中信号。在整个50年代期间,陆军情报监听员用海军飞机执行任务。在60年代初,也是利用海军的“空中勇士”号飞机执行任务。正是在那时,陆军决定增加入力和资金的投人,以发展自己的专业空中窃听队伍。到1962年3 月,陆军安全局已有了自己的第一个空中测向站——一种能低空慢速飞行的单引擎飞机——容纳的信号员很少。
  与U2高空侦察机及SR71飞机不一样,早期在越南使用的侦察机几乎有些滑稽。
  “情报员在飞机后部的外面悬挂一根长长的导线,作为原始的方向天线,”一位退伍老兵说,“机组人员在炎热、潮湿的条件下坐在嘈杂的飞机里飞行。飞行时间常常达四小时之久,可能还会更长,这取决于正与之联系的部队的运动速度。”这些飞机可能看上去很古怪,但它们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情报。“据说,”这位老兵说,“空中飞行给地面部队提供了多达1/3 的情报。”
  后来,一种更先进的飞机加入侦察机组。它叫RUSD塞米诺,是一种黑色、短粗双引擎飞机,能容纳五名乘客。高耸的薄片天线从两个机翼末端垂直突起,使得小巧的间谍飞机显得有些咄咄逼人。
  理查德。麦卡锡是第三无线电寻呼单位224 营的一名监听员。他经常从新山一基地起飞,去西贡河三角洲地区执行任务。这是一个蚊虫肆虐的楔形沼泽地,从西贡延伸到海边。由于这也是通向西贡的主要航道,因此就变成海盗和小股越共游击队的避风港。“谁要是控制了这个航道,谁就控制了西贡,”麦卡锡说。
  因为三角洲如此狭小,单引擎飞机备受青睐。麦卡锡挤坐在副驾驶员之后,他面前有两台柯林斯5151接收机。他通过头盔里的一只耳机收听敌人的通讯,通过另一只耳机听取飞机驾驶员和副驾驶员的谈话。
  麦卡锡在三角洲上空飞行两小时后,他的耳机开始作响——是越共游击队员调谐发报机发报的很熟悉的声音。“它听起来很正常,声音响亮,”麦卡锡说,“是它表演的时候了。”为确定这架发报机的位置,飞行员总要把飞机转来转去,以便从不同方位确定目标。一旦敌人的位置被确定,机组就要求进行空袭。
  国家安全局开始派遣越来越多的空中情报截获机到越南,天空变成奇形怪状的金属乌的家园。它们猎取信号,然后带回巢穴。在直升机和小型低空飞机上面两英里处是EC121M“宏观”号飞机。它是洛克希德公司生产的一种超级星座运输机,在顶部和底部有巨大的雷达天线罩。因为它很沉重,机舱并未加压,所以它只能飞到1 万或1.2 万英尺的高度。
  建立预警体系十分关键。1972年晚春时节,约翰。沃特将军给空军参谋长约翰。
  瑞安将军发出一份秘密电报,电文坦诚地说空军正遭败绩。沃特说,北越飞行员的实战能力正在不断提高,他们在发射导弹时单机高速掠过的能力也很强,而面对他们的却是每年轮流进入战斗区的缺乏经验的美国飞行员。
  国家安全局提出建立“滤茶球”预警体系,它能根据信号情报把警报详尽迅速地传送给飞行员。国家安全局有许多人反对不加限制地传送这些秘密情报,但该体系最终还是被批准建立。
  “滤茶球”体系建在位于泰国北部那空拍依的国家安全局大型监听站的运货车里。在那里,情报监听员通过中转飞机向各战斗机传送最新的信号情报,通报这个区域最新的地对空弹导基地和米格战斗机的情报。当信号情报表明有一架美国飞机正在被瞄准将遭袭击时,被称为“今日皇后”的飞行员会立即得到通知。“自然,那架飞机上的人开始大汗淋漓,”多伊尔。拉森说。他是一名退役空军少将,曾参与“滤茶球”工作。“但所有其他攻击机的成员都松了一口气,让‘滤茶球’体系来保护他们。”拉森曾是飞行员及信号情报官员,在越南曾执行过70多次战斗飞行任务。由于预警体系的建立,美国战斗机攻击北越米格飞机的成功率增长了3 倍。
  在直升机、低空侦察机及“宏观”号飞机之上的是RC135 飞行监听站——满载情报监听员和尖端窃听设备的波音707 飞机。飞机从冲绳岛的嘉手纳飞到北部湾,每日飞行12小时。
  战斗日趋激烈,飞行任务也越来越频繁,以至于要求一架RC135 每天24小时在北部湾北部的空港待命。飞行时刻表的要求苛刻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每次飞行持续19个小时以上,其中12个小时在北部湾上空飞行。每天有两架飞机飞行,第三架飞机处于一级战斗准备状态:一旦正在飞行的飞机出现问题,它可立即起飞。与此同时,还需要在远东部署五架RC135 飞机,以对准无数的中国一苏联范围内的目标。
  飞行任务不仅给机组人员带来伤亡,也使飞机有所损失。腐蚀性的雾状盐类和很高的湿度,都腐蚀着飞机的铝制机身。
  北越空军对我们的飞行目的了如指掌,因此时而试图击落这些飞机。“米格一一1 在海湾上空以超音速飞行,从RC135 旁掠过一次,”退伍信号情报军官布鲁斯。
  贝利说,“由于燃料有限,加上恐惧心理,他们只能飞越一次。在耗尽所有的弹药之后,他们就逃之夭夭,回到安全的防空高炮区和地对空导弹保护伞下。”尽管RC—135 是绝好的活靶子,但是没有一架被米格机打下来。
  不论飞到哪里,RC135 都像一台电子抽吸泵,特别是被戏称为“金花鼠”的RC135C飞机,因为它有两个夹板式天线。机上的侦察系统被定好程序,能像厨房的滤网一样自动过滤以太波,“包括从直流电到光的电子光谱,”贝利说,“它能过滤的东西的范围如此之广,以惊人的速度处理这么多的信号,所以人们把它叫做‘真空吸尘器’。不管飞到哪儿,它都能截获所有的电子资料,以数字或模拟形式记录情报。”
  同时,“金花鼠”上装有无数的测向仪,能够自动确定数百英里之内的每个发射器的位置。先进的计算机确认出任何异乎寻常的信号位置,并能使其突出醒目。
  其他的重要声音和资料频率被预先编人计算机程序,一旦被发现,会立即记录下来。
  “这种系统所搜索的资料数量庞大,需要整个单位和复杂的设备来处理,”贝利说,“这一巨大的操作系统被称做‘发现者’。它所提供的情报数量之大,足以达到令人惊讶的程度。”
  “‘金花鼠’具有真空吸尘器的能力,而在战区几乎没有具体作战任务”,贝利说,“它只在战区飞行两个小时。它飞进战区,收集到所有信号,让两个技术熟练的操作者四周环顾一番,然后又飞到别处执行任务。”
  此外,RC135 飞机还有一种变体,叫RC135U“上战场”,在战争后期受命飞往越南。它具有独特的免耳天线,被描述成“有史以来最复杂、最能干的执行特殊任务的飞机,其技术能力之强大,简直就像科幻小说中所描述的那样”。
  在越南上空,在渐显稀薄的大气层之上,有无人驾驶飞机,它能达到的海拔高度为12.5英里以上。“它们的目的是截获各种通讯:雷达、数据自动传送系统等,”
  布鲁斯。贝利说,“被截获的数据然后传送到其他飞机、地面站或卫星。”这些小巧的无人驾驶飞机的基地,就是西贡附近的边和空军基地。
  事实证明,这项计划取得了巨大成功。1966年2 月13日,一架“瑞安”号无人驾驶飞机“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贝利说,但是就在它变成一团火球前的数秒钟之内,它截获了有关萨姆一2 导弹的关键情报,并发送给一架RB47飞机。这些情报包括起爆和雷达制导信息。空军副部长称之为“在过去20年中,对电子侦察所做的意义最重大的贡献”。“然而,飞得比无人驾驶飞机还要高的是UZ飞机,它被称做侦察机中的”龙夫人“。
  1960年,在苏联上空,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被击落。艾森豪威尔宣称:美国决不会再飞越俄罗斯上空。此后,UZ飞机只执行侦测核试验以及周边任务。它的光辉历程已经成为过去。“无用的恶魔”是情报官员给它起的绰号。古巴导弹危机只不过是一剂短暂的兴奋剂而已,但是,1964年北部湾事件之后,UZ飞机被征召人伍,参加越战。虽然UZ飞机执行的任务是它赖以成名的高空摄影,但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因为北越的萨姆一一导弹基地——这是UZ飞机侦察的薄弱环节——数目日益增加,U2飞机很快就被赋予独有的信号情报任务。
  U2飞机的基地起先在西贡附近的边和空军基地,后来转移到泰国。印度支那的U2飞机现在不属中央情报局,而是属战略空军司令部所辖。面对新的任务,飞行员十分高兴,但是他们发现,窃听情报比在敌国上空偷拍照片要乏味得多。“我要做的所有事情就是拨一下开关,机上的记录仪便收集那个坏蛋的雷达频率和信号,并进行全面监听,”原U2驾驶员巴迪。布朗说。部队信差服务处会把录音带送到国家安全局。
  这些任务要求飞机在北部湾或老挝上空盘旋十多个小时,主要是窃听中国通讯目标。由于越来越多的天线夹板插进机身,本来漂亮雅致的U2飞机开始变得像一头箭猪。机内接收机的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对飞行员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保持头脑清醒。天线会接收预先编好程序的信号,机上的接收机自动将信号传送给在南越的信号情报分析家,他们通过卫星再将信号传送到国家安全局,传送的时间几乎与事件发生的时间同步。在国家安全局,计算机和解密专家立即投人紧张的工作。
  “飞行员不必为接收机费神,因为它们或是自动的,或是遥控的,”布鲁斯。
  贝利回忆说,“他坐在机内,几个小时内在天幕中钻了许多洞,而他却觉得无事可做,也没什么好看的。惟一的放松方式是:收听收音机里有关战争的新闻,收听来自攻击机的无线电呼叫以及救援消息。这样,他才不至于昏然睡去。”
  由于这些系统越来越自动化,地面的信号情报分析家能够通过U2飞机的电子设施进行遥控,使其不断改变目标。“这些系统能使地面的专家选择他们最感兴趣的信号,”贝利说,“搜索疑问中的发射器,他们操作那些设备时,跟他们在U2飞机上没有什么两样;并且,通过卫星和其他通讯工具把情报传送给世界各地的用户。”
  据贝利声称,只有在不舒服的情况下,飞行员才能最好地保持头脑清醒。“身穿太空服,坐在一个地方不动,忍受严寒酷热,还要控制好自己的肠胃,你会感到身体因极度干燥的空气和不断地吸氧而脱水。面对种种困难,你要坚持12个小时,真是令人痛苦不堪,”他说。可是,只有当飞机在一个地区延长盘旋时间,捕获到上千次的谈话内容时,飞机才成为“通讯情报之王”。
  “把油门开到最大,”空军少校杰里。奥马利在他的SR71飞机刚刚从嘉手纳空军基地升人蓝天时说。他的“黑鸟”飞机在1968年3 月21日周四下午从冲绳起飞,执行第一项任务:潜人北越领空,记录敌人雷达信号,拍摄导弹基地,然后准时回来用晚餐。
  当“黑鸟”加速,以三倍于音速的速度向越南飞去时,华盛顿官僚之间发生了内证。近十年以来,中央情报局和空军一直处在暗中叫劲的状态。其原因是:谁的飞机将成为美国首要间谍飞机?——中情局的A12 机,还是空军的SR71机。这两种飞机实际上并无区别,只是A12 机是隐蔽型单座,体形较小,样式较老;而SR71机为开放型,能同时容纳驾驶员和负责侦察系统的军官。约翰逊总统决定采用空军的飞机样式,从而使中情局彻底退出了使用间谍机收集情报的工作。
  在U2飞机上空和通讯情报卫星下方的不远处,是飞行速度极快的SR71“黑鸟”
  飞机,它能在不遭受任何损害的情况下进入敌方的领空。“黑鸟”在距地球16英里的高空飞行,比U2飞机还高几英里,每小时的飞行速度高达2000英里以上。因此,任何导弹都对它不起作用。
  奥马利少校以3.17马赫的速度接近北部湾,高度为78000 英尺,此时飞机的顶部已经擦着外层空间。机外气温大约是华氏零下65度,然而机翼前沿在达到600 度时,开始呈现樱桃般的红色。它所排出气体的温度高达3400度以上。在80000 英尺的高空,可以看到地球的球冠呈深紫色。
  当奥马利准备靠海岸飞行,以每秒2 英里的速度从“正门”飞入北越时,通讯情报和电子情报的传感录音机已经开始运转。当“黑鸟”以284 度航向飞行时,机上的防御系统指示,北越已在“潘松”雷达上清楚地看到了它,该雷达是萨姆一2导弹连使用的一种型号。在奥马利身后是机长、侦察系统军官埃德。佩恩,他拨弄了几个开关之后,“黑鸟”的电子干扰就使得雷达在他们飞越河内附近的海防港口时无法跟踪他们。
  “在‘刺激’敌方的电子设施方面,SR71于得非常漂亮,”已退休的美国空军上校理查德。格雷汉姆说,他曾是SR71驾驶员。“他们每次在敏感区飞行,敌人所有的雷达和其他最新的电子设备就都启用,以便搞清楚能否靠这些设备发现是什么东西如此快速地穿过他们的领空。事实上,在截获电子情报方面,我们的飞机通常成效甚微,除非‘他们’用电子信号搜索我们。”为俘获信号,SR71飞机使用了一种称做电磁侦察系统的设备。格雷汉姆说,起初,“电磁侦察系统工作正常,对飞机周围数百英里的信号进行记录。但是对于它要接受什么样的信号,它却没有分辨能力。一次飞行所记录的频率数以千计,要从中找出特别需要的频率,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在进行了一次被称做“电磁侦察系统改进计划”的升级换代后,SR71的信号情报能力得以明显提高。“新系统能沿着我们的飞行轨迹,连续不断地记录来自不同层面的信号,”格雷汉姆说,“飞行距离大约是1200海里。如果这个新系统能在一定时间内记录到某个具体频率,计算机就能测出离SR71数百英里的地面发射器的准确位置,误差大约在半英里之内……新系统的工作效率极高,仅一次飞行就常常能记录500 多发射器……其窃听技术达到了星球大战的水平。”


  当“黑鸟”进入北越的“正门”时,两个普拉特。惠特尼J —58型引擎都立刻发出巨大动力,就像“玛利女王”号的4 个巨大的发动机一样大。进入越南后仅12分钟,“黑鸟”横跨北越,从“后门”退出。在飞越红河时,奥马利把进口导向叶片开关拨到“锁定”位置,减小了加力燃烧室的油门。在泰国上空进行了第二次空中加油。之后,“黑鸟”飞回越南。这次它飞越非军事区上空,搜寻袭击溪山的重炮。分析人员后来发现,在北越上空的几分钟里,它实际上已经把每个导弹基地都进行了定位。
  尽管有先进的船只、飞机和对外监听站,但是还要有许多人和作战部队并肩作战,在道路泥泞的沼泽地和热气蒸腾的丛林里同时打一场信号情报战。
  “作为陆军安全局的成员,你绝不会来到战区,”红头发的陆军征兵军官身着熨烫整齐的军装,信心十足地向戴夫。帕克斯承诺,“因为需要最高级别的安全保证,陆军安全局成员不允许在战区工作。”帕克斯在1965年走出亚特兰大征兵站时,认为这样合情合理。那时他刚刚报名要服役四年。
  两年之后,帕克斯成为陆军情报监听员。他到达西贡,在越南逗留一年。负责征兵的军官仍信守诺言,但帕克斯志愿来这里。“我想亲眼目睹战争,”他说,“越南是我们惟一的战场。”他被分配到西贡附近隆平303 无线电研究单位。他很快意识到来到这里的危险性。“如果你受了重伤,你是否愿意让你的亲属知道?”
  一个职员随意问他,但并未抬头,他在看着表格,“好吧,如果你严重受伤,你是否想在这里进行最后的祈祷仪式?如果你在这儿死去,后事由我们料理。”最后,帕克斯问他去什么部队。“步兵,”那人告诉他,“一个叫做第199 步兵团的部队。”
  帕克斯哽塞不语。
  “我在德文斯堡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接受高级阶段的个人训练。陆军安全局的教官威胁说,如果我们这些学生在训练中被淘汰掉,就会得到一张去第196 步兵团的单程票,”帕克斯回忆说,“现在我在这里已待了18个月,被分配到它的姊妹单位。这可能比我原来预想的危险更大。作为越南志愿者,我早该知道此事。”
  帕克斯的信号情报单位是第199 步兵团第856 无线电研究分队,由大约50人组成,指挥部设在隆平。“轻步兵”是指轻装运动。这支部队只装备有最基本的武器,比如步枪、机关枪和榴弹发射器。野战用的最大口径武器是90毫米手提式无后坐力炮。
  军人都住在一个两层楼的兵营里,周围堆放着数层沙袋作为保护,楼顶是皱巴巴的锡皮。信号情报工作大院四周围着很高的带刺铁丝网,网顶及两侧有一圈圈的带刃金属线。扬声器发出隆隆的音乐声,以掩盖秘密信号;刺耳的发电机一天24小时运转;在惟一的人口处有一个用沙袋加固的警卫室。截获情报工作在两辆无窗的货车内进行。两辆车停在楼边,紧靠着墙。
  然而,帕克斯很少在院内工作。第199 步兵团在1967年11月的任务是和南越的巡逻兵一道巡逻循公河三角洲,该地区以“巨大的饭碗”而著称。这个地区扩展到西贡以南,像一块吸满水的大海绵,是由沼泽地、水稻地和河道组成的大迷宫。在这个地区走路,被士兵们称做“在燕麦粥中跋涉”。许多地方有三层丛林覆盖,厚得常常连光线也难以透过来。地图给这些地区起了一些形象的名字,如“鹦鹉嘴”、“铁三角”以及“梯级”特别区。给第199 步兵团下达的命令是找出并消灭掉主要来自柬埔寨的共产党游击队渗入分子,并在炮战中充当快速反应部队。
  情报工作以横跨松那毕河两岸的小村庄吉来为基地。许多泥泞的运河和狭窄的溪流汇织成网,注人松那毕河,它就像一条婉蜒蠕动的蛇。河流好似一条流动的公路,运载数不清的货轮到西贡码头,在此卸下沉重的拖拉机和食品,再装上沾有泥渍的一袋袋稻米。当船只首尾相接排队等待进码头时,这些防卫设施不多的船只成为越共打击的首要目标。而防止越共袭击就成为帕克斯及其同伴的任务。
  帕克斯和大部分信号情报士兵不一样——他们在戒备森严的监听岗位,工作按部就班,大都远离战场。而帕克斯和作战部队并肩作战。他一个肩膀背着子弹带,另一个肩膀扛着M16 步枪。餐具盒、雨披、刺刀、伪装毯、睡袋、急救药箱都背在后背或挂在武装带上。作为测向操作员,他的工作是在越共发现他的部队之前,首先发现越共。
  吉来村实际上就是在泥泞的河岸上搭着的几排茅屋和一些红色的九重葛。部队住的帐篷建在用木头搭的平台上,平台就是地板。两辆草绿色运货车用做监听站,每辆车内有两名情报监听员。木制走道一直通向俱乐部,它用胶合板建成。这里出售越南“33”牌啤酒和配制的饮料。在村边,沿着河边路走不远,有一个侧边开放式的餐厅,这个餐厅同时具有酒吧和妓院的功能和作用,靠岸后船上的船员们经常光顾这里。就像停泊在附近锈迹斑驳的小船一样,这些船员也来自世界各地,他们的说话声似乎组成了一支交响乐。多年以后,当帕克斯在电影《星球大战》中看到酒馆场景时,他就想起这个俱乐部。
  向船员卖淫的妓女也来自世界许多地方。其中一个漂亮女人皮肤黝黑、眼睛明亮,她来自西非的喀麦隆。在最近的一次旅行中,她先前的情人把她给甩了。借助于磕磕绊绊的法语和支离破碎的德语,帕克斯和她谈好了价钱。
  自测向专家詹姆斯。戴维斯成为第一个牺牲在战场上的美国军人后,无线电测向队的工作在七年中没什么变化,只是变得更加危险。越共已把首要攻击目标从南越人转移到美国人身上。在附近的一个省份,一个美国部队的伤亡率上升了40%。
  在40人当中,有18名在野地里被杀或受伤,另一名在枪林弹雨中被手榴弹炸死。
  短暂的试用期过后,帕克斯被派往前线,他的驻扎地区恰好是SA公路。这条公路向下婉蜒穿过越共骚扰的三角洲。“步兵团驻扎在这里的全部原因就是,”帕克斯说,“作为一个检查站,检查从三角洲开往西贡的机动车辆。”帕克斯的武器就是他的测向器械“波德”。他把它藏在一个八角形帐篷里,以避开敌方的侦察。
  “学会使用波德并不算太难,”帕克斯说,“但是学会存活下去的方法却多种多样……人们在走路时要学会观察,要时刻留神自己的脚下,因为在三角洲有许多蛇,它们会在几秒钟内将你置于死地。越南的蛇是根据被蛇咬者在死亡前能走多远来命名的,比如‘三步蛇’。还有绿金环蛇,它不把毒液注入你的身体绝不罢休。”帕克斯在夜间进屋之前,先要拿出刺刀,看一看有什么东西可能在他出去工作时爬进了他的睡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衡赔,”帕克斯说,“但有时是蛇,包括眼镜王蛇。这儿毕竟是三角洲地带。”
  据帕克斯说,还有许多赖以生存的规则。“在拿起任何东西之前,都要仔细检查,否则就容易上当。如果你不想送死的话,就不要轻易走出环形防线。夜间不要在环形防线内走动,因为那样有被自己的部队射杀的危险。要学的东西实在太多,而时间又总是不够用。”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执行任务时,波德由吉普车运送到监听三角洲越共通讯的合适地点。就位之后,就要建立一个战术测向站。首先建成由二层或三层沙袋叠起的掩护体,然后用一卷卷的有刺铁丝或蛇腹形铁丝网包围起来,直径大约为15英尺。还会搭起各种各样的天线,贴好警告标志。“标志告诉人们,”帕克斯说,“这是个秘密地区,根据规定,不准进入,违者处死。”放在场地中央三角架上的是波德,大约有18英寸见方,上面有钻石状的可旋转天线。在其基座有一个标有度数的方位圈。
  一旦就位,监听人员就戴好耳机,开始监听敌人信号。“为了祖国母亲,转动旋钮,消灭越共分子的时候到了,”帕克斯说。为了覆盖作战区,必须建立三个测向基地的网络。这能使测向员从三个角度测量敌人信号,确定信号的准确方位。
  “‘一旦发现他们,并确定他们的位置,就干掉他们!’,这是我们的座右铭,”
  帕克斯说,“‘利用电子使我们生活得更好’是我们的又一个座右铭。”
  一旦测向站搜索到敌人的信号,监听人员就记录其方位。然后情报被加密,发送给指挥系统,攻击命令常常会发出。重炮火力会重创目标,步兵也会冲进扫荡。
  不幸的是,在此方面,越共一点也不愚蠢。他们知道美国十有八九在窃听,他们就尽可能避免发射信号。或者,他们把发射天线建在离实际发射器一英里的地方,目的是避开炮火。“这是敌我之间悄悄进行的广泛而复杂的猎犬与狐狸之间的较量,”
  帕克斯说,“每一方都了解另一方,尽管我们从未见面。这也是他们之间生与死的较量。直截了当地说,测向队来到这里,就是为了援助第199 步兵团,尽可能完成消灭越南无线电操作员和所有同党的任务。我们毫不留情地追逐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无线电操作越来越糟,因为训练有素的操作员已被消灭。”
  但是,就像戴维斯发现的那样,测向任务是一柄双刃剑。由于波德的监听范围仅有大约5 英里——在天气晴朗的时候——信号情报士兵必须进入敌营去确定他们的位置。“大部分时间,他们实际上离我们不远,”帕克斯说,“有一次,我们测到一个发射信号,是从不足300 码远的草屋里发出——如果我那时能看到他从草屋出来,那真是来复枪容易射中的目标。”
  由于长时间紧张,帕克斯付出了代价。“因为生活和工作都艰苦异常,即便像我这样身强体健的年轻人,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回忆说,“我不是在谈任务——我是说在那种条件下,我们必须努力去做好每一件事,以求得生存。我自己最后住进了医院,就是因为疲劳过度;对于交给我的一年内的任务,我只完成大约四分之三。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在晴朗的一天,我失去知觉,浑身冰凉,醒来时已住进‘医院’。这个‘医院’实际上更像距第856 团一个街区的一座兵营楼上的拘留所。他们要亲临监视,你知道——他们不能让我在昏迷吃语中道出机密。”
  1968年1 月,国家安全局把整个越南放在一个巨大的电子放大镜之下进行审视。
  信号情报专家测览每一份北越报纸,寻找通讯设备的图片。几乎没有一个信号能够逃过国家安全局的天线。无论是在循公河三角洲跋涉的沾满泥土的吉普车里,或是在河内上空以三倍音速飞行高达16英里的“黑鸟”号机舱内,都安装了这些天线。
  然而,这些信号不经适当的解析,就没有用处。而如果解析得不到指挥官员的重视,也同样没用。
  几年前,参谋长联席会议悄悄地批准在美国采取恐怖活动,目的在于诱使美国人支持针对古巴的战争。既然战争现在已经开始,军方高级领导人再次采用了欺骗手法——目的是为了让战争持续打下去。然而,他们必须使公众相信,他们正在赢得胜利,虽然实际上他们正在节节败退。
  “如果越共自卫队包括在敌军全部力量中,其兵力是420000到431000,”1967年8 月,驻越美军副总司令克赖顿。艾布拉姆斯将军给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秘密发报时说,“这个数字完全不同于向新闻界发布的299000人……几个月以来,”我们一直在努力树立这样的一个形象:我们正在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现在,我们发布的数字是420000——431000人。在数字的增加方面,新闻记者将得出错误的和悲观的结论。根据我们的观点,越共自卫队的兵力数字应当从即将发表的中情局‘国家情报估计’敌人军力数字中全部删去。“监听人员截获敌人通讯信息后将其送回国家安全局,由分析家对大量的信息进行解密、翻译和分析,然后把报告送到中情局和其他用户,包括威斯特摩兰将军的司令部和驻越军援司令部。威斯特摩兰的参谋们把国家安全局的信号情报报告写进司令部的绝密出版物中,包括”最新每周情报估计“和”每日情报综述“,两者都由威斯特摩兰将军阅读。然而,驻越军援司令部拒绝把任何国家安全局信息写人按战斗顺序编排的综述,声称这些情报机密性非常高。
  可能还有另外的理由。国家安全局的信号情报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与驻越指挥官和五角大楼公开或是秘密地泄露的信息相比,地方的力量要强大的多。中情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看出了不同估计间的差别,于是告诉他的高级顾问乔治。卡弗,“这场越南数字游戏”今年要被赋予“越来越多的热情和政治含义”。为帮助解决这一问题,他要求中情局、国家安全局和国防情报局的分析人员,去西贡会见威斯特摩兰将军的参谋,以解决数字上的分歧。
  9 月份,会见在西贡的美国使馆举行。会议桌上放着截获情报和秘密报告。华盛顿的分析家们试图说明自己的情况,但无济于事。军方没有依赖国家安全局的信号情报来获取敌军兵力数字,相反,他们却是依靠不可信的囚徒审讯。“驻越军援司令部主要使用机密级的文件和囚徒审讯报告,”最近的中情局研究说,“与中情局的做法截然不同的是,驻越军援司令部通常不使用靠截获敌人无线电信号所得的资料或信号情报。”
  乔治。卡弗是出席会议的中情局的首席分析家,对送给赫尔姆斯的“仅供阅读”
  的电文,他表示了极大的愤怒。他说,这次使命的结果令人沮丧,毫无成效,因为驻越军援司令部显然是根据命令而设置障碍。他说,尽管有证据,威斯特摩兰的军官们还是不承认敌军兵力超过298000的估计。无法回避的结论是,威斯特摩兰“已经发出相当于直接命令的指示:越共的全部力量不会超过30万人。”卡弗说他计划第二天去见威斯特摩兰,将“努力摆脱这种束缚。如果达不到目的,我们就等于在白白浪费时间”。
  结果,军方不愿意采取任何行动。威斯特摩兰的高级军事情报官菲力普。戴维逊少将告诉卡弗赶快离去。“戴维逊经常——有时故意打断我的话,”卡弗给赫尔姆斯发电报说,“他愤怒地指责我不顾他的尊严,”他还说,驻越军援司令部提出的数字是“最终的结果,不容再讨论。我们应当接受,或者放弃”。最终,卡弗和中情局屈从压力而接受了,这大大激怒了许多其他分析家。
  1967年11月,国家安全局开始报告,两个北越陆军师又3 个团正在向南越开进。
  在以后的数月内;跟踪报告接二连三地传来,直到这些部队在1967年末和1968年初到达南越,或者到达非军事区的中间整备区域和老挝。
  1968年1 月,其他报告也开始传来:大规模进攻正在筹备之中。威廉也。罗在西贡附近的陆军安全局的第856 无线电研究支队工作。他得到情报:两团越共计划窜犯隆平的美国信号情报基地大院、边和空军基地和西贡周围的几个其他地方。信号情报部队除了把这些情报传送给国家安全局之外,“还告诉驻越军援司令部的人员,将被袭击的地方是边和空军基地,还有西贡市内的几个地方,像驻越军援司令部的总部大楼、美国大使馆、转播站、广播电台以及富寿赛马场,”罗说,“驻越军援司令部总部人员置这些情报于不顾。有情报说越共正在隧道、山洞、散兵坑里集结,他们也对之不理不睬。”
  1 月17日,国家安全局首次发布系列情报公告,评议来自越南的最近信号情报。
  报告说,北越陆军部队很可能正准备攻击昆嵩、波来古、多乐省的城市,同时正在计划攻击沿海各省:广南、广信、广义、平定。其他被截获的情报还表明,顺化将受到攻击。国家安全局报告说,信号情报还表明西贡附近的敌军力量有增加的迹象。
  尽管有这些报告,威斯特摩兰司令部的气氛还是一片乐观,就像“泰坦尼克”
  船上的驾驶台。虽然威斯特摩兰被警告:前面有冰山,但他知道他的大船不会沉到海底。根据最近的中情局分析:“一种‘我们正在获胜’的盲目乐观情绪弥漫在西贡一华盛顿指挥部;与它不一致的情报报告和分析都将遭到怀疑。”
  在朝鲜海岸线之外,美国情报船“普韦布洛”号在1 月23日遭到袭击。突然之间,人们的注意力从日益增长的北越入侵威胁,转到朝鲜的可能侵略上来。约翰逊政府中的许多人都看到了其中的某种关联。“我们好像看到两者之间有某种关系,”
  威斯特摩兰说。约翰逊和麦克纳马拉表示同意。然而,从来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两者之间有任何联系。
  不可思议的是,尽管国家安全局有关越南的警告越来越使人惊恐不已,美国船只“牛津”号——也是国家安全局的头号间谍船——被允许离港。1 月23日,当朝鲜截获“普韦布洛”号,北越要发动大规模进攻时,“牛津”号驶向曼谷,进行一周的休整度假。这真是出了一个大洋相。
  第二天,国家安全局重审了早些时候的一个报告:越共在南越北部和中部对城市的袭击已迫在眉睫。1 月25日,国家安全局发出另一警报:“有证据证明越共正在准备协同进攻。”信号情报提供清楚的证据:大规模进攻就要开始。它还援引了“几乎是史无前例的巨大数量的紧急电文……均系敌人主要指挥部间传送的电文”。
  这些分析进一步预言,在整个南越很快会发生统一指挥的攻击,特别是在这个国家的北部。越南的农历新年春节只差五天就要到来。
  理查德。麦卡锡还注意到春节前的几天里有异乎寻常的活动。他坐在小型RU—6A侦察机里,在靠近柬埔寨边境的地方进行巡逻。附近是禄宁的一个大橡胶园。
  “通常在晚上飞行十分安静,”他说,“美国人都进入夜间防御阵地,越共正准备夜间活动。今夜也不例外。在禄宁的高尔夫球场驻扎着第1 步兵师的主力,当附近较小的部队单位发起最后掩护性射击时,我能看到白磷发出的烟雾。”
  “突然,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我很快辨认出这个目标是控制这个地区的越共师部的电台。这次非同寻常,因为这个家伙通常不到计划进攻的最后阶段不会露面。完成定位后,我们知道这件事太重要了。这个目标位于禄宁的美军环形防线之外300 码处。我们设法与禄宁的陆军安全局联系,但他们夜间已经关机。我决定返回基地去报告新发现的情况,而没有根据计划飞行四小时。”麦卡锡后来了解到,他的警告挫败了敌军为即将发动的攻势所进行的军事演习。
  1 月30日,威斯特摩兰终于看到了近在面前的冰山。他刚刚得到几份警告,是西贡周围地区美军司令根据信号情报而发出的。通过截获情报、情报分析和刚刚接到的测向发现。司令官弗雷德里克(。韦安德少将相信,一次大规模进攻已迫在眉睫。威斯特摩兰立即取消了他先前已经发出的春节停火令,并命令“立即生效:所有部队恢复强化的军事行动,部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一份中情局报告分析说:“毫无疑义,这些战备行动使西贡和西贡美军免遭灭顶之灾。”
  那天夜里,戴夫。帕克斯觉得有些异乎寻常。“午夜12点,敌人的所有无线电全部寂静无声,”他说,“就像有人关掉电灯一样——‘再也听不到’任何频率。
  现在,我吓得要死。我从未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军事单位无线电全部关闭只有一个原因:他们正在搞一些鬼名堂。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正在向被指定的目标运动。“
  一个同事是第二次在越南服役,他对帕克斯说:“如果真要出现什么情况,也会在凌晨3 点——我们不妨睡一会儿。”“还真让他给说对了,”帕克斯说,“凌晨整3 点,我们吓得屁滚尿流……只是,进攻的规模和强度出乎我们的意料2 ”
  大约同一时间,在隆平的第856 无线电研究部队遭到轰炸,他们在几周前曾尽力警告威斯特摩兰:即将发生袭击。“他们隐藏在这个地区的隧道里和散兵坑中达两周之久,等待河内的命令,”威廉工。罗说,“在以后的两个半小时,越共对我们的掩体防线和环形防线的阵地发动了搜索性进攻……我的大部分同事都在作战工事里,点燃炸药包和燃烧手榴弹,破坏掉所有的档案室、设备(无线电和接收机)、地图和报告——所有的东西都不能落入敌人手中。”
  这场进攻来势汹汹。“每当他们进攻时,”罗说,“都有一些人被挂在铁丝网上。每次他们进攻,我们都会发疯,高喊着咒语,冲出去迎击他们,他们一旦接近,就开火、开火。敌人尸体一个压一个,在铁丝网前堆成一个小丘。正面进攻又持续了两个小时。每次胜利之后,我们都在掩体防线内走来走去,紧张地等待下一次进攻。每次进攻后,敌尸堆成的小丘就越来越高。”
  战斗在继续着,罗的部队弹药渐渐耗尽。“那些没有大声骂街的人在祈祷,准备近战。我们知道,如果搞不到更多弹药,那就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要进行一对一的肉搏战。”要求信号情报兵不到关键时刻不要开火,以节约弹药。“当我们不能继续等待下去时,”罗说,“我们开始冲向铁丝网,与他们迎头相对。”不久之后,六架武装直升机飞来援救。然而,酣战持续了数天。战斗结束时,敌兵尸体在监听站周围堆成五排。推土机把约四百具越共尸体推进右侧和掩体防线前面的低洼排水区。
  加里布赖特又矮又胖,长着一头浅黄色头发。他是陆军准尉。他在西贡的王子饭店被床边的电话铃响声惊醒。时间是凌晨2 点30分。“他们击中了大使馆和大楼,机场正遭到袭击,”一个激动不已的声音说道,“我要去炸掉转换器。”电话是一名中士打来的。他负责国家安全局新建的自动安全通话转换器。转换器设置在新山一空军基地的驻越军援司令部大院内。转换器是西贡与华盛顿间绝密电话的关键连接处。中士担心这些设施和所有机密设备会很快被缴去。负责转换器的布赖特告诉士兵准备好,等待摧毁命令;但是,在他到达之前,禁止拉下插头。
  布赖特迅速穿上棕黄色制服,抓过他的眼镜,跑下三段楼梯,登上吉普车。
  “我们上车后,我装好滑膛枪——口径为0.45英寸的一种冲锋枪——的弹药并盯着大街,”他说。布赖特和其同事沿主要交通动脉“庄园大街”冲下去,一直到驻越军援司令部大院。当他在法国赛马场附近的环形交叉口环行时,他们超过另一辆开着车灯的吉普。数秒钟后,布赖特听到巨大的爆炸声,回头一看,第二辆吉普被摧毁,燃起大火。然后,他开始遭到赛马场墙顶的火力攻击,子弹打进他的车身。布赖特转过身,用机关枪还击,把一些越共射手从墙头上打了下来。
  在到达转换器处时,布赖特开始准备紧急摧毁。不一会儿,美国大使馆打来电话。“越共在第2 层楼,”布赖特说。打电话的人喊起来,担心敌军会很快缴去敏感的通讯系统和机密设备。更为糟糕的是,大使馆没有设备,所以叫布赖特送过去一些。“我接着打去电话,告诉他们,要出来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到市中心他们那儿,”布赖特回忆说,“我告诉他们,如果毁坏设备,就开枪射击,尽可能破坏交换器。”
  在我ffJ 被袭击之时,“牛津”号船员正在曼谷狂欢。“牛津”号直到2 月1号才返航,即在敌军发起越战最大规模的攻势之后的那天。
  在整个越南,从北部的顺化到南部的西贡,战斗同时打响。2 月13日,在浓烈刺鼻的火药烟雾开始消散之时,4000名美国士兵被杀,5000名南越士兵和58000 名北越士兵阵亡。虽然美国最终挡住了春节攻势,但美国公众现在认识到,他们为了一场无休止的战争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代价。
  在春节攻势当中,惟一的胜利者是国家安全局。在所有情报机构中,只有它能在适当的时间发出准确警告。情报没有被更快地利用,这是在西贡和华盛顿的威斯特摩兰将军以及政治家的过错。他们不重视与他们对战争的乐观估计和美妙数字不一致的任何东西。“只有国家安全局坚持美国情报机构应当提出的警告”,1998年中情局对越战的评论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评论对中情局自己的情报工作仅做了一般性的评价。“通讯情报常常能使有关人员更好地理解敌军力量和意图,这远远胜过特工报告、囚犯供录、截获的文件,或根据这些得出的分析结论。但是,在华盛顿,信号情报提供的警告显然没有给高级情报官员和决策者留下什么深刻印象。”
  最后,中情局的研究做出结论,“高级情报官员和决策官员以及军方领导人在两个重要方面犯有错误:其一是由于担心可能出现政治僵局,从而导致对敌人战斗命令的客观评估出现偏差;其二是忽视国家安全局和西贡站的警告,因为这些警告和官员们以前对敌人战略的定位不一致。”
  马歇尔。卡特局长对他管辖的部门的表现甚为满意。1968年5 月8 日,他给前总统哈里。杜鲁门发去电报,祝贺他84岁大寿。“国家安全局表示最衷心的祝贺和热忱的希望,”他写道,“你将回忆起1952年建立国家安全局的情景,我们将继续努力,完成你在那时给我们制定的目标。”
  回到华盛顿之后,林登。约翰逊被新闻界比做小比格霍恩战役的乔治。卡斯特将军。在激战结束后的一个月,他宣布,在即将到来的总统竞选中,他不再成为候选人。在越南,突然之间,美国军队开始认识到:战争虽未结束,他们的失败已成定局。
  春节后,一些士兵已经成为行尸走向。在一次战斗后,一名受伤美国士兵和两名受伤越共分子被带到名叫斯特凡妮的重火力点的救护所。美国士兵经抢救无效死亡后,一名陆军军医去喝啤酒。那两名越共,一个是父亲,一个是年轻的儿子,任凭流血致死。
  戴夫。帕克斯正在附近忙着摆弄他的波德测向仪。“没人理会他们的伤口,”
  他说,“年轻的那个尽管有几处胸伤,左腿膝关节以下几乎被子弹打成两节,但还是很警觉。当我稍停片刻,审视他的眼睛时,我们相互注视着对方的眼睛。他的眼睛里流露着恐惧和痛苦。那个老家伙已经气息奄奄。他的双眼有病,半睁半闭……
  没有帮助的话,他们谁都不会活下去。甚至我自己未经训练的眼睛也能看得出来。“
  帕克斯希望军医能给他们诊治。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回头看到没有人理睬他们。“我站起身,向他们走过去,希望看到他们已经死去,”他说,“老一些的已经死去,双眼已经起蒙,但死未瞑目。那个年轻的还活着,但不像原来那样警觉;当我靠近时,他那黑色的双眼立即死死盯住我。我感到需要为他做些事情;似乎那军医已经忘掉了这两个人。”
  帕克斯抓过一个水壶,要给这个年轻越共一些水喝,但又想到,他应当问一下军医,给他水喝是否合适。“我不明白为什么他对他无动于衷……”帕克斯说,“我发现掩体内的军医喝着温啤酒,就问他对那两个越共怎么办,我还说,一个好像已经死了。‘这些该死的越共,’他对我骂着,声音越来越高。‘别理会那些混蛋,他们只能死得快些,因为我不愿摸那些肮脏的杂种!”帕克斯对军医的反应感到莫名其妙,又回到受伤的年轻人身旁。
  “低头看看这两个越共,”帕克斯继续说,“我明白了,军医完全清楚他们的处境。他在让他们等死;这是他对死去美国人的报答。我花了点时间打量着这个年轻的越共。他的双眼现在像是更加黯淡,苍蝇布满了他的伤口。我跪在他身旁,轰赶着苍蝇,但并不见效。‘这个混蛋东西,’我心里想着那个军医,暗暗说道。我把担架放到阴凉处。我从那个老家伙衬衣上撕下一个方块,用我水壶里的水把它浸湿。我用它擦那个小伙子的前额、胸的上部和两臂。”
  帕克斯想让旁边的陆军上尉帮忙。“先生,那两个一道来的越共,其中一个还活着。如果不采取措施,他可能就没命了。中士说,他决不会碰他一下。‘上尉看着我,又朝救护所望去,然后又看着我。他说:”如果我是你,专家先生,我会躲他妈的远点。中士在那边负有责任,你可能有一天会需要他的服务。让他管理他的救护所,不管用他妈的什么方法,只要他认为合适就好了!’“这可不是我想要的答复。尽管这个人的潜台词明白无误。那个上尉是个好人,或许有一天也需要中士的服务,所以他不会自找倒霉。被击败之后,我只好回到自己的战场,回到自己负责的战区。夕阳西下时,那个年轻越共永远闭上了他的双眼。
  “那天的事情已经伴随着我度过了三十多年,而且它还会伴着我度过我的后半生……那个年轻越共成为我内心的包袱。我那时哪怕上天人地也应为他竭尽全力,但我却没能挽救他的性命。”
  春节攻势之后,这场战争就像那个年轻的越共一样开始缓慢地消逝了。转年,国家安全局把信号情报船撤出了越南,然后拆毁了整个舰队。“30年后,我对‘牛津’号的记忆是,”理查德。E.小克尔说,“我们向海军安全处和海军作战部部长证明,在海上这样的作战方式……陈旧过时。你不可能把大批的海军安全处人员与借懂的军官和船员们组合起来。所有的船只……都太慢,太陈旧,因此没有理由把它们用于紧张战斗……‘自由’号和‘普韦布洛’号船事件(1967年和1968年)已经使这种计划受到威胁。越南于1968年陷落,信号情报舰队于1969年随之了结。”
  当时,主要由于越南战争的原因,国家安全局的密码机构变得十分庞大,人员多达95000 名,几乎是中情局的5 倍。仅在东南亚,国家安全局就有10000 名分析人员和情报截获员。此外,安全局的预算变得如此之大,甚至卡特称之为“像巨大的魔鬼”。
  1969年7 月的最后一天,卡特退休。他在国家安全局历史上最为血腥的四年里担任领导职务。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对五角大楼的中级文官用了苛刻的字眼。
  他抱怨说,他们设法通过控制他的预算来影响国家安全局。他称他们为“白蚁式的官僚”。因为禁骛自负,卡特成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中许多人诅咒的对象。
  卡特给中情局的老领导——原局长约翰。麦科恩——写了一封信,他对一些麻烦做出了解释。“我不想赢得,”他说,“与军方争名夺利的较量,也不想与五角大楼的那些文官们较量,他们对我获得资金有致命的控制权。在我任职的整个期间,我所做的决定,完全是根据我亲眼目睹的实际情况。我希望,新一届政府(尼克松政府)将设法克服其中的一些问题,把权力交给责任和职责需要它的地方。低级职员篡夺权力,而不接受所伴随的责任是新政府必须克服的主要问题。我几乎做了四年这种工作,告诉你这些事完全是我们之间的秘密,我不想让这些话在任何场合被重复或被引用。”
  被选举担任第六任国家安全局局长的是海军中将诺埃尔。盖勒。他是一名英俊的海军飞行员,头上长出了花白头发。他于1914年圣诞节出生在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他毕业于海军学院,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做战斗机驾驶员。


  在许多方面,盖勒的背景都与卡特恰恰相反,这可能是他被选中的原因。卡特在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被文官的态度所左右,而盖勒的经历基本上不受文官的影响。
  还有,他以前缺乏情报工作经验,而认为卡特曾努力使国家安全局变成另一个中情局的那些人们,很可能把这看成是一种优势。最后一点,卡特明白这是他的最后任期,因此不大容易被别人吓住。与卡特不同,盖勒还非常年轻,至少在他面前还会再有一次任命,这会使他获得四星将军军阶。因此,当涉及军方和文官的决策问题时,他有可能做到胸有成竹,妥善处理。
  如果这些就是选择盖勒的理由,似乎可以说,至少在开始时,决策者们可能会感到失望。过了两年,陆军开始抱怨说,像卡特一样,盖勒已经叛变,背弃了军方,正使国家安全局比以往更加文职化。1971年10月,在为陆军副参谋长召开的秘密情况汇报会上,陆军安全局局长查尔斯。德诺姆少将讲述了他的伤心之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德诺姆告诉布鲁斯小帕尔默将军,“国家安全局大约99%是军人。你会发现,现在国家安全局高层的2000个职位中,大约有5 %是军人……在起主导作用的275 个三军超级文官职位(超级文官指等于陆军级将军的文职人员)中大约只有13名军人。所以,军人在国家安全局的较高层的梯队里逐渐消失。”在这次非国家安全局人员参加的吹风会上,德诺姆最后说:“我担心,五年后,国家安全局不再有军人。所有关键的国家安全局军人岗位都会消失。”
  70年代早期,越南战争逐步结束,而国家安全局内部为控制日益缩减的预算而进行的战争却不断升温。问题的焦点是,到底是文职人员,还是军事人员负责金库?
  被原国家安全局官员称之为“战争宣言”的一份战略文件提交给局长盖勒,该文件争辩说,这个人应是文职人员。
  这个文件由两个人共同撰写:即当时的作战计划部副部长助理密尔顿。扎斯洛和安全局的第二号最有实权的文官。文件争辩说,因为国家安全局的文官领导代表着连续性,所以文官在决定信号情报机构的需要时,所处位置更为有利。前文提到的原国家安全局官员说:“这个战略文件这样写道:”我们了解这种事情的前前后后,我们将控制它,将告诉你们能有什么,我们将确保你们得到你们在需要时能得到的帮助。“‘但是,军方争辩说,既然军方使用监听站、飞机和潜艇,就应当对预算有最终决定权。
  最终,盖勒只得进行抉择——决定权归军方。根据一个文官的观点:“直到最后他才成为一名球员。据我所见,他(盖勒)自始至终确实对国家安全局做出了显著贡献。后来我认为他有所背叛,他与军方同流合污。”不管他的动机何在,盖勒的举措得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可观回报。1972年8 月24日,在担任美国电子间谍机构首脑三年后,他被晋升为海军上将,并被授予军界的一个最高级别的职务:基地在夏威夷的太平洋总司令。盖勒荣升为四星将军,晋升到更高更优的职位,这标志着国家安全局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在盖勒之前,安全局的局长宝座通常被认为是最终的休养地,是没有出路的最后职位。然而从盖勒开始,国家安全局变成摆升为四星将军和重要军界职务的跳板。
  盖勒的继承人是中将塞缨尔(。菲利普斯。他是一名空军军官,在调任到国家航空航天局时,从起初阶段一直到1969年登月一直领导阿波罗太空计划工作。
  菲利普斯于1972年8 月到国家安全局。此时,美国战斗机频频被人击落。早前,国家安全局成功地截获发自苏联萨姆一2 地对空导弹尾部小螺旋天线的微弱信号。
  天线将萨姆一2 的飞行数据送回发射场。“导弹发射30秒钟后,数据不断传回,”
  一位前安全局官员说,“以便发射场能跟踪导弹,使导弹最靠近目标,并使导弹的自导引系统能锁住目标,进而将目标最终摧毁。”
  然而,一旦这样的信号被国家安全局截获并解密,技术人员就能秘密干扰信号,使导弹偏离轨道,从而拯救数以百计的飞行员的生命。但是,1972年,北越意识到出了大错,就把苏联人请来帮助解决问题。此后不久,频率改变,萨姆一2 导弹再一次频频击中目标。
  尽管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情报监听人员仍然不能截获一丁点儿微弱信号。后来,1972年末,国家安全局总部的某个人想起一位海军密码官员发明的一个小装置。他利用闲置的现成设备,装配了一个独特的信号截获系统。在24小时之内,这位名叫约翰。阿诺德的军官就被派往东南亚。他带着自己的实验装置,被分配到美国军舰“长滩”号。阿诺德的装置工作干得非常出色,出乎任何人的预料。他们能再次截获诡秘的萨姆一2 信号,命中率和摧毁率又大大降低。“他们花费了一百多万美元制定其他系统和计划,力尽所能想找到答案,但始终无效,”阿诺德说。
  1972年,国家安全局开始“远离”一些危险工作,不再让监听人员坐在一排排的接收机前,转动表盘以发现敌人的声音。现在安全局可利用计算机来完成许多窃听工作。
  这个系统的代号是“探索者”,它包括预先编程的计算机和接收机,能迅速测览被搜寻的、不寻常的频率以及密码通讯。一旦发现,这些信号就被发送到空中的飞机或卫星,然后通过一系列传递,送到下面的国家安全局,或者远离战斗的其他安全场所。然后,译员、解密员、计算机以及通讯分析人员对信号进行解密。另一个类似系统代号是“路警”,它建立在欧洲。在“路警”系统中可以通过一架飞机把信号情报从前线转送到后方的分析人员手中。
  “探索者”系统在异常危险区域特别有用,比如在紧靠非军事区以南的地方。
  为了截获那些通讯信息,该系统建在几个相离很远的孤立山头上的重火力点上。其中一个叫中士火力点,另一个叫At. 尽管“探索者”高度自动化,但仍需要几个人维护设备,以防止设备被破坏,这是极具危险性的工作。
  非军事区以南附近的重火力点的监听站在世界上最为孤立,也最为危险。在这儿,情报监听人员离毒龙太近,连它的牙齿都能数得清清楚楚。有时,他们也会被蛰。A4坐落在昆天附近的陡峭山顶上。“从A4你能看到非军事区的中部,离得这么近,”驻在那里的监听人员说,“这是美国人在越南设立的最靠近北部的哨站。非军事区看上去像婉蜒起伏的小山,无人的旷野,中间有条河流过,像个洗衣刷,真像个洗衣刷,绵延达数英里。那里没有篱笆桩。那条河在非军事区中间,河上有座桥,在桥上北越军队悬挂着一面大旗,上面有个大红星。你可用双筒望远镜看到它。
  我们常常看他们渗透过来,你能看到他们越过河来。那时没有其他美国人在那儿。“
  为数不多的监听人员工作在地下掩体里,他们通过声音和截获的密码确认出渗透者、向边界运动的炮兵部队以及流动的地对空导弹发射装置。“在A4站,我们在地下掩体里,”一名监听员说,“我们对密码进行解析,我们能辨认出火力信号。
  当北越使用无线电命令开炮或进行火箭攻击时,他们就使用那些信号。美国人对这些信号了如指掌,所以,当我们知道要挨炸的时候,我们就回到地下,以免被炸得飞上天。“
  混凝土掩体大约在地下10英尺,只能容纳5 到7 名情报员。5 人操作截获设备,另2 人睡觉休息。他们都是志愿者,轮流工作。附近有另一个掩体,放有国家安全局“探索者”远距离截获设备。
  1972年初,A4站的监听人员注意到如下迹象:在边界线另一侧出现了不同寻常的兵力集结活动。“我们认为可能会有入侵行为,但没人当真,”一名当时在现场的监听人员说,“那是1972年的1 月、2 月和3 月初。在非军事区以北的增兵活动太频繁,入侵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向上司报告了这些情况。但是,据我个人的看法,报告没引起重视;因为在那时,除了情报人员和当时待在那里的寥寥几个美国顾问之外,剩下的都是南越人。”
  再往西部,在“中土”重火力点,进攻的迹象也越来越多。在那里的信号情报人员是两名陆军专家:布鲁斯。小克罗斯比和加里。韦斯科特。他们两人奉命维护掩体里的“探索者”设备。另一个美国人是海军陆战队少校沃尔特。布默,他是奉命驻守在重火力点的南越军队顾问。3 月初,布默警告南越陆军第3 师指挥官贾埃将军:他深切关心这个地区敌军活动的不断增加。他告诉贾埃,他感到即将发生重大的事情。这位将军听后却表示无可奈何。
  在南边的甘露,通过安置在整个地区的监听器,一个秘密美国设备对非军事区进行着监视。在3 月的大部分时间,越过非军事区的卡车数量增加了3 倍,监听器记录到载重车辆以及履带式车辆,这是令人担忧的信号。到月底,监听器甚至在白天记录到重型车辆,这种事情以前从未发生过。
  1972年3 月30日星期五,即耶稣受难日,传来了不幸的消息。就在中午之前,在“中土”重火力点,布默少校向总部发出了令人不安的消息。“黎明后不久,北越陆军开始轰炸我们的‘中士’火力点,”他说,“北越陆军火力准确猛烈,就像我们以前在这里遇到的一样。我们现在都很好,但是,一场大战很可能正在迫近我们………他们似乎要大规模推进。”
  这完全是春节攻势的重演。北越军队发动了四年来最大的攻势;像上次一样,美国和南越军队没有准备。事实上,位于南部350 英里处的西贡美军司令部甚至在进攻开始后仍拒不相信。3 万多武装精良的北越士兵,在400 多辆装甲战斗车、坦克、流动导弹发射架以及远距离加农炮的配合下,大举越过非军事区。他们越过边海河,像尖刀一样插人南方的广治省,把孤寂的重火力点变成射击炮台,就像从空中俯射。
  在“中士”重火力点,当大地在猛烈的轰击下摇晃时,布默命令韦斯科特和克罗斯比留在国家安全局“探索者”掩体中,与他保持无线电联系,也与A4监听站保持联系。“探索者”被放在铝制的小屋内,另外还有8 件国家安全局秘密设备。在小屋周围有一个用几排沙袋堆成的掩体,它的顶部是钢板,上面还覆盖着5 英尺厚的沙袋。为了通风,在一侧开了一个窗户。
  在“中士”之下,和电线杆一样粗细的苏联130 毫米火炮发射出巨石般的炮弹。
  接着是小武器的射击声,然后是122 毫米火箭如暴雨般倾泻的猛烈爆炸声。突然A4站和布默都与韦斯科特和克罗斯比失去了联系。午后不久,一发火箭直接命中目标,击穿国家安全局“探索者”掩体的窗户。两名情报员当场被击毙,掩体变成火葬场,燃烧了好几天。在第一个信号情报士兵在越南牺牲后的十年多,最后两个丧生了。
  A4站在遭猛烈攻击之时,情报员奉命开始破坏“探索者”以及其他秘密设备和档案。在每个敏感的设备之上都有铝热剂板用于快速破坏。铝热剂板都通电,由导线连在一起,和屋外的开关相接。每块板——约1 英尺宽、1 英寸厚——经专门设计,在华氏35000 度下燃烧。‘小屋会燃烧两三天,直到所有金属基本烧成灰烬,“曾安装过破坏设施的一个士兵说,”一旦铝热剂板达到最高温度,小屋就开始燃烧,无人能幸存,最终全部被烧光,绝对烧光。“在所谓的复活节攻势之后的一天内,没有证据表明国家安全局人员曾来过Ad站,只有灰烬而已。战争已经结束,美国失败了。
  1973年1 月27日,美国和越南签署停火协议。早上7 点45分,也就是在停火生效前的15分钟,曾参与发动美国错误冒险的美国军舰“特纳愉快”号驶离甘露一越门河口,并莫名其妙地鸣放了战争的最后一声炮响。
  六个月后,塞缨尔。菲力普任职近一年。他离开国家安全局,去统领空军航天和导弹组织。接替他职位的是卢。小艾伦中将。他高个子,有些像教授,戴无框眼镜,头顶有几缕漂亮黑发。他是太空侦察专家,在中情局任职仅五个半月,就来到国家安全局。
  新局长的到来正赶上越南局势急剧恶化。1975年,美国军队撤出越南,北越共产党军队大力向南推进,以巩固他们的国家和政权。他们不可告人的目标是在5 月19日,即胡志明诞辰那天,占领西贡。胡志明于1969年去世,享年79岁。
  到4 月份,终场戏已经迫近。4 月29日清晨4 点钟,西贡被远处的雷鸣般炮声所惊醒:市郊响起重炮的射击声。居民惊慌而逃。美国使馆人员和留存的美国人想乘飞机体面地撤退的一切梦想都已破灭,因为新山一空军基地的飞机跑道被炸得七零八落。惟一可行的方法就是“旋风行动”——乘直升机紧急撤离。
  北越军队到达西贡郊区后2 小时,即早晨6 点10分,国家安全局的秘密任务代表最终结束了工作。“刚刚接到撤退的命令,”他通过秘密通讯情报渠道“专门”
  给卢。艾伦的电报中写道,“目前正在破坏剩余的秘密材料。发过这封电报后,发报将立即停止。我们很疲劳,但还可以。这才像是真的为西贡而战……在你面前,我要表扬我的部下。为了他们所做的一切,实际上为了他们的功劳,他们应当从国家安全局得到最高的奖励。”四天前,国家安全局驻西贡军事行动部主任拉尔夫。
  亚当斯已经奉命离开。“我乘坐最后一次班机离开西贡,”他回忆道,“那些事情不要重演。我看到整个国家都在崩溃,这真是太恐怖了。”
  天气闷热,军事广播电台不断重复的“白色圣诞节”歌被人们认为有些荒诞离奇。这是叫最后的美国人迅速赶到指定撤离地点的信号。陡然之间,美国大使馆变成了但丁笔下的地狱。越南暴民,其中包括许多曾与美国合作过,包括经美国同意一起撤离的人,开始冲击院墙和大门。直升机排成队,依次在大使馆楼顶着陆。飞机的螺旋桨叶几乎不减速。美国人和越南亲属垂头丧气,登上直升机,然后紧急飞往中国南海的美国海军船只。
  下午7 点11分,国家安全局情报员报告:由于大使馆楼顶起火,他们不能使大使撤离。太平洋总司令报告说,他们在当地时间23点(晚上11点)以后不能继续进行撤离。但是,必须让所有的美国人都撤离。
  格雷厄姆。马丁大使坐在四楼办公室。看着他的外交大楼隆隆作响、摇摇欲坠,他的脸色刹时变成土灰。亨利。布德罗是大使馆参赞。进来时,他吃了一惊。“我瞥了大使一眼。我很惊讶,他嗓子竟然这么沙哑,几乎说不出话来。肺炎把他折磨得没有人样了。”
  那天一大早,马丁大使乘坐黑色防弹雪佛兰轿车来到美国大使馆院内,他仍然不相信那是事实。几周以来,北越军队对西贡紧逼时,马丁拒不接受这一必然事实。
  他相信,挽救脸面的撤退还是可能的。“该死的格雷厄姆!”在西贡帮助撤退的华盛顿官员沮丧地喊起来,“难道你不明白现在发生了什么?”从门厅飘进来焚烧炉苦辣的烟味,炉子里塞满厚厚的档案和无穷无尽的报告。到现在,绝望的南越人被安顿在大使馆的各个地方,他们把生活用品装在破烂的纸袋里。孩子们鼓着腮帮,瞪着惊恐的双眼,紧紧地依偎在母亲的长袍里。
  国家安全局:下午7 点13分大使没有露面,在大使馆仍有许多美国人。
  马丁曾坚持认为,在撤离中,给美国人的待遇不要比南越人优厚。但是,这个规则就像大部分规则一样被置之不理,因为美国官员都挤到队伍的最前头。
  国家安全局:下午11点28分等到不再有人员撤出时,大使才会撤离。他说,大使馆院内的所有人员都要撤出。
  大使馆的楼顶一片恐怖。直升机的螺旋桨叶片的呼啸声淹没了人声,螺旋桨产生的狂风把草帽和宝贵的军用图囊都卷入漆黑的夜空。机身下闪烁的红灯,耀眼的聚光灯,把寥寥几个人照得头昏眼花。他们真是太幸运了,到此时为止,还能事遂人愿。
  华盛顿,时间是上午11点28分。高级官员,包括国务卿亨利。基辛格,都焦躁不安。记者招待会已经安排好了,准备给新闻界提供有关平安、机智撤退的情况。
  国家安全局:4 月30日凌晨2 点07分此时正在发出致总统电文。电文要点是…
  …大使已无需再撤离难民,他自己要登上最后一架直升机。
  马丁得到的绝对最后期限是凌晨3 点45分。他要求再派来六架直升机。此时大使馆通讯人员用重锤破坏秘密设备。三英里开外,战斗已在新山一空军基地打响。
  低沉的加农炮声和火箭的闪光,好像是远处燃放的焰火。
  国家安全局:凌晨3 点43分直到把总统命令转送给大使后,“第一夫人09号”
  (大使的直升机)才开始装载乘客。总统的命令:现在只剩下20架飞机,因此只有美国人才将被撤出。
  马丁错过了最后期限,还强烈要求派更多的直升机撤走南越人和美国人。但是现在,华盛顿和在夏威夷的太平洋司令部下令,不再允许南越人上飞机。与此同时,共产党人几乎登上了大使馆的台阶。国家安全局:凌晨3 点51分“第一夫人加号”
  在楼顶上空,奉命只搭救美国人。国家安全局:凌晨3 点52分新山以东一英里处发射二枚萨姆—7 (地对空导弹)。
  当时留到最后一刻的中央情报局官员弗兰克。斯内普回忆说,数以百计的南越人仍拥挤在大使馆的院落里。海军陆战队的一名少校冲进马丁的办公室,提高嗓门宣布一个通知。“福特总统下令,大使馆下一班直升机从楼顶撤离!”少校说。马丁脸色苍白,眼睛由于疲劳过度而显得肿胀。他拿起皮箱。“好像这样就算了结完事,”他对屋里的其他几个人说,这样的结局对他产生了影响。在楼顶,大使的助手肯尼思。穆尔菲尔德护送着马丁穿过黑暗,来到“第一夫人09号”的门前。“当我把他推进直升机的机门时,”穆尔菲尔德回忆说,“他好像……显得虚弱,非常虚弱。”
  国家安全局:凌晨3 点58分“第一夫人09号”是老虎、老虎、老虎。也就是说,它终于把大使送走。
  马丁曾得到保证:将派来六架直升机,以撤离剩下的南越人。但这只是一派胡言。白宫下令,只有剩下的美国人将被撤走。
  国家安全局:凌晨4 点09分还剩下200 美国人需要撤走……带着你的人穿过楼房。
  不要让他们(南越人)跟得太紧。如有必要,可使用催泪毒气;但是,别向他们开火。
  当直升机俯冲下来搭救最后的美国人时,枪炮声离得更近了。国家安全局:凌晨4 点42分楼房周围枪声四起。国家安全局:清晨5 点03分已得到证实,在大使馆西部6 个街区布置了高射炮。国家安全局:清晨:5 点25分所有遗留下的美国人员此时都在楼顶,南越人在楼房里。国家安全局:清晨5 点48分北越人已冲进大使馆,但只是四处搜查,并没有发现有敌对行动。国家安全局:清晨6 点18分‘紧一夫N 09号“已在楼顶。直升机只能容载25 N,还要留下45人。因此,需要更多的直升机。
  国家安全局:早晨6 点51分“疾风22号”起飞,共搭载11名乘客,包括陆区指挥官。所有的美国人都被撤出——都被撤出。
  几小时之后,西贡被接管,改名为胡志明市。但是,尽管撤退的使馆人员给人主的共产党人只留下灰烬和毁坏的秘密设备,而国家安全局却给北越军队留下了珍贵的礼物,这是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根据作者为撰写《秘密机构》而得到的国家安全局文件记载,被北越发现的战利品中有一个完整的库房,装满了国家安全局最重要的秘密设备和其他超级秘密电码和密码材料。这一切都完好无损——毫无疑义,所有这些东西都将与俄国人——可能也包括中国人——共同享用。国家安全局至今仍未承认此事。在美国历史上,这是在绝密密码设备和材料方面最大的损失。
  1975年初,由于南越越来越呈现出崩溃之势,国家安全局非常担心它提供给南越政府的敏感机密设备。
  1970年,国家安全局决定给南越军方提供数以百计的秘密设备:KY—8 和内斯特声音解密设备。安全局官员给过严厉警告:不要查看设备的情况。然而,这些官员们后来确信,南越人确实打开并检查了其中一些机器设备。截至1974年末和1975年初,由于军事形势恶化,安全局决定把设备从南越政府收回,以防止落人敌人手中。“必须进行微妙的政治活动,以防止惹恼越南共和国总参谋部,”一位参与其事的官员说。
  根据这位官员说,到1975年1 月和2 月,“已经做出判断:形势变得十分危急”。
  必须采取进一步措施,把这些设备转移到新山一空军基地的南越国家秘密仓库(简称为“东伟600 ”)。这个仓库紧邻美国武装部队信使服务站,将由该站把秘密设备运回国家安全局。
  但是,事情的进展却糟糕之极。“在越南共和国存在的最后三周,”这名官员写道,“大约700 件秘密设备已被集中,准备运往美国大陆。不幸的是,这些设备中没有一件被运走或被破坏。这些机器及其内容也没有一件被毁掉。据估计,由于大量的密钥资料和密码被放弃,国内联机的、脱机的、低级别密码系统全部停止运转长达12个月。”
  这是一个最大的妥协。官员们当时会以为,尽管俄国人明白无误地从越南人手中获得了这些秘密设备,但是,他们还需要密钥表和密钥卡片。在随后的10年内,美国仍将蒙在鼓里的是:约翰。沃克已经并且正在把密钥资料偷偷地出卖给苏联。
  即使国家安全局决定对设备稍加改变,沃克也会轻而易举地得到一份副本,并把它交给俄国人。数十年来,对这一令人尴尬的秘密材料丢失案,国家安全局始终守口如瓶。
  第十章 壮大国家安全局办公楼一层见41房间里,弥漫着一种兴奋紧张的气氛。地板上铺着已经磨旧的漆布,工作人员聚拢在一架金属扬声器周围,以一种近乎怀疑的心情倾听着扬声器里传出的浑厚而清晰的声音。此时正值1979年,全球依然被冷战浓浓的寒霜所笼罩。然而,此时此刻,A 组破译苏联密码的工作人员终于品尝到了胜利的滋味。对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这还是头一次。在他们每个人的绿色金属安全徽章上,都用链子挂着一个黑色的小牌子,上面写着“降雨”。
  A 组由一群杰出的数学家、语言学家和计算机专家组成,专门处理“苏联问题”,负责人叫安。卡拉克里斯蒂。她是位不苟言笑、头发花白、快六十岁的妇女,有一种把黄铅笔抛起来的习惯。别看美国这位首席苏联密码破译员外表朴素、沉静,住的可是华盛顿市内的时髦地段——乔治城,她的房子颜色红得就像消防车。到1979年为止,她与各种各样的国外密码机器斗智已有近四十年的历史了。“因为干的时间久,所以连只要懂得使用横断纸、弗里登计算器和IBM 穿孔卡技术就能顺利破译的时候我都赶上了,”她说着说着就笑了起来,“那时候‘NSA ’表示‘无此机构’或‘无话可说’。”
  卡拉克里斯蒂1942年6 月毕业于纽约州特洛依市的罗素。塞奇学院。毕业后仅几天,她便投身当时主要由威廉。弗里德曼管理的陆军信号情报处。她被分配到一个研究日军密码电文的小组,开始做的工作是整理原始通讯电文。二战即将结束时,她已才华显露,被提升为密码破译研究员以及部门主管。离开军队后,她在纽约《新闻日报》广告部工作了很短一段时间。之后,她又重操起密码破译这个有点苦行僧性质的老本行。这次是破译苏联军事密码。虽然置身于一个基本上由男性主宰的领域,她的分析技能及创新思想却使她脱颖而出。到1959年,她已经是第一位女性“超级官员”,一个相当于陆军上将头衔的文职级别。16年后的1975年,她接手了国家安全局中规模最大、最重要的A 组,负责苏联及其卫星国的情报监听及破译工作。
  二战期间,美英密码破译人员屡屡不可思议地成功破译德。日密码,这曾使得国家安全局颇为自得,而冷战时代他们却鲜有胜绩。尽管有过为数不多几次值得称道的成功,可是他们遭遇的挫折却更为惨重、更为频繁。其中一次重大突破是解决苏联的“鱼”机密码。但是40年代末期,苏联人改换了更为安全的加密方式。国家安全局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这是由于他们内部出现了叛徒的缘故。到50年代,苏联政府和军队的大部分电信通讯都是通过难以窃听的陆上线路、地下电缆以及倒换频率的声音线路来完成的。冷战中期,国家安全局突然患上了听力障碍症。
  1952年,在备受外界指责的情况下,国家安全局恢复运营。前安全局史实记录员汤姆。约翰逊说:“它的两家主要非国防部客户——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均对国家安全局的前途持怀疑态度。为了避免损失,中情局还设立了自己的通信情报系统,并挖走了一位国家安全局的顶级人物弗兰克。罗伯特。显而易见,其目的是要另起炉灶,自行完成国家授权给国家安全局的任务。国家安全局面临的是一种不成功则完蛋的局面。如果再不恢复昔日的水平,它将极有可能关门停业,密码分析事业也将因此再度陷人混乱无序、效率低下的境地。”
  如同墨水褪色一般,国家安全局的昔日神奇已经消失殆尽。10年中,国家安全局没能破译过任何一种苏联高级密码系统,甚至连截获的未加密的语音联络情报的数量也少而又少。一位中情局官员把20世纪50年代称为信号情报的“黑暗时代”。
  “曾成功地经受了二战考验的密码破译组织在‘圈内人’看来已是今非昔比,风光不再,”国家安全局的约翰逊说,“那些二战期间破译过几乎所有敌方高级密码系统的陆海军破译员再也做不到这一点了。”
  50年代中期,艾森豪威尔总统身边的好几位重要人物开始意识到国家安全局的潜在能力,同时,他们又对国家安全局水平下降到如此之低而感到惊恐不安。白宫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调查包括情报领域在内的联邦政府的各项活动。调查结果使他们极为震惊。“别再考虑资金问题了,”他们向艾森豪威尔提出建议,为了搞到高级信号情报,“我们必须马上投入至少相当于实施曼哈顿工程(二战期间制造原子弹的工程)同样的干劲。”五角大楼授权国家安全局网罗国家安全局以外的最有发展潜力的分析人才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能找到这些人才),总统的外国情报活动顾问委员会认为国家安全局有潜力成为他们最可靠的情报来源。最后,白宫的国际动员署建议“国家安全局的局长应该同时是情报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至少也该是情报咨询委员会的观察员”。
  不久,国家安全局的腰包便鼓了起来。拨给它的资金增至5 亿美元,占全国情报部门预算经费的一半以上。甚至连艾森豪威尔本人也对如此激增暴涨的花销深为关注。“因为二战中发生了诸多让我们预料不及的事情,”他说,“所以或许我们在大力拓展我们的情报事业中有些急于求成。”在白宫总统办公室召开的一次特别电信情报委员会会议上,同艾森豪威尔经常一起打鹤鹤的老朋友、财政部长乔治。
  汉弗莱大声宣称自己“对(国家安全局)飞速增长的花销已见怪不怪了”。但是,艾森豪威尔在这个问题上对汉弗莱的焦虑却不以为然。“能破译苏联密码是我们的当务之急,”他说。
  出席会议的还有54岁的小威廉斯。雷。基利安。他是总统的外国情报活动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并担任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这位总统顾问深知情报信息的必要性。
  几年前,他曾为艾森豪威尔秘密研究过突然袭击对国家造成危害的问题。现在,顾问委员会在提交给总统的正式报告中呼吁要加大破译苏联密码系统的力度。“依我们看,能够给我们带来丰厚回报的‘突破’是成功破译苏联高级密码,”报告中提到。
  基利安积极倡议:“解决这个问题的必要途径是要有效动员国内现有顶尖人才,找出最有希望获得成功的研究与发展思路。”艾森豪威尔采纳了这项建议,并任命在贝尔实验室负责研究工作的副总裁威廉。欧。贝克博士负责旨在提高国家安全局破译苏联高级密码能力的科学研究工作。1958年2 月10日,贝克的研究报告由专人递交给艾森豪威尔。报告表明了研究委员会对国家安全局的看法,认为“国家安全局提供了最好的情报”。国家安全局的截获情报能力以及对电子和遥测情报的分析能力给委员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贝克认为国家安全局在整个电子情报领域占有完全主导的地位。这份报告也因此解决了一场国家安全局与空军之间为争夺这个飞速发展的情报领域的控制权而进行的一场长期较量。但是,委员会还指出国外的编码水平超过了国家安全局的解码水平,并且对国家安全局的密码分析能力持怀疑态度。
  基利安还极力主张要把重点放在国家安全局“为提高从每日积累的大量通讯情报信息中筛取重要内容的速度而进行的机器与技术”的开发项目上。艾森豪威尔也采纳了贝克委员会的提议,把苏联密码电话一一倒换频率的语音通讯——作为一项重点开发项目。20年前的1939年,富兰克林。德。罗斯福和温斯顿。丘吉尔曾就欧洲大陆不断升级的战事通过倒换频率的电话进行了一系列的高度机密的讨论。电话线路的一端设在白宫的地下室,另一端设在伦敦丘吉尔的地下战时内阁会议室。
  这种通讯系统是由贝尔电报电话公司开发的。这种叫AM的系统使得线路一端的频率受到扰乱,并分散语音脉冲,而在另一端如同瓦拼图游戏一样在复原这些分散的脉冲。罗斯福的声音最先传到美国电报电话公司设在纽约的安全室。在那儿,语音信号被打乱成嘈杂的声音后,通过海底线缆传送到英国。在伦敦,这些语音信号被恢复如初。
  罗斯福第一次接听电话的时候,德国的邮政部长就开始着手破译这种密码系统。
  此前,他曾意外地发现从英国到美国的海底线缆的分接头。工程师们在既没有系统的实际模型,也不知道系统外观的情况下,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内成功地破译了密码系统。此后,希特勒收到了一些有关战争的最机密谈话的电文译稿,结果导致意大利战场灾难性的战事延长。
  20世纪60年代,国家安全局对苏联高级密码的无可奈何成了它最大的秘密。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麦克恩为此深感焦虑。1964年他授命理查德。比斯尔负责调查这个问题。比斯尔智慧过人,是中央情报局科学家中的佼佼者。他是研制U2和SR71侦察机以及早期侦察卫星的成员。由于卷进了猪湾风波,他不幸被肯尼迪总统解职。
  此后,比斯尔就职于国家安全局的秘密智囊团——通讯研究部门——的防御分析研究所。比斯尔离开防御分析研究所后,大约在1964年,麦科恩要求他针对国家安全局破译苏联密码系统的最机密工作进行一项特殊的研究。中央情报局委派外人探察国家安全局最机密的工作使国家安全局的许多人都感到惊恐。
  “我确实最后呈交给中央情报局局长以及国家安全局一份报告,”比斯尔说,“但是这份文件太机密了,无论如何我都不可能留一个副本。而且,我都不知是否会有机会重读这份文件。可是国家安全局竟然要求中央情报局局长把他手里的报告交给国家安全局,这一要求遭到了理所当然地拒绝。”后来继任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偶尔会问起国家安全局高级官员他们的工作有什么突破。可是,答案总是模棱两可。
  “我从来都不清楚他们在解决苏联密码问题上的进展到底有多大,可是依我看,他们的工作根本就没有什么起色。尽管他们会说差不多成功了。”
  没有有效的密码分析方法,A 组的分析人员主要依靠传统的通讯量分析、电子情报以及非加密的通讯信息来完成他们的报告。获得苏联情报的另一个渠道是破译第三世界国家的密码系统。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官在与苏联官员会晤后经常通过安全防范措施不太复杂的系统把情况汇报给国内。
  70年代末,尽管密码电话学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与加密的文字通讯相比,人们仍然认为密码电话更容易被破译。在国家安全局A4组里,苏联密码问题的代号为“降雨”。电码破译员们日复一日地一刻不停地寻找着“突破口”——他们可以利用苏联密码中小小的失误为立足点,攀上密码破译的顶峰。他们终于在70年代末期找到了突破口。“当他们出错后,”一位参加此项目的工作人员说,“就无法继续使用加密电码。如果想重新建立加密链接,就必须使用明码电文。这可是件大事。


  这种情况一出现,人们就会冲进你的办公室。八九个人围在一台接收机旁收听通常是加了密的,而今却清晰可辨的电文。这可是实时截获。“
  当倒换频率的谈话在一端或两端无法正确地同步传递信号时,加密工作便无法进行。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人应该先解决问题再进行谈话。可是,偶尔传输系统在没有加密的情况下也会继续工作,这或许是由于他们没有意识到加密失灵,或只是出于懒惰。有时,工作人员会就此故障问题展开讨论,因而泄露出一些诸如密码索引信息等重大系统机密。随着时间的推移,“降雨”工作组的密码工作人员发现了大量的突破点,以至于后来他们能准确破译出没有错误的倒换频率的苏联电话。
  另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苏联方面不知道的情况下,截获倒换频率的电话信号以及其他苏联通信信息。为解决这个问题,20年来,国家安全局一步步地把窃听触角伸向太空。到太空发展的最初设想诞生在一场暴风雪中的霍华德。约翰逊餐馆一个餐具垫的背面。
  “成功截获一次信息价值500 万美金,”50年代末,供职于国家安全局研究与开发小组的罗伯特。欧。阿尔德对同事纳特。格尔森如是说。40年后,据已成为国家安全局高级密码专家的格尔森回忆,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1 号,使得获取苏联太空活动的通信情报变得更为紧迫。截获遥测信号,即从导弹传送给发射中心的信号,是我们的主要目标。“阿尔德不断鼓动我,说接收到遥测信号将对国家安全局极为有利,”格尔森说。
  还有更为大胆的设想。1959年,在一次与艾森豪威尔的会晤中,基利安建议在环绕地球,大约14英里海拔高度的6 个位置上摆放窃听气球。他说,“这样极有希望监听到苏联导弹发射的信号”,因为声音在此高度形成“通道”。基利安说:“在这个高度,声音容易停留在云层中。”艾森豪威尔认为这是个“精妙”的主意,但他又担心这样一来秘密会泄露出去。他指责“一些不负责任的官员和煽动分子正在泄露我们的安全情报”。
  对于格尔森来说,问题在于如何获得导弹发射的信号。由于信号是瞄准线,而发射台在苏联的内陆地区,所以利用外围探测飞机很难截获信号。格尔森探索出了一些方法以使大气能像镜子一样长距离反射信号。一旦信号被反射到苏联境外,地面或空中的收集器将截获这些信号。1959年,格尔森递交了他的《提高信息截获能力的6 点方案》报告,并获得首期100 万美元的研究经费。随后,他便开始了实验工作。
  首先,在巴哈马群岛建起了一座信号截获站。它的目标是坐落在1500英里以外的路易斯安纳州什里夫波特市的一个不知内情的电视台(电视台转播的信号是瞄准线)。由佛罗里达州艾格林空军基地发射的一枚火箭在美国西南部的上空引爆了一颗含氧化铝和硝酸铯的化学炸弹。硝酸铯是一种危险的物质。硝酸铯的使用者受到警告:“不要吸人其粉尘、蒸汽、细雾与气体,不要使其进入眼睛,沾到皮肤和衣服上。一旦吸人,必须马上就医。”可是没有人想到要去提醒炸弹引爆地区的居民。
  当有云雾飘到什里夫波特上空时,电视信号便被云雾中粗大的颗粒崩散四射,于是驻扎在巴哈马群岛的国家安全局情报通讯站便能截获电视信号。“实验获得了成功,最终使得在瞄准线以外接收信号成为可能,”格尔森说,“电视信号是通过化学混合物的电离作用产生的电子云进行反射的。接收过程持续大约60分钟。”
  格尔森一边进行着他的实验,一边轻松地考虑下一步要把一件大型的反射器发射到空中,从而使情报通讯站截获苏联的遥测信号。当时,格尔森与一位国家安全局的同事“还对从月球反射的信号进行了估算分析”。他说:“事后还估算了从火星和金星反射的信号。结果令我们大为吃惊:如果存在足够的高接收率的天线,我们的想法是可行的。”
  后来在60年代初期,五角大楼的远景研究规划局开始为在波多黎各建造规模庞大的阿雷西沃电离层观测站提供资金。一架用来探测地球电离层以及周围空间的科学天线被架放在一个硕大的渗坑上。这个渗坑是摆放这架天线的直径为900 多英尺的抛物面式反射器的绝好基座。反射器的面积保证了天线能大量接收信号。可是因为使用了天然渗坑,天线本身只能被固定在原地。只有悬挂在抛物面形反射器上的900 吨重的天线馈电平台可以移动。
  格尔森认为阿雷西沃抛物面式反射器会成功接收漂浮在空中,经由月球反弹回地球的苏联信号。他找到远景研究规划局局长查尔斯。赫兹菲尔德,提出是否可以让国家安全局进行天线的试验。“赫兹菲尔德明确地对我们说阿雷西沃电离层观测站是完全作为科学和公开的设施得到资助的。绝不能允许它从事机密研究。而且他认为我们提出这个要求有些放肆。”格尔森回忆说。但是赫兹菲尔德后来做了让步。
  于是国家安全局以研究月球温度为借口开始使用观测站。
  (事实上,远景研究规划局突然给予了国家安全局极大的帮助,甚至愿意为国家安全局在塞舌尔群岛使用核武器。一次,国家安全局在制定从阿雷西沃截获信息方案时,格尔森提到,天线非常理想,而地点却很糟糕。他指出,最好的地点是印度洋上的塞舌尔群岛。“远景研究规划局的戈德尔后来找到我,”格尔森说,“提出要在塞舌尔群岛或其他地方为国家安全局建造一个凹形天线。为给天线反射器造一个大坑需要利用核爆炸手段。而且远景研究规划局保证将残余放射线泄露量控制到最小,并且保证为天线建造一个合适的弹坑。我们从来没有实现这个计划。后来由于美苏签订了暂停核实验的协议,实施这项计划的可能性也就不复存在了。”)
  在阿雷西沃实验的结果使国家安全局官员大为惊讶。正如所料,机密信号漂浮于空中,从月球弹射回来,返回到地球,像台球落到球桌旁的球袋中一样,进到了地球另一端的阿雷西沃反射器中。“短短的一周以后,”格尔森说,“我们就截获了苏联雷达在北冰洋沿岸的活动信息,”他补充道,“参与此项工作使我养成了一个习惯:一看到月亮就想起我们的实验。”
  与此同时,国家安全局还有人在开发以电子手段迷惑苏联卫星的装置。秘密传输到苏联卫星的信号会诱使卫星把信息发送到国家安全局截听员能够接收到的地方。
  诱惑装置被放在一个野外情报站。然而,格尔森与哈佛大学天文台台长唐纳德。赫。
  门泽尔都不赞成此举。门泽尔当时任国家安全局顾问。“我们俩都担心这种做法会成为先例,”格尔森说,“这样做无异于自毁前程,这会不断地对其他卫星形成电子干扰。到了1960年夏末,为了防止哪怕是一次偶然的干扰,这个装置便不再被使用了。”
  在纳特。格尔森积极寻求从月球捕捉飘忽不定的苏联信号时,海军研究实验所也在做同样的工作。但是与格尔森的做法相异,他们在西弗吉尼亚州秘密寻找雾震重重的山谷。最终他们在人迹罕至、林木葱郁的阿勒格尼山中找到了一个隐秘的绝佳地点:只有42个居民的甜树丛。甜树丛隐藏在彭德尔顿县群山环绕、碧草葱葱的南福克山谷的深处。这是一个静溢的地方,安静至极。1956年,西弗吉尼亚州立法机关为计划安置在此地区的太空射电望远镜营造一个没有无线电波的环境,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在此地区方圆100 英里以内不许有任何电磁波干扰。
  在这个远离人烟、群山为屏、没有电子干扰的地方,海军研究实验所开始建造迄今为止最大的窃听器。这是一个让人看了头晕心跳的工程。它将是迄今为止建造的最大的可活动的装置:3 万吨钢焊接成的66层高、直径为600 英尺的碗形装置。
  它的面积足以容纳两个放在一起的包括看台在内的足球场。与阿雷西沃反射器不同,此装置为了能使其“硕大的耳朵”对准月球,必须像机器人跳芭蕾一样,不断变换方位。因此,它被安放在一个能摆上、摆下、摆向两边,且能在1500英尺长的轨道上旋转360 度的巨大传送装置上。这样,由于它的转动,在地平线以上的任何地方都可以精确地对准它的“耳朵”。只要月亮一出现,甜树丛的窃听装置就会把苏联的所有机密尽收囊中,无论是其内陆腹地的雷达信号,还是其实验区内的弹道导弹即将燃尽所发出的嘎嘎吱吱的震颤声。
  可是当时计算机大得像坦克,而计算能力只相当于现在的数字显示手表。如一位工程师所言,这项工程对数学计算能力的要求“几乎超出人们的理解力”。要把多达13个部件连接到一点上,必须在同一时间解出多达92个不同的算式。这项浩繁的工作,即使由当时最大的商业计算机来完成也有些强其所难。尽管使用IBM704型计算机进行设计工作已历时半年多,但到1961年时,工程进展才只是到了建造旋转轨道和扣钉轴承的程度。由于想出了更富于创新、更为可行的方法,于是就停止了给工程拨款。
  国家安全局与海军研究实验所的官员们逐渐认识到解决问题的惟一可行且能经受住时间考验的办法,要到无边无际、未被开垦的太空领域去寻找。“惟有卫星上的接收器才能按国家安全局的要求全面彻底地完成接收任务,”纳特。格尔森总结说。尽管这个提议打动了国家安全局局长,可其他国家安全局高级官员都认为这个想法轻率浮躁。“这个想法无人欣赏,我没有料到情况会是这样。”他说这句话时,忘记了“无人欣赏”还有“毫无用处的意思”。最终,在格尔森多次递交报告后,他的理论才开始为大家所接受。
  为验证其理论,一台接收器被放到了一枚将被发往太空的火箭的顶部。这样做是想验证接收器是否能令人满意地截获火箭下方一家不知内情的美国电台的信号。
  由于耽搁了很长时间,开始发射火箭时,电视台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可是,火箭发射后不久便成功的录下了电视台结束曲的一部分:几秒钟的《星条旗永不落》。
  截获信息虽少,但是已证明其理论的可行性。
  在一场暴风雪中,正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霍华德。约翰逊的雷德。迪。梅奥想到了同样的结论。1958年初,因为暴风雪,这位海军研究实验所的科学家及家人被困在了一家餐馆。他开始用铅笔在一个沾了油污的餐具垫后面勾画一些细节问题。
  “我妻子和两个孩子在桌边睡着了,我便开始想这个问题,”梅奥回忆道,“我做了一些距离的测算以证明我们是否能从飞行轨道的高度截获情报。计算结果清楚地表明我们能在600 英里多一点的高度达到这个目的。”他补充说:“我们这项杰出工作的一部分被认为是在餐具垫上完成的。”
  早些时候梅奥曾完成了一个别出心裁的窃听项目,“潜水艇部让我们给他们的潜望镜的镜片里安装一个小型的螺旋式天线。小天线上有一个缩微型二极管探测器。
  这样不仅为潜艇配备了水面上的眼睛,而且还配备了一只电磁耳。此举大获成功,因此我们考虑如果把潜望镜抬高一点,甚至抬到空中轨道高度,或许我们会获益匪浅。“
  6 个月后,一个被命名为“泄密者”的项目启动了,其目的是要建造一颗能够详细探察所有苏联空中防御雷达系统的准确地点和技术参数的卫星。为了这个目标,许许多多的飞行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此项目的进展过程极为保密。为掩人耳目,那颗电子情报卫星被藏在另一颗众所周知的科学实验卫星里。参与此项目的工程师不允许在白天把电子情报卫星带到光天化日下进行实验。“我们必须夜间行事,在黑暗中取出弹体,把它带到房顶上尝试各种天线组合方式及其他操作步骤。”梅奥说。
  当地面站网络已经准备就绪以及其他问题都得到解决以后,卫星的首次运行就只等总统一声令下了。1960年5 月5 日星期五,即苏联导弹击落鲍尔斯的UZ侦察机后的第5 天,艾森豪威尔下达了命令。
  6 周以后,刚过午夜,高高悬在卡纳维拉尔角军事基地的发射台上的托尔A 星283 号已整装待发。在漆黑的夜空中,弧光灯的光束照亮了光洁雪白的火箭。凌晨1 点45分,移动维护塔倒向一边,大地震颤,白色的蒸气云雾吞没了下面的平台。
  火箭缓缓地从发射台升空。它在竭尽全力摆脱地球的重力束缚以达到行驶于轨道上所需要的每小时17000 英里的速度。紧裹在玻璃纤维罩内的是世界上第一颗军事间谍卫星。
  公之于众的消息是托尔卫星上搭载了两颗科学卫星,一颗被称为“太阳辐射”
  的卫星用来测量太阳系辐射,另一颗用来导航。6 月23日早晨的《华盛顿邮报》以“负载式卫星拓展了美国卫星的太空领域”为标题进行了报道。然而,藏在太阳辐射号卫星里的是代码为GRAB(银河辐射与背景的缩写)的海军研究实验所的电子情报卫星。GRAB看起来像一个银色的足球,其功率只有6 瓦,重量只有42磅。
  电子情报卫星运行到苏联上空大约500 英里的高度时,会接收到遍及苏军禁地许许多多的雷达系统发出的脉冲信号。这些信号马上通过窄带甚高频传送给分布在土耳其、伊朗或其他地方的地面站的小接收箱。在地面站,信息被录在成卷的磁带上。录好的磁带通过运送情报的飞机送往华盛顿,交到海军研究所实验室的科学家手中。他们把这些数据转换成数字信息后再送交国家安全局进行分析。
  “在这个能清楚地看到地平线的高度,”梅奥说,“能瞬间截获情报的范围是直径大约为3000或3200英里的圆形区域,区域的大小依高度而定。”而在边境上空的侦察机只能接收大约200 英里以内的信息。“国家安全局详细地检查了我们的数据,”梅奥补充说,“并且首次发现了从一台反弹道导弹雷达截获的信息。”
  尽管在高空轨道上运行的间谍卫星只有一品脱大小,艾森豪威尔还是极其担心苏联会察觉它的真正使命。所以每当卫星运行到苏联上空,都要征得艾森豪威尔本人的同意才能启动接收器。“由于艾森豪威尔的担心,”梅奥说,“卫星走第一圈的时候,接收器开着;走第二圈的时候,把它关掉或开着不用它。当卫星运行到苏联上空时,我们对它使用得非常谨慎。”
  有一段时间,苏联地面控制系统与返回地球的宇航员暂时失去了联系。这对于国家安全局和电子情报卫星来说都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苏联雷达系统的指示灯全部亮了起来,像点亮的圣诞树。“他们与宇航员失去了联系,”梅奥说,“为了恢复联系,能用的功能都用上了。”
  首颗间谍卫星的任务是接收与空中防御导弹联系的雷达信号,而后来发射的卫星的目的则是转发从苏联远程空中雷达检测系统和其他系统得到的信号。1961年6月29日,发射了第二枚电子情报卫星。这颗卫星一直工作到1962年8 月,后来被一个代号为“罂粟”的更为先进的系统所代替。同时,国家安全局和已经接手了所有间谍卫星的制造和管理工作的国家侦察局开始研制新一代通信情报卫星。太空的球状卫星可以成功地绘制出苏联雷达的结构图,但它们无法有效地窃听到微波——细小的能量波束所携带的机密语音与数据通讯信息。在低轨道上,小卫星从这些光束中飞驰而过,却没有足够时间获得任何片言只语。
  苏联人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微波与卫星通讯,而逐渐告别了高频信号和地下线缆。高频信号不可靠,因为它像乒乓球一样蹦来蹦去,而且极易受到大气突然变化的影响。苏联幅员辽阔,西伯利亚地区的土地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冻结,因此埋设地下线缆的费用昂贵且安装困难。另一方面,使用微波系统仅需在每隔大约20英里的地方建造造价低廉的增音塔,卫星信号不受天气的干扰。
  因此,苏联人开始在大城市的建筑物上安装圆锥形天线,搭建一排排延伸很远的增音塔。这些增音塔,如钢铁哨卡一般,使莫斯科的官员能与远东及其他地区的指挥部取得联系。大量使用增音塔的原因是因为微波信号像光束一样直线传播,而不是像穿越美国全境的火车那样沿地球的弧线运行。对于国家安全局的窃听者来说,直线就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不遇到障碍,微波信号就会像一条没有终端的电话线一样发射到遥远的太空。由于这些数量众多的增音塔位置固定,信号总是在空中的同一个位置中断,形成一个巨大的通讯弧。因此,如果国家安全局能在那些微波经过的地方架设他们自己的接收器,他们就能窃听到数以万计的电话谈话、数据传输以及遥测信号。
  然而,仍然存在严重的问题。如果低轨道运行的卫星停下来接收微波信号,将会掉回地球。惟一能避免此后果的办法是把卫星送到与地球同步的轨道上(像并列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两辆汽车一样,卫星的运转速度与地球完全相同)。但是同步轨道是在赤道上方22380 英里的高空中,因此必须使用更强大的火箭才能把沉重的卫星运送到同步轨道上。要接收微弱信号,卫星上必须安装巨型天线。而且,为了截获大量的信息,必须建造新的地面情报站。
  6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国家安全局、海军研究实验所以及航空航天公司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一直在测试轻型的屏幕,缩小零部件的体积,以及精确地调整接收器的频率。结果他们研制成了名为“流纹岩”的国家安全局第一个真正的空间情报通讯站。它可以截获如同划过夜空的闪电般的瞄准线。这架航天器是在加利福尼亚,雷东多海滩航空航天公司的M4中心建造的。这是一座屋顶为圆形的无窗建筑物。在这个对外宣称叫“高湾区”的地方,人们对这颗卫星进行装配、测验。像在医院手术室里,技术人员穿着上过浆的白工作服,带着立绒尼龙帽子,俯身检查装着精密仪器的“病人”,调整静脉般的几百英里长的电线及高度敏感的“耳鼓”。
  “流纹岩”是一个微型汽车大小的、装有大型抛物面状天线的复杂的微波接收器。它与“银色足球”间谍卫星有着很大的差别。它身上装有两个由硅光电元件组成的直指地球的长翼,可以把阳光转化为电能。
  1970年,在卡纳维拉尔角航天基地,卫星由强大的阿特拉斯——阿格娜D 号运载航天火箭装载,被首次发射上天。“流纹岩”最终被放在印度尼西亚附近的赤道上空的同步轨道上。在这个绝好的位置上,它既能从苏联又能从中国搜集到信号情报。
  “流纹岩”的地面站选择在澳大利亚中部的一个偏僻荒凉的地方,周围到处可见红色灼热的沙漠,锯齿狼牙般的灌木丛林,干涸的河床,干枯的漠黎,一派可怖的火星景象。阿利斯斯普林斯荒凉的特点正合国家安全局的心意。为了最大限度地缩小卫星的重量、体积及其能量供给设备,卫星上没有安装加密系统。因此,“流纹岩”卫星向地面传输的地点离苏联越远越好。从关岛和卡纳维拉尔角军事基地出发的信号情报船,或是在古巴境内或大使馆内设立的监听短波电台接收到“流纹岩”
  发出的光束信号,苏联人就会发现国家安全局在窃听他们的情报,然后就会采取防御措施。
  “卫星接收到信号后在没有加密信号的情况下直接传送给地面站,”一位曾参与此项目的前国家安全局官员说,“卫星上有24个接收器。把地面站设在阿利斯斯普林斯地区的原因就是防止苏联知道卫星传送的内容。”在这个地方,信号的“足迹”小得在澳大利亚境外根本无法窃听。他们不想让苏联人利用情报信号窃听到任何信息。他们(指国家安全局驻阿利斯斯普林斯地面站技术人员)把信息加密,再将信息发往另一颗卫星;最后送到国家安全局进行研究。阿利斯斯普林斯地面站只接收未加密信息,对其加密后再将其送回米德堡,在那里他们不会进行解密工作。
  他们只接收信号,锁住信号,解决随时出现的接收问题。国家安全局的阿利斯斯普林斯基地在建成时取名为“松谷”。
  据这位官员说,早期“流纹岩”卫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之一是他们无法条分缕析地区分出数量众多的信号。“他们未必知道这些接收的信号都来自何方,”他说,“他们有一个辨别语言的官员。辨别为何种语言后,再让处理这门语言的人员判定是否保留这条信息。有时还能收到(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谈话内容。”
  整个70年代,国家安全局研制的信号通信卫星体积不断增大,复杂程度也越来越高。发射到地球同步轨道上的体积更大。能力更强的航天器,除地球最北区域以外,能监听到地球上的任何角落。为了监听到最北部地区又开发了“回弹式座椅”
  卫星。“回弹式座椅”航天器在同步轨道上运行。它的飞行轨道是一个椭圆形。因此,基本上它可以长时间在苏联北部地区的上空“盘旋”。
  “这些巨型伞形的飞行器,”这位前国家安全局官员说,“直径大约有40米(120 英尺)。太空中没有微弱的信号。当信号穿行于大气间——撞到山脉、树林或其他的东西时才会变弱。由于太空中没有任何障碍物,因此信号清晰可辨。从地面情报站相互传输升级到利用卫星信号传输就仿佛从收听500 英里以外一家电台播放的中波节目而变为走进播音员的播音间去听他播音一样。我们的卫星无法沿轨道转动,可我们能变换它们在轨道上的角度,使它们瞄准莫斯科或远东地区。我们总是在利用卫星电子束去覆盖目标区域——我们的电子束现正对准哪个区域?我们能搜寻到什么信息?”
  为了从“流纹岩”型号的卫星和苏联自己的军事及民用通讯卫星上接收向地面传输的情报,需要建立更多的地面情报站,或对现有的情报站进行升级改进。除“松谷”以外,国家安全局还分别在德国的巴德。艾卜林格、英国约克郡的曼维斯山以及日本三泽地区建成了几个主要海外卫星情报接收站。随着卫星的更新换代,种类增多,卫星的代号也成倍增加,如:“准则”、“别墅”、“旋风”、“火药”、“猎户座”、“水星”等。
  正当国家安全局在情报搜集方面突飞猛进时,它的破译工作也突然取得了极大进展。“1979年左右,我们破译出了加密的苏联语言通讯,”一位前国家安全局官员说,“我们收到一个信号,再把信号精确地复制到一个特制的机器上,然后再设法搞懂它。‘降雨’指的是防范严密的加密的语言通讯系统。我想,至关重要的是我们窃听到的加密语言通讯比通讯双方听到的声音可能更清楚。”
  这是M 战以来极为重大的突破。因此当1980年4 月A 组领导人安。卡拉克里斯蒂被提升为安全局副局长时,没有人感到惊讶。副局长这个职位是国家安全局本局人员能被提升到的最高职位。
  当国家安全局把它的电子耳伸向遥远的太空的同时,它的触角也伸向了海底。
  在1974年夏,约翰。阿诺德被招到国家安全局参加一个有关国家安全局重大机密“常春藤铃”行动的秘密情况介绍会。20年的时间里,阿诺德的仕途异乎寻常的顺利:他从一名普通海员平步青云登上了海军少校的职位。在此期间,他曾专门研究海底窃听,带领研究组在苏联沿岸附近执行了大量潜艇侦察任务,其中包括1962年拍摄、记录苏联在新地岛最后一次进行的地面核武器试验的任务。由于他后来研究的装置截获了从萨姆一2 导弹k 发射的情报,使得在越南作战的数以百计的美军飞行员幸免于难。
  在介绍会上,阿诺德被告知一个由海军信号情报专家组成的小组几年来一直试图窃听苏联远东鄂霍次克海海底的一条主要苏联海底通讯线缆传输的信息。四面几乎被苏联大陆包围的鄂霍次克海更像苏联的一个大湖。线缆的一端设在拥有一些绝密苏联潜艇及导弹实验设施的勘察加半岛。另一端转为陆上线缆,与苏联太平洋舰队的总部海参成相连接。
  早些时候,一艘美国海军潜艇执行任务时发现了这条线缆。当时潜望镜捕捉到了海滩上一个警告人们不要毁坏埋设在此处的海底线缆的小牌子。可是,尽管名为“大比目鱼”的潜艇成功地在短时间内窃听了电缆,其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
  “他们获取的信息毫无价值,这令国家安全局及海军部极为沮丧,”阿诺德说,“国家安全局说:”晦!别拿这点东西逗我们玩。如果你们好好窃听,就会得到好东西。“‘据阿诺德说:”当时的人员只具备信号情报侦察能力,不具备线缆窃听水平,而且他们对宽带记录工作也不熟悉,此外,他们的设备也没有配备齐全。
  “因此,阿诺德的任务是尽最大努力找到最好的线缆窃听人员。”他们的意思基本是你可以到任何地方找到高手组建你的小组,因为他们不想再次丢脸。“阿诺德随后飞抵海军部所属的在波多黎各的沙巴那。塞卡的情报通讯站,找到了第一位经验极为丰富的干将。他先后找到的4 个人与6 个其他海军信号情报专家,4 个潜水员及”大比目鱼“潜水艇上的其他成员一起在国家安全局或其他地方接收了将近一年的秘密培训。
  1975年6 月在旧金山附近的牡马岛,“大比目鱼”潜水艇起航出发了。大约一个月后,平静驶抵熊嘴——鄂霍次克海。经过几天的探察工作,找到了线缆。如登陆月球一般,潜艇缓缓沉降在脏兮兮的海底,在黑暗中溅起了团团的淤泥。由于潜艇一次要在海底停留几个星期,所以为防止其圆形底部滑动,还特别为其配备了独特的雪橇状的滑橇。
  当进行窃听的准备工作就绪时,潜艇上的人们都兴奋起来。此时此刻,尽管此次活动属高级机密,艇上每个人从厨师到高级军官都对即将执行的任务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如果你知道了内情,你就会郑重其事地处理它,”阿诺德说,“但如果把其他人都当成傻瓜,不让他们知道任何事情,就会惹恼他们。事实也多次证明让他们猜疑比告诉他们真相更糟糕。”
  阿诺德和他的小组在潜艇中部、电抗器舱前面的一间经过改建的狭小的储藏室里工作。另一间的无线电工作室里,挤满了信号情报专家,他们大部分是俄语专家。
  4 名潜水员待在潜水钟形的机械装置里。此装置看上去像深海救援器,但是它哪也去不了——它被焊接在高层甲板上。潜水员们已经在这个狭窄的、令人难受的减压室里住了大约一个星期。这个密封的管状小屋里,几种特殊的气体混合到一起,以使屋内的气压与潜水员在400 英尺深的水下环境中所受的压力相等。小屋里有4 张帆布床、一个便桶。
  当室内压力与外部海水的压力相等时,两个潜水员打开出水舱口,游向冰冷漆黑的海水。为了不致使他们冻僵,脐带式管缆不断地把温水输进他们穿的湿式潜水服中。其他管线提供可供呼吸的混合气体及供交流信息的电缆。第3 名潜水员站在舱口放送管线。第4 名已经穿戴整齐作为后备力量严阵以待。
  两名潜水员一出舱口便游向潜水艇一侧的密封舱,拉出一条又长又粗像一套巨型跨接线似的电线。实际上,这是一部插在船边的窃听装置。找了一会儿,他们找到了要找的东西:一个叫做中继器的圆型金属桶。实际上,配置了雪橇状滑橇的潜艇正好压在了线缆上。拳头粗细的电话线缆上每隔20或30英里有一个中继器,它像扬声器一样放大信号的音量。“在此我们收到最清楚的信号,”阿诺德说,“因为你从中继器一边得到发向一个方向的清晰信号,而在另一边收到发往相反方向的清晰信号,所以你得天独厚——两个方向传播的信号都清晰响亮。”
  正当他们把窃听装置绑在中继器的线缆上时,一名潜水员遭到了突然袭击。
  “一条大鱼缠住了一名潜水员的手臂,”阿诺德说,“他无法摆脱,就拿出刀子把鱼杀死了。这可是条大个的鱼。”游回潜艇时,他们抓了几只蟹,准备晚饭时吃。
  这时,在特别操作室里,人们开始感到恐慌。无论阿诺德和他的小组成员怎么转动调节控制器,上下搬动按钮,还是一点声音都听不到。有人担心苏联人可能已经发现这次行动,关闭了线缆。潜水员重新游回到中继器处,发现他们把窃听器装在了一根软辫线上——这是一根螺旋短线,外面来回缠了两层外皮,以防止信号泄露。这回他们把窃听器绑在了传输信息的线缆上,然后回到了潜艇。“窃听是由电磁感应来完成的,”阿诺德说,“而不是通过物理方式对线缆有所破坏。是通过电缆的电磁泄露接收信息。”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窃听器是许多家庭或单位电话上安装的吸碗式录音器的复杂变体。
  这一次特别工作室的人们松了一口气:听到的声音响亮清晰。“我们就是为这个来的,弟兄们。”阿诺德说。苏联线缆包含大量使用“分频多路转换器”的信道。
  “如果要分析,我们就能把他们区分开,但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录在了有许多声道的宽带录音机上。”录音使用的是10英寸宽的磁带卷盘及2 英寸厚的磁带。“我们能调到任何一个声道收听。所有东西都在这儿——你点什么,有什么。”阿诺德说。
  国家安全局磁带录音机从线缆上录下的信息有苏联军队指挥官之间对陆上、海上行动的讨论以及在指挥部之间传输的数据信息。有些是用原文进行传输的,有些是加密的。
  潜艇在水里待了大约14天,录了一卷又一卷的苏联绝密通信情报。转天,突然响起了警笛。原来一条连接一个内燃机(用来在紧急情况下发动潜艇)和船体的管子漏水了。更糟糕的是当时潜水员不在潜艇上,他们正在艇外工作,几乎没有足够的时间返回潜艇。“这可真是让船长感到棘手,”阿诺德说,“他必须做出抉择,要么离开海底保船舍人,要么待在海底。那就极有可能因控制不住海水而毁掉舰艇。
  海水的温度只有华氏28“。那些处理泄水的小伙子们很快就给冻僵了。”幸运的是,最后舱里不再进水了,也就无须对这个进退两难的选择做出决定。
  这个几乎酿成灾难的事件发生后,船长稍微缩短了执行任务的时间。潜艇驶往关岛进行修理。但是休整时间不长。大约三个星期后,修理工作完毕,“大比目鱼”
  又要返回海底执行任务。阿诺德让人把所有磁带捆到几个架子上,装进一架C141飞机运回华盛顿。“我们送交了大约700 盘录音带,宽带录音带。”阿诺德说,“国家安全局的人高兴极了。他们从来没有得到过效果这么好的录音——而且是这么有价值的材料。对他们而言,这是一座金矿……”
  一个月后,阿诺德随潜艇返回到鄂霍次克海海底,执行为期三个星期的任务。
  这次又为国家安全局提供了几百盘的磁带。随后的几年中还建造了一些庞大的20英尺长的潜艇分离舱,并把它们分别安放在白令海底和鄂霍次克海海底的线缆上,潜水艇便可以在一年以内的任何时间返回海底找到放在线缆上的窃听器。然而,在1980年左右,一位利欲熏心的前国家安全局雇员把这项工作的详细情况出卖给了苏联情报机构,进行这项工程的意义便大打折扣。不管怎么说,只要窃听器在,国家安全局的成功就会令人瞠目。
  正当线缆窃听工作进行得一帆风顺之时,国家安全局总部大楼9A197 房间走进来一位新的局长——这位局长在来到米德堡之前早就对窃听工程了如指掌。1977年独立日后的第二天,鲍比。雷。英曼被任命为国家安全局历史上最年轻的局长。
  英曼来自位于达拉斯与路易斯安那边境中部的东得克萨斯城的罗纳斯堡。这是一个长满了风滚草的偏僻荒凉的地区,远离大道,地图上经常找不到它的标记。英曼身材瘦长,牙齿稀疏,似乎与这个仅有200 个居民的贫困小镇有些格格不人。他父亲经营着当地的辛克莱加油站。进入米尼奥拉高中不久,他就明白了要想不在厕所挨打,就得让他的敌人成为保护他的人。他开始讨好欺负他的同学,帮他们做作业,逃过老师这一关。同时,他还巴结学生中的社会、政治团体的骨干,帮他们竞选班干部。对这些往事他至今刻骨铭心。
  到70年代中期,这位平步青云的海军将领已经成了海军情报局局长。在与国家安全局紧密配合进行线缆窃听工作的同时,他还负责侦察南非以南苏联海军活动的高级机密任务。这使他与一位经营一家小公司的行为可疑的美国商人保持了长时间的联系。这个商人是从宾夕法尼亚老家后院的鸡笼起家的。
  詹姆斯。格林经营着一家名叫“国际信号与控制”的公司,正急于将他的电子设备销往南非。由于南非政府奉行种族隔离制度,美国禁止与其有任何贸易往来,这就对他的目标构成了一大障碍。解决这个问题的条件是格林同意作为一名身份隐蔽的间谍参加X 行动,这个代号俗气、令人置疑的行动是由国家安全局与海军情报局联合进行的,其目的是帮助实行种族主义的比勒陀利亚政府将好望角附近的西蒙斯顿海军基地的秘密情报通讯站升级换代。国家安全局将给南非情报服务中心提供高级窃听及光学设备,用来监视过往南非南端的苏联船只与潜艇。作为回报,美国方面将得到原始情报材料。格林为英曼秘密工作到1978年。
  1977年7 月,英曼受命去领导国家安全局,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在那儿任职。1961年,他在国家安全局的海军作战情报处任作战情报分析员。“我做了33个月的分析员,专门研究苏联海军情报。当时我能从各种渠道得到情报,”英曼说,“我是说只要是有关苏联海军的情报,都会源源不断地送给我。当我观察苏联海军的动向时,他们很少派遣军舰到距其领海200 英里以外的海域,而当他们的舰队驶出来的时候,却总是因为抛锚而不得不被拖回去。三年后我离开情报处时,苏军已经在地中海和西非近海建立了永久性的军事基地,而且他们正在为在印度洋建立其军事基地搭建一个框架。”


  如今,这位当初的情报分析员以局长身份重回旧地。“回来当局长的想法似乎是异想天开,”英曼回忆道,“我做海军情报局局长是在我得了第一颗将星以后,那时我突然有了一种向往:或许我干长了甚至可以熬到三星将军。因此,国家安全局的工作是我梦寐以求的愿望……我非常想去国家安全局工作……毫无疑问,在我看来,国家安全局是众多情报机构中最好的。”
  为了让英曼尽快了解国家安全局要处理的事项,即将离任的局长卢。阿伦交给他一些高度机密的文字材料。阿伦是一名空军上将,不久就要担任空军参谋长,因为他是70年代中期带领国家安全局完成一个又一个情报突破的有功之臣。
  英曼拿的材料中有破译苏联加密系统的情况介绍。当时A 组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对于这份文件,英曼说:“有重重的VRK 保密指令wRK 意为”严格控制,不得泄露“,属国家安全局超级机密等级)。但是它对AS问题(AS是A 组的一部分)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并会在破译任务最终取得胜利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走马上任伊始,英曼便开始迅速招集精兵强将组建忠实可靠的核心领导班子。
  他在物色他所谓的“情报奇才”。这些人“有潜力成为局内主要领导者”。英曼同时也在寻找一位新的副局长。当时任此职的本森。克。巴夫汉任期将满,他以前曾担任过业务副主管。人们普遍看好时任业务副局长的罗伯特。艾。德雷克。如果英曼任命他担任此职时,人们不会感到意外。“一开始我就有这种想法,”他回忆道,“两年以后鲍勃任期届满,又要物色新的候选人。我没有听信其他人的建议,而是出人意料地选了安。卡拉克里斯蒂做副职。我了解她在A 组的工作。”
  英曼补充说:“我决定再找一个在二战期间出生的人担任副职。安知道我希望在不同的岗位上任局长,而不是像卢。托德拉任副职那么长时间也不换岗位。她没有问题。”英曼也不希望他的副局长长期担任此职。“我开始建立一种模式:副局长任期两年到四年。”他说,“我认为(托德拉)待的时间太久了。”
  英曼不希望自己只在情报界代表国家安全局,他还对日常的业务工作事必躬亲。
  这些具体工作以往都是留给密码破译出身的副局长去做。“上任几个月以来,我有一种感觉,工作人员对待局长,有点像把他当法老对待,去哪儿都前呼后拥,只让他去参加庆功和礼仪活动。局以外的事可以任由他处理,但局以内的事不太让他插手。我是一个什么都要亲自去管的人。”英曼开始在局内到处走动,进出于各个部门——局长一般都不太会这样做。一次,他偶然探访了负责非共产党国家情报的G组。“我大约是第四次走进G7组的房间,”他说,“我看到墙上挂着为我准备的标语,上写‘欢迎将军英曼。您是自卡耐因将军以来第一个探访G7组的局长’。”
  英曼到任之时,国家安全局正处于恢复阶段。美国参众两院在调查了情报机构后,发现国家安全局的业绩不佳。为了在国会议员心中重新树立国家安全局的形象,英曼套用了他在高中时期的做法,变对手为同盟。以前在学校里给欺侮他的霸道学生补课,而今是在给有权有势的参政两院情报委员会的主席及成员“补课”。委员会成员们长期以来已习惯于国家安全局绝对保密的作风,以及“别担心,该让你们知道的会让你们知道”的搪塞态度。英曼一反国家安全局的惯常做法,他要以诚实坦白的态度与恭维奉承的言语赢得委员会成员的赞赏。“只有您能理解。”他会私下里孩子气地笑着对委员们说。前情报委员会工作人员安杰洛。科德韦洛说:“这些话足以让大多数跟英曼打交道的人觉得他们彼此都是天才,无论他们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像先前在米尼奥拉高中一样,英曼的计划大获成功。他成了国会的红人,一个不会无事生非的机灵鬼。于是,听证会每每开成了“情人聚会‘。”不用听你的陈述,我就投你一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巴里。默。戈德华特说。他又补充道:”在这一行我不知道有谁能比你声望还高。“特拉华州的参议员约瑟夫。
  拜登把他称为“政府中最有才能的人”。
  与此同时,英曼拉拢了华盛顿新闻界的众多精英,为了讨好他们,他几乎成了“泄密大王”。他准确的推断,新闻界没有人敢冒损失一个最好的——或惟一的——‘’高级情报来源“的危险去批评英曼或国家安全局。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与广播电视网的高级编辑与主管都成了他的同盟。作为英曼俱乐部的荣誉会员,他们会对任何企图攻克英曼把守的国家安全局堡垒的不守规矩的记者严加看管。
  在这座城市里,只消插播几段商业广告的工夫,一个英雄便会变得如希特勒般声名狼藉,而英曼却被奉若神明。《奥姆尼》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最精明的间谍”
  的文章,认为“无论在华盛顿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他都能算得上绝顶聪明的人”。
  而《新闻周刊》称他为“情报界的超级巨星”。《华盛顿邮报》的一篇社论认为,“对英曼的评论超乎寻常,几近吹捧”。英曼对自己的处世哲学轻描淡写地总结为一句话:“多年来,我一直奉行化敌为友的基本原则。”
  曾在《新闻周刊》、《华尔街日报》、《时代周刊》工作过的记者约翰。沃尔科特说:“他当然知道办事公道的原则。”当时他经常与英曼打交道。另一位记者后来称他“在过去10到15年间透露的情报信息最多”。几年以后,《纽约时报》也承认英曼“确实是该报华盛顿分社最有价值的消息来源”。
  一些人认为英曼对国会与新闻界的态度,与其说是玩世不恭,不如说是别有用心。美国企业协会的苏珊娜。加门特说,作为一名国家安全局的领导,“英曼掌握着大量的信息——据一些评论家称,英曼提供的信息多为迷惑外界的假情报——这使他在双方的交易中处于主导地位”。假设国家安全局“有能力窃听到所有海外电话,”她说,“他就能保护人们,而且让人们觉得自己也属于上层圈内的一员。一些人为回报这种优先知情权而乐于发表支持性的言论和给予立法方面的关照。有些人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在做出回报。”
  另一位作家更直截了当:“当然,有些规矩还是要讲的:不可提他的姓名;不可说是他提供的趣闻轶事;事实上,他不让你做的事情,你就不能做,否则你就再也不会受邀与他共进早餐……他掌管国家安全局期间,对国家安全局指责的言论几乎全都销声匿迹了。”
  英曼不想向媒体透露消息时,他也试图阻止其他人这样做。他刚到国家安全局几个月,《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就让他大为恼火。这家报纸声称,伊利诺伊州的国会议员、共和党人爱德华。杰。德温斯基因向南韩官员透露了韩国驻纽约情报处主任将背叛祖国的消息,正在接受审查。让英曼怒火中烧的是,文章说联邦调查局是通过国家安全局截获的德温斯基与韩国官员的电话谈话得知所指控的泄密事件的。此前,德温斯基从未因有过任何劣迹而遭到指控。
  英曼亲自飞往纽约与《纽约时报》的发行人苏兹贝格进行交涉。两人在曼哈顿的《纽约时报》办事处进餐时,英曼一再强调,以后如再发表牵扯到国家安全局的文章,一定要跟他提前打招呼。在他打道回府的时候,他以为这项秘密协议已经板上钉钉。然而,苏兹贝格显然另有打算。对此,他从没有对他的编辑们进行过任何正式的指示。可是,赋们在整理稿件的过程中,却总是把有关国家安全局的文章传给英曼过目。“事实是根本没有什么像英曼所说的那种正式的新闻,”当时主管《纽约时报》调查部的尼古拉斯。霍罗克说,“可是,许多记者,无论是来自《纽约时报》还是其他报纸杂志,还是给英曼打电话,求他审批通过自己的报道。”
  《华盛顿邮报》的鲍勃。伍德沃德也是时常给英曼拨电话的记者。可是他偶尔也写一些不讨英曼喜欢的文章。这种情况下,英曼会越过鲍勃的上级,直接找到本。
  布雷德利或者霍华德。西蒙斯,然后找到《华盛顿邮报》的主管编辑,让他们撤回令他气恼的稿件。
  虽然英曼深争众望,可是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却时常困扰着他。他极度自卑,甚至觉得自己的形象还不如那双洁净的海军鞋漂亮。罗纳斯堡的儿时经历如影随形,他走到哪儿会跟到哪儿,是他一辈子都甩不掉的阴影。耻于他那稀疏的牙齿,他照相时从来都是紧闭双唇。写公函时,他从不使用“鲍比。雷”这个名字,而更愿意把名字简写成“B 工。英曼”。“我的真名是鲍比。雷,尽管我讨厌这个名字,”
  他曾经说,“可它是我的真名。”
  工作上,他觉得自己是个完美无缺的局外人,永远渴望进入圈内,但从没有真正进入到圈内。听完了大量的溢美之词,他会在半夜醒来,因为一句批评的话便再也无法人眠。一次,因为他没有解雇一个国家安全局同性恋雇员,便有谣言诽谤他是一个隐蔽的同性恋者。他觉得有必要公开澄清这个不实之名。这就是“证据”,他指着一张测谎调查问卷说。测谎调查中,他否认有任何同性恋行为。英曼说,测谎仪认为他的答案“真实可信”。这件事把他搞得心神不宁。他竭力要澄清雇佣同性恋朋友的初衷是“专门(挑选他们)以试图理解他们”。
  大多数人看到的是充满自信、聪明绝顶的海军上将,可是在他的内心深处却沸腾着愤怒傲慢的情绪。一位观察家认为他这个人“发条上得比塑料笼子的蜂鸟还紧”。
  另一位说英曼使人想起了《该隐号起义记》中的奎格上校。还有人认为英曼长期生活在隐密的间谍世界里,因此他认为阴谋圈套无处不在。
  最初得以窥见英曼另一面的人中包括《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威廉姆。拉。萨菲尔。在英曼自认为已经与《纽约时报》发行人定下秘密协议的几周后,毫不知情的萨菲尔给英曼打电话希望他能为专栏提供些信息。英曼拒绝了这个要求。萨菲尔这位前尼克松发言讲稿撰写人觉得自己应该跟其他人一样有权利从英曼那里得到一些信息。结果,据英曼称,这位专栏作家“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我不给他提供信息,他会让我看到以后的新闻报道时后悔不迭”。萨菲尔则否认曾如此威胁过英曼。
  几年以后,在1980年,萨菲尔负责另一专栏,专门报道比利门事件。这次事件中,总统吉米。卡特的弟弟比利涉嫌代表利比亚政府进行商业运作。消息是通过国家安全局对往来于利比亚的通信情报进行秘密监听得来的。萨菲尔在他的专栏中祝贺英曼有“非凡的勇气”,向司法部长举报总统的弟弟。
  英曼因为萨菲尔违反了那项任何提及国家安全局工作的报道都要经他审批通过的秘密指示而大发雷霆。他认为萨菲尔的文章已经堵死了“获得恐怖分子大量信息的极为重要的渠道”。坐在他那张超大型木桌旁,英曼拿起了那部与外界进行非机密性联系的“红色”电话,拨打萨菲尔的号码。这位专栏作家称,将军“指责我因泄露了消息的来源与得到信息的方式……而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但是,萨菲尔不吃这一套。他反过来质问英曼:“一个成熟的人如何才能正视自己的过去?”
  说到这一刻,萨菲尔说,英曼“喀呼一下挂断了电话”。
  然而,萨菲尔意犹未尽。在摔电话事件后不久,他在专栏里发表了一篇文章斥责英曼受邀到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的“晚间在线”节目出任嘉宾。他认为全国最机密的间谍机构的负责人去参加这样一个活动简直匪夷所思。“全国窃听人员的负责人,”萨菲尔写道,“正在晚间节目中滔滔不绝地信口谈论信息来源与窃听方式。”
  英曼任职期间的工作可被分为两个部分:试图建立国家安全局在密码破译领域的主导地位以及寻求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对国家安全局信号情报工作的立法支持。
  为了击败密码破译领域的竞争对手,英曼开始在一系列的讲座、采访中公开亮相。
  这是国家安全局从未有过的先例。但是,在大多数这样的场合中,国家安全局都保持低调,不想引起过多的注意,尽量传达较少的信息。
  英曼曾对他的工作人员谈及他公开亮相这个超乎寻常的决定:“我尽量做得不引起公众的关注,因为情报局的领导不应成为公众人物……如果成了公众人物,如果工作人员每天都在报纸头版、电视上或是期刊的封面上看到他们的领导的照片,看到评价他们工作的褒奖之言,再让他们遵守保密纪律可就有点难了。”
  1981年,里根当选为总统,英曼被调离国家安全局出任中情局副局长。当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威廉。杰。凯西与英曼合不来。凯西把英曼看成是一个“过于担心自己形象、内心脆弱的成功人士”。转年,英曼辞职,转而投身到私营企业。他所接受的带薪职位是他的老朋友詹姆。格林的“代理委员会”,其职责是防止机密信息泄露给外国政府。但是,在英曼任职的几年中,格林重新打通了通往南非的非法运输渠道。这次给南非种族隔离主义政府输送的是灵敏度极高的军事装备,如感光成像系统和先进的雷达控制高射炮零件。知道内情的凯西对此也是睁一眼闭一眼。
  正是在这个时候,格林成了一个大军火商,专门从事杀伤力极强的榴弹炮的交易。1984年,他的一份机密的炸弹设计信息在被非法移送到智利一家为伊拉克武装部队制造榴级弹的公司途中被截获。虽然联邦调查局进行了长期的调查,可司法部门却从没有为此抓过任何人。而且,没有证据表明英曼知道这些交易。
  但到了80年代末,格林的贪婪终于使其尝到了恶果。他被认定犯有策划金额达14亿美元的诈骗活动的罪行。联邦法官把这个案子描述成“北美有史以来最大的诈骗案”。同时,他还犯有洗钱罪和向南非出售价值5000万美元军火的走私罪。其他指控还包括格林非法向伊拉克出售导弹技术。虽然格林被判15年的徒刑,却能一直得到英曼的支持。在他服刑期间,英曼还写了一封赞扬其“爱国主义精神”的信。
  曾有一度,国家安全局像是没娘的孩子,得不到有权有势的间谍组织首领的疼爱。艾伦。杜勒斯就曾拒绝国家安全局在情报顾问委员会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到了70年代末期,国家安全局秘密地发展壮大起来,害得中央情报局局长不断抱怨国家安全局越来越无法控制了。那时候,国家安全局已经如一台运转顺畅的间谍机器,拥有自己的军队、空军、遍布世界各地的数以百计的情报通讯站,以及遥远太空中的大型窃听装置。它的印刷工厂一天24小时运转,印出他们自己的报告、分析高级密码破译译文及设计规划。有权有势的国会议员都把鲍比。英曼看成是情报界的黑马王子,一位绝对可靠的全知全能的奇才。转瞬间,国家安全局从仅重98磅的体弱病夫变成了一颗超级巨星,令中央情报局刮目相看。
  几十亿美元的资助使两位上将——国家安全局的英曼与中央情报局的斯坦德菲尔德。特纳——在建造规模庞大的卫星方案上产生了分歧。英曼极力主张在天空中布下更多的窃听器,而特纳却希望在天空中配上更多的电子眼。这场争执使英曼仿佛回到米尼奥拉高中,不过这回是更大的挑战。这回他没有向班干部讨好,而是不声不响地把高级机密报告交给了一位权势极大的国会议员,以期赢得对其计划的支持。
  当情报委员会的参议员丹尼尔。艾诺尔(来自夏威夷)说他需要一些国家安全局的秘密卷宗,英曼并没有得到白宫或中央情报局的同意而先斩后奏把文件交给了他。“我说‘没问题’,”英曼回忆道,“然后派一个小伙子火速出城把文件递交艾诺尔。”没有多长时间,英曼就受到了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怒气冲冲的责问:“上将,我知道你把高级机密送给了艾诺尔。谁授权你这样做了?”“我授权的!”英曼反唇相击。“你没有跟斯坦。特纳或国防部长商量吗?”布热津斯基问道。“我说了。这是我职权范围的事,我授权做的事。”英曼说。然后他把电话挂断。与以前一样,英曼没有受到处分,而国会议员为此却对他赞赏有加,称他为可以信赖、做事果断的人。
  政府很少对英曼说不。即使英曼提议上马的项目会突破财政预算,他们也会不遗余力地迁就满足他。“我们想做的工程耗资巨大,根本不可能在预算开支范围内做成。”英曼谈到了一项耗费巨大的收集苏联情报的工程。在五角大楼里,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建议,国家安全局的预算与经费不该增加而应减少。“我告诉他不能这样做,”英曼说,“因为它具有潜在价值:如果项目成功,将会带来无可估量的回报。主要是国防部会获益匪浅。”英曼如愿以偿拿到了钱。“后来特纳怪我没有通过他解决此事,而叫他难堪,”英曼说,并傲慢地补充道:“当时我很客气,让事情慢慢地平息了。”
  英曼在国会里是轻车熟路。他向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并兼任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的国会议员(来自得克萨斯州)乔治。马洪介绍了情况。“我说的他一点也不懂,”英曼不无嘲讽地说,“然后,他只是简单说:”孩子,如果你觉得应该做这些事,就去做吧。我们会考虑的。“‘在中央情报局里,特纳对日益壮大的国家安全局的忧虑与日俱增。据特纳称,事态已发展到了国家安全局凭借手中掌握的一些极其重要的信息,不再相信中央情报局及其他情报界的成员组织。”我担心的是压在国家安全局手中的情报。“离开中央情报局以后,他说了这番话。”他们压着这些新闻不发,是想获得内幕曝光时轰动的效应。他们总是说’消息太机密,不能公之于众‘。“据特纳说,英曼不满足于只是在间谍活动中超过中央情报局,他希望在密码分析方面也同样超过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只被授权搜集情报,他们无权进行情报分析,“特纳说,”必须对搜集的情报进行粗略的分析,才有可能决定下一步搜集什么样的情报。用情报界的行话说:这级水平的分析是文件处理。国家安全局往往把处理过的文件进行全面的分析。“
  据特纳称,国家安全局传给美国其他间谍机构的一些情报都是经过删节的——删除机密的信息——是一些毫无价值的情报。这种情况发展到“他们故意不把原始资料送交真正有分析权利的机构。国家安全局想借此独家消息大出风头”。而国家安全局辩解说他们只是想保护超级机密的“来源与方式”。特纳对此持有异议。他说他坚信国家安全局定期地故意对截获的情报秘而不宣,完全是由于要为自己脸上贴金,而不是为了保护秘密。
  在国家安全局与中央情报局的较量中,英曼开始出于同样的原因抱怨特纳对新闻的封锁。1980年,对于为解救在德黑兰被伊朗激进分子劫为人质的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而精心策划的准备工作,国家安全局一无所知。“没有人通知我们要做什么,”
  英曼说,“后来我们发现特纳在为人质营救计划提供所有的情报信息。”事实上,英曼是从国家安全局自己的信号情报系统中偶然了解到这件事的。有一天,有人给他送来一些截获的情报,他们觉得这些情报有些可疑。“我马上认同了,这些情报表明美国即将采取行动。这是些有关行动计划的情报。”他回忆道,“我们发现得相当早。”
  国家安全局在营救行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次,轮到特纳抱怨中央情报局被封锁了消息。“到了关键时刻,”英曼说,“我们时时刻刻都在给(五角大楼)以及直接给在白宫的(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提供消息。对后来特纳指责国家安全局想降低他的作用或其他别的原因而故意把他甩开,哈罗德。布朗只简单地说——他没有兴趣!”
  据英曼讲,国家安全局无意中在这次失败的营救中起到了消极的作用。他因他的组织被排除在计划之外而大为恼怒,马上警告空军上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大卫。克。琼斯:由于通讯安全措施不利,他已经截获了有关这个计划的情报。琼斯大为震惊,为了防止散失信号被再度截获,他马上下令绝对禁止无线电通讯,甚至命令直升机在地面待命,不到最后时刻,不能起飞。
  “一开始就泄露了行动计划,使琼斯吃惊不小,”英曼说,“他马上加强了通讯安全防范措施,这直接影响了救援部队的准备工作。救援直升机在航空母舰上停放了五个星期,直到最后一刻才飞上天——这样做的目的是担心泄露天机……国家安全局的警告使他觉得秘密已经暴露,因为他并没有让国家安全局参加此次行动。
  因此他采取如此严加防范的措施。“无线电通讯系统关闭,直升机行动前缺乏训练,以及飞机长时间停放于航空母舰上,得不到使用的机械状态都导致了灾难的发生。
  几年以后,克林顿总统提名英曼顶替莱斯。阿斯平任国防部长。在白宫的玫瑰园,英曼做了接受提名的演说。演说中他傲慢地提到,就他的才干而言,他需要得到一个与刚刚提名他的人相比还算过得去的职位。他的讲话使许多人瞠目。
  但是,在例行公事的背景调查中,有关英曼是同性恋的昔日谣传再度风起。英曼对负责背景调查的白宫律师乔尔。克莱尔否认这些谣传——他任职国家安全局以前接受了同样的调查。但是克林顿的助手乔治。斯坦芬诺帕罗斯不无担心。“如果英曼被证实是同性恋者,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国防部长,”他说,“他将腹背受敌:一方是认定同性恋是一种道德败坏行为的保守派,一方是赞同同性恋的拥护者,他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选一位同性恋国防部长却不让同性恋者参军是政府伪善的行为。”
  英曼突然做出了坦白。“当总统第一次考虑任命我时,”他在苇尔的度假小屋里通过电话对克莱尔说,“我对你只说了90%的真话。现在我告诉你另外的10%。”
  尽管他还是否认自己是同性恋,但还是道出了第一次接受背景调查时隐去那部分私人生活。
  “如果我们早一个月知道全部真相,总统就不会任命英曼了,”斯坦芬诺帕罗斯说:“一旦参议员就英曼个人生活的调查结束,一切都将公之于众,英曼的任命将不被批准。”
  斯特罗布。塔尔伯特是英曼的一位最狂热的支持者,他给白宫打电话为海军上将辩解。他说英曼之所以要通过解释让人们相信他没有这种隐匿的行为是要“引起大家的注意”。‘俄们在场的其他人都互相转了转眼珠,“斯坦芬诺帕罗斯说,”
  然后乔尔告诉塔尔伯特他与英曼最近的一次谈话。即使你心存这种在任命过程中英曼的个人生活问题不应公开的模棱两可的假设,我们得到的事实是:英曼已经误导了白宫。“白宫最后决定放弃英曼。但是因为英曼曾经在提名发言中故意让克林顿感到难堪,他完全可以不失风度地自动退出。”他惟一的选择便是悄悄地退出,然而固执激动的上将不愿意这样做,“斯坦芬诺帕罗斯说。英曼决定站出来指责所有的人,而认为自己一点错都没有。英曼想到做到。他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实况电视新闻会议上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英曼在节目中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狂轰乱炸式的指责控诉。
  他说他是一个“新麦卡锡政府”的受害者,参议员鲍勃。多尔和威廉。萨菲尔联合起来诬陷他,还说他是“怀有敌意”的新闻报道的攻击对象。在斯坦芬诺帕罗斯看来,英曼像是在通过他牙齿间的填充物来传播指令的人。
  他不承认自己遭到遗弃,而是竭力表白好像他从开始就不想做这份差使。“我很自负,”他说,“我也有脾气。如果人们觉得我的脸皮应该再厚点,那就说对了。
  然而他们让我滚开……真见鬼,我起初就没想做这份工作。欢迎这项决定。“
  1981年3 月10日,英曼的老朋友——53岁的空军中将林肯。迪。福勒接替英曼继任国家安全局局长。他头发花白,却留着流行发式。来自马萨诸塞州曼德福德的福勒毕业于酉点军校,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情报与战略侦察工作。50年代,他指挥过RB47侦察轰炸机。60年代末,他接管了驻扎在阿留申群岛中酷寒的谢米亚岛上的一个侦察飞行中队。70年代,福勒负责过各种各样的工作:他曾任美军南方指挥部的情报主管,空军情报助理副参谋长,防御情报局生产副主管;美国驻欧洲指挥部情报主管,以及北约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当福勒任职时,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神秘城”建造工程正在破土动工。这项耗资二。3 亿美元的巨型工程,使原有的总部办公大楼增加100 万平方英尺的面积,外加上用于技术、系统组织及其他功用的100 万平方英尺的新建楼群。里根总统执政时期,资金就像从坏了扳手的水龙头里流出的水一样,源源不断地流进情报机构。
  国家安全局正在经历它的储备积蓄阶段。
  与英曼不同,福勒决心要避开公众的关注。他开始为国家安全局建造一堵与世隔绝的墙。他曾对一群退休的国家安全局工作人员直言不讳地警告:永远闭紧嘴巴。
  “泄密不是答案,”他责骂道,“泄密是危险的、毁灭性的、不可饶恕的。泄密者与利用秘密信息牟利者都应受到公众的唾骂。而媒体决定公开情报工作成就的做法应该受到批判。如果我们社会仍以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为基石的话,考虑到我们对手日益壮大的力量,我们不应将‘自由’与‘不负责’混为一谈。”然后他5 ;用了乔治。华盛顿的话:“获得好情报的需要是显而易见的,是无需再强调的——我只想再补充说明你们必须对整个工作守口如瓶。”
  头脑迟钝的福勒既没有英曼处世的圆通,也没有英曼的领袖魁力,更没有做众多国会议员的朋友。据说他是被排挤出国家安全局大门的。中将历时四年的局长任期将在1985年8 月结束,但是1984年的冬天他被卷进了一场预算大战。为了拨给国家安全局、五角大楼及其情报部门资金,里根停止了对很多社会项目的资金援助。
  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对持续增长的联邦财政预算赤字极为愤怒。他们担心这种情况会影响到1986年的国会选举。他们在政府门前点起了火堆,希望以此劝说政府减少国防开支。国防部长卡斯帕。沃。温伯格响应大家的建议,准备减少一些项目的开支。他的减肥名单中躯体超重的国家安全局首当其冲。
  但福勒坚决不答应。他认为国家安全局的“神秘城”应该继续加快而不是减缓建设速度。同时,福勒还想为设在几英里以外的国家安全局附属的国家密码学校建一座新楼。1982年他曾跟国家安全局前雇员吹嘘国家安全局的工作做得如何出色。
  “国家安全局运转正常,”他说,“没问题……只能是越办越好。”接下来,他就抱怨办公面积小,工作人员少,都需扩充。他指出,1960年时,计算机和其他设备只占国家安全局办公面积的35%,而现在占到了65%。“你可以想象我们的工作人员的办公地方有多么的拥挤不堪,”他申辩道,“这已经造成了我们办公空间的严重紧张。”尽管所有的新工程都在开工或筹建中,福勒却只是说国会对国家安全局的求助还算有些反应。
  对那些企图妨碍新城建设进程的国会议员和五角大楼的官员,他也进行了严厉的谴责。他特别指出了“预算限制”产生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分析人员的裁减。“分析人员大幅度削减,”他说,“他们的目标范围被轻率地缩小了,盲目的批评打击了他们的信心。为了避免听到‘情报失败’的俗套指责,他们工作上的语言时常模棱两可。”
  面对缩减开支的命令,福勒全力反击,他辩驳说资金减少会损害未来的情报能力。他的无休止的抵制“给情报界造成了不小的混乱”,一位官员说。结果,为了结束这场争执,据报道卡斯帕。沃。温伯格建议福勒提前退休。接下来福勒决定“激流勇退”,据一份报告记载,3 月19日福勒立即递交了离职文件。一个星期后,他便离开了。五角大楼对福勒被迫离开的说法予以否认。
  福勒提前离任迫使五角大楼尽快物色他的接班人。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温伯格举荐了一位海军上将,可是据报道凯西觉得他不合适,因为他只有一年在情报领域工作的经验。下一个人选是中将威廉。奥多姆,时任陆军情报部主任。里根政府的一些人不满意他曾在卡特政府中工作过,而另一些人想派他负责国防情报局。福勒闹得沸沸扬扬的离职事件的六周后,1985年5 月8 日,奥多姆在一些人的反对声中正式就职。
  奥多姆,秃顶,鹰一般的脸上架着一副大片圆形眼镜。他曾在西点军校教授俄国历史。由于有布热津斯基的支持,奥多姆的军衔与职位都提升得很快。他们两人是在哥伦比亚认识的,当时布热津斯基任教授,奥多姆在读在职研究生。最后,奥多姆这位极端保守的死硬派军人,成了布热津斯基的军事助理,得了一个“布热津斯基的超级鹰”的绰号。在卡特政府任职期间,他主要研究苏联入侵阿富汗及伊朗攻占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事件。他很快被升为陆军准将军衔。里根人主白宫不久,奥多姆又被升为陆军情报机构的最高领导人。
  奥多姆严厉、暴躁,一本正经。国家安全局人员普遍不喜欢他,很多人认为奥多姆是国家安全局有史以来效率最低的局长。
  他声称对新闻媒体泄露情报会导致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与军事政策的“瘫痪”
  及“重大判断错误”,甚至会5 ;发战争。他还拿美国跟踪处理恐怖活动的能力已经下降以及六七十年代中美国错误地估计了苏联战略力量的增长作例子说明。“说白了吧,”奥多姆对一位老间谍人员说,“在宪法第一修正案中,既没有明确说明也没有隐含暗示公民有彻底的‘知情权’。”他补充道:“也许如果政府告诉公民所发生的损失,就正好让媒体为自己的行为找到更好的借口。”但奥多姆在保密问题上是一个极端主义者,他把敢报道国家安全局的记者与间谍等同起来,把他们叫做“没有经过判决的重要罪犯”。
  奥多姆还指责国会议员及里根政府的其他官员泄露机密。“国会在泄露机密,”
  他告诉这些老间谍,“政府在泄露更多的机密,因为它的机构更庞大。”接着,他好像是说里根总统是最不可救药的泄密者。一年以前,里根公开谴责利比亚造成的西柏林地区的美好迪厅的恐怖爆炸案,那家迪厅是美国军人歇班时常光顾的地方——在这次事件中两名美国士兵与一位土耳其妇女遇难,有250 人受伤。里根下令对的黎波里进行报复性打击,随后他又出现在电视上。为了表明美军飞机袭击利比亚的公正合理,里根列举了由国家安全局截获的3 份利比亚情报,这几份情报是利比亚策划爆炸案“无可辩驳”的证据。毫无疑问,里根的做法明白无误地告诉利比亚领导人穆阿玛尔。卡扎菲,最好尽快更换通讯电码或添置新的加密设备。奥多姆对泄密事件深恶痛绝。他说:“过去三四年间的泄密事件对系统造成的损失比以往很长时间里造成的损失还惨重。”接着,当问及里根总统泄露了截获利比亚情报机密时,奥多姆只说:“利比亚,没错。真是致命的损失。”但是他拒绝详述这个问题。
  在处理伊朗门事件的善后工作中,奥多姆又5 !起了一场轩然大波。1985年12月,包括威廉。凯西在内的一个由美国政府官员组成的秘密小团体谋划用导弹换取被扣押在黎巴嫩的人质。在此期间,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奥力佛。拉。诺斯中校找到国家安全局寻求帮助。他需要若干特殊设计的带有安全加密功能的集成电路板的“k 广十0 ”手提电脑用来使他与同谋者在路上通过电子邮件进行秘密联络。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另一个成员建议诺斯去找约翰。西。沃本史密斯。他是国家安全局信息系统安全理事会的一位高级官员,负责所有编码设备的开发、分发与管理。诺斯告诉沃本史密斯这批机器要用来解救困在黎巴嫩的美国人质。鉴于这次行动的隐秘性,诺斯说他决定亲自跟国家安全局进行交涉。
  沃本史密斯称那次与诺斯接触后不久,他看到奥多姆从一个办公室出来正朝另一个办公室走去,他凑上前去与他简短地说了几句。“我知道你在帮助诺斯中校,”
  沃本史密斯说奥多姆对他说,“我授权你继续支持他,他要什么给他什么。如果他需要几台‘by40’电脑,就给他。”奥多姆后来说他不记得这次谈话。沃本史密斯把电脑交给诺斯却没有让他在收据上签名。这件事后来搅得他不得安宁。
  两年以后,继伊朗门毁灭性的丑闻曝光后,一位国家安全局的高级官员建议停发沃本史密斯15天工资,因为他在发票管理上的小差错以及没有给诺斯提供足够‘by40’计算机使用的信息。但是,一个由4 人组成的申诉团经过5 天的听证后建议不应对沃本史密斯进行纪律处罚,并且应补偿沃本史密斯大约5 万美元的法律诉讼费。
  奥多姆对此深感气愤。他认为沃本史密斯应对让国家安全局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负有全部的责任。这在国家安全局中是难得出现、不可饶恕的罪行。他还担心伊朗门事件的独立起诉人劳伦斯。沃尔什会因此把矛头指向国家安全局。“你们在听证会上没有听到国家安全局的名字吧,”奥多姆曾经吹嘘道,“原因是我比很多其他人更早了解奥力佛。诺斯这类人。我得保证我们这个地方没有他妈的坏人混进来。”
  据一位知情人讲,奥多姆对沃本史密斯似乎为自己能与华盛顿的政界接触而沾沾自喜也大为恼火。他对旁边的人说,违反正常的工作程序是不可原谅的错误。如果沃本史密斯是个军人,就会把他送上军事法庭。
  结果,奥多姆违反了申诉团的决定,不但斥责了沃本史密斯,仅偿付了他1229美元的诉讼费,而且责令他不得踏出“绿门”半步——避免与外界接触。
  这下激怒了许多国家安全局的工作人员。一些人认为沃本史密斯是局长的替罪羊。沃本史密斯的上级埃德温。林道尔是信息安全部的副主管,也是局里的一位高级官员。他对申诉团表示抗议奥多姆的行为。“我们感到非常难过,”他说,“当我看到一位兢兢业业、勤恳工作的人因受到局长不公正的指控而为自己辩护,而且还要为此事负担大笔费用,”林德尔继续说,这件事连同其他几个“主要原因”迫使他离开国家安全局。“这个机构的管理与政策令我厌恶,”他说,“它竟然会严惩像约翰逊这样的人。”


  沃本史密斯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会遭到什么样的灾难。在受到指控之前,他的上级主管曾准备推荐他领取一项奖金。几年以前,他还是国家安全局提名的联邦事业服务奖的四位候选人之一,因为他做了大量的义务服务工作——每周为他所在的社区义务服务三至四个小时。
  降职以后,人们开始疏远他。“我非常孤独,”沃本史密斯说,“我感觉很多人对我竖起了围墙,很多门对我紧紧关闭。”国家安全局艰苦独特的工作性质使得沃本史密斯受到的冷遇尤其难以忍受。“我们在这儿工作的人要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与家人交往,”他说,“就是说,我们不能跟他们讲我们在做什么。我想他们知道有什么事发生了,但是终会有一天他们知道了你的工作有多么难,他们看到了发生的事,他们会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为这个单位付出了这么多。为什么会是这样?他们一下子基本上就不要你了?“‘最后,奥多姆自己基本上也是被逐出门的。
  据称,因为他与里根的国防部长福兰克。卡卢奇有意见分歧,因而在他被晋升为四星级军衔的同时,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致建议在三年的任期结束后不再留任奥多姆。“
  他被明确告之他已不受欢迎,“有人曾告诉《华盛顿时报》的比尔。格茨说。可是,奥多姆却另有一番评价。”我为这个局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他说,”是我真正带它走上了正轨。“奥多姆的离任为海军官员重回国家安全局铺平了道路。自鲍比。英曼以来,第一位任国家安全局局长的海军军官是威廉姆。欧。斯蒂德曼中将。除了新局长外表酷似华莱士。肖恩,其他方面与英曼仿佛如出一辙。斯蒂德曼也是出生于得克萨斯州,也是新近就任海军情报局局长。”我想所有的星星都能在天堂里幸运地找到合适的位子,“他指的是得到这份工作,”这显然是情报界举足轻重的职位。“
  1988年8 月1 日,这位第12任国家安全局局长宣誓就职。他一走马上任,坐到办公楼ZB座顶层的局长办公室,就发现了许多由于前任局长管理不善遗留下来的问题。“我刚到时,局里存在一些士气问题,”斯蒂德曼回忆道,“我感觉国家安全局相当闭塞。”奥多姆还试图鼓动斯蒂德曼继续进行他心爱的项目。“显然,他想使他的项目继续进行,想要保住他在开发这些项目中的既得利益。”斯蒂德曼说。
  奥多姆计划中的第一个项目是花巨资制造能在苏联的袭击中“幸免于难”的窃听卫星。国家安全局的许多高级官员认为这种想法是痴人说梦。“显然,局里不想把钱花在研制卫星的抗袭击的性能上,”斯蒂德曼说,“他们想搞信号情报………
  下面的人们都憋着一股劲要耗到奥多姆下台,或者在这些项目上敷衍搪塞他。“斯蒂德曼也对奥多姆的论点嗤之以鼻。”早些时候,“他说,”我就砍掉了那些研制卫星抗袭击性能的项目……我认为奥多姆对自己的决策能力有些灰心丧气,“斯蒂德曼总结说,”或者对自己解说项目的能力及让系统在这里实际运作起来的能力信心不足。“
  斯蒂德曼就任时,冷战正酣,里根慷慨的拨款还在源源不断的流进国家安全局。
  国家安全局除了在世界范围内扩展它自己的情报通讯网络,还开始帮助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增加信号情报机构。自从1946年3 月5 日签署“英美通讯情报协议”以来,他们的合作关系得以持续发展。到80年代末,地球上的每一寸土地都受到这个协议的成员国的情报通讯站的监控,或者受到美国卫星的监控。
  英美协议的一个主要成员是脱胎于二战检查分队的、规模虽小但财源丰富的加拿大通讯安全署(通安署)。1946年,加拿大外交部提议创建一个新的国家信号情报组织,于是成立了国家研究委员会通讯部。当时全部雇员只有179 名。英国为这个初创的机构提供了大量的截获情报。到1962年,它已发展到约有600 名工作人员。
  到1975年,人员没有增加的国家研究委员会通讯部转由国防部负责,并改成现在的名字“通讯安全署”。通安署坐落于提太华省一个名叫“联盟高地”的郊县境内的土丘河旁边。它的总部在赫伦路719 号一幢难以描述的名为塞。莱昂纳多。提勒的大楼里。楼高五层,L 形状,棕色的砖墙,四周设有高高的围栏及带刺的铁丝网。楼内有一条地下通道通向它的附属建筑——座为防止信号外泄而设计的耗资3500万美元的无亩水泥建筑物。它的顶上竖立着丛林般的天线。1996年,通安署的工作人员已经超过了900 人,每年的财政预算为11680 万加元。大约1100名军队截听人员活跃在遍及加拿大领土各个地方的通讯情报站岗位上。在总部里,分管同一个地区工作的办公桌摆放到一起。很多雇员的桌子上都摆放着电脑。他们的耳朵上带着塑料耳塞。
  70年代末的一段时间里,正当国家安全局为自己在卫星窃听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贺喜庆功之时,通安署却变得越来越僵化守旧。环绕地球、大量传递截获数据信息的卫星越多,国家安全局对通安署收集北极上空苏联信号的地面站的依赖就越小。同时,通安署的密码破译组织01部也已经奄奄一息了。大多数信息还是通过人工处理。只有埃德。谢米拉一人真正称得上是密码分析专家。但是,就连他也仅仅使用原始的手动系统。署内的电脑装备极为落后。据加拿大有关文件称,通安署获得的信息“非常复杂,很难分析”。而且,它的密码分析部门“已无法破译任何密码,还得了‘死胡同’的臭名”。一位局内人士说,01部“已经变得陈旧退化,不可信赖”。
  因此,1980年初,政府下决心使密码破译机构起死回生。新鲜血液被补充进来。
  1979年,前通安署与国家安全局联系的联络员比得。亨特接任生产部长,顶替自50年代末一直任此职的杰克。多南。一年之后,亨特被提拔为整个通安署的负责人。
  他的第一步措施是求助国家安全局。他派了一位天资聪颖的科学家托马斯。约翰逊去国家安全局取经。约翰逊是物理学博士,精通高等数学,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
  他从国家安全局带回了将会耗费巨资的规划方案。要实施这项方案,就必须积极聘用从事冷门专业,如随机过程和马尔可夫过程、移位寄存器及多项式理论的数学家。
  不仅要彻底重新组建密码分析队伍,还要配置一台高级超能计算机。当时,通安署的信号情报数据库是装在IBM370的主机上,而那些过时的PDPS及PDPll 计算机是用来进行语言分析的。
  购买几百万美元的超能计算机的要求遭到了预算部的拒绝。但是约翰逊仍在努力争取实现他的愿望。(同时,他成功地把一台IBM 计算机改装成密码破译机,这台破译机能够给他提供破译外国密码的关键日常密码。)起初,约翰逊极力鼓动购买一台300 万到500 万美元之间的控制数据组合740 电脑,其主要原因是看到国家安全局正考虑配置这样一台机器,可是国家安全局最终买了型号更新、价格更贵的克雷XMP ,于是约翰逊攀比的心理促使他申请更多的钱赶上国家安全局。
  国家安全局估计在计算机密码分析领域里通讯安全署与国家安全局有着“40年的差距”。面临如此的压力,加拿大政府痛下决心,同意购买一台XMPAI 型号(调整后)的重量减轻的克雷计算机。加上所需要的克雷维修合同,这台机器花费了1208.2万加元。这台机器是全加拿大功能最强的计算机。
  这台威力无比的机器被安放在装有空气过滤器的宽敞的计算机中心。在米黄色的终端旁,16位密码分析人员敲出复杂的问题,计算机平静地吃进这些数字后,瞬间便吐出结果。给迅速飞转的计算机下达指令是国家安全局名为“民俗”的信号情报的套装软件操作系统。国家安全局还就如何使用克雷计算机给几位加拿大密码分析员及计算机操作员进行了培训。
  要在密码破译方面赶上国家安全局就要投入巨额资金。到1994年,通安署单在XMP 上就花费了3400万加元的巨资。80年代期间,据估算,为通安署配置现代装备花费了多达1 亿加元。到2001年,工作人员增加到900 人,每年的预算经费达到9800万加元。还新建了一座每周7 天、每天24小时时刻运转不停的加拿大信号情报指挥操作中心。
  大部分的情报收集工作是由与辅助无线电系统联系的截听员完成的。辅助无线电系统的总部设在握大华的胜尼牧场。通安署的部分情报通讯站设在安大略省握太华以南的加拿大部队驻地雷彻姆。其天线场设有四个大型抛物面式卫星接收器,接收来往于提太华地区的外交通讯信息。设在纽芬兰甘德的通讯站有一个似大象笼子般的大型天线,主要负责海上情报信息接收工作。甘德通讯站与国家安全局遍布全球的“公牛眼”高频定位网络相联接。好几个其他的通讯站主要是通过遥控的方式进行操作的,其中包括北部地区的埃莱斯米尔岛上的阿勒特站,几十年来这个站一直监测苏联北极上空的通讯信息,此外还包括布列颠哥伦比亚的CFS 马塞通讯站,这个站也有一个像大象笼般的大天线。
  通安署的监听目标包括日本、南韩及墨西哥等国家。和国家安全局一样,贸易情报在整个情报中占了相当太的比例。在1992年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的协商过程中,通安署的截听人员非常忙碌。“他们在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对墨西哥的贸易代表实行间谍监控,”前通安署语言专家简。肖特说,“我只记得见到过这些摘要。
  我知道我的那些西班牙语专家要加班加点,真是把他们累坏了。“在”宝瓶“项目中,肖特负责监控南韩就加拿大重水铀核反应堆事项与加拿大贸易官员会见时的外交反应。她还负责窃听往来于驻加拿大握大华南韩使馆的情报信息。
  “知识就是力量,”国会自由党议员德里克。李说,“我们代表加拿大坐下来与其他国家进行谈判时,为了在谈判中处于上风,我们就得尽可能掌握大量的信息。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不会这样做。“
  在信号情报方面,加拿大被称为后起之秀,而英国则实际上是发明信号情报的鼻祖。早在伊丽莎白时代,在英格兰至少有几个人知道女王能秘密读到所有人的信。
  在斯特拉特福这样一个青山环绕、草房遍布的地方,莎士比亚曾经在《亨利五世》中描述过这种做法:陛下知晓他们所有的盘算,做梦也未想到遭国王窥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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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7-28 13:58 |显示全部楼层

  二战期间,随着破译出“谜”、“鱼”及“紫色”密码机器,英美两国的密码破译工作都进入了鼎盛时期。战后,为了掩人耳目,不让人知道这个日益壮大的密码破译组织的真实目的,弃用了所有与密码有关的字词。于是,政府密码学校更名为政府通讯总部。大约在同一时间,布利彻利公园被辟为训练中心,政府通讯部迁到科茨沃尔德丘陵地带。政府通讯部于1953年在切尔膝纳姆建起了占地广大的总部大楼,周围是由中世纪石屋组成的古老村落和无边无际的田地。
  多年来,政府通讯部与国家安全局一直有一点不同之处:政府通讯部总部的工会组织化。政府通讯部的密码破译员、监听人员及其他工作人员可以参加工会,甚至可以参加短期的罢工活动。随着1984年英国首相玛格利特。撒切尔施用其铁腕手段取缔了工会,政府通讯部人员的工会活动便告结束。美国在淡化政府通讯部内部员工的工会组织活动过程中,施加了不小的压力。
  1979年2 月23日,两个行政部门的工会组织了几百名成员为要求带薪休假的权利进行了为期一天的游行活动。活动规模虽不大,却在短时间内中断了长期以来一直进行的监听分析工作。后来,在1979年2 月份,正值苏军入侵阿富汗时期,监听员们进行了“变相怠工”行动。结果大大降低了政府通讯部截获苏联坦克与陆军行动的情报信息量。所谓“变相怠工”是指监听人员把接收器调到目标信息所在频率,然后就再也不闻不问,哪怕信号会忽左忽右偏离其所在频率。
  因为国家安全局总有相当数量的工作人员在英国政府通讯部工作,所以国家安全局马上就知道了英国政府通讯部发生了“变相怠工”事件。这令政通部部长布赖恩。托维极为尴尬。最后,他因自己员工的玩忽职守而向当时的国家安全局局长鲍比。雷。英曼道了歉。“这件事使我们丢尽了脸,”他回忆道,“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个转折点。从那以后,部里一直潜藏着一股令人不安的。与上对抗的暗流。也许这周是无线电监听员,下周就是通讯官员,再下周是计算机工作人员。但是,人们总是在试图遮掩着什么。”
  “大约60%的无线电(监听)人员响应‘变相罢工’的号召,”一位政通部的监察员说,“这种行为给通讯情报信息工作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以至于在政通部与国家安全局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争执。国家安全局威胁说要终止英美协议,撤回所有的资金援助,停止一切情报交流。”他补充道:“国家安全局对政通部是否有能力交货的信心越来越不足。”
  托维预感情况不妙。1981年春天,他说,工会“直截了当”地表明他们要拿政通部做靶子——“一个他妈的攻击的好地方,”他补充说,“打击政通部不会伤害民众,然而却能让女王陛下的政府坐立不安、无地自容。”
  1980年,正当苏联大举进犯阿富汗之时,政通部所属的一个通讯情报站的监听人员进行了一场“变相罢工”。这使得国家安全局更加愤愤不平。结果,托维给那些肇事的人员写了封密信。“我跟他们讲明了这个事件的后果以及给我们的客户和我们的主要盟国带来的极度焦躁不安的情绪。”
  最为严重的一次罢工事件发生在1981年3 月,当时国际上重大事件频频发生。
  其中包括华盛顿刺杀里根总统未遂案及波兰的团结工会号召举行全国罢工活动。英国工会号召政通部举行一天罢工,随后发展到政通部分散在世界各地的通讯情报站进行“有选择性的破坏性罢工”。“监听人员大规模的响应罢工号召使得许多情报收集站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完全陷入瘫痪状态,”一位政通部监察员说,“这样做不仅截获不到当前的情报,而且还丧失了该组织为几个月后能顺利截获有价值情报而必需的重要信息。”
  据托维讲,当时“出于最重要的安全原因”,必须马上禁止其中一个通讯站的罢工活动。可是,当一位政通部高级官员晓之以理,大致讲了罢工将造成的后果,恳求工会取消在这个站的罢工活动时,这位工会官员粗暴地答复说:“我们就是要让撒切尔夫人知道我们的厉害。”
  所以当托维在事件发生后不久,告诉国家安全局局长工会被取缔的消息时,英曼笑着说:“太棒了。”“我们互不干涉,”托维说,“但虽然如此,看到一个主要伙伴在工作中遇到麻烦,美国不可能无动于衷。我们注意到了美国人不太愿意与我们合作,我们领会到了这个意思。起初是他们抱怨‘上帝呀,我们真不知道是否还能依靠英国人’……工会的存在使他们困惑不解。国家安全局可不是心慈手软的机构。如果国家安全局里有人胆敢罢工他立刻就会被开除。我们以前常对他们说:”
  由于工业动荡,我们不得不放弃这种做法,你们能为我们收集这些情报吗?‘美国人觉得我们这样做非常奇怪。“托维向英国联合情报委员会极力主张取消工会在政通部活动的权利。他坚称工会过去的行为”不公平地给美国人施加了压力“。他还提出工会采取扰乱性活动的次数日渐频繁。撒切尔夫人刚一通过这项提议,用牛皮纸信封装的命令文件就下发到每个政通部的雇员手里,”有一些人脸色煞白,“一位政通部的工人说,”一些人开始咯咯笑起来。可以说他们都略微有些临床休克的症状。“为表示抗议,工会在伦敦的一家小报上刊登了一则付费广告:”在政通部,政府除了不听工作人员的话,谁的话都听。“
  英国政府一直担心国家安全局会有一天离政通部而去。到了1982年,英国与阿根廷为争夺福克兰群岛而交战期间,这种担忧达到了极点。那时,英国政府才意识到在信号情报方面他们是多么依赖国家安全局的帮助。“可以说是全面依靠。”一位官员说。一份报告表明,是国家安全局破译了阿根廷的电码,而且98%的有关阿根廷海军与陆军行动的情报来自国家安全局。“我们可以求美国人做事,”一位前官员说,“但是我们不能强迫他们。也许有些目标他们不乐意管。”
  出于这种担心,1983年英国政府秘密同意开发自己的代码为“钻石”的信号情报卫星工程。早在70年代国家安全局“流纹岩”项目成功后不久,政通部就向国防部提出过此项建议。可是提议不断地遭到拒绝。直到1983年福克兰战争以后提议才终于被采纳。
  起初准备在1988年起用的“钻石”卫星是以军事通讯卫星的身份为掩护的,它的主要目标是欧洲、苏联和中东地区。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赞成这个决定。一小部分人斥之为“攀比政治”的产物,目的是为了在无尽无休的空间情报竞赛中赶上美国。更糟糕的是,国防部从没有对国会提起过这个耗资7 亿美元的工程。
  但是,巨大的开销不久便使“钻石”计划濒于破产。除了卫星本身的昂贵造价,它每年的维修费用据估计也达到大约二。5 亿美元。“英国简直无法负担这笔开支,”
  国防情报负责人德里克。布尔曼中将说。英国转而同意为美国出资,以便能得到使用国家安全局代码为“麦格农”的新一代信号通讯卫星的使用权。这项新的协议规定,政通部可以在18的时间里使用卫星收集英国所需的情报信息。
  第一颗“麦格农”卫星于1994年携带一直径为160 英尺的抛物面状监听器飞上天空。由于英国同是这颗信号情报卫星的所有者,英国高级官员便开始更加关注切尔膝纳姆。同年,英国首相约翰。梅杰首次视察了政通部。转年年初,女王本人与爱丁堡公爵也视察了政通部。当时,政通部总部有6228名员工。在海外情报站也有大约3000多名员工。其预算资金大约为9 亿美元。
  到2000年,政通部一直都忙于建造一座耗资5 亿美元的太空时代大厦,以取代原来的总部大楼。这个绰号为“炸面圈”的占地176 英亩的圆形建筑结构坐落在切尔股纳姆的本霍尔地区,距奥克利的旧总部大约有4 英里。这个配有防弹楼顶的70公尺高、直径为600 公尺的4 层信号情报中心,大得能轻松容纳伦敦的皇家艾伯特大厅。除了装满接收器电脑的办公室外,中心还配有银行、商店、医疗中心、健身房,仿佛一个小城镇。中心的中部“凹陷”地带有一个小池塘,池塘四周装有抛物面式天线。这座别致新颖的建筑物四周建有一圈一圈的能容纳1750辆汽车及200 辆自行车的停车场。
  最近,审计员提出警告说建造中心的费用增长速度几近难以控制。然而,政通部还计划着建造一些其他的设施,其中包括一个由高科技建筑群组成的科学园。这项工程预期在2003年前建成。到那时,以前的总部大楼将被改建成拥有500 套住房,配有超市、音像店、外卖餐馆的住宅区。
  尽管冷战已经结束,新的世纪已经开始,政通部与国家安全局的内部、外部都发生了许多变化,但合作双方都表示将继续保持60年前M 战最艰苦时期的秘密合作关系。在1999年秋季,国家安全局局长海登在刚刚走访了英国同行后,在国家安全局弗里德曼礼堂对一些人充满激情地说:“我们必须与政通部重修旧好。”
  同政通部一样,澳大利亚防御信号理事会(防信会)也是崛起于二战的废墟中。
  二战期间,防信会的中央局在监听与破译日本电文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战后,它还建了一些通讯情报站。在香港与新加坡的通讯情报站里,澳大利亚与政通部的监听人员共同合作。
  如今,防信会的总部设在墨尔本市圣。基尔德路上的一座名为“维多利亚营区”
  的现代化玻璃结构的政府建筑里。与国家安全局和政通部相比,防信会是个小机构,只有约500 名监听人员。防信会机构虽小,但由于澳大利亚处于重要战略位置,它能给国家安全局及其他的英美协议成员国提供大量的有关其邻国的情报信息。据澳大利亚情报文件称,这些信息包括日本、韩国。巴基斯坦的外交通信,南非反叛分子的通信以及两伊之间的边境冲突。几年来,防信会及时提供了有关法国在南太平洋进行核试验的密报,使得美国有充分的时间布置飞机、军舰以监视法国的核引爆,测算出其原子弹的当量及其他详细的技术细节。
  “维多利亚营区”边上有一座貌似粮仓的无窗盒子形建筑物。实际上,这是一个通讯情报站。多年来,它一直负责窃听中国和苏联西部地区的情报信息。80年代初期,由于天线设备主要依靠遥控操作,英国与澳大利亚的监听人员便撤出了香港地区。巨大的抛物面形天线自动收集信号,再通过卫星转发到相距5000英里以外的墨尔本。通讯情报站对外宣称的名字是联合通信墨尔本工作组。
  最后加入英美协议组织、规模最小的成员是正式建于1977年的新西兰政府通讯安全局(政通局)。二战期间,当日本这架战争机器迅速开往太平洋地区,吞并太平洋上的诸岛时,新西兰很快建起了一些信号情报站,辅助英方、美方的情报工作。
  这些情报站坐落在惠灵顿斯陶特大街一座7 层楼里,受国防部的控制。
  战后,新西兰不再进行监听工作,而是派遣——些工作人员到澳大利亚战后密码破译与窃听机构防御信号理事会去工作。尽管如此,新西兰还是在北岛中部地区瓦伊乌鲁荒凉的火山高原上建起了一座小型情报通讯站,最终它被命名为新西兰联合信号组织。在越南战争中,它为美国的情报工作做出了贡献。
  现在,政通局的总部设在惠灵顿国会对面的福赖伯格大楼的顶层。它主要负责监听太平洋沿岸诸国以及太平洋岛国的通讯。在距惠灵顿北部大约225 英里的坦吉姆纳海滩上建有一座高频通讯站。在韦荷派地区开启了一架卫星接收装置;它的目标中包括往来于太平洋地区的日本大使馆的外交通讯信息。2001年,政通局有大约200 名雇员,财政预算约为2000万澳元。它的负责人是曾往来于国家安全局的联络员,并于1982年加盟该局的沃伦。塔克。
  随着新西兰1977年加入英美通讯情报协议组织,世界上主要英语国家都成了这个高度机密协议组织的成员。它们对来自敌对国及友善国的情报信息都在进行监听。
  它有自己的法律、誓言、语言,所有这一切都不为外界所知。正如一个主权国家有自己的法律体系一样,这个协议组织也有它的一套秘密体系。国际信号情报规则决定着诸国电子间谍的一切行动,从他们接受培训时发的誓言到填写监听表格的形式以及他们独特的密语及化名,无一例外。
  70年代,这些规则实施的条件已经成熟,国家安全局便马上着手集中各自为战的成员组织,以“神秘城”为中心,建立一个真正的联合组织。它建造了一个代码为“平台”的大规模计算机网络,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所有成员组织的52个分散计算机系统连接起来。网络系统的焦点或“主环境”是国家安全局设在米德堡的总部。
  最终,为消除成员组织的表面界限,开发了一个套装软件,使各个成员组织在世界范围内的信号情报活动成为一个联合整体。各个国家的情报部门可以把目标任务下达给组织内的任何一个情报通讯站。同样,任何成员都可以分享截获的情报——可以使用电子长勺捞取盛满情报的锅里的任何自己需要的东西。这组套装软件密码为“梯队”。
  到了80年代,开始大量使用传真机与计算机。越来越多的信息一改以封装邮寄的办法,通过无线电进行传输。私人信件。税务报表、合同、商业谈判以及国外非机密军事、外交信件一下子从遮遮掩掩变得清晰透明。间谍们所需要的是能收集来自国际通讯卫星信号的钢网。如同会说话的鹦鹉一般,17颗国际通讯卫星栖息在地球同步卫星轨道上,为世界200 个国家和地区传送电话、传真、电子邮件及其他国际通讯信息。这个系统受以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为基地的国际电信卫星组织管理。
  “我们连接了世界的电信网络。”这家公司说。
  由于世界各地纷纷建起了商业地面站以通过国际通信卫星传输、接收数以万计的私人信函及电话信息,国家安全局及其成员组织开始在这些地面站附近秘密建造镜面接收器。这个直径为90英尺的大型抛物面式接收器宛如一个盛满供品的银色圣杯安放在厚厚的水泥基座上。第一批接收器分别建在西弗吉尼亚州的甜丛林地区荒凉的山谷中(使用月球反射项目废弃的零件)、华盛顿州亚基玛县的广阔的封闭军事射击场以及英格兰比德地区附近的科尼什山崖边。随着越来越多的国际通讯卫星发送到遥远的星际天空,用来监听卫星信号的地面站也如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发展起来。
  80年代末,情报界的创新发展已经步人鼎盛时期。大规模的卫星监听将使信号情报工作发生永久性的改变。“信号情报工作在80年代发展如此迅猛,以致我们都快派不上用场了。”1990年出任国家安全局副局长的罗伯特。拉。雷斯特尔回忆道。
  第十一章 肌肉法国南部小城图卢兹,历经几百年沧桑,古砖红瓦交相辉映,城市显现出粉红色的基调。水上住房沿米蒂运河排列成行,水路把大西洋和地中海连成一体,迷宫似的小巷通向加龙河河堤。在城市北郊那条弯弯曲曲的吕佩桥路旁边有一家小型工厂。1997年12月,就在这个地方,一个名叫德克勒的推销员变成了落在英美全球电子网上的“一只苍蝇”。不远处就是西哥特人和查理曼(查理大帝)曾经统治过的比利牛斯山山区,山脚下,由监视卫星。隐秘的天线和超级电脑组成的复杂系统,开始对这位毫无党察的推销员办公桌上的米黄色电话进行远距离监听。
  在法属圭亚那热带雨林地区,在大雨的短暂间歇期间,空气潮湿沉闷。首府卡宴以西40英里外,库卢河流人一望无际的红树林沼泽地和热带湿地中。1996年3 月14日,就在此地,欧洲航天局的一枚造型新颖的白色阿里亚娜44P 型火箭,在绿色椰林中,伴着金刚鹦鹉的尖叫声腾空而起。经过三个月的测试和校准工作,707 号情报卫星被送进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这个小小的西非岛国上空的地球同步轨道。这颗卫星就像太空中的一部电话总机,能够同时截获9 万多对电话通讯数据并传送到欧洲、非洲和亚洲各地。
  在离这颗卫星22000 英里的地面上,向北就是英格兰康沃尔郡的一座薄雾笼罩的峭壁,就在这儿,英国通讯总部设在布迪附近的莫文斯托监听站的情报截获人员正在夜以继日地工作。这个点选得非常理想,就像棒球比赛外场手接传空中飞来的球一样,此地能秘密接收到这颗卫星传来的大量信息及谈话信号。这颗卫星运行几天后,该站的技术人员加班加点地工作,试图把最有情报价值的信号记录下来并输人到计算机和爱克隆软件系统中。
  这个基地坐落在凯尔特海上的尖鼻角的边缘,这里的十多个天线都对准了天空。
  该基地主要由国家安全局出资,建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目的是监听经由早期情报卫星发往欧洲的通讯信息。英国商业卫星地面站也设在康沃尔郡,离这儿差不多有60英里,位于古恩山丘陵。
  莫文斯托站一竣工,当时的英国通讯总部主任伦纳德。胡用便致电马歇尔。卡特,表达他个人的谢意。胡用这样写道:“我知道我是不好意思地仰仗着您,我为达到目的需征得别人同意,有时我假借您的大名。布迪地区的天线应该取名为‘帕特’(卡特的绰号)和‘路易斯’(托德拉)!”胡泊又补充说:“我们之间确实意气相投,我和您这样的人可以和平共处。我喜欢这种感觉。”
  后来,卡特在评论这些信件时,解释了胡琅的财政预算问题以及他是如何靠接近上司来获得资金的。“胡泊说:”从英国人的角度来看,你可以回绝我,可我在这事上和帕特。卡特同出一辙——这是我俩共同的需求。他和我一样急需这笔钱。
  他为我们研制的产品马上就要到了。所以,请您不妨换一种角度来看待此事,因为他需要这笔钱,这笔钱会帮他解决问题。我们会从中得到好处。“‘现在,英美的主要监视目标有伊朗、中国和北朝鲜。正如情报卫星截获并发往欧洲的信息是由莫文斯托站监听的一样,情报卫星发往远东的信号是由美国设在日本的一个大型监听站监听的。在本州岛最北面的三泽空军基地,天线地区看起来像巨人足球场。14个巨大的雷达天线屏蔽器像一个个庞大的足球,安放在一片绿地上,旁边就是一个大型的天线,高100 多英尺,宽度差不多有1 /4 英里。
  这些天线所收集的信号被输人到一座现代化的无窗的建筑物——三泽密码操作中心。国家安全局文职人员和1800名海陆空三军信号情报专家在这里轮班工作。他们当中,海军安全大队及空军第301 情报中队从事的是“卫星通讯信息处理和汇报”
  工作。该基地进行“加工和汇报”所用的卫星中有一颗是1997年6 月27日发射到太平洋上空的情报卫星8 号。这枚卫星能同时截获多达112500对电话通讯信息。
  陆军第750 军事情报连也驻扎在此。在这些陆军情报截获人员和分析人员当中,有许多人被称为98K :即信号收集与鉴别分析人员。他们的工作就是“收集、鉴别、研究和分析数字和模拟通讯信息,内容包括语音、电话会议、录像会议、传真、计算机网络通讯及遥测技术,换句话说,就是情报卫星能够传送的所有信息”。
  截获莫尔斯电码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了。如今工作的重点是对复杂得多的数字卫星通讯信息进行截获和分析。根据一份陆军情报刊物透露:“98K 人员先把数字信号‘破译’成可辨认的信号,然后,由98C (信号情报分析人员)、98G (语音情报监听N )、98H (通讯信息定位监听人员)和98I (电子情报监听/分析人员)
  等军事人员进一步在‘数字窗口’内搜寻情报。“
  一些高级的培训是在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的科里工作站海军技术培训中心进行的。其他培训课程是由国家安全局的国家密码学校通过远程教学方式教授的。这些课程包括外国卫星信息收集、通讯卫星信息收集、网络通讯信息收集、监听工作管理、计算机/a 号分析、二进制信息流分析、调制解调器、多路传输。地理定位、天线定位和目标开发等。来自三泽的分析人员在讲解外国卫星信息收集课程时,很可能着重分析几颗正在轨道上运行的中国国内卫星。
  还有一门课程叫做极小口径卫星(终端)信息收集。用这种方法收集信息就是采用小口径接收天线(如直播电视节目时所使用的那类天线)截获信息。例如,印度核武器部门就是使用这种方法通过卫星发送和接收加密的数字信息的。
  忙于对太平洋上空的若干情报卫星进行监听的还有:新西兰设在魏霍派的监听站和澳大利亚设在琅斯以北230 英里的杰拉尔顿的监听站。杰拉尔顿是印度洋上的一个港口,位于澳大利亚的最西部。在这里设站主要是为了监听印度洋上空的两颗情报卫星,同时还能监听太平洋上空的卫星。此站是澳大利亚的国防通讯处于1994年,即大约在英国通讯总部的香港监听站关闭的同时启用的。
  在冷战后的年代里,核武器及常规武器的扩散共同构成了美国政府关注的重点。
  尤其令人担心的是中国有可能把核武器与导弹的零部件卖给巴基斯坦和伊朗。因此,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和其他“情报客户”等都要求国家安全局提供有关这种交易的情报。这些机构的分析人员向国家安全局呈交了列有关键词和姓名的冗长详细的监视清单。
  国家安全局收到这些列有关键词、姓名、短语、电话及传真号码的清单后,分析人员先将这些项目都编成四位数的搜寻代码,然后通过爱克隆软件系统发往英美各地的监听站。在国家安全局,一台代号为“词典”的电脑在通过监听系统截获的数百万条信息中找出这些词和数字。这台电脑工作方式同其他计算机一样,使用搜索引擎(如Asia VISta),在庞大的因特网上几乎马上就可找出关键词和电话号码。
  尽管武器交易之事极其秘密,但有关的通讯信息极少加密。这是因为各国的密码系统相互独立、互不兼容。所以双方只得使用普通的商业传真、电话和电子邮件。
  而且就像其他任何复杂的交易一样,在武器交易中也会产生大量的“电子”文件一一合同、担保书、价格商议、服务协议等。对于英美盟友来说,通过全球范围内的电子搜寻,他们就能在公开的电波中搜集到这些“文件”的蛛丝马迹。
  恐怖分子的通讯信息经常也不加密,因为采用加密方式,信息发出者和接收者的系统必须兼容。对于到处游动的恐怖分子来说,携带密码设备非常不方便。
  根据为撰写本书所收集的材料,国家安全局经常收听藏在阿富汗被怀疑为恐怖分子的乌萨马。本。拉登的非加密电话。本。拉登用手提式卫星电话通过国际航海卫星组织的航天器进行通话。这种系统的使用者大多数是航船以及一些需要定位的旅行者,如石油勘探人员。据情报官员说,本。拉登知道美国能够截获他与外界的通讯信息,但他似乎并不在意。
  国家安全局通过情报卫星截获了包括电话在内的大量通讯信息,该机构通过计算机筛选信息的能力和速度也是惊人的。据威廉。斯蒂德曼说:“美国情报系统所处理的原始信息的数量很可能是全世界最多的。试想一下,仅一个信息收集系统每半个小时就能提供上百万条信息,过滤之后剩下6500条信息,适合转发的仅有1000条,正常情况下分析人员只选用10条,并提交一份报告。这些就是技术情报收集和分析系统的常规统计数字。”
  尽管拥有高级软件、监视名单以及功率强大的计算机,但是信号情报分析就是寻找拼图游戏的答案,这幅拼图由许多难以理解、支离破碎且变化无常的组成部分所构成。这些组成部分有时把人引入死胡同,有时又能使人有重大发现,但偶尔也会结友好国家的一些毫无提防的无辜公民带来严重的后果。拼图的答案有时含糊不清、模棱两可。各个小块虽能拼到一起,但又缺少逻辑联系。
  这些年来,伊朗一直从中国购买C802导弹,但是德黑兰的官员对销售前景越来越不安。他们认为,由于中国和美国的靠拢,中国最终会削减或停止向伊朗出售武器,中国对巴基斯坦就是这样做的。
  到1997年夏天,国家安全局截获的德黑兰、北京和香港之间的电话和传真显示伊朗有可能自己制造导弹。这个前景使华盛顿许多人紧张不安,因为如果伊朗自己生产导弹,那么美国在监控和限制其导弹数量方面就更加束手无策。近乎超音速飞行的导弹能使美国在波斯湾的船只成为一堆废铁。但是,导弹的关键是推动导弹的复杂精密的涡轮喷气发动机。此发动机是由总部设在图卢兹的微涡股份有限公司制造的。没有几个人相信伊朗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制造出这种发动机。
  1997年7 月,国家安全局向白宫发送了坏消息,电子监听装置截获了德黑兰打往香港的电话,内容是伊朗正打算对法国徽涡公司的发动机进行逆向工程研究:也就是先搞到一个发动机,然后一层层剥开,直到把此设备完全搞明白而且能自己制造为止。然后,伊朗打算用隐瞒零部件最终到达地的方法,从微涡公司搞到多达100枚导弹的发动机的零部件。根据截获的谈话内容,伊朗将不把零件运往德黑兰,而是让徽涡公司把货发给香港的喷气动力公司,然后再由喷气动力公司把货运到伊朗,然而,截获的信息没有表明微涡公司是否了解这一骗局。为了进一步掩盖真相,他们将这批货物标名为“4203微型喷气发动机”。


  伊朗好像要全力以赴。英国通讯总部通过莫文斯托的天线截获了一位伊朗官员从巴黎打往德黑兰的电话,内容表明伊朗正考虑雇用一名臭名远扬的军火商来帮助他们搞到微涡公司的发动机。1997年7 月29日,星期六,巴黎阴云密布,但天气温和。这位伊朗官员迈赫达德先生同叙利亚军火商蒙泽。阿尔一卡萨进行了会晤。
  阿尔一卡萨49岁,体态臃肿,头发灰白,他是从他在西班牙马尔贝拉的家赶赴巴黎的。在他住的地方他经营着一家名叫“康斯托贸易公司”的公司。1992年,他于西班牙被捕,罪名是为1985年劫持意大利豪华型阿希尔。劳罗班机的恐怖分子提供武器及资助,但后来被宣判无罪。
  据透露,阿尔一卡萨收到了150 万美元用于购买武器。谈及此人时,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波因德克斯特说:“你打算购买武器时,常常不得不硬着头皮和你不愿在一起的人打交道。”
  迈赫达德告诉在德黑兰的联络人“这次会晤进展顺利”,而且应该邀请阿尔一卡萨和另一名国际军火商——法国出生的博纳德。斯罗罗亚一穆然一起去德黑兰,进一步磋商有关搞到徽涡公司发动机事宜。据英国通讯总部的这份报告,“斯罗罗亚一穆然是北大西洋航空公司的负责人。1996年8 月,(英国通讯总部先前截获的情报)就提到他向伊朗某公司供应电子管和波音707 和747 飞机零部件。”
  迈赫达德在1997年7 月29日的会谈中信心十足地告知阿尔一卡萨,他们将“成就一番大事”。几周后,阿尔一卡萨往德黑兰发去了传真,详细地介绍了他将带往伊朗的六个人的情况,这几个人大部分是南非的工程师,其中包括斯罗罗亚一穆然。
  此行的目的是为商谈导弹事宜。英国通讯总部。洛尽职守,截获了这一内容,包括像出生日期和护照号码这样关键的信息。
  国家安全局11月份截获的信息证实了早期报告的内容:伊朗已决定自行制造导弹。从情报卫星上获取的传真来看,早在6 个月前,即5 月份,伊朗和徽涡公司就敲定了一笔交易。截获内容还包括一份信用证,金额超过110 万美元,是由伊朗国防部开给徽涡公司的。合同条款表明时间紧迫:“货”必须于12月3 日前运到伊朗,剩下的时间不到一个月。这批货物将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港装上一艘伊朗的轮船,再运到伊朗的阿巴斯港。
  国家安全局报告的徽涡公司与德黑兰之间的幕后交易使白宫大为恼火。6 月份,美国通过外交途径向法国提出抗议,指责其早先向中国出售徽涡公司的发动机设备。
  法国外交部在答复中同意禁止此公司今后“随意”向中国和伊朗等国销售此设备。
  国家安全局截获的信息使美国再次提出抗议。美方这次要求法国调查徽涡公司与伊朗合同之事。随后,抗议越来越多。在此期间,美国驻巴黎大使馆的官员们再次与法国外交部接触,五角大楼官员们也拜访了驻华盛顿的法国使馆武官。但是法国方面只是非正式地解释说,合同仅涉及“发电机”,不包括导弹的发动机。
  由于法国方面迟迟不予正式答复,最后,美方向法国外交部提出了最高级别的直截了当的抗议。抗议说:“我们认为徽涡公司的发电机和喷气式发动机几乎完全相同,只要稍加改造就可以把‘发电机’变成喷气式发动机。”
  尽管已是12月,但是,在美国就徽涡公司的客户和货物等问题提出外交抗议之后,徽涡公司办公室的气氛毫无疑问是热烈的。这件事格外棘手,因为该公司在得克萨斯州大草原城还有一个分公司,而该分公司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与美国政府签订的合同来销售涡轮喷气式发动机。
  徽涡公司职员还不知道他们已经成了英美电子网上的猎物了。当公司主管德克勒给伊朗国防部官员海达利发传真时,传真内容就被几百英里之外的英国通讯总部的莫文斯托监听站截获了。截获的内容被转到在切尔股纳姆的总部后,又转给了专门研究武器系统并一直密切跟踪C802的一位分析人员。这位分析人员做出如下结论:徽涡公司正试图‘’掩盖参与伊朗反舰(c802)巡航导弹的零部件的交易“。
  他在报告中写道:德克勒已通知伊朗军事官员“今后几天,他将把公司的立场告知他们。为了避免传真出差错被发到美国的子公司,德克勒要求今后传真的标头不能显示出美国子公司的名字,而且他还要求他们使用一个特定的法国传真号”。
  国家安全局的分析人员把截获的(如伊朗和微涡公司间)信息进行复审后,写出报告,然后寄给其情报客户。许多报告上盖着外来词的代码印章,如代码“Ga——”是专门用来指密级最高的信号情报。一位国家安全局前官员说:“标着两个G表示密级程度还要高,这样的报告需专人亲手送给(情报中心主任)乔治。特奈特和(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莱特等人,这些情报包括来自友好国家截获到的内容。
  ‘EG’是指需行政处理的,并附有蓝皮。“
  分析人员还用三个字母的代码做报告标记,表明获取情报的地点。如“*RD”
  是指从法国外交通讯系统截获的信息。“几矿指从”某一全球注册机构“(如某一商业电信机构)获取的情报,有时也附有主题标签,如”ABIG“代表”履带车辆的武器调查“,指截获的情报与履带式武器车辆有关。因此,分析人员只需把代码”
  ABIG“输人电脑,前几日截获的这方面的信息就全显示出来了。
  分析人员每天都对全世界范围的私人通讯内容进行搜寻,过了一段时间,这便是习以为常的事了。联邦政府某机构的一位曾经接受过国家安全局情报服务的分析人员说:“那时我在搜寻黑市武器交易情况,我总是早上到场,进入我的国家安全局的网址——他们有个搜索引擎——点出对话框,输人关键词:”信用证‘、’合同‘、’提单‘、’中介‘、’经销商‘和’经纪人‘等。我有八到十个查询类别。
  差不多用一个小时,我就能把所有截获情报创览一遍。电脑上会显示:“我们已搜寻并找到27条符合你的条件的情报。‘然后,你选中主题进行点击,信息便显示出来。它们都是成文的报告,你永远也看不到截获的原始情报。例如,报告上写着:”
  3 月14日,伊朗国防部的某某人与某使馆某人联络。他们商讨了如下议题。‘报告还描述了他们的谈话细节,并且提供其他相关的信息。如果他们发过传真,如信用证、合同等,内容也会在网上显示出来。“国家安全局的大部分分析人员在标准的小隔间工作。办公桌上有几台电脑监控器。作为一种安全措施,分析人员用做分析截获情报的那台电脑不与外界连接。另一台和公共因特网连接,但不允许分析人员把秘密材料输进去以防黑客。许多分析人员用盘式录音机听截获的声音材料。曾干过这一行的一位先生说:”他们的桌上挂着正被监听着的那些人的照片。“他还说这些照片是这些人在申请签证发传真传输自己的护照时被截获的。由于许多分析员是一小时一小时甚至是一天一天地听着同一个人的声音,而这个人对此却一无所知,他们觉得已经很了解这些监听对象了。
  “他们过去常对我说:”即使我从没见过这些伙计,如果上了电梯听到他们的声音,我会一下子跳起来,撑破电梯的顶板。你很熟悉这些声音,就像你熟悉你老婆的声音一样。“‘是否对外国政府提出抗议,这一直是个难题,尤其是国家安全局信号情报处发现了违反规定的事。国务院一般赞成提出抗议,但国家安全局有时不同意,因为这样做会暴露出他们在监听那个国家的通讯信息。一位官员说:”要想提抗议,我们首先必须征得国家安全局的同意,对此情报不再保密或降低保密的级别,他们通常处理得很好。“然而,中央情报局可不这样。”即使他们大驾光临来开会,他们那帮人也懒得告诉你他们在干些什么,“一位官员说道,”中央情报局总说:“你们不能对这个国家提抗议,因为我们有一项行动正在进行。’我们就问:”什么行动?‘他们就说:“我们不能告诉你。’他们从不告诉你行动什么时候结束,除非你一直跟着他们。”通过英美全球监听网络,国家安全局及其盟友能在幕后监视并准确把握中美协定执行情况。在冷战期间,他们的工作只是对卫星拍摄的图片和分析人员得出的别国的导弹发射井和发射台的数据进行“核实”。但现在的重点是要了解别人的所思所想,而不是地面上安放了哪些东西。这样,图像卫星就毫无用途了,只有信号情报才能解开症结,如果没有信号情报,华盛顿就会两眼一抹黑。任何情报来源——人、军事、外交、照片及以色列等方面都无法提供像爱克隆软件系统(该软件已成为监听商业通讯信息的通称术语)那么令人满意的情报。
  有关德克勒的信息转到了国家安全局的Wgpp部,即W 组(全球问题及武器小组)
  的导弹扩散部门。国家安全局再依次把有关德克勒的报告发给美国商务部、海关以及中央情报局在巴黎、波恩及世界各地的分站。所以,德克勒发出传真的几天内,全球至少有四个国家大约几百人都看到了这个内容,可能还把他的名字列入了黑名单,好像他成了这个国家的公敌。然而,问题是这些分析员是否正确,徽涡公司是不是像分析的那样往德黑兰发了导弹发动机,还是如法国声称的那样,所发货物仅仅是没什么害处的发电机呢?在爱克隆这个不确定的、虚拟的世界里,许多事情都无法准确地辨别其真伪。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法国出口检查人员飞抵安特卫普,此时装有“特殊物品”
  的船正准备驶往伊朗。事后,他们告知美国当局:一打开板条箱,他们就证实了这些“特殊物品”就是发电机。这件事使美国当局对国家安全局和英国通讯总部转发的情报进行了“重新评估”。依据法国方面的信息,国家安全局断定:截获的某些谈话内容与最初的判断相比有些含糊不清。他们承认徽涡公司发出的设备事实上可以说是一种发电机,但它是一种能够变为军用的发电机。“这并不说明在原先报告中,我们在这件事上搞错了,”一位美国官员说,“可是,如果当初我们事先了解其中的疑点,我们就不会那样写报告了。”
  徽涡公司董事长让一贝尔纳。科谢托也断然否认此发电机具有导弹发动机的用途。这些发电机“与推动导弹的引擎完全不同”,他说道,而且对制造导弹发动机也毫无用处。在导弹方面,“微涡有限公司从未给过伊朗任何帮助”,他补充道。
  在对英美全球监听系统可能造成哪些危害而进行辩论的过程中,德克勒事件成了焦点问题。如果德克勒是英美国家的公民,他的名字在报告发出前就被删掉了。
  可因为他不是英美公民,他的名字自然就进入了电脑,而且可能被列人世界各地的情报机构、海关、秘密机构和执法部门的监视名单中。这些部门是否把有关他的资料透露给了别的组织,那就不得而知了。
  如果他的资料被透露出去了,那么也许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也许下次德克勒进入美国或英国时,无需任何理由就会被拒之门外,甚至会被逮捕。经过国家安全局“重新评估”之后,收到早期报告的每一个人是否收到了对早期报告提出质疑的新报告呢?是不是只给他们留下了那些表明德克勒和微涡公司向伊朗秘密出售巡航导弹引擎的报告呢?有些问题很复杂,涉及无辜的非英美人士,与微涡公司事件相类似。这种问题在英美网监听的国度里每周就可能发生上百例。政府使用监视技术的范围越来越广,对个人权利构成的威胁也就相应增大。
  到2001年,英美监听网已成为具有自己的法律、语言及习俗的超级监听机构。
  在地球上几乎每个角落,在太空中,都有其秘密监听装置在运行。就像当年强大的海军称霸于公海一样,如今他们的目标就是称雄于网络世界。国家安全局墙上有一块匾额,是肯尼思认。米尼汉1996年出任局长时由英国通讯总部赠送的,上面写着“庆祝50年的成功合作”的字样及一行小字“和两个英语民族间的特殊关系”。
  20世纪90年代末,国家安全局正接受对它的监听行为进行的彻底调查,这是国会于25年前举行内容详尽的听证会以来的第一次。这次,大部分问题来自欧洲各国议会、持怀疑态度的记者以及由美国左派和极右派组成的不同寻常的联合体。对于欧洲人来说,主要的问题是他们怀疑国家安全局监听企业通讯信息并把商业秘密转给了欧洲公司的美国竞争对手,如:把从空中客车公司监听到的秘密转给波音公司。
  对国家安全局现任及前任的数十名官员的调查表明,这个机构目前并未从事工业间谍活动,即从某一公司窃取资料再把它转给该公司的竞争对手。可是,现在还没有任何法律规定不许这样做,因为白宫和中央情报局等其他情报客户决定着国家安全局的监视对象。可以想象,今后它有可能从事这方面的活动,只要总统或中央情报局的负责人秘密口授说工业间谍活动是为了国家安全的需要。根据为撰写本书所收集的材料,1990年,在乔治。布什任总统职期间,这类事情险些发生。
  当时,海军中将威廉*。斯蒂德曼任国家安全局局长。他于1990年说:“有一种观念涉及大量的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法律和道德方面的问题,这种观念就是想把情报直接提供给美国企业。所以我认为至今还没做出这个决定。我认为我们会慎重考虑这件事……我认为这要几年的时间,而且进程很慢,至于将要采取哪些措施,还要经过深思熟虑。”
  他还说:“要从上面下来指示,我们无权做出决定。我必须听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命令,这个问题得由他做决定。”90年代“美国人主要关注经济领域,这一点从民意测验中可以看出,在经济竞争、军事问题和当今世界其他问题等方面,人们更多地表现出对经济问题的关心”。
  “如果把经济情报和经济竞争明确为国家安全利益,那么情报组织必然得扩大情报来源,这一直是个大问题,”斯蒂德曼说,“除了考虑地域问题之外,军事、政治(外交)、经济、社会、生态和其他各个领域的问题都要求我们留意……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可能,我们会力所不及,没准一开始就出师不利。”他补充说:“对我们来说,如果有人指示我们这样做,真正的问题是首先我们能否找到一种方法,来成功地收集有关信息。其次,如何利用该信息?如果没利用价值就没有必要收集了。”
  多年来,国家安全局一直在收集经济情报,但并没有为了工业窃密目的而监听某个公司。斯蒂德曼说:“现在国家安全局收集的世界贸易方面的信息范围非常广。
  我们向商业部、财政部及国务院等联邦政府机构提供信息。我们直接把信息提供给它们,它们形成了联邦政府内的一个情报用户。“
  国家安全局不是把竞争情报直接提供给美国公司,而是受命以比较间接的方式加强对企业界和美国经济的支持。一种途径就是努力查明外国竞争对手是否使用贿赂等非法和欺骗性手段,从美国公司手中夺走合同。另一途径就是在重要贸易谈判中,向美国政府谈判人员提供更多的情报。
  对于国家安全局通过监听欧洲公司来查明其欺诈手段之事,中央情报局前局长詹姆斯。伍尔西更是直言不讳。他说:“是的,欧洲大陆的朋友们,我们一直在暗中监视你们。”
  确实,我们用电脑整理出数据……没错,欧洲朋友们,我们一直在监视你们,因为你们在行贿。与你们的美国对手比,你们产品价位高,技术上逊色,或两者兼而有之。因此,你们花大钱向人行贿。你们的政府竟同流合污,在欧洲一些国家,行贿不用交税。
  我们揭穿了你们的行径,你们也许有兴趣想了解,我们暂时还没向你们的美国竞争对手透露。我们去找你们收买的政府,并告诉其官员,我们美国人不喜欢这种腐败行为,他们就把全部或部分合同给了报出最好价格的公司,有时是美国公司,有时不是。这叫你们忐忑不安吧。有时还引起你们行贿方对受贿方提出反责,经常闹成丑闻。我们喜欢看到这种事。
  在20世纪90年代,在提供有关主要国际贸易会议情报时,国家安全局表现得越来越积极。50年前,国家安全局的前身——信号情报处监听了导致联合国诞生的旧金山会议。如今,美国信号情报专家跃跃欲试打算监听另一会议。这次是在1995年6 月,与会者是美国和日本,议题是日本豪华轿车输人美国。像以往一样,为方便监听,美方谈判人员要求会议全部在美国本国进行。日本人则要在自己家进行。最后,双方终于达成妥协:会谈部分在日内瓦、部分在华盛顿进行。
  双方围绕14辆日本豪华车需交纳590 万美元惩罚性关税问题展开争论。惩罚计划于6 月28日起开始生效。周日即6 月25日晚,美国贸易代表米奇。坎特抵达日内瓦,开始了最后一轮会谈,目的是在最后期限到来之前,通过谈判避免惩罚计划成为事实。第二天上午,在瑞士阿尔卑斯山脚下的日内瓦湖畔的“洲际旅馆”,坎特召开了记者招待会。他说,克林顿总统“指示我来此并努力确保我们今后打开日本市场并扩大贸易,这是我们多年的宿愿”。
  为帮助坎特实现目标,国家安全局一行人也早已飞抵日内瓦,目的是向美方提供他们截获的丰田和尼桑公司负责人的谈话内容,而这两家公司的负责人正向日本政府施压以使问题得到解决。由于饭店的普通电话用起来比较方便,所以日方谈判人员往往不使用安全加密的电话,对窃听人员来说,这是很幸运的事。
  尽管国家安全局在寻找贿赂证据并对商业会谈进行监听,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国家安全局是为美国公司服务。很明显,英国通讯总部也没从事工业间谍活动。乔克。凯恩在英国通讯总部工作了30年,曾经是情报截获方面的负责人。1984年,他写了一篇文章,指责机构管理不善,安全工作马马虎虎。然而文章尚未发表,英国政府就根据《行政人员安全工作法案》将其没收,使其未见天日。英国政府说:“发表这篇文章会破坏女王赋予的保密职责,而且违反《行政人员安全工作法案》的条例。”
  在文稿被查封前,作者有幸搞到了一份复印件。尽管凯恩没有使用代码,但很显然他谈的就是爱克隆软件系统。在谈到工业间谍活动时,他写道:监听目标主要是全球注册的机构(ILC )。每周都要处理上千条从这些机构获得的情报。情报范围广,包括外交。商业、石油供应、世界某地农作物欠收以及普通的私人电报等内容。
  截获到的大量工业情报进入了英国通讯总部巨大的电脑中心的存储器。这些情报本应给英国企业带来巨大财富。可是,英国工业界无权享用这些情报,因为英国通讯总部的负责人(不是英国内阁)做过这样的决定,英国产业部门不是他们的“情报服务对象”,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产业部门为这个庞大的官僚机构提供了资金。
  对欧洲来说,问题不在于英美的爱克隆系统是否窃取了外国商业秘密并把它们转给欧洲的竞争者,真正的问题比这重要得多:爱克隆系统是否正在危害作为基本人权的个人隐私权。断断续续的谈话内容是从空中截获而来,也许是脱离上下文,也许受到分析人员的错误解释,然后再由分析人员秘密传到世界各地的间谍机构和执法部门。
  这些不准确的情报被存在国家安全局几乎是无限的电脑存储系统中,该系统能够存储5 万亿页文本,撩起来的高度有150 英里。有关美国人的情报在系统中存储的时间不得超过一年,可是,有关外国公民的信息则可永久保存。这种影响旷日持久,伴人终生。永远没有人告诉他,他是怎样上黑名单的,是谁把他列进去的,为什么他没得到某个合同,也许还有更糟的事。
  国家安全局或许是中央情报局提供了一条有关正在美国寻求庇护的埃及移民纳塞尔。艾哈迈德的情报。这条秘密情报造成他银挡入狱,他被剥夺了保释的权利,在单独关押了三年多以后被驱逐出境。他的律师阿布了。贾巴拉也曾经是被国家安全局监视的无辜人员。贾巴拉几年来费尽周折,也没有弄清楚“秘密证据”的内容是什么,从何而来,美国又是如何搞到的。在这个荒诞神秘的世界里,他无法进行反诉,他不知道他被指控犯有什么罪,因为对他的指控都是秘密的。由于阿拉伯裔美国人团体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司法部最后下令透露一些情报,艾哈迈德才得以成功地提出反诉并最终获得自由。1999年8 月,一名法官写道:“由于对政府的情况有了更好的了解”,这些秘密证据“不再可信,不能由此认定艾哈迈德是危险人物那时,还有二十多人因”秘密证据“而被指控。几个月后,另一名联邦法官做出裁决:不论是不是美国公民,凡是根据”秘密证据“拘捕他们,都是违反宪法的行为。
  如果不进行限制,英美全球监听网就会变成电子世界的秘密警察组织,在这里没有法庭、没有陪审团,也没有辩护权。
  国家安全局是否对美国公民进行监视,一直是一件伤脑筋的事情。该机构的过去不太光彩,不仅因为其所作所为,而且还因其处理问题的方式。在60年代后期,国家安全局无法无天,领导人着迷于秘密活动和自己手中的权力。那时,路易斯。
  托德拉已担任了10年副局长,在此期间,他把死水一潭的机构变成了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最神秘的情报组织,在这一行从来没人这么长时间掌握过如此大的权力。美国其他高级官员像寻光的飞蛾一样寻求公众瞩目,而托德拉则陷入了黑暗的世界。
  托德拉的世界一片黑暗,他本人都感到迷茫,再也分不清谁是美国人,谁是外国敌人,分不清公开的法制政府与隐秘的残暴政府。由于只有耳朵没有眼睛,托德拉正把他的机构和他的祖国引向万丈深渊。
  因此,1967年秋天当美国军方开始要求对美国公民和一些组织进行监听时,该机构盲目地服从了。当时,军方担心民众为抗议越南战争而组织大规模的“向五角大楼进军”的活动。军方官员列出了抗议者的名单,要求国家安全局对这些人进行监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其他情报机构如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国防情报局等纷纷效仿。民歌手琼。贝兹被视为危险人物并被列人监视名单,被列人监视名单的还有著名儿科专家本杰明。斯波克、女演员简。芳达、小马丁。路德。金博士等。如同荒芜的土地野草丛生,黑名单日益膨胀,涉及的人越来越多,那些与名单上的监视对象有关系的人也成了监视目标。
  这个计划于1969年7 月1 日得到了上级的批文和代码“光塔”后,也就变得更加重要了。批文上写着:“光塔情报具体包括个人或组织的通讯信息,范围涉及民众骚乱、反战活动、示威和参与反战活动的军事人员。”光塔计划的另一重要作用就是使得国家安全局不参与不合法的监听活动。批文说:“尽管光塔情报可以作为信息情报处理并发给信息情报用户,但它与国家安全局是两码事。”
  弗兰克。雷文负责监视非共产党分子的G 组,得知突然转向国内窃听,他很生气但也无能为力。有一回,组织让他对一个美国人进行监听,他提出了抗议。“我提出了反对意见:这样做合不合宪法,我们该不该这样做,”他说,“他们告诉我:你不能提反对意见,这是最高层人物的意思。”他还说,对有些目标进行监视完全就是一种“愚蠢”的做法。雷文回忆说:“约。埃德加。胡佛要求你对美国所有贵格派教徒进行全面监视,而理查德。尼克松就是贵格派教徒,他还是美国总统,这件事太可笑了。”显然,胡佛认为该宗教组织向东南亚运送食物及其他物品。
  自1969年11月就职以来,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发动了一场有两条战线的战争:一条在东南亚对付北越,另一条在国内对付越来越多的反战分子。他深信国外势力在资助反战运动,便于1970年6 月5 日,在椭圆形办公室,召见了当时国家安全局的局长海军中将诺埃尔。盖勒、中央情报局、国防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负责人。汤姆。查理斯。休斯顿也出席了会议。休斯顿当时30岁,是印第安纳州人,曾是帕特。布坎南的研究与写作班子的一员。这位退役不久的陆军情报军官、律师、白宫的年轻顾问被指定为出面处理这个问题的负责人。
  那天(周五)下午,尼克松对他的那些间谍头头们说:“根据我对白宫收到的情报的分析,我深信我们的情报部门正在收集与这些激进组织的活动有关的情报,但召前投人的人力物力还不够。”据国防情报局唐纳德w.贝内特中将说:“总统考虑了我们考虑过的问题。”
  在米德堡,托德拉认为这次政策上的变化“对国家安全局简直就是天赐良机”。
  他终于能够调转众多的天线来监听蒙在鼓里的美国老百姓了。在收到一份由盖勒签署的题为“国家安全局国内情报汇编”的“绝密”备忘录后,休斯顿起草了一份文件并经总统签字批准。该文件授权国家安全局“使用国际监听设备对美国公民的通讯进行监听”。不需任何理由和原因,就可对任何人的国际电话、电报进行监听和处理。这个文件当时被称为休斯顿方案。文件说:“联邦调查局没有能力监听国际通讯。国家安全局正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这一工作,而且它提供的情报很有用,其中很多内容对白宫特别有用。”文件还解除了对其他情报机构的一些限制。
  如果说托德拉办公室一片欢欣鼓舞,那联邦调查局则是怒气冲冲。约。埃德加。
  胡佛读到文件后“怒气冲天”。托德拉早就提醒过盖勒:在国内情报方面,没人能跟胡佛较量。胡佛这位法律界的老手认为国家安全局和其他情报机构的行为对他独霸的领域构成了直接的威胁。
  胡佛一反他一贯倡导公民自由的性格,冲进了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的办公室,要求收回成命。米切尔同意了,他说,备忘录中所说的那些违法行为不可能是总统的政策。米切尔最终说服了尼克松取消那项方案。尼克松总统在签署文件后的第五天,收回了自己的意见。
  在国家安全局,托德拉和盖勒对胡佛的抗议行为和取消休斯顿方案的做法十分恼火。不管怎么说,他们多年来在未得到授权的情况下一直在搞国内情报。他们认为仅仅因为总统收回成命就停下来是没有道理的。事实上,受国家安全局监视的美国人越来越多。
  休斯顿接到通知,国内安全事务将由白宫的一位新助手接管,休斯顿自己将成为他手下的参谋人员。后来,他见到了这位新上司——约翰。韦斯利。迪安(三世),他是一位年轻的律师,在司法部长米切尔手下工作过,几天前才调到白宫。迪安把休斯顿方案扔进了他办公室的保险箱,锁上了密码锁。
  三年以后,这个休斯顿方案就像林中的死尸还魂一样,使尼克松不得安宁。当时,水门事件已使他的总统宝座发发可危,椭圆形办公室就像一座弹痕累累的地堡。
  每天都有新的丑闻被揭露出来,从而使这个米黄色的办公室受到重创。最严重的创伤之一就是约翰。迪安近来的背叛行为。为了争取免于起诉的机会,他把休斯顿方案作为交换条件交给了公诉人。白宫中几乎没有人记得这个方案的内容,于是人们都想得到这份重要的文件。
  1973年5 月16日,理查德。尼克松忧心忡仲地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了他的律师小弗雷德。布兹哈特,商议一下最近的事态发展。“你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尼克松问道。
  布兹哈特解释说:“总统先生,迪安手里有一份关于情报——主要是国内情报——的收集方案。”
  尼克松嗅出了敲诈的味道:“嗅,是国内的,所以迪安觉着可以要挟我们,那究竟是什么东西?你认为他玩的是什么把戏?”
  布兹哈特回答说:“总统先生,我不知道,但我们是根据他的言语发现这一情况的——我已经搞到这个东西的复印件了,在国家安全局搞到的——我刚刚和路。
  托德拉谈过。“
  那个周三下午,布兹哈特格外不安,因为文件清楚地表明尼克松曾经命令国家安全局非法对美国公众进行监听。可是即使在白宫待了四年多,尼克松对国家安全局几乎没有什么了解,尽管他曾签署过那份命令。
  布兹哈特说:“现在,我完全有把握地说国安局……”没等他说完,尼克松就插了嘴:“国安局是什么?他们是干什么的?”
  布兹哈特回答说:“我也不了解具体细节。他们收集通讯的信息,但他们实际上并不通过电子装置来搞窃听。”
  尼克松下意识地说道:“国安局干的每一件事都是合理合法的。”
  布兹哈特说:“我想是这样。可是我认为,就国内事务而言,他们管得太宽了。”
  尼克松又感到迷惑了。“对了,你说的——通过电子装置来收集——是什么意思?”
  “是监视——是的,先生——就是对用国际线路谈话的美国公众进行监听,”
  布兹哈特解释说。
  “这样做是因为担心他们参与暴力活动?”尼克松问。
  “是的,先生。”布兹哈特说。
  尼克松不但忘了当初他签发过这个文件,也忘了五天后取消文件这件事。可是国防情报局早些时候就提醒过布兹哈特确有这件事。
  “国防情报局不是说——不是认为这件事早就过去了吗?”尼克松问。
  “他们认为这件事过去了,”布兹哈特说,“可他们背着休斯顿对我说该批文的问题又出来了,还说这是休斯顿说的。现在我们打算和国安局彻底核实一下,这样做很重要,因为你知道,他们(国安局)是最善于进攻的人。”
  “国安局?”尼克松问。
  “国安局。”布兹哈特附和道。
  尼克松终于明白过来了,补充说:“国安局很可能做了一些电子方面的事情。”
  他们还讨论了非法进入驻华盛顿大使馆一事引起国家安全局与联邦调查局长期不和的这件事。托德拉一直给胡佛施压,要他派联邦调查局的非法秘密搜查专家到华盛顿各使馆去窃取密码并安装窃听设备。这种办法比国家安全局用电脑破解密码这个笨法子要省事得多。多年来,胡佛一直准许进行诸如此类的窃密活动。但是,1967年,他担心自己的人可能被发现而引发丑闻,就停止了这种做法。
  为迫使胡佛与国家安全局再次合作,1971年3 月29日,盖勒与胡佛和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会面。会面时,盖勒说国家安全局“迫切希望”联邦调查局恢复非法秘密搜查的做法。胡佛的火气一下子爆发出来了,他说,鉴于此类行动可能给联邦调查局带来危险,他对继续此类活动毫无热情。尽管有那次会面,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局仍积怨未消,无任何好转迹象,一直到1972年5 月2 日胡佛去世,帕特里克。格雷担任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后,才又为国家安全局继续进行使馆监听活动。
  1973年5 月,尼克松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与布兹哈特会面时提到了联邦调查局非法秘密搜查的做法,并将其列为迪安叛离后可能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之一。
  布兹哈特说:“在格雷上任之前,联邦调查局这帮人的工作可以说是毫无进展。”
  “这帮笨蛋。”尼克松怒骂道。
  “帕特去拜访国家安全局,并带了四个助手一同前往。他对托德拉说:”我明白我们曾一起共事,这件事很有意义。‘帕特又使曾经合作过的双方恢复了合作。
  “”谁跟你说这些情况的?“尼克松问。
  “托德拉亲自跟我说的。”布兹哈特说。
  后来,尼克松与他的高级助手海德曼进行了一次秘密谈话,该谈话似乎表明,对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使馆进行的非法秘密搜查的行为帮助破译了密码。
  “事实上,对印巴使馆进行监听……”尼克松说,“就是我们破译密码的方法……虽然我们永不该再提起这事。”
  尼克松和布兹哈特的会面一直延续到晚上,然后第二天上午又继续进行。他们二人既担心那些文件,又担心国家安全局的人对国安局和白宫之间有关监听美国公众及联邦调查局非法秘密搜查行为的谈话进行监听录音。
  布兹哈特说:“我不知道。如果国家安全局真的把他们与外界的谈话进行了录音,我一点也不会吃惊。我认为即使他们录了音,他们也不会承认。”
  “不会,他们不该承认,”尼克松说道。显然,对国家安全局把出人本局的电话录下来这一件事,尼克松是持支持态度的。
  “甚至录下与我通的电话,我确实有这种感觉。”布兹哈特答道。
  “他们是一帮不切实际的家伙。”尼克松说。
  布兹哈特又补充说:“他们共有75000 人。”
  “我想胡佛把他和所有别人的谈话都录下来了。”尼克松说。
  1973年5 月16日和17日,在与尼克松讨论的时候,布兹哈特也谈了国家安全局另一个极秘密的非法行动,该行动代码为“三叶草”。该行动涉及美国的主要电信公司与国家安全局达成的协议。这些公司每天把美国发出及收到的国际电报复制后转给国家安全局。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国家安全局已列出一份有600 多名美国公众的监视名单。这些名单储存在国家安全局的电脑里。凡是有关这些人的通讯内容,包括通过“三叶草”方案所获取的电报,均被挑拣出来,进行分析并送到联邦政府任何需要该情报的人员手上。布兹哈特说:“总统先生,这种系统在某些国际输出输入线路上进行信息接收,也就跟一些通讯公司传递国际通讯信息所使用的方法一样。”
  尼克松对此事兴趣不大,因为这件事和他自己的水门事件没有直接关系。“但是,这至少是水门事件中的一件事情。这件事……”
  布兹哈特接着把话说完:“这件事不会起什么作用。国家安全局总是插手一切国内事务,他们把这叫做外交政治。”
  国家安全局应感到庆幸的是,布兹哈特和尼克松没有就“三叶草”之事再谈什么。但在1975年,也就是尼克松总统辞职两年之后,搜集关于“三叶草”的线索的调查又开始了。这次调查是由爱达荷州参议员弗兰克。丘奇发起的,旨在调查美国情报人员在履行职务时可能存在的非法行为。
  一位30岁的律师L.布里特。斯奈德被指派为调查委员会的调查员。他说:“派我去调查人们认为最为神秘的美国情报机构——国家安全局。”他的上司提醒他说:“人们称国家安全局为‘查无此局’。”
  调查之初,斯奈德向国会研究处要求提供公开记录中有关国家安全局的所有资料。他说:“很快,研究处向我们提供了材料,那是《政府机构组织手册》上的一段文字和《滚石》杂志上一篇明显有误的文章……1975年前国家安全局和国会之间从未有过相互监督的关系。”
  发现国家安全局这些深层秘密的最初线索是:在当时的副总统纳尔逊。洛克菲勒领导下,有关方面早些时候对情报系统进行调查,并在调查的最终报告中提出几点意见:“首先提到了中央情报局在纽约为国家安全局提供了一间办公室,以方便他们复制电报时使用,”斯奈德说,“还提到了中央情报局要求国家安全局对一些积极参与反战运动的美国公民的通讯进行监控。这么一来,我们就找到了可以深人调查的线索了。”
  一连几周,就复制电报和监控通讯两方面提出问题,国家安全局百般拖延。最终,丘奇委员会向国家安全局正式提出质疑。但是,国家安全局声称这些问题极为敏感,为此,仅让丘奇和约翰。托尔听取简略的情况介绍。不过,《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声称:国家安全局曾监听美国公民的国际通讯。斯奈德说:“既然公众都知道了这件事,国家安全局就要解释一下事情的原委。”在国家安全局,斯奈德听取了有关“三叶草”行动简要汇报。“三叶草”行动进行得非常隐密,即便在该机构内也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
  汇报人告诉斯奈德:“每天,情报员乘火车前往纽约,回到米德堡时带回一大卷一大卷的磁带。这些磁带都是前一天经由三家电报公司从纽约发往世界各地的电报拷贝。其中,有关外国驻美机构的电报或看似加密的电报都被进行了电子加工。”
  虽然磁带上也有美国公民发往国外的电报,但如汇报人所言:“我们忙于破译那些真正有价值的电报,因而对此无暇顾及。”他又补充说:“此项工作已在前一年5月被国防部长下令终止,因为丘奇委员会已开始调查国家安全局。”斯奈德问道:“是否因为他得知丘奇委员会开始调查此事,国防部长才终止了此项工作呢?”汇报人回答:“只是因为此项工作并没产生多大价值而已。”


  但是,每当斯奈德试图去调查这一行动的背景,如什么时候开始的,批准人是谁以及进行了多长时间等,他得到的答复总是“我不知道”。汇报人说,只有副局长路易斯。托德拉博士知晓此秘密,可他已于1974年4 月退休了。
  9 月一个周日的下午,斯奈德前去马里兰州肯星顿托德拉的家中拜访。他说:“显然,托德拉对于向我这样的调查人员吐露此事感到不快。他说他并不担心我会怎么样,而是担心那个委员会可能在知道情况后干出什么事来。他问我关于‘三叶草’之事知道多少,我说了我所掌握的情况。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开始讲述此事,一直谈到傍晚。”
  托德拉告诉斯奈德,“三叶草”计划最初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说:“所有的大通信公司都参与了此事。但是,这些公司做这些事情连一文报酬也没拿到。”当时,有人向这些公司保证说,总统哈里E.杜鲁门和司法部长汤姆。克拉克知道这个行动并已批准继续进行。但是,直到1973年6 月,在托德拉最后把此事告知国防部长詹姆斯E.施莱辛格之前,他还不知道此计划已得到了更高层人物的批准。
  “就他所知,尽管国家安全局属于国防部,施莱辛格却是惟一知道此事的国防部长。”
  托德拉这样说。
  就像已被关进监狱在牢房里进行仔悔一样,托德拉概述了这一非法计划,后来斯奈德把他的话总结如下:在50年代一直选用电报纸带,在纸带上打上孔,然后加以扫描进行电子信息传送。每天,国家安全局的情报员去取那些留下的一卷卷打孔纸带,然后带回米德堡。60年代初,电报公司开始使用磁带。虽然这些公司愿意继续合作,但他们想自己存下这些磁带。这样,国家安全局就得找个地方来对这些公司的磁带进行复制。1966年,托德拉亲自出面,请中央情报局帮助在纽约租用一间办公室便于国家安全局进行磁带复制,于是便租用了中央情报局的办公室,一直用到1973年。托德拉说,1973年,由于中央情报局的律师担心此事不合法,中央情报局才不再给国家安全局提供地点。后来,国家安全局就自己在曼哈顿找了间办公室。
  托德拉回忆说,尽管国家安全局有许多职员知道有一个被称为“三叶草”的计划,然而在那几年,只有一名级别较低的管理人员一直负责此事并直接向他汇报。
  托德拉回忆说,好多年过去了,他没有听到关于“三叶草”的传闻。他说,这一计划就是这样,不引人关注,年复一年地进行着。
  我问,国家安全局是否会利用“三叶草”计划获取的磁带来暗中监视美国公民的国际通讯?托德拉回答说:“那根本不可能。”他说,一般来讲,国家安全局对这些内容不感兴趣。但他又说,有几次,国家安全局根据一些美国人的名字来监视他们的国际通讯内客,但仅此而已,“三叶草”计划就是按照这一准则挑选磁带的。
  他特别指出……尼克松政府原想将这一工作转给联邦调查局去做,但他们不愿接手。
  我问到国家安全局阅读美国公民的电报是否合法,他说:“这你得去问律师。”
  我还说,我本该想到那些电报公司会让人担心。托德拉说,“就是这些电报公司使我感到不安的。”他说,不管他们在国家安全局的要求下干了什么,那都是出于爱国。公司一直认定,国家安全局要这些磁带是为了查找外国情报,而这正是国家安全局的使命。如果美国公民的电报被偷看了,这些公司对此也一无所知。
  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反驳了托德拉。我认为这些公司向政府提供磁带,无论政府做何用途,他们应该知道他们给政府提供了一种使用手段。他们该为此承担责任。
  我的话惹得托德拉第一次在谈话中大发脾气。他重申,这些公司不应负责任。
  他们只是按政府要求去做,政府向他们保证过,这样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如丘奇委员会将这些公司的行为披露出去,只会使这些公司陷于一种难堪的境地,甚至会使它们受到起诉,并且会挫伤、打击美国其他公司与美国情报机构今后合作的积极性。我告诉他,丘奇委员会还没决定如何处理这件事,如何处理那些卷入此事的公司。我们友好地道别,但他显然为事态的最终结局担忧。他对政客们的不信任溢于言表。
  托德拉就此事认错道歉之后,斯奈德开始调查:这些电报公司是在什么时候知道这一计划的?对这一计划了解多少?只有原美国全球无线电公司的一名雇员从一开始就参与了这项工作。“他说军方曾找到他,要求公司与军方合作,”斯奈德说,“真该死,他只知道这些。”还有一位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负责人,“他来作证时,身边簇拥着他公司的一群律师。一旦我的问题涉及某人的姓名及职位时,这些律师就对我的问题提出异议。我对他们说,这是在美国参议院,不是在法庭上。如果他们还要对我的问题表示反对,我会叫一位参议员来否决他们的反对意见。我说完这话后,他们就不吭声了。”
  委员会起草报告期间,斯奈德反对向公众披露这些公司的名字,但是委员会的首席律师弗雷德里克。斯沃茨表示反对。他说:“这些公司有责任保护其客户的隐私。他们的行为应当被揭露。委员会如不将这些公司公布于众,委员会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在丘奇的压力下,委员会没有考虑国家安全局的强烈反对和委员会中共和党成员的不满,经过投票,决定将报告公布于众。”
  杰拉德。福特总统打电话给丘奇和其他参议员,恳求他们重新考虑此事。但是丘奇决定将此事追查到底。第二天,国家安全局局长卢。艾伦中将在委员会公开作证,这在国家安全局是前所未有的。听证室挤满了人,电视摄像机不停地在转。艾伦面对着委会员所有成员。虽然,丘奇没有提及那些电报公司的名字,但主动提出了“三叶草”问题。斯奈德说:“在丘奇看来,这一计划是非法的,向公众公开不会损害国家安全。”但是,在遭到委员会中的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和霍华德。贝克等共和党成员的激烈反对之后,丘奇同意只在秘密听证中再继续有关“三叶草”
  的讨论。
  在随后的几天里,白宫一直恳求委员会在最终报告中略去任何有关“三叶草”
  提法。斯奈德说:“司法部长爱德华。列维公开代表总统亲自请求委员会不要发表关于‘三叶草’的报告,因为公开这些内容将会损害国家利益。自委员会进行调查工作以来,这还是第一次。”但是,委员会成员的意见则倾向于披露此事。一想到多年来美国公民的信件一直移交到情报机构这件事,参议员们就烦恼不已。斯奈德说:“且不论合法与否,这种事件就不该发生……为什么搞清这些公司的身份就会涉及国家利益?的确,这份报告会使这些公司难堪,也许会因此被客户起诉,但是难道因此就不对外公开吗?”
  因此委员们通过投票做出决定:不采纳白宫的反对意见,将所有材料公布于众。
  斯奈德说:“据我所知,国会委员会以表决的方式决定,不顾总统的反对,发表总统认为应予以保密的情报,迄今为止,这还是第一次。”
  几个月后,1976年3 月,委会员接到通知,国家安全局的一位低级职员发现了一份和“三叶草”有关的文件,而且这是所发现的第一份文件(委员会的报告是以听证会的证词为基础,而不是以任何文件为依据的)。斯奈德说:“这份文件提供了许多原始信息,也使人们对那些公司声称找不到任何‘三叶草’文件的话产生怀疑。毕竟这些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涉嫌此事至少已达四年之久。”
  2000年,斯奈德升任中央情报局总监察长。回忆往事时,他说:“我开始发现情报机构与私营企业部门的关系还是维持下来了。律师们对此类事情也更加关心,人们也不再忽视合法性的问题了,而且情报部门与私营企业部门之间也有了书面协议,并由负责的官员签署。
  “我已认识到这次调查从长远看对国家安全局有好处。国家安全局也不希望再发生类似事件。继丘奇委员会调查之后,国家安全局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来确保其行为与现行法律相一致。我个人认为我可以证明,在涉及美国公民通讯方面,国家安全局一直小心谨慎,无可猜疑。丘奇委员会的调查虽令人不悦并且让国家安全局工作人员士气低落,但是也促使该机构建立了一套规范的工作程序,在美国法律范围内开展工作,并把精力放在主要工作上。23年后的今天,我仍对当时的工作表示满意。”
  丘奇委员会调查事件之后,一系列改革随之而来。其中一项就是《外国情报监视法》的出台。该法首次确定了国家安全局的工作范围,规定像“三叶草”行动那样未经许可大面积窃取通讯的行为为非法,同时规定随意把美国人列人监视名单的行为为非法。依据此法,成立了秘密联邦法庭,即外国情报监视法庭。国家安全局如要监视某位美国公民,或有永久居住权的外国人即持绿卡的人,必须事先得到法院的批准。为了获得批准,国家安全局官员必须证明,监视对象要么是某外国势力在美国的代表,要么与间谍或恐怖活动有关。
  但是,在美国,这类问题属于联邦调查局的管辖范围。国家安全局很少插手这种事情。据一名高级信号情报人员讲,因此在国内,国家安全局不把美国人作为监视目标。他说:“我想说清楚的是,我们不会在国内有意监视身份明确的美国人,因此,我们也不去法院申请许可,因为这并不是我们的工作……联邦调查局所担心的是美国国内的间谍。对有恐怖活动嫌疑的外国人也是这样。本。拉登来到美国,进入美国领土,我们也不去动那家伙。对付那个家伙是联邦调查局的事,因为他是在美国境内的恐怖分子。因此,在外国情报监视法庭于1999年批准的886 项监听许可中,大多数都是联邦调查局申请的。”
  然而,这种司法上的保护仅仅在美国境内有效。“新法律并不包括那些不在美国境内的美国人,”这位官员补充说。针对美国境外的美国公民的行动,只须取得美国司法部长的批准。然而,在海外,被国家安全局盯梢的美国人数量很少。“同时出现的,可能有五个吧,毫无疑问他们是某些外国势力的代理人,或是恐怖分子,或是外国政府的官员或雇员。我们不是指简。方达。”
  他又补充说:“我们会搞清楚,外国的某个神秘人物是个恐怖分子,并且持有绿卡或曾在美国居住过一段时间。如果他拿到了绿卡,我们会把他当美国人来对待。
  所以,我们追踪的人,一部分不是美国公民而是在美国居住的外国人,只不过他们已回到了他本国而已。“
  另一方面,对在美国的外国人进行秘密监视并不需要外国情报监视法庭的准许,只需司法部长批准即可,有效期为一年。
  确定哪些美国人是监视对象仅仅是问题之一。另外一个问题是:在截获的通讯中偶然涉及一位美国公民或英美情报网成员国的公民时,应该如何处理?随着技术的进步,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大。“网络已经互相渗透,”国家安全局的一位高级官员说,“我们的许多目标就在我们使用的同一网络上,这就是全球通讯基础设施。”
  对于英美国家居民的姓名的传播也有种种限制。在确定监视对象、收集、选择、存储并传送相关信息方面,国家安全局的最高原则就是“合众国信号情报第18号指令”,即“美国符号系统的信号情报操作之限制及程序”。该指令于1976年6 月也就是丘奇委员会调查之后不久起草的,并且不时地在内容上加以更新。
  1999年,有些人提出该指令是否应完全重新起草,以便更好地反映当今信号情报的工作现状。国家安全局一个行动小组说:“这些意见都是合理的,那个指令读起来费劲,不易理解,所述内容非常复杂,必须仔细阅读。然而这还不是制定新准则的正当理由。”
  该指令的关键是关于“美国人”的定义,因为这将决定某一被截获的情报是否被输人、分析并且加以披露。指令规定:“一位在美国境内身份明确的人,就被认定为是美国人,除非有明显身份证据来证明他是未获得美国永久居住权的外国人,或他的通信内容使人充分相信他并不是美国人。”
  另一方面,“一位有美国境外身份或住址不明的人,就不被认定是美国人,除非他有明显的证据证明他是美国人,或他的通信内容及所处环境使人有理由相信他是一位美国人”。
  1994年发布了题为“在信号情报中如何确定美国人的身份”的文件,进一步阐明了在何种情况下美国人的姓名可以从信号情报中删除或保留,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根据文件所述,美国人的姓名必须被删掉。但是这一规定在某些情况如在劫机或恐怖活动等紧急状态时不适用。其中一项规定是,“当获取到涉及美国人的、非常具体的、很有可能实施某一活动的情报时,报告部门应从维护美国人利益出发,发布一份包括美国人姓名在内的报告,越详细越好。”国家安全局会在绑架或劫机之类事件中启用“默许同意程序”,在这类事件中,“美国人会被进行恐怖活动的外国势力或组织挟为人质,因此对国家安全局的情报收集的同意可以是默许的”。
  另一例外则是,如发现“罪证”时,允许监听美国人的通讯。国家安全局现任局长迈克尔。海登说:“在遇到人身威胁、可能的间谍活动、高度机密情报的泄密等情况时,我们会偶尔违反或可能违反法律规定。在过去的16个月里,这种情况总共发生了18次。在这18次事件中,其中有10件是涉及美国人的。另有6 件似乎与美国人有关,但我们还不能确定。剩下的两件,其资料是涉及不明国籍人士的,我们根本不知道是哪国人。”
  1980年,在截获出人利比亚的所有通讯信息过程中,国家安全局情报分析人员发现总统吉米。卡特的哥哥贝利正与利比亚做生意,而且担任未经注册的利比亚政府的代理。当时的国家安全局局长将截获的通信内容交给美国司法部长,由此产生的调查活动后来发展成有名的“贝利门”丑闻。
  情报分析人员不仅不能在他们的报告中提到美国公民或绿卡持有者的真实姓名,而且也不能提到相关的美国公司的名称。按照内部文件,“分析人员通常必须选择代替词指称美国人,并且在报告细节部分时也应用此方法,以免读报告的人看出其真实身份”。
  在信号情报报告中,美国人身份每被提到一次,行动指导处必须对其进行记录,并且每季度向总检查官报告一次。一份内部备忘录上这样写着:“请务必记住,无论以何种方式向信号情报系统之外的人或组织泄露了某个美国人的身份,国家安全局都要为此负责,不管这种泄露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为避免不当的截获和传播信息行为,情报截获和分析人员经常接受培训(例如,1998年11月就举办了17次)。培训中,假设出一些会碰到的情况,情报分析人员学会如何做出正确反应。如假设“你有理由相信使用移动电话的某个人与国际贩毒有关,但是,你没有相关资料来判断他是不是美国人。你能对他的材料进行收集吗?”
  不管在假设中会设想出什么情况,现实世界的工作总会产生更复杂的情况,如在最终完成的报告中应保留和删除什么样的人名和头衔。下面就是在过去的几年中出现的一个实例。
  1993年1 月,当选总统克林顿即将宣誓就任的几周前。截获的情报涉及他和他的内阁班子,如何称呼就成了一个问题。因为使用姓名是违反美国法律规定的,但无需特殊许可,美国行政部门的高级官员是可以用头衔来指代的。但问题是,在他尚未宣誓就职情况下如何称呼。
  国家安全局的一份文件显示:“国家安全局办公室总顾问建议在报告中对这些候任人的称谓可以用如下方式表示:在他们即将担任的职位的前面加上‘候任’两个字(如:候任国防部长)。这种头衔应一直使用到这些候任人已被正式任命如克林顿内阁正式就职为止。候任人的名字未经许可不得使用。”
  有趣的是,我们观察到,国家安全局的情报分析人员必须把联合国官员的名字也从报告中删去,高级官员则只能保留头衔,而低职位官员必须用“联合国官员”
  这类一般称谓。
  在总统就职六个月后,国家安全局分析人员发现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的名字出现在监听报告中。她是什么人呢?联邦的一个法庭认定她从事有关保健政策的工作,应属于全职政府官员。安全局内部的一份备忘录里提到:“如果情报的内容与她的工作有关时,只能用职务头衔来指称克林顿夫人(当时她是全国保健改革事务总统专门调查委员会的主席)。如情报涉及她在其他行政部门的工作,也可用她的这些头衔来指称她。当无法确定外国情报的内容是否与克林顿夫人有关时,一定要进行核实。就像行政部门其他高级官员的情况一样,涉及克林顿夫人私生活和缺乏犯罪证据的活动也不得公布于众,即使在有证据的情况下,也需经过国家安全局高级管理部门及总顾问处的审核才可公布。”
  1994年,应波斯尼亚塞族总统拉多万。卡拉季奇的邀请,前总统卡特应邀到波黑去调解那里的旷日持久的战争。1994年12月,卡特表示暂时接受邀请并声明他将以“卡特和平中心”代表的身份前往波斯尼亚。
  对安全局来说,巴尔于是重点监听地区,所以行动指导处估计会截获到卡特收发的通讯信息。因此,国家安全局就卡特的名字是否出现在发给“情报客户”的报告中这一问题发出一条指令:现任美国(克林顿)政府对这一进展表示谨慎的欢迎,但明确指出,前总统卡特将不代表美国政府而以一个美国公民的身份前往波斯尼亚。
  既然前总统卡特将不正式代表美国政府,任何有关他去波斯尼亚旅行及参与结束那个地区的战争的报道,都只能称他为一位“美国人”。只有他在这次活动中最终成为美国政府的使者时,他才能被称为“美国前总统”。
  1995年,华盛顿开始对两个人的命运忧,G 忡忡,一个叫米歇尔。迪瓦恩,他是美国人,在危地马拉的热带雨林中开了一个旅馆;另一个叫埃弗拉恩。巴马卡。
  贝拉斯克斯,是个游击队长,与美国律师结了婚。有迹象表明他们被受雇于中央情报局的危地马拉军官所杀害,而中央情报局也许知道谋杀者。一位新泽西州的参议员罗伯特。托里切利气愤地给克林顿总统写信说:“中央情报局直接参与这次谋杀,使我得出惊人的结论:中情局已经失控,而且局里还有一个只能被称做犯罪分子的人。”
  由于中央情报局和国会都要求调查这件事,国家安全局被要求到它庞大的信息库——多年来所有储存的原始通讯信息——去进行核查,即从1987年1 月至今任何与迪瓦恩及贝拉斯克斯有关的信息中进行核查。鉴于安全局可能因此事陷入困境,安全局总顾问提醒行动指导处,依照联邦法律,在未得到安全局局长。司法部长或国外情报监视法庭批准的情况下,不允许收集美国人之间的通讯资料。“他还说:”
  安全局无权为执法或调查目的收集信号情报。“律师们担心这种监听行为会引起民事诉讼或刑事诉讼。
  1996年6 月,正当前参议员鲍勃哆尔和总统克林顿开始为秋天的竞选厮杀时,分析人员收到特别指示,不要提及任何候选人或政党无意间被监听的事情。一份备忘录说,“如同候选人一样,美国政党也被看做是美国公民,因为读取情报的人能够判断出某一美国公民的具体身份,所以应避免使用真实名字、独一无二的头衔、个人特征及具体的语言环境,以免暴露政治党派或候选人的身份。
  这份备忘录还说:“我们预测1996年的总统大选期间,有时为了解外国情报或评估其重要性,有必要提到一些政党或候选人。在这种情况下……就只用笼统的称谓来指称那些具体的人和政党:美国某政党,某位美国总统候选人,某位参议员候选人等。请注意,即使用了这些名称,其具体的身份还是可以从报告的上下文中判断出来。”
  1997年10月,克林顿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华盛顿举行了最高级会晤。
  在此期间,国家安全局计划进行大规模的窃听活动。该计划需要通过卫星和微波频道进行大范围的搜寻,来确定有情报价值的关键电话。
  早在四个月前,国家安全局的律师便向安全局的行动指导处发出了一份绝密的、简短的备忘录,为这次复杂的计划做准备。备忘录说:“这次计划涉及面很广。”
  这意味着国内的通讯频道也必须接受搜查。“在执行这一计划的过程中,任何有关美国公民的信息都应按有关要求去做。”
  备忘录又列出了一系列监听人员和分析人员可能会提出的疑问,其中有:“你是通过信息库得到的信息吗?”“监听对象是什么人?做为美国人他(她)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外国情报的目的是什么?”“你认为通过电子窃听能得到什么情报?为什么这样认为?”
  备忘录还列出一系列的指南。“如果你的监听对象是外国人,但无意间发现有美国公民和他交谈,你就可以报告,这是一份外国情报,只要你强调外国人一方而少提美国公民,而且应用一个笼统的名字来指称这位美国公民……如果有人需要涉及美国公民的情报,你就让他与P ()2 即国家安全局特别信息控制科联系。”
  官员们还预感到,分析人员还会尽可能利用国家安全局的“原始通讯贮存系统,这个系统里有能够鉴别美国人身份的信息”。因此,分析人员受到警告:“进入这个系统前,你对你的问题做过研究吗?进入该系统后,你想得到哪种类型的信息?”
  安全局尽管受到一些法律、法规和内部规定的严密控制,但仍能钻一些小空子。
  国家安全局要下很大力气删除已发出的报告中的美国人的名字,但其他使用其情报的部门(如中央情报局。国防情报局)只要给安全局发传真提个要求,便可获得他们所需要的名字。这个要求必须说明原因并指出“这个名字对了解和评估外国情报是必要的”。一旦收到这样的要求,国家安全局将把这些名字储存在信息库中达一年之久,在此期间,国家安全局不会说出这些名字对外泄露了多少次。
  “美国人的名字是不会被列人报告的,”国家安全局的一个“情报客户”在报告中说,“只会说‘美国人’。当然对英国人也如此。如果你需要什么人的名字,打个报告便可。有个部门叫美国人身份鉴别处,你可以给他们打电话或写信说,我想知道某某家伙是谁。当然,如你……要给他们寄封信说明原因,他们会告诉你的。
  你要告诉他们传送号码和顺序号码。这个美国人在美国还是境外都没关系。只要你把理由讲清楚,安全局的人就会给你打电话说:“我们收到你的信,顺序号码是…
  …‘然后他们(国家安全局)又会说:“这个人的名字就是这个,这是控制号码。
  ‘因此他们(安全局)便有了跟踪号码。“
  “如果信号情报报告分送给20个人,并不是所有20个人都需要情报所涉及的人的真实身份,”一个参与信号情报的高级官员说,“也许仅有5 个人需要并提出询问,他们应该用书面的形式提出要求,并且要证明是出于工作的需要,即是为了了解和评估外国情报,否则,我们就不提供。如果他们想得到某个美国人的真实身份,还得进行登记。”
  另外,只要安全局局长认定窃听内容涉及重要的外国情报或可能的犯罪证据时,两个美国人之间的国际通讯内容或在外国的通讯内容也会被保留下来并传送出去。
  1997年7 月1 日司法部长雅内。雷诺同意对这些规定所做的修订。
  涉及普通美国人的隐私问题时,如果对话的一方是政府部门的官员,录音带必须立刻毁掉——即使这位官员是与国家安全局的某位重要的监视对象谈话。
  对美国人来说,国家安全局的最大危险是它参与执法活动。在尼克松执政时期,国家安全局常被用来秘密监视一些反战分子和那些对白宫不满的人。而今天,国家安全局所监视的对象是那些“跨国界”的违法行为:毒品交易、恐怖活动、有组织的国际犯罪、武器扩散和非法贸易活动。国家安全局的一份文件提道:“这次收集情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毒品跨国贸易情报。这次行动也是执法的需要。所有活动必须按国家信号情报的要求来安排。所获情报应由国家安全局分析并上报。”
  一位参与信号情报的高级情报官员说:“如果信号情报活动可以告诉总统,‘当你监听某个家伙时,你实际上在监听某个卡特尔’,这是个应该让总统知道的好消息。”
  关于安全局参与执法行动一事,前任高级律师斯图尔特。贝克表示最强烈的反对。他说:“我在国家安全局任职时,我们经常诙谐地谈论检查官们在搜寻与大的调查活动有关的情报时所表现出来的反应:他们面对情报部门所收集到的情报,第一反应就是惊奇地张大了嘴。接下来,他们便热切地希望我们的报告中有大量有用的信息,于是就非常仔细地阅读每一份报告,后来渐渐地认识到报告都是为其他目的而编写的,而且似乎不会有满足他们要求的内容。最后他们便是感到厌倦,咬着牙苦苦地翻阅下去,多半是为了避免以后被别人指责检查工作不全面。”
  使国家安全局参与执法活动的主要原因是柏林墙的倒塌和共产主义国家的瓦解,“因为苏联已不再是威胁,”贝克说,“现在就可以把目标转移到其他国家。对于情报人员来说,跨国界的毒品交易、恐怖活动、外国人走私以及俄国人有组织的犯罪等是应予优先考虑的问题,所以很难说清他们的监视活动是执法行为还是维护国家安全的行为。”
  不久,一些以反毒品、反恐怖主义、反核武器扩散和反国际有组织犯罪活动等联合工作中心相继建立。在这些中心里有执法人员也有情报人员,这两个领域又危险地结合在一起。“几乎没有人认为把情报与执法分开会有什么危险,”贝克说,“我在国家安全局的一项工作就是审查来自药品管理机构的要求情报的请求。有时,由于怀疑他们在试图避开宪法和法规的约束,我们拒绝了他们的请求,但是如果管理机构和政府的头儿们下不同的命令,我也不能幻想我们的反对会成功。”
  最后,国家安全局是否秘密地滥用权力的问题就成了能否赢得别人的信任的问题。《华盛顿邮报》的大卫。伊格内修斯说:“相信我们能分清好坏,运用我们强有力的监督工具来为人类谋利益,作为一个美国人和一个信任他人的人,我想对海登将军和他周围的同僚们表示信任。美国需要一个国家安全局来破译密码、监听那些想谋害我们的人的谈话。但是期望世界上所有的人都那么热心是不现实的。令人高兴的是当恐怖分子在传播炭疽病时,国家安全局能抓住他。”
  在1 月份的某个星期一的夜晚,万籁俱寂,国家安全局的大脑超负荷地工作着。
  因一次突然故障,造成电讯中断,它的耳朵仍然能听到每小时数以百万计的信息,但是它的大脑已经失去思维能力。
  在三英里以外巴特勒大街上,国家安全局局长米歇尔。海登空军中将的豪宅里,中将刚刚吃完晚饭,正在看电视,秘密电话响了,他被告知整个系统瘫痪了。那是2000年1 月24日。
  晚上7 点,国家安全局的电子计算机显示格林威治时间已是深夜。由于某些原因,一套软件系统突发故障5 ;起了整个系统的瘫痪。“这是我们用来工作、处理信息的网络——米德堡一切都瘫痪了,”海登说。
  局长命令采取紧急措施,并通知计算机专家、电气工程师。数学专家及任何一个能在这个问题上起作用的人马上到场。“我跟他们说什么呢?”海顿自言自语。
  “我把比尔。马歇尔(企业通讯主管)叫来,我说:”比尔,我需要有个说法,我们要把这件事告诉给大家。我们该怎么办?“‘马歇尔建议召开全体大会。”我们确实就是那么做的。“在弗里德曼大礼堂讲台上,海顿告诫每一个人都不要提瘫痪这件事。”我说,我们出了故障是操作上的失误,大家要保守秘密,“海顿回忆道,”
  不能让我们的对手知道我们的系统瘫痪了。“在托德拉超级电脑设备所在的二楼,专家们拆开如同意大利面条一样错综复杂色彩缤纷的电线,电路和线路图纸覆盖在桌子和地面上,他们一寸一寸地认真地检查计算机的每一个神经系统。
  在三个星期之前即2000年元旦,海登成功地躲避了千年虫,因而这次瘫痪对他来说简直是个打击。但是在近10年内,由于使用过度,而且需求日益增长,国家安全局的大脑已经快要中风了。最早的征兆是在90年代,那时国家安全局庞大的处理、存储、分送信号情报的“宇宙”号系统已经在技术上落伍了。“宇宙”号系统需要130 人进行管理,占地20000 平方英尺,造成了巨额开销。
  为了避免瘫痪,“宇宙”号系统必须更换。1993年开发出一个名为诺尔马利莎的新系统,这个新系统使用标准的工作站、服务器和超级电脑,占地面积节省15000平方英尺,年费用节省300000美元,操作人员仅需10人。虽然这套设备体积变小了,但人们对它的要求大大提高了,例如加工信号情报原来可用1 个多小时,现在只能用10分钟。在负载过重的情况下,电子动脉瘤是不可避免的——最易出问题的时间是千年夜。除完成它大量正常工作外,国家安全局的电脑系统也必须从99转到00,即转到2000而不是1900. 在接近新世纪的几周里,海登命令:我们要制定应急计划,以便在发生严重瘫痪的情况下,“也能保证我们情报局继续运行”。他的前任肯尼思。米尼汉中将把千年虫问题称为“数字时代的厄尔尼诺”。1998年8 月,他说:“随着时间流逝,我们的员工将面临着最严重的技术上与管理上的挑战。”
  早在1996年10月,这个机构就建立了“千年编程管理办公室”,随后更名为“2000年监督办公室”。国家安全局也开始要求卖方对他们的产品没有千年虫的问题提出书面保证,并以此作为交易的前提。负责解决这一问题的是国家安全局的信息主任罗纳德。肯放。为了对付千年虫,国家安全局实施了一个紧急911 计划,去寻找并雇用那些懂得新老计算机语言的人。为了激励员工,米尼汉将军许诺发奖金和给假期。
  但到了1998年,国家安全局官员发现许多当初声称能解决千年虫问题的公司突然都依次收回了他们的承诺。国家安全局一份报告说:“有时,在事情发生之前,国家安全局不会知道其中存在着问题。”米尼汉说:“解决千年虫问题是一个冗长乏味的工作,期限不可更改,我们必须在此之前解决问题。”
  随着期限的临近,国家安全局数千台电脑的管理系统被评估,各终端都贴上了标签。绿色的标签表明系统运行正常,没有千年虫问题。黄色的标签表明系统仍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而红色标签提醒人们:“千年虫问题没有解决。”
  在临近关键日期不到一年的时候,国家安全局的应对工作一直落后于时间表。
  仅有19%的计算机做好了准备,近60%的维修工作还没有进行。但由于有了克服瘫痪的计划,到1999年7 月,计算机程序设计员们还是设法将94%的计算机修理好了。
  剩余的6 %预计在9 月未完成。
  最终,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一样,千年虫的侵袭没有破坏或只稍稍破坏了国家安全局强大的计算机系统和软件。安全局的工作人员继续监听,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1 月24日。
  最后,安全局花费了数千个工时及三百多万美元进行维修后,这一系统被重新组装起来。三天后,国家安全局从它的电子昏迷中复苏,它的存储记忆依然完整无损。“我们已经有能力存储这历时三天半收集到的信息,”海登说,“当我们反过去对信息进行处理时,用了八到十二小时。”在中断时间里,本应由国家安全局监听的许多信息转到了英国通讯总部。“我们为他们尽了一切努力,”英国通讯总部的一位官员说,“这使他们极为尴尬。”
  在遭受这次重创一年后,随着计算机管理更加集中化,国家安全局大概有12%至15%的大脑系统能再次正常运转。尽管如此,海登总结说:“对我们以及与我们有共同利益的人来说,网络的中断是一个信号,它提醒我们:建设一个新的基础设施所需的资金必须马上到位。而且,挑战并没有就此而止。”
  由于海登的脸又圆又胖,头顶又秃又亮还戴着无边的眼镜,他被形象地比做一个约翰。勒卡雷式的间谍头子,而不是一名伊恩。弗莱明式的小密探。他还缺少典型的高科技间谍头子的背景。在他上任不久,就告诉全体员工说,算术不是他最好的功课。他承认:“我不是一个数学专家,也不是一个计算机专家,我也不愿装做是专家。我将深深地信赖你们在座的每一位数学专家和计算机专家。”为了强调这一点,他补充说:“当我想到富有智慧和逻辑的智囊团整日在这儿工作时,我就能想起我的孩提时代的感觉:墨菲太太把二年级的课程表拿给我看时,我感到胆战心惊。”
  海登出生于1945年3 月17日,在匹兹堡长大。在大学和研究生院里,他避开了艰苦的数学和科学课程,学习了历史。在60年代末的强烈反战时期,海登被选进后备军官培训班,成为一名出色的研究生。就在他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后不久,他于1969年加入了美国空军,被分配到位于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在奥富特空军基地的战略空军司令部担任传令官,两年后他到关岛负责第八航空队情报事务。70年代后半期,他主要在佛蒙特的圣。迈克尔学院培训后备军官。
  1980年6 月,新提升为少校的海登被派到南韩的乌山空军基地担任战术空军作战大队的情报主任。两年后,他又回到学生的美好时光,后来又作为空军武官被派往保加利亚的索非亚。从那儿海登又调到五角大楼做政策工作。后来在布什执政时期又进人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直到1991年。他在驻德国的美国欧洲指挥部做了情报工作之后,接管了空军情报署,成为得克萨斯州凯利空军基地联合战争指挥控制中心的主任,在那儿深深地卷入了信息战。他后来在南韩担任联合国军指挥部副参谋长,负责处理在朝鲜战争中失踪的军人问题。
  海登在韩国收到了派他去国家安全局任职的秘密指令。在不久后一个周五的晚上,他和妻子一起去基地电影院看电影。上演的是一部他没听说过的影片《国家的敌人》,在影片中威尔。史密斯扮演一个被国家安全局窃听的普通公民,哈克曼扮演一个退休的国家安全局官员,这个官员时常为国家安全局的庞大权力担忧。
  “除了不符合事实外,”海登说,“那是一部很好看的影片,而且,我可以告诉你,在走出电影院时,我说,把国家安全局错误地描绘成了那个样子可不是一件好事。但是,一个团体能把秘密和权力扯到一起,我并没有感到不太舒服。这就是电影所反映的秘密和权力的罪恶。”
  当海登到达神秘城时,那里正遭到围攻。国会正向它发起攻击。士气比埋在地下的光缆还低。高级管理人员都成了“军阀”,陷入了无休止的内部战斗之中。国家安全局一位官员说:“‘军阀主义’这个词在这用了好几年了。这就意味着每个副局长都像封建‘军阀’一样,为了国家安全局的更大荣誉,都不会做出任何让步。
  如果把我的员工安排到另外的部门,我决不会干的。这些副手就如同狗抢占地盘一样。“
  另一个问题是高级政策委员会,它在影响国家安全局的很多主要问题上向局长提建议。这个委员会由许多长期争论的“军阀”组成,就任何问题达成协议都是不可能的。“我不知如何能做成一件事,”委员会的一个委员说,“房间中有35个人,却一事无成。在这个该诅咒的领导队伍中,人人各持己见。局长也不会在任何事情上得到一个大家一致赞同的意见。”
  海登到来后发现安全局的财务体系处于混乱状态。2000年1 月,一个官员就说:“预算是个大问题,他不知道问题在哪儿,也说不出个原因。这简直让他发疯了。”
  在新世纪来临之际,管理上的新问题是面临巨大的科技挑战。
  海登坦率地承认,安全局的生存面临着危险,“现在我们面临着最大的技术和分析的挑战——我们监控的目标随时都在变;非传统的敌人和联盟;全球性的信息技术爆炸;数字密码,等等。别弄错了,我们正面临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
  当计算机系统出毛病时,海登到国家安全局工作还不到一年。这也证实了他早就听说的国家安全局的“身体要出问题”的最坏的预言。“国家安全局过去拥有世界上最好的计算机,没有再好的了,”一个官员说,“现在甚至不能正常运行,这说明什么问题呢?你知道一个现代化的公司已经脱线四五天了吗?他们正在拼死挣扎。”
  曾在计算机科学方面闯出新路的国家安全局走了私营部门害怕走并且没能力走的路,现在为了保住生命,它只能拖住技术的尾巴不放。“他们具有的专门技术现在已不再有用了。”一位前官员说,“要他们拥抱这个新世界,那是一场苦难……
  他们现在只想苟延残喘,对付着活下去。“一个亲眼目睹计算机面临瘫痪的佛罗里达州的国会议员波特丁。格斯更直率,他说:”请相信我,这儿不过是修修补补,我们已不擅长我们过去做的事。“格斯还说:”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实际上国会情报委员会至少在三年前就已警告过国家安全局和与之相关的部门。“


  在安全局的计算机瘫痪一年多以前,国会情报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约翰。米利斯就说过:“信号情报已处于危险之中。”就像一个大副焦急地从一个将要驶向暗礁的船长那里抢过船舵一样,情报委员会开始强制国家安全局进行改革。米利斯和格斯曾在中央情报局的行动指导处工作了十几年。米利斯也曾在国家安全局的行政部门工作过一段时间,现在他们两个团结起来,重振国家安全局敏感的信号情报工作。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50年中,我们一直生活在信号情报的光荣时代,”
  米利斯说,“信号情报一直是决策人和军队指挥官选择的‘内参’。在以往,科技是国家安全局的朋友,但在前四五年中,科技已从秘密情报的朋友变成了秘密情报的敌人。”
  以前,通讯系统中的一次重要的革命——电话、收音机、电视、卫星或电缆电报——在一代人中可能最多发生一次。其中可预言的阶段给了国家安全局时间去寻找新的办法以对新媒体进行窃听,尤其有许多科学家也在暗中为国家安全局的秘密科学顾问委员会服务。而现在,技术革命一一个人电脑、移动电话、互联网或电子邮件——几乎每年发生一次。国家安全局的秘密顾问们无法在技术上占据垄断地位。
  从1992年到1996年初担任国家安全局局长的迈克。麦康奈尔说:“我们越来越需要与更加多样的电子环境打交道。杂乱不仅存在于人类的通讯和传感器的信号之中,而且存在于机器间的对话之中。”
  国家安全局面对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适应技术应用全球化的变化。国家安全局的一些监听对象仍然使用传统的通讯方式——通过微波和卫星传送的未加密传真和电话。从截获的有关伊朗试图获得C802弹道导弹的情报可以看出,国家安全局仍有能力用这些技术完成任务。但是,其他监听对象正在改用更复杂的通讯手段D 密电路、光纤、数字移动电话或互联网。问题是,要渗透到新的系统并且不忽视原有的老系统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时间和专门技术。
  “我们两方面都应做到,”海登坐在他的办公室里说,“不能放弃原有的,而且还要做得更多。现在世界上有些地区看起来正在超前发展,而别的地方看起来仍然像15年前一样。在先进与落后这两个世界里发生的事美国都要接收。当你在做一些新的工作时,那些旧的工作对你依然重要——在预算不允许你引进新旧两个信号情报系统时该怎么办?你现在对国家安全局的艰难处境已经有了精确的了解。”
  副局长芭芭拉。麦克纳马拉用直观的数据简述了今天国家安全局面临的另一个主要问题:监听通讯信息量过大。40年前有5000个独立的计算机,没有传真机,没有一部移动电话……在1999年有超过4.2 亿台电脑,其中大部分已联网,大概有1400万部传真机和4 石8 亿部移动电话,一而且这些数字仍在继续增长。电信产业通过投资亿万美金已经形成环绕全球几百万英里的高速宽带光缆。麦克纳马拉还补充说,进入2000年以后还会有3.04亿人上网,比前一年提高80%,其中生活在北美洲的人不到一半。
  国家安全局不仅要在不断扩展的通讯领域中进行窃听,而且白宫、中央情报局、五角大楼和其他部门安排给它的任务也在大大增加。1995年收到约1500条要求“立即”提供情报的“特别请求”。到2000年秋,这些请求的数字以17%的速度增长到3500件。正如国家安全局的一位高级官员所说,情报分析人员是在大量的信息中“蛮干”。
  问题不是如何在不断增多的通讯中进行窃听,而是如何把信息返回国家安全局。
  一位参与信号情报的高级官员说:“当然,你们先要弄清楚你们带回国家安全局处理的谈话都是些什么内容?你得用容量大的专线将其送回,所以不得不使用既有限又昂贵的带宽,你不可能把全球带宽都用上来把所有信息送回美国,因此有个物理难题……你必须用一个容量大的专线,而现在还没有。”
  即使能把大量的信号成功地送回米德堡,那里也不可能有足够的人去处理全部信息。“假设这里有一条能传递中美之间所有信息的专线,”一个高级信号情报官员说,“我们还要有语言专家来进行监听,而且在监听情报时你们可能发现最重要的信息是很微妙的……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语言条件来解决这些问题。”
  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在窃听时用大功率的电脑尽可能地对窃听的信息就地进行最早的筛选。“你们有了‘天线’,”一位高级信号情报员说,“现在你们又有了过滤器。通过识别特征把某人或某团体的通讯信息从众多的通讯信号中筛选出来。”
  他说,这些特征之一就是监听对象的电话号码。“你们正在寻找的是通过那个电话号码的信息。在一个被拨打的电话号码与规定的号码不同时,筛选器会将其忽略直到相应的号码出现为止。我们按所监听的对象名单来核对外面进行的对话,如果不符就将其拒绝,而对被拒绝一方不会有任何影响。你不查它们,它们就不会被储存。查到的资料被送到分析员手中进行分析,它们也许是在国内安全局总部的某个地方。”
  鉴于国家安全局现在面对的是世界范围内的电信通讯不断增长,美国国会已开始加以关注。一些人认为在多年管理不善的情况下,安全局过于依靠陈旧的系统,而没有在可能冲击该机构的新技术浪潮到来前做好准备。芭芭拉。麦克纳马拉坦陈:“到目前为止国家安全局已经落伍了。”
  现在国家安全局最感头痛的是从微波和卫星通讯——安全局最擅长用间谍卫星和地面站截获信息——向埋设光缆的转变。“技术已变成一把双刃剑,”海登说,“在黑暗的日子里它已成为我们的敌人。”
  据国家安全局一位高级官员透露,到2000年秋,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声音和数字通讯只有2 %是通过在美国的微波塔传送的。而且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放弃了除阿拉斯加外的全美卫星通讯,并把声音和数字线路卖给了快速发展的电视直播行业。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在70年代为传送更多的信息而在卫星上大量投资,”该官员说,“现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卖掉了所有的国内的卫星线路……这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里从事信号情报的企业似乎正成了被监听的目标。”
  正如国家安全局一位高级官员所说,改用埋藏的光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将自身的能量在90天内扩大了一倍。一小捆细如发丝的玻璃光缆容量更大、更加安全可靠。因此,可以像收集雨水那样容易地获取卫星通讯信息,获取光纤信号却需要限鼠一样的技能。
  90年代初,安全局对光缆的窃听困难问题非常担心,以致极力反对向俄罗斯出口相应的技术。例如美国拒绝了西屋公司的出口许可证,禁止实施跨西伯利亚光缆计划,而现在国家安全局必须应付第二代更复杂的光纤技术。
  从400 页的书到大量活动画面直到全部电影,如此大量的信息已经能在组成网络通讯的细小通道中挤过。麻省理工学院的大卫。克拉克说:“从光缆上得到东西的速度比摩尔定律还快。”这个定律预言每18个月电脑能力会增加一倍。光缆运载信息的能力每12个月就翻一翻。
  科学家正在现有的光缆上扩大光缆频道的数目,同时铺设更多条新光缆。这种新技术被称为波分复用技术,是在同一个光缆上运载不同波长的信号。这种技术叫做光纤相等平行处理技术。在2001年波分复用技术已经拥有了40亿美元的生意,而且工厂生产的光缆就像飞叉一样快速“弹出”。据在贝尔实验室工作的约翰。麦克切斯尼说:“工厂生产精密规格光缆的速度已达每小时60英里。”同时,每米的费用由1980年的1 美元下降到2001年的0 石美元。
  其中的一个系统被称为“氧气计划”,这是因为它试图将旧技术重新注入新活力。如果信号以16个不同的波长通过4 对光缆中的每一对,信息通过一条横越大西洋光缆的速度就达每秒640 千兆节——相当于同时传送1000万次电话的信息容量。
  1998年朗迅科技公司研制出“wave Star OLS 4006”系统。自称其每根光纤的容量相等于整个国特网,其传播速度可在一秒钟内传送相当于90000 册以上百科全书的内容。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是朗迅新系统的第一位客户。到2001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已经与欧亚地区一些公司签订了合同,其中包括荷兰、西班牙、韩国甚至中国的一些电信公司。
  这个系统是由朗迅公司附属的贝尔实验室设计的。很久以来,这家公司和国家安全局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威廉。贝克在国家安全局科学咨询委员会工作,同时,他还在不同时期担任过贝尔实验室主任、总裁和董事长,而且他也是第一个在贝尔实验室领导研制运用光纤系统的人。现任国家安全局科学咨询委员会的成员有前国务院官员阿诺德。坎特,前国防情报局局长陆军中将詹姆斯。克雷波尔和国防公司董事长詹姆斯。亚当斯。执行秘书是国家安全局的大卫。科卡利斯。
  国家安全局也已经和朗迅公司及国内一些电信公司组建了一个名为“多波长光纤联网”的集团。这个网络将研究先进的“光纤技术”,包括路由、交换和光波监测技术。
  1998年,第一个大型多波海底光缆工程设计成功并投人使用,从而使美国、英国、荷兰和德国联接起来。
  目前使用的新波分复用技术的容量比10年前所用的光缆容量大100 多倍。工程师们正计划安装168000千米的电缆,这些电缆足以绕地球四圈。其他公司也将铺设很多电缆。麻省理工学院的大卫。克拉克说:“我们要被光纤淹没了。”
  国家安全局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在因特网上窃听越来越困难。整个地球被许许多多复杂的、内部连接的通讯线路环绕起来,就像一个缠起来的线球。每过100天,因特网就扩大一倍。语音通讯也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有了新的数字移动电话。与以前分析模拟信号的工作相比,国家安全局现在的分析工作更加困难。和语音信息不同,数据信号是由数据束组成,这些数据柬可以用无数种不同方式分解和传输。“今天,你不知道信息被传送到什么地方,”一位情报官员说,“你可能监听到有人正通过地面上的线路给某人打电话,而对方是通过卫星移动电话来与之交谈的。你不知道信息是如何传送的,它可能通过了各种交换装置,你无法确定信息的确定位置。这样问题更加复杂,这也正需要我们找到解决的方法。”
  “将信号数字化,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保护信息的作用,”国家安全局的一个前任情报员说,“但是,如果你真的使用强大的密码系统——数字密码系统,那你就不必管它了。”
  密码曾一度被国家安全局垄断。在90年代,国家安全局试图宣布出口强大的密码软件为非法行为,但现在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这种主张。“密码政策过时了,”国家安全局的前任总顾问斯图尔特。贝克说。限制美国人销售密码工具的做法不会有什么作用,因为外国人还照样会销售。“无论我们采取什么措施,密码产品都会存在并迅速增长,”约翰。米利斯说,“这对信号情报来说是个坏消息,所以我们需要在一些新技术上投人大量资金,以便获取并破译我们通过信号情报获得的信息。”
  据国家安全局一位高级官员透露,、2000年秋,被加密的信息仅有10%。但是,对国家安全局来说,这个数字也是惊人的。他估计,在未来7 年内,至少有85%的通讯都要使用复杂的密码。
  由于国会情报委员非常重视国家安全局自身的问题,所以新闻报道也开始说该机构的听力下降了。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的一篇报道说:“新技术构成的困难也威胁着国家安全局,使它的‘大耳朵’越来越聋。”《新闻周刊》上一篇文章的标题是:“听力障碍——国家安全局科技落伍,无法对付恐怖分子、黑客以及其他的威胁。”
  对国家安全局来说,今后的日子也许会越来越不好过,监听工作也许会越来越困难,但现在这样批评国家安全局太过分了。该机构现在并没有“聋”,米歇尔。
  海登说,“有人批评我们无所不能,每天都在监视人们的电子信箱。还有人批评说,我们要成为瞎子和聋子。这两种批评都不对。”
  据国家安全局1999年9 月30日的一次内部绝密会议透露,国家安全局已经有办法窃听通过新技术传输的通讯信息。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负责后勤的副局长特里。汤普森和该机构的技术人员。
  汤普森说:“在五年前、六年前、八年前我们就预测到情报收集量增加及其给我们的分析人员带来的影响,现在都得到了验证。这要感谢你们和其他工作人员。
  我们现在正向前大大迈进了一步,能够搜集到监听对象通过网络、光纤和移动电话传输的各种通讯信息,我们的情报分析人员也获得了许多情报。我们的仪器设备还可以应付目前的工作。但是,还有一个更高的要求,就是我们最终要得到重要情报,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语言工作和情报分析工作。“
  汤普森还提到,为了打进因特网,国家安全局雇佣了那些对制造网络关键部件的美国大公司了如指掌的人。在这些人的帮助下,国家安全局对这些关键部件进行逆向分析,以便进行窃听。因特网中最关键的组成部分就是加利福尼亚州的思科网络公司制造的路由器。这些路由器是联接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兼容的计算机网络的特殊微型计算机。它们的作用就像一种邮政服务,决定不同的信息在网络上传输的路径。思科公司的一个电视广告说:“实际上,因特网上所有信息的运行、发送都要经过思科公司的系统。”国家安全局就是通过找到这个“邮政服务”中存在的薄弱区域,来监视并截获大量的电子邮件。
  在与技术人员讨论国家安全局雇佣短期人员工作时,汤普森说:“如果你能准确地预测出今后两年、三年或者五年的情况,比如说,你能预测到思科公司将不再是路由器的主要制造商,你就可以说,好了,在今后的三年或五年里,我需要一个能对思科的路由器进行逆向分析的人。但是,现在甚至在今后的几年里,我确实需要详细了解思科公司懂路由器的人,以便帮我弄清这些路由器在被我们监视的网络上是如何使用的。”事实上,国家安全局最近招收了一位思科公司的工程师,作为新成立的技术改造办公室的最高技术顾问。这个办公室的任务就是使国家安全局适应新世纪的发展。
  随着通讯传输从卫星转到光纤,国家安全局也许要重新对海底电缆进行窃听,不过现在的主要目标是欧洲大陆的“波分复用”光缆,而不是联接俄罗斯部分地区的钢缆。代替“哈里伯特”号潜水艇的可能是新型光缆窃听潜水艇“吉米。卡特”
  号,它将是有史以来最先进的海底间谍潜水艇,到2004年才能建成。1999年12月,电船公司与美国海军签署了价值8.87亿美元的合同,改造“吉米。卡特”号,使其能适应“监视、水雷战、特种战争、信息回收和复杂通讯”的需要。《洛杉矾时报》说,这艘“海狼级”潜水艇一旦建成,它将能够及时发现并回收通过海底光缆传输的绝密通讯信息。
  为了处理每天进入国家安全局的大量的信息,该机构计划“加快我们处理手头工作的速度,对那些没有加工的信息材料不予理睬”。
  这可能意味着赋予国家安全局的三大区域信号情报操作中心更多的责任。梅迪纳信号情报操作中心位于得克萨斯州拉克兰的梅迪纳基地内,负责监控加勒比海和中南美洲。第二个操作中心位于夏威夷的库尼亚地下燃料库,负责监控亚洲。第三个在佐治亚州的戈登堡,监控欧洲和中东。区域信号情报操作中心由国家安全局和军事情报机构共同配备人员,目的在于在美国本土加强截获情报的工作。这些工作以前是由遍布全世界的几十个监听站来完成的。这些中心收到的信号情报很大一部分来自卫星和地面遥控站。
  另一个由全球通讯技术的迅速变化所造成的问题是,如何设计最新的信号情报卫星来监控这些通讯系统。2001年刚刚研制出来的昂贵窃听器材也许在2003年就已经过时了。约翰。米利斯说:“我们每年花在一个卫星上的钱比我们花在所有的情报分析设备上的费用还多,实际上一点意义也没有。除了电子情报,我们就不该为了窃听那些常规的信息或是来自空中的数字化信息而花一分钱,可我们确实花了不少钱。这就是我们认为不能那样做的原因。”这种观念上的变化,对这样一个从50年代末就一刻不停地注视着太空的机构来说,是一次革命性的变化。
  这种变化屡屡给国家安全局下一代卫星的研制造成延误。专家们正在确定哪种收集系统更适合“综合空中信号情报建筑一2 ”卫星。专门为国家安全局制造卫星的国家侦察局说,新的信号情报卫星群——若干个卫星协同运行——可在1999年末立项,在2002年建成。但是现在看来,这项研制任务太艰巨,估计第一批系统要在2010年以后才能运行。
  国会情报委员会打算在这些方面给予国家安全局经济支持。“由于科技和电信的发展,国家安全局面临着更大的新挑战,”情报委员会主席波特。格斯在2000年说。各种通讯工具,如:无线电、卫星、微波、移动电话及光缆都可以和其他的通讯工具联接。每一种通讯工具都会带来了一种新的通讯方式。令人遗憾的是,当全球的网络变得更加一体化时,国家安全局却几乎不能适应这样一个一体化的形势。
  2000年6 月约翰。米利斯死后,蒂姆。桑普尔成为人事部主任,他与国家安全局的一些人进行了一次直言不讳的谈话。蒂姆明确表示,多年来国家安全局的领导忽视了许多问题。情报委员会的一些人对国家安全局的保守派人物芭芭拉。麦克纳马拉尤其不满。她在2000年6 月之前一直是副局长,现在是国家安全局驻英国的联络官。“人们有看法,我们自己会处理好,非常感谢,”桑普尔说,“我们都知道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我们过去干得不错,谢谢。我们会继续努力的。”桑普尔严肃地批评了国家安全局的管理问题:当涉及信号情报时,我们就找到国家安全局,我们遇到许多问题。其中有财务混乱、至少是令人琢磨不清的问题。还有保护自己的地盘——我们就在这儿待下去了。国会出面了,看在上帝的份上,别让他们把我们裁掉。我们已经发现机构中有些工作确实是重复性的,也存在着官僚主义作风。
  我会在内部处理好这些问题的。
  我们一直都清楚,国家安全局的眼界过于狭窄,即认为每件事都应在内部解决。
  这是想把某些人保护起来——这并不坏,只要你知道将来需要哪种人、哪种技能,那么你就想办法把他留下来。
  从管理上看,我们发现一个主要问题,那就是官僚主义。我们认为,一些管理人员脱离了员工。如果你深入基层,就会看到年轻人在努力工作。看到他们就想起我们当年刚参加情报工作时的情景,这就是爱国主义,就是保护国家安全。对于我们来说,那是很重要的。我知道我会使一些人感到不舒服,但是确实有人感到不错。
  有一点要强调,那就是管理部门的奖励。我非常赞成奖励一些人,让国家安全局对一些部门的工作、对他们的人事和行政管理、对他们所做的一切给予奖励。这是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也是人类价值中重要的一部分。它不是情报工作中最重要的部分,但我们感受不到这一点。
  如果你认为我是在瞎编,那就让我告诉你我曾接到过的一个电话,我将永不会忘记那次电话。我不能告诉你是谁打给我的,我只能告诉你这个人在国家安全局担任高层职位。我们当时正准备提出一项法案,并公布于众。后来,一天早晨,我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说:“蒂姆,无论你写什么,请你帮我一个忙,不要把它公开。”我说:“为什么?它又不是机密文件。”他回答:“因为我们即将得到管理部门的奖励,如果媒体知道了,就可能失去这个机会。”对我们来说,这很说明问题。在我们看来,这件事说明许多管理者,包括高级管理人员,并不像我们原来所想的那样。
  我们刚才说话的大意是,我们做了很多管理工作而没有做领导工作,这两者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曾说过,许多人工作很努力,很想取得一些成就,但是信号情报部门仍然前途未卜。我的话可能有些刺耳,会使很多人感到不安,但是我也很同情那些工作人员。我要反复强调的是,我们必须迎接变化。
  2000年时,有人曾经问海登是否相信国会要缩小国家安全局的权限,收回他的指挥权。海登以外交口吻回答说:“不,不是国会,”他说,“我们偶尔会和某些部门发生冲突,那是由于理念上的不同。我认为他们太注意细节问题。国会相当注意我们……这是件好事。我对大家说的是:这说明我们做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十分重视。
  “对我们不利的是他们不赞成我们的某些做法,我们彼此无法达成一致。我们会尽力克服的,重要的是他们在关注着我们。事实上,就这一点,我也曾和我的部下说过。我说监督我们的人偶尔会骂我们,即使是很严厉的批评。我给你们打个比方,你看到远处有个孩子在街上玩,但不知是谁家的,他在用肥皂涂抹别人的车窗,这时,你的脸上就会露出一丝微笑。突然你发现,那正是你自己的孩子,你就跑出去,拧着他的耳朵把他带回家。这有点儿像我们和国会之间的关系,如果他们不关注我们,他们就不会说这些令我们不舒服、难为情的话。归根结底国会非常重视国家安全局。”
  “我认为,在国家安全局的历史上,我们从未风光过,”国家安全局的一位官员说,“直到博比。雷。英曼的出现。博比。雷知道如何摆布人,他知道如何对付那些黑社会,如何使自己讨人喜欢,而他也因此出名。他确实是一个诚实正直的人。
  但是,问题是国家安全局里没有人知道如何做到这一点。虽然他们看到了他的行为,但却不了解他是怎么做的,或者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他们认为,如果让我们去讨好国会,训练我们的人按国会的意思去做,那就对了。我们想方设法这样做,但是不知道如何与国会打交道。我认为部分原因是他们把国家安全局局长们培养成政治小丑、傻瓜,而那些小丑、傻瓜们不知道如何与国会的政客们打交道。“
  当海登意识到国家安全局的生存依赖于改革时,他发出了一项指令:“如果我们试图在未来中生存,我们的机构必须改革。”然而他承认要想移动像国家安全局这样的冰山,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破碎和裂痕。“关于改革已讨论了不少,”他对神秘城的公民们说,“很多人认为改革是必要的,但有些人迟迟不采取行动。”
  像一个人得到了一辆旧汽车那样,海登决定请人检查国家安全局这部旧车的毛病在什么部位,并提出解决方案。他召集了两组人找出国家安全局的不足并指示他们把问题写成报告。一组由该机构的19位中层管理人员组成,另一组由五位外界管理专家组成。
  内部小组作为“新事业队”,由负责技术和系统的前副主任杰克。迪瓦恩负责。
  这些人很直率地提出了批评意见。海登把这些人戏称为“负责的无政府主义者”。
  “国家安全局的改革不深人,”他们告诉海登,“”国家的武器库将失去一种强有力的武器……国家安全局该调整了:个人的作用超过整个机构的作用。为国家做出过卓越贡献的国家安全局现在已处于危险之中,而且我们的情况十分紧急。“工作组还直言不讳地道出各种问题的根源所在:问题就出在现在和过去的领导层。尽管没有指名道姓,但他们所指的显然是当时的副局长芭芭拉。麦克纳马拉和前任局长肯尼思。米尼汉及他们的前任。他们告诉海登说:”在过去十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国家安全局都存在着领导危机。正是因为缺乏领导,才导致国家安全局竟没有一次制定出策略并加以实施。缺乏领导也是造成国家安全局管理程序完全失控并瘫痪的原因。这些缺点将我们置于绝境……领导层在多方面都指挥失当。它不能提供一个共同的远景目标或策略;无力或不情愿就棘手的问题做出抉择;不能卓有成效地培植未来的领导人;尽管十年来国会一直都在提出批评意见,但丝毫不见有什么真正的改善……实际上,在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国家安全局是靠它的工作人员来支撑的。“
  工作组还用尖刻的语言描述了高墙大院内的气候氛围,称其为“我们那孤傲的文化”。
  其他的批评还包括:只顾建造大型的、优良的窃听设备而无视国家安全局的情报客户的需求。这些情报客户包括:白宫、五角大楼、中央情报局及其他使用信号情报的部门。有人对这个小组说:“你们关心技术胜于关心客户。”另外一个问题是重复劳动。
  外部小组也是直言不讳,他们批评说国家安全局行动缓慢。拖沓,不能及时地从类似微波窃听器这种陈旧的、舒服的目标向以因特网为代表的更新、更难的目标转移。有人对海登说:“无论熟悉的目标与技术有什么样的吸引力,领导层必须机智灵活,他应决定何时转向更加困难、更有效果的目标。”
  同内部小组一样,外部小组也对该机构的“神秘文化”进行了批评。据他们说:“这多半是因为,有史以来,它一直都处于一种封闭孤立的状态。这种状态是在‘国家安全局对外不存在。也不与局外人交往’的这种文化观念中逐渐形成的。”
  另外,小组还指出:“‘国家安全局超级神秘’的形象对安全局的需要已不再有用了。”再有,许多指责都是针对现今及过去的高级管理层的,说他们不仅培植了一种过度神秘的文化,甚至还营造了一种恐怖文化。外部小组告诉海登说:“照人们目前的心态来看,恐怕会导致形成一个人人不敢表达心声的团体,我们对此很担心。
  尽管人们非常坦诚地同我们讲话,但他们总是要求不要说出是谁说的,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提供的信息反过来会被人利用来指控自己。“但不管怎么说,雇员们都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国家安全局正走向衰败。工作组成员们说:”员工们都知道,国家安全局越来越落后,不能正确地面对全球网络崛起所带来的内在问题。而且,目前的管理基础设施看来也支撑不住势在必行的改革。“
  海登说:“两个小组所描述的这一机构的大概形象是:不搞内部沟通,不与外部联系。这是近半个世纪来过多地分割与封闭的结果。这一点是我个人的看法,不代表组员们的意见。有一种管理思想认为做出重大的决定是很困难的,主要因为那些决定本身太重大了!”海登还说:“要是队伍小一点,我们就会灵活——此海登马上着手落实工作组成员们提出的各种建议。1999年11月15日,他拟订出一个”百日大变“计划。这是一个要在仅仅三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内将许多改革举措落实到位的计划。与此同时,为了挫伤保守派的反对与攻击,他还采取行动,稳固其所拥有的权力。他引用传奇式人物阿拉巴马大学足球教练保罗。布赖恩特的话说:”如果球员不行动起来,那么,即使有再好的足球计划也没办法踢赢。“就这样,海登废除了那些把持很大权力的、宠大而臃肿的高级管理组织。高级领导小组、重大问题研究组、局务管理评审组等一夜之间就不复存在了。他惟一保留的就是行政领导小组,但对其进行了彻底的精减,只留下局长、副局长、业务副局长及情报安全副局长。
  为了扭转曾令其前任非常痛苦的预算问题,海登雇佣了一位财务主管,国家安全局的第一位财务主管。此人名叫贝弗利。赖特,是海登从机构外挑中的人选,具有投资银行的工作背景,曾获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被选中时,她是巴尔的摩一家公司的财务主管。按照海登的说法,她的工作就是为国家安全局策划出一种管理策略,“保证我们的任务决定预算”,而不是相反。
  他还命令简化人事升迁过程,甚至开始采取最简单的措施,向外部世界打开了一道门缝。海登要在发给全局的备忘录上宣布这些举措。
  终于,在2000年6 月,芭芭拉。麦克纳马拉收到了她长期等待的调往伦敦的调令,这就为海登提名自己心中的副职人选铺平了道路。带有很大讽刺意味的是,他并没有选择一个年富力强的人来帮助他开创新世纪的新格局,而是选了一个在麦克纳马拉之前就在国家安全局工作的,已退了休的名叫威廉。布莱克的雇员。这是位有着38年经验的老手,但起关键作用的无疑是他的后10年,这10年他完全是在对国家安全局的未来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领域中度过的。其中包括,从1990至1993年担任国家安全局欧洲主管;1994年至1996年担任苏联方面密码破译组组长;1996年至1997年退休,任局长的信息战特别助理;他也曾任海外特别情报处处长以及曾就职于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联合秘密组织,该组织为了渗透到外国通讯机构,专门从事世界范围内的情报窃取、非法秘密搜查和进行贿赂等活动。最后,因为布莱克从国家安全局退休后曾在科学应用国际公司任高级主管(这是一家主要的国防承包商),他还能从商业公司的工作经验中得到借鉴。
  到2001年,国会对海登力挽狂澜,摆脱困境的做法非常满意,想方设法让他连任了五年——正常期限为三年。
  自冷战结束后,国家安全局这颗新星的崛起是直接以牺牲中央情报局及其间谍官员逐渐缩编为代价的。事实证明,谍报员是无法与国家安全局反应迅速、信息可靠的窃听器抗衡的。两个机构彼此没有好感。国家安全局前局长、退役陆军中将威廉。奥多姆对波托马克河对岸的这个对手机构的批评非常尖刻。他说:“中央情报局除了擅长从首相的桌子上窃取备忘录之外,没什么别的大能耐。”
  中央情报局前局长罗伯特。盖茨认为海湾战争或许已经证明了秘密情报人员的惨败。他说:“证明科技与人力之间巨大差距的最有说服力的最新例子莫过于海湾战争。美国军方指挥员可以获得超一流的图像与信号情报,但我们用人力所获取的情报却非常肤浅,比如,伊拉克侵犯科威特的用意何在;伊拉克对国际制裁的承受力如何;伊拉克武器计划究竟是个什么情况,等等。”
  到1998年为止,全世界任何地方在一个时期内的间谍活动都超不过10到15起。
  行动指导处——间谍之家的官员人数锐减到不足1000名。
  鲁埃尔。马克。格雷希特从1985年到1994年都是中央情报局秘密谍报机构的官员。他不仅对身处世界敏感区的行动指导处人员提供的大部分情报质量提出质疑,对其真实性也表示怀疑。在1998年2 月的《大西洋月刊》上,格雷希勒以爱德华。
  雪莉为名写了一篇文章,其中称行动指导处为“一群可怜的预言家和老大哥”。他说:“行动指导处多年来在大部分国家经营着一种很容易被人识破的间谍把戏,它所招募的特工人员质量低劣,在炮制情报方面自欺欺人。”他还指出:“到21世纪80年代中期,中央情报局绝大多数驻外特工的业绩顶多是平平,而且案例官员大量招募特工人员就是为了得到提升。早在苏联解体前,人员招募、情报欺诈等这些封闭的间谍世界的副产品已经使行动指导处丧失了其诚实可靠的特性。”
  格雷希特报怨说,即便是在非常重要的外派岗位上,中央情报局也不太注意派遣掌握针对某一国家基本技能的人。他说:“我在伊朗工作八年,却没有发现一个伊朗组主管官员会说或读懂波斯语。在近东地区工作的官员中也没有一个懂阿拉伯语、波斯语或土耳其语,只有一人能用法语对付。”另外一名前任官员指出,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派往伊拉克北部去援助政治反对派的中央情报局小组中,“几乎没有几个能讲阿拉伯语的官员”。
  梅尔文。古德曼是在中央情报局及国务院工作过的一位具有24年丰富经验的苏联问题分析人员,现为国防大学的一名教授。他认为,中央情报局的间谍机构已是不合时宜了,他用以下若干事实说明,从事秘密活动的间谍人员已成为濒临灭绝的一族:“中央情报局的情报来源未能破译1968年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战争意图,1973年安瓦尔。萨达特进攻以色列的意图以及1990年萨达姆。侯赛因对科威特的企图。”最后,他得出结论说:“现在该是我们彻底摒弃只有靠秘密收集情报才能确定外国领导人意图这一迷信说法的时候了。”
  到1998年,中央情报局的人员已大幅度减少,就连国会情报委员会主席,中央情报局前案例官员波特。格斯也不得不宣称:“可以很公正地说,用人力搞情报已经无技可施了。”
  在20世纪的90年代,中央情报局的人员被裁了23%,该机构在情报预算中的份额也降得很低。当国会将270 亿美元作为联邦预算一部分分配给情报部门时,据一位官员说,国会给国家安全局做了大幅度提高,却不见增加中央情报局的资金投入。
  几个星期后,国会又追补了15亿美元作为急用资金。又据一位观察人员说,技术型间谍得到了其中10亿美元,真可谓一笔意外之财,而中情局的间谍人员只得到其中不足20%的份额。
  罗伯特。盖茨指出,他的机构应完全摒弃隐避的、准军事化的职能,而且情报分析员的队伍应该更小一些。1996年,这位老领导在感慨这种情形的讽刺意味时说:“我是在花费了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来营造它之后说这番话的。”
  本世纪末,不仅作为情报搜集与秘密行动机构的中央情报局的地位跌入低谷,而且作为整个情报部门总头儿的情报局局长的位置也是每况愈下。盖茨说,从原则上讲,中央情报局局长负责全美的间谍机构,但实际上,情况已不复如此。他曾在中央情报局的一份刊物上说:“我们这里实际并不存在中央情报局长,根本不存在。
  中央情报局局长只控制情报部门的极小一部分资产,而且,有很多实体根本不存在什么领导。“
  中央情报局局长对情报部门的资金也没有什么控制权。由前国防部长哈罗德。
  布朗及新罕布什尔州前参议员沃伦。鲁德曼所领导的情报改革委员会在1996年指出,中央情报局局长只控制情报部门预算的15%,甚至连这个数字在两年后都大幅度地下降了。在谈及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权威时,约翰。米利斯在1998年年底说:“对全国的国外情报计划及其有关负责机构行使权威简直是太困难了,因为他们中的90%都是由国防部来筹资管理,归国防部所有。”米利斯认为,这样做又导致了另一个问题,即:精力绝对地、完全地集中于短期的、战术性的情报上,这是以牺牲战略的,即政治的及外交的情报为代价的。他还说:“自从沙漠之后八少漠风暴行动以来,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放弃了战略性的使命,以此来满足军方获取战术情报的迫切要求。”
  为了重建秘密行动机构,中央情报局在20世纪90年代末进行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谍报官员招募活动。从1998年到1999年,提供的工作岗位增加了52%。由局长乔治。特耐特领导,重建了中央情报局海外机构,并对位于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附近的秘密训练营地‘农场“进行了彻底的整顿。以往每年培训的间谍及秘密行动人员的数量减少到不足几十人,但是到1999年,学员的数量(大部分是28至32岁的年轻人)却又涨到120 人,而且,在未来几年内有望每年增加到180 人。每个谍报官员的平均培训费用为45万美元。这就意味着,重建秘密行动机构要涉及一笔巨大的投资。为了进一步快速提高谍报人员的能力,特耐特已准许国防部人力情报机构,即五角大楼人力情报机构派其学员到训练营地接受训练。
  特耐特将重新树立中央情报局的重要地位视为头等大事。他于1999年秋在乔治敦大学所做的一次演讲中明确指出,与用机器当间谍相比,他更喜欢用人当间谍。
  他说:“最终成为我们巨大财富的是美国情报部门的男男女女,而不是卫星或传感器或高速计算机。”
  事实上,人充当间谍与机器间谍的结合才能相得益彰。据高级情报官员们说,1978年建立起来的联合秘密情报组织将中央情报局的秘密间谍技术与国家安全局的科技能力结合在一起。这个特别情报收集机构的目的在于将复杂的、包括窃听器和抛物天线在内的窃听设备安置在不易被察觉的地方,然后瞄准关键的可利用的外国通讯人员。
  “特别收集处”的领导人员在国家安全局与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中换来换去,它是由以前中央情报局的D 部门分出来的。D 部门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由威廉。弗里德曼的第一个雇员富兰克。洛利特建立的。艾伦。杜勒斯担心来自新崛起的国家安全局的竞争,所以雇佣洛利特在中央情报局内部建立了一个微型国家安全局。当时,正值洛利特心情比较沮丧,因为国家安全局局长拉尔夫。卡奈因要他调换工作,离开信号情报组主管的位置,去负责编码部。据当时同他一起组建“特别收集处”的搭档亚伯拉罕。希尼科维说:“这种提议令洛利特很不高兴,因为他不愿意调到编码部,所以,他就调到了中央情报局。”(大约在五年后,洛利特又调回国家安全局。)
  多年来,D 部门的使命就是协助国家安全局窃取国外密码资料,利用外国密码与通讯方面的人员。50年代末洛利特离开后,这个部门由威廉。哈维来接管。他是一个秃头、肥胖、暴突眼的老牌间谍。哈维曾长期充当中央情报局与国家安全局的联络员,50年代负责执行了中央情报局的酉柏林地下通道行动,成功地窃取了东柏林一个重要电话网的有关机密。
  哈维在当D 部门的领导期间,设计出一项名为ZRffeIFLE 的方案,该方案旨在招募能够帮助他窃取外国密码机密、贿赂解码人员的特工人员。他将国家情报局与中央情报局的这一联合行动计划概要写在几张黄色的公文纸上:1.明确目的:这个ZRffeIFLE 项目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发展及利用特工人员来实施D 部门的行动。特工人员要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几个地区去寻找,但是为了行动的安全等原因,他们很可能不会在其居住的国家内被起用。目前的特工发展活动正在西欧及东欧地区进行,但是预计还要向其他地区拓展。这项计划的实施是针对第三国的设备和人员开展行动。
  2.目标:依照国家安全局对秘密行动部门提出的主要要求,这一行动计划的目的在于截取密码、秘密文件及相关信息。鉴于这些要求时常变更,所以,这个项目执行期间不列出任何长期有效的目标,而是根据需要与时机采取特别行动。这个项目将由其他部门以及各监听站点协同D 部门来完成。


  3.背景:军事行动对外国密码及秘密文件的需求越来越多,为了满足这一需求,D 部门在1960年开始把在世界各地寻找特工人员的工作作为发展活动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国家安全局的要求越来越具体;涉及的问题越来越敏感。由于大部分监听站点的设备达不到要求,而且,运作的全过程需要集中管理,因而决定最好由D 部门来完成这项工作,因为它最能紧跟国家安全局在情报获取方面的要求。
  尽管ZRffeIFLE 方案的最初意图是招募秘密搜查人员以便进入外交机构来安装窃听器及拍摄加密文件。但在20世纪60年代末,该方案又增加了一项新任务。哈维得到指示:ZRffeIFLE 方案除了从事盗窃活动之外,还得将“执行行动”掩盖起来。
  这个部门将成为中央情报局的暗杀总部。哈维总是随身携带着一把0.45口径的手枪,而且喜欢干硬汉子的任务。所以,他似乎是这项任务的最佳人选。而深藏在D 部门的国安局和中情局的ZRffeIFLE 联合行动方案就成了成功掩盖新功能的最佳手段。
  然而,中央情报局要实施的暗杀方案最终在国会听证会上被泄露出来,这些行动后来被禁止。
  今天,“特别收集处”取代了D 部门。密码编辑、光学纤维、因特网及其他新技术的出现使得国家安全局的情报窃取及密码破译人员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而“特别收集处”却迅速扩大,而且变得越来越重要。它的任务就像以前电视中的“无所不能的部队”执行的任务一样,是为了找到回避众多问题的特殊途径。中央情报局的一位高级官员说:“昨天的密码破泽人员就是今天的系统管理人员。获取大量秘密的最方便的途径是进入外国的数据库,进入数据库的最佳途径是通过贿赂等办法收买那些管理系统的人。再有,通过贿赂的手段,叫人把窃听装置安装在计算机的键盘或网络比较薄弱的地方,那么,国家安全局就会在加密软件发挥作用之前截获信息。”
  “特别收集处”的总部设在马里兰州贝尔斯维尔的斯普菲尔德路戒备森严的现代大楼群里,位于国家安全局以南几公里的地方。在那里,有一间实景展示室,所有目标城市都再现于电子环境中,目的是检测一下,哪些天线或接收器最能够有效地截获情报。而且,窃听器、接收器以及天线全部都被做成日用物品的样子,以便走私到外国。“有时候是一个非常小的天线,你也得想办法将它偷偷带进去,”国家安全局前任局长斯坦斯菲尔德。特纳说,“有时候,你要进行窃听的地方又小又窄,很难在那儿安装天线,我的意思是说好比在戈尔巴乔夫先生的床底下,就很难安装。”
  国家安全局或“特别收集处”有时通过收买工程师或通讯官员的做法去干扰一个国家的整个通讯系统。重要的窃听活动往往就在美国大使馆的某些房间里进行。
  但对于那些不好对付的国家,“特别收集处”的特工人员有时必须装扮成商人乘飞机进入那些国家。特工人员可将抛物天线包装成一把雨伞带进目标国家。一部接收机或辅助发射机从表面上看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收音机或手提电脑。“特别收集处”
  的官员把经过伪装的设备安装在微波能够控制的偏僻的地方,比如说森林的树上、农场房屋的阁楼里。这些设备截获到的信号被传到地球同步信号卫星上,再由卫星传给国家安全局。有时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特工人员还要爬到电线杆上直接安装窃听设备。
  信号情报的重点最终要从“动态”信息转向“静止”信息,这是信号情报史上最深刻的一次变革,而“特别收集处”将在其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第一个横跨大西洋的情报截获站在缅因州霍尔顿的古灵农场建立起来了。此后,信号情报主要是以截获通过空间传送的信号为主。但是,由于科技的发展,这样做越来越难,而且代价昂贵。正如一些高级情报官员们所说,将来要转向大量的静态信息,即计算机数据库、软盘和硬盘中的信息。这些信息可以通过电脑网络远距离获取,也可以通过“特别收集处”用物理手段来获取。
  广义上说,这种不断变化的观念说明了美国间谍界转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原来的观点:获得秘密的最好途径就是到隐藏秘密的地方去窃取秘密。不同的是,现在贮藏全世界所有信息的地方很可能就是一个硬盘。
  第十二章 腹地透过表面的这一切——尖利的铁丝网、四处嗅探炸弹的警犬、众多的武装警察、特警小组、路障和写有警示可能发生的危险和灾难的指示牌——神秘城与其他任何一座美国城市一样在运转着。
  虽然你在任何一张美国地图上都无法找到它,但是如果合成一体,神秘城却是马里兰州最大的行政市之一。每一个工作日里都有经过特别审查的32000 余人——其中有平民、军职人员和承包商人——在市区内总计32英里长的各条道路上奔忙,这些道路都是以前美国国家安全局要人的名字命名的。这些在市区各条道路上奔忙的人们将他们的车子泊在停车场地,然后各自走进一座建筑物。神秘城共有17000个停车场散布在方圆325 平方英亩范围内,该市共有50栋建筑物,总计建筑面积超过700 平方英尺。从城市发展的角度来看,神秘城是全美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在1982年至1996年期间,它在城市新建设上所花费的投资超过了5 亿美元,另有将近500 万美元用于租用150 万平方英尺政府用地。此外,在新世纪到来之前的最后几年里,还有15280 万美元用于投资兴建新的城市建筑和设施。
  神秘城的城市预算长期以来一直是严格保密的,在最近于该市的工程技术大楼召开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才首次予以披露。1999年9 月,负责公共事务工作的行政处副处长特里。汤普森在对技术雇员发表讲话的时候说:“如果我们是一家拥有40亿美元的预算和现有数量雇员的法人公司的话,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便能够与体利特一帕卡德公司相抗衡。”
  事实上,美国国家安全局1995年至1999年的预算总计达175.7 亿美元,为2000—2001年度谋求的预算达73.04 亿美元。在雇佣工作人员方面,美国国家安全局雇员人数约为38000 人,超过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两家雇员人数之和。安全局的中央安全部门另有雇员25000 人,这些工作人员负责操纵和控制为数众多的情报站,但是不作为国家安全局的正式雇员。
  在神秘城登记注册的各种车辆有3.7 万部;该市的邮局每天要分捡和递送7 万份邮件;负责巡逻和保卫这座秘密城市的是该市自己的警察,但是执法的权利结构分设在两个州。从规模上讲,该市的警察局在全美17358 个警察局里是占总数4.8%的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的警察局之一。该市甚至有它自己的特警部队。国家安全局的巡警车每月平均巡逻3850英里,平均每年要对700 次紧急呼叫做出反应。
  20世纪90年代前夕,神秘城的警力已增至700 余名着装警官。这些警官使用特制的装备以便使他们能够在绝对安全的情况下对紧急情况做出快速反应。他们可以使用装备有安全便携式电话和加密闭路电视系统的应对紧急情况通讯指挥中心,这种技术装备使通讯指挥中心能够在保密状态下与该市的紧急情况处理中心和它的援助行动计划中心取得联系。这个中心每天24小时下达指令,控制市区,保持通讯联络畅通无阻。
  如果需要查明存在的威胁,神秘城还有它自己的特别行动小组,或称紧急情况应对小组。小组成员身着黑色准军事部队的制服,头戴头盔,手中挥舞着各种武器,其中包括9.5 毫米自动手枪。随这个小组行动的还有由国家安全局医疗中心派去的两名军医。无论是在高度戒备状态期间还是在其他时间,作为一种威慑因素,这个被称为黑衣人的小组被指派把守神秘城周边的门户。另一个特别小组,行政部门保卫小组,负责派人为市政府的行政主管和副主管充当司机和保嫖,并且在这两位市最高首脑计划出现的地方为他们提供高级的安全防护措施。
  作为国家安全局不断加强的城市周边反恐怖主义保卫计划的一部分,整个市区的周边都在修建围栏和路障。一旦围栏和路障建成,任何一辆未经注册的车辆在获准进入神秘城之前均需在一个花费了400 万美元建成的甄别检测中心通过检查,以便排除携有炸弹和其他会造成威胁的物品的嫌疑。在这个检测中心,一小组操作人员与11条经过特别训练的荷兰牧羊犬和比利时马利诺依嗅弹犬严格检查每一辆轿车和卡车。从荷兰引进的牧羊犬还被用于救援行动和应对紧急情况。它们被装进经特别设计的切诺基吉普车里运到市区每一处发生紧急情况和需要救援的地方。这种吉普车装备有一间狗房、一个遥控车门开启装置和一个可以使这些牧羊犬在高温季节免受高温侵袭的温控装置。在目前次数有限的行动中,这组探查爆炸装置的牧羊犬每星期平均检查750 余辆各种车辆。
  神秘城每年的耗电量为409005840 千瓦时,经由662 英里输电线输送——这个数字相当于马里兰州首府安那波利斯的耗电量。神秘城拥有的计算机占地面积达6英亩;总计重达25吨的空调设备一年里释放出的冷气超过60亿立方英尺;该市每天需耗电5400万瓦,以点燃总计达50万只灯泡;这座城市每个月为耗电支出的费用数字惊人,高达近200 万元,成为全州第M 大用电城市。1992年,神秘城消耗掉了35000亿英国热量单位的燃油、电和燃气——相当于3300万加仑的燃油。
  尽管有可供使用的巨大能量,神秘城仍需不时地实行用电限制。据国家安全局的一份文件称,这样做的结果是导致“至关重要的外交情报”丢失。为了解决这一令人恼火的问题,该市建起了自己的发电厂,可以在短时间内发出25兆瓦的电,足够满足一个拥有3500户居民的社区的用电。
  在冬季,每个小时有243000磅滚烫的蒸汽通过37英里长的隔热管道输送到每一座建筑物,为这座城市供暖。95英里输水管道纵横交错在市区,连接着42英里长的污水管道和排水管道,为这座城市提供饮用水,同时也使那些通过了绝密级审查的管子工终日忙忙碌碌。该市拥有自己的消防局,还拥有32个独立的警报系统和402英里长的喷水装置,上面装有21万个喷嘴。万一这些喷嘴失灵还有约5000个备用灭火器。1998年,忙碌不堪的消防局共出勤扑救火警168 次,进行医疗救助41次,救助车祸44起,进行天然气探测8 次,还扑救灌木火5 次。
  让国家安全局的雇员献血要比从他们那儿获取机密情报容易得多。国家安全局是马里兰州献血工程的最大献血户,每年供血近6500品脱。因此只要需要,国家安全局雇员和他们的家属就有权要求用血。事实上,每天都有不少加仑的血液从神秘城运送出去用于救助在恐怖主义事件中受害的人。像俄克拉荷马这样相距甚远的城市,在位于该城的阿尔弗雷德。莫拉联邦大楼于1995年被炸以后就曾经接受过国家安全局密码破译人员献的血。在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1998年被炸以后,也曾经接受过美国国家安全局密码破译人员献的血。
  在娱乐生活方面,神秘城放映它自己的影片,但是在该市围栏之外的任何地方都无法看到这些影片。最近放映的影片包括:拉普语影片《开拓者》、高棉语影片《日落时的村庄》、豪尔语(西非内陆国家布基纳法索使用的语言)影片《温德。
  库尼》。
  神秘城甚至还每年举办一次电影节,由该市语言学协会组织,其间上映的影片各种各样,其中有豪萨语的尼日利亚影片《这是我们的土地》。该片描写一个堕落的商人企图买下整个一座村庄,同时又掩盖该村地下埋藏有珍贵的宝石之事实;也有伊朗黑色喜剧片《求婚者》,该片讲述一群伊朗人在他们位于曼哈顿的公寓献祭一头羊,结果却是面对一个特警小组。其他还有埃塞俄比亚本地语阿姆哈拉语影片《丰收。三千年》、塞内加尔语影片《阿罗来信》、冰岛语影片《大自然的孩子》以及威尔士语影片《赫德。温》。在2000年的电影节上最具吸5 !力的影片是蒙古语影片《一个蒙古人的故事》。神秘城语言学协会就像一个独特的录像片商店,它拥有超过105 部、讲48种语言的录像带可供出借给该市的市民。
  至于那些对传统的娱乐休闲方式更感兴趣的人,神秘城有自己的代理售票机构。
  这个代售机构在最近一年出售了217000张本地体育运动场、剧院和其他活动的门票,总价值近180 万美元。没带现金买票去听歌剧?神秘城有自己的私立银行——联邦信用合作社大楼。该信用社拥有75000 会员,总资产为41200 万美元,在马里兰州位居第2 ,在全美位居第20. 需要日托护理?神秘城有它自己的为出生5 星期至5岁的孩子开设的儿童世界,儿童世界拥有经马里兰州政府批准建立的幼儿园,该院可以接纳305 名儿童,是马里兰州类似幼儿园里最大的一个。棉药签可以在国家安全局自己的药店里买到,药店里最受欢迎的商品是块儿糖。站在商店收银台后面的玛丽艾伦。史密斯说:“国家安全局有很多吃零食上痛的人,他们零食吃得真不少!”
  这个商店第二种热卖商品是头疼药,这是一点儿也不足为怪的。
  喜欢弹奏钢琴的人可以参加克莱维尔俱乐部;崇尚武艺的人有他们可以去的竞技俱乐部;追求生活享受的人可以参加阳光。白雪和滑水俱乐部的旅游团去澳大利亚和瑞士;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则有自由州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俱乐部(称为K3IVO ),该俱乐部定期举办无线电“猎狐”,其间俱乐部成员尝试使用无线电测向仪来追踪在野外用便携式无线电侧向仪发送简短信息的其他成员;神秘城还为那些希望能向电离层以外的空间发送信号的人成立了好消息圣经俱乐部;最后要提到的是,国家安全局所在的这座保密城市甚至有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和双性恋雇员俱乐部,该俱乐部还有供内部使用的网址(p 人俱乐部以杰出的英国数学家艾伦。图林的名字命名,二战期间,图林在破译相当复杂的德军密码系统的工作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战后,他因同性恋问题被宣告为危及国家安全的危险分子。他在曼彻斯特被判为有同性恋行为痛好,后来被怀疑使用毒药自杀。
  每年的6 月,神秘城都要举办一次为期一星期的、面向所有佩戴徽章员工的“全美节日”,这个节日意在弘扬国家安全局圈子内的多样文化。节日管委会说:“还有比这更好的展示美利坚民众诸多同异之处的形式吗?”2000年,神秘城的居民就可以在弗里德曼礼堂上演“谁想做百万富翁”,或是观看玻利尼西亚舞蹈家的表演,学跳萨尔萨舞,尝试击剑运动,或者听苏格兰风笛演奏的曲子、福音合唱团的演唱、理发店四重唱,或是听流行音乐唱片节目主持人维特诺依兹的播音主持。
  神秘城有11个自助餐馆和一个要人餐厅,因此没有人会在这座秘密的城市里挨饿。仅OPS 大楼就拥有一个庞大的自助餐厅,面积超过45000 平方英尺,有75名雇员在这个餐厅工作。这个自助餐厅每天准备200 加仑的汤,可以为6000多人提供午餐。消防站的便装餐馆设计的像一个大餐厅,坐落在市郊的一条林荫路上,提供包括热狗、油煎土豆、洋葱圈儿和各种特色菜。在纽约德里,顾客们可以让店家按照他们的要求制作三明治,也可以自己动手制作三明治,然后根据其重量付款。神秘城还有一家墨西哥煎玉米卷餐厅和一家比萨饼屋。
  为了帮助居民通过运动和出汗的方式消耗他们日常食用的烤干酪辣味玉米片儿和深盘水果比萨饼,这座秘密城市还设有6 个健身中心,总计建筑面积为16000 平方英尺,神秘城的居民可以到这些中心去做有益于他们心血管健康的运动。他们可以选择在楼梯机、走步机、生命循环器、北欧雪道、固定或卧式脚踏器。划艇、越野滑雪模拟器以及抗气体放电管等仪器上做健身运动。每逢星期二和星期四,在OPSZB楼里,一些具有超人武艺和技巧的人给同样痴迷此道的人讲授,教他们如何独立跨虎,如何揽雀尾,如何云手,如何倒卷肽,以及如何做太极拳的其他五十多个复杂动作。其他课程包括少林武术、韵律操和一种瑜咖功的培养柔韧力的课程。健身中心还每年组织市民进行一次5 公里跑。在结束了一天破译密码的繁重工作以后,还可以到健身中心去接受由有证的按摩师提供的“坐式按摩治疗”,每分钟收费1 美元,并且可以免费享受引导式的沉思。
  神秘城还有各种各样独一无二的职业协会,称为学术组织。最先成立的是秘密一语言学协会,该学会有自己的一些分支团体。例如,其中的词典编纂特殊兴趣组致力于推进词典以及术语集注的编纂,甚至包括非书写文字语言的词典的编纂。其他两个特殊兴趣小组一个是声音信号,主要研究课题包括重音和首音互换;另一个是信号翻译,致力于翻译方法的研究。
  其他学术组织包括秘密一数学研究所、计算机信息科学研究所和国际事务研究所。通信和信号系统分析家有他们的通讯系统分析协会;密码专家有他们的密码协会;窃听设备操作人员有他们自己的(情报)搜集协会,该协会每年授奖给该年度成绩最显著的窃听员。
  虽然神秘城从很多方面看都是独一无二的,甚至对很多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但它又是一座很平常的城市。像其他大的社区一样,它也同样受到垃圾污物、对犯罪行为的恐惧和其他问题的困扰。1993年,负责保卫密码破译这个内部圣殿的国家安全局警察同时向几千辆车辆发出了违章停车传票,出勤处理了236 起交通事故和其他742 次紧急事件。国家安全局的工作人员抱怨工作条件差,一位雇员所在的部门搬到了老的OPS 大楼地下室,他抱怨说:“在通向那几部楼梯的每一条走廊和过道里都堆着废物,一架架丢弃的设备,倾斜破旧的、曾做各种用途的橱板和架子。”
  另一位雇员则抱怨一部已完全烧毁、却停留在该市一处停车场地好几天的汽车和OPS ZA楼前逐渐堆起的废物和垃圾。
  有些居民害怕在夜间步行穿过地道和走道。一位夜班工人说:“如果走南边那条地道等于自找麻烦。那条地道虽然有一排吊灯,可是只有一盏是亮的,而且光线很暗,很可能会有人守在那儿,跟着我走进地道,然后等周围没有人的时候抓住我。”
  国家安全局的总部与行动部的大楼位于神秘城中心,建筑面积为68英亩。以这样的建筑面积它可以轻易地容纳四个国会大厦还有富余。这是一座现代化的、四方型的建筑物,每层楼都装有黑色单向玻璃,从外面看上去,这座大楼在很大程度上就像一座新式的办公楼。但是,正如国家安全局的大多数其他事情一样,外表只是一种假象。
  在它折光的玻璃后面才是那座大楼的真实面目。折光玻璃窗后面是一座由一层橘黄色的铜金属和独特的窗子防护的建筑物。这种独特的窗子用防弹厚玻璃制成外层窗玻璃,加上一层薄些的玻璃制成的内层窗玻璃,两层窗玻璃之间是5 英寸厚度的消音间隙和一层薄薄的铜金属层。这种精心设计的防护层旨在防止任何声音和信号——实际上是防止任何电磁放射——传到大楼外面。这种钢防护技术代号“暴风雨”,被用于神秘城大多数的建筑物,还被用于防止电子间谍捕获任何能够说明问题的电子放射。像黑洞一样,国家安全局将周围的每一个信号吞噬,却不让任何一个电子信号泄露出去,至少这是国家安全局所追求的目标。
  国家安全局行动指挥部大楼是一座面积达300 万平方英尺。向四面八方伸展、内部又互相连接的迷宫一样的建筑物。要进入这座迷宫,先要通过两层楼高的来宾控制中心,它是这座神秘城市所设的总计100 个由国家安全局武装警察守卫的固定监测站之一,它负责检查来宾参与机密工作的许可证,同时发放来宾徽章。
  国家安全局的徽章大小如一张扑克牌,正面是国家安全局持证工作人员本人的照片。它远非一张塑料卡片,对神秘城几万每天居住在该市的居民来说,徽章本身就代表着生计,一旦它被拿走,他们的生计会在顷刻间不复存在;徽章颜色的改变则意味持证人的升迁或降职;如果持证人早晨出门上班时忘记配戴它,那么他这一天便会狼狈不堪;如果将它遗失了,持证人就会受到怀疑;如果徽章上增加了一个什么小附件,那么持证人的活动天地就会稍稍加大。
  已经通过了长期的背景调查,经历了一系列刺激神经的测谎仪测试,获得绝密级工作许可,最终接受了行规教育得以进入通讯情报和密码编写绝密中心的人佩戴蓝色徽章。接受行规教育是国家安全局以接受该组织的秘密交易条件作为先决条件,吸收某人参加该组织的方式,而后,这个人便获得了看到黑幕后面所发生的事情的权利。它就像一个没有滴血盟誓的黑手党招募党徒的仪式,现在新加盟者便被告之他们的国家如何窃听他国情报,破译他国密码以及如何解读他国的绝密情报。
  接下来,会有人语气严肃地给这些刚刚佩戴上蓝色徽章的人讲解一些秘密代号的意义。比如,如果一份文件上印盖了HtTp://wWw.eBook6.Cn 几个字母,即意味着这份文件揭示了最高级信号情报的来源和方法。他们其中一些还会接受一些额外代码识别的培训,比如Gamma ,这个代码的意思是指情报来源于特别敏感的诸如内部国外情报系统或国家安全局可以破解的密码系统。其他代码,比如Zarf,意指情报是由窃听卫星获得的电子情报中截获的。就像一个螺旋状物体,机密分类系统是层层相套的。1974年,一套名为VRK ,意为限制性知识的新系统,经批准为国家安全局的绝密机密专用。
  佩戴蓝色徽章的人控制和主宰着神秘城,但是蓝色徽章只是构成安全彩虹的26种不同式样和颜色的徽章其中之一。经过彻底审查的承包商人佩戴绿色徽章;那些只有机密工作许可证的人佩戴的徽章上印有LIG 三个字母(意为有限公司临时许可证);在国立秘密技校上学的学生佩戴的徽章边缘是青绿色的;前任主任和副主任佩戴的徽章上则分别带有红色和蓝色的条纹;重要的来访者则佩戴PV(特许访问者)
  徽章;而未经审查的来访者则必须佩戴上边有一个大的“V ”字的徽章,同时必须由一名徽章上印有一个“E ”字(意为“护送”)的人护送。
  除此之外,要进入一些绝对保密区域,有时必须得在挂相片徽章的链子上拴上一个小塑料牌。例如,在国家安全行动中心工作的工人要挂上一个写有“NSOC”
  (国家安全行动中心四个字的首字母缩写)字母的牌子;在位于英格兰中部的门维斯希尔工作站巨大的监听站,只有佩带的徽章上斜系着一根蓝色带子的国家安全局的人才能获准进入这座隐匿了西尔克沃思作战计划的大楼。西尔克沃思作战计划是一项矛头指向俄国微波通讯系统的卫星监听计划。
  再有就是红色徽章,它相当于国家安全局的“红字”。这种红色徽章是由那些被吊销了参与机密工作许可证的人佩戴的。佩戴红色徽章的人一般在“红色走廊”
  ——药店和其他特许区域里工作,但是对这些昔日佩戴蓝色徽章的人来说,这红徽章却是一种极大的无法抹去的耻辱。脖子上佩戴着红色徽章的人不准接近机密情报,他们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几条走廊和诸如银行、理发店、餐厅、信用合作社以及机票和娱乐活动售票处这样一些后勤管理区域。恶性透支、未经允许会见外国官员以及传播已经两次澄清的无事实依据的谣言,这些行为都可能成为将一个人参与机密工作的许可证突然收回的理由。
  不管佩戴何种颜色的徽章,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会得到以下警告:“在你离开国家安全局的任何一个设施时,一定注意不要戴着你的徽章到公众场合去,以兔公开你与国家安全局的从属关系。”
  一进入来宾控制中心那座白色的五角形大楼,首先迎接国家安全局雇员的是一幅6 英尺的国家安全局标志图画——一只紧抓着一把银色钥匙的鹰。国家安全局把鹰的双爪叫做“邪恶的爪”。这幅标志画的前方是10个人口终端控制器,由中央保密指挥站监控。国家安全局雇员把自己的安全徽章插人终端控制器里,在键盘上输人自己的身份证号码,然后等待说明铁栅栏门已开启的绿灯亮起。派往非定期检查小组的国家安全局警官特别干部会在未予事前通知的情况下实行突击检查,旨在发现任何将秘密文件偷偷带出大楼,或将照相机、磁带录音机、电脑磁盘或一种叫做“菲尔比”的电子玩具带进大楼的企图。
  1998年12月,保密官员在内部门站发出了一条“菲尔比警告”,禁止将这种毛茸茸的小玩具带进大楼,因为这种很普通的。眼睛外突的小玩具动物带有一个能够让它模仿人们所说的词语的小装置。保密官员们担心这个毛茸茸的玩具会在它的微电脑里记忆并保留谈话的只言片语。这条警告称:“不允许国家安全局雇员将这种东西带进国家安全局的领地。”
  经由这个来宾控制中心可以进入花费410 万美元建造的、11层高的OPS ZA大楼,这是神秘城最高的建筑,造型像一个黑色的玻璃魔方,国家安全局大多数行动指导部门都设在这座楼里。这些部门负责加工处理大量截获的情报,解开其中复杂的密码系统。
  经过来宾控制中心就来到了另一个充满秘密、保密提示无所不在的世界。在电动扶梯的上方,“魔幻信息”板上的移动电子文字警告雇员们不要在这座秘密城市之外的任何地方谈论他们的工作。从走廊和餐厅的屋顶上悬挂下来的牌子上写着警告词:“不要泄漏秘密,伙计,不要谈论保密的事情!”还有其他一些警示贴在市区各处的告示牌上。在来宾控制中心不会召开任何会议,因为未经审查的人可能会在那里出现。根据国家安全局保密手册规定,在“走廊、休息室、餐厅、理发店和药店”的谈话不允许涉及保密内容。
  国家安全局的保密办公室在神秘城每一个休息室、每一家快餐店、每一处走廊和楼梯井等处挂满了由“保密意识官员”设计的招贴画,还有一些招贴画被送往海外的监听站和承包商的工地。有一幅招贴画的设计是:树枝上悬挂着一个绞索,说明文字是:“等待一再破坏安全规则的人。”一些招贴画的策划有非常鲜明的时间印记。就在东、西德实现统一的那一天,保密官员们(向公众)推出了一幅新的招贴画,上面画的是东德的军队站在柏林墙上,文字说明是1931年一位苏联官员颇具威胁的预言:先用虚假的和平姿态欺骗他们,然后苏联一定会用军事手段打败资本主义者。还有一幅招贴画上画的是山姆大叔在一棵大树下鼾然人睡,而躲在暗处的苏联恶魔正准备伺机占便宜。
  这些招贴画引起一位国家安全局雇员的质疑:这种活动是否代表“一种不太复杂的、以使人回忆起传统的冷战时期的宣传设计来进行政治灌输的形式”。另一位雇员则抱怨来国家安全局的人“一定会觉得它们是超现实的”。
  近来,招贴画开始表现大众文化。有一幅招贴画的画面设计颇像一个很热播的电视智力竞赛节目“谁想成为百万富翁”的场景,提出的问题却是:“如果一个外国情报官员设法接近你,你该怎么办?”供选择的答案有:“A.回答他提出的问题;B.接受他的礼物;C.与他讨价还价。”圈出的正确答案是“D.向有关部门报告。”
  最后还加上了一句话:“这是我们所确定的答案。”还有一幅招贴画上面是这样一幅画:上方有说明文字“窥探者之钵”,说明文字下方是一个废物筐,里面装有《新闻周刊》、《纽约时报》和其他一些报刊。
  1996年,国家安全局的艺术家在招贴画上画了一个面容冷酷的小考尔。里普肯,这位巴尔的摩黄鹏队的棒球手,双膝弯曲,手上戴着棒球手套,样子像是随时准备接球。他站在一面暗绿色的横幅下,横幅上写着:“保密,我们最好的防卫。”倒霉的是,事前谁也没有去征得考尔的同意,因而引起他的商务管理公司的反对。塔夫顿集团的首席顾问艾拉。雷尼斯指责说:“如果上面画的确是考尔,他们需要征得我们的允许;如果他们未经同意就利用考尔外表形象的一些东西,那就侵犯了考尔的公众形象权。即使他们只是出于宣传的目的利用他的外表形象,他们也从利用考尔形象上获取了价值。”
  在OPS ZA楼的地下室,走过2A0114号房间便是神秘城保密工作指挥站。援助行动中心由一个很高的弧型的控制台控制,控制台包括一排排的电脑屏幕以及保密电视和电话设备。这个中心每天24小时运转,监视整个市区保密工作的情况。它还经由它的紧急情况处理中心而成为神秘城的危机解救中心。每天,该中心的官员们要处理1500余次电话呼叫——因丢失钥匙而无法进家门的;请求帮助的;因生人擅自闯人自己的家而报警的;还有无线电发送的指示。这个中心同时还控制在市区建筑物的楼顶和走廊里居高临下监视市区情况的几百部闭路电视摄像机,包括置局长的住房于经常性的监视之下的摄像机。
  无论神秘城的哪一个人拨打911 ,接听的都是援助行动中心。保密官员立刻可以确定呼叫电话的准确位置。该中心平均每个月处理40次紧急呼叫。除此之外,中心还要负责跟踪国家安全局的情报员和查明失踪雇员的下落。如果神秘城面临任何危险——比如炸弹威胁或是恐怖主义袭击,援助行动中心有权实施“敌对情况紧急行动方案”。
  国家安全局隐身于远离聚光灯的地方,因此少有遭受外部袭击的事情发生。一旦侦察到此类企图,无论可能性有多么小,国家安全局都会立即进入戒备状态。例如,1996年7 月3 日,援助行动中心和国家保密作战中心以及国家安全局世界范围窃听网中心,同时得到有人暗中递送的情报,称:有人计划在国家安全局所在地搞示威集会。经查明,组织者是巴尔的摩紧急情况应对网。这是一个非暴力的小规模组织,主张以和平而非暴力方式来解决冲突。它的领导人是菲利浦。贝里根,一个经验丰富、长期以来致力于和平抗议活动的人。
  示威集会定于转天举行,而第二天恰逢7 月4 日这个全国性的假日。国家安全局局长和他的高级部下们立即接到了通知。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政府机构很快被告之提供有关巴尔的摩紧急情况应对网的背景情报。据一份内部文件记载:“援助行动中心。安全部、公众和媒体事务部以及保卫部门的成员一起召开会议制定国家安全局紧急情况应对计划来对付这次威胁。”保卫部门起用了他们的特别行动小组。
  接着将情况通知了米德堡的武装警察,“他们动员了一个小分队去加强保卫部门官员的力量”。
  做好了对付除全面核战争之外各种情况的准备的国家安全局这次一定感到很失望。大约上午10点30分,约30名喜睡懒觉的活动分子凑在一起聚到了围栏外面,手里举着抗议国家安全局非法活动的标语牌。他们先是开始诵读圣经的片断,然后有人背诵一份‘脱离国家安全局宣言“。他们将这份宣言贴在一块大牌子上,要把它呈送给陆军中将肯尼思。米尼汉。在温暖的阳光里站了几个小时以后,这群人又调头折回巴尔的摩去了。
  离开援助行动中心以后,来访者沿一条通道便可走进耗资5630万美元修建的OPS ZB楼——一座长方形的黑色玻璃建筑。走进这座建筑物,来访的人立刻就会被里面黑色的大理石抛光墙面所吸5 ;。墙上雕刻着一个宽12英尺、高8 英尺的三角形,三角形里面是国家安全局的标志。三角形的下方,152 个人的名字分成8 栏刻在墙上,他们生前曾是军职和文职的密码学家、情报窃听人员和情报分析人员,后来因公殉职。在这些名列这座于1996年2 月题献的美国密码学会纪念壁上的人当中,有陆军专家詹姆斯。戴维斯,他是第一位被打死在越南战场上的美国军人;其他名列纪念壁上的人当中还有17位飞行员,1958年他们驾C130侦察机飞越当时苏联的亚美尼亚上空的时候,因飞机被击落而殉职;同样名列纪念壁上的还有美国“自由”号战舰上的34位船员,他们因遭以色列的袭击而丧生。
  将墙面设计成高度抛光的黑色大理石面的目的是想让工作人员能从这面纪念壁上看到自己的影像,从而提醒他们;他们与那些献出了自己生命的光荣者一样,是在无声地奉献和支持这个事业。在这面纪念壁的附近是以第一任局长的名字命名的卡奈因套间,常用来接待来访的知名人士。
  神秘城市长、空军中将迈克尔。海登的办公套间设在行动部ZB楼的第8 层上。
  在没有特殊事情发生的最平常的一天,他的闹钟在早晨5 点40分将他叫醒,但是他并不急于起床,而是闭目躺在床上,收听美国国家广播电台6 点的新闻摘要节目,然后很快冲个澡就钻进他的那辆沃尔沃牌轿车,驱车3 英里到国家安全局。海登说:“我自己开车,或者,如果我儿子或妻子需要用车的时候,他们就捎上我,送我一下。但常常是他们把我捎上,送我上班。”
  海登一般在6 点50分到达国家安全局,走进大厅,将他的徽章插进确认身份的读卡机,然后走过旋转栅栏门。如果有急事,他可以用钥匙打开在人口右边的一个私人专用小电梯;但是大多数时候他只是与其他早到的工作人员一起挤大的雇员电梯。
  上到8 层以后,海登走到走廊尽头进入行政部门区。这里面设有包括局长和副局长以及主要工作人员的办公室。曾有一度,这个套间被称为“红木区”,但是今天这里已经没有红木(办公用具)了。与前不同的是,接待员工作区域的墙上挂满了镶框的照片,照片中拍摄的都是国家安全局最大的监听站,其中包括门维斯希尔监听站,它的十数根窃听天线隐藏在天线屏蔽的下面。海登从那儿向左拐进一扇上面无任何标记的木门,就到了他的在走廊角上的办公室。
  从防窃听的窗子望出去,海登便可将他统治的这个向远处延伸开去的、迅速崛起的王国尽收眼底。靠着米色的墙壁放着一个大书橱,书橱里面有他家乡的足球队和棒球队——匹兹堡铁人队和海盗队——的纪念册。另一面墙上挂着一篇镶了框的发黄的报刊文章,这篇刊发在1941年10月的报纸上的文章宣布海登的父亲,小哈里。
  海登已被作为二等兵应召人伍,并且已经到达北爱尔兰。这个大办公室的中间是一张深色的会议桌,周围有八把绿色的椅子,边上还有一张上边有金色图案的长沙发。
  办公室里还有一个面板倾斜的立架,为的是这位市长有时需要站着工作。
  海登坐在一张绿色的高靠背椅里,不远处有一个小型取暖器来驱赶冬季的寒气。
  他的胡桃木办公桌上放着一个笔架,这个笔架从他在朝鲜战场任指挥官时就一直跟着他;还有一本上面印有“局长”二字的笔记本和一只布鲁克斯通世界钟。他身后的桌子上,紧挨着国家安全局的旗子,放着三台电脑——一台用来做保密性工作,一台用来做非保密性工作,还有一台保密手提式电脑连接他与他的国家安全局顾问委员会成员。这个顾问委员会是一些圈外人组成的顾问小组。桌上还放着几部电话,一部专用于内线保密电话;另一部专用于接外线机密电话;还有一部“红线”电话,它的按键可以让海登在即刻间接通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其他高级官员。
  但是没有一部电话可以让这位主管与白宫直接通话,的确,在海登任职的第一年,他从未与克林顿总统直接通过话。海登说:“在与我的前任交谈过后,我的感觉是,好像在过去,国家安全局局长与总统之间建立经常性的联系一直是不大可能的。我与之经常联系的人有国家安全副顾问克姆。斯坦伯格,但并非‘经常性地’,事实是,如果我想与他通话,只要我拿起话筒就可以与他对话;国防部副部长约翰。
  哈姆雷,不过我经常是与部长助理阿尔特。莫尼通话;在中央情报局方面,我与局长乔治。特纳特和副局长陆军中将约翰。戈登都保持经常性的联系,就我想到的任何事情对话。“
  海登的办公桌的边上放着的两台索尼牌电视机,一台连接神秘城以外的电视网,但是它的气象频道是无声的;另一部连接神秘城自己的秘密电视网。每星期一、三、五早晨7 点15分,海登都要收看国家安全局行动中心的官员播发的机密情报摘要。
  同样也是在每星期一、三、五的早晨,他属下的工作人员要向他做简要汇报。
  海登说:“我会在这儿召开只由我个人属下的工作人员参加的‘立’会。公众事务部、监察长、律师,每一个关键部门都要到会。会议非常短,而且是名副其实的‘立’会,每个人都站着,包括我。到会的人只站满办公室18的空间,我们用很短的时间把一天中发生的热点新闻碰一下。”
  每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海登步行去国家安全局行动中心,早晨8 点钟他与他属下的全体高级官员举行例会。他说:“这是我立的一个新规矩,因为我想让这些高级官员们感觉一下战时的节奏。我们在这里听行动官员的简短汇报一只用5 至7 分钟时间,我不停地要求他们讲话再简短一些。然后我们悄悄地到隔壁一个小房间开一个工作人员的短会……到8 点或8 点半,我们已经基本上掌握了大量的情报和信息。好了,现在每个人可以按部就班地去做自己的事了。”
  接下来,海登要参加一系列的会议,接听一个又一个的电话。以2000年1 月31日星期一这一天为例,海登用这一天的时间清理一星期前一次大规模的电脑故障造成的麻烦。早晨几个会议的中心内容是关于国家安全局情报技术的支柱性计划;然后他与国防部负责指挥、控制、信息和情报工作的部长助理阿瑟。莫尼和中情局负责情报搜集工作的局长助理查尔斯。艾伦通了电话;他还与公众事务部主管朱迪思。
  埃默尔通了话,商讨立法事务官员候选人的问题。
  午饭如何吃,去哪儿吃,要视当天的情况而定。“今天(2000年2 月2 日),我与(国家安全局)顾问委员会共进午餐,”海登说,“昨天我随意挑选了4 位雇员,与他们一起共用午餐;前天则是在自助餐厅用餐。我们会时不时地接待一位来宾,明天(国防部负责情报工作的部长助理)克里斯。梅隆……要到这儿来,我们要举行正式的午餐会,我在那边儿有一间小餐厅,可以舒舒服服坐8 个人。”
  午饭过后还有更多的会议,通常不是在同一座楼里召开。海登的大部分时间都要花在坐在公家那辆黑色的福特格兰德。马奎斯轿车来往于神秘城与华盛顿之间,“去设在弗吉尼亚兰利的中央情报局总部,再掉头去五角大楼。所以说实话,这是一段可以让我思考问题的时间,我可以在这段时间里计划需要给谁打电话,电话里需要说点什么,还可以读一点什么。从一个会议赶到另一个会议,再赶到又一个会议,一天时间真是排得满满的。”
  一般情况下,海登尽量地不晚于下午5 点30分离开办公室,但是他常常得带回家一个装满机密文件的公文包,他得用晚上的时间来阅读和处理这些文件。他说:“我家里装有保密通讯装置,还有一个可以存放材料的保险柜,我常把活儿带回家去干。每天晚上我都要为第二天的工作做一件重要事情:列一张单子,记下转天我要做的事情、要见的人、紧迫的事情和长期性的工作。”不工作的时候,海登喜欢去看电影或是阅读有关美国内战的书籍。他说:“我真的是一个内战迷,我讨厌别人把我叫什么迷;但是在我心情比较郁闷的时候,我的孩子们会这么叫我。我妻子和我都喜欢看电影,我们看很多电影,各种各样的一一你会感到惊奇。”
  在海登的办公室里,走过门上写着“盥洗室”几个字的他的私人浴室和一幅镶着镜框的匹兹堡铁人队的照片,有一扇门通向他隔壁的副局长办公室。那间办公室只有局长办公室一半大。在芭芭拉。麦克纳马拉做这间办公室主人的时候,它具有一种法国外省的色彩;而当芭芭拉的继任威廉。布莱克人主这间办公室以后,又使它具有了一种美国西南部的色彩。仅几步之遥,走过2B8020号房门,就是市长(局长)的大会议室——一个圆形的。具有未来主义色彩的中心,一些高级的情报摘要都是在这里处理的。在这间大会议室的中央有一张木制的环状的会议桌,边上有24把带玫瑰色衬垫的椅子;在会议桌的后面还有66个座位,就像一个微型剧场;对面的墙上有三个大的、银色多媒体屏幕。在沙漠风暴行动期间,这个会议室被用做紧急情况指挥中心;美军对科索沃实施空袭时许多紧急会议也是在这里召开的。


  离得不远还有鲜为人知的中央安全保卫处副处长陆军准将芭芭拉。法斯特的办公室。除担任国家安全局局长一职外,海登还负责指挥中央安全保卫处,即国家安全局自己的海、陆、空三军。在这个第二王国,他负责与各个独立保密部门的指挥官一起“协调一致”地领导和控制所有的信号情报收集工作。这些独立的保密部门包括海军保密工作小组指挥部、陆军情报和保密工作司令部和空军情报处。法斯特作为中央安全保卫处的副处长协助管理国家安全局设在世界各地的监听站网络。
  海登不仅有供他指挥的武装力量,还有归他指挥的“驻外使节”——美国特派联络官员,他们代表美国国家安全局驻在世界各地。驻伦敦的美国特派联络官就是一个绝好的差事,以致经常是即将退休的国家安全局副局长才有幸被安排到这个位置上。因此,当海登的副手芭芭拉。麦克纳马拉决定喝喝茶,到(伦敦的)哈罗德百货公司购购物,以这种方式度过她在国家安全局生涯的最后一段时光,就一点儿也不令人奇怪了。除伦敦以外,还有驻加拿大握太华、澳大利亚堪培拉和新西兰惠灵顿的特派联络官也都是高级军官。海登还将高级代表派到各武装部队主要的司令部。以夏威夷为基地的国家安全局一中央安全保卫处的太平洋地区主任负责与美军太平洋地区司令部联络;同样地,国家安全局一中央安全保卫处的欧洲地区主任负责与美军在该地区的最高司令联络。最后要提到的是,其他被称为国家安全局一中央安全保卫处代表的官员,也被分别派驻到不同的国家,或分派到其他机构,比如国防部和国务院任职。
  第8 层其他房间的主人包括国家安全局的主要科学家、数学家乔治。科特,他的责任是保证国家安全局的技术能力和设施跟上外界飞快变化的技术发展。另外,还有国家安全局的首席顾问罗伯特。戴茨,他负责管理国家安全局的45名律师。20年来,国家安全局一直是从私人开业的律师中挑选它的首席高级律师,首席高级律师一般任期3 年。戴茨早先是一名产品责任律师。
  从罗伯特。戴茨的办公室再向前走便是参谋长、海军少将约瑟夫。伯恩斯的办公室,他和他的属下负责的工作之一是将绝密的美国信号情报指令加以系统化,这些指令指导国家安全局在世界范围的窃听活动。信号情报指令告诉窃听人员该干些什么,然后发出技术指令告诉他们如何去做。这个办公室还负责处理国家安全局的立法、缔约和预算问题。
  走过俄国技术资料室,穿过一个用国家安全局员工的照片拼成的美国旗帜装点的有顶过道,便到了OPS 号楼,这是个修建于20世纪50年代,原本为A 形的建筑物。
  今天这座楼与50多年前一样,是行动指导委员会的所在地。行动指导委员会在同级别部门中排在首位,它是国家安全局最大的一个部门,它拥有大批窃听人员、密码破译人员、语言学家以及通讯与信号分析人员,它的工作范围涉及了信息情报的方方面面,从情报监听到密码分析和破译;从高级外交系统到低级的无线电话上的谈话;从分析明码文本到分析介乎于情报和非情报之间的资料——有关情报的情报。
  它的工作要点包括分析各方的密码系统,无论是敌方的还是友方的,也不管是民主国家的还是专制国家的,是小国的还是大国的,它是暗室之中的暗室。
  从2W106 号房间——在OPS ZB楼建成之前它曾是局长办公室——再向前走,便是行动处副处长杰姆斯。里奇。泰勒的办公室。泰勒毕业于空军学院,在国家安全局的空军保密勤务部门任职5 年,于1974年开始在国家安全局任文职工作。
  20世纪90年代,泰勒成了国家安全局首席武器专家,还担任国家防御计划办公室主任,这是一个有巨额预算拨款又高度保密的情报界内部的合作机构,旨在“为美国未来的情报工作寻求主要的投资领域”。
  泰勒说:“我们的工作包括所有使情报分析家能够提供客户所需情报的活动。
  很多国家安全局的员工,虽然工作岗位不同,却有一个共同的利益所在,那就是信号情报能够继续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情报来源。“他说达到这一目的最基本的一点就是情报收集人员与使情报收集工作成为最先进的情报收集系统的工作人员之间的密切合作关系,”获得成功的关键在于技术与系统指导部门与行动指导委员会之间强有力的伙伴关系“。
  泰勒的副手是空军少将蒂尤。克拉,一位粗壮的红头发女性。她是德国人,二战结束时出生于符腾堡。1969年,在反战运动的高潮时期,克拉在印地安纳大学获政治学硕士学位,4 年后,她被授予空军少尉军衔。在从军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作为一名人事部官员,她主要是在美国国内做一些日常性的工作。但是1987年,当她被送到国防大学学习了9 个月后,她个人的事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海湾战争时期,克拉既未在五角大楼制定政策,又未参与指挥对巴格达的空袭,而在远离战争的哈佛做学生,这一次她是哈佛国际事务中心的学生。访问剑桥回来以后,她成为美国第一任驻立陶宛的防务随员,后被任命为设在内布拉斯加奥马哈的美国战略司令部情报处处长(情报主管)。
  由于国家安全局与中央情报局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密切——特别是因为双方合作进行的特别情报收集工作,国家安全局从其中得到人员和技术方面的暗中协助——泰勒总是有一名副手由中央情报局选派。
  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行动指导委员会根据地理界限来划分工作范围。A 组的密码破译人员主要负责苏联方面的情报破译工作;B 级则负责分析亚洲地区共产党政权的通信系统;G 组负责破译剩余其他地区的密码系统。但是当冷战结束后,这种对边界争端的关注也就随之结束了。与旧时存在的威胁完全不同的新的威胁——恐怖主义、核武器扩散以及毒品——这些威胁都是无边界的。
  1997年,两个新的小组取代了原来依据地理界限划分的小组。其中之一是W 小组,即全球性问题与武器系统办公室,目的是将国家安全局强大的窃听系统集中用于对付这些新的超越国界的敌人,无论他们处在什么地理位置;另一个小组,M 小组,即地缘政治与军用品生产办公室,则集中对付潜在敌人的电脑军事设施,比如,寻找其远距离通信系统中存在的弱点。
  在2000年任M 小组主任的是珍妮。齐默,她因“领导和管理一个新成立的、负责世界范围工作、且其工作对美国具有持久性影响的机构而获国防部授予杰出文职工作贡献奖”。国家安全局前任局长对齐默说国家安全局机构的变化“需要你的思维更加敏捷和富于动态。现在你的眼睛不再盯在飞机、坦克、军舰和士兵的身上;你的眼睛要盯在包藏着敌人的活动能力的秘密机构上”。
  OPSI号楼3E()0 号房间是国家保密行动中心的总部,是国家安全局世界范围窃听活动的心脏。要走进设在3 楼的这个机构需要穿过好几道自动开关的玻璃门。
  门的上方是组成国家安全局自己的武装力量——中央安全保卫处——的三个机构的标志;室内地面上嵌饰着这个中心名称的首字母缩写。
  国家保密行动中心总部所在房间是一个没有窗子的、安静的、像作战室一样的指挥中心,每天24小时由5 组文职和军职工作人员轮班值守。齐腰高的小隔间将像恐怖主义和超国界的威胁这样的每一个目标范围分隔开来;大屏幕盖住了墙面;在暗淡的光线里,计算机监控器像电子蜡烛一样闪着;接近屋顶的墙面上挂着的时钟嘻嘻地数着失去的光阴,报告世界不同地方——波斯尼亚、莫斯科和伊拉克——的准确时刻。如果有未经证明适合做机密工作的人进来,红色的报警灯就开始旋转闪亮。国家保密行动中心指导关键的和对时间很敏感的信号情报与情报保密工作。1972年刚成立的时候,它叫做国家信号情报行动中心;1996年后,国家信号情报行动中心同时又成为维护国家利益反电脑破坏中心的时候,即改名为国家保密行动中心。
  2000年,该中心的主任是乔。布兰德上校。如果某一监听站突然发现遥远的目标区有可能发生暗杀的迹象,或是发现俄国有突然进攻一个邻近的共和国的迹象,一份紧急通报会立即传到国家保密行动参谋中心。在美国副国务卿科尔于2000年10月在亚丁港遭恐怖主义分子袭击后不久,一份紧急情报一瞬间就于清晨传到了国家保密行动参谋中心,只几分钟以后,电话就打到了局长迈克尔。海登那儿。
  在国家保密行动参谋中心的其他部门,情报专家们监控关键性的网络系统以期发现有关任何可能发生的威胁与入侵的迹象。在危急发生期间,高级官员们在附近不远处的会议室开会,他们在一张高度磨光的、楔形的会议桌旁围坐,中间放着一个会议用安全非手持式电话听筒。
  沿走廊再向前走,在3E132 房间里的是特别后备机构,负责给在世界各地的武装部队指挥官和联邦行政官员提供与高度机密情报相关的资料帮助。密码勤务组作为国家安全局的缩影分散在与国家保密工作相关的各部门以及在各地的武装部队中。
  被派到设在坦帕的麦克迪尔空军基地的美国作战指挥部和被派到华盛顿美国国务院的密码勤务组就是总计30多个这样的小组中的两个。在这些地方,密码勤务小组可以在重要的谈判中给外交官提供截获的包括敌对方的立场和态度等详细情况在内的情报资料。
  沿着OPS 号楼的走廊继续向前走就是国家安全局的世界范围电视会议中心。在这个会议中心,总部的工作人员可以与他们在世界各地监听站对等岗位上的工作人员或者国家安全局国外伙伴的官员——比如来自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的官员——举行高度机密的会议。这个中心每月大约要举行200 个各种会议。会议中心的里面有一间能容纳25位与会者的大会议室,还有占了整整一面墙的电视监视器,从电视监视器里可以在会议召开的同时看到远离会场的与会者,听到他们的声音,还可以用计算机和电传与他们交换资料,所有从这个电信会议中心进进出出的通信内容都是高度加密因此是绝对安全的。
  设在OPS 号楼里的几个最机密的机构之一是导弹防御和航天特别中心。这个机构所在的IE069 号房间的人口设有它的标志:地球上方的星空和一个沿轨道运行的卫星。即使是在情报工作这个圈子内部,这个国家安全局与国防情报局的合作机构也鲜为人知。
  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于1964年4 月27日建立了这个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古巴导弹危机的产物,目的在于评价外国导弹的活动以及造成的威胁。国防情报局的一位前任局长陆军中将丹尼尔。格雷厄姆说:“你总不能让北美防空司令部对他们不了解的技术束手无策,或是去评价一挥原始资料吧,因此就成立了导弹防御和航天特别中心。”自从成立以来,这个机构总是由国家安全局的一名文官出任主任,由一名国防情报局的上校任副主任。
  今天,这个机构已成为向美国提供外国的火箭发射警报的重要报警钟——无论是在中国和北朝鲜的弹道导弹发射实验中发射的火箭,还是从俄国的某一个极其糟糕的发射场地发射的火箭。作为来自不同来源的——监听站的、预警卫星的、情报人员或震动探测仪的——有关导弹发射情报的中心,导弹防御和航天特别中心提供“有关国外外层空间事件与导弹事件的基本分析”。
  冷战结束后,当其他机构已经被压缩了的时候,导弹防御和航天特别中心却把它的规模扩大了一倍,现在它拥有230 多名工作人员,其中85人在一个新的指挥中心任职。冷战结束前。该中心只需监控俄国和中国的情况;现在它的广为分散的监控目标包括印度、北朝鲜、伊朗、以色列和巴基斯坦。
  导弹防御和航天特别中心对地球的监视就像一名医生听病人心脏的跳动,希望能捕捉到说明即将发射一枚导弹的第一下不正常的律动。一位国家安全局前任官员解释说:“它是个报警机构,信息来自所有有参考价值的东西。对于世界范围内发生的由导弹、飞机或明显的军事活动构成的对这个国家的威胁,他们很可能有一种优于美国任何其他人群的本能的判断力,更准确和及时的判断力,准确及时到指尖可以感觉到的一刹那。”据另一位国家安全局前任官员说:“导弹防御和航天特别中心不仅能够侦察到威胁……还有能力较快地判断出对方发射的是什么样的火箭。
  在哪一条轨道上运行,然后依据这些因素来判断它是否会造成对美国的威胁。“导弹防御和航天特别中心最近一任主任查莉。伊兹奎伊尔多说到她所负责的中心时说它是”(美国)首屈一指的提供导弹和外层空间情报的机构“。
  每当导弹防御和航天特别中心得到一条暗示世界某地不久会发射一颗导弹的消息,一系列复杂又相关的活动便开始了。例如,1998年10月,国家安全局的卫星和在德国这样一些国家的监听站发现,俄国要在它设在西北部边远地区的普莱西特斯克发射场试验一枚导弹。从俄国人准备用来测定这枚导弹的遥测数据的仪器截取的电子识别标志提供了最早得到的几个迹象之一:这是一枚TopolM型单弹头洲际弹道导弹,信号情报卫星还很可能截获了发射场地与莫斯科之间的电话谈话内容。
  每当收到这样的情报,导弹防御和航天特别中心的官员们就会在几近同步的时间内将全面的、各种来源的情报发送到近200 家“客户”手里,其中包括白宫的军事情报室、五角大楼的国家武装力量指挥中心、国防情报局警报中心和那个导弹发射场所在地区所有的监听站,以示警报。与此同时,在导弹防御和航天特别中心的其他部门,分析人员已经在密切监测从该地区各监听站涌人的大量监听的情报,观察最近的摄像资料,并且分析从在赤道上空22300 英里处的外层空间运行的卫星上发送回来的资料和数据,这颗卫星将首先发现那枚导弹的轨道尘雾并发送信号通知地面导弹已经发射。
  紧接着导弹防御和航天特别中心会迅速将这一情报发送到经专门设计的一架飞机上。这种RC135 型飞机里内装有很宽的一列接收装置,收到导弹防御和航天特别中心发送过来的情报以后,它会在那枚导弹在堪察加半岛的目标区附近重新返回大气层的时候立即开始窃听该导弹的遥测数据。它还可通过超宽的机窗运用高速和多谱线摄影术拍摄运行中的导弹。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发出警报,同样会得到导弹防御和航天特别中心情报的还有美国海军站的观测岛,它装备有天线和抛物面卫星反射器,能够监测并拍摄导弹坠落前最后一段运行以及最后落地时的情况。然而在1998年10月这些准备几乎未发挥任何作用,作为俄国不断收缩的核盾牌的最引人注目的部分,这枚导弹在发射后不久就爆炸了。
  与导弹防御和航天特别中心密切合作的是国家安全局下属的国家遥测数据信息处理中心,这里是从导弹实验中截获的密码情报需要经过的最后一站。在这里,分析人员研究磁带上的各种刻度,识别转录程序,并且对导弹和太空飞行器进行性能评价。1969年,这个中心收到了第一台大型遥测数据处理器——22个嗡嗡作响机柜的设备,代号为“台尔曼”。20世纪80年代初,“台尔曼”被“里斯曼”取代,后者只有15个机柜的设备,但是却可以同时处理更多不同的信号。“里斯曼”是一台不得闲的机器——常常每天24小时不停地处理磁带——从它被送到中心的那天起直到冷战结束。到了20世纪90年代它已经退役了,取代它的是一个较小型的遥测数据处理系统,由四个机柜的设备和一个16兆字节的存储器组成。
  沿着OPS 号楼的C 走廊朝前走,过了药店和美洲银行就是神秘城的医疗中心。
  在这个中心工作的是一个紧急医疗救护小组,附近有一个护理机构,常有救护车从那儿出出进进。国家安全局甚至有自己的活动医疗中心,可以将医疗服务送到在市区边远地区工作或居住的人那里,使他们不必到诊室就可以看病。这辆作为活动诊室用的、与公共汽车大小相仿、流线型的汽车可以装得下轮椅,甚至有一个带桌子的体检室,车上的装备可以做各种检测,包括心电图检查。正像人们可能会料到的那样,这个活动医疗诊室上装有保密电话和便携电话,以便与在各个建筑物里的人们联系。
  在医疗中心附近的IE145 号房间是地理学资料室,这个资料室收藏着世界各地地图册,很多地图都带有光盘只读存储器。资料和数据分析工作人员能够通过这个资料室的自动化映象系统直接在他们自己的工作站看到数码地图。在国家安全局研制的诸多产品里,有一个按地理区域划分的、互动的高清晰度地图软件系统,用于在将地图作为背景参照的情况下储存、寻找和演示几近同步的或历史的以及与信号情报相关的资料。
  不远处,在南边的走廊上,靠近药店和理发店的是国家安全局的主资料室,收藏有大概是世界上最多的有关密码学的资料,还收藏有重要的外国电话号码簿,在需要寻找与目标相关的重要电话号码的时候,这些号码簿非常有用。主资料室附近是最大的研究中心和数码资料室。
  沿着宽敞的走廊向前走,会一路走过危机状态作战中心、高级侦察方案和非常规程序办公室,该办公室主任科伊。莫里斯尝试用新的方法来洞察和穿透以常规的方法无法接近的目标。1999年,莫里斯因他“惊人成功的工作记录”而被授予国防部杰出文职官员成就奖。
  同样设在OPS 号楼的还有国家信号分析中心。在破译一份密码情报之前,首先要能够发现它。发现密码情报就是这个中心的工程师、数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要做的工作。他们判断一连串重要的通讯信号所在的位置,无论这些信号是隐藏在空气稀薄的大气层,还是隐藏在充满噪音的静电层里。一份国家安全局的文件这样描述:“在当今通信联络迅速全球化的形势下,国家安全局的信号分析人员正努力从形形色色的外国通讯信号中发现、解读和获取情报。”另一份文件补充说:“想想看吧,几百甚至几千个频道的类型混杂的情报可能会被多路传送、转换或复用,并且被卫星或地面的链接用数字化的传输,形成一个单一的信号。”
  在地球工作站和遥远的通讯卫星之间有几百万个电话、电传、电视信号、计算机和多媒体数据传送信号在流动,它们一起拥塞于几千个频道里,一旦被国家安全局截获,就全凭信号分析员来把它们从相互的纠缠中解开来,让它们变成能看得懂的情报资料。根据国家安全局的工作程序规定,“弄清这些复杂信号的内部结构,发现它们的情报内涵和相关数据,是信号分析员要做的工作之一”。其他信号,像那些隐蔽的情报通讯,可能会被故意深藏在电视发送和传输的信号里,或是被断成犬牙交错的碎片送人几百个不同的频道,甚至可能被压薄到几乎无法发现的程度。
  这个中心里的很多信号分析员都曾多次前往海外的监听站,国家安全局总部每年都要召开一次为期一个星期的会议来讨论发现和窃听这些难以分辨的信号的新方法。
  为了加强保卫,这座楼里的每个办公室都装有沉重的铁门,铁门上装有各种各样的挂锁、组合拨号盘和密码锁。有些门上还装有圆形的颜色代码标志。红色标志着“限制进入区域”——一份国家安全局文件把这样的区域叫做绝对敏感的(也就是隔离的)机密材料或机构办公室。所有的机密文件在未被使用的情况下必须保存在保险柜里。蓝色标志则意味着这个区域里存放的敏感材料数量很大,因此其中有些可能会被留在桌子上,但是要求必须“完全用黑布遮盖起来”。
  在圣诞节期间,雇员们竟相比试,看谁能提出最独出心裁的装饰房间的方法。
  1999年,OPSI号楼IW070 房间的房门上装上了一个信号情报航天器的仿制品并被冠名为“功能发生故障的圣诞卫星”。
  要想进入其他办公室,例如国家安全局的特殊加工实验室,必须先穿过一个复杂的、无人操纵的、被称做“高级保密门”的工作台。走进一个玻璃隔成的小亭子以后,如果想继续向前走,就必须得在一个信用卡一样的识读器上将自己的保密标识擦一下,于是计算机就会对照一份准许进入者名单来核对来人的姓名。
  接下来还要做一次眼睛的扫描检查,通过检查眼底视网膜的血管形状来确定来人身份,再将它与数据库里储存的来人视网膜血管形状加以比较,因为人的视网膜是独一无二且终生不变的。最后,测压元件还要测试来人的体重并与数据库上的记录加以对照,以便肯定保密门里只有一个人,只有在所有测试结果与数据库的记录都一致时,门才能打开。
  国家安全局正在继续研制愈来愈复杂的生命统计学(寿命测定)识别系统。国家安全局生物统计学和保卫系统主任杰夫。邓恩说:“利用生命统计学来识别和确定人的身份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点),只有生命统计学是依据识别人体内部器官来确定人的身份的。像智能卡、磁条卡或物理关键码等一些标记都可能丢失、被窃、被复制或者被遗忘在家里,保密字(通行字)可能会被遗忘、共用或是被发现。”
  1999年,国家安全局在一个典型实验基础线上安装了若干项生命统计学的安全测量点,这些测量点将辨认指纹、查对嗓音和辨认面部图像这些单一的技术一起编人一个系统。为识辨面部特征,计算机编人了一个“人类面部特征的统计学知识”
  程序,它可以分解和重构人的面部图像。
  一些雇员在通过了高度保密门以后必须进入另一个绝对保密区域才能到他们工作的地方。这个绝对保密区域是一个拱形房间,正如它的名字所暗示的,它就像一个大得能容人走进去的银行保险柜,有一扇沉重的铁门和粗线组合拨号盘。
  但是,即使是在神秘城,在该市的一座建筑物里,在一间带有红色标志的房间里,或是最后走进了一间拱形房间,总还需要再打开另一扇像中国智力玩具一样的门。要打开这扇门,必须先走向一台高大的、壁橱一样的铁制自动钥匙存取机。在插人自己的识别徽章,输人自己的个人身份识别号码以后,计算机开始搜索准许取用钥匙者名单,确定来人的资格,取出钥匙,然后由机器人臂将钥匙递给来人。每台机器的旋转传送带上有406 把钥匙,只需不到30秒的操作时间就能完成从辨认身份到递送钥匙这一系列工作,并且能提供跟踪钥匙去向的完整的信息。
  人们可能会以为是一位着迷于保密工作的科学家在国家安全局的一个黑暗的角落发明了这个自动钥匙存取机,其实它是为了在自动商业经营中使用而设计的。一位国家安全局的保密工作人员在外出购车的时候发现了这种装置并看到了它潜在的用途。于是国家安全局与这种装置的名为“钥匙系列”的生产商协商对它进行改进以便在神秘城使用。
  最后,还有一条走廊通向总部大楼,像OPS 号楼一样,这座大楼主要供作战参谋指导机构的工作人员使用。
  办公室里面,一些人在绿色的黑板上涂写着什么;其他人在“团队工作区”交谈着。这是个供非正式会议用的地方,设计出这块地方的目的是增加入们交换意见的机会。大多数人都坐在毫无生气的、齐肩高的隔间里工作着,在由“太阳微系统”
  制作的UNIX操作系统或者“戴尔”工作台上敲打着键盘。很多雇员的办公桌上有两台互不相连的计算机终端器,有一些人的办公桌上,特别是嗓音分析专家的办公桌上,放着为他们截听声音使用的盘式录音机,因为有时为了同时监听对话双方的谈话会需要两台录音机。
  每张办公桌上都装有两种电话:接听非保密谈话的“黑”色电话机和收听保密电话装置上的保密电话的“灰色”电话机。这种保密电话装置是20世纪80年代按照国家安全局的合同要求研制的,在那之前,国家安全局使用20世纪70年代研制的麻烦得多的保密电话装置,这两种保密电话装置的主要缺点是得呼叫一个“钥匙分配中心”才能建立每次通话,结果是得耽误二至三分钟。
  这种保密电话装置既可作为保密电话用于高级绝密司急语的保密通话,也可作为普通老式电话系统进行普通的非保密通话。要“进入保密”时,通话双方都要在保密电话上插入一张很薄的黑色塑料“保密启动钥匙”。许多雇员都将这个钥匙系在挂有他们保安卡的项链上。钥匙一插人,电话上的小显示屏就会告诉对方钥匙持有人的安全许可证级别一一保密,绝密,或绝密湖语。保密电话进入保密状态的时间已经缩减到15秒。只要取出钥匙,电话又可用于非保密的通话。
  这种保密电话装置正逐步被一种新的更精密的保密终端设备所取代。这种由L3公司制造的保密终端设备是数码的,不是模拟的,因此可以用于传送和接收保密数据。这一系统的钥匙不再是塑料的,而与计算机中使用的小型金属卡片类似。除了音质更好以及和普通电话几乎相同之外,这种新型保密终端设备实际上消除了“进入保密”的等待时间。当使用者将耳机放到耳边时,这个系统即被加密。据国家安全局负责情报系统安全的副局长兼密码编制组组长迈克尔。雅各布讲,保密终端设备的加密非常严密,即便外国的密码破译能力有突出的发展,它也能完全保持保密至少50年。
  在国家安全局中的每个角落只要在保密电话上拨打9555~1212,你就可以连接上国家安全局的进入菜单,然后只要按下“1 ”即可。
  神秘城的接线员平均每年要转接250000个电话,其中60%是“非保密”通话,40%是保密电话。一个名为探照灯的计算机程序为保密电话提供目录帮助。
  高度机密的文档可以通过95英里的气流输送管在不到90秒内从城市的一地传到另一地。为保证安全,这一系统安装有1 万个传感器来控制文件的进程。但由于维修费用太高,系统被搁置。今天,这个城市由光纤电缆进行内部联网,不与外部世界共用。这一电缆合同是与刚刚起步的魁斯特光纤网络公司签订的,有人说,“因为它是惟—一个能够给安全局提供不与其他商业用户共用的单独光纤线路的投标人”。
  在不侵犯保密系统的情况下,神秘城的居民可以将电视调到50频道,即国家安全局广播网。节目是从FNX 11大楼中神秘城自己的最新式电视中心播出的(FNX 的全名是友谊附属楼,友谊是附近的巴尔的摩一华盛顿国际机场的旧名)。这一设施完全隔音,配备两套电视编辑套房、一个录音室、一个声音美化室、一个演播室,并具有计算机三维图形处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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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7-28 13:59 |显示全部楼层

  《新闻杂志》是电视中心制作并在全城播放的节目,它以各种形式的现场报道见长。安全局人员也可将电视调到现场访谈节目“谈论国家安全局”。一个热情的安全局人员滔滔不绝地说:“如果你喜欢‘拉里。金生活’、‘伊莫斯早晨’,或任何一档互动式访谈节目,你都可以到‘谈论国家安全局’中尝试一番。”1998年3 月25日,肯尼思。米尼汉应邀成为第45期访谈节目的嘉宾。坐在安全局仓库中的外景地,他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回答拨打968 访谈电话的观众提问。
  空军中将米尼汉是利用安全局计算机聊天室来为遍布在全世界的安全局员工组织全球电子城会议的第一人。工作人员被告知:“要提简短的、直接的问题。”全球实际上有6000多人参与了这个节目,许多人是在秘密收听的位置,节目最终整理出36711 行文字。
  安全局人员可将频道调到情报界自己的加密并高度保密版的美国有线电视网,伴随着国防情报网的标志逐渐从屏幕上消失,播音员开始播报“世界最新新闻”,报道全球动态的绝密摘要。尽管头条新闻可能与特德。特纳的24小时新闻网相同,国防情报网还是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它能传送由侦察卫星发来的最新照片;安全局监听到的秘密谈话;最新的国防情报局全球外交防务随员的外交内幕新闻。


  与美国有线电视网的另一点区别是对情报的分类(秘密,绝密4 德语,等等)
  和出现在屏幕一角的注释,这些注释有时每20秒钟更新一次。尽管偶尔比美国有线电视网在获得背景情况方面略慢一点,但国防情报网的新闻报道则常常领先一步,就像一位国防情报网的官员所说的那样,在美国有线电视网向全世界报道委内瑞拉政变时,国防情报网的观众已提前很久就看到了。
  若厌倦了电视,安全局人员可以启动计算机并登录神秘城非常秘密的内部网站。
  安全局“内联网”以席卷全球史无前例的密集的互动电子网络观念和技术为基础,它与外部世界的一个重大的区别在于它是完全隐蔽的。
  由于冷战后情报的减少,国家安全局进行了资金和人员的裁减,越来越多的数据流向位于这个城市北部边缘的一座小山上的安全局地面站。整个情报部门存在的问题都是相似的。解决的办法就是联机,利用电脑空间来移动、分发和使用堆积如山的情报报告。
  通过一个高度安全和加密的电缆网络系统的连接,内联网允许安全局的科技谍报人员和分析家测览秘密的主页和数据库。几秒钟之内,他们就可以下载包罗万象的资料,从最新截取的有关中国潜水艇在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活动的报道,到有关巴基斯坦坦克在克什米尔附近活动的卫星照片及视频胶片。前中央情报局官员罗斯。
  斯特普里顿。格雷说:“如果沃伦。克里斯多弗想了解韩国,他只要测览一下韩国的网页,就可以看到国防情报部的分析、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国家安全局截取的信息以及联邦调查局对韩国的报道。”
  一位五角大楼的高级情报官员认为,将国家安全局与中央情报局、国家勘测局及其他情报和国防部门的成员连接起来的这个新的系统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他说:“内联网第一次在一个友好的用户环境中,允许情报部门和国防部的每一个单位与其他单位相互连接。”一个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补充说:1 从本质上说,我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将互联网技术克隆到我们的通讯系统上来了。“通过内联网,国家安全局目前发布包含超链接的文件,用户可以通过它快速获取推导出结论的那些最初的原始情报数据的细节,由此用户可以理解分析家见解的基础。
  上至白宫,许多部门都对这一系统进行了高度赞扬。过去,白宫要等待国家安全局的被称做“比萨卡车”的送信大篷车送来中央情报局的最机密的报告。现在内联网几乎在瞬间就能提供这些文件。前副总统阿尔。戈尔曾将这一系统称为“对电脑空间的最伟大利用”,也就是说,“将情报组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这一观点起源于美国情报组织的一间满布灰尘、不为人知的“密室”:建立于1994年的情报系统秘书处。这个系统的关键在于它能与公众使用的互联网完全隔离并保证其安全以防黑客攻击。因此,与其说是互联网,不如说是特别网——一个将所有间谍组织的高度保密的内部网络和数据库连接起来的一个秘密网络——由一堵很厚的防火墙将它与拥挤的、开放的互联网隔离开来。在那些数据库中就有国家安全局自己的内部网——环球网。
  过去,情报从收集者到达这一领域的最终用户,并保证及时和有效,是这一系统的惟一致命弱点。曾在古巴导弹危机时被派遣到中东的国家安全局语言专家弗雷德里克。马丁回忆当年的挫折时说:“与身在他方的同仁或国家安全局总部协作意味着提个问题,通过特殊的电传交换机电路传送过去,回信要等到第二天的工作时间才能收到(如果你还幸运的话)。尽管在后来的30年中,这种方法得到了很大改进,基本的分发和协作问题仍然存在。
  最近的抱怨来自诺曼。施瓦茨科普夫将军,他警告说延迟接收情报严重影响他在海湾战争中的指挥。1995年在波斯尼亚击毙空军飞行员斯科特。奥格雷迪的事件是另一个例子。后来知道早些时候曾发现了防空导弹电池,但情报没有及时送抵奥格雷迪。通过内联网,前线部队现在能够与白宫同时接收到信息。
  轻点鼠标,打开航行者测览器并连接到内联网中心,上面提醒说:“任何人使用本系统都必须明确表明同意受到监控。”向下拉动卷轴,用户可以从长长的保密主页的超链接中看到大约90个情报组织,并从中做出选择。这里包括从武器控制情报参谋部,到中央情报局高级计划办公室,到国防情报局的度量和签名情报中心,到情报组织图书管理员委员会的各种信息。关于信号情报信息,可以链接到国家安全局或位于佐治亚州戈登堡的地区信号情报操作中心或国家信号情报委员会。
  内联网拥有自己的称做“Wer ‘iii ?”的雅虎式搜索工具。用户也可通过5个可利用的商业搜索工具,如Asia Vista,查找信息。
  在情报组织的一次主要革新中,内联网甚至利用网络聊天程序提供秘密的昼夜聊天室。内联网的主管詹姆斯。皮克说:“如果你想通过键盘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同龄人进行实时交流,网络聊天程序是你的选择。”在这些聊天室中有分析家聊天室,在那里可以讨论情报分析的问题。更为一般的讨论可以在办公聊天室中进行。
  如果要对世界上的特殊地区如中东进行讨论的话,用户可以进入地理区域聊天室。
  主题聊天室是为那些希望就某一主题交换或获取信息的人开放的。国际有组织犯罪聊天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尽管网络聊天的主要参与者们的工作性质敏感,并接受严格的安全调查,他们的“淫秽和粗野行为”还是引起了情报组织的关注。这一现象也导致了内联网管理员对此进行严格监控。内联网上粘贴的规则包括禁止“使用幻想的‘角色扮演’和粘贴关于想象行为的描述”。
  尽管其他情报组织也使用这种内部网,但国家安全局是内联网的大本营。内联网服务管理中心设置被称做“内联网指挥中心‘的昼夜值班岗,这是一个宽敞的房间,里面的控制台上放满了计算机监控器和电话。内联网为广大的用户群提供服务,它拥有4 个不同安全级别的相互独立的网络。第一个创建的是”绝密一SCI “(”
  敏感分隔信息“)。5 万以上用户通过密码安全识别在100 个不同的地点可以登陆这个网络。对那些只达到保密级别的用户则提供”内联网一S “网,这一网络在160个地点有265000个用户。
  保密最严格和限制最多的网络是“内联网一P ”网络,也叫做“内联网一政策网”。只有总统和副总统、国家安全顾问、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的领导以及少数其他官员能进入此网络。此网络在保密的、安全的和宽带的基础上运作,主要用于分发其他级别不能接触到的过于敏感的报告。
  在这一系列网络的另一端是“内联网一U ”,这是最新的网络,这一网络的设计是用来提供完全非机密的和开放的资料。据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数据存储地。
  内联网正在向全球扩展,与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情报部门通过一个独特、保密、绝密一SCI ,被称做“内联网一C ”的网络相互连接,形成一个内联网一联盟。官员们正在考虑进一步扩展这一网络,组建一个独特的,相当松散的、隐形的国际间谍活动网。
  国家安全局的另一个通讯网络叫做高科技示范网,局限性更强但速度更快,它将情报局与国防部高级研究项目处、国防情报局、国家航空和航天局、国防信息系统局和海军研究所连接在一起。利用一种叫做异步传输模式的变异超速技术,信息可以以每秒500 亿字节令人吃惊的速度进行传输,几乎快到能够将大约500 本《莫比。迪克》的文本在一秒钟内传送出去。考虑到从间谍卫星及侦察机上传送实时图片和录像的越来越高的要求,这种超速系统的应用具有特殊的意义。最近国家安全局开发出一个叫快速通道的程序,来完善异步传输模式的加密技术。
  如果“内联网”是情报界的互联网,那么“国家信号情报文件”就是它的《纽约时报》。安全局内联网的创建人之一弗雷德里克。马丁说:“它是从安全局的破译任务发展出来的,是当时全球最重要的大事中最使人高兴的事。”多年来,国家安全局最主要的出版物是《信号信息摘要》或《信号摘要》。尽管它报道了全球最先进情报单位的终极成果,马丁在他的著作《绝密内部网》中说:“如果不是运用未来的技术来发行和分发,《信号摘要》比一种俱乐部通讯业强不了许多。”进入20世纪90年代已经很久,《信号摘要》一直还是在以旧方式发行,印在纸上,由信使人工分送。
  尽管有内部规划,国家安全局仍开始将高度机密的信号信息报告通过安全局的保密通讯线路分发到华盛顿的高级官员那里。这导致了由电子版的《国家安全局信号情报文摘》代替《信号摘要》。1997年10月,国家安全局创建了“实质上”的报纸——《国家信号情报文件》,完全代替了定期独家发行的《信号信息文摘》。
  与间谍界以往所不同的是,“国家信号信息文件”开辟了一个通往国家安全局所截得的大量通讯的一个“实质上的窗口”。信息接收者可以点击“最新国家信号信息”,它可以根据用户兴趣专门剪裁,例如可以传送伊朗转移核武器或非洲附近恐怖活动的信息,一天之中定时更新。信息接收者的另一种选择则是可以在以菜单式列出的总的题目上测览最新的信号情报。还有一种是提供类似电视节目指南一样的清单,上面列出了可利用的信号信息即“完整情报”。
  “顾客”可以指定自己有特殊兴趣的重要世界热门问题。例如,某人对中东冲突感兴趣,可以每隔半小时收到所有相关的完整信号情报。信号情报搜索可以查找出在某一问题上以前曾发布的报告。而且,它的一个特点是测览者可以在计算机屏幕上看到图像方式的完整情报。
  能够在屏幕上即时显示危急消息的功能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危急情报的报告是极其重要的。即时显示危急系统的设计能够在事发后10分钟或更短的时间内将信息传送给总统先生。当萨达姆。侯赛因在1990年进军科威特时,最先的警报是来自即时显示危急系统的。即时显示危急系统的消息通过在屏幕左上角闪动引起测览者注意,及时发布在“国家信号情报文件”网上。
  在这个隐形城市林立的楼群中,越过总部建筑群所在的大街,有一幢奇异的黄色建筑物,楼顶上矗立着一座圆形的烟囱。建筑物的深处,在一个像是洞穴的大桶里,一个留着一缕卷翘胡须的矮矮胖胖的男子用力用铁铲铲着一堆湿乎乎的灰色烂泥。几秒钟以后,他扑通一声将烂泥摔到离那双绿色破高统靴几英尺处的排水沟上。
  美国最严格保守的机密——北朝鲜外交官员的谈话、下一代窃听卫星的计划、高级密码系统运算法则——已经变成了像糊糊一样的劲浆。这是将国家机密改造成比萨饼盒的过程中的倒数第二个步骤。
  一个好奇的议员曾经问到:“国家安全局是否实际上把自己埋葬在机密材料中了?”他也许没有预料到坐在他对面的副局长的反应:“好像就是那样的。”以国会审计员的一份报告为依据,国家安全局每年要对500 万到1000万份文件进行归密。
  总审计局的报告总结说:“那意味着它的分类归密工作可能要比政府所有机构和部门的工作总量还多。”由于国家安全局掌握的机密比中央情报局、国务院、五角大楼和政府所有部门的总和还多,这里很可能是世界上拥有机密最多的机构。
  每星期信使都要从国防部军邮处搬运大约100 万磅甚至更多的盖有“绝密”印章的发自和抵达这个城市的材料。军邮处以前被叫做武装部队军邮处,负责向所有的部门和五角大楼运送高度机密的材料。然而,填装那些厚帆布袋和装运那些严格防卫的卡车的主要是国家安全局。国家安全局每年生产材料约占全部6000万磅材料的80%。因此,安全局曾经试图接管军邮工作,但没有办成。
  对大多数国家安全局的人员来说,他们的问题是如何获取机密,而另一部分人的问题是如何销毁这些机密信息。安全局在一度曾想将机密文件运送到一家纸浆厂。
  这些封装在塑料带里的材料被卡车运送到几百英里之外位于弗吉尼亚州霍尔汤的霍尔汤纸板公司(显然这是惟一与这项计划有关系的公司),然后国家安全局会接管该厂24小时。国家安全局的机密文件被倒人浸泡机,变成了劣质纸板。这一系统的问题在于有一些生产出来的纸是不合格的,因此在国家安全局2 万平方英尺的仓库里堆满了等待烧毁的纸。
  最终,别无他法,为了建筑后来被称为白象一号的设施,安全局求助于麻省的美国惠特曼热力公司。安全局官员赶到贝斯泰特去观看“机密废料销毁机”的试验模型。据该公司介绍,这个3 层的机器可以以每小时6 吨的速度吞噬掉安全局堆积如山的机密,然后以3400华氏度的温度将其焚毁。
  当这个现代烟火制造的奇观最终完结时,发现了它存在的惟—一个问题:不可行。机密文件的垃圾不时凝结成岩石一样的块状物,并堆积在“白象”的腹部,需要用风镐将它劈开。至少有一次,惊恐的保安人员不得不匆忙地收集那些未能销毁的、由计算机打印的或制成磁带的截获信息文件的碎屑。调来了20吨的军用卡车和武装保卫人员,将这些未被销毁的机密运送到巴尔的摩城外霍拉伯德堡的陆军情报总部进行安全存放。
  总之,销毁机在最初的17个月中勉强运行了总共51天,截至安全局与美国热力公司终止合同时,只差7 万就付清了全部120 万美元的建筑费。一个红脸膛的国家安全局官员讲:“我们的研究还要继续。”
  那项研究推动了国家安全局从用火焚烧转向利用水处理来减少那些堆积得高如珠穆朗玛峰的未被处理文件。国家安全局的一份报告说:“想象一下,从早到晚每10分钟就有一堆宽6 英尺。高6 至8 英尺、长20码的文件通过传送带向你走来。”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神秘城每年都要将重于220 万磅的机密文件制造成廉价的可溶纸泥。有时文件流量增加时,这个新的系统的处理量是平时的3 倍。
  为了运输那些堆积如山的塞满作废机密的“焚烧袋”,国家安全局不得不向佛罗里达州的迪斯尼乐园学习。在幻想世界和这个神奇王国的其他地方,堆积的垃圾通过地下的传送带自动运送到一个中央废物处理设施。与此类似,焚烧袋从国家安全局这个情报团体的幻想世界,被送往一个叫做自动材料收集系统的过分复杂的奇妙机械装置——滑道输送带。6 英尺宽的传送带将袋子倾倒进一个巨大的搅拌机似的大桶中,这里水蒸气和化学物质混合在一起将文件制成纸浆。用这种纸浆做成的纸被加工、烘干,通过清洁机输送,15分钟以后打包。几周内,那些曾记载有这个国家最宝贵的机密文件被用来包装热气腾腾的意大利辣香肠比萨饼。1998年,安全局出售销密制成的纸盒获利58953 美元。
  然而厚重的磁带、计算机磁盘和各种各样的不溶于水的物体被投人销毁袋时,问题也出现了。每周被派往神秘城机密材料处理厂的销毁官员们不得不用耙子、铁铲和钢锯来处理工程的“尾巴”——那一堆堆坚硬的、堵塞在房间大小的处理机中的搅在一起的碎片。在送往工厂的零乱物品中曾发现过洗衣机的电动机。女用卫生纸,还有一枚0.22口径手枪的子弹。由于这些残渣,每年大约有52吨多可辨碎屑仍含有一些国家安全局的机密,这些碎屑需要用5 天的时间将水耗干,然后装进盒子里,在特殊的焚化炉中销毁。
  1999年,作为被称做“文件追踪”的春季清理计划的结果,国家安全局将另外30吨的旧报纸、杂志和计算机手册处理制成比萨饼盒。但安全局并不只是回收利用纸。安全局废旧的计算机上淘汰下来的小芯片和电路板也被转化成可再利用的废料。
  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计算机被淘汰下来堆上垃圾山,致使安全局每年要从这些小的零件中再生438 吨以上的金属。
  尽管国家安全局每年要毁掉无数的信息,但比起每年大多以磁带的方式存储的数据来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神秘城3 号辅助大楼是一个几乎没有窗户的单调建筑,这里是国家安全局占地95000 平方英尺的音像资料室,其中存储了大约160 万盘数据音像带。安全局已经接近于能够将相当于50万张以上打印的双面文件(大约100 亿字节)存储于一平方英寸的磁带上。因此,这个巨大的音像资料室很快就能做到可以容纳这个星球上所有的信息,并且还有剩余空间。
  为减少购买新磁带的开支,安全局用大的“消磁机”来清除用过的磁带。由于磁带的数目巨大,人们开始担忧消磁操作员受到磁场的辐射问题。1998年由安全局职业健康、环境与安全处对1000多名现任和以前的消磁操作人员进行了检查。尽管对于健康造成的不良影响还不清楚,现在已经安装了防护装置,消磁操作员也被告知要与强大的磁线圈保持一定的距离。
  虽然机密的副本被定期销毁,但原始的信息却很少被丢弃。从音像资料室所在的大街往南走,国家安全局档案中心坐落在2 号辅助楼里。这里的1290万份文件每一份都超过25年之久,但仍然躲避着历史学家,并花费着纳税人的巨额资金在这里接纳尘土。甚至国家安全局也曾有一段艰难的时期来了解这些材料的数量。一份内部报告指出:“仅仅是记录的数量就已经让人瞠目结舌了,它们堆叠起来要超过9英里高,比波音747 的巡航高度还要高。”
  这里还存储着几亿份最近的文件,包括110 万份追溯这个秘密城市历史的“永久性记录”。1996年4 月,国家安全局最终解密了1919年1 月美国驻法远征军的一名指挥官陆军上校布罗尔的一份备忘录。备忘录上写道:“德国人过去是监听技术的专家,因此有必要对每一条重要的消息进行编成密码。”然而,从那时开始,甚至更早的许多其他文件,仍然是保密的。
  由于克林顿总统在1995年下达了严格的行政命令,国家安全局现在必须解密一亿页以上的已经泛黄的机密文件。根据上面提到的内部报告:“安全局必须重新研究这些记录,否则到2000年4 月17日就被认为是自动解密。”(后来最后期限被延长到2001年。)
  为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国家安全局提出了一项被恰当地命名为“过多症”的计划。作为这个计划的一沙,他们制作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设备:自动解密系统。利用先进的图像技术,整箱整箱陈旧的文件,包括精致的薄薄的半透明纸和满是污垢的碳原料制作的版本,从不同的工作站扫描进这一系统。然后,通过与含有解密指南的数据库进行磋商,专家们会神奇地将仍然敏感的信息从现在的电子文件中删除。
  这些已删除不宜公开内容的页面会在光学技术的帮助下存贮在能够最多容纳170 万页的内存中。考虑到国家安全局在信息自由法案中很多条款中被排除在外,公众看到哪怕是那些文件的一小部分的可能性都是非常小的。
  国家安全局能截获和储存足以将这个星球包围起来的信息的技术能力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值得提出质疑的是安全局是否有能力搞清其中大部分信息。前中央情报局局长罗伯特。盖茨说:“我认为有时我们收集情报只是为了体验收集的兴奋,为了证明我们有多出色。我们有能力收集那些我们从来都不加分析的浩如烟海的数据。我们只是把它堆在那里。我们的电子收集系统制造出的原始数据似乎比我们的分析家所能综合、政策制定者所能使用的要多得多。”
  这个小城中的棕色的、四四方方的OPS 3 号楼是国家安全局信息系统安全组织和本局的海军部门——海军安全组的所在地。也正是在这里,占地66000 平方英尺的巨大的安全局印刷厂为美国政府的机密通讯制做出代码和加密的材料。在国家安全局印刷厂里制造出来的用密码编写的材料中,有用来批准核战争的“行动密码”
  ;方形的一次性小便笺,上面有一行行杂乱的数字和字母,设计为一次性使用后就销毁;打了孔的密码“钥匙胶带”一一包装在密封的苏格兰式的胶带架里,像夹子似的,可以把密码带拉出,撕下,插入密码机里。为保证安全,钥匙胶带每天都要更换。
  穿过大街是超现代的特殊处理实验室,它是国家安全局最新水平的微电子制造和印刷电路板工厂。那里,局里的科学家们从头到脚都蒙在实验室的无尘服里,研制和生产用于国家最机密的加密设备中使用的芯片。在那些特殊的芯片中,CThRIS微处理器设计运行40兆赫,而且几乎每秒能获取3ho 万条指令。曾经有一段时间,国家安全局占有世界上集成电路市场的ho%。其他科学家也定期地试图重新定义一下一系列的主要技术的局限性——从电子束的集成电路模板制造到“直接写人”的晶片平板印刷。
  系统处理中心坐落在几个街区之外的另一个没有窗户的大楼里,这里有几个奇异的消音室。就像从恶梦中醒来一样,这些巨大的淡蓝色房间中,每一英寸上都覆盖着巨大的不同大小的匕首状的锥形物,最大的有6 英尺高。这些房间是测试在小城中设计和制造的监听天线的。A 室是最大的房间,有42英尺宽,42英尺高,90英尺长。这是设计用来测试频率在26.5千兆赫以下的天线的。发送信号的天线放置在房间一侧高出来的平台上,接收信号的天线安装在屋内的另一端。大小不同的锥体,由注满化学物质的泡沫组成,吸收不同的频率。
  稍远一点是科研工程大楼,这是一幢灰黑色的大而阴森的建筑,专门用于高级监听。安全局的科技和系统组织在这里办公,它负责国家安全局总部和全球的信号情报系统的设计、发展和配置。在实施的项目中,其中一项是要大大地延长藏匿在国外的窃听设备中的电池的寿命。国家安全局的一份技术报告中写道:“在恶劣的环境下为电子设备提供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能量的难题仍然处于没有解决的困难境地。”
  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就是微压缩贝塔电池,或叫“贝塔电池”,这是一种核电池。
  贝塔电池是通过将电子从贝塔射线转换成光,再将光转换成光电电池可利用的电能。
  这种电池现在已投人使用。
  科技和系统组织的几千名雇员中的大多数人是计算机科学家和工程师。2000年这个组织的副主管是罗伯特。史蒂文斯。在他的重要任务清单上,推动21世纪信号情报技术的发展排在非常靠前的位置上。这个被称做统一密码建筑的任务将国家安全局的技术推进到2010年的蓝图。
  国家安全局的微电子研究实验室坐落在科研工程大楼中,这里主要从事将计算机晶片上的电路厚度缩小到半微米的微缩技术,从而使电路在实质上消失。
  在巴尔的摩一华盛顿公路对面有另一座隶属于科技和系统组织的外部是玻璃的高楼。这座被称做国家商业公园的大楼是国家安全局高度机密的秘密工业综合体的中心。在绿树环绕和公路的掩映之中的国家商业公园是由安全局的几个高科技承包商所拥有的一个楼群。这些承包商中有应用信号技术公司,它制造了国家安全局大部分复杂的卫星窃听设备。秘密工业综合体类似于冷战时期的军事工业综合体,是商业部门经理主管的友好互助会与安全局之间签订的昂贵的合同关系。一份研究显示,信号情报有2 亿美元的市场可做。仅在马里兰州的一年时间内,国家安全局就开出了13000 份合同,价值7000万美元以上。
  快速转动的循旋转门环活动促进了安全局与工业之间的人员流动。为有助于得到更多的国家安全局合同,应用信号技术公司1995年任命刚刚退休的国家安全局负责技术和系统的副局长约翰。迪瓦恩为董事。同样,汤普森。拉莫。伍德里奇公司雇用国家安全局前任局长、退役海军上将威廉。斯图德曼为情报项目的副总裁和副总经理。经常投标安全局的合同的艾伦。汉密尔顿咨询公司聘用了斯图德曼的继任人、退役海军中将迈克尔。麦康奈尔为主管。而麦康奈尔的前任副局长威廉。克罗韦尔也离开国家安全局当上了西里克公司的副总裁。西里克是生产加密产品的主要公司。克罗韦尔曾经几次穿越过这个人员流动的旋转门,从国家安全局的一个高级行政职位到亚特兰大航空电子公司的副总裁,到代理承包商,然后又回到国家安全局成为参谋长。安全局的另一位副局长查尔斯。洛德于1987年离开国家安全局,并很快成为国家安全局最大的承包商电子系统公司的副总裁。
  秘密工业综合体的总部坐落在国家商业公园141 号的一幢白色二层办公楼里,正好是从国家安全局的科技和系统组织所在的国家商业公园出来顺着大街往南走一点的地方。在112 号套房的双层门里面有一个很少有人知道的叫做安全事务支持协会的组织,它为情报和工业部门之间架设了一道桥梁。这个协会的主席是1990年退休的国家安全局局长肯尼思。米尼汉中将。许多年来协会的执行副会长是退役的空军少将小约翰。莫里森,国家安全局的前执行领导,长期以来是情报部门最受尊敬的人之一。
  安全事务支持协会全年都举办座谈会和讲座,每年5 月它的颁奖仪式都吸引着情报界的“名人”和私营工业的人们。1997年4 月安全事务支持协会在国家安全局举办了一次为期两天的座谈会来讨论该局下一个世纪的密码策略。1999年有八十多个与技术情报有关的公司的高级行政人员和几十名来自国家安全局。国家信号情报委员会和其他情报机构的官员出席了安全事务支持协会的颁奖晚宴,在这次颁奖仪式上,前国家安全局副局长安。卡拉克里斯蒂受到嘉奖。
  新的世纪对国家安全局的承包商来说前景广阔。在2001年的预算批准书上,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建议国家安全局可以开始超越势力范围。这个委员会罗列了许多新问题,例如光纤通讯、互联网等,但实际上它已经命令国家安全局从外部5 ;进更多的专门技术。委员会说:“在1980年预算增加时,国家安全局就决定建立内部的管理科学家和工程师队伍,而现在安全局似乎认为,在迅速发展的信号环境问题上,内部的才干要比外部的专家处理得更好……我们的文化要求分隔,重视实用的技术工作,鼓励内部繁殖。却根本不重视项目管理、与工业签订发展合作意向及相关的系统工程技能。”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认为是该有所改变的时候了。2001年的预算报告说:“今天,我们需要彻底地重新定位。安全局必须迅速加强项目管理和系统工程技能,并且要注意这些训练的规定,包括对这些技能立约包出去的选择。”迈克尔。海登认为:“全球网络和新技术爆炸性的增长,使我们与企业的伙伴关系对于国家安全局的成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
  与许多大的社区相似,国家安全局这个秘密的城市也有自己的大学,即国立密码学大学。它坐落在距离国家安全局大院向北不远的一个地方。
  前国家安全局局长马歇尔。卡特回忆当年离开中央情报局,就任国家安全局领导时周围的工作人员说:“它们的教育和脑力水平之高让我叹服。当我来到安全局时我做了一个调查,这里从事实际工作的博士的数量真是令人难以置信,而且他们并不像其他人那样只是坐在那里炫耀。”
  为了将他们所有的脑力用到正确的方向上,国家安全局建立了大概是全国最具选择性的高等院校:国立密码学大学。这所学校是由原先的训练学校演变而来的。
  训练学校建在华盛顿西南部杰斐逊大道,位于第三大街和第四大街之间,被叫做Temp“R ”的一座凌乱的木结构楼房的M 楼上。早在20世纪50年代,那里的学生们要爬过3 号和4 号侧楼之间吱吱作响的楼梯,越过警卫,才能分别进到学校的5 个厢房中。
  1965年11月1 日建校的国立密码学大学建立在一座有100 多间教室的2 层大楼里。学校开设u 多门课程,有基本的信号情报技术,也有历时3 年的军事电子情报信号分析项目的技术强化③11. 学校还为信号情报的管理人员开设了先进的全国高级密码学课程(课程编号CY600 ),这是一门历时7 周的全日制课程。
  在神秘城中新建的国家安全局研究生科研中心,学生们甚至;可以获得“窃听硕士”学位——实际上是战略情报学硕士学位,专攻信号情报。这是一项2 年业余时间的学习项目,包括10门必修的情报学核心课程和4 门有关信号情报的选修课,并要做一篇论文。密码学大学也为被认为是全国最大的计算机培训设施而自豪。在代表最新技术发展水平的机器上可以进行154 种语言的考试。


  科研中心对大多数密码学专业的学生设置高级技术发展项目,这一项目给精选的雇员们提供了接触密码分析学及其他专业领域的机会。项目需要历时3 年完成。
  1998年那一班中的17个学生在OSP 大楼的弗里德曼礼堂举行的毕业典礼仪式上被局长米尼汉称为“杰中之杰”。
  在绞尽脑汁的高温超导最新的信号情报应用的考试后,或是在当地方言的小测验后,学生们可以沿着大厅来到罗德豪斯咖啡厅来一杯速溶的浓香可口的咖啡和一份意大利小点心式的三明治。
  1993年,国立密码学大学给38000 多名国家安全局的学生授予了证书。它还向国家安全局周围的学院和大学支付了500 万美元,以资助国家安全局的雇员来完成其余的课程。国家安全局还与国内其他地方签订了另一些合同。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麦迪逊的威斯康星大学被赠予92000 美元来发展现代印度语的水平考试。他们要求大学官员密切注视“有可能对国家安全造成负面影响”的人或事。
  国立密码学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是弗兰克。洛莱特,他是1930年新建的信号情报部的弗里德曼手下的第一位职员。1958年,在中央情报局工作了5 年之后,他代替了即将退休的弗里德曼担任了局长的特殊助理,那是洛莱特在4 个局长的麾下干了7 年的职位。那时,他带领着研究小组为国立密码学大学的建立做准备,并留下来担任校长,制定大的方针。他在两个月后的1965年12月30日退休了。
  1966年3 月2 日,洛莱特成为国家安全局第三位获得情报部门最高奖项的雇员,约翰逊总统在白宫举行的仪式上授予了他国家安全奖章。如果说当时的环境对他来说比较熟悉的话,那是因为短短的9 个月以前,他曾到此地接受杰出联邦公仆的总统奖,这是授予联邦政府中公务员的最高奖项。引用总统先生的话说:“他的杰出成就从对敌方代码的分析到密码术的技术进步,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安全史上的里程碑。”
  洛莱特是1930年最初的电码译员小组中最后一个与弗里德曼一起开始从事科学情报业务的,他于1998年6 月29日去世。1999年1 月27日的一个上午,肯尼思。米尼汉站立在神秘城一个大的华盖旁边,在他的身后是那个四四方方的、巧克力色的国家安全局信息系统安全组织的总部,也即国家安全局负责编码的部门。在一群人的注视下,在寒意中颤抖的米尼汉为一块看似落地陨星的大花岗岩石揭开了帷幕。
  石头的平面上是一块刻有碑铭的铜盘。上面镌刻着:“这座大楼谨献给弗兰克。洛莱特先生——美国密码术的先驱,1940年破译日本‘紫色’密码小组的组长。”
  这仅是这座城市中以个人名义命名的第二座大楼,第一座是以路易斯。托德拉博士命名的超型计算机设施楼。命名大楼的做法是赋予神秘城的居民一种历史责任感的新方式的一部分。国家安全局的压倒一切的秘密性质的副产物是缺乏对国家安全局过去的认识。仅有的一点历史也用多种的代码进行了严格保密,几乎没有人能够接近。在《密码学季刊》上发表的一篇关于绝密司急语的文章指出:“无论国家安全局有多大,也无论它有多么成功,它自身历史感(所有一切组织和职业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的最弱是如此令人吃惊。对安全局过去的线索并不是完全地缺乏,而是在某些情况下严重地误导。”作者建议:“我们需要以我们的英雄来命名我们的大楼;我们需要在走廊和大楼中放置他们的照片和牌匾来纪念他们的努力……我们需要做得更好来向人民灌输密码术工作的历史和传统。”
  但在2001年,随着环城几英里的围墙工程的继续,小城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了。
  到那时,神秘城就会变成乔治。路易斯。伯格斯的“巴别图书馆”的化身,那是一个收集了无穷无尽信息的地方,全世界的知识都储藏在那里,但每一个字都疯狂地用一种不可破解的代码杂乱地写出来。伯格斯写道:“它们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充斥着刺耳噪音、混乱的动词和语无伦次的集合。”
  第十三章 幽灵在国家安全局这座神秘之城聚集着数以万计的掩盖了真实姓名和真实身份的人,他们像这个机构本身一样神秘。该机构的各种统计数据表明,其雇员的平均年龄为43岁,工作经历为14至18年。大约59%的人为男性,10%是少数民族。63%的人在该机构的工作时间不到10年,13%为现役军人(包括四名将军),27%为退伍军人,3.3 %为退休军人,5 %为伤残人员。除了正式的文职人员和军职人员外,这个机构还雇用了2300名全职的合同工。
  如果把国家安全局看做一家公司,那么它的费用支出、占地面积以及雇员人数,均在《财富》杂志500 强公司中位居前50名之内。1993年仅飞机旅行费一项,国家安全局就支出940 万美元,其中90%以上的航班是从附近的巴尔的摩一华盛顿国际机场起飞的。1993年居住在马里兰州的员工工资总额约为9.3 亿美元,国家安全局为他们支付个人所得税约6500万美元。
  除了这些令人瞠目的数字,每天进出这个双层铁围栏的男男女女既卓尔不群又普普通通。他们组成了全国、甚至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数学专家和语言学专家群组,他们又是公务员,也会因必须把车停放在离办公大楼很远的地方而愤怒。他们有些人整天都在翻译僧伽罗语(斯里兰卡的语言)的信息,有的在钻研高深的组合学和枷罗瓦理论。还有一位女士对世界上的轮胎了如指掌。“她被人们称为‘轮胎夫人’,”一位接受国家安全局情报的客户说,“她是轮胎专家。违禁飞机需要轮胎,而当你想方设法禁止某人购运这类轮胎时,小小轮胎就事关重大。如果某人要向伊朗运送喷气战斗机的轮胎,你就要搞清楚这种轮胎将用于哪种型号的战斗机。”
  国家安全局的大多数工作人员能够成为任何人的邻居。他们当中有些人每天身着西装去上班,但多数人穿着比较随便。“根本就没有穿着标准,”一位赶时髦的前任俄语专家抱怨说,她把国家安全局称为“怪异人之所”。“我看到一个家伙穿着黄裤子,黄衬衫,黄毛背心,”她说,“很多人的穿着都不会那么好。”
  布伦特。莫里斯一有时间就到位于马里兰州哥伦比亚他孩子的学校去表演魔术。
  在国家安全局他是研究密码的高级数学专家。莫里斯5 岁时在电视上“教你一招”
  的节目中看到布法罗。鲍勃的表演后就迷上了魔术。中学时他的洗牌术就已十分媲熟,当时他就在研究数学与魔术的关系。在国家安全局,莫里斯利用精妙的洗牌术研究出一种计算机存储器随机而有序的存取法。后来,这种洗牌术又帮助他发明了一种筛选计算机信息的方法。莫里斯还是国家安全局科技咨询委员会执行秘书。
  艾琳。巴克霍尔兹白天在国家安全局电信和计算机维修部门工作,晚上她就成了系列爱情悬念小说家“丽贝卡。约克”。和她合作的作者就嫁给了国家安全局的另一位员工。该机构计划与资源部的弗雷德里克。布林斯基被吸纳人“名人波尔卡音乐厅”,并且已经出了8 张专集,还组织了马里兰州大洋城一年一度的颇受欢迎的“大洋城波尔卡活动节”。
  国家安全局的员工加里。格兰瑟姆花了很长时间进行一项独特的研究——对国家安全局管理人员的性格、作风、特点及个性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国家安全局领导人的性格特点作为一个群体与普通美国人有着本质的区别,”他总结道,“与普通美国人相比,国家安全局管理人员处理问题更含蓄,判断更客观,对周围环境更易于做出结论。”格兰瑟姆解释说,国家安全局管理人员之所以腼腆、客观,主要与下列因素有关:该组织的任务技术含量高,员工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多,具有相同性格特征的军人背景的人多。“”国家安全局是谁?“这项研究是国防大学一个研究项目的一部分。国家安全局授权格兰瑟姆使用一项已经交给国家安全局高级管理人员和顾问的研究结果——”迈尔斯一布里格斯类型指标“。结果表明有近28的文职官员与”外界“交往时表现出性格内向。该结果显示,”他们与普通的美国人差异很大,在美国外向型约占75%“。与外界人员相比,国家安全局的官员属于”思考型“,而外界人员在其职业方面更倾向于”感情型“。”一般而言,国家安全局管理人员的性格比普通公众更内向,他们的直觉性强得多,更善于思考、善于判断。“该机构内有一个老笑话:”你什么时候都可以说国家安全局的人的性格是外向型的,因为他老是盯着你的脚尖而不是盯着自己的脚尖。“
  这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性格内向的人占大多数(64%),这意味着国家安全局管理人员的专注力更强,他们排精竭虑,追根究底,因而工作更加深人。”他们也许不愿意赞同这种观点:工作做完就万事大吉。他们一般不会因为没有得到赞扬或鼓励而受到影响,因为他们更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如果他们认为周围的人对事物的看法与他们一致,他们就不会认为周围性格外向的人需要赞扬。而且,这些性格内向的人对外部世界持内向型的看法,常常使他们周围的人包括其他性格内向的人感到困惑不解。
  最后,这项研究表明,这是一座由一群冷静、高傲、不偏不倚的人管理的神秘之城。国家安全局管理人员中思考型的人占大多数,这一点意义重大,因为他们所偏爱的判断问题的方式是客观的、符合逻辑的,也是分析型的。尽管这种方法在解决工作问题时效果肯定更好,但在管理过程中人的主观因素就减少了。思考型的人希望他们的能力得到认可。给他们的回报是委以重任。晋级、加薪。他们也许忘记了或者没有认识到1 /4 的下属是情感型的,那些人工作时偶尔需要得到赞扬、需要得到别人的赏识。有个观察人员说:“思考型的人的观点是,如果你没有被解雇,你就应该清楚你的工作于得不错。”
  “国家安全局管理人员尤其偏爱判断,这说明他们偏爱系统化和条理化。他们都是靠做决策、做计划、订方案起家的组织人员,对杂乱无章、毫无计划的事情感到窘迫不安。与那些有见地、往往因确信信息不足而迟迟不做决定的同事相比,他们更缺乏耐性、更保守、更缺少灵活性。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很大。”
  对于许多人(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来说,在全国最大最神秘的间谍机构任职的最初的那份兴奋随日常工作的进行而渐渐地消失。《国家安全局业务通讯》副主编塔米。麦卡斯林说:“就我的情况而言,身在《业务通讯》办公室,与世隔绝,我有时真无法理解外部世界为何对这个(我认为)典型的政府官僚机构如此着迷。”
  尽管工作人员各种各样,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你不会发现他们谈论自己的工作,即使在自助餐厅同隔壁办公室的人一起进餐时也不谈论。他们的工作制度是,与工作有关的事“不要说、不要问”。对于新到这个秘密之城的工作人员而言,《国家安全局手册》中的第一项内容就是“隐瞒身份的训练”。手册中说,“国家安全局新进入员必须熟悉的第一项安全训练或许就是隐瞒身份的训练……隐瞒身份意味着鼓励国家安全局工作人员不要让别人注意自己,注意自己与该机构的联系。而且,对于与该机构无关的人员向他们提出的、有关该机构活动的任何具体问题,国家安全局的工作人员既不可肯定也不可否定。”最后,该手册提出警告:“隐瞒身份的训练意义是相当深远的。”
  那些到国家安全局寻求工作的人几乎无法了解到该机构的实际工作情况。“把国家安全局描绘成超级秘密——‘神秘的机’——在近几年来已成平常事,”国家安全局绝密的《国家安全局技术杂志》上的一篇评论说,“国家安全局的任务与国家的整体安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因而该机构必须放弃向公众发表看法、在报刊发布消息的做法,虽然这些做法可能在几年之内为其树立诱人的公众形象,并让美国人民了解它的价值。尽管注意到了保密的要求,但国家安全局也知道保密的做法对员工的招聘会有副作用——而员工的招聘是任何机构的生命线。确实,接受国家安全局的聘用实际上就是信任该机构的一种行为。”
  考虑到由于该机构一再强调保密而无法使其新员工掌握关键的高科技使用技能,评论的作者建议把下列信息透露给科学学术界:“我们国家安全局这些人形成了一个在美国、在西方乃至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科学和技术团体。我们研究别的机构不研究的问题。我们发明、使用的设备比全美国任何一家机构或组织已经发明、使用的设备都先进。我们面临着不断变化的挑战,这种挑战比迅速发展的科技前沿所面临的其他任何变化的挑战更加复杂、更加广泛,因而更加深刻、更加困难。如果你符合条件,你就会发现在国家安全局工作令人振奋,很有意义。如果你感兴趣,我们还能向你透露一点,但仅此一点,条件之一就是信任。”尽管是轻描淡写,但仍然放心不下,该评论又补充道:“在你把材料寄出之前,最好检查一下它的保密性能。”
  最近,该机构好几次很不情愿地公开提到密码学和密码情报技术。一本为数学专家编印的小册子说:“你们面临的挑战,就是使用代数、数论、组合学、统计学甚至密码学和其他技术,去创编——或破解——几乎是无法破解的密码和暗号。”
  另一本小册子说:“所谓挑战,就是使用概率论、统计学、傅里叶分析理论、伽罗瓦理论、随机过程和其他技术,智胜全世界的编码或解码专家。”但除此之外,别的什么都没说。
  国家安全局一则招聘广告上说:“我们正在寻找那些能够通过最终测试的、为数不多的专门人才。”有些在读的大学生获得被称为“本科生培养计划”的奖学金之后,就被该机构聘用。这些学生暑假期间到国家安全局工作,毕业后就成为专职雇员。该项奖学金竞争激烈。每年有600 至800 名高中生申请,但只有很小一部分人被选中。1999年79名获奖者就读于各个大学,包括哈佛、麻省理工、普林斯顿和康奈尔等大学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对此项奖学金感到满意。一个员工抱怨道:“该机构的资助引起了逆向歧视,看到这种情景,让人不寒而栗。”
  该机构的“合作教育计划”还为那些在校的学生提供了其他的机会。根据该项计划,四五十名学生在校期间可以工作、学习交替进行,即全职工作一个学期之后,再全职学习一个学期。1997年,大约有80%的毕业生决定留在该机构。“有史以来,我们的招聘策略是以工作的刺激性为基础的,”业务部副主任特里。汤普森在1999年说,“因此我们的合作计划对于我们而言至关重要,因为我们把他们招聘过来的时候,他们对自己在毕业后从事何种职业这一重大问题尚未做出决定,尚未发现这种工作的刺激性。”
  依照传统做法,那些有希望成为雇员的人像新兵一样按小组通过该机构一道道关卡,如一系列的面试、考试和测谎仪测试。只有在这些程序完成以后——通常需要七个月——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才能被分配具体的工作,得到正式聘用。但到这个时候,许多人已经在私营企业找到了报酬优厚的职业。该机构被迫在剩下的人当中继续挖掘寻找。那些未被召唤的人仍然处在无人理睬的状态。
  由于招聘信息技术人员竞争激烈、费用极高,该机构于1999年启用了一项效率更高的招聘程序,该程序更多地参照了私人企业的做法,而不是当地征兵委员会的做法。被选定的学校只有几所,这样便能与它们建立密切的关系。与过去的做法相比,该机构不仅更详细地解释了研究尖端技术的好处,而且更详细地向学生们描述了工作情况。该机构雇用了一家私人公司把个人简历扫描输入国家安全局专用网站。
  然后这家公司帮助该机构根据个人简历安排具体工作,还专门设立了一个电子邮件地址(lljobS@HtTp://wWw.eBook6.Cn ),方便人们提交个人简历。为了加快程序的运作,最初的筛选工作是通过电话进行的。
  那些被选中的人被送到总部进行面试,该机构要对他们进行一连串的标准化测试,并且指派局内“同伙”帮他们了解该机构和周围社区的情况。测试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检验一个人的“密码大脑”——密码破解专家或其他密码工作人员从事的枯燥、有时令人大脑麻木的工作所需要的特殊能力——还要检测他或她的综合知识。
  尽管大多数人认为密码破解和密码编制是国家安全局的主要工作,但是,近期的一份内部文件透露,“毫无疑问,从事这种工作的人在该机构的员工总数当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小”。这种现象是由于其他部门——如人事部与员工服务部——的人员增加造成的。
  有个学数学的本科生最近通过了这个招聘程序,他发现该机构的“管理颇有人情味”,并希望成为该机构600 名数学专家中一员。机构提取了他的指纹,还要求他填写了厚厚的一沓“个人履历调查表”,表中所列问题十分详细,包括过去10年中的居住地、外出旅行和其他各类活动等情况。“填写之前,我得好好地想一想我是不是真的想要填这份表,”他说道。
  接下来,他被召到米德堡,在一名陪同人员的陪同下,顺利地通过了面试的考验。这位陪同人员也是一位数学同行,他扮演了同伙的角色,以一种坦诚的、非正式的方式回答了各种问题,还偶尔向他介绍该机构的各种情况。这位候选人惊讶地发现,面试他的每一位官员对他的简历都了如指掌,连他成绩单上的各项分数都一清二楚。“这种事我以前从未碰到过,”他说。
  首先面试他的是数学培训部主任。主任向他介绍了申请人必须完成的为期3 年的培训计划,开始是到国家密码学院学习很长一段时间。他和另外约40名新近应聘的学生要把高等数学快速复习一遍,然后深人研究数学中有关密码的内容。这些人当中,有的刚刚大学毕业,有的已获得博士学位。通常情况下,课程安排是每天先听2 个小时的课,然后进行6 个小时的研究。那位官员办公室的一面墙上挂着一排正在接受培训的3 个班的学生的照片。
  候选人经过面试并提交各种文字材料(如推荐信)之后,他或她的名字就被送到由24人组成的“数学人才招聘委员会”。在该委员会的一次月会上,委员们对候选人进行讨论并投票表决。他们从不征求陪同人员的看法,也不询问陪同人员与候选人谈话的内容。投票结果,同意或者不同意,立即通过电子邮件发出。
  最终确定下来的那些人——近几年来,每年2000多名申请人中约有100 人——被有条件地聘用。接着,他们在该机构的4 层楼的机场广场大厦开始办理手续,这座大厦坐落在好几英里以外的FNX 大院。在那里,新聘人员填写各项表格、进行体格检查,他们的第一天就是这样度过的。
  下一道难关就是要经过保安部对候选雇员进行的严格的个人背景调查,即所谓的“个人范围背景调查”,在国家安全局内部又被称为“特殊背景调查”,内容包括一项“全国性机构调查”一全国所有调查机构对个人不良历史的调查。出生记录。
  个人身份都要核实。最后,还要对过去10年的学习、工作经历。信用记录、地方法院记录等情况进行调查。还要按照所列地址向其邻居调查当事人过去10年内有无恶劣行为。
  罗布。富杰塔家住马里兰州的奥登顿,离国家安全局不远,他回忆说,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个政府调查员来敲他家的门,向他调查邻居的情况,邻居是个中学生,想在暑假期间到国家安全局找工作。他说,开始问一些关于日常活动的问题,不过很快就转向了个人性格方面的问题。“他是不是同性恋者?他是否吸毒或酗酒?
  他经常上教堂吗?你能不能向我介绍一下他的家庭生活情况?他和他父母的关系如何?等等。“
  据当时负责国家安全局大学生招聘计划的比尔。肖尔斯说,“合适的性格”是国家安全局所要寻找的对象。某人搞同性恋或吸毒,“并不意味着他或她不能为国家安全局工作,”他说,但是,“一个隐瞒实情的人做安全工作就不一定可靠。”
  保安部最近提议放弃派人实地走访邻居的做法,改为电话访问,但国家安全局的官员不同意这种意见。保安部争辩说他们再也无法承受这种既费钱又耗时的工作方法了。保安部的官员指出,他们不光为国家安全局服务,每年还必须对25万多个政府雇员和合同工进行背景调查,造成大量积压。与此同时,国家安全局要求,对300 万已通过安全审查的联邦雇员和合同工的电脑档案材料,每五年更新一次,而现在积压的就有数万份。因而,到2000年,保安部的调查材料的积压总量已达90万份之巨。而且更糟的是,近几年保安部裁员约40%,从80年代中期的4300人减到1998年的2500人。
  1999年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保安部为国家安全局所做的背景调查有94%不完整,因而不符合联邦规定的标准。同一年,一项常规的测谎复查导致了一位为国家安全局工作的一名级别不高的海军军官丹尼尔。金的被捕。退伍18年的金于10月28日被捕,据说他承认了5 年前曾给俄国大使馆邮寄了一张计算机磁盘,因而被指控犯有间谍罪。据说那张磁盘中有关于国家安全局针对俄国人所进行的海底电缆窃听活动的绝密的详细资料。
  个人范围背景调查完成之后,调查结果被送回国家安全局评估。
  下一步就是把他们带到一个与许多小办公室相连的狭窄通道,这使大多数待测人员心惊肉跳:这就是测谎室。在那些窄小的封闭的办公室里,木纹桌面上摆着新型的计算机控制的测谎仪,测谎仪与监视器相连,监视器以多种形式显示出被测人员的各项生理反应。根据国家安全局的一份文件透露,在所记录的各项数据中,有被测人员的“呼吸、皮肤电反应、脉搏率、脉搏幅、血管流量、毛细管流量、血管压、毛细管压、以及呼吸描记器、电流描记器、心脏脉搏描记器、体积描记器、心脏活动监视器等各种测谎仪器记录下来的生理变化情况”。国家安全局的几十位持证测试专家中有一位负责监视那些高低起伏的图像。他们所提的许多问题都来自个人范围背景调查的结果。
  在桌子的另一边,测试人员坐在一把高大的、衬垫厚实的老板转椅上,手指连着电极,胸前绑着橡皮管,上臂绑着臃肿的血压计的橡皮囊袖带。测试专家关注的是各个相关基线图上的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大到呼吸突然停止或血压急剧上升,或小到皮肤阻抗的轻微下降。
  军事安全局于1951年5 月雇用了6 位年薪为6400美元的测试专家,开始实施这项测谎计划。启动这项计划的原因是,该局人员增加很快,背景调查的速度跟不上招聘计划的发展。当时雇用了1000多人,可他们的背景情况要等到调查完成之后才能搞清,但当时由于朝鲜战争的影响,该项调查需要9 至18个月才能完成。到1953年,国家安全局对所有的应聘人员都要进行测谎测试。测谎检查最初是在华盛顿西北区U 街1436号的一幢戒备森严、外形怪异的大楼里进行,后来测谎室迁到业务大楼,最后又迁至FANX大院。
  测谎检查仍然是国家安全局招聘程序中最令人恐怖的一幕。“测谎!这个词就足以使你毛骨惊然,”国家安全局《业务通讯》中的一篇文章开头就这么说。测谎测试至今仍然是整个招聘程序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根据国家安全局的一项研究,对申请人的安全可靠度进行评估时所用的材料78%来自测谎测试报告,只有22%来自背景调查。
  从1983年7 月至1984年6 月,该机构总共进行了11442 次测试,其中4476次是对应聘人员进行的。这组人员当中有1875人由于各种原因自动退出。在留下来的2601人当中,有793 人被该机构由人事、安全和医务等部门的负责人组成的申请人审查小组拒之门外。其中高达90%的人(被拒绝的793 人中有714 人)是由于测谎测试不合格而被剔除的,测谎仪力量之大由此可见一斑。1984年上半年,总共有1202个合同工接受测谎仪的测试,其中167 人测谎一结束就被淘汰了。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测谎测试行为遭到严厉的指责,原因是该机构过分依赖测谎测试问答题或令人难堪的个人问题。测谎测试问答题几乎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个人性生活方面的隐私,而这些问题与他或她的诚实或爱国精神几乎没有什么联系。经过国会调查和内部取缔之后,这类个人问题多少有所收敛,但滥用现象还时有发生。
  国家安全局一位前俄语专家说:“我一生最可怕的经历就是接受测谎仪的测试。”
  开始提了一些有关在商店里扒窃商品的问题之后,测谎仪操作人员很快就提一些有关性的问题,问她性欲是否强烈。“如果你有性行为,他们就问有多少次。如果你次数过多,他们就感到惊讶。如果你没有性行为,他们就问你是不是同性恋者。当时我还没有恋爱对象,他们就一直追问:”你为什么还没有男朋友?“‘那次测试是在1993年进行的。最近,国家安全局声称,这类问题已经不再那么咄咄逼人。
  合同工雇员必须接受测谎测试的做法始于1957年。1982年,继英国信号情报机构通讯总部的一件造成严重损失的间谍丑闻之后,被派往国家安全局的军事人员,也必须接受测谎仪的测试。他们在进入军事部门之前,先由军事部门对他们进行测谎测试,要他们回答一些反情报情报方面的问题,测试后方可在国家安全局任职。
  与此同时,所有员工每5 年就要进行一次测谎测试复查,内容也主要是与反情报有关的问题。还有了项测谎测试计划,即进入特殊部门的测试,是专门为那些将要承担国家安全局内绝密任务的人员而设置的。接受这项测试的人既要回答反情报情报方面的问题,在某种情况下还要回答“相关性的”——适合个人身份的——问题。
  最后,1982年,国家安全局又实行了一项可怕的政策——计划外的“不定期”
  反情报情报测谎测试检查。这种检查的目的既是为了寻找间谍,也是为了寻找无意中泄密的人员。根据安全办公室主任所写的一份备忘录,拒绝合作的文职人员将面临“解聘”的危险。国家安全局的一位高级官员说,该机构曾要求司法部调查泄密事件,在20世纪80年代前5 年,这类事件每年大约有4 起。
  国家安全局反情报测谎测试涉及的内容如下:了解、参与、实施反对美国的间谍式破坏行为。
  了解、接近、提供或出售机密情报或材料给未经授权的人员。
  未经授权即与外国人接触,或接触后未向组织汇报。
  一想到突然从办公室被叫走,捆在测谎仪上接受检查,还要被问到你是否向俄国人出卖过情报或向新闻界透露过情报,就会使“国家安全局的工作人员……感到震惊”,国家安全局安全办公室主任菲利普。皮斯说。结果,员工们被召到弗里德曼礼堂参加一系列的市政会议,会议期间他们讨论了新的程序。
  根据那项不定期测试计划,该机构于1983年在没有提前通知的情况下,将1770人拉到测谎检测室,其中1699人受到指责并被辞退。其余71人被召回接受进一步审查。结果,除4 人外全部被清除。这4 个人又继续接受第3 轮审查,尽管最终还是被允许返回工作岗位,他们大概也掉了几磅肉。根据测谎检测部主任诺曼。安斯利的说法,他们涉及的问题很广泛。一个人把一份机密手册放在自己的家中长达几年之久。另外一个人明知故犯,用不正确的方法销毁了密码解码材料。还有一个人描述了一个行迹可疑的外国人接近他的情景,但事发当时他未向组织报告。
  这次测试之后,测试专家再次检查个人的检测图表,并就其结果做出最后的结论。“NSR ”(无重大反应)表示没有未解决的问题。“SPR ”(具体生理反应)
  表示被测人对某一具体问题总有反应。“INC ”(无结果)表示检测结果无法解释。
  还有“incom -plete ”表示测试未完成。如果问题未解决,这个人就要被召回测谎室进行复查。
  检查完成之后,测试专家的报告被送到质检部门就其准确性进行独立的审查和分析,以确保不遗漏任何问题。检测报告从那里又转到安全审查部做最后裁决。测谎测试专家不做任何裁决。他或她的惟一目的就是要证实面试时提供的材料真实可靠,并解决在测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一份对1974年至1979年间的20511 个申请人的分析材料,使人们对国家安全局的测谎计划产生了独到的看法。其中695 人(3.4 %)承认犯有重罪,而几乎所有的犯罪人在案发时都没有被发现。他们承认的罪行包括谋杀、持枪抢劫、暴力强奸、人室盗窃、纵火、挪用公款、驾车撞伤人后逃逸、偷窃贵重物品或大量钱财、走私、以及批发销售违禁药品等。
  一个到国家安全局申请工作的人被证实是个逃犯。在接受测谎测试时,他承认向已分居的妻子家中开枪,企图谋杀他的妻子。另一个人承认用猎枪击中了6 个人,当时被指控犯了谋杀未遂罪,但由于证据不足未进行审判。还有一个人提到了放火烧了他的前妻和他们的孩子居住的活动房屋。一位退伍军人向测谎测试人员承认,在越南时他谋杀了一位少女,后来还有一次因为喝啤酒与一个陌生人发生争执,并用刀戳伤了那个人的脸。一位申请工程师职位的人——此人作为工程师曾被另一政府机构雇用——不加思索地说出了他开枪并打伤了他的第二任妻子,他的妻子非正常失踪,对此他不愿解释。他还突然声明他的工程学学位是伪造的。
  在进行测谎测试期间甚至发现了间谍行为。一位即将退出军事部门的申请人能够接触到绝密密码情报,他讲述了曾经几次造访苏联大使馆、准备叛变投靠苏联的情况。俄国人复印了他的绝密文件,当他们发现他已提出到国家安全局工作的应聘申请后,就鼓励他继续干下去。


  还有一个申请人在服役期间接触过秘密情报,他承认只要他能得到一大笔钱,他就会向外国情报部门出售秘密情报。有一个到国家安全局寻找工作的人最终承认,他的背景材料很大一部分是伪造的,还承认他曾经为一家外国军事情报机构的头头当过科技顾问。
  更有意义的是,国家安全局的这项研究表明,派往国家安全局中央安全部的高度可靠的军事人员也存在严重问题。在当时,该部人员是不需要接受测谎测试的。
  在为期5 年的调查当中,通过审查的军事人员有2426人到国家安全局申请文职工作,其中13人承认他们自己或他们认识的人都参与过间谍活动,另有25人承认曾经向共产党人或恐怖分子传递过秘密情报。
  20世纪90年代早期,国家安全局成为最早使测谎测试计划完全计算机化的情报或保卫机构一一计算机化是自1940年以来测谎技术的第一次重大的变革。据国家安全局官员说,他们发现计算机化的测谎设备比传统的方法更为准确,因为这种设备记录信号的灵敏度极高。计算机可以使检查人员任意改变屏幕数据的显示方式而对基础数据没有任何影响,从而保证了测试的可靠性。
  该机构目前正在研究在测谎测试过程中几乎完全排除人为因素的方法。在不久的将来,只要将一个人的履历编人一台奥威尔式的计算机,该计算机就会提出相关问题,对当事人的回答做出分析,并判断出当事人是在说谎还是在讲真话。
  1991年,安全部办公室和“研究与信号情报技术部”数学分部合作,签订了一份合同,目的在于把目前只能被动显示数据的计算机改进为能够积极分析数据的专家。该项目的主要签约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实验室能够用便携式计算机测谎仪开发出一种测谎辅助评分系统。人力评估有时需要几天甚至几个星期才能产生最后结果,计算机程序则不同,两三分钟就能得到结果。利用被检测人过去测试的历史数据和他或她的生理数据,计算机就能得出与测试结果有关的统计概率。
  尽管使用了测谎辅助评分系统,但仍然需要测试专家做最后的裁决。早期的试验表明计算机分析系统比人工测试更准确,产生的不确定的结果更少。国家安全局的一份文件说:“在不远的将来,计算机甚至有可能提问测试问题——从而排除了测试人员人为影响测试结果的可能性。”
  正如20世纪80年代担任国家安全局测谎部主任的诺曼。安斯利所坦言,尽管对测谎仪的依赖性越来越强,但这种仪器也远非完美无缺。当问到吸毒酗酒成瘤的人能否骗过这种仪器时,他回答说“可能”,如果那个人“故意考虑其他问题从而割断心理联系”。这正是政府内外许多人不信任这种仪器的原因。“测谎仪被说成是一种‘即使不可靠但是很有用的’调查工具,”参议院情报速选委员会在1999年说。
  该委员会得到有疑问的数据后,便请求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纳和联邦调查局局长路易斯。弗里对“测谎仪的替代技术”进行评估。最早使用这种仪器的是能源部的核武器实验室。有一位科学家在《能源部职工通讯》中发现其预期出错率约为2%。“就我们的情况而言,”他说,“这就意味着每5000人中有100 个无辜者的名誉及事业会受到站污。”
  到国家安全局申请工作的人,在接受测谎测试之后,还要接受一连串的心理测试,最后才能确定他们能否被录用,能否接触该机构的绝密材料。90%的申请人还要接受一位临床心理学家的面试。
  申请人的测谎测试、心理测试和实地调查等所有材料汇总后,就被提交给由人事、医务和安全等部门的代表所组成的国家安全局“申请人审查委员会”。该委员会根据该机构所谓的“完人”原则,对每一位申请人进行审查,然后举手表决通过,或者将材料交给人事部主任并由他发出“遗憾通知书”。
  申请人有两天活动时间,第二天主要是听取各方面的简要介绍,其中包括一次安全简介和一次非保密性工作简介。一些最有希望被录用的申请人可以到工作区兜一圈。然而,如果让他们参观工作区,就需要提前对整个工作区进行清理——必须转移所有的秘密材料——因而很少让他们参观。
  多年来,国家安全局负责安全的官员一直认为,同性恋问题是一系列值得密切关注的问题中最为重要的问题。
  1960年,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关于同性恋的无谓的恐慌甚至延伸到了“椭圆形办公室”。“苏联似乎有许多同性恋者,”司法部长威廉。罗杰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绝密会议上惶恐地告诉艾森豪威尔。他真正担心的是“这类人可能有一个专门的组织”。罗杰斯后来担任了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的国务卿,他显然害怕全世界的同性恋者联合密谋。“俄国人曾经诱骗过一个人,”他告诉艾森豪威尔总统,“这个人供认说,同性恋者有一个全球性的组织。”
  在此前一个月,两名国家安全局的密码专家已经在莫斯科新闻媒体上公开亮相,要求政治避难,并像悔过自新会上的罪人那样交代了该机构的最高机密。这是国家安全局有史以来最大的丑闻。所有证据都清楚地表明,意识形态是导致威廉。马丁和伯农。米切尔的极端行为的真正原因。但是,当发现其中一个人曾经在年轻时有过某些下流的行为时,性就立刻被认为是导致他们背叛的真正原因。根据为撰写本书所收集的材料,这两个人的变节行为在白宫内引起了一阵对同性恋者的病态的恐慌。联邦调查局在全国范围内对每一位被他们认为是同性恋者的人秘密登记,艾森豪威尔下令将这些人列人黑名单,从而又回到了麦卡锡年代。
  在上述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财政部长罗伯特。安德森对此事也很担心。他询问:“我们掌握的同性恋者的名单到底有什么作用?”埃德加。胡佛回答说,他那个部门“确实掌握了一份名单,而且地方主管部门获得这类情报之后就向联邦主管部门汇报”。艾森豪威尔下令将被登记过的联邦政府的工作人员秘密而有计划地列入黑名单。“这样的名单,”他说,“应当交给负责监视他们的人,以确保名单上的人不被其他政府机构雇用。每一个申请人都要留下指纹。如果你掌握了一个人的指纹,而且有证据显示这个人曾经因为这类原因被辞退,那么,你就可以防止他将来再被雇用。”胡佛表示赞同,“这个主意不错。”艾森豪威尔在会上做总结发言时评论道:“这样的人一旦被雇用就很难清除,因而他们一进入政府就要把他们抓住。”
  白宫的这种严厉的态度变成了国家安全局大规模的清洗行为。任何人,只要他表现出哪怕是最轻微的同性恋倾向,不管他有没有同性恋行为,都是清洗的对象。
  有几十人被解雇或被迫辞职。这种恐慌还要持续几十年。不过时至2001年,这种态度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最显著的实例是:由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和双性恋的员工组成的专门团体在国家安全局大院内正式成立,而国家安全局《业务通讯》还为他们每月一次的定期会议刊登广告。
  在柏林墙被推倒不到一年的时间,冷战后的首次冲突爆发了。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发动了针对萨达姆。侯赛因的“沙漠风暴”行动。
  硝烟还未散尽,国家安全局局长斯蒂德曼认为美国间谍机构在这次冲突期间的表现优劣混杂一一但被他称为“对破坏制裁的人的监控”的行动除外。他说,主要问题在于几乎一夜之间把从前的朋友变成了敌人。“显然在两伊战争期间,”斯蒂德曼说,“我们把伊拉克当做盟友。因此,对伊拉克这个地区,我们没有收集到大量的基本资料,对其各种实力也缺乏深人广泛的了解。我们是靠监视手段获得有关信息的,但是,几乎没有人会认为这就是深入了解对手的做法,而打仗就得深入了解对手。当时我们简直谈不上深入了解对手。”
  斯蒂德曼还说,由于萨达姆。侯赛因曾经是情报方面的合作伙伴,国家安全局现在就处于不利的地位。为了对付伊朗的战事,4 年多来伊拉克一直接受美国的情报服务,因而对我们在根据情报得出结论和收集情报格暗号情报)等方面的实力了如指掌,也非常敏感。根据情报的基本原则,在第一回合我们就败下阵来。也就是说,我们的安全系统早已被人渗透,因为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向我们当今的对手展示我们的情报实力。此外,伊拉克本身就是一个讳莫如深、高度重视安全防范的国家。在美国所遇到过的对手中,这个对手是最善于防范和欺骗的。这个国家千方百计为阻止西方国家渗透刺探其实力和企图而设置了大量的障碍。
  海湾战争期间,最令人头疼的就是情报“熔合”一一使全美国的情报机构联手合作——和情报管理这类的工作。对国家安全局而言,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及时地将情报截获人员截获的情报送交破译人员、分析人员直至沙漠帐篷里的指挥员供他们使用。“实际上,从去年7 月伊拉克威胁入侵科威特起到1 月15日战事爆发这段时间,”斯蒂德曼说,“我们一直在创造一个收集、加工、分析情报的环境,加强国内与战场之间的联系。”
  当部队登机回国时,斯蒂德曼展望了20世纪末漫长10年的光辉前景。“未来的世界将是一个全然不同的情报世界,”他说。对国家安全局及其合作伙伴而言,到1990年,充实的年代已经结束。冷战已经取得胜利,士兵们也该回家了。曾经只知道发展壮大的群体突然间面临着裁员、经费剧减和失业等威胁。
  在位于华盛顿玛丽埃塔的一个情报截获站,其灰色的办公大楼无人使用,一片萧条。“置身于杂草、垃圾和废弃的汽车之中,”一个决意重游故地的前任技术员说,“我的耳朵就听到了从办公楼旧址传来的微弱的声音。”随后,他就发现了其中的奥秘:数以百计的老鼠在垃圾堆中窜跳翻腾。
  强大的冷战恐惧的浪潮几十年来一直冲击着设在遥远的山巅、北极的荒原和隐秘的山谷的那些监听站,如今正像潮水一样快速地退却。
  在苏格兰的埃兹尔举行过多次遣散仪式,离这儿不远就是一座关押着许多苏联人的大监狱。在遣散活动期间,惟一在耳边索绕的声音就是一支孤独的苏格兰风笛吹奏出来的刺耳的告别之音:“我们离开这地方,就要远走去他乡。”
  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佛罗里达的基韦斯特曾经向白宫发回了大量的情报,而如今号手吹响了最后一次“熄灯号”,国家安全局的官员看着国旗最后一次降下。
  位于日本上激屋的指挥部会议室曾经是海军最大的监听站,如今指挥官根据秘密指令庄严地宣布关闭该站。
  在加利福尼亚的斯卡格斯岛,在土耳其的卡拉米塞尔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几十个监听站,巨大的天线就像当年被悄无声息地安装起来一样,如今又被悄无声息地拆掉。
  阿拉斯加的埃达克岛曾经是只有监听人员居住的冰天雪地的禁地,如今已在因特网上拍卖。卫星接收天线、发电厂、埃达克博物馆、学校甚至教堂都将被出价最高的人买走。
  加利福尼亚的因皮里尔比奇离圣迭戈不远,那里的海军监听站在使用了79年之后,迎来了最后一班岗。
  许多没有关闭的监听站实际上也被弃置一旁,要么被改成了遥控工作站。埃克施泰因是德国的一座高山,从山顶可以眺望前捷克斯洛伐克,山上的小监测站的情报截获人员如今已被由奥格斯堡遥控的自动天线所取代,从这里开车到奥格斯堡要走5 个多小时。留下来的只有一些保安和维修人员。
  人员裁减不仅仅局限于国家安全局本部。在遥远的北方、北极的门户,加拿大最重要的阿勒特监听站也裁减了好几百人。同埃克施泰因和世界其他许多地方的监听站一样,这个监听站现在也采用了能够接受几千英里外遥控的技术。
  在大西洋对岸,英国的政府通讯总部也正在经受同样的冷战后的创伤。1995年,位于切尔增纳姆的总部接到命令,在4 年内要从6000人中裁去900 人。许多监听站,包括德文郡的卡尔姆黑德监测站,都已停工,共裁员250 人。
  同国家安全局的情况一样,政府通讯总部的许多海外工作站也采用了遥控技术。
  英澳合建的春迹角监听站设在香港的一座悬崖之上,长期以来一直是远东最重要的监测站之一。除了几名基干人员,其他所有的人都已撤离并转移到几千英里以外的墨尔本市区。在那儿的一座两层无窗的灰色石头楼里,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情报截获人员监听由英国设在香港的天线接收到的中国和俄国的通讯信息。“大部分(被截获信息)传回了国家安全局,”一个工作人员说道。监听的主要目标是:中国的核武器和其他先进武器试验、空间飞行试验以及在中国南海引起争端的帕拉塞尔群岛(即西沙群岛)上的军事活动。俄国人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成)到越南金兰湾的俄国基地的通讯信息也是墨尔本监听的对象。
  但是,随着英国准备将香港归还给中国,所有这些活动都于20世纪90年代结束了。政府通讯总部的官员命令摧毁其在香港的所有建筑,以排除泄密的可能性。到1997年7 月香港移交的时候,那些无窗的办公大楼已变成一片废墟,昔日的岗亭成为流浪汉避雨的场所。然而,政府通讯总部还是留下了一些设备。以前曾是英国陆军威尔士亲王军营的那些建筑物已移交给了中国,在那些建筑物的墙壁上还留有各种各样的监听设备。
  政府通讯总部有些人担心,如果工作人员减到4500人以下,这个机构将会在国家安全局的眼里显得微不足道。“如果我们能保持4500人,我们就是一个有活力、有效率的机构,”政府通讯总部的官员布莱恩。穆尔说,“如果我们不能保持4500人,完成政府通讯总部的中心工作就要打个问号。”然而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个局外人士——而且是一个以削减经费著称的人——被任命为主任。国防部主管政策的代理副部长戴维。奥曼德因支持一系列在英国军队内削减经费、提高效率的主张而著称。
  对于许多密码专家来说,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秘密世界化为乌有,这是一件艰难而又痛苦的经历。在得克萨斯奥斯河北边的山村里,罗伯特。佩恩头顶满天繁星坐在阳台上。在这凉爽的夜晚,萤火虫在空中飞舞,他抽着长长的雪茄,用淡绿色的杯子品着咖啡。“我们所做的事、我们做事的方法、还有做事的目的,这些又有谁能记得呢?”他写道。
  我们都是年轻的水兵或海军陆战队士兵,十几岁的小伙子,头上带着耳麦,坐在打字机旁记录、编码、解码、发送、接收各类情报。总是警觉万分,准备随时待命………我们在那些远离家乡的军事基地监听、监测,度过了冷战期间无穷无尽的日日夜夜,但谁又理解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毫无疑问,谁又能知道我们工作的意义?
  我也不清楚在整体部署中我们起了什么作用。
  在这夏日的夜晚,我坐在和风之中,尽力回想着我们服役过的那些基地、战舰和工作站的名称。我不知道,这些曾经为祖国做出杰出贡献的特殊的战舰和秘密基地,会不会在阴冷的历史长廊中留下某些纪念……那些基地的名字听起来很奇怪,基地的四周围着铁篱,大门由荷枪实弹的士兵把守,警告牌上写着:“未经许可,不得入内!”秘密基地安装着的一排排奇形怪状的被称为“长颈鹿”或“恐龙骨架”
  的天线。可是人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基地的名字。
  另外一个前情报截获人员难过地说:“技术进步了,因此昨日的工作方式如今再也用不上了……编制缩小了,人员减少了,我们在菲律宾的几个基地撤销了,冰岛的凯夫拉维克撤销了,意大利的圣维托撤销了,巴拿马的盖雷塔岛撤销了,韩国的平泽撤销了,阿拉斯加的埃达克撤销了。”
  一名退休的海军密码专家在著名的《海军研究》上发表文章写道,海军安全小组现在已经没有价值了,用于这个小组的宝贵的经费可以用到海军内其他更合适的地方。安全小组的前景相当黯淡,该小组组长、海军少将艾赛亚。科尔不得不安慰那些焦虑不安的老密码专家们说,他们的机构不会取消。“海军安全小组还会存在,”
  他大胆而果断地说。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由于经费削减,“目前处境困难”。
  随着冷战的结束,国家安全局辉煌的年代也随之结束。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几乎是人满为患,”一位国会助理人员说。1983年,国家安全局基建项目(经费总额为7600万美元,另定下一年为2 二2 亿美元)差不多占五角大楼全球范围内基建预算总额的20%。新增的两座办公大厦为该机构的总部提供了比11座纽约市世贸中心还要大的办公面积。
  但到了1997年,情报部门的预算已经削减到1980年、即卡特政府的最后几年的水平。可是过了不久,里根政府就允许这些幽灵般的安全人员动用诺克斯堡金库的黄金。与此同时,国家安全局许多昂贵的监测卫星使用寿命期已过,而又无法更换。
  在1991年到1994年这几年间,间谍卫星的数量差不多减少了一半。“在用于情报的经费总额中,国家安全局所占的份额也可能减少,”海军上将威廉。斯蒂德曼在1992年4 月8 日的一次告别会上坦诚地对他的员工说,“我们将要过紧日子,这就要求我们继续用较少的钱办更多的事。”
  斯蒂德曼的忧虑是有根据的。在1990年至1997年间,该机构不得不裁员17石%,而且计划到2001年使裁员总数达到24%。由前任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领导的一个专门委员会声称,整个情报界至少还要裁员10%。此外,五角大楼一位监察长在1991年做的调查——这对国家安全局而言还是头一次——表明,该机构的许多关键部门都是头重脚轻,高层人员过多,而且管理人员玩忽职守。“我们发现该机构的发展缺乏统一管理、统一部署,”这份调查报告最后说,“国家安全局缺乏足够的内部监督机制来保证该机构高效履行其职责。”结果弓!起了一场机构大改组。斯蒂德曼的继任者迈克。麦康奈尔于1992年10月1 日实施一项重大改革,副局长职数砍掉40%,中层管理人员职数砍掉29%,低层管理人员平均砍掉50%。同时,有权直接向局长汇报的人由90人减到15人。
  “国家安全局的工作人员将会深受这些变化的影响,”国家安全局《业务通讯》宣称。麦康奈尔对他的高层人员说:“由于经费减少,我们必须减少机构的一般管理费的开支,并且建立一套效率更高的运转体制。”但是,削减人员似乎给机构的预算带来了矛盾性的影响。由于通货膨胀、职位晋升、福利提高等因素,经过压缩的员工队伍的费用随之增高。这些因素使得国家安全局员工工资总额所占预算总额的比例发生了变化:1990年约占30%,而1996年接近40%。白宫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这个问题“很严重”,并说“划拨到工资单上的钱越来越多,这就挤占了投资新技术的费用,并限制了工作的灵活性”。看来,国家安全局裁的人越多,用于卫星和计算机的钱就越少。
  麦康奈尔于1992年5 月份接替斯蒂德曼时,压缩编制的问题正等着他来解决。
  “员工们该利用这个机会回到自己的业务领域,”新局长根据《业务通讯》的内容解释说,“跨专业培训、技术分类和任务涵盖等用语将来都是时髦的术语。”削减经费的这把大斧甚至要砍到一些离该机构最遥远的监听站。为了进一步削减经费,在一些还没有完全关闭的监听站,国家安全局的文职人员将逐渐地被军职人员所代替。由于削减人员和经费的工作将继续推人到新的世纪,所以该机构鼓励员工们参加一个被称为“如何应付变化”的研讨班,并请了一位著名的演讲者到弗里德曼礼堂做了题为“动荡时期求发展”的专题报告。
  大多数人原来认为,在国家安全局工作几乎是最保险的,这儿永远不会发生裁人的现象。“当时在私营企业工作的邻居和家人面临失业的危险,我们仍安然无恙,”
  1992年,一个忧心仲忡的工作人员说,“而现在我们也是前途未卜,我们的处境再也不令人羡慕了。在这儿上班也不轻松。”辞职人员在离职时的谈话中也表现了同样的忧虑。
  但是也有人认为长期以来国家安全局人浮于事。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解码工作计算机化过程中起过主要作用的霍华德。坎佩恩博士认为,这些机器本应降低人员的开支。“我原以为……这些都是节省人力的设备,”这位前任研究部主任回忆说,“我们就不会需要很多的人手了。而我们还有这么多人,这一直是一件令人失望的事儿。当然,我们所做的就是用这些设备完成了更多的工作,而没有达到更省钱的目的。但我现在仍然觉得,我们应该用更少的人力来完成这些工作。机器要增加,人员要减少。”前任局长助理提了一条建议:派那些被替换下来的人去“充实‘天线’加工厂,要么就退休”。
  为了缓解大量裁员的压力,1999年对4000多人采取了买断工龄的做法。与此同时,国家安全局对许多要离开该机构的人员采取了一种“软着陆”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将这些人员转到那些与国家安全局有重大合同关系的秘密的国防企业内去工作。第一年,被转人员将按照国家安全局的合同领取工资,一年后就可能被该企业聘为正式职工。
  尽管工作已变,办公地点已变,但是许多合同还要求这类员工就留在国家安全局内。例如,芭芭拉。普雷蒂曼从国家安全局“健康、环境与安全部”的参谋长的职位上退下来后,根据软着陆计划,受聘于“联合信号”公司,而她只需搬到国家安全局的“信息系统安全办公室”工作,在那儿,她的工作就是组建信息安全教育方面的一个全国性的研究会。
  参加这个计划的其他公司包括科学应用国际公司、洛克希德一马丁公司等。用于这项软着陆计划的资金来自该机构早年辞退高级官员所节省下来的基金。到1988年,该计划实施2 年,已在8 个企业安置了300 多人,从而为国家安全局共计节省2500万美元。
  迈克。麦康奈尔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出生在南卡罗来纳格林维尔的蓝岭山麓,1966年毕业于当地的弗曼大学,获经济学学位。不久之后,他参加了海军,并以美国战舰“科利顿”号的负责损失管理的官员的身份到了越南。“科利顿”号属于涓公河三角洲河上移动部队。战争中他幸免于难,随后到日本横须贺,在海军调查部从事反间谍工作,并爱上了间谍这项工作。后来到国防情报学院学习,成了一名情报专家。
  1976年,麦康奈尔被派往西班牙的罗塔担任“海军海洋侦察情报所”指挥官,从而步入了信号情报界。“四名海军军官和一名国家安全局的文职官员手把手教我学习信息情报方面的知识,”他回忆说,“作为一名年轻的海军上尉,我认识到信息情报很难学,很复杂,很深奥,其深度和广度都难以理解……这次经历对我使用信息情报的后半生的职业生涯产生了巨大影响。”
  麦康奈尔还做过其他工作,如以美国战舰“拉萨尔”号军事情报官的身份巡视了波斯湾和印度洋,后来才转到国家安全局,负责海军部的工作。接着他到珍珠港担任太平洋舰队的最高海军情报官,在此项工作中他荣获了他的第一枚星形勋章,并在担任参谋部的主要情报官、处理苏联解体和海湾战争这类问题期间荣获了第二枚星形勋章。
  在国家安全局,麦康奈尔很快发现监听工作比将截获的信息转换为完整、可用的情报要容易得多。通常情况下,解码——“加工”——是最艰难的工作。“我有三个主要问题,”人们常常听到麦康奈尔说,“加工,加工,加工。”
  翻译也是一个大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还存在一个由‘用纳瓦霍符号交谈的人’组成的世界,”麦康奈尔解释说。他所指的是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雇用的美国土著人,由于他们的语言无法书写记录,而且几乎不为部落以外的人所知,敌手几乎无法翻译,所以雇用他们传递秘密信息十分安全。“由于美国在其利益可能受到威胁的任何地方可能卷入当地的小冲突和地区危机,因而其潜在的情报目标是多种多样的,”麦康奈尔继续说,“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着难以置信的语言方面的挑战。”
  裁员和改革迫使许多管理人员下到基层,重新拿起他们昔日的耳机,回到接听信息的岗位。同样,那些过剩的身怀语言技能的人,如俄语语言专家,必须改学另一门语言,或者从头学习一种新的技术。
  冷战的结束虽然使美国的大部分地区更加平静,却使国家安全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苏联和东欧这些传统的目标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几乎遍布全球的新问题。1980年,情报经费预算中针对苏联的部分不低于58%。3 年以后,急需俄语专家的国家安全局要求包括宾州大学和乔治敦大学在内的15所院校参与该机构的一项秘密的俄语实习计划。
  可是到了1993年,针对俄国的情报经费预算只有13%,俄语人员纷纷改学新的语言。一时间“奇异的小语种”成了热门话题。
  小语种长期以来是国家安全局的弱项。例如,1985年,有关方面截获了利比亚的外交情报,情报内容是讨论如何策划在西柏林的拉贝勒夜总会发动恐怖袭击的活动。然而,根据情报专家的说法,由于缺乏柏柏语的翻译人员,在解读这份情报时,延误了关键的几天时间,结果,致命的爆炸事件已经发生。
  1986年,博比。英曼向国会的一个委员会提出警告,“语言培训能力的日益恶化”构成了“威胁我们国家安全的主要因素”。五角大楼的情报人员与培训部主任克雷格。威尔逊也强调了这一观点,他谈到,国防部和情报部门“不重视”第三世界的语言,这种现状“不容乐观”。
  麦康奈尔到任一年后,克林顿总统考虑对前南斯拉夫采取军事行动,国家安全局开始担心找不到足够的人员担任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语翻译。因而1993年4 月23日,一则奇特的广告刊登在《商务日报》上。这则广告是国家安全局军事组织“军事情报与安全指挥部”刊登的,内容是“招聘大约125 名能为美国驻南斯拉夫的军队担任笔译和口译的语言专业人才”。广告称,这项工作“将在充满危险的严酷的环境中进行”,而且政府将提供“人寿、伤残与医疗保险”的费用。
  第二年,克林顿总统命令美国部队到海地去恢复秩序,此时国家安全局又出现了类似的危机,“几年前,海地危机爆发的时候,”特里。汤普森说,“我们到处寻找,当时在整个密码系统,总共只有三个人懂海地的克雷约尔语,一个在国家安全局,一个在海军,另一个在陆军,这就是当时的情况。因此,我们不得不到外面去找人——于是就雇用了一些在华盛顿市区给人家打杂。会讲海地的克雷约尔语的人,并把他们送到(马里兰州)哥伦比亚的一幢大楼里去翻译材料。”
  语言人才短缺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项工作做起来枯燥乏味。“你头戴耳机,脚踩踏板,坐在那儿身体前后摆动,绞尽脑汁地揣摩别人说话的含义,”国家安全局一位前俄语专家回忆道,“这是一项重复性很高的工作,极其枯燥,要求又严。
  干这件工作能把你逼疯。“然而,这件工作也能使你学到很多东西,另一位俄语专家回忆时说,而他就是在监听苏联军队通过步话机讨论在塞尔维亚军事行动的对话时学会了俄语中许多骂人的话。
  为了解决语言方面的问题,麦康奈尔局长悄悄地向学术界求助。国家安全局资助多所院校,不但鼓励他们为院校和国家安全局培养小语种的教师,还鼓励他们编写这方面的教材和教学资料。接受资助的院校中就有以黑人为主的佛罗里达农业与机械大学,该大学得到174 万美元的资助,用于开设较难的主要在南非使用的祖鲁语和科萨语、伊朗的法尔斯语和南亚次大陆使用的旁遮普语和孟加拉语等语言课程。
  该机构的官员们希望,通过这项资助还能为该机构招聘到顺利完成这些课程的黑人学生,从而不仅建立起国家安全局的语言基地,还有助于增加少数民族员工的人数。然而不幸的是,学习上述课程的许多学生对通讯网监听工作的兴趣远不如对国际商务的兴趣,因而永远不会为国家安全局工作。
  国家安全局几十年来一直致力完善的解决方案就是采用机器翻译。20世纪80年代早期和晚期,国家安全局的工作主要是针对各种各样的危机——俄国人入侵阿富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接管伊朗,还有萨尔瓦多的内战。“国家安全局所面临的用各种语言和符号印刷的文件带来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国家安全局的一份报告说。
  国家安全局收到的成堆的文件都是用奇怪的语言。奇怪的字母写成的,为了找到快速翻译这些文件的办法,国家安全局求助于宾夕法尼亚大学。
  由五角大楼以国家安全局的名义资助的这个试验项目,就是研究一项能够对几门小语种进行识别和认读的光扫描技术。这套机器最终能够翻译用不标准的西里尔字母印刷的阿塞拜疆语的报纸。前苏联阿塞拜疆加盟共和国境内以及伊朗和阿富汗境内相邻地区的几百万人所讲的阿塞拜疆语是突厥语的一支方言。这个项目涉及的语言还包括索马里语、斯洛文尼亚语、还有乔尔蒂语一一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等部分地区使用的一种玛雅印第安语。
  如今对于那些更常见的语言,国家安全局使用系统翻译这类软件程序进行处理,系统翻译软件用包含50多万词条的俄语词典,每小时能自动翻译750 多页文本材料,用这个程序翻译技术资料准确率达90%以上。总的来说,人工翻译一页资料需要45分钟。国家安全局还开发出一项技术,使得没有语言专业知识的分析人员能在机读外语数据库中快速找到关键词和主题句。
  国家安全局开发出被称为语义林的软件,从而使其在大量的词语中找出确切的含义的能力有了进一步的突破。有了语义林,国家安全局就可以对截获的谈话、传真、网络传输等材料或其他文字材料进行筛选,并机智地找到该机构最感兴趣的目标材料。这个软件之所以称为语义林,是因为它能够根据词义的相关性为文件中的每一个单词绘制出一棵词义“树”。在实验室试验的过程中,该软件能够通过电子过滤器对包括讲话稿和因特网上聊天内容在内的大量文字材料进行快速筛选。该项试验中的一个测试问题是:“联合国对伊拉克的制裁对伊拉克人民、伊拉克经济或世界石油价格有什么影响?”起初的几项试验都很成功,其目标信息定位能力仅在一年之内就从19%上升到27%。
  将话语声音,比如截获到的用各种语言和口音通话的电话录音,自动生成文稿并翻译出来,这项工作要比仅对文稿进行机器翻译困难得多。在全球数以百万计的电话录音中自动找到目标词汇,这种技术多年来一直是国家安全局的奋斗目标。南加州大学的几位生物医学工程人员最近有所突破,他们声称已经开发出第一个能够比人耳更准确地识别语音词汇的机器系统。这项研究主要是五角大楼资助的,长期以来被用做国家安全局多项合同的一个掩护。


  据该大学称,此项系统能够“识别每一个说话人的身份并迅即将话语声音变成清晰的文字材料。”南加州大学的“伯杰一利奥神经网说话人独立话语识别系统”
  在国家安全局被称为“说话人身份识别”,这套系统能够模仿人脑信息加工的过程,从而无论什么人说出一个词,计算机都能在目标话语中进行“语词识别”。
  这套新系统从大量的白噪音中检听某些语词的能力也远远超过人耳的能力。该系统甚至能够从其他背景杂音(如电话会议。会场和鸡尾酒会等场合的杂音)中检听出目标语词或话语。“这套系统能够以超人的灵敏度辨别出讲出同一词语的不同的讲话人,”该大学的负责人员说。
  尽管取得了这些进展,但到2001年,业务量仍然很大,远非安全局的人力和机器可以解决。“这是一个相当大的问题,”海登说,“我们正在关注这个问题,但问题的解决不会来得这么快。我们希望拿着点金石一点就说:”啊,行了,语言问题现在解决了。‘但是,很可能不存在这样的点金石。很可能你会做出一连串毫不相干的决定,并开始认为这个问题并不那么重要。这一问题的另一方面是,鉴于我们的工作性质,对语言人才的要求更高。“海登说,国家安全局的有些语言培训工作花费了大量时间。他自己就接受过保加利亚语的培训。”掌握第三集团诸语言(我认为是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需要18个月,“他说,”而第四集团诸语言需要两年时间,那就是汉语、。日本语……然后再将能用那门语言进行日常工作的人培养成一名密码语言专家,即掌握了专业词汇的语言专家……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进行长期投资。因而你就能理解,为什么我们的麻烦主要在于我们那些频繁变换岗位的军事语言专家。一位能够雇用35年的普通文职人员,只需前5 年对其进行投资,他还能工作30年作为回报。而现役军人在这儿只服役18个月。“
  国会情报委员会意识到了国家安全局的人员问题,于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给予大力支持,将投人卫星和辅助人员等各方面的资金转而投向分析人员和语言人员。
  “我们被授权招聘的人员数额有限,需要招聘更多的人员,”特里。汤普森于1999年末跟一些员工说,“近期的防务计划对人力资源审查组提出要求,他们打算再招聘2600人进行语言工作和情报分析工作。这项安排的原因在于,考虑人员自然减员这一因素,在未来两年内,他们可能要减少1000人,、因而需要新聘人员补齐人数。然后,他们还想另外增加大约1600人,以便承担目前的工作。”根据国家安全局的一位高级官员说,该机构于2000年新聘了698 人。2001年国会给国家安全局新增300 万美元用于人员招聘,另拨350 万美元用于给特需人员发放签约补贴。
  正如苏联的解体开创了小语种的市场,大量开发研制成本低、性能高的编码系统和高速计算机的工作则迫使国家安全局寻找更多的数学专家,并使他们成为解码人员。现代密码学之父威廉。弗里德曼20世纪50年代末在国家安全局做过一系列的演讲,他认为,密码学应被看做是数学的一个独立而特殊的分支。因而,国家安全局聘用的数学人才比国内甚至世界范围内的其他任何一个机构都要多,这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因此,全国数学测试成绩下降,学校越来越不重视数学,攻读数学博士学位的人数微乎其微,这些已经成为国家安全局最为担忧的问题。“我们的观点是,除非美国的数学界强大、健康。充满生气,”国家安全局数学研究部主任詹姆斯。沙茨说,“我们就不会招聘到我们所需要的人才。”
  国家安全局内有人认为,数学人才越来越稀缺的现象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根据该机构的一位官员说,当时“该机构内专门技术人才和多面手在人数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而该机构像美国社会的其他机构一样,对此听之任之”。作为1980年停刊的《国家安全局技术杂志》最后一位主编,这位官员亲眼见证了数学和科学教育的衰微。这也是《技术杂志》停刊的原因之一。他说道,许多来稿越来越“不相干(或晦涩难懂),只有少数人能理解”。他还说,如果弗里德曼认为密码学是数学的一个分支这个观点是正确的话,“那么国家安全局的员工中有很多人,即便就其专业水平而言(及在该专业内甚至在有高级职称人的范围内),与他们的业务不相称”。
  国家安全局致力于扭转这种趋势,最近又启动了一项新的计划,在学术界挑选培养种子人才,以便保证数学人才后继有人。该计划以研究经费的形式每年向数学人员以及为在校生举办的暑期班提供300 万美元。该机构还为那些有前途的数学爱好者提供为期一年的休假。当时的局长米尼汉在1998年参加了一次非保密界的数学家会议,会上他表达了他的忧虑。“冷战的特点是:没有硝烟的战斗,没有人员的伤亡,”他说,“当时是在用数学家和密码学家打仗。”
  1998年沙茨乐观地说:“我们打算在3 年的时间内雇用100 多名有博士学位的数学专家,实际上,世界上还没有其他的机构这样做。一所大学,要是招聘这类人的话,每年也只可能有一两个名额。”可是正如国家安全局似乎想控制其对数学人才的需求一样,该机构正面临着一个更为棘手的任务——招聘到足够的计算机专家。
  据国家安全局编码部主任迈克尔。雅各布斯所说,现在有计算机学科学位的毕业生比1986年减少了42%,这也是引起上述问题的原因之一。
  冷战结束后,在国家安全局面临的最为敏感的问题中,还有招聘及提升少数民族员工和女性员工的问题。多年来,国家安全局在聘用少数民族员工方面还存在严重问题,与其他政府机构和其他情报机构不相上下。“我来国家安全局有20多年了,”
  一位员工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沮丧地写道,“作为一名少数民族员工,我遭受到严重的种族歧视,我以前从未见到过这样的事。在国家安全局,少数民族员工受到不管事、无权力的‘平等就业办公室’和监察机构的严重歧视……在国家安全局这里,少数民族员工无法进行正常、有效的投诉。好几起种族歧视、欺诈的案子已经报到‘平等就业办公室’和监察机构,可他们就是置之不理,完全置之不理。”
  还有一个人抱怨道:“‘平等就业办公室’简直就是一个笑话……那里从不为当事人保密。打击报复是常有的事,在国家安全局内这是人所共知的。大多数非洲裔美国人已不再投诉,还提醒年轻的缺乏经验的非洲裔美国人不要投诉,以免遭受打击报复。”还有一个人提醒道:“如果你站出来据理力争,你就会遭受严重的打击,但如果你去告发,你的前途将会接受‘死亡之吻’,这是广为人知的事实。”
  在1988年根据国会的要求对情报部门所做的一项调查中,全国公共行政学会发现,国家安全局内女性员工和少数民族员工所占比例不足。两年后,国家安全局内高级黑人员工组织“高级顾问组”对非洲裔美籍申请人和员工在聘用、晋升和事业发展等方面所面临的各种障碍进行了考察。他们指出在制度上和观念上都存在障碍,因而对该机构的评价不高。1993年,‘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得出结论:对于5 年前就已出现的问题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解决措施。最后,1994年,国会和五角大楼监察长把国家安全局局长召去,询问在聘用、提升少数民族员工和女性员工方面有何进展。
  国防部监察长指出,关键的问题是国家安全局的招聘人员要有寻求“最优秀、最有希望的人才”的意识倾向。一位高级人事经理说:“我们的原则是宁可聘用平均分只有3.2 分、毕业于斯坦福的申请人,也不愿聘用4.0 分、毕业于其他没有名气院校的申请人。”有人认为,尽管上述做法保证了该机构人员的高素质,但无助于该机构改善其种族与性别失衡的状况。
  国家安全局确实在聘用少数民族员工方面做出了一些努力,但往往是三心二意。
  为了招聘西班牙商的学生,该机构于1989年在菲尼克斯(凤凰城)成立了西南招聘办公室。然而,该机构派往该办公室负责招聘工作的人不是西裔人士,而是一个60岁的黑人男子。结果,在3 年内所招聘的11人中竟无一人是西裔人士。该办公室于1992年关闭。
  对于麦康奈尔局长来说,数字是问题的关键。尽管1993年在联邦就业员工中女性占43.4%,但在国家安全局女性只占36%。联邦政府雇员中少数民族雇员占27.7%,而在国家安全局少数民族只占可怜的11%。麦康奈尔在为该机构辩解时指出,这都是由于该机构的工作——数学、工程学、计算机科学和语言一一技术含量高所致。“在技术领域,”他说,“少数民族历来所占比例不高。”
  麦康奈尔说:“我们也许对国内的数学人才最为关注。但是,在1992年获得数学博士学位的430 个美国公民中,少数民族人员只有11人,占2.5 %,”他说,“国家安全局要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通用汽车公司等大公司去争夺这2.5 %的数学人才,你能想象出竞争有多么激烈?那是非常非常激烈的竞争。”
  为了改变这种不平衡的状态,麦康奈尔制定了一项政策,鼓励他的招聘人员在招聘新员工时要招18的少数民族人员。实际上,新招少数民族人员超过了这个定额,达到38.3%。不过,1992年至1996年之间,由于国家安全局每年新聘全职员工不到200 人,近期的定额要求实际上也没有多大意义,仅是装演门面而已。与此同时,麦康奈尔却遭到该机构内占57.5%的白人员工的抱怨。尽管还没有指控他有“逆向歧视”的行为,但麦康奈尔也是提心吊胆。“虽然目前还没有人把我告到法院,”
  他说,“但那是迟早的事。”
  为了缓解紧张的气氛,该机构成立了“员工多样性计划办公室”,以确保该机构各项计划中少数民族员工所占比例适当。
  “阿拉斯加土著人雇用计划”是这个办公室的一项工作,该计划于1999年主办了一次由故事讲述人彭尼。甘布尔。威廉斯主讲的报告会,报告会介绍了代代相传的口头传说方面的内容。威廉斯是万帕诺亚格印第安部族的查帕奎迪克印第安部落的头人。报告会后在“卡奈因套间"提供了以水牛肉为主的工作午餐。
  麦康奈尔任局长之职四年多后于1996年2 月22日退休。接替他的是高大、魁梧的空军中将肯尼思。米尼汉。麦康奈尔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做参谋工作(而不是指挥工作),而米尼汉将军则不同,他在来国家安全局之前曾主管过两个情报机构的工作:空军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时间很短)。他与麦康奈尔同岁,1943年出生于潘帕。潘帕是得克萨斯潘汉德尔的一座灰尘弥漫、渗透油污的小镇,古老的圣菲铁路从镇中穿过。1966年从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毕业后,他以情报官的身份参加了空军,先后在越南。巴拿马和意大利等地服役,后来在五角大楼和空军总部担任过多种职务。
  1981年,米尼汉到国家安全局担任“军事行动与规划协助办公室”的主任。他还在该机构的行动理事会任过职,当过空军的6917电子安全小组的指挥官。1995年7 月,他被任命为国防情报局局长。在国防情报局,他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对中央情报局传给五角大楼的关于苏联武器系统的不太可靠的情报进行审查。五角大楼收到的这些情报不太可靠,原因在于中央情报局的奥尔德里奇。埃姆斯的变节行为使美国在俄国的间谍力量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据米尼汉说,国家安全局的问题已经引起威廉。佩里和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
  多伊奇的极大关注。“他们会说‘国家安全局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他说,“他们对我接管国防情报局有一些印象,感觉到我们在国防情报局‘干得不错’。”于是,他们决定将米尼汉调往国家安全局。在调任新职位期间,米尼汉和政府内外的许多人谈到了该机构的情况,令他惊讶的是大家的反应完全相同。“我要说我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跟许多人谈话,”他说,“真有意思,大家的感觉都一样,都认为我们(国家安全局)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到米德堡不久,米尼汉就明白了为什么大家有那样的看法。“这……确实令我吃惊,佩里博士和多伊奇博士说得真准……”他说,“我认为,我们已经陷入——我以前从未说过这样的话——一种失败者的精神状态,即失败者的心境。”他说,原因之一就是该机构的规模在不断缩小:“我们的人员大约已经减少了18. 我们所做的就是把任务和人员的减少当做正常的现象来接受。你还要裁掉3 %。我们将进行连续第10年的裁员3 %的工作。我们只能接受这一切。”
  对米尼汉来说,一开始就要考虑的另外一件事就是要找一个新的副手。他到任时,当时的副手是由海军上将麦康奈尔于两年前任命的威廉。克罗韦尔。克罗韦尔是路易斯安那人,脸上总是带着顽皮的微笑,喜欢吃路易斯安那产的小虾。他1962年进国家安全局,晋升很快,10年后就当上了专门对付苏联密码系统的A 组的组长。
  克罗韦尔预计到微机将会对社会各界和国家安全局产生重大影响,因此鼓励该机构开始利用商用的现成技术。他认为,这种做法能对改进国家安全局解决密码问题和推广技术成果等方面起到关键的作用。克罗韦尔最后升至主管业务的副局长,他赞同建立绝密的情报界内部互联网。“他的的确确是个‘奇人’,”国家安全局前官员弗雷德里克。托马斯。马丁说,“他懂技术,他也懂情报业务。”
  但是,米尼汉担心这位副局长的权力太大,局长的权力几乎是有名无实。他说:“这位副局长有一定的迷惑局长的能力,在他的迷惑下,局长去主持午餐、晚宴、在隆重的婚礼和颁奖大会等场合发言……所以我认为,这个副局长所做的努力就是使局长变得麻木。”他又说:“使局长麻木是不健康的行为。”米尼汉还指责其他的副局长都是官僚军阀。“他们对下属的态度是逆我者亡,顺我者昌,”他说,“所以有些人逃亡了,有些人退休了。”
  因此,米尼汉和克罗韦尔几乎一开始就打得难分难解。“我完全打破了他心目中副局长的标准。我剥夺了他的很多权力,由我来接管,因为我需要这些权力来树立局长的权威。”米尼汉还反对军阀作风。“比尔问我,‘好了,谁是你的人呢?”
  ‘米尼汉回答道,“我不愿意搞’个人小团体‘。我的答案是,’他们都是。”‘米尼汉又说:“比尔是谁,我一点也不在乎。我关心的是我想做什么。”
  米尼汉和该机构内的多位高级官员——主管业务、情报安全等几个副局长也合不来。“头两三周,可能有一个来月,我到处转了转,很清楚我不会与在位的那些副手们相处得那么好。我们在一起时都觉得不自在。”不但如此,据米尼汉说,那些高级官员相互之间也不和。“那些副手们不光是抵制我,”米尼汉说,“抵制我,我能对付,但是他们相互之间也是勾心斗角,这就不正常了!所以,有时我就说:”
  你们这些家伙相互之间都容不下吗?既然你们相互之间都处不好,这个机构叫我怎么维持得了呢?“‘在员工们眼里,他们就像相互摔盘子吵架的父母一样。”甚至在我们这个层次都能听到他们的抱怨声,“该机构的历史专家戴维。哈奇博士说。
  米尼汉补充道:“员工们也异口同声地跟我说:”那些家伙不和,他们老打架。“
  ‘由于关系紧张,克罗韦尔于1997年9 月离开了国家安全局,这也是情理中的事。
  差不多20年前,博比。英曼来到国家安全局的时候,他的想法与米尼汉的想法相类似:局长要强,副局长要弱。英曼选了一位女性——安。卡拉克里斯蒂——当副局长,(“安知道我想当名副其实的局长,”他说。)米尼汉也如法炮制,选了芭芭拉。麦克纳马拉作为第二任女性副局长。米尼汉说:“从比尔过渡到芭芭拉。
  麦克纳马拉的目的,就是让她明白我对这两个职位的看法,让她明白我的意图:在我们的工作中不应当有架空别人的行为。谈话的目的就是:保证我的意图……清楚明白。“
  芭芭拉。麦克纳马拉身材矮小,金黄色的头发理得很短,国家安全局内部许多人把她的名字简称为“BAM ”(意思是“应用数学学士”)。她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克林顿,1963年从里吉斯学院获法语学位后就以语言专家的身份进了国家安全局。
  被任命为副局长之前,麦克纳马拉已经是业务理事会的负责人,而且还出任了国家安全局派驻五角大楼的代表:国防部全国密码学代表。
  “今天在诸位面前宣誓就职,我感到很荣幸,”宣誓仪式结束后,麦克纳马拉在国家安全局的自助食堂对职工们说,“我希望,在今后几年,这个机构能够团结合作,在下一个‘纪念日’再来庆祝我们将要取得的成功。”
  这对新搭档不仅进入了前任班子在8 楼的相互毗邻的办公室,而且也接管了他们留下的员工中的种族和性别等问题。如果说有人对麦康奈尔的做法感到满意的话,那似乎也只是极少数人。国家安全局员工向联邦“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投诉的人数增加了一倍多,从1990年的17人增加到1995年的45人。有些人甚至开始提出质疑:为了完成各项人才聘用指标而将一些无经验的雇员提升到保密的岗位,这种做法是否意味着危害国家安全?到1997年米尼汉接任后,与种族和性别有关的法律诉讼至少有十几起,以前的员工开始攻击高层领导是”爱尔兰黑手党“,而把”歧视投诉与咨询办公室“称为”黑人的党组织“。
  根据新的晋升政策,女性和少数民族员工享受的晋升的机会至少多一轮,因而如果说少数民族的女性员工有三次晋升的机会,那么白人男性员工只有一次。这种政策使许多资格老的员工非常愤怒和沮丧。威廉。桑塔格1993年就被考虑提升为部门副主任,但一直没有被提到这个岗位;有三次机会都被女性所占。他提出诉讼,声称“仅仅是由于不考虑白人男性担任办公室的领导而三次剥夺了我担任管理职务的机会”。桑塔格败诉,但在他再次上诉时,政府解决了他的问题。
  桑塔格和其他员工实际上认为,国家安全局在不给员工晋升机会以及时在解雇员工时采取了一种过激的行为。律师小埃米尔。埃诺在安全局工作了27年,他也持相同的观点。1997年春,他收到国家安全局员工的20多份请求,请求他提出上诉:“突然这件事成了压倒一切的问题。”埃诺把人事办公室称做“准军事小组”,他说,该机构根据秘密进行的员工咨询会议提供的信息取消有关员工的安全认可。在国家安全局丧失安全认可就意味着丧失工作。“一提到某事与‘国家安全’有关,每个人都会不寒而栗,”埃诺说,“每个人都靠安全认可而生存。”
  为解决内部问题,国家安全局设立了一个监察长办公室,由多位律师和调查员组成。但有些员工认为,这个办公室的主要作用只是为了保护该机构而不是为了伸张正义。玛丽。安。希伊几乎比任何人都有更为充足的理由相信这一点。希伊于1988年由联邦调查局调到国家安全局,并被安排在五角大楼设在弗吉尼亚北部的一个极为秘密隐蔽的单位工作。
  1994年,她在等红灯的时候,一辆汽车顶进了她的“丰田雄鹰”的尾部,给她的身体造成了永久性的残疾。结果,她向那辆肇事车的司机提出诉讼。为了证明确因伤残而使她工资受损,她要求该机构向肇事司机的律师提供她的工作档案复印件。
  国家安全局说,“员工信息”只提供员工的职务、级别、工资和工龄等方面的证明。
  她还要求该机构不要和肇事司机直接联系。
  后来,希伊得知国家安全局人事办公室不仅与被告律师通了电话,而且实际上后来还把她的所有档案材料都寄给了对方,包括她的测谎前心理记录的复印件,还有受雇前她的心理与精神分析记录、性格简介以及她在该机构的所有医疗记录。显然,这既违反了联邦《隐私法》,又违反了国家安全局的内部原则。国家安全局的心理学家迈克尔。威格尔斯沃思博士也对这种做法感到震惊,并试图从对方律师手中取回这些材料。“我对此事十分担忧,”他写信给那位律师说,“本办公室(心理服务部)的原则是只向员工、员工的医师和他们的代理人提供这些材料……因为这些材料仍受联邦《隐私法》的保护,如能退回所有的心理分析记录,我将不胜感激。”但是,那位律师至今未退回这些材料。
  1994年11月7 日,希伊对国家安全局监察长办公室的人事办公室的行为提出抗议,要求对此事进行正式的内部调查。3 个星期以后,对方律师在法庭上公开使用了涉及个人隐私的各种材料,包括她的测谎记录。“在辩护过程中,辩护律师利用国家安全局提供的档案材料来扰乱我、羞辱我、威胁我,”希伊说,“并且对我的前途造成了伤害,使我无法在未来从事秘密的情报工作。”
  希伊没有轻易放弃,她在这个秘密的官僚机构内继续奋争。“我要求与弗兰克。
  牛顿监察长面谈,但遭到拒绝,“她说,”我多次给他打电话,但都没有回音。接着我又直接找到国家安全局的主管局长拉尔夫。亚当斯。(1995年10月,)他叫我起诉国家安全局,我想跟局长(当时是中将迈克。麦康奈尔)谈谈,可是有人对我说,那是不可能的事。“1996年4 月,监察长办公室终于提交了自己的报告。监察长只是站在国家安全局一边,不顾她的隐私受到严重伤害这一事实,他说:”没有证据证明国家安全局的官员具有不当或违法的行为——违反《隐私法》把你的档案材料提供给别人。“
  随后几年,希伊屡屡受挫,职位没有晋升。于是,她于1999年给司法部长珍妮特。雷诺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国家安全局认为自己位居法律之上,能够管辖自己,而且不对任何人负责,”她写道,“他们非但没有帮助我,还编造谎言掩盖他们的违法行为。”他们再次用老一套的回答搪塞她:“虽然我们同情你的处境,但是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们违反了《隐私法》,我们无法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最后,2000年春天,希伊请求巴尔的摩的美国律师协会对她在国家安全局的遭遇进行调查。美国律师协会办公室于4 月13日做出答复,说他们已经收到了她的信。
  就在当天,国家安全局派出安全办公室的两名官员到弗吉尼亚没收了她的特别人员专用徽章和工作证,希伊认为这是对她的报复行为。只是过了两个月五角大楼的一位高级情报官员干预此事之后,国家安全局才采取缓和的态度,把她的材料返还给她。美国律师协会办公室最终驳回了她的投诉,认为国家安全局没有违反联邦法律。
  “你应该另找工作,”一位律师曾经提醒她,“因为他们要进行报复——他们要把你关进小密室,派人严密监视你,逼你离开。”
  据一些员工说,到2000年,监察长办公室根据伊桑。鲍曼——位曾经担任过联邦检查官的局外人——的指示,才开始关注此事。
  米尼汉将军毫无疑问成了小威廉。怀特手下的典型的组织人员。几乎每个星期他都要发布一个新计划或主导方针。他提出了“未来日”和《未来规划》的主意,以便“集思广益使国家安全局各个部门团结一致。”(“我认为这种做法非常好,”
  他后来说,“这个主意是我自己想到的!”)他创建了内部网的网页,列出了他认为的未来30天、100 天、365 天和100 天的工作目标和工作重点。他后来提出了一些口号,如“一个团体,一项任务”。他还让员工宣誓(“尽职尽责,不遗余力…
  …“”坚守岗位,不遗余力……“等等)。
  考虑到国家安全局的高级管理人员视野狭窄,米尼汉还鼓励他们到其他情报机构担任一两项工作,以便拓展工作经验。当他发现某人为该机构做出了特别贡献,他就当场给他授予小型奖章——“局长勋章”。为了将该机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聚集在一起,他甚至还设立了一年一度、为期一周的文化节。
  为了打破官僚主义的思维模式,米尼汉宣布:“解放思想不仅合法,而且应当受到鼓励。”接着他又组建了他个人的“秘密小分队”——一个反对官僚主义的突击队,以便超越常规尽快执行他的命令。
  被命名为“科研重地”的著名的洛克希德小组按照预算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提前制造出UM型和SR71型侦察机,这个五人小组直接为米尼汉工作。当某项计划需要跳过该机构烦琐的办事程序迅速办理时,他就求助他们。“科研重地”的格言是:“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保证准时,保证第一时间。”‘米尼汉好像接管了一支战败的球队,他决心要重整旗鼓。“现在是’国家安全局队‘向前迈进、把美国带人21世纪的时候,”他第一次向员工讲话时这么说,“我们不再是一个世界级的组织;国家安全局是了解世界的课堂。”
  但是有人认为,米尼汉的努力就是企图用低俗的口号和高调的宣传残酷地压制员工。“我的长筒靴在哪儿?”一个对米尼汉装腔作势的“未来日”宣传十分反感和不安的员工写道。
  有关“未来日”的宣传没完没了!……实际上参与“未来日”的活动是强制性的。而且更糟糕的是,从上到下层层要求大家对“未来日”的态度必须是积极的,否则的话……我在该机构工作了多年,像“未来日”这样大规模地、明目张胆地压制员工,还是头一次。所有反面的或不同的意见都被压制了,只有少数人愿意冒着被解雇的危险通过国家安全局内部电子邮件系统发表自己的意见。
  国家安全局管理层使用这种压制和宣传的手段不仅使人难堪,使人气愤,而且还无疑表明:国家安全局丧失了凝聚力,缺乏合格的领导。要想扭转这种衰退的趋势,国家安全局的高层领导首先要正式公开承认:员工们对于“未来日”提出积极的反馈意见是迫于无奈:“未来日”所宣称的作用也是言过其实。
  为了使他的“团队”加强团结,米尼汉不但清除了军职人员和文职人员之间的文化隔阂,还要清除国家安全局内信号情报部和情报安全部之间的各种隔阂。“国家信号情报业务中心”原来是只有监听人员和解码人员组成的俱乐部,米尼汉又派情报安全部的人员加入俱乐部,并将其改名为“国家安全业务中心”。米尼汉还召开了国家安全局第一次世界范围的基层人员大会。“我们现在让大家从正反两个方面讨论我们的使命,这是长期以来未曾见过的事,”一位高级官员说,“这种现象令人振奋。”
  尽管国家安全局的许多人都赞成米尼汉这种积极进取、“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的管理方式和他的财务改革,但是国会山那些掌握国家安全局财政大权的政治家们极为愤怒。1998年,国会情报委员会甚至威胁说,如果国家安全局不对其“机构文化和工作方法”进行“重大改革”,他们就会拒绝给他们提供经费。他们认为国家安全局拒不执行上面下达的削减经费的任务,还改变了国会原先所拨款项的“最初用途”,而且米尼汉缺乏充分的“战略和业务规划”,这些问题都事关重大。
  米尼汉的财务管理也是一团糟,根据1998年五角大楼监察长的一份机密报告,审计员发现国家安全局并未根据要求建立内部管理制度,也没有遵守建立准确的财务报表时所必须遵守的法律法规,如《财务主管法》。“国家安全局1997财政年度的财务报表中各项材料既不完整也不准确,”该报告称,“该财务报表遗漏了某个基地的不动产、一部分应付账款和一部分办公费。”监察长办公室发现国家安全局的财务报表混乱,这也不是第一次:1996年8 月也发现过类似的问题。
  管理混乱使米尼汉和国家安全局受到国会议员们的严厉批评。国家安全局的官员们对“重大款项用途无法查明”,该委员会在1999财政年度关于《情报授权法》的报告中这样说。结果,他们“对(国家安全局的)预算进行了明确的划分,如果国家安全局提不出战略和业务规划,相当数目的款项将拨给其他情报部门使用”。
  更使米尼汉感到羞辱的是,就在国会提出上述报告之后,五角大楼切断了他与国防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之间的直拨电话。按照1998年4 月下旬批准的一项计划,米尼汉和国家安全局其他高级官员必须先通过比国防部长低好几级的一位部长助理转告,这位助理是专门负责命令、控制、通讯和情报等工作的,即情报术语中的“C3I ”。
  更使米尼汉难堪的是,有人发现国家安全局对其价值上百万美元的高性能计算机和情报技术系统的管理严重失当。国家安全局的一个部门买来一套顶尖级系统,结果发现那套系统与该机构内其他系统不兼容,因此不得不花数百万美元去购买新设备——这种设备与机构内已有设备相同,甚至性能更低。
  为了改善这种局面,国防部命令国家安全局设立一种财务监督机构,以便对情报技术设备的购买和使用进行监督。1997年,米尼汉任命罗纳德。肯用担任国家安全局新设的主任情报官一职。肯用还主管该机构新设立的“企业信息技术办公室”
  的工作。
  米尼汉以国家安全局第14任局长的身份走进了办公大楼顶层的宽敞的办公室,从这一刻起,他对新的千年充满希望。他预见到未来的战争不是在泥泞的战场上进行,而是在无形的以太之中、在密码的世界里进行,国家安全局就是这个领域里的国王。“正如在过去的200 年里掌握工业技术就控制了军事和经济大权一样,”他对这个神秘之城的公民们说,“在未来的几十年中掌握信息技术至关重要……将来,危险来自信息领域,战争在信息领域进行,掌握了信息优势才能赢得战争。这将是国家安全局必然的工作环境……信息将赋予我们解决一切问题的能量。”
  米尼汉想到并提出一种引人注意的说法:“美国在信息方面的主动权。”米尼汉说:“英国伦使我多次受到打击;我想我还得加上一句,‘还使它的盟友受到打击。”’米尼汉没有把未来比做技术高速公路,而是比做科技之剑——把双刃剑。
  “尽管新技术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与他人共享信息、发展新关系的机会,”他提醒说,“但是这些新技术同样也是未来电子战士的主要武器。‘技术恐怖主义者’多种多样,从十几岁淘气的孩子到老奸巨滑的敌对国家,他们的行动计划和潜在的毁灭力都远远超过我们的想像。他们的目标将是我们的信息数据库、应急服务部门、电网、通讯系统和交通运输系统……我们必须进行这场战斗。”
  米尼汉制定的国家安全局2000年战略计划的重点是他的“21世纪国家密码战略”,其中谈到国家安全局将在未来的冲突中起重要的作用,既可以保护国家免遭电脑网络袭击的危害,又可以在信息战中主动进攻。米尼汉认为这项工作与防御核攻击同等重要。“信息战在战略上存在军事失败、经济严重受损的风险,是我们国家本世纪末面临的最为严重的威胁之一,”他说,“当我们受到攻击时,我们必须有能力做出判断:进攻我们的人是谁,我们应采取怎样的应对措施……我们还将继续为信息战收集情报,其详细程度和及时性应与为常规战争和核战争收集的情报不相上下。”
  米尼汉到任期结束时都还没有解决国家安全局那些最为严重的问题,国会情报委员会对他也不心慈手软。该委员会直截了当地宣布,“本委员会认为国家安全局问题严重”;尽管委员会继续为国家安全局遍布世界各地的监听站、侦察卫星和解码技术投人大量的资金,“但光靠资金和照顾并不能振兴国家安全局,也不能振兴整个(信息情报)系统”。该委员会说,问题不是缺乏资金,而是缺乏管理。“本委员会认为国家安全局的管理水平还没有达到要求”。
  米尼汉在告别员工的留言中提到了他任期内的成功与挫折。“回顾过去,”他写道,“我们大家一起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根据我们的传统,那些成就只有少数人知道。我们完成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裁减人员、削减经费的工作。与此同时,我们还受到了新技术和国际威胁的浪潮的冲击,有人认为这种冲击威胁着我们自身的存在。”据说,他在自己的办公室内更加坦诚。“这是我所干的最为艰难的工作,”


  他说,“这件工作把你弄得筋疲力尽。你要知道,你一睁眼,就得考虑这件事。”
  在他任期最后几天,米尼汉担心他的后任会改变他为国家安全局制定的路线。
  “我认为如果我的后任偏离我们制定的方针,就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他在办公室跟几个员工说。他接着说,让新局长继续坚持既定方针是他们的责任。“而且我认为,坚持既定方针,与其说是新来人的责任,实际上更是你们和局内所有员工的责任。我对这家伙尽了我的职责。但是如果你们回顾一下我过去的经历,就会发现他的背景实际上与我完全不同。我是搞业务的,他不是。派我来的时候,人们的疑问是:”他们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现在人们对他提出的问题是:“你是否要继续执行原来的路线?”’一个星期后,1999年3 月15日,米尼汉在夹道欢送的人群中,走出办公大楼的闪闪发光的旋转门,走人了退休生活的凄凉世界。再也没有政府出钱的厨师、汽车和司机,再也没有政府出钱的住房,清晨喝咖啡时再也看不到秘密文件,再也不能订阅绝密的《国家信号情报参考》,再也不能快速连接绝密的内部情报网,现在他每天的情报就是卷成卷投人新住宅门前车道边塑料箱中的报纸,他的新住宅位于马里兰州的安纳波利斯。以前,他总要听人简要汇报破译中国密码系统的最新进展,现在,他每天玩填字游戏以愉悦自己的大脑。
  几辆搬运车载着米尼汉的那些随着他走南闯北的行李,刚刚驶离坐落在巴特勒大街的那所漂亮的红砖房子,一些粉刷工和清洁工就来为他的继任者清扫整理住所。
  40多年来,这所房子一直是国家安全局局长的正式住宅。房子坐落在戒备森严、树木成荫的米德堡的一角,安装了自成体系的“安全隔离通讯设施”。其拱顶形大厅里有一部密码电话,与大约3 英里外的国家安全局直接相连;还有一只沉重的保险柜,用来存放带回家供深夜阅读的绝密文件。
  在厨房的一面墙上挂着一块匾牌,匾牌上嵌着所有在这儿住过的国家安全局局长的名字,只有第一任局长拉尔夫。卡奈因中将除外。米尼汉离开后,匾牌上又嵌人了一块新的铜牌,铜牌上刻着空军中将暨国家安全局第15任局长迈克尔。海登的名字。
  海登除了继承了一所房子以外,他还继承了一把斧子。他要用这把斧子在国家安全局内砍减人员,砍减的人数比其他任何局长砍减的人数都要多。为了减少正式员工的人数,国家安全局破天荒地将原来仅限于内部正式人员承担的高度机密的工作交给临时合同工。这项被称做“首创者”的计划于2000年正式出台,使该机构内很多人都感到不安。这项计划将“使3000多名员工受到冲击”。根据这项计划,有1500名正式员工和800 名合同工将失去工作。但是,那些受影响的人员将由那些中标的承包商负责安排工作,那些不愿在新的承包商那工作的人可以自谋出路。
  海登称这个计划是“史无前例的”,因为这项计划将国家安全局内几乎所有的非保密信息技术的管理与开发工作转给私营企业去做。这些合同期限超过10年,资金总额达50亿美元。采取这些激进措施的主要原因是多年来内部管理不善。“我们的信息技术的基础设施在工作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些设施需要进行维修,”国家安全局战略指导小组组长斯蒂芬。泰特说,“这是关键所在,我们必须维修。”
  但是,有些老资格的员工认为,国家安全局要买更多的昂贵卫星收集更多的情报,而有经验的分析人员越来越少,这就使高级分析人员成了牺牲品。“他们买了那么多新玩意儿,”一个工作了26年的老员工说,“但又没有那么多的人使用这些东西。情况总是这样,但在过去的七八年中尤为明显。再也没有提供情报的人了,所以有些东西就遗漏了。”
  国家安全局1998年未能发出关于印度核试验的情报,这就是情报遗漏的一个实例,美国科学工作者联合会的约翰。派克认为,这次失误是“10年来最大的情报失误”。派克还说:“国家安全局预算中‘设备与人员’的问题过去一直是,将来还会是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我认为,米尼汉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他们的人员太多,因而需要更多的设备。很明显,他们是想一块蛋糕既要吃又要留,鱼与熊掌都要兼得。”
  为了尽可能少地裁减语言专家和分析专家,国家安全局大量削减一些辅助部门的工作人员,从而使国家安全局的气氛变得更加冷漠、更缺少人情味。特里。汤普森对一些技术人员说:“我们国家安全局的钱和物有多少用于人力资源管理,国会和一些监督机构对此都非常关注。”他还开玩笑说:“我们国家安全局有数千人在做资源管理工作,其中有一半的人在为另一半的人制造工作。如果我们工作程序得当,经费使用合理……我们可以腾出许多人去做其他的事情。”
  因此,正如国家安全局将大量的非机密信息技术工作转交给外面的合同承包人一样,该机构人力资源管理的许多工作也转交给外面的合同承包人。这些工作签约包给了加利福尼亚一家专门从事人力资源管理自动化的“人软公司”。“原来与人打交道,突然换成与办公桌上的一台电脑打交道,并由电脑来处理你的人力资源管理的大部分工作,这种过渡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困难的,”汤普森说。
  该机构为那些经受不了变革重压的员工们设立了内部的心理健康诊所。该诊所隐秘地设在马里兰州汉诺威的“帕克韦合作中心”。该诊所有13名工作人员,都是证照齐全的开业心理医师和社会工作者。国家安全局“员工援助服务部”不仅提供缓解心理压力、应付机构改革的方法,而且还开设各种专题讲座,包括如何培养自信心,如何排遣丧亲之痛,如何对付难缠的人,如何控制体重,如何调节饮食,甚至包括如何提高社交技能等。一份报告说,接受员工援助服务部培训的“相当数量的人”是因为情绪低落而接受培训的。该服务部还在国家安全局设在英、德等国的各大监听站开设了分部。
  前来员工援助服务部寻求帮助的国家安全局员工中有72%的人是“自我弓;见的”,其余的人是由他们的上司送来的。前来咨询的员工的上司可以给心理咨询办公室打电话,证实该员工是否已按约定前来咨询,但是不能打听咨询时的具体内容。
  为了保密,员工援助服务部所有的档案材料与国家安全局常规的人事和安全档案材料分开保管。但是,任何去心理咨询办公室咨询的人必须告知安全办公室。而且,如果确实认为“国家安全受到威胁”,这些保密程序可以取消。
  可笑的是,当国家安全局的一帮高级官员设法裁减人员时,信息安全理事会的一帮人却在极力阻止由于私营企业高薪聘请而造成的人才流失。由于计算机进入的领域越来越广,因此对经验丰富的计算机和信息安全专家的需求量越来越大。猎头公司现在的首选目标就是国家安全局。“这确实令人担忧,”国家安全局的一位高级管理人员说,“如果工资起决定作用,那么我们就处在无法与人竞争的境地。”
  “我们的聘用计划年复一年地从人才库中挑选精英,”特里。汤普森说,“所以我们员工的素质非常非常高。人们都这么说,当你想出去为自己寻找好工作时,如果你有在国家安全局工作的经历,其附加价值是一万多美元或者是拥有绝密对寺殊情报安全认证所拥有的附加价值(工资外的附加额)。在国家安全局工作的人都有一个人们认可的标签。”
  根据美国商业部的一项研究,“获得计算机工程学士学位的毕业生的平均起始工资(在私营部*1995年增至3.4 万多美元,而同一年联邦政府部门给予具有学士学位的计算机专业人员的人门工资从1.87万到2.3 万美元不等”。为了缩小这些差异,国家安全局于1996年提高了数学、计算机科学和工程等学科的专业人才的工资标准。
  然而,国家安全局的官员们说,国家安全局吸5 ;许多员工的因素不是工资,而是“我们工作的独特性”。为了寻找新的人才,国家安全局建立了自己的人才招聘网页,该网页招来的申请人大约占20%。该机构还开始通过“求职网”和“职业园地”等招聘网站发布招聘广告。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安全局招聘规模缩减到每年只招100 名左右的新员工。负责调查情报界的一个国会委员会注意到招聘规模急剧下降将会引起新问题。
  “这个招聘规模简直不足以弥补因健康和自然减员而造成的人员空缺,”该委员会警告说,如果这种模式继续下去,国家安全局将会面临这样一个局面:大量员工离职的“时间大致相同,结果缺乏足够的技术人员接替工作”。
  国家安全局10年来实行少招多裁的政策,新世纪开始时其员工总数比原来减少了大约10. “我们的经费预算在过去的10年中差不多减少了30%,”汤普森于1999年末说,“而且,我们的员工减少的速度也与此相同。但是,对我们的要求(委派给国家安全局的工作)却增加了,我们还不能拒绝,因而我们放手不干都很困难。”
  汤普森认为,国会多年来不重视国家安全局的原因在于,与其他机构相比,国家安全局的高额国防承包商的数量要少,因而强烈要求国会为国家安全局增加经费的院外游说人员也少得多。“我们得不到国会山更多的经费支持,”他说,“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没有强大的国防业院外活动集团。你们知道国家侦察组织有70亿美元的预算。而且不管什么时候,如果有人说到要从他们那儿拿走一个硬币的话,洛克希德、波音——对,尤其是波音一一还有其他很大、很大的国防业承包商就会有人出来说:”你们不能削减这笔钱,因为这笔钱就意味着您那个地区的就业机会,参议员或众议员阁下……“‘汤普森继续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它们(其他机构)
  有高效的国防业院外活动集团,因为它们在承包合同方面花了很多钱。我们现在没有那笔钱。我们曾经有过,那是10年、15年前的事了,我们再也不会有了,因为我们的钱要花在400 或4000份不同的合同上,因而,在国会考虑经费的时候,我们很难召集一大群人去为国家安全局摇旗呐喊。“在向军事通讯官员讲话时,肯尼斯。米尼汉曾经用一句飞行员的老话对国家安全局的预算问题做了总结:”机头朝下,房子变大。“
  第十四章 大脑  ——>。title_index{ /*大标题样式*/ font-size: 26pt;font-family: "隶书";color: #999966;font-weight: bold;}。title_page{ /*题目样式*/ font-size: 12pt;font-family: "黑体";color: #999966;font-weight: bold;}。content{/*内容样式*/ font-size: 12pt;font-family: "宋体";line-height: 16pt;    /*行距*/ }。content img { margin: 7px;}。9{ font-size: 9pt }。TitleLinks{ /*索引列表的停靠方位*/ text-align: center;}。TitleLinks .content { /*索引页使用文字列表符时,修改行距*/ line-height: 20pt;}。TitleLinks .content img { /*索引页使用图形列表符时,修改行距*/ margin-top: 7px;margin-bottom: 7px;} A:link    {text-decoration: none; color:#0033CC} A:visited  {text-decoration: none; color: #0033CC} A:active {text-decoration: none; color: #0000ff } A:hover {text-decoration: underline; color: #FF0000 }——> HtTp://wWw.eBook6.Cn/  目录页第十四章 大脑这将是一次最为棘手的手术。医师们和技师们常常很早就聚集在一起,一直工作到深夜。任何偏差都会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病人”的记忆将永久丧失,或其功能将严重受损。这是神秘城进行的首次脑移植。据局长说:“国家安全局的信号情报使命能否继续顺利完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此。”这一计划已耗时数年。国家安全局将要制造出世界上体积最大、功率最大、保密性能最强的电脑。
  首先必须要为这个新的计算机中心兴建一个专门的场所,然后小心翼翼地将150台庞大娇贵的超级计算机从“OPSI”地下室移到新家,那是一英里以外,掩映在神秘城一角的丛林中的一个地方。尽管许多政府机构和大公司用平方英尺来计算计算机所占的面积,国家安全局却用英亩来计算。曾在20世纪60年代末任国家安全局局长的马歇尔。卡特说:“在安全局工作时,我有5 盲半计算机。我们不是按数字来数计算机,而是用5 亩半来计算它。”即使那些现代化的计算机容量已很大,占地也更小,但一名国家安全局工作人员多年后说:“现在计算机的体积是那时的两倍。”
  一旦把这些计算机安放到位,再通过一根安全的光纤中枢与总部操作大楼相连,它们就恢复了活力——所有这一切都没有打乱国家安全局的那些关键运作。1996年,当一切最终完成时,国家安全局就拥有了这个星球上功率最大的超级计算机设备。
  1996年10月29日下午,肯尼斯。米尼汉站在这座新楼前,手持一把剪刀朝一条细细的红白蓝三色相间的彩带剪去。没有新闻发布会,即使在仪式的请柬上也未透露仪式举行的确切地点。然而这正是托德拉想要的落成仪式,超级计算机中心即以他的名字命名。当剪刀划过彩带时,一台简单雅致的便携计算机打开了通往这座充满无限奥秘的大楼的通道。
  当代密码破译的历史和计算机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关联的。但由于“匿名政策”,国家安全局的角色几乎被掩盖起来。纪念计算机协会成立25周年时,国家安全局根本没去参加。同样,计算机的开拓者们聚在一起参加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学会的计算机协会成立25周年大会时,国家安全局像先前一样采取了回避态度。
  但国家安全局在计算机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曾经是,也将继续是巨大的。这项始终笼罩着一种神秘气氛的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是路易斯。托德拉博士,他掌握着国家安全局的机密。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用机器辅助破译密码的重要性已为人所知,但其用途很有限。当时信号安全局仅有15台机器和21名操作员。可是到1945年春天,信号安全局已有1275名操作员和管理人员,还有407 台键盘穿孔机。
  除了现成的制表机,安全局里还有特制的密码破译机。这种机器叫快速分析机,是利用电子管、继电器、高速电路及光电原理制成的,它们就是现代计算机的前身,但其造价太高且过于专门化。许多机器都是用来处理某一专门代码或密码的,所以如果某一密码系统改变了或弃之不用了,这台机器也就很少价值了。
  海军与伊斯曼。柯达公司、全国现金出纳机公司还有许多其他公司签订合约设计并制造快速分析机。另一方面陆军的信号安全局也与贝尔实验室紧密合作。战时的另一个主要合作者是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它负责制表机生产专门配件,将标准穿孔卡系统的功能大大提高了好几级。
  信号安全局的两台密码破译机体形巨大,每台耗资100 万美元,这在当时算是一笔惊人的费用。这种机器进行的操作如果在过去的“黑室”中靠人工来做的话,需要20多万人才能完成。到1945年底,另一台庞大的机器就要制造完成,其能量相当于500 万名密码专家。
  托德拉希望外部承包商研制新的尖端的密码设备的工作得以继续下去。但由于不打仗,他发现这些承包商很不愿意承担这项研究。再加上严格的安全许可制度,让人难以忍受的人身安全检查以及设备在市场上的有限性,都足以使许多公司退避三舍。鉴于此,一些熟悉密码破译术和信号情报的原海军官员联合起来建立了工程研究协会,协会承担了海军安全局一些最复杂的任务。
  几乎与此同时,宾夕法尼亚大学穆尔电机工程学院的一群工程师和数学家制造了一台名为“埃尼克”的计算机(即电子数字积分器和计算器),它开创了计算机的新纪元。这台计算机外形既难看又笨拙,其“身体”比“大脑”要大得多。它的总存储量仅为20个数字,然而它的18000 个电子管却几乎占据了一间宽30英尺,长50英尺的房间。尽管如此,这部机器却具有惊人的计算速度。
  “埃尼克”计算机的研制引发了一系列有关计算机理论的讲座。这些讲座在穆尔学院进行,由海军研究局和陆军军械部共同主办。海军少校吉姆斯。彭德格拉斯参加了1946年7 月8 日至8 月31日的讲座,他是托德拉在海军安全局的同事,其任务就是评估计算机能否应用于密码破译和信号情报。
  彭德格拉斯听完讲座后异常兴奋。计算机看起来能弥补快速分析机所缺乏的灵活性问题,许多快速分析机设计时只用来解决某一特殊问题,比如破译一种外国密码系统,而计算机可以处理这一领域的所有问题。“笔者认为,现在还处在设计阶段的多功能数学计算机就是‘多功能密码机’,”彭德格拉斯写道,“计算机可以做4 号大楼中任何一台分析机所做的事情,而且处理速度要快得多。”
  不久,彭德格拉斯提交了报告,报告受到赞许。海军安全局和工程研究协会开始协商,由协会负责设计制造信号情报界的第一台计算机。但给这台计算机起个什么名字呢?一名文书军士偶尔听到托德拉和其同事讨论这个问题,并建议用“阿特拉斯”这个名字,它取自连环画《巴纳比》中精神巨人的名字。“阿特拉斯”计算机确实机如其名。1950年12月它被送到海军安全局时,其容量为16384 个单词,这是美国第一台装有磁鼓储存器的并行电子计算机。第M 台一模一样的计算机1953年3 月送到了国家安全局。
  这种机器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电子管。前国家安全局研究室主任奥瓦尔。坎佩恩说:“我们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电子管电路系统,我们比任何人都了解电子管的寿命,了解用过的各种各样电子管的性能,也比任何人都知道如何保养它们。”他形容电子管就像电灯泡那么大,“然而你要是把许许多多像电灯泡一样的电子管放在一起,你就必须用空调设备来冷却它们,所以每台机器还要配备15吨重的空调设备。”
  彭德格拉斯的报告不仅仅给托德拉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他收到报告的同时,在阿灵顿办公楼的陆军安全局总部,斯奈德也收到了这份报告。斯奈德后来回忆说:“1946年11月我在桌上看到这份报告时表现得相当冲动。我立刻跑到上司所罗门。
  库尔内克的办公室说:“我们必须有一台这样的机器,想想它能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吧!”‘于是库尔内克就派斯奈德去调查此事的可行性。斯奈德转年和一些专家进行了会谈,还参观了一些有关计算机研究的机构和私人公司。斯奈德说:“当时在安全局,钱不成问题,我们想要多少就能有多少。”最终,陆军安全局制造出了自己的密码破译计算机,名为“阿布纳”。国家安全局的计算机资深专家斯奈德说:“我们是根据连环画人物李。阿布纳。尤克姆选的名字,这是一个高大冷酷但不聪明的人物。因为我们认为计算机体积大,要用很大动力来驱动,但并非绝顶聪明;它们只能按照简单的指令行事而不能独立思考。”
  最初只给“阿布纳”计算机设计了15个简单程序或“指令”(后来翻了一番增加到30个)。尽管如此,1952年4 月该机秘密制成时,它仍是当时最先进的计算机。输人或提取信息时不仅要用标准键盘穿孔卡,还要用穿孔带、磁带、平行打印机、打字机和操纵平台。
  托德拉担任国家安全局70所的主管,该所负责研究高水平的密码分析技术。他和一些迫切希望提高计算机水平的人一起在1954年使计算机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吉姆斯。基利安是哈佛的教授,他研究美国容易遭到突然袭击的问题。他得出结论,90%的战争警告通常来自信号情报。但是他指出,由于核武器袭击会在几分钟之内发生,因此,必须提高窃听和密码破译的速度。“从那时起,”一位前国家安全局人员说,“信号情报行动的焦点就是提高速度。”
  几年后,也就是1956年7 月,国家安全局一项投资浩大,具有深远意义的研究计划产生了。然而这个计划的产生不是在研究所和工程实验室写满粉笔字的黑板上,而是在一次鸡尾酒会上。就筹交错间,几位国家安全局高级设备设计人员开始和卡奈因局长讨论局里的一些老问题。其中列在首位的问题要算密码破译人员之间的竞争,因为数据越来越多,工程师们就要不断设计和制造出更大更快的计算机来满足这种要求,不管新的设备功率有多大,工程师们似乎总也赶不上需要。这样,托德拉开始推动第二代计算机技术的研究。
  当时,国家安全局正在使用的是PACE 10 计算机,这是局里首次使用台式模拟计算机,在一定程度上这台整装机是在内部进行逻辑操作。它的输出设备是一台打印机。由一条电线与插入所有式装置相连,每个控制板都有不同的数学功能。要解答一个相对复杂的数学题,可以先插入适当的控制板,然后用电线把控制板连结起来。计算机的操作手册上说,一旦设立好控制板,就能在15秒到60秒之间把问题解答出来。
  尚在研制中的第二代计算机被命名为“收获”,估计它要比当时最好的计算机运行速度还要快百倍以上。但这种计算机的完成还要等到几年以后。卡奈因对这种情形非常恼火,他怒气冲冲地说:“糟透了,小伙子们,你们一定要胜过那帮家伙(计算机公司)!给我造出一台兆周的机器!我去弄钱广当时国家安全局研究、工程、数字和物理部的头儿是霍华德。坎佩恩,作为目标情报委员会的成员,他曾帮助破译俄国高水平的代号为”鱼“的密码系统。”在有了制造‘收获’计算机的想法后,“他说,”我们在研究中还要考虑一些其他事情;其中的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应该有一个大的计划。我们应按‘曼哈顿计划’那样去做。我们确实应该效仿它。
  所以我们将这项计划叫做‘闪电计划。“’坎佩恩认为,这是一个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的时代。”我们总是感到很惊奇,一旦有了一个想法,起初觉得它耗资巨大,但只要我们一往无前地去做,上面总是鼓舞我们——‘干起来,“’他说,”在我工作的大部分时间,做事情时,我们总能获得来自上面的鼓励。如果你认定某件事,你就应做起来。我们会出一些错,但总的来说,我们所做的大多数事情至少都取得了一定成功。“这些成功里就有开发研制的第一台由晶体管取代电子管的固态计算机。接着,在取名为”博加特“的计算机中,晶体管又被碰芯所取代。
  但是,据坎佩恩说,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情况开始发生变化,“60年代末,我们再也得不到鼓励,而是被告知必须削减预算。我们必须做却没有……我过去认为它(研究与开发在整个国家安全局预算所占百分比)应超过5 %,甚至到7 %和8 %(的范围)……在实施‘闪电计划’时,给我的预算一年高达900 万美元,到1969年(这是我最后经历的一个整财政年度)我离开时,财政预算仅为300 万美元,已被削减到原来的18……订立的合同费也大幅削减。所有的合约都比原来的小。所以当我符合退休条件时,我想,哎,好吧,别再待在这儿削减预算了。所以我就离开了。”到20世纪90年代末,研究与开发的经费占国家安全局总预算的比例比坎佩恩那时又进一步降低,降到了不足4 %。
  坎佩恩认为,国家安全局早先取得的一些成就应归功于那种甘愿冒险的精神。
  “搞研究与开发的人所要做的就是不断进行尝试,”他说,“他们是在做试验,成功少失败多是预料之中的事。事实上,历史地看,过去他们取得的成就比他们该做到的要大得多。”后来,随着国家安全局的发展,试验变得不再像以前那么大胆。
  坎佩恩说:“他们小心得要命,比我们那时小心多了。我想,这是因为研究人员想显得出色些。他们不想失败,即使他们在那儿仅是为了做试验。他们只想成功。但是实际上,负责一项研究与开发项目的人应该说:”哎,你们这些家伙太小心了。
  别管它,只管做你们的实验。“‘坎佩恩具有不惜任何代价乐观向上、勇往直前的人生观。因为他相信,不管多难破译的密码,最终也能破译。”没有什么破不了的密码,“他说,”当人们说有破不了的密码而意识不到这纯属废话时,我就非常生气……但人们一直在想,也许存在某种类似不可破译的密码。“向国会要钱时,国家安全局总是拿秘密做借口。”那时所有委员会的主席都非常友好,显然秘密打动了他们。“亚瑟。利文森说。他在国家安全局负责破译俄国密码,同时,他也是目标情报委员会的一个老手,”我们得到了大多数我们想要的东酉,并且可以自由支配这些钱。“另一位前官员说到国会监督时说:”在那些日子,根本没有什么国会监督。“在一次不公开的预算拨款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有人问了卡奈因将军一个问题,他回答说:”议员先生,你们并不是真的想知道问题的答案。要不晚上你们就睡不着觉了。“一位前官员说:”听了他的回答,议员们相互看了看,也就不再问了。“
  在国会拨款2500万美元,并得到艾森豪威尔的首肯后,国家安全局历时5 年开发千兆周电子设备的历程开始了。
  “闪电计划”的研究始于1957年6 月,这是有史以来由政府支持的最大的计算机研究项目,这个项目的承包人有斯佩里。兰德公司、美国无线电公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菲尔科公司、通用电器公司、麻省理工学院和堪萨斯大学。这个项目的原定目标是把线路容量提高1000%,最后的结果更向前推进了一步,使计算机科学的发展水平远远超出预期目标。研究主要涉及低温元件、元件的超小型化、以及被称做隧道二极管的超快运转交换装置等。
  “闪电计划”所带来的另一个积极影响是,它对国家安全局巨大的“收获”计算机的开发起了推动作用,该计算机曾被设计为国家安全局最大的通用计算机。多年来,计算机设计出来就是用来对付一些专门的密译机。像瑞士生产的“哈格林”,这种机器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广泛应用。“过去,我们为解决每一种问题制造一种特殊装置,”霍华德。坎佩恩说,“我们已有一些效率很高的机器,但这些机器总是要花很长时间去制造。我们必须先找准问题,设计设备,把它制造出来再进行调试,当我们需要进行运算时,必须先做到这一步。”
  像“收获”这样功率超强的计算机,本来希望它不仅能对付“哈格林”机,也能对付许多国家各种各样的密码机和密码系统。威廉。弗里德曼最早助手之一所罗门。库尔内克说:“随着计算机变得越来越复杂,用一台高速通用计算机编制程序模仿‘哈格林’,从而解决‘哈格林’的问题已成为可能。”然而,这台计算机不能只限定在对付“哈格林”机的水平上。
  这台计算机最初取名为“大种植园”,后来发现白宫已经用了这个名字作为紧急调动的密码。“当初的想法就是要建造一台组合式的计算机,里面装有类似大种植园里的谷仓或马厩一样的东西,大种植园将成为一个中心或中枢,”霍华德。坎佩恩回忆说,“所以后来这台计算机取名为‘收获’,把它作为这个大种植园里一大堆东西的一部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所罗门。库尔内克领导国家安全局研究与开发办公室10年时间,却从未对计算机热中过,直到计算机开始证明其价值。“他不干涉我们,”
  坎佩恩说,“他也不阻止我们,但他对此毫无兴趣。后来他才愿意把大量的钱投在这上面。好多人像他这样。”
  1955年,国际商用机器公司雄心勃勃地开始研制一种叫“延伸”的计算机。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设计者们认为市场上可能买这种机器的顾客只有两个:国家安全局和原子能委员会。原子能委员会签约购买这种计算机主要是因为这种计算机有快速完成乘法运算的优点。而国家安全局想要一种除能进行大量乘法运算外还具有灵活性的机器。他们要求工程师重新设计更符合客户需要的版本。1958年4 月,最终的设计方案获得通过。1962年2 月,安全局终于收到期待已久的“延伸”计算机,其时机器已经过修改,运行速度大大加快了。“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认为这是一次糟糕的经历,因为总的来说,制造‘延伸’使公司赔了钱,”霍华德。坎佩恩说,“从那以后,他们在制造大型计算机时相当谨慎。他们只让西摩。克雷来制造大型计算机。”
  一旦用做国家安全局“收获”计算机的心脏或确切地说用做其大脑,就连“延伸”都显得很小了。与计算机相连的是各种与众不同,很复杂的配件,它比计算机本身还大一倍多。一种是流水处理机,这种机器可以破译大量既累人又费时的密码。
  密码破译的关键是通过对可能想到的各种各样的字母组合快速分析加密的文本。因为可能要试上几百万次才能找到正确的字母组合破译密码,所以运行速度是最重要的。“我们非常清楚,要想提高计算机能力,就要加快运行速度,”坎佩恩说。国家安全局组成的小组经过评定认为,根据其特定用途,“收获”要比市场上出售的最好的计算机功率大50到200 个系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海军的密码破译机名为“甜点心‘,这种机器每秒钟能分析1300个字。也就是说,它能每秒钟在”德国锁“上试1300个不同的钥匙,如找对了,锁自会打开。由于用了新的流水处理机,分析速度提高到每秒钟约300万个字一一效率提高了230000%。因此,为了开锁,国家安全局现在可以每秒试300万个新钥匙,直到找到合适的钥匙——真可谓闪电速度。
  “收获”能处理7075315 份从一个外国密码系统截取的情报,每份情报约500字,通过检查每个可能的字母组合,看其是否含有在一个有7000个目标词和词组的监督项目表中所列的词或词组。表中或许有“潜水艇”,“营”或主要领导人的名字这样的词。所有这些用3 小时50分钟都能完成:平均每分钟处理30000 多份截取的情报。
  “收获”不仅运算速度快,而且存储量也极大。应用这一特殊系统,可以每秒钟存储和检索近1000万字的资料。
  “收获”在信息检索这一领域也颇有建树,它使用了名为“拖拉机”的装置。
  “拖拉机”能在存有480 卷的磁带库中自动找到所需信息,每卷磁带都能存储约9000万个字。机器会把合适的磁带装好,卷到定好的位置,然后以每秒1128000 个字的惊人速度来传输信息。当时国家安全局的一份秘密文件称“这一速度超出了当前计算机磁带技术的水平”。尽管当时多数磁带每英寸仅能容纳100 位,但是国家安全局却设法在同样的空间容纳3000位,而且阅读磁头每秒能读235 英寸的磁带。
  把世界各地监听站截获的情报不断输送到国家安全局系统分析专家手中的是一种绝对安全的信号情报通讯系统。这一系统首次使用是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夕,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一系统一天能输送2500万个字。系统分析专家可以使用“收获”来进一步处理加密的情报。
  另一个极为重要的情报系统可以以极快的速度把来自世界任何偏远监听站截获的情报直接送到美国总统手中。1957年苏联“人造地球卫星”的突然发射在情报界内部5 !起很大震动。当时,一条重要的情报到达白宫平均要花8 小时35分钟,艾森豪威尔总统要求把输送时间缩短到几分钟。1958年8 月27日,艾森豪威尔参加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认为:“除非我们能确保情报很快送到华盛顿,否则获取海外的重要情报已无太大意义。”
  一个月后,艾森豪威尔在白宫召开会议,托德拉提出建立一个名为“重要信息”
  的系统。托德拉简要说明了计划所需开支和好处后,艾森豪威尔说:“干吧。”6个月后,国家安全局把传送时间从8 小时缩短到52分钟。又过了6 个月,安全局可以使一份“重要信息”系统情报,不论情报从什么地方发出,在短短13分钟之内就到达艾森豪威尔的办公桌上。最后这一时间缩短至3 到5 分钟。
  最终,一个代号为“黑麦”的系统实现了对“收获”的远程接人,这样就可以使全局的系统分析专家通过许多远程终端接人主机。据当时一份密报说:“‘黑麦’使安全局找到了更多可打开的密码系统,过去许多信息靠人工识别要花费数小时甚至几天才能完成,这还得是在确实能够处理的情况下,现在用机器几分钟内就能破译密码……破译另一已被解开系统的大批信息通常也要由这一系统来完成。”
  当“收获”刚制造出来时,几乎没有人对其前景看好。因为错综复杂的系统甚至难倒了许多最好的系统分析专家,所以最初人们认为它是华而不实的东西。工作人员值班时,常常对这个巨大的盒状机器指指点点取笑它。官员们常嘲讽地说:“机器倒是挺漂亮,可就是没用。”但是一旦充分了解了“收获”的性能后,“收获”便取得了成功,并且一用就是14年,直到1976年安全局才转而使用一个更为先进的系统。


  随着计算机在编制和破泽密码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再加上苏联在宇宙空间探索方面早先的领先地位,所以美国对苏联在这一领域的发展越来越担心。1959年,一个绝密的专门小组对美国与俄国间的计算机竞赛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令人鼓舞。
  当时,美国政府大约有3000台计算机,其中的300 台每台价值超过100 万美元,且性能优良。而俄国只有不到400 台计算机,其中大型计算机仅50台左右。
  虽然两国计算机的运行速度在一个时期不相上下——苏联的M20 计算机和美国IBM709计算机速度几乎一样快,但随着晶体管的研制开发,美国使俄国的计算机专家望尘莫及。但秘密调查小组对这种过于自负的态度也提出忠告:“如果苏联全力以赴,那么在两到三年之内,苏联就能使计算机生产能力与美国并驾齐驱。”但调查报告中又说:“没有证据表明苏联要优先考虑此事。”报告中称苏联并没有进行类似于“闪电计划”的研究。
  在制造出“收获”之后,国家安全局的大脑被分成了两部分,代号分别为“钟琴”和“天然磁石”。“钟琴”原来是由一些IBM60 组成,后来由4 台巨大IBM033连结而成,同时与3 台每分钟22000 行的IBM 页面打印机相连。
  “克雷‘1 号计算机是威斯康星州奇珀瓦福尔斯的工厂制造的。这个小镇以啤酒和奇拍瓦泉水而闻名。这台价值1500万美元的计算机也许能从根本上打破”外表具有欺骗性“的说法。计算机的外壳曾被人戏称为”世界上最昂贵的双人座椅“,实际上里面是20多万个集成电路,每个集成电路都有大拇指甲大小,另外还有3400个印刷电路板,60英里长的电线。这台重达5 吨,占地70平方英尺的机器里面是如此密集,以致其每立方英寸所产生的热量如果不用一种独特的氟利昂冷却系统,足以在瞬间就把机器熔化成一堆。这种冷却系统用的是成行地装在计算机机壳内壁的铝合金冷却杆。
  这个超级计算机是由西摩。克雷构想出来的。这位性格腼腆、神秘莫测的工程师几乎不接受任何采访和拍照。但在计算机科学方面,他却是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
  1988年《时代周刊》撰文说,作为“克雷”研究室的创始人,克雷“之于超级计算机就像爱迪生之于电灯泡,贝尔之于电话”。要是不在实验室,你很可能会在威斯康星他家的地底下找到他,他在慢慢挖一条通往附近森林的地道。地道高8 英尺,宽4 英尺,内衬4X4 厘米的雪松木板。
  对克雷来说,挖地道既能激发灵感,又可消遣散心。“我在家时也工作,”他曾告诉一位来访的科学家,“一连干了3 个小时,突然被某个问题所难倒,停滞不前了。于是我就不干了,而去挖地道。挖4 英寸地道并放进木衬,大约要用卫个小时的时间。”克雷半开玩笑地继续说:“正如你所见,我现在是在威斯康星的森林里,这里有许多小精灵。它们一看见我离开,就去我的办公室帮我解决所有的难题。
  我从地道上来后,再回到办公室接着工作。“据”克雷“研究室总裁约翰。罗外根说:”进入地道时,西摩才真正开始工作。“
  20世纪50年代克雷在工程研究协会制造密码破译机,他的职业生涯就此开始,后来的国家安全局研究室主任和副局长霍华德。恩斯特龙是研究会的主管。克雷的梦想是能制造出每秒能计算1.5 亿到2 亿次的计算机,这将是所有通用计算机容量的20到100 倍,相当于6 台IBM370/195的性能。
  1976年春天,第一台“克雷”1 号从位于奇珀瓦福尔斯的工厂生产出来,并被直接运到了国家安全局的地下室。第二台机器被悄悄运至国家安全局秘密智囊团一一普林斯顿大学防御分析研究所的通讯研究部门。
  “克雷”具有一个随机存取的半导体存储器,每秒钟能传送3.2 亿个字,相当于2500本300 页的书,国家安全局应该满意了。当“克雷”和计算机的输人输出子系统接通时,它就能提供48张磁盘的存储空间,这一空间可容纳大约300 亿个字。
  如果某一领域其时间是以纳秒,也就是1 秒钟的10亿分之一来计算,那么7 年时间就像是无尽无休了。因此,1983年6 月安全局在地下室为从奇珀瓦福尔斯来的新成员“克雷”XMP 腾地方时,全局上下一片欢腾。这台机器的侧面印着序号102 ,这是第一台送到客户手中的XMP 机,这样国家安全局就拥有了当时世界上功率最大的计算机。这台6 吨重的电脑,光电线就有45英里长,还需要一台50吨重的制冷装置来冷却,真是史无前例。X /MI,机不是用一台更快的处理器使运行速度更快,而是用两台处理器并行计算。这样,机器可以同时进行两项不同的工作,或两台处理器同时进行一项工作。这种性能使XMP 机比当时最先进的“克雷”1 号和“克雷”
  IS000 还快5 倍。
  对国家安全局来说,并行处理技术的使用是一种趋势。国家安全局介人最多的是“蝶形”处理器的研制。“蝶形”处理器可以与148 个微处理器相连。它是根据“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的战略计算计划开发的。计划连结的处理器增加到256 或512 个甚至1000个,将来计划连接100 万个处理器。
  XHMP机来得真是及时。同年,国家安全局秘密建立了代号为“平台”的全世界计算机网络系统。这一系统把国家安全局、政府通信总部及世界各地的其他信号情报机构所属的窃听站连接成一个电脑网络,以国家安全局为其中枢……
  两年后,也就是1985年,随着期待已久的“克雷”2 号的到来,国家安全局地下室里已塞得满满的了。“克雷”2 号的底座是由鲜红色的瑙加海德革制成,透明、蓝色的塔楼里装有冒着气泡的液体冷却剂。西摩。克雷的最新杰作看起来不像是超大破译密码机,倒像是妓院的摆设。这台绰号为“气泡”、价值1760万美元的计算机更人性化。因为它用的是凉凉的冒着气泡的氟惰性物质,就像人造血浆一样在计算机系统中运行。这种液体能防止电子在通过组装严密的电路板时所产生的热量烧毁机器。
  超级计算机的运行速度是以“每秒的浮点运算”来测量的。个普通人花几分钟笔算出一道简单乘法题的正确答案,比如0.0572X8762639.8765 ,而超级计算机则是以每秒能运算多少次这样的题来测量的。如果花一秒钟得出答案,包括自动进位小数点,那么就说计算机每秒运行了一个“浮点”。而“气泡”计算机运行速度惊人,每秒能进行10.2亿次数学运算。这一速度比原先机型快12倍,比当时个人电脑的运行速度快4 万到5 万倍。
  到1988年,工人们又在忙着布线迎接一台来自威斯康星州的新机器——“克雷”
  YMP.这台计算机的芯片密度很大,工程师可以把原来放一台处理器的地方挤进八台处理器。如果这些处理器在理想状态下工作,每秒可运行20亿到40亿次。
  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晚期,超级计算机的发展速度如此之快,以致国家安全局还没安装上这台巨大的新机器,另一台更新的机器又接踵而至。
  制造最快的超级计算机的竞争有点类似国际汽车大奖赛中汽车底盘的竞争。当一台台造型优美、熠熠生辉且功率更大的机器不断疾驰到起跑线上时,工程师们又在忙于设计功率更大、更快的机型了。谁也不想落后于人。史蒂夫。陈是一位中国出生的计算机超级明星,1987年9 月,他在“克雷”研究所负责研究X4MI,和Y —MP计算机。这种计算机造价极高且有风险,后来他离开了克雷。很快国际商用机器公司雇用了他。一位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主管夸口说:“从现在起5 年时间内我们的速度将达到每秒1000亿兆浮点。一个花3 个月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要用一天把它解决。”
  阿尔布开克“桑迪阿国家试验室”正在测试一台厚实的小蓝盒子似的机器。因其一侧有3 根支柱所以叫“超立方体”。这台计算机可谓“大规模”并行计算,它有1024个处理器,每个功率都相当于一台传统的微型计算机。在测试中,“桑迪阿”
  让计算机计算大楼内部仅一端支撑的一根梁的应力。一台大功率的微机一天24小时工作要花20年才能给出答案,而用速度极快的“超立方体”一个星期就完成了。
  在数据控制公司的子公司ETA ,一个黑色带有透明圆罩的盒子,即被称为ETA10的计算机终于揭开了面纱。它有一个由8 台处理器组成的动力室,机器所使用的计算机芯片比“克雷”研究室所用的要小而且密度更大。液氮带走了多余的热量。由于仅使用一个电路板,这样工程师们就能在机器运算时减少电子运行所需的空间。
  这台价值3000万美元的黑盒子设计的运行速度,每秒高达100 亿次,比先前的超级计算机快30倍。
  为了不落于人后,“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则是把一排超级计算机和一些网络连在一起,这样它一天24小时之内的计算比1962年以前全世界所有的人力计算还要多。而其他研究者还认为这一估计有些保守,他们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某一天算可能更准确。
  然而电子计算机运行速度并不是国家安全局最亟待解决的问题,安全局所担心的是日本方面的发展速度。日本是除美国外惟一积极发展超级计算机的国家。1988年夏,主要的计算机科学专家召开了一个会议,评估日本在超级计算机方面的进展情况。国家安全局的超级计算机研究主任也参加了,如果说他们走进会议室时还充满信心,那么他们离开会议室时已经相当紧张了。日本在这个领域才刚刚起步6 年时间,就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发明了计算机并一直在这一领域保持领先20多年的美国。
  美国超级计算机工业的主要问题是依靠日本计算机公司来提供关键部件制造机器,比如计算机的芯片。这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末期美国逐渐放弃了半导体制造业的结果。比如说1986年,根据国防部研究小组的记录,国家安全局确实依靠日本公司制造196 种不同芯片中171 种的关键元件。日本公司没有事先通知就停止生产一种主要芯片一陶瓷数据包,国家安全局开始为此担忧。
  更糟糕的是,日本计算机制造商可以放慢或中止向美国超级计算机的竞争对手和国家安全局供应一些主要的计算机部件。这种担心使小组成员认为“用不了几年,美国公司如果发现自己在计算机领域只落后日本一代就算是最幸运的了”。
  由于担心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国家安全局在全国半导体公司的帮助下,斥资8500万美元建造了自己的微电子生产和实验厂,这就是特别处理实验室。这个实验室位于神秘城,实验大楼的设计是超现代的,没有窗户,占地60000 平方英尺,1991年开始生产芯片。现在大楼里有雇员有几百人。楼里有面积达20000 平方英尺的“10级”无污染室——这些房间的空气比一般空气要干净10000 倍。水也必须是超纯度的水,因为水中的微粒会损坏晶体管。
  建造自己的工厂对于国家安全局来说还能解决另外一个问题,在按安全局具体要求制造独一无二的密码破译机时,可以对机器的组成部件绝对保密。所谓的“专用集成电路”(ASICS )元件通常是密码破译系统的“大脑”。所以一位安全局工作人员说,到外面去采购这些元件就像是做了一场“噩梦”。由于能把100 万个甚至更多的晶体管挤到一块硅片上,这样设计者就可以在芯片上制造一个完整的规则系统,也就是说一个完整的密码系统所需的材料比1 角的硬币还小许多倍。这种芯片如果落人别有用心的人手中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国家安全局在芯片上加了一个秘密自毁装置,它由劳伦斯。利弗莫尔和“桑迪阿”国家实验室共同开发研制。这样,国家安全局生产的芯片就有了一个特制的自毁涂层作为防护装置。据消息灵通人士说:“如果不怀好意的特工想知道芯片的真相,涂层就会剥去上面一层的电路。”
  1988年举行了计算机科学专题会议,6 个月之后,人们开始再度担心日本在超级计算机工业方面的快速发展。1988年12月6 日,“克雷”芯片的主要供应商日本的富士通公司宣布取得了一项重要成果,它制造了一台速度极快的计算机,理论上每秒最快能进行40亿次操作。这一速度甚至可以击败克雷最好的计算机XMP ,而XIMP计算机当时面市还不到一年时间。国家安全局感到不安的是,日本公司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种运行速度极快的计算机卖给其他国家,而这些国家就可以利用这种机器开发密码系统,从而使国家安全局破译密码计算机望尘莫及。
  正当日本公司奋起直追,甚至在速度上超过美国时,在软件开发和并行处理方面,美国超级计算机遥遥领先。富士通的计算机仅有两个处理器。克雷和ETA 的计算机都有8 个处理器,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有8 个大脑,这样它们就可以同时对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进行处理。
  西摩。克雷认为,16台处理器比8 台处理器强。数年来他一直想制造一台有16个处理器的“克雷”3 号计算机,以证明此说。但这样做起来,既耗时又费钱。克雷研究室由他亲手建立,但不再属于他。西摩。克雷带着200 名雇员和1 亿美元搬到科罗拉多一斯普林斯市建立了克雷计算机有限公司,它是克雷研究室下属的一家独资公司。按照计划,克雷计算机有限公司最终将独立。
  像赛车选手的脚踩上了油门一样,克雷也加足马力,继续力争使计算机有更快的速度。他希望突破每秒运行160 亿次的速度。作为新计算机核心部件,成千上万块芯片不是用传统的硅片,而是用一种全新材料砷化稼制成——事情的秘密就在于此。虽然这种物质使用时难度更大,价格更高,但电子通过新材料的运行速度比通过硅片要快10倍。
  作为“奇拍瓦福尔斯的隐士”,克雷在科罗拉多一斯普林斯他的新试验室里悄悄地进行他的工作,而他周围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冷战已经结束,武器设计者已不再购买超级计算机。里根政府耗资巨大的“星球大战”计划已由克林顿时代削减赤字的计划所代替。由少数超大功率处理器组成的华丽外壳的克雷计算机,朝由成千上万价格低廉的微处理器组成的大量并行计算机方向转变。就像赛车比赛一样,原来使用的价格昂贵、手工打造的“二级方程式”赛车被迫退出跑道,改用商店里就能买到现成的增压器和16缸化油器装配起来的廉价赛车。
  在ETA 这个曾经制造出超级计算机ETA10 的公司,1989年春天的一个星期一,当800 名雇员去上班时,发现公司大门紧闭。公司已欠下了4 亿美元的巨债。
  4 年后,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最终停止向史蒂夫。陈的SSI 计算机项目拨款,他的新公司——超级计算机系统公司,被迫关门。国家安全局曾为陈提供部分资金,他已经花了5 年时间想建造一台比世界上任何一台计算机都快100 倍的计算机。但是由于这一发明花费过高,且成功之日又遥遥无期,最后只得停止。在公司关闭几个月后,公司先前的一名工程师开车经过一个农场时,看见一个奇怪但颇为熟悉的金属柱形物。走近一看,证实了他的担心:这个金属柱状物正是SSI 计算机的外部构架,它已经被当做废铜烂铁卖掉了。
  1991年,“电脑公司”把其制造的第一台大规模并行计算机——“联机CMS ”
  向国家安全局交货,安全局叫它“弗罗斯特伯格”。这台机器一直用到1997年,它的外形有些未来派的味道。黑色的立方体带有长长的闪烁红光的控制板,就好像是“星球大战”遗留下来的装置。这台造价2500万美元的计算机刚刚安装2 年,国家安全局就又给它增加256 个处理器,体积成为原来的2 倍。这样,“弗罗斯特伯格”
  承担一项工作时,就可以把它分成512 个部分,每一部分都能同时工作,其运算速度每秒达655 亿次,同时令人吃惊的是其内存达5000亿个单词。
  1993年,“克雷”3 号计算机终于面市。其运行速度大约每秒40亿次,但没有购买者。几乎一贫如洗的公司花了一年的时间寻找买主,终于和它的老搭档——国家安全局达成交易。1994年8 月,安全局给克雷420 万美元,用来制造“克雷”3号更专门的版本,用于信号处理和模式识别——也就是说用于窃听和破译密码。这台名为“克雷”3 号或“超级可量测系统”的计算机被称为“世界超级间谍机”。
  这台机器把2 台超级计算机处理器用大规模芯片连结起来,这些芯片由50万个廉价处理器组成,均由国家安全局超级计算机研究中心设计。
  但是在期待克雷获得成功的同时,国家安全局的科学家们也在机构内部进行了一些新的设想。设想之一就是要制造一台名为“飞溅2 ”的处理器,当它与通用计算平台相连时,其运行速度能提高到超级克雷机的水平,而费用只是克雷机的一小部分。
  当西摩。克雷在努力完成“克雷”3 号时,他也在和过去的母公司克雷研究室进行竞争。克雷研究室正在制造代替YMP 的名为Ceqo的机器。同时,研究室一个名为TMO 的动力室也接近完成,其运算速度每秒达600 亿次。同时,西摩。克雷希望能用“克雷”4 号再次超越对手,“克雷”4 号预计1996年制造出来。
  截至1994年秋,制造“克雷”4 号的工作进展出人意外的顺利。克雷计算机公司预计在1995年初完成这台计算机。这台机器比“克雷”3 号功率提高1 倍而费用只是它的1 /5.计划退休的西摩。克雷甚至谈到在退休前制造出“克雷”5 号和“克雷”6 号。这就是为什么当人们看到警方的封条时感到非常的震惊。1995年3月24日早晨,雇员们来公司上班时,他们看到警方把公司的门用封条封了起来。起初人们感到很迷惑,但是当他们看到旗杆上升起的白旗时,明白这个有着无数想法的人也破产了。
  一向乐观的西摩。克雷把几个他最忠实的追随者召集在一起,大家拿出自己银行账户里的钱凑了一笔款子,成立“西摩。罗格。克雷计算机公司”。克雷觉得“从头做起”更自由。他认为这是一次机会,他希望通过制造首台每秒运行万亿次的超级计算机,能最终跨越速度这一障碍,每秒钟运算万亿次的速度,要比“克雷”
  1 号计算机快12000 倍。
  但是对手不期而至。1996年春天,甚至连美国政府也不理解克雷公司,转而与日本计算机巨头日本电气公司签订了价值3500万美元的合同,用于购买有128 个处理器的SX4 超级计算机。sx一将用于“国家大气层研究中心”。国家安全局很着急,因为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及其他国家的气象中心正在安装相应的系统,这些系统至1998年1 月能达到每秒200 至800 亿次的运算速度。安全局认为克雷研究室不能生产出速度如此之快的计算机。气象中心的头儿威廉。布兹比说:“克雷研究室之所以失去这次采购机会,简单地说,是他们提供的机器国具有技术上的风险而不能令人接受。”
  其他人也认为,尽管有不屈不挠的蛮干精神和没完没了提高机器运行速度的许诺,但最终克雷再也不能取得以前的骄人成绩了。“硅图形显示有限公司”系统技术主任约翰。马舍耶说:“因为规则改变了,所以克雷计算机再也不能取得成功,这是不争的事实。这就像观看你喜爱的四分卫球员的比赛,这位曾多次赢得超级杯赛的球员,1976年以后就再没赢过。他的膝盖都已破裂变形,看着他被那些体重300磅的队员擒抱摔倒,你会觉得非常残酷。尽管他不断地摔倒爬起来,但看他比赛真是折磨人。你真希望他见好就收。”
  几个月后,克雷驾车从一家软件商店返回时,另一辆车撞上了他的黑色豪华切诺基,车翻了三个跟头,克雷也受了重伤,一直神志不清,两星期之后,即1996年10月5 日,这位曾亲手制造出世界上最快的计算机,做事像工艺精湛的瑞士钟表工一样一丝不苟、性格腼腆、行为怪异的人,最终与世长辞。他的骨灰撒在了科罗拉多陡峭的山峰和灰暗的山谷中。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这些山峰和山谷曾给他带来灵感,并默默地安慰过他。一位计算机专家说:“在个人电脑把‘兆浮点运算’这个概念带到大众面前之前,克雷在计算机工业中的角色就像摇滚乐歌星一样耀眼夺目。”
  令人遗憾的是,在克雷死前数月,他亲手在威斯康星州奇珀瓦福尔斯建立的心爱的公司也夭折了。由于财政危机,公司被迫裁员近1 /4 ,“克雷研究公司”也与其断交。公司由“硅图形显示有限公司”接手——这是一家加利福尼亚高性能工作站的制造商,这种机器成为克雷公司最大的竞争对手。一位市场分析家不无留恋地说:“克雷是超级计算机市场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竞争中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超级计算机大战中,他一直遥遥领先,没人能超过他。”
  事实上,有一个人可与之媲美。由于政策改革和西摩。克雷死去,只剩下这一个人要同一大批“微处理机杀手”即大规模并行微处理器来斗争了。大规模并行微处理器使投资巨大、性能极高的超级计算机濒于灭绝。伯顿。史密斯是一位身材高大,头发有些凌乱,满脑子唐吉河德式梦想的人。他的公司名为“太拉计算机公司”。
  1997年,他们公司制造的机器创造了挑选整数的世界记录,使这一领域的许多人惊讶不已。伯顿通过减少把新数据放到处理器上的等候时间来提高速度。伯顿认为,计算机短期理论上达到的“峰值”速度与长期“持续”速度中间有一个间隔,减少这段间隔时间能克服大功率计算的致命的弱点。
  毫无疑问,史密斯也想把机器卖给国家安全局,这种机器的价值是4000万美元。
  史密斯曾在国家安全局超级计算机研究中心工作过3 年。1988年,他离开国家安全局,成立“太拉”公司。事实上,他的早期资金都来自国家安全局的合作伙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一位“高级情报官员”受到史密斯研究的鼓舞,他会见“圣地亚哥超级计算机中心”主任锡德。卡林时,让他帮助并支持“太拉”公司。这位情报官员告诉卡林:“像伯顿。史密斯和西摩。克雷这样富有革新精神的设计者已为数不多,他们需要扶植。”这样,1988年,史密斯在“圣地亚哥中心”建立了他的第一个系统。
  然而仍然有一些人对史密斯持怀疑态度。一位著名计算机设计者认为,太拉系统是“伯顿的荒唐之举。”甚至史密斯也承认:“大多数人都认为我们疯了。”但仍有一位观察者指出:“伯顿。史密斯是绝无仅有的。”
  随着超级计算机企业开始破产,国家安全局也越来越担心,因为数十年来,安全局秘密承担了这一行业的大部分费用;密码破译机需要大量计算机为其提供动力。
  现在安全局官员看“硅图形显示有限公司”,就像旁观者看慢动作的汽车事故。公司在经过一年半的运行后,处于一片混乱中。“硅图形显示有限公司”向外公布说,公司损失已达5000万美元。一位公司资深首席执行官辞职,而在3 年前,公司还利用计算机图形显示技术制作了电影《侏罗纪公园》。一位记者不无讽刺地说:“公司恐怕也面临像恐龙绝种一样的危险了。”
  到1999年,“硅图形显示有限公司”一直在艰难度日,就像一名拳击手,挣扎着在最后1 秒钟站起来一样。公司股票跌幅超过20%,另一名公司首席执行官也离开了。据说公司还要裁减3000个职位,另外还要将克雷超级计算机部门剥离出去。
  国家安全局担心的是:他们已经和公司签订合同,制造最新的超级计算机“克雷”
  SVZ.于是做出了打开现金出纳机抽屉的决定。国家安全局首席科学家乔治。科特说:“美国一定要在超级计算机领域保持长期领先地位。在保护国家安全利益方面,这些大功率计算机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此,美国政府肯定会支持‘硅图形显示有限公司’的‘克雷’SVZ 计划。”
  同时,科特指出,国家安全局当前最迫切的需要是继续类似超级计算机的合作项目。他说:“政府的支持说明,要开发高端计算关键技术,政企的长期合作十分必要。SVZ 的研制中所使用的技术就包括与美国政府共同开发。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把专门设计的高端处理器与目前”克雷“超级计算机公司所能提供的高速记忆存取结合起来。”这一新的系统使国家安全局超级计算机在储存带宽,互联及向量处理方面达到一个空前的水平。其峰值速度估计为几十万亿浮点运算次数,比任何一台现有的超级计算机都快。
  2000年超级计算机业又恢复原状,像两个在赛马场输光钱的赌徒,把零钱凑在一起准备孤注一掷一样。伯顿一史密斯的“大拉计算机公司”,从“硅图形显示有限公司”手中买下了克雷公司,对于国家安全局来说,这是个好消息。有消息说,安全局介人了这件事,“因为安全局要求至少有一家美国公司能够制造超出多数客户需要,性能最优良的超级计算机”。继续为安全局制造的SVZ 计算机,预计在2002年完成。
  同时,克雷公司着手与国防部签订一个新的合同,对“克雷”ThE1200 超级计算机进行升级。这台新机器在原有的272 个处理器的基础上,又增加了816 个处理器,这是迄今为止的最大的克雷系统,这1088个处理器使运行速度达到每秒1.3 万亿次。在西摩。克雷死后4 年,这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机器终于克服了万亿这个时间障碍。
  尽管有这些令人鼓舞的迹象,但超级计算机的发展不景气使许多人认为,国家安全局应该从有风险的外部世界重新回到神秘城的黑色计算机实验室。
  1997年2 月,当第一台超级计算机从OPSI号地下室出来时,大规模的大脑移植开始了。这台机器的目的地是隐藏在神秘城树木茂盛的一角的“托德拉”超级计算机中心的顶楼。一年多以后,最后一台超级计算机也非常小心地安装到位,由一条秘密的光纤中枢与一英里之外的安全局主机相连。当这些操作完成后,国家安全局就拥有了世界上功率最大的电脑。
  “托德拉”超级计算机中心浓荫环抱,警卫森严,设有双重围栏和混凝土路障。
  中心坐落在神秘城的瑞姆路上,这条路是以国家安全局第四任副局长的名字来命名的。这座占地183000平方英尺的中心几乎没有窗户,它的外墙用好看的浅色瓷漆金属板来装饰。一楼安装的是生命保障设备,一个有8000吨重的冷却水车间,机械和电气保障设施和29兆伏安的电力,足以提供半个安纳波利斯市所需用电量。
  顶楼5 间屋子里除其他设施外设有计算机操作指挥中心,那里有大约150000盘磁带,这些磁带是从神秘城的“筒形仓库”中运来的。像“克雷”YMpEL 计算机和“硅图形显示功率挑战”计算机这样的超级计算机都放在了这一楼层的其余地方。
  1999年还安装了新的IBM RS/6000SS机,这种速度更快的系统版本可以驱动超级计算机“深蓝”。1997年,“深蓝”在苦战6 局后赢了象棋大师加里。卡什帕罗夫。
  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新的“动力”3 型微处理器可以提供更大的驱动力和更快的速度。
  它每秒能完成20亿个指令——是“动力2 型超级芯片”的2 倍多。这种计算机是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称做“深度计算”系统的中心。它的主要用途就是“采集数据”,通过搜寻大量数据,比如截获的通讯或复杂的密码系统等,然后找出答案。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执行官戴维。图雷克说:“RS/6000SP机可让你随时进行超级计算。”
  “12角形的自动盒式磁带系统”可把大量的情报输入输出超级计算机,它就像一台极好的自动唱机。这台机器好像一间小房子,重4 吨多,高速存储装置可容纳6000个微型磁带,也就是总共300 万亿字节的情报——这相当于1500亿页的文本。
  据国家安全局说,这一数字还相当于150 万年的《华尔街日报》,把这些报纸连起来可绕地球3000圈,按11本一摞组成一道墙可以从纽约城一直铺到洛杉矾。
  自动控制装置的杆上有两台照相机和一只“手”,照相机先找到所要查找的磁带盒编号,然后用“手”把磁带盒放到所要检索的区域,这样就可以得到所需要的磁带,装置的杆在计算机上把磁带移进移出的速度是每小时450 次。
  国家安全局非常需要有这样一个系统来处理存储的情报。为了存储从世界各地窃听站源源不断输送的大量数据,国家安全局几年前就与“E 系统”公司秘密寻找解决办法。最后提出的办法是把如电话亭大小的计算机串联起来,这样系统就能存储5 万亿页的文本,这叠纸摞起来高达150 英里。再加上一个新的检索系统,任何情报都能迅速存取。
  由于超级计算机工业摇摇欲坠,国家安全局建立了一个绝密中心,用于开发自己的机密的计算机,这个中心就是“超级计算机研究中心”。1984年成立时是为了在计算机性能方面赶超世界上其他国家,像30年前的“闪电计划”一样。只不过这次工作完全是在绝密的情况下完成的。据当时的国家安全局局长,林肯。福勒中将说,“超级计算机研究中心‘的主要目标是制造出比目前计算机快10000 倍的新一代计算机。
  并行处理规则系统等课题的研究已花费了成百上千万美元,这些研究可以使计算机具有超级速度,来破译功率日益增大的外国密码系统。同时,“超级计算机研究中心”将要研制出来的密码系统把那些有敌意的密码破译者远远抛在后面。“超级计算机研究中心”所做的研究几乎或从不公诸于众,但国家安全局制造的计算机无疑是世界上速度最快、功率最大的计算机,在竞争中遥遥领先。
  “超级计算机研究中心”建在马里兰大学的科技中心,它占地20英亩,耗资1200万美元。中心由隶属国防分析研究所的通信研究部门管理。40多年来,通信研究部门一直主管着国家安全局自己的高度机密的智囊团。1958年,艾森豪威尔总统批准成立这个研究部门,它原名为国家安全局研究所,其目的是要进行一个长期的有关数学与统计方面问题的高级研究。这些问题关系到国家安全局的密码破译和窃听活动。研究所还执行了一个特殊的夏令计划,把学术界的人员召集起来,然后将这些人介绍给密码学界的人士。
  1965年,研究所曾一度开发出一种独一无二的密码破译机,取得了巨大成功。
  1965年,国家安全局的一份秘密报告说:“这种设备,就其本身而言,说明到目前为止用在研究所上的钱没有白花。”
  研究所建立初期的所长是巴克利。罗瑟博士,他是威斯康星大学的数学教授,以研究符号逻辑和数论著称。艾德里安。阿伯特博士是芝加哥大学物理科学系的主任,也是线性代数和数论方面的专家,他于1961年接任所长一职。
  最初,国家安全局研究所坐落在普林斯顿大学校园后边的高墙内,但由于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反战抗议活动,安全局出于保密和安全考虑,把研究所移到一个四四方方、三层砖结构的大楼里,藏到了一个远离校园与世隔绝的树木茂盛的地区。
  这座神秘的大楼只有第三层有窗户,而且大楼也没标出名称或居民的性质。最后,为了进一步掩盖与国家安全局的关系,研究所更名为“通信与计算中心‘,专门从事机密密码破译和研究窃听学科,诸如:秘密数学、秘密计算、言语研究、特殊信号处理技术等,中心也被称为IDAMI.1994年收到3400万美元资金,雇用技术人员149名。
  除了超级计算机研究中心,国家安全局还有一个物理科学实验室,它是安全局技术处的一部分。与国家安全局研究所一样,物理科学实验室也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国家安全局科学顾问委员会认为,安全局应该建立一个“世界学术界和物理科学研究的窗口”。结果,安全局和马里兰州大学合作创建物理科学实验室,房屋建在与称做学院园的校园毗邻的地方。
  1992年,物理科学实验室搬到一座新的难以形容的面积63500 平方英尺的大楼里。大楼坐落在学院公园的绿茵路上。这座大楼每年向学校交480000美元租金,它位于驼鹿园附近,没人注意它,而且在校园电话簿里也找不到它。“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大楼隔壁兽医中心的管理人员说。
  实验室的建设耗资1090万美元,极为先进的技术使国家安全局的窃听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利用磁性显微术能够对磁带上的细微磁道进行研究,而且大大加强了数据的存储密度,这样一来,窃听人员就可以将更多的对话录人录音机中。计算机运行速度的提高也非常关键。为提高计算机运行速度,物理科学实验拥有性能优良的分子束外延设备,用来开发微型激光器、光学放大器和其他用砷化银做成的零部件。但是速度与热量是划等号的,因此物理科学实验室也开发了人造钻石技术来处理这个问题。人造钻石要比铜在导热方面并行率高出许多倍,但比真钻石便宜得多。比如说一个镶嵌在普通陶瓷上面的集成电路,处在室温时可达87℃,而镶嵌人造钻石的集成电路温度是54℃,这一温度可以使国家安全局的密码破译机在相对低的温度下工作,而速度更快。
  速度不仅与热量划等号,也等同于大量数据的存储。由于越来越多的使用占内存空间很大的多媒体文件和要使更多的客户得到资料,这一问题变得更加突出。问题的解决办法之一是实施“大型海洋水族馆”计划,它第一次实现了自动存储国家安全局多媒体信号情报的目标。
  同时,“大型海洋水族馆”计划使情报检索和分送现代化了。原先每一个间谍机构都精心地把情报放到一个安全地方保护起来,而今天要“资源共享”。借助“大型海洋水族馆”计划,国家安全局的秘密不仅可以通过自己的内部“网络世界”
  进行检索与分送,而且整个情报系统还可以通过像“Intelink”这样的绝密程序进行检索。
  由于国家安全局数据存储海的深度及广度均有限,借助更新的办法,科学家们正在缩减流人的信息河的宽度。前景最被看好的方法是显微镜磁石,它只有一个分子大小。施乐复印机公司的科学家认为,这种由锰、氧、碳和氢组成的磁石的存储密度,比现在存储系统大上千倍甚至上百万倍。专家们认为利用这种像分子一样大的磁石,某一天能存储成百的千亿字节的数据,相当于成百万的打印页面,而大小只如一个大头针的头部。
  到2001年,国家安全局的磁带和磁盘的存储密度已接近每平方英寸100 亿字节,相当于50万隔行打印机的页面。但是如果塞人的数据越多,就越难抹掉,而且会把秘密泄露出去。为此,国家安全局物理科学实验室另外一个主要研究领域是,通过探索数据存储与消除的微观特性,来找到更有效的办法清除旧磁带及硬盘内存储的机密。计算机专家西姆森。加芬克尔说,在硬盘上即使很小的部分也还能含有相当多的信息。比如,一个60亿字节的硬盘,1 /16平方英寸的地方就能容纳750000个字节,相当于一本300 页的书。加芬克尔说:“一个间谍完全可以把硬盘拿走,把它弄碎,然后取出里面存的数据。”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国家安全局开发研制了一种驱动控制磁盘清洁装置,它与主要的磁盘部件相连,这样就能完全消除磁盘和驱动器用过的机密情报。
  在国家安全局超级计算机研究中心,展开研制最快计算机的秘密竞赛有些超尘脱俗。1994年和1995年,国家安全局的科学家参加了一系列关于探索计算机技术跨越式发展可能性的会议,目标是在20年内实现每秒运行从10亿到万亿,最终达到10的15次方。
  国家安全局关于实现每秒运算速度超过10的15次方的目标的想法之—,就是在存储芯片中安插处理器。存储芯片中处理器即PIM ,能有效地减少电子信号从处理器到各存储芯片的运行时间。这些PIM 芯片正由安全局的“特别处理实验室”制造生产。
  到2001年,超级计算机早已经超越了10的12次方,正接近10的15次方的速度,届时,时间将以毫微微秒来计算。这是迄今科学上所知的最短时间。以如此的速度,机器就能打出一连串监听的密码原文,而每秒10的15次方的速度瞬间就能把问题解决。科学家们原来预计要想达到这个速度可能要到2010年某一时刻,但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试图用绰号为“蓝色基因”的超级计算机把时间缩短一半。
  在2000年到2005年的5 年多时间里,这个公司计划制造世界上最快的计算机——比现有的任何计算机都快500 倍。一份报告说:“这种机器将会消耗大量电能,散发出的热量如此之多,以致要用像喷气机的发动机大小的燃气涡轮机来冷却。”
  据公司说,与现今世界上40台最快超级计算机的功率总和相比,这台计算机还要大40倍,是现有最快台式电脑功率的200 万倍。
  虽然国家安全局很可能秘密地成为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客户,但是“蓝色基因”
  的最终目标就是为了解决与国家安全局不同的各种各样的难题。“蓝色基因”独一无二的目标是,用一种独特的形状来模仿人类蛋白质的组成方式,因为发现蛋白质分子性能很重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蓝色基因”有点像国家安全局原来使用的破译一种特定的密码系统的“快速分析机”。
  “蓝色基因”建成后,将由高6 英尺的64座计算塔组成,占地长、宽各为40英尺。里面将有令人难以想象的100 万台处理器。它的目标是达到每秒运行10的15次方。
  当国家安全局真的实现10的15次方这一目标时,它是不会让外界知道这件事的。
  到2005年,超级计算机研究中心经过了高度的专业化发展,很可能要开发每秒运行10的18次方的计算机,甚至每秒运行10的24次方的计算机。超过这个限度的数字还没有为其定名。一位安全局负责技术的资深人员惊奇地说:“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玩具盒’,在任何事情上他们总能制造出他们所要的。”
  以10的18次方次以上的运行速度运算简直是难以想象。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使其微型化。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安全局特殊处理实验室已经缩小了晶体管的尺寸,70个晶体管也就相当于一根头发的粗细。国家安全局也正在尝试开发新一代芯片,它是通过离子撞击感光材料的方法来蚀刻极微小的电路。用离子束可以代替传统光束制造出更小、更复杂,也是效率更高的芯片。
  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家安全局实现了突破性进展,它使超级计算机的尺寸缩小到家用电冰箱的大小。最终将其缩小到一个手提箱大小,但其运行速度却提高了10%。1999年,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高级研究所共同合作证明可以把超级计算机做成一面为6 平方英寸的立方体,小到可以装到大衣口袋里。它的电路主要是用钻石做成的多芯片组件组成,用气雾剂来冷却系统产生的2500瓦热量。
  要达到10的18次方的速度,计算机的零件——甚至计算机本身一可能需要到原子,甚至亚原子粒子大小。在超级电子计算机研究中心,寻找更新更快的办法闯入加密系统的科学家们已转向量子计算。这就需要研究原子结构这一微观世界的内部联系和寻找出利用原子来完成各种各样不同任务的办法,从而把计算机的运行速度提高到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
  国家安全局对量子计算的浓厚兴趣可追溯到1994年,当时,贝尔实验室与国家安全局保持秘密联系的数学家彼得。肖尔发现了这一新的科学事物在破译密码方面具有的优势。从那时起,国家安全局每年拿出400 万美元,在许多大学资助这一研究,并另外出资由官方实验室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由于运行速度快,量子计算机就可以解开大量的素数,这些素数对于许多加密系统来说是“密码口令”。普通超级计算机能分解的最大数字为140 位。但据另一位使用量子计算的贝尔实验室科学家洛夫。格罗弗说,量子计算分解140 位长的数字比目前的速度快10亿倍。格罗弗说:“至少在理论上量子计算的前景令人大为惊叹……是个在半小时之内可以把互联网的每个角落都搜索一遍的搜索引擎。是个‘暴力’解码机,可以在5 分钟内解开按‘数据编码标准’(银行和多数企业都使用这种编码标准)传输的信息。”
  量子计算机也可以加速破译大量的截获通讯数据——国家安全局说它像一个“扫描器”——能够找到每一个关键的字、词,如果幸运的话,甚至可以有“惊人的发现”。“惊人的发现”往往在所破译的密码系统中很反常,有时甚至难以捉摸。
  比如说,它可能是俄国的密码程序中的纸漏之处,或是硬件不完善,甚至传输程序混乱等问题。一旦发现了诸如此类的差错,国家安全局的密码破译员就可以用这种大功率的“暴力”解码机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1998年4 月,量子计算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麻省理工学院、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巴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英国牛津大学等研究人员宣布他们已经成功制造出可用的量子计算机,计算机的处理器由在氯仿中酿出的大堆氢原子和氯原子组成。数字转换使用的是最小的信息单位量子二进制。传统的计算机是M 进制,用0 或1 来表示。而量子M 进制则可以同时使用二者。量子计算机不再只是黑白两色,而将变得五颜六色。
  约翰。马尔科尔曾长时间为《纽约时报》追踪报道这一事件。据他说,1999年7 月可以算做另一个里程碑。在惠普公司和洛杉矾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宣布,他们已成功地制造出电子逻辑门的雏形——这是计算用的一个基本部件一其厚度仅为一个分子大。4 个月后,惠普公司的科学家说他们又取得了另一个突破,他们制造的超微型导线,粗细还不到12个原子。
  用普通术语解释,量子计算机就是一种能同时进行很多超高速运算的机器。现今,要想打开或锁上一个复杂的密码系统,不像过去超级计算机要一个接一个去试10的15次方个不同的钥匙,用量子计算机可以同时去试这些钥匙。物理学家预测,有一天这种机器要比现今所用的功率最大的超大型级计算机都快上千倍,甚至上百万倍。
  对此发现,神秘城的密码破译员们奔走相告。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安全局秘密资助的量子研究小组领导人里查德。休斯补充说:“这是很重要的一步。更有趣的是,人们通过量子计算机找到了最简单的算法。”
  另一个参与分子电子学研究的是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这个国家安全局的长期合作伙伴对于推动计算方法的改进也助了一臂之力。在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工作的科学家们最近预测能把只有一层厚的小分子群制作成转换器和晶体管。他们认为,通过这样的发展,将来计算机比现在最快的PC机快千亿倍。赖斯大学化学教授、致力于分子规模研究的詹姆斯。图尔说:“可以想象,一台分子计算机所装有的晶体管比世界上所有计算机装的晶体管都多”。
  然而,在城的另一边,编写密码的人们听到这个消息则持谨慎的欢迎态度,他们担心如果某一国家发现如何利用量子计算的功率和速度,而美国还没有开发相应的防御措施,那么很可能会对国家安全局强大的密码系统构成潜在威胁。1999年,日本电气公司已在研制量子二进位固态装置上取得了很大发展。日本电气公司的曾根淳一说:“我们已在固态集成量子门上取得很大发展,如果用目前的超级计算机,把200 位的数字分解成因子要用万亿年的时间,而现在用量子计算机只用不到一个小时即可。”和量子计算机一样让人感兴趣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安全局参加了一系列“大跃进”会议,会议的议题是如何使计算机运行速度达到10的18次方或更快。未来的计算机——现已装有循环冷却系统、泡沫状氟化物和人造血浆——可能会一部分用机械零件,一部分用生物部件。
  到2001年,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一直积极尝试通过改变普通的E 型大肠杆菌,让其发挥电子线路的作用,从而把数字和生物紧密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可以使计算机零件具有独一无二的再生功能。通过这样一个过程,许多几乎一模一样的处理器就可以“生长”出来。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专家哈罗德。坎贝尔森说:“我们想一车一车地把处理器制造出来。”坎贝尔森和他的同事希望有一天能在生物材料上制作线路板,他们把这一过程叫做非晶体计算。这样,就把活细胞置人了数字逻辑线路。然而,由于细胞只有活着时才能进行计算,所以上百万或上十亿的小生物元件必须置人最小空间。
  朗讯公司所属的贝尔实验室也正从事“活”计算机的研究。他们从脱氧核糖核酸(DNA )提取分子大小的“”马达“,马达非常小,3000亿个马达才相当于一滴水大小。据贝尔实验室物理学家伯纳德。尤尔克说,最终可能将电子元件和DNA 结合在一起。通过将DNA 纤维连结起来,可以使计算机产生难以置信的速度和存储量。
  国家安全局最终也许能秘密地制造出一台快速、兼容且效率高的计算机,这台计算机速度为10的15次方或更快,大小可装在一升的容器里,而只用10瓦功率来驱动:这样的计算机就会成为人的大脑。
  致谢我要向帮助《秘密机构》面世的人们致以最诚挚的谢意。国家安全局局长迈克。
  海顿中将勇敢地将安全局的大门打开了一道缝隙。美国情报界老前辈约翰工。莫里森少将(退役)总是彬彬有礼地为我指明研究方向。德博拉。普赖斯以其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出色的幽默感来应对我根据《情报自由法案》提出的无穷无尽的要求。朱迪思。埃梅尔和科林。加勒特指导我如何穿越迷宫般的“神秘城”。国家安全局所属国家密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杰克。英格拉姆。戴维。哈奇博士、珍妮弗。维尔考克斯和罗恩纳。克拉夫为我研究安全局的历史提供了许多帮助。
  至关重要的帮助来自战斗在电讯情报战第一线的人们,他们是:乔治。A.卡西迪、理查德(。施米克尔、马文。诺维奇、约翰。阿诺德、亨利。O.拉克菲尔特、戴维。帕克斯、约翰。马斯特罗、韦恩。马森、奥布里。布朗、约翰上。德欣尼、布赖斯。洛克伍德、理查德。麦卡锡、唐。麦克莱恩、斯图尔特。罗素、理查德。
  E 、科尔、小詹姆斯。米勒以及其他许多人。谨向这里提及和未提及姓名的人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我还要向德怀特。O 、艾森豪威尔总统图书馆的戴维。J 、海特、德怀特。E 、斯特兰贝里和美国暗杀记录审核处的托马斯。E.萨姆鲁克致以谢意。
  最后,我要向促成本书出版的人表示感谢,他们是我在国际创作管理委员会的代理人克里斯。达尔、双日出版社责任编辑肖恩。科因以及比尔。托马斯、贝蒂。
  亚历山大、约兰达、贝纳尔。劳伦。菲尔德、克里斯。明、蒂莫西和肖恩。德斯蒙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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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一生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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